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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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古代文体名,是一種押韻的文體,由楚辭演變而來。賦這種體制是較為特殊的,由外表看似乎非詩非文,而其內卻有詩有文,可以說是一種詩文的混合體。
流變
编辑《毛诗序》把“赋”作为《诗经》“六义”之一,解作「铺」的意思,指「铺陈言志」的手法。「赋」也有朗誦之意,如《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
战国后期赵人荀卿《赋篇》,最早以“赋”名篇,“赋”开始被用作文体的名称。
汉代人看到了戰國屈原、宋玉等楚國文人的楚辭與賦的密切关系,把楚辞和荀卿的赋统称为“辞赋”,并把屈原看作“辞赋之祖”。
西漢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代表的汉赋,多長篇鉅製,又稱「古賦」、「大賦」。
東漢三國延續張衡以後的短小篇幅,題材擴大了,也更富有抒情的成分。代表性作品是曹植的《洛神賦》、王粲的《登樓賦》。
西晉時,陸機的《文賦》,是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著作,而左思的《三都賦》,一出現即造成了「洛陽紙貴」的效應。向秀的《思舊賦》為悼嵇康而作,深切而感人。到了東晉,陶淵明著名的《歸去來辭》是辭賦中的名篇,沒有半點雕琢,真實描繪了脫離官場、回歸田園懷抱的喜悅心境。
到了齊、梁,由於沈約、王融聲律學的鼓吹,且駢文流行,因此出現骈赋。代表作品有庾信《哀江南賦》、《小園賦》、鮑照《蕪城賦》、江淹《別賦》。
唐代盛行科举考试专用的律赋,律賦過份注重音韻的協調,與對偶的工整,文學價值不高。中唐至宋朝古文運動興起,則趋向散文化的「文赋」,又稱「散賦」,比較有文學價值,文賦的特點是:廢棄駢律的限制,駢散結合,形成一種自由的體裁。精彩的作品有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脩的《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
明代八股文盛行,賦又發展出了「股賦」。
解析
编辑赋在汉初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体制。它继承《楚辞》形式上一些特点,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又吸收了战国纵横家铺张的手法[1],内容上着力“体物”,也注意到“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2]此外,赋趋于散文化,经常使用排比、对偶的整齐句法,既自由又谨严,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
古人寫賦大都是虛構。漢朝的賦更是充滿神話色彩,桓谭的《仙赋》对神仙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天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刘歆的《甘泉宫赋》描写:“回天门而凤举,蹑黄帝之明庭。冠高山而为居,乘昆仑而为宫。按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闳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张衡的《西京赋》稱“清渊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司马相如曾言:“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3]姚鼐稱《大人赋》说:“此赋多取于《远游》。《远游》先访中国仙人之居,乃至天帝之宫,又下周览天地之间,自于微闾以下,分东西南北四段。此赋自横厉飞泉以正东以下,分东西南北四段,而求仙人之居,意即载其间。末六句与《远游》语同,然屈子意,在远去世之沈浊。”[4]。汉赋的构篇方式還有一個特點是一問一答,所謂“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
杜牧的《阿房宫赋》即通过夸张的手法来展现阿房宫,甚至說“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鲍照的《鹤舞赋》中认为鹤是胎生。《日知录》卷十九云:“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钱鍾書亦表示“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5]
注釋
编辑- ^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惠施问难也……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
- ^ 《史通·杂说篇》曰:“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诸;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
- ^ 《西京杂记》
- ^ 《史记会注考证·司马相如传》
- ^ 《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6~1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