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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登堡部队

此条目介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特种部队。关于名称相仿的德国邦，请见“勃兰登堡”。

勃兰登堡部队（德语：Brandenburg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一支特种部队[1]。该单位由德国情报机构“阿勃维尔”于1939年间建立，起初仅负责军事情报侦搜、渗透与敌后破坏等任务；其成员主要由受纳粹主义思想感召的海外德意志裔志愿人员组成，因此成员多半精通外语，通常也对任务地点或作战区域的地形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勃兰登堡部队
Brandenburg
1944年10月16日，铁拳行动过后的奥托·斯科尔兹内（左）与前勃兰登堡成员亚德里安·冯·福克萨姆（英语：Adrian von Fölkersam）（右）
存在时期1939－1945年
国家或地区 纳粹德国
部门 纳粹德国陆军
功能特种作战
特别侦察（英语：Special Reconnaissance）
空降作战
隐蔽行动
两栖作战
规模连（初期）
营（1939年12月）
师（1943年2月－1944年3月）
装甲掷弹兵师（1944年－1945年）
直属阿勃维尔
驻军／总部 纳粹德国施滕达尔
别称Brandenburg
参与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
指挥官
著名指挥官西奥多·冯·希佩尔（英语：Theodor von Hippel）
亚德里安·冯·福克萨姆（英语：Adrian von Fölkersam）
标识
师徽章
头盔
1944年袖章

勃兰登堡部队通常由不同的陆军单位指挥，并广泛于东欧、非洲南部、阿富汗、中东与高加索等地区执行任务。战争后期，该部队的部分单位亦奉命至南斯拉夫等地清剿在地的游击队。勃兰登堡部队于战争结束前数个月被改编并整并为装甲掷弹兵师。战争结束时，部分部队成员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向英军投降，但仍有大量队员凭借优秀的反侦搜技巧躲过了盟军的追捕，最终去向不明。

背景与成员资格 编辑

组建勃兰登堡部队的构想原先由陆军情报军官西奥多·冯·希佩尔（英语：Theodor von Hippel）上尉所提出。希佩尔最初向魏玛防卫军提出该构想，但遭后者回绝；他因此与情报机关阿勃维尔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接触。希佩尔向卡纳里斯表示一支接受过敌后作战训练且精通外国语言的小型战术单位将可有效扰乱并破坏敌军的指挥、通信与后勤系统[2]。卡纳里斯起初反对这项提议，认为这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径无异；他甚至开始怀疑希佩尔提出这种构想的动机。不过，希佩尔并未就此放弃，而是转而游说其上级长官黑尔姆特·格罗斯库尔特（英语：Helmuth Groscurth），后者亦十分支持这项构想；两人更于1939年9月27日会面商谈此事[3]。两人见面后数日，陆军参谋部便下令授权建立一支“在西部运作的敌后作战连队”[4]。作为阿勃维尔第二部门的一员，希佩尔奉命负责建立该单位[5][注 1]。

勃兰登堡部队以小股单位的方式渗入敌后，专责从事破坏与反破坏工作。尽管该单位经常能以极低的伤亡完成任务，但仍有许多抱持传统观念的德国军官认为勃兰登堡部队是无用而多余的[6]。部队的多数成员均精通外国语言；这项优势在1940年该单位伪装为接驳船船员潜入荷兰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941年，勃兰登堡部队更以伪装为塞尔维亚工人的方式渗入南斯拉夫。在巴巴罗萨作战开始前，勃兰登堡队员便早已借着俄罗斯劳工与士兵的伪装在苏联境内活动多时。除此之外，部队甚至在德军开赴北非前便先行潜入直布罗陀海峡地区侦察盟军舰队的动向[7]。勃兰登堡部队所直属的阿勃维尔第二部门在陆军、空军与海军等军种内均设有一独立的子单位，其功能与勃兰登堡部队类似[8]。

由于其先天性质与任务的特殊性，勃兰登堡部队的许多作风均与传统士兵迥异。部队成员会与敌军士兵聊天、阻挠敌军命令的传达、误导车队的行进方向并扰乱通讯，同时收集情报[7]。在主力部队正式入侵苏联以前，勃兰登堡部队便已控制了敌后数座桥梁与重要的战略设施；这样的敌后工作持续了数周，直至正规部队抵达才终于告一段落[7]。

隶属于阿勃维尔第二部门的情报军官埃尔温·冯·拉豪森（英语：Erwin von Lahousen）中校在勃兰登堡部队下组建了数支由会说波兰语的西利西亚德意志裔成员组成的战斗小队，专门渗入敌后占领重要据点并等待正规国防军部队前往接收[9][注 2]。这些战斗小队的首批成员均为德国公民，且多数从未于军队中服役过；他们仅有限度地接受了阿勃维尔的训练，并由陆军军官带领作战。这种情况在波兰战役后因多数战斗小队成员进入国防军服役而有所改变。尽管事前训练不足，但战斗小队的任务要求却往往非常高[10]。队员必须身手敏捷，能够就地取材，拥有高度向心力与团队精神，同时还必须精通至少一种外国语言并能与该国国民交涉；此外，其体能表现的要求也相当严格[11]。尽管早期的勃兰登堡部队对成员的加入资格设有极端严苛的条件，但这种情况却因至战争后期该部队与正规德军的整并而逐渐消弭[12]。

第二次世界大战 编辑

1939年9月波兰战役爆发前夕，身着波兰平民服饰的德国特种部队人员趁着夜色跨越德波边境，企图在入侵作战发动当日日出前夺取关键战略据点[13]；这使他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支参与作战行动的特种单位[14]。1939年9月8日，德国特种部队人员在上西利西亚的城镇希隆斯克地区谢米亚诺维采内处决了6名波兰人，随后又于1939年10月1日在诺威毕托姆（英语：Nowy Bytom）处决了18人[15]。除此之外，卡托维治亦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屠杀事件，最终数百人遭枪决身亡[16]。在入侵波兰后仅仅两周内，勃兰登堡部队已经“屠戮了多达13个波兰城镇与村庄内”[17]。

1939年12月15日勃兰登堡部队由原始的连级规模扩增为营[18]。扩编后，部队奉命开赴罗马尼亚保护当地的油田，稍后又奉派至土耳其守卫该地的铬原料产地[19]。勃兰登堡营如今辖有四个连，分别依据成员背景加以编制划分；大体而言，成员可分为[20][注 3]：

1940年春季在对比利时与荷兰的攻势中，勃兰登堡部队证明了自己在“预先为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占领重要据点”一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21]。勃兰登堡营第3连渗入比利时，埃尔温·冯·拉豪森（英语：Erwin von Lahousen）中校兴奋地回报道：“（勃兰登堡部队）成功夺取了61个目标中的42个，现已由后方的其他单位接手。”[22]由于在比利时与荷兰的出色表现，勃兰登堡部队成为当时西线德军单位中受勋与获奖最多者，也因此赢得了阿勃维尔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的器重与赞誉[23]。1940年5月27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威廉·凯特尔写信向卡纳里斯表示勃兰登堡部队的表现“非常出色”；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稍后在为部队授奖时亦再次引述了此说法。在总规模600人的勃兰登堡营中，共有约75%的成员获得希特勒亲自颁授的铁十字勋章[24]。

勃兰登堡部队于1940年4月参与了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威瑟演习作战，负责夺取丹麦与挪威[25]境内的重要战略设施；该部队稍后亦参与了入侵巴尔干地区的玛莉塔作战中[26]。1941年4月6日，在玛莉塔作战中，勃兰登堡营的成员们成功占领了一座横跨发达河的重要桥梁与多瑙河岸的一处名为“铁门”的谷地。不久后，部队又占领了埃维亚岛[27]。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的初始阶段中，勃兰登堡部队亦奉命在德军正式发动攻势前潜入苏联境内破坏电力设施与通讯缆线，并散播错误讯息[28]。1941年6月28日，部队成功夺取了拉脱维亚南部城市陶格夫匹尔斯境内横跨于道加瓦河的数座桥梁；行动过程中勃兰登堡营第8连成员渡河，并在苏联激烈的反击下戍守河岸阵地长达两个小时[29]。自1942年6月起至1943年2月止，勃兰登堡部队在埃及、利比亚与突尼斯等地秘密执行了大量旨在切断北非盟军补给线的任务[30]。

1942年8月上旬，由62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与苏台德德意志人组成的勃兰登堡小队在指挥官亚德里安·冯·福克萨姆（英语：Adrian von Fölkersam）的领导下深入苏联领土，成为当时渗入距离最远的德军单位。他们奉命夺取并坚守迈科普地区的油田。透过伪装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并驾驶苏联卡车的方式，福克萨姆的小队成功穿越苏军防线，深入敌境。行进过程中，小队成员遭遇大量逃离前线的红军士兵；福克萨姆抓住机会，说服这些逃兵返回岗位，并趁机利用这些红军战士作为掩护在苏军防线间畅行无阻[31]。

勃兰登堡部队的部分单位不久后即被送往巴尔干地区清剿当地的游击队。1944年5月22日，部分被编入第500党卫队空降猎兵营（德语：SS-Fallschirmjäger-Bataillon 500）的勃兰登堡成员参与了旨在抓捕南斯拉夫游击队领袖约瑟普·布罗兹·狄托的跳马作战（德语：Operation Rösselsprung (1944)），但以失败告终[32]。1943年中旬，许多勃兰登堡的下辖单位已撤离巴尔干半岛，并奉派前往为意大利士兵进行缴械。勃兰登堡部队随后亦在纳粹德国空军空降部队的协助下自英军与投降盟军的意大利士兵手中重夺科斯岛[33]。

至1944年9月时，德军对特种部队的需求已不复存在。此时规模已扩张为师的勃兰登堡部队被改编为勃兰登堡步兵师，并奉派开赴东线战场[34]。包含指挥官亚德里安·冯·福克萨姆（英语：Adrian von Fölkersam）在内的1,800名前勃兰登堡成员被改编入党卫队中央猎兵群（英语：Sonder Lehrgang Oranienburg）下辖的第502党卫队猎兵营（英语：Sonder Lehrgang Oranienburg），由党卫队旗队领袖奥托·斯科尔兹内指挥。尽管如此，这些成员在多数时候事实上是与党卫队东方猎兵群一同作战，直至战争结束[35][36]。

勃兰登堡步兵师则与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一同被编入大德意志装甲兵团。1944年下旬，勃兰登堡师扩编了一个装甲团，名称同时被改为“勃兰登堡装甲掷弹兵师”，随后再度返回前线。该师参与了在在梅梅尔地区的激烈战斗；战役失败后，剩余成员与大德意志师一同乘坐渡轮撤往皮劳。残存的勃兰登堡师在皮劳附近的战斗中几乎遭到歼灭，最终仅有约800人成功逃往维斯瓦沙嘴的狭长地带[37]。虽然部分幸存成员于1945年5月战争结束时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向英军投降，但更多成员则凭借高超的藏匿技巧逃过了搜捕，最终去向不知所终。少数成员获选加入法国外籍兵团，并随部队前往法属中南半岛作战[35][注 4]。

附属单位 编辑

柏格曼营 编辑

主条目：柏格曼营（英语：Bergmann Battalion）

柏格曼营（英语：Bergmann Battal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隶属于阿勃维尔的军事单位，由五个由德军军官指挥的连构成，其成员为来自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志愿者。至1941年10月时，营内成员主要由流亡分子与苏联战俘组成。作为勃兰登堡部队的一部分，柏格曼营由西奥多·奥柏兰德（英语：Theodor Oberländer）中校指挥，并在米滕瓦尔德等地与山地猎兵部队一同接受训练。1942年3月时，该营下辖五个连，总计500名德意志人与900名高加索人。

1942年8月，柏格曼营奉派至东线战场，随后即在高加索战役中参与了第一场战斗。该单位接着奉命前往莫兹多克、纳尔奇克与矿水城等地执行反游击与侦察任务，同时在格罗兹尼地区实施颠覆活动。1942年年底时，柏格曼营成功突袭了一处苏军防线，俘获300名红军投诚者，并掩护了自高加索地区撤退的德军部队。1943年2月，柏格曼营在克里米亚与苏联游击队以及正规部队爆发了一系列战斗，最终与其他东方集团军一样，于1943年年底遭到击溃。规模已大幅缩水的柏格曼部队奉命转往波兰与希腊等地执行警察勤务[39]。

夜莺与罗兰营 编辑

正式名称为“夜莺特种任务群”[40]的夜莺营（英语：Nachtigall Battalion）与正式名称为“罗兰特种任务群”的罗兰营（英语：Roland Battalion）是隶属于勃兰登堡部队第1营的的附属单位。两者的前身“乌克兰集团军”于1941年2月25日由阿勃维尔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建立，其成员主要由波兰占领区内拥有乌克兰血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构成[41]。

1941年5月，德军指挥部决定将规模700人的乌克兰集团军分为“夜莺”与“罗兰”两个营；其中夜莺营于波兰西南部村庄纽汉默（英语：Świętoszów）内进行。乌克兰方面的指挥官由罗曼·舒赫维奇出任，德军指挥官则由西奥多·奥柏兰德（英语：Theodor Oberländer）担任。前勃兰登堡成员汉斯－阿尔布雷希特·赫兹纳（德语：Hans-Albrecht Herzner）中校受命出任军事指挥官。夜莺营获发传统的德国国防军制服，但在进入利沃夫前，成员在肩膀上系上蓝色与黄色的识别标记[42]。相对于穿着正规国防军制服的夜莺营，罗兰营成员只获发了绣有黄色臂章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制服；臂章上则以德语写着“Im Dienst der Deutschen Wehrmacht”（意为“服役于德国国防军”）。除此之外，罗兰营所使用的头盔还是奥匈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过时产品[43]。

约有350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追随者在阿勃维尔设于赛伯尔斯多夫的训练中心内接受训练。1941年11月，乌克兰集团军内的乌克兰成员被改编入第201卫戍营（德语：201st Schutzmannschaft Battalion）。该营规模共650人，且仅在白俄罗斯短暂服役一年后便遭解散[44][注 5]。

参考资料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起初，希佩尔所组建的单位获命名为“德意志连”（Deutsche Kompagnie），但稍后于10月25日更名为“第800工程教导连”（Baulehr-kompagnie 800）；1940年1月10日再度更名为“第800特种任务工程教导营”（Bau-Lehr-Battalion z.b.V. 800）。不过，因该单位最早的永久驻地为勃兰登堡，故获得了“勃兰登堡部队”的昵称，也成为该单位最广为人知的称呼[4]。
  2. ^ 该单位的多数成员均是因触犯微罪而逃离波兰的平民。
  3. ^ 勃兰登堡营尚辖有一个机车排与一个空降排。
  4. ^ 由于其任务的特殊性与危险，仅有非常少数的勃兰登堡成员幸存至战后[38]。
  5. ^ 解散后许多成员，尤其是军官加入了乌克兰反抗军；另有14人稍后于1943年春季加入了第14加利西亚党卫队志愿者师。参见：Боляновський А.В. Дивізія «Галичина»: історія — Львів: , 2000.。

引用 编辑

  1. ^ Lew 1997, The Brandenburg Commandos.
  2. ^ Höhne 1979，第376页.
  3. ^ Höhne 1979，第376–377页.
  4. ^ 4.0 4.1 Höhne 1979，第377页.
  5. ^ Higgins 2014，第9页.
  6. ^ Lucas 2014，第10页.
  7. ^ 7.0 7.1 7.2 Lucas 2014，第5页.
  8. ^ Lucas 2014，第17–18页.
  9. ^ Duthel 2015，第22–25页.
  10. ^ Witzel 1990，第119–120页.
  11. ^ Witzel 1990，第120页.
  12. ^ Witzel 1990，第128页.
  13. ^ Bassett 2011，第177页.
  14. ^ Schuster 1999，第657页.
  15. ^ Jankowski & Religa 1981，第100页.
  16. ^ Warzecha 2003，第55–60页.
  17. ^ Gilbert 1989，第8页.
  18. ^ Adams 2009，第50页.
  19. ^ Witzel 1990，第121页.
  20. ^ Higgins 2014，第10页.
  21. ^ Bassett 2011，第191页.
  22. ^ Höhne 1979，第414页.
  23. ^ Höhne 1979，第414–415页.
  24. ^ Höhne 1979，第415页.
  25. ^ Spaeter 1982，第47–54页.
  26. ^ Higgins 2014，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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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Bellamy 2007，第183页.
  29. ^ Spaeter 1982，第144–150页.
  30. ^ Spaeter 1982，第250–273页.
  31. ^ Higgins 2014，第50–52页.
  32. ^ Eyre 2006，第362–370页.
  33. ^ Smith & Walker 1974，第116–127页.
  34. ^ Adams 2009，第51页.
  35. ^ 35.0 35.1 Higgins 2014，第76页.
  36. ^ Dear & Foot 1995，第122页.
  37. ^ Bartov 2001，第10页.
  38. ^ Schuster 1999，第657–658页.
  39. ^ Hoffmann 1991，第46–47, 56, 195, 267页.
  40. ^ Abbott 2004，第47页.
  41. ^ Patrylyak 2004，第271–278页.
  42. ^ Patrylyak 2004，第272–277页.
  43. ^ Patrylyak 2004，第287页.
  44. ^ Patrylyak 2004，第371–382页.

图书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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