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

(重定向自朱熹哲學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又称性理学,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宋朝以后由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它有不同的名称,如上帝等),而且它是善的,它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来源请求]

朱熹《四书集注》,明朝成化十六年吉府刻本,藏于山东博物馆

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于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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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继后有程颢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朝、明朝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大量融入了佛家道家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濬陈献章……等。细分来讲,陆王(陆九渊王守仁)、濂溪(周敦颐)与理学有所差异,而更背道而驰,万不可混为一谈。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于一家。但是朱熹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类似于同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大大改革了万事以宗教为重的思潮,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伦理道德便是三纲五常,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朱熹而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程颐答,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程颐以此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朱熹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熹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1]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的论述,作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敦颐、二程、张载)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2]。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对程朱理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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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3];“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4];又批程朱“徒见道于纸,谈道于口,考道于笔”[5]。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6],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7]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极力破除“吃人的礼教”[8],甚至对理学有一致的观点,主张中国的衰落自宋开始,其中,朱熹的理学曾被认为是所有这些衰落的罪魁祸首[9]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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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张载王夫之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程(程颢程颐)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陈亮叶适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载与王夫之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宋代传入日本,形成了日本朱子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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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清道光年间《休宁县志》卷一、卷十六记载,休宁县在明代有“节妇”、“烈妇”四百余人;自清初至道光年间多达两千余人。
  2. ^ 熊赐履:《下学堂札记》卷之一
  3. ^ 《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4. ^ 习斋记余·未坠集序》
  5. ^ 《习斋记余·曲阜祭孔子文》
  6. ^ 《习斋年谱》卷下
  7. ^ 《朱子语类评》
  8. ^ “吃人的礼教”一语出自吴虞〈吃人与礼教〉一文:“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这真是残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地都会吃起人肉来。就是现在的人,或者也有没做过吃人的事,但他们想吃人,想咬你几口出气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该文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日出版)。
  9. ^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最终章

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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