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起义

自立军起义
日期	1900年8月9日—22日
地点	中国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
结果	清政府胜利
参战方
清政府	自立会（维新派）; 袍哥会 ; 兴中会
指挥官与领导者
张之洞(总指挥); 吴元凯; 张彪; 刘坤一(两江总督); 黄少春(长江水师); 王之春(安徽巡抚);	唐才常(总指挥) ; 梁启超(副总指兼募饷); 林圭 ; 秦力山; 吴禄贞; 毕永年(哥老会); 孙中山(兴中会)
兵力
约1万8千人	约2万人
伤亡与损失
略	死伤上千人

自立军起义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时期，由唐才常所发起之起事，又称唐才常起义，目标是推翻慈禧，建立光绪君主立宪政府，普选国会议员；结果事败。此事件激发了维新党人同情革命，是革命历史转捩点之一。

1900年，华北发生义和拳之乱，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1900年3月改名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维新派、清军士兵、革命党、以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

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康有为与梁启超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用以接济义师。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召开了中国议会，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营救光绪皇帝，建立满人天子、汉族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

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揽了孙文的部分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最后却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许诺的金钱资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了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袖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随后孙文等人于惠州起义，亦失败。

背景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

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爆发，开打不久即决胜负。中国与日本同在几十年当中努力于西化，且同样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却能轻易地大败华夏帝国，中国知识分子皆认定日本之能够战胜大清，是因能在政治上先全盘西化，而清廷始终被跟不上时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举人，因公车上书事件一炮而红后，与梁启超在京都组织强学会。^[2] 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接下来一个月，俄军进驻了旅顺，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再要求进一步地拓展九龙新界，法国也趁机占领了广州湾，日本更是大打厦门一带主意，清廷面临了被西方各国瓜分的危机。当时光绪皇帝欣赏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让他在1898年4月于北京成立了保国会。

甲午战争后容闳认识了同样口操广东方言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因他曾长期居住于美国，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容闳十分倚重。“保国会”成立当日，容闳亲自到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3]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维新于焉开锣。^[4]

大清光绪皇帝像明信片

维新运动与早前的自强运动之不同，在于它着重于教育改革与政治改革，最终目标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光绪帝一开始就重用谭嗣同、杨锐、林旭与刘光第这“四小臣”，执行“重用小臣、架空大臣”、“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等激进维新主张，范围于教育与政治之外，更涵盖了经济建设、西洋军事训练等，一时风起云涌，似乎前途一片大好。但年轻的光绪帝过于天真，康、梁、容、谭、杨、林、刘等理想家又不切实际，虽然维新改革的方向正确，但火急硬推，妄想在百日之内就要让全中国改头换面，没考虑“废八股改策论”、“改庙宇办学堂”等政策，会刹那间截断数百万焚膏继晷学子的出路、更扼杀了数千万佛教僧侣与全真道士的生路。有日康有为受光绪召见，走到朝房时与荣禄不期而遇，于是谈起变法，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竟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登时令荣禄变脸。变法大戏紧锣密鼓之际，慈禧稍早却已退居颐和园。表面上她任由光绪去变法，但暗地里内心并不是如此安祥笃定。一群顽固大臣早已向她哭诉维新对他们造成极大损害与不便，更有人危言耸听，说在甲午战争中大败大清的伊藤博文，马上就会出任新政府里的重要客卿。

袁世凯(1892至1899)

到了9月15日，光绪多次探刺慈禧，察觉慈禧对他的作为大不满意后，马上召见杨锐并给了一道密谕，说“朕位已不能保”，要各维新小臣“共谋良策”。于是康有为找来维新党人，跪读诏书一起痛哭后，决定由谭嗣同来诱胁袁世凯，让他起兵先杀了荣禄，再包围颐和园，然后由毕永年率领武士入内捕杀慈禧太后，立大功以救光绪。^[5] 袁世凯几乎被谭嗣同说服，差点就要与维新派一同捕杀慈禧，但到了最后关头却将围攻颐和园的计谋一股脑儿向荣禄与慈禧吐露。在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一声不响地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并囚光绪于瀛台，自己重掌大权。是为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开锣一百日便被强制下档。^[6]

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抓维新党人，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们一同商讨如何请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等来营救党人，保护皇帝。^[7] 康有为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到上海，后改乘英国军舰到香港，再由孙文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陪伴东渡日本^[8]；而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也帮助梁启超脱逃，让他乘火车到天津，再搭日本军舰到日本。容闳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再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合作

1900年时的孙文

《西学东渐记》里的容闳像

梁启超联合维新派与革命党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枪杆子来暴力革新了。其实在“戊戌政变”之前，维新派与革命派就多有联系。^[9] 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又同成天涯沦落人，有鉴于此，宫崎滔天、犬养毅（日本当时之极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热心中国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10] ^[11]

过了一年多，兴中会与维新派合作的机会来了。1900年夏，义和团十万之众进入北京，大肆屠杀洋人与信洋教的中国信徒，引发庚子事变，最后导致八国联军进据北京，逼得慈禧与光绪逃离京都，避难于西安。^[12] 虽然东南各省依东南互保来避免被战事波及，但全中国在一段日子里还是处于无中央政府的危险状态，两派人士都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此时发难最有成功几率。早在义和团拳匪还局限于山东与直隶时，容闳便已积极往返新加坡，会见康有为，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以及前台湾民主国的义勇军统领丘逢甲等拉线，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的细节。容闳更与“兴中会”里偏向杨衢云的一派人有直接联系。比容闳小三十七岁的族弟容星桥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曾考入耶鲁大学，在1891年与孙文义父关元昌之女关月英结婚，在婚礼中结识孙文，从此成为挚友。孙、容与关景良（关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称，容星桥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兴中会”，以孙文在汉口代表的身份在当地联络革命友人。^[13]

孙文与梁启超对中国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识，认为要成功必定要双方同志携手并进。梁启超还写信劝他的老师康有为早早退休，以便由梁来主导两派的合作。当时人在加拿大的康有为收信后大发雷霆，派人至日本强押梁启超离开是非之地的东京，让他到夏威夷开拓保皇会（中国维新会）。虽说如此，梁启超在夏威夷还是致力联合，他甚至说要“举皇上为民主总统”，始能结合两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标，藉以联合革命与维新力量。时机紧迫之际，各党皆派遣菁英遍至中国各地招兵买马，但各自计划的武装起义仍都暗地里互通信息，皆以联手一举而消灭奄奄一息的清廷为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朝廷的汉人大臣则如坐针毡，但同时又蠢蠢欲动：虽说清廷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如果他们个人能在朝廷、八国联军、与各种维新革命组织这些选择中下对注，那么前途会更光明也未可知。1900年的前半年间，全国从个人至大小团体，上至清廷大员、下至会党会众，都在私下与其他团体连络互动，却又同时互探底细。^[14]

袁世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从1882年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开始便步步高升，到了1900年初补授山东巡抚后，袁世凯已成清廷汉臣的后起之秀，俨然与东南三督的刘坤一、张之洞及李鸿章比肩齐名。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将围攻颐和园的计谋向荣禄与慈禧吐露，赢得了内廷的信任。1900年义和团拳匪全盛时期，袁世凯虽身处济南府，但有军机处的荣禄日遣驿马“八百里加急”从断了电讯的北京来回传递信息，可说是坐知千里，而他因先前出卖过维新派，已不能再走背叛清廷的这条回头路，于是袁世凯在列强中全力周旋，将济南府在一夕之间转变成列强与困于北京各公使的通讯枢纽，因此他获得了西方各国的信任与赞美，这也与辛亥后各国普遍支持袁世凯当总统的情况大有关系。^[15]

但其他汉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已无顾忌。在慈禧还未向十一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都只袖手旁观，坐看情势发展。当时维新党人除了领头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外，绝大部分都是从湖南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因湖南维新党人与张之洞有极深的渊源，便分别游说两湖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想赢得他们支持维新派的武装起事。^[16] 兴中会方面则是由孙文的老师何启拟定了一份两广独立计划，再由港督卜力负责接洽两广总督李鸿章，欲举李鸿章为独立后的大总统。

筹备东南大起义

毕永年

吴禄贞

这个伟大的联合武装起义在当时虽无正式名称，但不管维新党或是革命党，都通称此计划为长江中下游与广东的中国东南大起义，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安徽与广东，武装力量则由几万人的会党群众与清军士兵组成。“会党”的力量来自遍布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与两广的三合会，此两会皆是洪门（天地会）的支派，在毕永年与宫崎滔天的努力下，两会于1899年冬与兴中会结合，成立了兴汉会，并一致推选孙文为总会长，以便伺机在湖北、湖南与广东同时大举。^[17] 军人同志中有一部分从张之洞训练的新军而来，湖北新军身处于两湖维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传播维新信念者，加上张之洞遣派优良学子赴日留学，他们在日本与革命党人接触过后，皆兴奋地将革命信念带回两湖新军。除此之外，长江水师与绿营中人受“哥老会”熏陶后，也都积极投入起义计划。

这个群聚里人际关系复杂，但大多数都在维新与革命阵营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闳、毕永年、林圭等。^[18] 许多主要成员甚至身兼维新党与革命党的双重领袖身份，比如起义时任前军统领的秦力山与吴禄贞就是。^[19] ^[20] 1899年终唐才常和林圭离开日本，返国准备起义事宜时，孙文、梁启超、与宫崎滔天就都同来送行祝福^[21]，孙文还特别关照林圭返湘汉之后，务须与在汉口的容星桥接洽。稍后在1900年4月，容闳代表维新派，同香港的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杨衢云、谢缵泰等联系，继续商讨两党联合起义的细节。

另一个凝聚维新党与革命党的外来力量，则出自于日本的“东亚同文会”。此会由“玄洋社”的子会“东亚会”（包括著名日本浪人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乐善堂”的子会“日清贸易研究所”与“同文会”（日本驻华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及日本政要（如犬养毅等），在1898年10月戊戌政变后结合而成，成为中国改革阵营赢取外部支持的一股关键力量。因此不论是维新党或革命党皆积极寻求“东亚同文会”在人力、财力、与战略上的支持；而“东亚同文会”也乐得相助，希望借机扩大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力量。^[22] ^[23]

宫崎滔天星洲入狱

李鸿章

热心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

就在大起义蓄势待发的时刻，半路忽然杀出了个程咬金刘学询。刘比孙文大六岁，是孙的同乡，进士出身，却靠操纵赌博致富。他1893年就与在广州行医的孙文结识，在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中曾担任“农学会”发起人之一。后来刘学询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靠着他与孙文的旧关系，成了1899年后半至1900年初孙文与李鸿章间的沟通桥梁，以“两广独立”为前提来拉拢两方人物。但直到1900年6月中旬，慈禧处理义和团的对策到底是剿是抚，还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逼得李鸿章只能首鼠两端，其“两广独立”策略暂时也只得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处理。

情况一直要到6月15日才算明朗化。那天军机处忽然传下旨意，要原先因荣禄之排挤下放两广的李鸿章迅速回京擘画剿匪，而身膺大任的李鸿章因此投鼠忌器，只得暂缓“两广独立”。哪知道这个刘学询原来自1898年戊戌政变后就身怀密任，是慈禧批准与遣派的暗杀队主持人，专门追杀康有为及维新党人。此时的刘学询仍想借刀杀人，就继续设法以“两广独立”套孙文上钩，但这次却要求兴中会要拿康有为的项上人头作“投名状”，为此刘学询还特地拿出三万元给孙文的代表宫崎滔天，作为暗杀康的头款。而孙文这方面也乐得将计就计，将到手的钱用于起义事宜，两人并计划分别搭船至新加坡，欲将此事件告知康有为。

没想到刘学询老谋深算，同时亦在康有为阵营反押一注。他早已算定即使不能让孙文等执行暗杀任务，也要让维新与革命的合作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抢在宫崎滔天还未抵达星洲前就匿名向新加坡放出消息，说“有日本刺客受雇要来谋害康有为”。宫崎滔天抵星洲欲见康有为，立时成了康有为门人的两难，他们发现原来刺客便是两年前解救康有为脱离戊戌政变的恩人。康有为与门人在反复推拒后终于还是向新加坡政府报了警，于是宫崎滔天一行人7月6日便被捕下狱，迨孙文抵达已无补于整个局面之挽回。而原本便看不起孙文的康有为，为此更与孙文反目成仇，使居中调解的梁启超有心无力，他的恩师康有为从此不再与革命党人来往。^[24]

中国议会

唐才常

章太炎

“刺客事件”发生时，慈禧又转而支持义和团，在1900年６月21日下诏向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但东南各总督公然抗命。他们对列强解释，说宣战是朝廷在义和团胁持下所发的“乱命”，仍坚持与外国各使节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东南各省遭受战火牵累，这便是近代中国史上所称的东南互保运动。

同时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界，一群人则正殚精竭虑地为了近在眼前的联合起义而准备，其主要筹划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5] 唐与戊戌政变时被杀的谭嗣同是同乡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贤能的光绪帝以续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宪计划。与唐同乡的毕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谭嗣同与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南学会，三人是维新运动里公开鼓吹西方民权自由的激进派，立场介于传统维新党人与孙文的革命派之间。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26] ^[27]，又在1900年3月改名为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清军士兵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使两湖的准备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绪。^[28] 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容闳从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维新党人，而容星桥也从汉口赶至上海，成为革命党人的代表之一。^[29]

1900年7月26日，这批人在上海愚园招开了一场热烈的会议^[30]，有称为中国议会者，也有人称为中国国会。会中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容闳以英文草成对外国宣言，曰：“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议会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杀了慈禧太后，营救光绪皇帝，再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惟会中维新人士占多数，与偏向革命之士针锋相对，还在最后关头为了起义的最终目标不同而起争论。议会招开前不久，毕永年才为了他的挚友唐才常最终不肯放弃“保皇”立场而黯然离去。一年前，梁启超在日本将维新党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绍给孙文，经过了一段革命熏陶，章太炎也学会开口闭口排满。他大闹会场，主张驱除会议中的满人代表与蒙古人代表，并且发誓不与满人光绪同存。闹完后又戏剧性地找来一把剪刀，当场剪断了自己的辫子，以示他不再当满奴的决心，将尚有可为的合作氛围一扫而光。^[31]

自立军发难

中国议会采取了折中路线，虽然力主“保皇”，但也坚持“立宪”与“普选国会议员”；所谓保皇者，取悦维新党人也，而普选者，则安抚革命党人也。盖任由全中国的老百姓自由选出议员，当不会有半个满人中选，自能保证全中国的政治由汉人一手包办。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启超频频以此劝诱革命党人加入联合起义，说这是“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但他在维新派内却又力持“名为革命，实则保皇”之说，让许多革命组织到最后觉得受骗了，纷纷脱离此大联盟，如孙文的“兴中会”与遍布广东的“三合会”便因此没有被正式列入自立军起义计划里。虽然如此，“自立军”里确实仍存有极大的革命力量。当时国内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侨仍普遍支持维新党人，康有为流亡北美洲与东南亚、到处兴办“保皇会”分会，受到华侨的热烈支持，仅北美之行就获得六十万美元钜额捐款。与之比较，革命党的孙文在美国东奔西走，总共也不过就募了个几百块美元。起义固然靠人，确也离不了钱，没有钱就不能置办军火，也不能养活起义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兴汉会”并立誓效忠孙文与革命党的“哥老会”会友来讲，他们在这时也只能对现实低头，终被维新派收买劝服而编入了“自立军”。^[32]

当时新加坡富商邱菽园早先已与容闳商讨联合起义，他认捐的二十五万元也早已汇至，做为起义的基本用费。自立军众人摩拳擦掌，就等着坐镇新加坡的康有为将华侨为“保皇会”所捐的款项汇至即可举事。康有为称手中已握有北美华侨所捐的六十万元，但他扣留了四十万元，只答应将剩余的二十万汇给唐才常。起义日期8月9日前夕他还因自立会中满布革命党人疑惧不已，认为自立军可能劫持他的保皇运动去搞“实革命”，为此他一再拖延汇款，许诺的二十万元最后连一分钱也不汇至，导致自立军粮饷不继而造成一片恐慌，会众纷纷离去，逼得总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义、改订为8月22日。^[33] 原订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军、湖北汉口中军、湖南常德左军、安徽安庆后军、与武汉总会皆按兵不动，却不料统领安徽大通前军的秦力山与吴禄贞因未获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发难，他们一鼓作气占领了大通县城，但终因孤掌难鸣，在与清军激战七日之后退走九华山。^[34]

自立军失败

八国联军士兵

张之洞

同时在华北，八国联军两万人已在8月2日从天津出发，沿着北运河两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与吴禄贞在大通发难时，八国联军已攻破了清军在北仓镇所设的防线，直隶总督裕禄战败自杀。8月9日当天，李秉衡的军队在南下迎敌的路上与联军相遇，败退至通州时部队已经所剩无几，李秉衡最后吞金自杀。自立军大通前军还在大通苦战清军时，八国联军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绪和一众满清权贵仓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怀来县。

这时全中国都屏气凝神，睁大眼睛注视着八国联军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联军赶尽杀绝，欲致慈禧于死地，那“东南互保”的各总督就要执行协议好的独立自保计划。关键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已洞悉“自立军”的整个布署，连起义从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报都已掌握，容闳所草拟的、定于8月24日发给列强的《通告友邦书》，他自然也应该知悉，之所以还任凭自立军在眼皮下自由活动，为的只是观望局势变化，因为随时都还有可能要招揽自立军来助成他自己的独立计划。何况张之洞与此次起义的领导人也都拥有特殊关系，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读于他在武昌创建的新式学堂“两湖书院”，吴禄贞是他公费保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章太炎更曾应其邀赴武汉办报，而容闳曾经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怀来县后，其在8月20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表示光绪帝自责支持“义和团”的不智之举以谢天下，八国联军得此消息后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扩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国至此才终于喘了一口大气，相信洋人不致于要瓜分中国。发布《罪己诏》隔天，也就是自立军起义日前一天的21日，张之洞包围了英国租界里的自立军总部与各机关，当场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字锡珪)等二十多人^[35] ；鉴于他与起义的主事者间的关系，必须立即斩草除根以杜后患，他在次日清晨马上下令将唐才常等悉数杀害。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此恶耗后决定解散部队，不久湖北新堤右军的起事也跟着溃败。接下来两湖、安徽、江苏等各省官府开始全力缉捕“哥老会”会众，杀了上千人。“自立军”起义至此宣布失败，秦力山与吴禄贞逃回日本。^[36]

惠州起义

影响

1900年的庚子“中国议会”与“自立军”事件，是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从“君主专政”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一个心理转捩点。在自立军以前，国内的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华侨皆普遍支持维新党人，革命行动大抵无人敢问津。如孙文1895年发起“广州起义”时还必须假借“农学会”的名义，才能让仕绅从钱包里掏捐革命经费，失败后又被老百姓骂成是一群贼党，可见一斑。1900年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特殊关系，才促进了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携手合作的意愿，虽然联手起义最终仍告失败，但两批人马却已经建立起庞大有效的通联网络。“自立军”的失败更让维新人对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顶，这个卡在被囚的光绪帝与他们之间的庞大官僚制度，逼使维新党人终于承认无法以渐进方法来革新中国的残酷现实。除了少数如康有为等顽固人物还继续保皇，大多数的维新党人都已在1900年后背弃了“君主立宪”运动，自发性地追随了容闳的带头作用，开始铁了他们的心，全力拼“革命运动”去了。

容闳经历了“太平天国”、“自强运动”、“戊戌维新”与“君主立宪运动”，他之一路走来却最终投入革命，实际上已对“保皇立宪”运动划上了大半个句号，并真正把“排满革命”的意识带入政治革新运动的主流。^[37]

注释

^ 时任湖广总督(两湖总督)
^ 维新主张、戊戌变法的概念、康有为、与梁启超，请参阅：《晚清七十年．第三册．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一百年后看戊戌变法〉、〈解剖康有为〉与〈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 容闳与戊戌变法：《容闳评传》，第四章，第二节，〈参与戊戌维新〉。
^ 百日维新的背景还可参考：杨天石，《终结帝制：简明辛亥革命史》（香港三联书店，二○一一），〈体制内改革－戊戌维新运动及其失败〉。全书资料出处有详细注记。
^ 欲从日本人眼光来看“戊戌政变”者可参阅：陈鹏仁译，《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五南出版社，二○○○（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苇书房，一九八七，亚洲上篇及中篇部分），第一册，第五章〈戊戌维新〉、及第六章〈菲律宾革命〉。全书资料出处皆有注记。“戊戌政变”内容详参：杨天石，《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风云时代，二○○九），〈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天津“废弑密谋”是维新派的虚构〉与〈袁世凯戊戌记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全书有注。
^ 戊戌变法始末：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三册．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 有关李提摩太救维新党人请参阅：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 Reminiscences（《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New York :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 266。中文译本，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五，页二四七。
^ 宫崎滔天简介：张家凤，《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下两册，秀威资讯，二○一○），上册，页三○一至三一七。全书有注。宫崎滔天与田野橘次保护“万木草堂”的学生，宫崎滔天劝救康有为离开香港并陪同东渡日本，后又努力撮合康有为与孙文合作，内容详见：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自传》，东京国光书房，一九○二。中文译本，陈鹏仁译，水牛出版社，一九八九，此书有大量译注，更附吉野作造所写三十三年之梦解读、及宫崎之子宫崎龙介所写简介。
^ 一八九六年“兴中会”的冯镜如等在日本横滨组织华侨中文学校，孙文曾推荐梁启超主持，并亲自取名“中西学校”。康有为不希望梁启超离开《时务报》，便派遣另一个学生徐勤赴任。康有为又曰中西二字不雅，将之改为“大同学校”，并亲书匾额相赠。但是到了一八九八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成为官府体制内的领袖，又以帝师自居，才认为不宜再与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有所纠葛。
^ 有关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可参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册，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 有关日本人实际接触中国维新党人与革命党人可参考：《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册与下两。还可参考：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书局重印，上下两册，二○一一），册一，〈革命党与日本志士之关系〉
^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四册．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远流出版社，一九九八。
^ 维新人与革命党人的合作与破裂之简介：《终结帝制：简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两派的合作与破裂》。章节中皆可发现容闳参与保皇与革命运动之蛛丝马迹。
^ 从“同盟会”与“国民党”角度看维新党人与革命党人之合作与破裂，可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与〈正气会及自立会〉。亦可参考《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册．中山先生革命借助国际人士原因》。
^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五册．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远流出版社，一九九八），〈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 唐才常游说张之洞：《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
^ 兴汉会的成立参阅《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自传》与《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兴汉会的诞生》。“哥老会”及“三合会”参见：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二（东方出版社重新编校出版，二○一○）。革命党与洪门各支派的联系参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
^ 毕永年相关事宜参阅：《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与其他相关章节。亦可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九四八。重印更名为《冯自由回忆录：革命逸史》，上下两册，东方出版社，二○一一），〈毕永年削发记〉。
^ 有关秦力山参阅：《革命逸史．秦力山事略》。
^ 有关吴禄贞参阅：惜秋，《民初风云人物》（三民书局，二○○六）上册，第五章〈吴禄贞〉。
^ 有关唐才常与维新党人及革命党人之互动参阅：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上下两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下册，页五七一至五七二。全书有注，下册并附有“自立会”名录、缉捕名单、“自立军”参考文献、唐才常著作目录索引、及总索引。
^ 有关日本各浪人、极权主义右翼、及间谍等团体请参阅：《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下册．国际人士襄助中山先生革命评析》。
^ 有关“东亚同文会”协助维新党人之细节参阅：《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有关“东亚同文会”协助革命党人细节参阅：《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亦可参阅简述：《终结帝制：简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两派的合作与破裂》、及桑兵所著〈“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近代史研究》，二○○六年，第三期。
^ “两广独立”与刘学询在此事件中扮演角色之相关史料众说纷纭，当事人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自传》中或因实不知真实情况、或企图故意掩盖事实而将之模糊显现，却让读者一头雾水。另篇《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宫崎滔天入狱新加坡》则以日本间谍报告与日本官方记录旁证孙文与刘学询之互动。兴中会相关官方记载则可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李鸿章之独立运动》。
^ 有关唐才常的生平、理想及著作：《唐才常年谱长编》上下两册。
^ 有关“东文译社”切确名称，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正气会及自立会》中称“东文学社”，彭泽周则引据田野橘次所谓“东文译社”，参阅：彭泽周，《近代中国之革命与日本》（台湾商务，一九八九），页三三至三四，注六。另《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五八○页叙唐才常致书唐才中亦称“东文译社”。
^ 有关唐才常与“兴亚会”、“亚细亚协会”、“东亚会”及“东亚同文会”之互动，可参考：《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自“论兴亚义会”开始，至唐才常死亡之叙述，页五三七至六三二，惟唐之“兴亚义会”似为“东亚会”之误，见〈“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 有关唐才常介于维新及革命之间的矛盾立场：《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八一至五八五。
^ 有关“自立会”的成立、“自立军”的筹备、及容闳在其中所扮演之角色，请参阅：《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八六至五九九、页六○六至六二七。
^ 许多史书宣称中国议会在“上海张园”召开，恐是受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之误导，详见：《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九九至六○二。
^ 有关中国议会的成立：《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九九至六一○。
^ 有关康有为在海外之募款活动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兴汉会的诞生》，页二○七至二○八、以及《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册．中山先生革命借助国际人士原因》，页四五。
^ 有关保皇党向海外侨胞募集饷糈、最终却汇款不至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八六至五八八、六一四。
^ 秦力山大通之役：《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
^ 田邦璇、蔡钟浩、傅慈祥、黎科、黎桂泉、蔡成煜、汪葆初(字楚珍)、郑保晟、杜子培、李树芳(字莲航)与李炳寰俩父子、唐才中、王天曙、瞿何清、向连升、刘国珊、陈应轸、舒菩生、周七，还有不知名三人约二十多位烈士< [1]^{[失效链接]}
^ 有关张之洞围捕汉口自立军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六一二至六三二。
^ 有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在一九○○年时尚无“革命党”与“立宪党”之分，如：容应萸，〈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也有学者认为容闳在一九○○年后并未马上全心加入革命：刘玉全，〈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辨析〉，二○一一。有关容闳“未全心加入革命”的观点，还可以参见：Lawrence M. 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116 & 257n5。康有为一九○五年访美谒见老罗斯福总统时，容闳为其翻译，此外，容闳还是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在康涅狄格州读书时之监护人，惟这些似乎只是容闳为老友尽地主之谊而已，不足以妨碍容闳从一九○○年后未再参与保皇会运动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