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

郭秉文（1879年—1967年或1969年） ，字鸿声。教育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先驱，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原籍江苏江浦（今南京浦口），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

郭秉文 Kuo Ping Wen(P. W. Kuo)
《中国名人录（第三版）》中的郭秉文照片
出生	1879年 大清江苏青浦
逝世	1967年或1969年 美国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学历 中国上海清心书院 美国伍斯特学院理学士学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

生平

1896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后赴美留学，1911年获伍斯特学院理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1914年著《中国教育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为中国教育制度史的开山之作，以此博士论文获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学人中的第一位教育学博士。留学期间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会长，并兼任会刊主编。1915年回国，应江谦之聘，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代校长，1919年正式出任校长，1921年南京高师改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仍任校长，1925年离职。

1923年起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分会主席。1925年，任中华教育促进会会长。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对中华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1931年受孔祥熙之邀再次回国出任国际贸易局局长，并加入银行金融界，贡献甚多。抗战爆发后，以财政部次长兼中英贸易协会主任身份赴英国争取友邦助力。1945年抗战胜利，出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1957年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逝世。

一生在教育、文化、经济、外交各界奔波，亲任繁务，举重若轻，被尊为“中国哲人”。

创办现代大学

郭秉文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之后，受南高校长江谦之聘，在美国广揽教席。1915年回国，协助江谦以两江师范学堂校舍基础筹建南高，任教务长。1918年3月江谦病退，郭秉文任南高代理校长，1919年9月正式继任校长，刘伯明为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陶行知为教务长兼教育科主任。此时的南高，已经是南方最高学府。1920年4月提议筹建国立大学；9月联名上书教育部“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12月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在南高成立东南大学筹备处；此后以南高之教育、农、工、商四个专修科改归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10月东大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南高学校之各本科仍由南高继续办理。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郭秉文同时担任东大校长和南高校长。1922年12月，郭秉文校长呈文教育部提出，南高与东大设在一处，“职员、教员两校共同延聘，校舍设备亦两校共同应用，名虽两校，实则一校”，提议南高并入东大，教育部对此未表异议；1923年7月，南高校牌撤去，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从参与筹建南高，到改建东大，数年间主持校务，建立起“崛起于东方的现代大学”。他广揽英才，其中延揽了五十位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所延教授，皆一时之选，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教育界遂有“孔雀东南飞”之说。南高东大各科部分名师有：

• 文理科（中文、历史、哲学、外语、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等系）：刘伯明、柳诒徵、王伯沆、张士一、楼光来、梅光迪、吴宓、吴梅、顾实、王易、蒋维乔、 汤用彤、孙本文、林天兰、萧纯锦、周鲠生、朱君毅（朱斌魁）、李玛、凌冰、陈中凡、罗家伦、梁实秋、陈衡哲、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洪芬、张子高、王琎、何鲁、熊庆来、查谦、叶企孙、段调元
• 教育科（教育、艺术、心理学）：陶行知、陈鹤琴、徐养秋、汪懋祖、吕凤子、李叔同、程其保、郑晓沧、孟宪承、陆志韦、廖世承
• 农科（生物、农艺、园艺、畜牧等系）：秉志、邹秉文、胡先骕
• 工科（机械、土木、电机工程）：茅以升、涂羽卿、沈祖玮
• 商科（普通商业、工商管理、会计、银行理财、国际运输各系）：朱进、杨杏佛、马寅初、潘序伦、李道南、沈兰清、胡明复、陈长桐、瞿季安、林振彬
• 体育：卢颂恩、张信孚、麦克乐

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他主持的东大，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现代中大的基础。郭秉文倡行学者治校、学术自由，给教育和学术带来了活力。郭秉文参与创建的南高和东大，为中国科学的大本营，完成了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启蒙中国现代科学的主要团体中国科学社，依托南高、东大，展开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工作。南高、东大率先在中国实行学分制、选科制，改行教学法，开创中国现代科学研究工作，科学名世，人文卓著，称为“东方教育的中心”。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曾派专家来华调查中国各大学的科学研究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东大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等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遂捐赠建造一座当时一流的科学馆，首开中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资助的先例。南高东大声誉鹊起，蜚声世界，为国际教育界所重，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评价东大为“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将来之发达，可与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地区主席，之后连任两届。

郭秉文创办现代大学，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高、东大师生中造就出许多著名教育家，成为杰出大学校长的摇篮。中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大学，多曾由南高东大校友掌校，著名的大学校长有如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河海工科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国立重庆大学校长何鲁，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长叶企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郭秉文现代大学的办学思想和南高东大的校制校风，因而成为开创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营养源泉。

东大实行现代教育和学术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与此同时，在郭秉文、陶行知的倡导和支持下，南高与东大附属学校推动基础教育现代化，从而促成了中国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其中，有教育科俞子夷主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推行新教育，试行设计教学法；有廖世承主持附属中学，试行现代中学教学法，开创中国“六三三制”中小学学制。此外，尚有教育科陈鹤琴主持“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鼓楼幼稚园；鼓楼幼稚园为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其创设的教学体系后来在全国推广，开创发展了中国的幼稚教育事业。在郭秉文的执掌下，南高、东大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系统试验革新，酝酿了壬戌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

告别东大

1924年，就在郭秉文和东大在教育界正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大校长一职，和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人士指称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一番运动后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授意北洋政府于1925年1月6日突然免去郭秉文校长职务。消息传出，师生震怒，以集体退学力争，展开护长运动。2月中旬，汪精卫在《民国日报》刊登答复东大学生的公开信，争论一番亦无结果。郭秉文深知政治险恶，深怕学生受到伤害而悄然离校，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郭秉文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东大易长争端，实则是“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和“党化教育”在中国的抗争之始，随着国民党控制时局能力的增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终以党派势力渗透进入学术教育界和“党化教育”的推行为结局；从此中国进入党化教育锢制学术教育界的时代，并且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东大由此自1925年起进入动荡时期，东大学潮与易长风波历时长达三年之久。1927年8月东大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更名为江苏大学，因师生反对要求更名为“南京大学”而于1928年5月定名国立中央大学，直至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逐步恢复元气。郭秉文在中国创办现代大学的影响，延续久远。

办学思想

郭秉文办学，倡行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

• 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学校是教育、学术性机构，是培养人才、振兴科学之地。非学者不能担当此重任”，“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
• 倡行学者治校。南京高师1915年成立伊始，江谦任校长，郭秉文任教务长，即采民主治校体制，因学校规模较小，行政组织采合议与分任制，学校重大事项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1918年郭秉文任代理校长后，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即一方面确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之责，一方面规定凡学校大政方针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议决。校务会议相当于学校的立法机构，所作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各种常设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将学校的各种事务交由教职员自行办理。经过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会制、校长制与“三会制”并存的学校治理模式，即校董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校长总事校务，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各司其职，评议会议处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议处全校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宜，行政委员会统辖学校行政事宜。
• 提倡学术自由。政治思潮来说，当时学校所在的南京，共产党被当局视为异端赤党，国民党亦处于地下状态，南高、东大却包容著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人文主义、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
• 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自动主义，对在校学生而言，指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种学术、文化、体育活动上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自动主义”的熏陶也培养了学生自治、民主的现代共和国民素养。为推动“自动主义”的实行，学校评议会中专门设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先后聘请深受学生敬仰的刘伯明教授、陶行知教授为主任委员，指导学生自治会的工作。
• 实行“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 （一）通才与专才的平衡，
  • （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 （三）师资与设备的平衡，
  • （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
• 实施“三育并举”：
  • 训育，
  • 智育，
  • 体育。
• 办学上实行学术与事功平衡。尝言：“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安邦立国”。鼓励实验研究，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注重农工商各科专业教育，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郭秉文认为大学应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设立多种学科；同时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科注意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 实行教育与研究平衡，教学和科研融合。
• 注重师资，延揽一流教授。“寓师资于大学 ”；广求智识于世界。
• 注重选材，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入学考试兼采心理测验。
• 平衡专业教育和自由教育。在学制上，改行选科制和学分制以利学生志趣和才智的发挥。
• 注重品格修养，主张以德为本，勉励养成崇高、恬静、雄毅的“国士风范”，如刘伯明所言，“士以气识为先，独宜秉持士林气节，保持朴茂学风”。南高、东大尤重气节士节教育，学校教授也大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重士人气节，一个是重学育人。学校树立起朴厚的学风，南高、东大教授，于自身则勤学潜修，精益求精；于学生则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东大改为中大，依旧是这种校风。中大时期，“中大的教授团，一如中大的校风 —— 朴实而有光辉”，“他们平均起来说，不像其他学校教授在社会上有赫赫之名，他们也从不不安于位的满天飞。他们从不今天北上，举行一个表演性的讲学；明天南下，发表一个政治性的谈话。有时主张科学救国，有时又要民主兴邦，什么都做，就是不肯安静下来教学生读书。中大教授们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岗位，每天带着智慧的微笑，默默的传道授业解惑，散发师道的尊严与光辉”。
• 主张发扬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吸取西方的进步科学文化，融会中西。文科教育须弘扬民族文化，坚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学校将国文列为全校必修，务使学子明白祖国的历史与全貌，明白民族文化的精髓，明白当今之危难与自己的责任。在那个国家积弱、民族自卑泛滥、“西化”之说甚嚣尘上的时代，南高、东大之学衡，以中国现代人文主义先驱刘伯明和国学大师柳诒徵两大精神支柱为领袖，成为固守中国文化的大本营，亦为现代新儒家之滥觞。然而，南高、东大亦不盲目排外，一方面发掘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引进科学新知识，以图中国文化的充实与发展。学校众多日后成为著名自然科学家者，亦常感念母校的人文教育是他们赖以成长的良好条件。
• 秉持“平和协进”的理念。郭秉文认为，为人为事，最终本于“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平”为治学的座右铭，“平”亦办学治事之方针。

书目

•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著作

• 《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

纪念

• 国立中央大学秉文堂（地球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 “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郭秉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略论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郭秉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延伸阅读

[编]

《游美同学录·郭秉文》，出自《游美同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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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职务
国立中央大学
前任： 江谦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第二任 1919年-1925年	继任： 张乃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