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
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德語:Bayerischer Erbfolgekrieg)發生於1778年7月3日至1779年5月21日,是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君主國與薩克森和普魯士同盟之間,因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絕嗣之後,就巴伐利亞選侯國的君權繼承問題而產生的爭端。哈布斯堡家族試圖主政巴伐利亞,但遭到同盟的反對——他們更傾向於推舉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的另一個分支。雙方都動員了大量軍隊,但戰爭中僅有的幾次戰鬥都只是小規模衝突。然而,成千上萬的士兵死於疾病和飢餓,為這場戰爭在普魯士和薩克森贏得了馬鈴薯戰爭(Kartoffelkrieg)的謔稱;而在哈布斯堡奧地利,它有時也被稱為西梅李之亂(Zwetschgenrummel)。
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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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與神射手》,伯恩哈德·羅德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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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哈布斯堡奧地利 |
普魯士 薩克森 巴伐利亞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約瑟夫二世 法蘭茲·馮·拉西 恩斯特·馮·勞東 |
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路德維希 | ||||||||
兵力 | |||||||||
180,000-190,000人 [1] | 160,000人[1] | ||||||||
傷亡與損失 | |||||||||
約10,000人陣亡、負傷、被俘、失蹤、患病或死於疾病[1] | 約10,000人陣亡、負傷、被俘、失蹤、患病或死於疾病[1] |
1777年12月30日,馬克西米利安·約瑟夫作為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幼系的最後一位成員,因罹患天花而去世,沒有留下任何子嗣。卡爾·特奧多爾是維特爾斯巴赫家族長系的後裔,擁有最親密的血緣關係,但也沒有正統的子嗣來繼承他。因此,他的堂弟、茨韋布呂肯公爵卡爾·奧古斯特便成為了卡爾·特奧多爾的合法推定繼承人。在巴伐利亞的南部邊界之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則覬覦巴伐利亞領土,並於1765年迎娶了馬克西米利安·約瑟夫的妹妹瑪麗亞·約瑟法,以儘可能地延伸他的權利。他與繼承人卡爾·特奧多爾達成的領土瓜分的協議,忽視了推定繼承人卡爾·奧古斯特的任何主張。
在約瑟夫二世擴大其家族在中歐影響力的政策中,取得德意志領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對腓特烈大帝而言,約瑟夫的主張威脅到了普魯士在德意志政治上的主導地位,但他猶豫於應該通過戰爭、外交或是貿易來維持現狀。與約瑟夫二世共同執政的太后瑪麗亞·特蕾西婭認為,任何圍繞巴伐利亞選侯國的衝突都不值得流血;她與腓特烈都同意,沒有任何理由採取敵對行動。儘管受到母親反對,約瑟夫卻不願放棄他的主張。薩克森選帝侯弗里德利希·奧古斯特三世則希望幫助其妹夫卡爾·奧古斯特維護選侯國的領土完整,並且對哈布斯堡家族在他的南部和西部邊界獲得更多領土不感興趣。卡爾·奧古斯特儘管不喜歡普魯士——對方在此前兩次戰爭中都是薩克森的敵人,但他還是尋求了樂於挑戰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的支持。法國也參與進來以維持勢力均衡。最終,葉卡捷琳娜大帝威脅要派出五萬俄軍介入普魯士一方,迫使約瑟夫重新考慮他的立場。在葉卡捷琳娜的協助下,他與腓特烈通過1779年5月13日簽訂的《特申和約》,協商解決了巴伐利亞王位繼承問題。
部分歷史學家認為,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是最後一場老派的舊制度內閣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軍隊在不斷調遣,而外交官則在各國首都之間奔波來解決君主的不滿。隨後的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與此在範疇、戰略、組織和戰術上都有所不同。
背景
編輯1713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六世建立了一個繼承順序體系,使他自己女兒的順位優先於其已故長兄約瑟夫一世的女兒。為了捍衛哈布斯堡王朝的傳承,他強迫、哄騙並說服了歐洲諸侯接受《國事詔書》。在這份詔書中,諸侯承認他的任何一個婚生女兒為合法的波希米亞、匈牙利和克羅埃西亞女王,以及奧地利女大公,從而打破了父系制度中的長子繼承制傳統。[2]
在過去三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神聖羅馬皇帝都是從哈布斯堡王朝選出來的。卡爾六世將其長女瑪麗亞·特蕾西婭許配予洛林的法蘭索瓦。法蘭索瓦放棄了靠近法國的洛林公國,以換取靠近奧地利的托斯卡納大公國,使自己在最終的皇帝選舉中成為更有力的候選人。[3]在名義上,各邦君主以及最重要的德意志諸侯都接受了國事詔書,並認可法蘭索瓦希望成為後任皇帝的想法。但有兩個關鍵的例外是巴伐利亞公國和薩克森公國,它們擁有重要的選舉人票,可能反對甚至阻撓法蘭茲的當選。[2]當卡爾六世於1740年去世後,瑪麗亞·特蕾西婭不得不致力於為其家族在波希米亞、匈牙利和克羅埃西亞的權利而戰,以及為她丈夫在選舉神聖羅馬皇帝時面臨的競爭而戰。[3]
巴伐利亞的卡爾公爵作為另一位選帝侯,宣稱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領土屬於約瑟夫一世的女婿,並進一步聲明自己是卡爾六世的合法繼承人。卡爾表示,如果要由女性繼承,那麼他的家族應該享有優先權:其妻子瑪麗亞·艾瑪莉亞正是約瑟夫一世的女兒。卡爾六世及其前任約瑟夫一世死時都沒有兒子。卡爾建議,合法繼承權應授予約瑟夫的女性孩子,而不是胞弟卡爾六世的女兒。[3][4]出於不同的原因,普魯士、法國、西班牙和波蘭-薩克森君主國均支持巴伐利亞的卡爾對哈布斯堡王朝領土和帝國頭銜的主張,並背棄了《國事詔書》。[3][4][5]
巴伐利亞的卡爾需要軍事援助才能以武力奪取帝國頭銜,並為此簽署了《寧芬堡條約》(1741年7月)。在隨後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他成功地占領了布拉格,並在那裡加冕為波希米亞國王。他還入侵上奧地利,計劃占領維也納,但外交上的緊急情況使他的計劃變得複雜。他的法國盟友將軍隊重新調入波希米亞,在那裡,普魯士新王腓特烈大帝利用奧地利和巴伐利亞的混亂吞併了西利西亞。[3][4][5]
卡爾的軍事選項隨著法國人的離去而被迫放棄。他採取了一項新計劃:顛覆帝國選舉。他將格拉茲伯國以低價售予普魯士來換取腓特烈的選舉人票。卡爾的胞弟,巴伐利亞的克萊門斯·奧古斯特作為當時的科隆總主教-選帝侯,也在帝國選舉中投票支持卡爾,並於1742年2月12日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傳統儀式上親自為他加冕為卡爾七世。然而就在翌日,卡爾七世的巴伐利亞都城慕尼黑便向奧地利投降,以避免遭到瑪麗亞·特蕾西婭的軍隊搶掠。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後者的兵力蔓延至卡爾七世的大部分領土,他們占領了巴伐利亞,並禁止卡爾七世進入他的世襲領地和波希米亞。[3][4][5]
卡爾七世在位三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法蘭克福,而瑪麗亞·特蕾西婭則忙於在波希米亞和匈牙利與普魯士爭奪她的祖產。腓特烈無法為卡爾七世保住波希米亞,但他成功地將奧地利人趕出了巴伐利亞。在短暫統治的最後三個月里,飽受痛風折磨的卡爾回到慕尼黑,並於1745年1月在那裡去世。他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三世·約瑟夫(亦稱馬克斯·約瑟夫)繼承了父親在選舉中的尊嚴,但沒有繼承他的帝國野心。通過1745年4月22日簽署的《菲森和約》,馬克斯·約瑟夫答應在即將舉行的帝國選舉中投票給瑪麗亞·特蕾西婭的丈夫——洛林的法蘭索瓦。他還同時承認了《國事詔書》。作為回報,其家族的選舉地位和領土得以歸還。[6]對於他的臣民而言,他的妥協結束了長達五年的戰爭,並迎來了和平和相對繁榮的時代;這一繁榮時代始於他父親於1745年去世,至1777年他自己去世而終結。[7]
競爭者
編輯作為巴伐利亞公爵,馬克斯·約瑟夫是神聖羅馬帝國在德意志地區的最大邦國之一的諸侯。作為選帝侯,他身居帝國最高地位,擁有廣泛的法律、經濟和司法權利。作為選舉人,他是有資格從特定候選人中選出神聖羅馬皇帝的人之一。[8]他是一位神聖羅馬皇帝(卡爾七世)的兒子,也是另一位神聖羅馬皇帝(約瑟夫一世)的外孫。當他於1777年12月30日因罹患天花而去世時,並沒有留下任何子女來繼承他,而幾個野心勃勃的人卻準備將他的遺產瓜分殆盡。[9]
繼承者
編輯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的蘇爾茨巴赫分支繼承了巴伐利亞公國。在這方面,時年55歲的於利希-貝格公爵卡爾·特奧多爾具有第一繼承權。遺憾的是,他已然是法爾茲選侯。根據1648年《西發利亞和約》的條款規定,卡爾·特奧多爾必須先將法爾茲選舉權讓予自己的繼承人,然後才能要求巴伐利亞的選舉權。但他並不急於這樣做,儘管巴伐利亞更大且更重要。他更喜歡住在法爾茲,那裡氣候宜人,社會環境融洽。他資助藝術,並在其都城曼海姆發展了一系列的劇院和博物館,這使他的臣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卡爾·特奧多爾還曾在自己眾多的宮殿之一接待了伏爾泰。在到訪期間,他曾引誘伏爾泰的秘書、佛羅倫斯貴族科西莫·亞歷山德羅·科里尼為自己工作,這在啟蒙運動的一些圈子裡被視為是一場政變。[10]湯瑪斯·卡萊爾指出卡爾·特奧多爾是一個「遊手好閒的可憐人,純粹以自我為中心、虛情假意、涉獵淺薄;沉淪於戲劇,(以及)私生子」。[11]與他相識的法國外交大臣韋爾熱訥更有力地描述了卡爾·特奧多爾的缺點:
儘管天生聰明,但他[卡爾·特奧多爾]從未成功地獨自統治過國家;他一直是由他的大臣或他的告解神父或(偶爾)由女選侯[他的正室妻子]統治的。此舉加劇了他天生的軟弱和冷漠,以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除了那些被其隨從激發出來的想法之外,沒有別的見解。這種懶惰在他的靈魂中所留下的空虛,被狩獵、音樂和秘密私通的樂趣所填滿了,為此,這位選帝侯陛下對它們一直都懷有特殊的嗜好。[12]
選侯夫人為他誕下一子,很快便夭折,但卡爾·特奧多爾卻對秘密私通有著「特別癖好」——其中大多數是被他授予女伯爵地位的法國女演員,並生育了幾個孩子。到馬克斯·約瑟夫去世時,他已經為各側室生育的七位兒子確立了婚生地位,並且正考慮再確立多兩位。[13]有了這些子嗣,儘管卡爾·特奧多爾當然希望獲得更多的領土,但他需要的是可以通過立遺囑而留下的土地,而不是受法定繼承人之限制、只能傳給婚生子女的領土。[14]
交易者
編輯作為奧地利大公、以及與其母親——瑪麗亞·特蕾西婭太后共治的羅馬-德意志國王,約瑟夫對巴伐利亞垂涎已久。他認為,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表明,哈布斯堡-洛林家族亟需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德意志疆土擴大勢力範圍。[15]若做不到這一點,家族就不能指望他們選出的男性候選人成為皇帝,也不能指望毫無爭議的繼承波希米亞、匈牙利和克羅埃西亞的哈布斯堡領地。在約瑟夫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致力於加強家族在德意志各邦的影響力。對他而言,這意味著要獲得德意志的土地(經濟上通常比較發達),而不是哈布斯堡帝國東部地區的土地——即便像布科維納這樣的戰略要地。[16][17]
1765年,約瑟夫迎娶了馬克斯·約瑟夫的妹妹瑪麗亞·約瑟法,希望能為自己的子嗣爭取巴伐利亞選侯。經過兩年不幸的婚姻,瑪麗亞·約瑟法去世,沒有生育。因此當馬克斯·約瑟夫於十年後去世時,約瑟夫只能通過1425年西吉斯蒙德皇帝對哈布斯堡家族作出的一項古老且成疑的授權,向下巴伐利亞提出微弱的法律主張。[16][17]約瑟夫知道這樣做的法律依據不足,於是在馬克斯·約瑟夫死後不久,他與卡爾·特奧多爾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在這項於1778年1月3日簽署的協議中,卡爾·特奧多爾將下巴伐利亞割讓予奧地利,以換取對剩餘公國的無爭議繼承權。[18]卡爾·特奧多爾還希望從約瑟夫那裡獲得奧屬尼德蘭的一些未支配領土以及前奧地利的部分領土,以便可將此作為遺產留給他的私生子們,但這並未寫進協議,約瑟夫也不是一個特別慷慨的人。此外,該協議完全忽視了卡爾·特奧多爾自己的推定繼承人——法爾茲-茨韋布呂肯-比肯費爾德家族的卡爾二世·奧古斯特的利益。[16][19][14]卡爾·奧古斯特是卡爾·特奧多爾的領地和頭銜的推定繼承人。他對巴伐利亞公國的處置,尤其是領土完整,有著明確而直接的興趣。[9]
推定繼承者
編輯在卡爾·特奧多爾和約瑟夫不知情之下,一位寡婦(歷史學家尚無法確定是哪位寡婦)與普魯士展開了秘密談判,以確保卡爾二世·奧古斯特(卡爾·奧古斯特)的最終繼承。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位積極談判者是馬克斯·約瑟夫的遺孀——薩克森的瑪麗亞·安娜。另一些人則認為是馬克斯·約瑟夫的胞妹,來自巴伐利亞的瑪麗亞·安東妮亞,她同時也是卡爾·奧古斯特的岳母和時任薩克森選侯的母親。恩內斯特·亨德森(Ernest Henderson)甚至堅信,她是參與此事的「眾多維特爾斯巴赫派系中唯一具有男子氣概的人」。[19][註 1]
卡爾·奧古斯特並非約瑟夫的崇拜者。年輕時,他曾希望牽手約瑟夫的胞妹——瑪麗亞·艾瑪莉亞女大公。後者本來很樂於接受他,但約瑟夫及其母親則堅持要她嫁給出身顯赫的帕爾馬公爵。[21]失望之餘,卡爾二世·奧古斯特於1774年8月迎娶了薩克森的瑪麗亞·阿瑪莉;她是薩克森選侯弗里德利希·克里斯蒂安及其夫人瑪麗亞·安東妮亞(即馬克斯·約瑟夫之胞妹)的女兒。而早在1769年,當權的薩克森選帝侯弗里德利希·奧古斯特三世便已經與卡爾·奧古斯特的胞妹結為連理。卡爾·奧古斯特有時也會被稱為「duc de Deux-Ponts」(茨韋布呂肯或雙橋公爵的法文稱謂),作為法國人的從屬,從理論上他可以依靠法國支持其主張。但是,由於他與薩克森選侯國的親密關係,其岳母和妹夫都更想確保瑪麗亞·阿瑪莉的丈夫得到他應得的遺產。[9]
外交
編輯利益集團
編輯腓特烈大帝的首相——芬克公爵卡爾·威廉認為,奧地利人在巴伐利亞的任何收購都將改變神聖羅馬帝國的權力平衡,從而削弱普魯士的影響力。[22]普魯士最近取得的成就來之不易:三十年前,腓特烈在西利西亞和波希米亞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戰爭,最終吞併了西利西亞的大部分地區;而此時,在他的領導下,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普魯士正崛起為世界強國。在西利西亞戰爭和七年戰爭中,腓特烈重新贏得了法國、俄國、英國(不列顛)和奧地利等歐洲列強對其王國軍事和外交實力的尊重,儘管有些勉強。[23]為了保護普魯士的地位和領土,芬克和腓特烈與薩克森選侯國建立了聯盟,表面上是為了捍衛茨韋布呂肯公爵卡爾二世·奧古斯特的權利。[22]
儘管法國同樣有意維持其在德意志各邦的影響力,但它面臨著雙重問題。一方面,作為英國北美殖民地革命者的支持方,法國希望避免與歐洲大陸開戰;它在北美對英國人造成的傷害比在歐洲更大。[22]另一方面,1756年的外交革命與法國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馳——兩百年來,法國在與哈布斯堡奧地利和西班牙的多次戰爭中獲得了巨大的領土收益。[24]這一政策於1756年的逆轉將法國在歐洲的外交政策與維也納捆綁在了一起,雖然後者能給法國帶來更大的權勢和影響力,但也可能削弱法國與其他列強如英國、俄羅斯和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儘管進行了這種結構調整,但凡爾賽宮的法國朝廷以及全法上下仍普遍存在著強烈的反奧情緒。[22]在許多法國人看來,當時的王太子路易與奧地利女大公瑪麗·安東娃妮特的共主邦聯是不對等的政治聯姻。它公然違背了法國長達200年、核心原則是「敵視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24]早在1756年結盟之前,法國外交大臣韋爾熱訥伯爵便對奧地利人懷有深厚的敵意。他不贊成法國傳統紐帶的轉變,並認為奧地利人不可信。因此在1778年,他設法使法國免除了對奧地利的直接軍事義務。[22]
局勢升溫
編輯1778年1月3日,即馬克斯·約瑟夫去世四天後,公爵侍從宣布卡爾·特奧多爾繼位。龍騎兵們敲鑼打鼓穿梭在慕尼黑的大街小巷,並高呼「我們的選侯卡爾·特奧多爾萬歲」。[25]根據1月3日約瑟夫和卡爾·特奧多爾之間的協議,由15000人組成的奧地利軍隊占領明德爾海姆,最終獲得了比授予約瑟夫更多的領土。夢想重建勃艮第王朝的卡爾·特奧多爾意識到,約瑟夫並沒有認真考慮用巴伐利亞、甚至是巴伐利亞的局部,來交換整個奧屬尼德蘭。充其量,他可能會獲得後者當中的一部分——也許是埃諾或海爾德、盧森堡、林堡,也可能是前奧地利的各種分散財產——當中大部分都位於德意志西南部;但約瑟夫絕不會讓出任何面積可觀的領土,當然也絕不會讓出任何具有戰略軍事或商業價值的領土。[26]
當卡爾·特奧多爾的勃艮第復興夢想破滅時,約瑟夫繼續他的進程,吞併了巴伐利亞的部分地區。一位寡婦——馬克斯·約瑟夫的遺孀或是其妹妹或是兩者兼有,代表卡爾二世·奧古斯特向普魯士請願。腓特烈派往推定繼承人的使節說服了這位被輕視的親王向雷根斯堡的帝國議會提出抗議。[27]約瑟夫的軍隊仍留在巴伐利亞的部分地區,甚至在施特勞賓建立了奧地利政府,從而引發外交危機。[22]奧地利對巴伐利亞的占領是卡爾·奧古斯特的擁護者腓特烈所不能接受的。[26]普魯士軍隊在普魯士與波希米亞的邊界附近動員起來,這讓人想起了1740年的入侵——那次入侵危及了瑪麗亞·特蕾西婭對哈布斯堡王朝世襲土地的繼承。與此同時,法國設法逃避了對奧地利的外交義務,他們告訴約瑟夫,巴黎方面不會支持對普魯士的戰爭。[22]英國是普魯士最強大的盟友,此時正陷入北美戰爭的泥潭中,但普魯士的軍隊已經從七年戰爭中恢復元氣,腓特烈並沒有要求任何幫助。普魯士的另一個盟友——與卡爾·奧古斯特有著雙重姻親的薩克森,則已為對抗奧地利做好了戰略準備,並準備派遣2萬軍隊。[23]而遠在聖彼得堡觀望的葉卡捷琳娜二世,雖然願意為俄羅斯帝國掃蕩戰利品,但不想捲入另一場代價高昂的歐洲衝突。[28]
在四個月的時間裡,談判代表們頻繁穿梭於維也納和柏林、德勒斯登和雷根斯堡、以及茨韋布呂肯、慕尼黑和曼海姆之間。[23]至1778年初春,奧地利和普魯士動員的軍隊規模已是七年戰爭期間的數倍之多,雙方的對抗有可能引發另一場全歐洲範圍的戰爭。[28]
行動
編輯由於其他君主顯然不會默許巴伐利亞分治的「事實」,約瑟夫及其外交大臣——考尼茨的安東遂搜遍哈布斯堡範圍內的兵力,並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奧屬西利西亞集結了六百門砲和由18-19萬人組成的奧地利軍隊。這相當於奧地利二十萬兵力中的大多數,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在與鄂圖曼帝國接壤的大部分邊境地區都防禦空虛。[29][註 2]1778年4月6日,腓特烈在普魯士與波希米亞交界的奈瑟、施韋德尼茨和格拉茲伯國附近組建了他的八萬軍隊,[23]這是腓特烈在1741年以支持查理七世為交換條件,從維特爾斯巴赫家族手中獲得的。[5][3][30][4]在格拉茲,腓特烈完成了入侵的準備工作:他收集補給物資,安排了行軍路線,調校火器並對士兵進行了操練。他的胞弟海因里希親王則在薩克森北部和西部組建了一支由7.5萬至10萬人構成的第二軍。4月,腓特烈和約瑟夫正式加入各自的軍隊作戰,宣告了外交談判的破裂。[23]
1778年7月上旬,普魯士步兵中將約翰·雅各·馮·文施率領數百人越界進入了波希米亞的設防城鎮納霍德附近。當地的守軍由騎兵上尉、弗里德利希·約瑟夫·馮·瑙恩多夫指揮,其麾下只有50名驃騎兵。儘管在數量上的勝算不大,瑙恩多夫還是出動迎戰文施。當他人數不多的部隊來到文施面前,他像朋友一樣歡迎和招待普魯士人;直至後者意識到驃騎兵的忠誠時,瑙恩多夫和他的小分隊已經占了上風。[31][32]文施旋即退兵;翌日,諾恩多夫獲晉升為少校。[31][32]瑪麗亞·特蕾西婭皇后在給兒子的一封信中寫道:「他們說你對瑙恩多夫這個從卡爾施塔特或匈牙利來的新手非常滿意,於是你賞賜了他12達克特。」[33]
入侵
編輯在文施與瑙恩多夫交戰的幾天後,腓特烈也進入了波希米亞。他的八萬軍隊占領了納霍德,但沒有繼續前進。哈布斯堡軍隊駐紮在易北河的高地上,名義上由約瑟夫、實際上由法蘭茲·莫里茨·馮·拉西伯爵指揮。[34]拉西曾於七年戰爭期間在道恩元帥手下服役,並深諳後者的用兵之道。他在最易防守的位置上組建了奧地利軍隊:以耶梅爾為中心,[35]三重堡壘線沿河向西南方向延伸15公里,到達柯尼希格列茨。奧地利人還用他們的六百門火器加強了這條防線。[註 3][36][23]
當哈布斯堡的主力部隊在易北河與腓特烈對峙時,由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男爵率領的一支小部隊也把守著從薩克森和勞希茨進入波希米亞的隘口。勞東是另一位身經百戰、小心謹慎的指揮官,擁有豐富的戰場經驗,但即便是他也無法完全覆蓋如此漫長的邊境。就在腓特烈進入波希米亞後不久,身為傑出的戰略家的海因里希親王便繞過勞東的部隊,從海斯巴赫進入波希米亞。[37]為了避免被包圍,勞東撤出了伊澤河,但到了8月中旬,奧地利的主力部隊仍有被海因里希從左翼包圍的危險。在中部和右側,他們面對的是由腓特烈指揮的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腓特烈堪稱當時最優秀的戰術將領,他在上一次戰爭中曾戰勝法國和奧地利,這令守軍感到擔心。[38]
儘管主力部隊仍然固守在易北河上方的高地,但約瑟夫還是鼓勵他們襲擊普魯士軍隊。1778年8月7日,無畏的「新手」——此時已是少校的瑙恩多夫,率領其所在軍團的兩個中隊,在格拉茲伯國的比伯多夫突襲了普魯士的一支護送隊。護送隊令人意外地投降了,瑙恩多夫就此俘獲他們的軍官、110名隨行人員、476匹馬、240輛麵粉馬車和13輛運輸馬車。[31]這類行動是整個戰爭的特徵。由於沒有重大戰役,這場戰爭由一系列的突襲和反突襲組成;在此期間,敵對雙方都駐紮在鄉下,並試圖阻止對方獲得補給物資和飼料。[38][14]士兵們後來表示,他們花在尋找食物上的時間甚至比戰鬥的時間還多。[39]
在戰役季節,軍隊留在他們的營地,而人和馬匹則吃空了所有的食物和草料,然後在方圓數英里內覓食。[23]海因里希親王致信他的長兄,建議他們在8月22日之前完成行動;他估計到那時,用於供應其手下和馬匹的當地糧食和飼料都將用盡。[40]腓特烈對此表示同意,他制定了橫越易北河、從後方接近奧地利軍隊的計劃;然而,當他仔細研究了約瑟夫的塹壕後,便愈發覺得這次征戰已經失敗了。即便他與海因里希同時對柯尼希格列茨高地發動進攻,這樣的計劃也會使海因里希暴露在勞東的側翼攻擊之下。正面和背面的協同攻擊也不太可能成功。就算這樣做,普魯士的損失也是無法接受的,並且會破壞其軍隊抵抗其他入侵者的能力。在腓特烈看來,俄國人和瑞典人總是隨時準備利用普魯士人的弱點鑽空子,而法國人也不可能與他們保持距離。對腓特烈而言,這是一個不值得冒的險。儘管意識到這一點,四支軍隊——兩支奧地利和兩支普魯士軍隊,仍一直原地駐紮到九月,盡其所能地消耗這個國家的資源。[23]
奧地利人通過他們在柯尼希格列茨的有利高度,頻繁砲擊駐紮在他們下方的普魯士軍隊。就在醫生為腓特烈放血的同一天,奧地利的砲火愈轟愈烈,腓特烈只得騎馬出去觀察傷情。在此過程中,他的靜脈破裂了。一名連隊的醫護人員為他包紮傷口,後來畫家伯恩哈德·羅德描繪了這一事件。[41]英國歷史學家湯瑪斯·卡萊爾在他的《腓特烈大帝的歷史》一書中,講述了腓特烈與一位克羅埃西亞神射手的故事。卡萊爾表示,正當腓特烈偵察時,這位國王遇到了正在瞄準他的克羅埃西亞人。據報道,他對著那名男子搖了搖手指,仿佛在說:「不要那樣做」。克羅埃西亞人轉念一想,放棄了射殺國王,然後消失在樹林中;有報道稱他實際上是在國王面前下跪並吻了對方的手。[42]
瑙恩多夫繼續他的突襲,士兵們四處搜尋食物並挖出當地的馬鈴薯作物充飢,而腓特烈和約瑟夫仍在柯尼希格列茨怒目對視。瑪麗亞·特蕾西婭則已派遣考尼茨的安東秘密拜訪柏林,提出休戰。在第二次拜訪中,她提出了一項解決方案,並最終致信遠在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娜女皇尋求幫助。當約瑟夫發現母親在其背後操控時,他憤而提出辭職。他的母親則爭取到了所需的協助。葉卡捷琳娜主動提出調解這場爭端;如果她的協助不被接受,她願意派遣5萬軍隊增援普魯士——儘管她不喜歡腓特烈,而且她和他的聯盟完全是出於自衛。腓特烈於9月中旬撤出了部分兵力。10月,約瑟夫將大部分軍隊撤至波希米亞邊境,腓特烈也將剩餘的部隊撤回普魯士。分別由驃騎兵和龍騎兵組成的兩支小隊仍留在波希米亞,以充當冬季哨兵線;這些部隊允許約瑟夫和腓特烈在他們的外交官於特申談判時互相監視對方的軍隊。[23]
冬季行動
編輯作為奧地利冬季哨兵線的指揮官,達戈貝特·西格蒙德·馮·武姆澤命令威廉·克萊貝克上校率領一支小型突擊隊進攻迪特施巴赫村莊。[註 4]克萊貝克遂帶著一隊克羅埃西亞人進村。在行動中,共有四百名普魯士人被殺,另有四百名犯人被俘,並繳獲了八面旗幟。[44]繼1778年取得對普魯士的勝利之後,約瑟夫於1778年10月21日向武姆澤授予騎士十字級瑪麗亞·特蕾西婭軍事勳章。[45]
在1779年1月1日的另一次突襲中,法蘭茲·列維內爾上校率領3200名士兵(四個營、六個中隊和16門砲)攻擊了楚克曼特爾,這是靠近普魯士邊境的一個西利西亞村莊,位於齊根哈爾斯以南7公里處。在那裡,他與文施將軍指揮的10000名普魯士士兵作戰;奧地利人決定性地擊敗了普魯士人,共損失20人(負傷),而普魯士人則損失了800人。[46][註 5]兩周後,武姆澤率五支縱隊進入格拉茲伯國——其中兩隊是由法蘭茲·約瑟夫·金斯基少將指揮,於1月17日至18日包圍了哈貝爾施韋特。當一支縱隊守住隘口時,另一支縱隊在帕拉維奇尼上校[註 6]的帶領下,攻占了這個村莊,俘虜了黑森-菲利普斯塔爾親王、37名軍官、700至1000名士兵,以及三門大砲和七面旗幟;在這次行動中,普魯士共死傷四百餘人。武姆澤則親自率領第三支縱隊襲擊了上施韋德多夫的所謂瑞典碉堡。[註 7]這座建築以及哈貝爾施韋特村莊都被榴彈砲點燃焚毀。由路德維希·馮·特爾齊少將率領的其餘兩支縱隊作為掩護,也成功擊退了敵人的支援,並俘獲三百名普魯士人。與此同時,武姆澤繼續在附近的呂克茨和賴內爾茨村莊駐紮。[38]他的前線巡邏隊已直抵格拉茲的外圍地帶,並在施韋德尼茨附近的西利西亞與普魯士邊境巡邏。[44]哈貝爾施韋特和上施韋德多夫均遭完全摧毀。[50][51]
1779年3月3日,瑙恩多夫再次率領大批步兵和驃騎兵襲擊貝伯斯多夫,並俘虜了當地的全部普魯士駐軍。他於1779年5月19日獲約瑟夫授予十字級瑪麗亞·特蕾西婭軍事勳章。[52]
影響
編輯根據1779年5月13日簽訂的《特申和約》,瑪麗亞·特蕾西婭將下巴伐利亞交還卡爾·特奧多爾,但保留了所謂的因河地區——這是位於因河流域、面積為2200平方公里的一個狹長地帶。她和約瑟夫驚訝地發現這片小領土上竟有12萬居民。[23]薩克森從主要參戰方那裡獲得了六百萬古爾登的物質獎勵,[53]以表彰它在干預行動中發揮的作用。[14]
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是腓特烈與瑪利亞·特蕾西婭的最後一場戰爭,他們統治的開端和終結都伴隨著彼此之間的相互爭鬥。[54]儘管他們部署的軍隊規模是七年戰爭時期的三到四倍,[54]但兩位君主都沒有動用各自的全部軍事力量,使得這場「無戰之戰」顯得非同尋常。[14]雖然君主有所克制,但一些19世紀早期的傷亡估計表明,仍有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飢餓或與飢餓相關的疾病。[註 8]卡萊爾較為溫和的估計是,大約有1萬名普魯士人死亡,可能還有1萬名奧地利人死亡。[50]麥可·霍奇林格估計的死亡總數約為3萬人;[56]羅伯特·坎恩沒有給出傷亡人數的估計,但他認為主要的死亡原因是霍亂和痢疾。[17]加斯頓·博達特於1915年的著作至今被視為奧地利軍事損失方面的權威,他描述得很具體:有5名奧地利將軍(未透露姓名)、逾12000名士兵和74名軍官死於疾病。在次微行動和小規模戰鬥中,有9名軍官和265名士兵陣亡,另有4名軍官和123名士兵受傷,但並不致命。共有62名軍官和2802名士兵被俘,其中137人失蹤。超過3000名帝國士兵被遺棄。最終,有26名軍官和372名士兵因殘疾而退役。博達特還給出了普魯士的損失數據:1名將軍陣亡(未透露姓名),另有87名軍官和3364名士兵戰死、負傷或被俘。總體而言,他認為共損失了百分之十的戰力。[1]儘管平民肯定也遭受了飢餓和疾病的折磨,但幾乎沒有發現平民傷亡的情況。其它方面的破壞,例如哈貝爾施韋特及其村落被縱火燒毀的情況也層出不窮。[49]
儘管持續時間短,但戰爭本身卻給普魯士造成了3300萬福林的損失。[註 9][55]對奧地利人而言,代價更高:達到6500萬福林,而這個國家的年收入只有5000萬福林。[57][58]約瑟夫本人將戰爭描述為「一件可怕的事情……摧毀了許多無辜的人」。[59]
作戰變化
編輯這是最後一場舊式的歐洲戰爭;在此戰爭中,雙方軍隊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安然調遣,而外交官們則在各國首都之間奔波,以解決他們的陛下之間的分歧。考慮到六個月的時間跨度,其生命及財富的代價都頗高。不過,考慮到歐洲在不足一代人之後的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中所經歷的戰爭規模,此次為期六個月的交戰似乎還算溫和。[57]然而,儘管歷史學家常常將其視為舊制度古體方式的最後一場作戰,但這次戰爭的要素也預示了未來的作戰形式:與前一輩人相比,軍隊部署的規模反映出,徵召、訓練、裝備和應付更大規模軍隊的能力和意願正在顯現。[60]
戰爭也反映了軍費開支的新高度,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七年戰爭之後,哈布斯堡軍隊的規模有所縮減,從1761年的201311人減少到1775年的163613人。為了準備第二次夏季戰役,約瑟夫的軍隊又從1778年夏季的195108人增加至1779年春季的308555人。[61]在奧地利於1779年至1792年參與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哈布斯堡王朝的軍事力量從未低於20萬人。有幾次,為了應對鄂圖曼帝國邊境的需要,或者應對奧屬尼德蘭的叛亂,它的武裝人數甚至超過了30萬。此外,軍隊也進行了大規模的體制改革。[62]
在地方話中,這場戰爭被奧地利人稱為「西梅李之亂」(Zwetschgenrummel),普魯士和薩克森人則稱之為「馬鈴薯戰爭」(Kartoffelkrieg)。在歐洲戰爭的史料編纂中,歷史學家幾乎總是用「輕蔑或嘲笑的術語」來描述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稱其為「舊制度戰爭的典範(或者可能是諷刺)」,儘管它的名稱很宏大。[63]一些歷史學家堅持認為,這場戰爭之所以有相關謔稱,是因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於對土地上農產品的消耗。還有人認為兩軍投擲的是馬鈴薯,而不是加農砲或迫擊砲。[40][39][64][28][14]第三種理論則認為,這場戰爭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它發生在馬鈴薯的收穫季節。[65]
問題重現
編輯戰爭的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約瑟夫的外交政策決定了哈布斯堡王朝將不斷擴大在德意志地區的影響力,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對抗普魯士在帝國事務上日益增長的力量。1785年,約瑟夫再次尋求與卡爾·特奧多爾達成領土協議,重新提出用部分巴伐利亞領土交換部分奧屬尼德蘭領土。這一次,它將是一筆直接交易:以領土換領土,而非分割。[66]儘管奧屬尼德蘭是一片富庶的地區,但也是約瑟夫的眼中刺;當地反對他的行政和官僚改革,併吞噬著他在其王國別處迫切需要的軍事和行政資源。[67]即便存在諸多問題,約瑟夫還是無法完全放棄尼德蘭,所以他通過談判促成部分領土交換,保證了他從尼德蘭產權物和巴伐利亞領土上都能獲得一些經濟利益。[68]
即便約瑟夫不得不放棄奧屬尼德蘭,這也意味著是「為了毗鄰君主國的豐厚領土和政治利益,而以不可防衛的戰略位置和經濟責任進行交換」。[17]茨韋布呂肯公爵——卡爾二世·奧古斯特再次對他未來可能會失去巴伐利亞感到不滿,而普魯士的腓特烈也再次伸出援手。但這一次,沒有發生戰爭,甚至沒有「馬鈴薯之爭」。相反,腓特烈拉攏了德意志北部各邦有影響力的親王,組建諸侯聯盟,以共同向約瑟夫施壓,逼迫他放棄其雄心勃勃的計劃。約瑟夫的行動非但沒有增加奧地利在德意志事務中的影響力,反而增加了普魯士的影響力,使後者看似一個對抗貪婪的哈布斯堡帝國主義的保護國(這與早期的普奧對抗形成了諷刺的對比,當時腓特烈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以軍事力量奪取了德意志土地,導致大多數德意志邦國加入了奧地利一方)。1799年,巴伐利亞選侯國傳位給了卡爾·奧古斯特的胞弟——馬西米利安四世·約瑟夫,因其唯一的子嗣已於1784年去世。[69]
長期影響:德意志二元化的加劇
編輯約瑟夫十分清楚他的多民族遺產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奧地利人在神聖羅馬帝國中的矛盾立場。儘管自15世紀初以來,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繼任的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幾乎一直擔任著神聖羅馬皇帝一職(期間僅兩次例外),但18世紀哈布斯堡政權的基礎並不在於神聖羅馬帝國本身,而是在東歐(家族持有廣泛的產業)、亞平寧半島和低地的哈布斯堡領地。約瑟夫或他的繼任者要想在德意志各邦施加影響,便需要兼併更多的德意志領土。[59]獲得有德語臣民的中歐領土將加強奧地利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地位。在約瑟夫看來,只有這樣才能把哈布斯堡帝國的中心轉移到講德語的歐洲中部。[70][71]
至1770年代末,約瑟夫在鞏固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歐的影響力方還面臨著重要的外交障礙。過去,當英國作為奧地利的盟友時,奧地利在戰爭中可以依靠英國的支持,但此時英國與普魯士結盟。在外交革命中,法國取代英國成為奧地利的盟友,但當韋爾熱訥將凡爾賽宮從其義務中免除出來時,約瑟夫發現法國人是善變的。在七年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俄羅斯也是奧地利的重要盟友,但它卻以犧牲弱小鄰國為代價尋求擴張機會。在1778年,弱小鄰國指的是波蘭和鄂圖曼,但約瑟夫完全明白在俄國眼中顯得軟弱的危險:哈布斯堡家族的土地很容易被精明的葉卡捷琳娜的外交利刃所瓜分。儘管如此,普魯士的腓特烈仍然是最明確的敵人,因為他在特蕾西婭和法蘭茲統治期間始終都橫在約瑟夫面前,而普魯士在歐洲舞台上的崛起正是以哈布斯堡王朝的犧牲為代價的——首先是失去西利西亞,然後是在1750年代和1760年代(三次西利西亞戰爭)。[70][71]約瑟夫試圖統一串聯其領土的不同部分,而不是統一整個德意志,並期望從巴伐利亞分裂開始,在德語系的中歐地區建立哈布斯堡王朝的霸權。[72]
在18世紀的最後五十年裡,隨著波蘭被瓜分,以及通過征服和外交手段進行領土置換,歐洲國家的廣闊地理版圖發生了急劇變化。統治者力求集中控制自己的領土,並通過立法來建立明確的邊界。[73][68]對於約瑟夫而言,收購或至少部分收購巴伐利亞,便能夠將哈布斯堡在波希米亞和蒂羅爾的領土聯結起來,從而可部分彌補奧利地因喪失西利西亞而遭受的損失。巴伐利亞的繼承危機為約瑟夫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機會,以鞏固他在中歐國家的影響力,並以亟需的收入來支持他拮据的政府,以及利用德意志徵兵來加強他的軍隊。德意志各邦的霸權值得一戰,但對腓特烈而言,捍衛卡爾·奧古斯特的遺產則並不值得一戰。[68]在他執政的頭幾年裡,他經歷了足夠多的戰爭,因此在他當權的最後二十年裡,他試圖維持現狀,不參與任何可能破壞現狀的冒險活動。如果他不得不撤出與約瑟夫軍隊的交戰,這樣的犧牲也只是暫時的。戰爭只是外交手段之一,在與奧地利的較量中,他可以動用其他手段。[74]主導了接下來一個世紀統一運動的奧普二元化在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中有預兆地隆隆開啟。[75][76]
腳註
編輯注釋
編輯- ^ 另有學者認為是馬克斯·約瑟夫胞弟的遺孀,但這位胞弟在童年時便已去世了。[20]
- ^ 對於當時的奧地利總兵力,加斯頓·博達特認為是十九萬人;[1]霍赫德林格給出的數字則為十八萬人。[23]
- ^ 參見約瑟夫城塞。
- ^ 不久之後,克萊貝克便被提升為男爵,並授予騎士十字級瑪麗亞·特蕾西婭軍事勳章(1779年2月15日)。[43]
- ^ 2月15日,列維內爾獲提升為男爵。[47]
- ^ 這位軍官很可能是帕拉維奇尼家族的卡洛·帕拉維奇尼上校(後來成為伯爵),他自七年戰爭後期以來便一直在哈布斯堡服役。[48]
- ^ 克里斯特聲稱有700人;博達特給出的數字更高。[49]
- ^ 威廉·科南特·丘奇在他的反戰論文《叛軍中的醫生》中提出了這一觀點。[55]
- ^ 這大約相當於1792年的1000萬美元,或2008年的2.32億美元(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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