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舊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為主力進行的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相標榜的社會運動。1966年北京的「紅八月」期間,「破四舊」運動逐漸升級,翌年才被叫停[2][3][4]。受中國共產黨發佈的《十六條》和當時宣傳的影響,並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林彪講話等的鼓動下,破四舊運動席捲中國大陸[4][5][6]。與「破四舊」相對應的是「立四新」,意指「樹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5][6]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明神宗和他的兩位皇后的骸骨移至定陵陵門之外焚燒[1]

破四舊運動最初的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在短時間內就發展為大範圍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甚至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驅逐回原籍等的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損毀了大量文物古蹟以及古書、古董、字畫等[3][5][6][7][8]

「四舊」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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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的中共並不認同「四維八德」,故而後者在此期間亦被認為需「破四舊」而加以毀壞。圖為中山大學原西門牌坊背面的「八德」字樣被水泥破壞後的痕跡。牌坊由國立中大首任校長鄒魯題字。

「四舊」意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合稱、統稱,含貶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確提出,此後1966年8月8日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另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所肯定,而林彪於8月12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再次提道「破四舊、立四新」[3][5]

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以前的漫長歷史階段里,所有先人創造、社會形態遺留下來的文化財富,尤其是所謂「資產階級」的思想和風俗習慣,在文革意識形態看來,都是舊的、腐朽的、反動的,必須與之徹底決裂,清除乾淨[3][5][9]

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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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套思想觀念的觀照下,舊思想,是歷史上從孔子老莊等先秦諸子,經董仲舒韓愈朱熹,到王陽明曾國藩胡適劉少奇等所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們的著作,也指在他們影響下的其他作品[9]

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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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化,指舊時代的禮儀制度、文學藝術、教育思想和實踐等精神現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遺存。它包含的內容比舊思想的範圍更廣[9]

舊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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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風俗,指歷史上人們日常生活中代代傳承、相延成俗、層疊積累的時尚(包括衣食住行、年節、婚喪、娛樂)、禮節、習慣,即舊文化的世俗表現。屬於一種亞文化[9]

舊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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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習慣,歷史上、現實中長期生活形成的行為模式、傾向、風氣,也包括從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派生出來的心理定式。與前三者相比,更加處在表象外層[9]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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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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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北京故宮神武門上的大理石門匾被一張寫有「血淚宮」的大紙蓋住[10][11]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5][12]。8月8日,《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3][5]。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學紅衛兵擬就了大字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13][14];他們形成了一個初稿,有關領導同意用《中國青年報》的印刷廠把他們的傳單鉛印出來,向全市散發[14]。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2][4]

紅八月」期間,紅衛兵把基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思想文化上的破舊立新,簡單化為對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一系列物化形態的破壞行動,爆發所謂的「改名潮[2][4][8]。一時間,給街道、工廠、公社、老字號商店、學校改名,剪小褲腿、飛機頭、火箭鞋,揪鬥學者、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暴力行為成風[2][8][13][15]。譬如,紅衛兵認為「北京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留下的臭名字!」於是把蘇聯大使館門前的「揚威路」改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經不准中國人通行的使館區的「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將「佟麟閣路」改為「四新路」,等等[10][13][16][17]

當時的新華社對此進行了連續、正面的歌頌性報道[8][13]。例如,《人民日報》的社論《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13][18][19]

依據原全國人大常務副委員長吳德(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代市長)回憶,「破四舊」期間,毛澤東曾讓他去匯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毛澤東說道:「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則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20][21]

破舊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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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大正門牌坊,首任校長鄒魯題寫的「國立中山大學」曾在文革時被毀,變成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
 
臉部被破壞的佛像

依據研究人員整理歸類,紅衛兵的「破舊立新」主張包括:1. 對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時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2. 要求商店、街道、學校改名,使之帶有革命的含義;3. 要求以各種形式宣傳毛澤東毛澤東思想;4. 要求在經濟領域徹底消滅資本主義或者個體經濟的殘餘,反對物質刺激,等等[5]。其中,紅衛兵涉及國家政治體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勒令民主黨派解散[5]

北京「毛澤東主義學校(原26中)紅衛兵(衛旗)」於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舊立新一百例》,匯集了100條紅衛兵對「破舊立新」的要求,比如[22]

  • 第1例:由居民委員會負責,每條街道都要設立語錄板。家家戶戶都要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
  • 第13例:舊國歌一定要由工農兵改成歌頌黨和毛主席的內容,剷除田漢的這株大毒草。
  • 第16例:信封、郵票一律不許印資產階級的東西,如貓、狗,美術等之類的東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個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語錄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壯語。
  • 第19例:商店櫥窗不能被那些亂七八糟的香水香精所統治,要布置樸素大方,突出毛澤東主義。
  • 第23例:我國建國已經十七年了,但是,那些解放前喝人民鮮血的壓迫人民的資產階級老王八蛋們,仍然拿著定息股息過寄生蟲生活。我們警告你們,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只許老實改造你們的混蛋思想,不許你們剝削人民。
  • 第25例:在無產階級社會中,根本不准私營存在,我們建議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營字樣都改成國營,把公私合營企業改成國營企業。
  • 第27例:一切服務行業不許你們為資產階級服務,服裝店堅決不許做瘦腿褲、港式服裝、怪衣裙、怪服裝,一切服務行業的革命同志要嚴格遵守。
  • 第28例:凡是不為廣大工農兵服務的日用品,如香水雪花膏化妝品等一些反應資產階級腐化生活的物品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標圖案必須改革。
  • 第29例:照相館要為廣大工農兵服務,取消照歪脖像,各種怪象,櫥窗應擺出工農兵樸素大方的相片。
  • 第30例:停止生產撲克牌軍棋等宣傳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切東西。
  • 第36例:兒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貓狗之類的壞歌謠再也不能繚繞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上空。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絕不許任何人玩賭博遊戲。
  • 第37例:一律不許資產階級王八蛋僱傭保姆,誰膽敢違抗,再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要嚴加懲辦。
  • 第39例:各醫院要面向工農兵,必須改革原先的舊制度,取消掛號制度。
  • 第42例:家長一律不許用資產階級思想教育孩子,廢除封建家長制,不許打罵孩子,如不是親生子不許虐待,一律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孩子。
  • 第43例:一律不許養蛐蛐、鬥蛐蛐,養魚、養貓、養狗,這些資產階級的習慣不能在中國人民中間存在。
  • 第51例:不許資產階級王八蛋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間為限,多餘房間一律交房管局處理, 免得我們動手。
  • 第67例:禁止一切牛鬼蛇神(舊官僚、地主、資本家、壞分子等)在公園及一切地方教武術、 教拳,教氣功
  • 第69例:命令35歲以下者立即戒酒戒菸,絕不能培養這種壞習氣。
  • 第73例:結婚不許要彩禮,不得鋪張浪費,要提倡新風俗,新習慣。
  • 第74例:禁止戴手鐲、耳環、長命鎖等封建的東西。
  • 第77例:走親戚,串門、買點心、水果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東西,一律廢除。
  • 第100例:提倡簡化字,以後各報紙刊物標題一律用簡化字。

破壞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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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紅衛兵砸毀手錶商「亨得利」的牌子,「革命職工們」還將該店改名為「首都鐘錶店」,受到《人民日報》的點名表揚[23]

破四舊運動最初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在短時間內,破四舊運動就發展到大範圍的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驅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2][4][15]

自北京1966年「紅八月」起,這股潮流迅速湧向全國,各地紅衛兵競相效仿:衝擊寺院古蹟(譬如山東曲阜孔廟、孔林和孔府),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燒藏書、名家字畫,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潔齒等服務項目,停止銷售具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妝品、仿古工藝品、花發卡等商品,砸毀大量文物古蹟,燒戲裝、道具,勒令政協民主黨派解散,抓人、揪鬥、抄家,從城市趕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強迫僧尼還俗[2][8][15][24]。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競賽,看誰的花樣翻新出彩[13]。一時間,基本沒有受保護的文化遺產[註 1],基本沒有受保護的私人財產和私生活領域,基本沒有受保護的人身自由(連老人的鬍子都當成四舊來革除)[13]

群眾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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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對服裝款式和頭髮式樣的限令起初還能獲得一些群眾的響應,而紅衛兵為實行他們的禁令,上街督促、檢查,強行剪掉「奇裝異服」,挨戶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舊」,要商店停止銷售或銷毀「四舊」商品,燒毀「壞」圖書的舉動,則很快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恐慌[5]。這些活動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發的反抗,工人、農民、軍人與紅衛兵發生衝突[13]

與此同時,1966年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准並轉發了公安部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25][26][27][28]。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干涉學生文革、支持紅衛兵運動[26][29]

降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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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問題的嚴重性,發表社論,由領導人出面勸說紅衛兵,或者通過一部分紅衛兵發布文告宣傳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為。林彪在8月31日群眾大會上都提道:「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斗,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 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其靈魂。只有文斗,進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徹底暴露他們的反革命面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斗臭,鬥垮,鬥倒。」[30] 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破四舊運動中迅速升級的嚴重暴力行為在9月初開始受到抑制,至9月下旬全國範圍內的暴力行為逐漸平息[5][6][31][32]。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於9月5日發出一份內部「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纍纍》,記錄從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而這份「簡報」將此視為文革「累累戰果」的一部分[2][33]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內部轉發《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處理紅衛兵抄家物資的幾項規定》,要求紅衛兵查抄的黑五類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財物,除日常生活品退給本人,其它一律上交,且相關黑五類和不法分子「不准借查抄財務的機會,喊冤叫屈,反攻倒算,違者必須嚴加懲辦」[34][35]。此後,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要求各地國家權力機關保護文物[36]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37][38] 隨後,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紅衛兵運動逐漸停止,破四舊的種種行為也逐之漸漸消失[38]。文革中後期仍有「破四舊」的提法,觀念上的意識形態批判還延續、伸展著,但激烈程度無法和1966年那樣相比[13]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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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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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980年官方數據,在1966年北京紅八月」期間,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2][33][39][40][41]。另有學者指出,根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紅八月期間的實際死亡數為10,275人 ,另有92,000戶被抄家、125,000戶被驅逐出北京[42][43]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魯迅胞弟周作人,曾與魯迅一同居住在北京八道灣胡同,1966年8月周作人被紅衛兵拉到八道灣家裡院中樹下,被鞭打棍抽,家也被查封,此後又被多次抄家、被洗劫一空,個人手稿以及魯迅、陳獨秀胡適等人的通信被抄走[44][45][46][47][48]。此後,81歲的周作人曾兩次向當地派出所遞交「呈文」,懇請恩准他服用安眠藥進行「安樂死」,但無人會理,於1967年5月逝世[47][48]。1969年,部分被抄物品運至北京魯迅博物館,文革結束後歸還周家,而大多數物件則不知所蹤[44][45][46][49][50]

還有統計,破四舊期間北京市共有11.4萬多戶被抄家,全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13][51]。按周恩來的說法,上海「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其中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13][51]。原上海首富、永安百貨老闆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正在香港為父親慶祝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趕回後卻被中學生抄了家[13][51]。家中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被紅衛兵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遭到多次批鬥[13][51]

文物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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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舊」期間,曲阜孔廟一處石碑被寫上「革命無罪」的標語

破四舊成為文物古蹟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損古蹟和文物都無法確切統計,大量名人墓地和故居、寺廟教堂清真寺等文化遺蹟和宗教場所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損毀[7][13][51][52]。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時記載保存下來的古蹟6843處,「破四舊」中毀壞了4922處(占總數超7成)[7][52][53][54][55]。1966年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的譚厚蘭率領200餘名紅衛兵前往山東曲阜,與曲阜師範學院的紅衛兵共同成立了「討孔聯絡站」,嚴重損毀了孔廟、孔林和孔府,並召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的萬人大會:據統計,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 「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7][52][55][56][57][58]。譚厚蘭於1970年在內鬥中打倒被捕,文革結束後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56]。此外,據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的文物工作人員事後寫的揭發材料,林彪葉群夫婦拿走文物字畫1858件、圖書5977冊、唱片1083張等等,陳伯達拿走文物432件、字畫127件、字帖301冊、圖書5355冊等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畫等[52][55][59]

破壞對象包括:

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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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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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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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雖說周恩來曾出面保護了杭州靈隱寺四庫全書敦煌莫高窟等一批文物,但就全國而言,次級文物的除非專門保護下來,否則倖存的相當有限。絕大多數政府官員在毛澤東及黨中央的文革動員命令下因怕被攻擊為 「反對文化革命」而不敢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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