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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臺灣詩人，作家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台湾诗人、作家，福建永春洋上村人，生于南京，曾于香港与台湾多所大学任教[3][4]。曾参与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的〈狼来了〉一文引发争议[5][6][7]。

余光中
于国立宜兰高中演讲（2011年5月27日）
出生(1928-10-21)1928年10月21日
 中华民国南京市
逝世2017年12月14日(2017岁—12—14)（89岁）
台湾高雄市三民区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职业文学家、教授、翻译家
国籍 中华民国
教育程度金陵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肄业）
厦门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肄业）
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文学学士
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
创作时期1952年－2017年
体裁新诗、散文、评论、翻译、编辑
文学运动现代诗论战、台湾乡土文学论战
代表作《左手的缪思》
《莲的联想》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乡愁》
《紫荆赋》
《狼来了》
配偶范我存
（1956年结婚—2017年结束）[1]
儿女4女[2]

家世 编辑

祖父余东有，为闽南永春县当地的大地主，鼓励、安排父亲余超英至南洋发展[8]。余超英曾在马来亚槟榔屿、麻六甲、吉隆坡等地举办汉文学校，以闽南语教学，返华后，任永春县教育局长。在1933年闽变时为左派名人，故得中华共和国十九路军司令蒋光鼐任命为安溪县县长[9][10]，当余超英赴任安溪县长时，十九路军正遭中国国民党中央军的猛攻，所以当时的报纸对其虽有报导，但却十分简略，由于随即被国民党攻破，所以可以推测余超英担任安溪县长的时间只有十多天，1948年余超英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设计科科长，但1949年之后，余超英没有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反而由厦门逃到英属香港，1950年才在国民党的号召之下东渡台湾[11]。余超英对家乡永春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创办台北永春同乡会，并连任四届理事长，1992年去世，葬在新店碧潭永春公墓。[12]余光中称其父亲虽然长寿，却苦于风湿、失明、行动不便，到97岁才与世长辞。[11]

母亲孙秀君为江苏常州武进人，师范学校毕业，到永春县任教，结识了当时的教育局长余超英，随即与这位直属上司相恋，并成为其续弦夫人，据余光中回忆，其父只会闽南语，普通话不太流利，“普通话还说不清，更不懂从江苏派来的师范毕业生，也就是母亲，那一口江南腔的常州话”，但言语不通的两人，还是顺利结婚[11]，余光中称自己“恋母仇父”：“抗战初期，母亲带我出入于沦陷区，备历惊险，母子同命，片刻不离。所以母子之间的亲切，远胜于父子之间，亦即佛洛伊德所谓的‘恋母仇父情结’。”[11]孙秀君五十三岁即过世，此后，余超英不再娶妻，由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操持家务。[11]

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是余光中的表妹，江苏常州人。[13]余光中以“江南人”自命[14]，很少提到闽南，他说：“常州是我的‘母乡’，也是我的‘妻乡’；母乡加妻乡，那份乡情也不下于‘父乡’了。”余光中说，“常州就是我的故乡。”[15]

余超英曾与先前的妻子育有一个男孩，即余光中的异母兄余光亚。余光亚十八岁时病逝[16]。

生平 编辑

1928年，戊辰龙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于中华民国南京，自称“茱萸的孩子”，著名的“将军画家”余承尧是余光中的堂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流亡汪精卫政权地区。次年随母亲逃往上海，居住半年，后经由船只经过香港抵达安南，又经过昆明、贵阳，抵达重庆与父亲相聚。

1940年，余光中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曾一度徙至重庆。

1938年至1945年，余光中在重庆悦来街道度过七年青少年求学时期，即余光中《乡愁》描述的故乡。

1947年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已迁回南京），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余光中表示金陵大学是透过关系入学的，他自承：“金陵大学里我们有一个亲戚在职员部工作，父母曾向其拜托。”因而录取。但他说，北京大学是他凭实力考取的，虽数学欠佳，只考了十几分，但国文与英文都遥领他人[11]。因北方动荡，选择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7月随父母迁居香港。

1950年5月，移居台湾，父亲劝他转学国立台湾大学，余光中却称台大师资差而拒绝，后还是顺从父亲，报考也顺利录取。资格审查时，因余光中取得的厦门大学肄业证书，日期是“1949年”，而非民国纪元。当时台大法学院长萨孟武不允许这种使用中共式的西元纪元“伪证件”入学，还叫余光中收起，“不要招摇”。但是文学院长沈刚伯却说“这是非常时期，不妨通融”。终于得使余光中插班外文系三年级[11]。毕业后，考选为预官，进入联勤陆海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任国防部少尉编译官。两年后，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出版。

1954年，与覃子豪、锺鼎文、夏菁、邓禹平创立蓝星诗社。

1956年，与表妹范我存结婚。范我存为常州人，生于江宁。[17]

1958年，母亲亡故，10月赴美国进修，取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回国任教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参加现代诗论战。

1961年，长诗〈天狼星〉刊于《现代文学》引发与诗人洛夫的论战，发表《再见，虚无！》作品风格渐渐回归中国古典之传统。与林以亮等人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与国语派作家展开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

1963年9月，第一本散文集《左手的缪思》出版。次年，第一本评论集《掌上雨》，第五本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举办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于耕莘文教院，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至美国讲学一年。

1965年，任西密歇根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次年回台，任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兼课，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1968年7月，出版散文集《望乡的牧神》。

1969年11月，出版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应美国教育部之聘，第三次赴美，任科罗拉多州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和寺钟学院客座教授。

1971年，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和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和西德出版，回国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1972年，获澳洲政府文化奖金，访问澳洲，11月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邀请，至香港演说，任政治大学西洋语文系主任。

1974年，出版诗集《白玉苦瓜》、散文集《听听那冷雨》，主持复兴文艺营。

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度过十一年，出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期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18]。他形容香港中大“是写诗的理想地方”，在中大写了《沙田山居》、《吐露港上》等[19]。其时，余氏居于教职员宿舍第六苑（即今国际生堂二座）2楼B室。

1977年，于联合报副刊发表〈狼来了〉一文。

1985年，移居高雄市河堤社区，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1986年，为高雄市木棉花文艺季写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出版诗集《紫荆赋》，其后陆续出版《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凭一张地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

1990年1月，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6月出版诗集《梦与地理》。

1992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龚氏访问学人，翌年出任联合书院的杰出访问学人。他为首届（1999-2000年度）及第二届（2002至2003年度）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决审评判。[20][21]

1994年2月，出版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高》。

2006年，余光中公开批评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杜正胜的“删减文言文”政策。

2010年，于联合报副刊发表《伯爵夫人的耳环画像》推崇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招致文坛各种讽刺，讥为“御用文人”。

2012年，对《经济学人》以“bumbler（做事毫无头绪，因能力不足，而时常犯错）”形容总统马英九，余光中称此为“大巧若拙”，与马英九会面时解释“拙表示踏实负责任，不轻举妄动，中国人讲的拙是一个很好的字”[22]。数日后，马英九在脸书发文谢谢余光中老师，“用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带给华人文学永恒的典范[23]。

2015年4月9日，受香港城市大学之邀请，在“城大杰出讲座”以“从古典文学到现代诗”为题演说[24][25]。

2015年获总统马英九颁赠二等景星勋章。

2017年8月，余光中反对蔡英文政府删减高中国文课程中的文言文。他表示“要推广闽南语，更要念文言文”，从小父亲就教他以闽南语念文言文。余光中说，相较国语或京片子，有8音的闽南语、9音的客家话，不管文字或声调，更贴近文言文，用闽南语（泉州话、漳州话、厦门话、潮州话）朗诵，反而更贴近文言文的原味，想推广闽南语，更应鼓励孩子念古诗词及文言文，彰显闽南语的典雅与优美[26][27]。

2017年11月27日，余光中病危，送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急诊，因急性脑中风、心肺恶化转神经内科加护病房，家属签署“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同意书”[28]；12月14日，上午10时04分，因肺炎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逝世，享寿九十岁[29]。

身后 编辑

2017年12月29日，在高雄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告别式。式后遗体火化，安葬在高雄内门区龙岩生命园区。

2018年3月，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质询，作家李敖、莫洛夫相继去世，文化部部长郑丽君都即刻表示会呈请蔡英文总统颁发褒扬令，何以余光中未获褒扬。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尊重文化部”，并反讽余光中：“李敖至少没有帮助国家打压乡土文学”。对此郑丽君强调历来未启动褒扬令都不会特别说明，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30]。

争议 编辑

现代诗论战 编辑

参见：现代诗论战

在现代诗论战中，因唐文标批评台湾的现代诗风格，其中也包括余光中的作品。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发表了〈诗人何罪〉，批评唐文标以人民为标准、其思想左倾，并和中共的文革作连结[31]。之后《现代文学》不再刊登唐文标的文章；唐文标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戏剧史初稿》序言中引述沈登恩说法，认为当年余光中曾威胁《现代文学》编辑发行者白先勇及姚一苇两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发表任何唐文标的文章[32]。

乡土文学论战 编辑

参见：乡土文学论战

1977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在联合副刊发表《狼来了》一文，指有人在台湾公然提倡毛泽东提倡的“工农兵文艺”，虽然未指名道姓，但当时正值戒严时期，此文被认为是给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等人“扣帽子”。

〈狼来了〉一文提及“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来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竟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33]

1989年，陈芳明发表文章，记录余光中曾寄一封长信给他，将陈映真文章中的段落摘取出来，对照英文原文，考证陈映真引述新马克思主义作品之处[34]。陈映真在2000年于《联合文学》杂志，再次提到此事。陈映真认为，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曾将此信汇整寄给王昇，密告陈映真思想倾共。王昇收到此信后，曾向郑学稼查证相关内容，郑学稼在私人场合向陈映真透露过相关历史[35]。余光中自辩，自己从未告密、诬赖，只是与友人书信中提及陈之事，他并称那篇中英对照考据陈映真引述马克思的文章是“一位双方都认识的友人写的”，而余光中并未提出友人究竟是何人，因为要“保护那位朋友”。

2004年9月11日，余光中在羊城晚报上曾辩解〈狼来了〉一文只出于爱国心，绝不想扣陈映真帽子，余光中自认〈狼来了〉一文也未“点名批评”台湾文坛相关人士，否认曾寄密告信给王昇，也否认受到中国国民党指使[6][36]。文中表示“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余光中称，他受到与他交好的齐邦媛、张晓风、陈芳明、南京的评论名家陈辽等批评，自认：“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7]

徐复观 编辑

徐复观与余光中曾争论〈登鹳雀楼〉一诗中的地形问题。徐复观称，余光中因此将他告上警总，王昇下令，强制将徐复观的书从书局下架[37]。

胡兰成 编辑

1975年，蒋中正过世，由其爱子蒋经国继任国民党党魁，胡兰成上书蒋经国，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同年，胡兰成出版《山河岁月》，余光中在《书评与书目》杂志发表《山河岁月话渔樵》评论此书，攻击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服务的历史。随后赵滋蕃、胡秋原与徐复观等人跟进批评。警备总部查禁了《山河岁月》，胡兰成丧失在文化大学的教职，隔年回日本。余光中最初曾推崇过胡兰成的文章，而后却因为胡兰成推动改革的立场，而加诸迫害[38]。

评价 编辑

自我评价 编辑

余光中在2004年应邀到北京参加百花文艺出版社《余光中集》出版新闻发布会时，对于所属的地缘，曾自评：“要论写作的地区，在台湾时期创作最多，……所以我当然是台湾诗人。不过诗之于文化传统，正如旗之于风。我的诗之旗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风若不劲，旗怎能飘，我当然也是最广义、最高义的中国诗人。 ”[39]

文学评价 编辑

  • 梁实秋：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3]
  • 向明：诗经、楚辞，唐、宋诗的名句，西洋典籍、旧约圣经，在他的诗中出出入入，自然轻巧，一点也不影响他诗中纯正现代风韵。[来源请求]
  • 林沛理：语言的魔术师，香江第一才子。[来源请求]
  • 夏志清：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共党统治下的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40]
  • 黄维梁：用紫色笔写诗，用金色笔写散文，用黑色笔写评论，用红色笔编辑文学作品，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余光中的散文，则‘精新郁趣、博丽豪雄’八字当可称职。把他的散文放在中国历代最优秀的散文作品中，余光中的毫不失色。他的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璀璨的奇葩。这是对他散文最稳重最保守的评价……他的散文，通体洋溢着一股堂堂正正之气。那是一种自给自足、绰有余裕的才能，原无须借助外力、事件或经历的成全。我以为，一旦具备了余光中的才能，那么无论生在何时，长于何方，他都必然会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大显峥嵘。
  • 马世芳：“不，我不同意因为‘狼来了’或是他的政治倾向，就要把他的诗文都贬为不值一顾。”[7]
  • 李敖认为余光中四十余年来文学一点都没有进步，2011年7月的香港书展，李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演讲中再次批评余光中：“余光中80多岁了，如果40年前就死了，他还是余光中，因为后40年都没进步嘛。”[41]

政治评价 编辑

  • 李敖认为余光中是“骗子诗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并且斥责他“过去反共，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在李敖的《李敖有话说112期》中，定性余为“马屁诗人”、“半票作家”，而且昔日余光中对两蒋父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李敖对此行径极为鄙视，认为其到大陆也不过是投机而已。对于余光中力称闽南语的美好，李敖称，余光中不讲闽南语，还曾公开说，“与其说我是闽南人，不如说我是江南人”，何须为了意识形态造假？[42][43]
  • 诗人李敏勇认为余光中附和党国化中华民国体制的官方文化政策，甚至以笔为枪，抛血滴子，昔反共今亲中，立场迥异牺牲民主，戏称中为母、台为妻，自我解套仍难逃转型正义的审视[44]。
  • 诗人向阳认为，这个指控（乡土文学论战）对余光中往后的文学名誉造成了相当巨大的伤害。[45]
  • 朱宥勋：“我认为不出恶声已是最大的宽容，无须过度礼遇。”[7]
  • 马世芳：“不，我当然不打算忘记‘狼来了’。这是他一生的污点。”[7]
  • 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介民表示：“彭歌、余光中这等御用文人，不过在执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文学界的镇压，背后更惊心动魄的剧本是政权保卫战。”[46]
  • 学者赵稀方表示：“据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大陆的‘余光中热’让台湾的左翼文坛感到很吃惊。我想补充的是，‘余光中热’让我们大陆稍有台港文学知识的学者感到惭愧！”“目前的‘余光中热’是出于大陆读者对于台港历史和文学史的无知。”“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上的‘恶名’，开始于‘唐文标事件’。……；而且给对方戴上了在当时‘反攻大陆’的台湾最犯政治忌讳的‘左倾文艺观’的帽子”。[47]
  • 诗人张德本批判余光中：“我为何要在2000年第十九届高雄市文艺奖颁奖典礼上抗议余光中呢？抗议余光中‘打压台湾文学！’抗议余光中‘狼来了！’抗议余光中‘作家的风骨何在？’‘狼来了’一文余氏不敢将之收录于结集，这段‘乡土文学论战’余氏角色论点的历史公案，《余光中传》里回避不敢触及，难道是心虚吗？诗人要像战士勇于面对昔日‘光荣’的战役。”[48]
  • 陈映真在2000年《联合文学》杂志九月号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答陈芳明先生》一文，引用陈芳明《鞭伤之岛》一书，余光中向王昇密告陈映真一事，质疑余光中在当年乡土文学论战中，与国民党政府特务系统的关系。而根据陈映真该文，他写道：“而余光中在最近的一个场合中，因他当年假借权力压迫乡土文学而当场受到一个青年公开的抗议后，作了这回应：他当年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学’！显见他至今丝毫不以当年借国民党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径为羞恶。”
  • 余光中2011年12月12日在联合报副刊上登了一首〈伯爵夫人的耳环画像〉，赞扬马英九之妻周美青的质朴、不奢华、关怀弱势，内容“明贬暗褒”，充满奉承意味，被当时文坛炮轰根本是“御用诗人”；除了赞扬特定人物之外，其中“不用英文，用法文，意大利文”的段落，也让人质疑在讽刺候选人“蔡英文”，文坛上忍不住讽刺这根本是“御用文人”的等级，当然为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写诗没什么不对，但在选举前就有一种拍马屁的嫌疑。另外，文坛上向来有种“文学不为政治力服务”的精神，虽然政治作家还是不少，但做得太过火还是会有争议。余光中在1977年、同样是联合报副刊，曾刊载一篇〈狼来了〉，暗指当时的乡土文学作家“亲共”；那段时期，包含唐文标、陈映真、王拓等人，都被指控有左派、共产思想，害对方被调查、失去发表作品机会，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文坛直批“根本是想要他们死！”2015年，年轻诗人宋尚纬发表〈某先人画像〉，诗中提到“我们对夫人没有敌意／但也没有敬意／毕竟要种出选票与钞票的／是那位一直发人传票的丈夫”、“而你的乡愁终究／终究变成乡间的仇恨了”，讽刺余光中大中华式的思考[49]。
  • 马英九总统被国际知名的《经济学人》杂志评为“bumbler”，引起台湾舆论争议。余光中说，其实bumbler就是“拙”的意思，表示踏实、负责任、不轻举妄动，如同大智若愚、愚公移山、大巧若拙，是媒体翻译有问题。各界多不认同余光中的观点，诗人郑炯明直批“这是诗人的堕落”、《指环王》的译者朱学恒也讽刺“简直是弄臣”[49]，时事评论员金恒炜说：“余光中把“笨蛋”换装成“大巧”，就像把大粪变成黄金，污辱了所有人智商，也把自己的专业踩在脚底。”[50]沈政男指出：“余光中英文不错，但有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好吗？梁实秋编的《远东英汉字典》里说，bumble指的是‘失败、搞糟、喃喃不清的说’，哪里有‘大巧若拙’的意思？”[51]

文学观点 编辑

文学观（原文摘录） 编辑

  •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来源请求]
  • 散文有如地球，诗有如月亮：月球被地球所吸引，绕地球旋转，成为卫星，但地球也不能把月球吸得更近，力的平衡便长此维持；另一方面，月球对地球的吸引力，也形成了海潮。[来源请求]
  • 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来源请求]
  • 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旗可以迎风而舞，却不可随风而去，更不能变成风。把散文写成诗，正如把诗写成散文，都不是好事。[来源请求]

与音乐界关系 编辑

1970年代以降，中华民国政府经历被逐出联合国、与美断交，国际地位日渐低落。余光中将当时社会处境的感受反映在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同年，民歌歌手杨弦将余光中《乡愁四韵》谱曲，于胡德夫个人演唱会发表。这种对故土思念的情怀，融合西方的新式音乐元素，大获好评。翌年，杨弦续谱《江湖上》、《民歌手》等诗，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发表，余光中登台朗诵诗作。对余光中来说，是现代诗突破羁咎的新方法；在杨弦看来，则是中国传统民谣另一条出路。两个不同的领域，同样在摸索有别旧往的发展方式，文学界与音乐界，在杨弦和余光中的合作下，开启此后的民歌运动。

杨弦与余光中的“以诗入歌”，是民歌运动初期惯用的模式。学院派的音乐创作者，认为余杨等人提出的“中国现代民歌”，定义与作法不够精致严谨，既不“中国”也非“民歌”；而非学院派，如陶晓清，则认为过于高格调的范围限定，无法将有别传统的民歌概念通俗化，更会扼杀新式创作的发展。双方多次交锋，对各自论述所谓民歌的“正当性”，每每展开论战。与同是19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一样，余光中皆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52]

作品 编辑

余光中创作文类包括诗歌、散文、论述等。 以诗歌创作为主，复以散文及评论成名。

诗集 编辑

  • 《舟子的悲歌》，台北：野风出版社，1952年3月
  • 《蓝色的羽毛》，台北：蓝星诗社，1954年10月
  • 《万圣节》，台北：蓝星诗社，1960年8月
  • 《钟乳石》，香港：中外画报社，1960年10月
  • 《莲的联想》，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6月
  • 《五陵少年》，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4月
  • 《天国的夜市》，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5月
  • 《敲打乐》，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9年11月
  • 《在冷战的年代》，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9年11月
  • 《白玉苦瓜》，台北：大地出版社，1974年7月
  • 《天狼星》，台北：洪范书店，1976年8月
  • 《与永恒拔河》，台北：洪范书店，1979年4月
  • 《隔水观音》，台北：洪范书店，1983年1月
  • 《余光中诗选1949～1981》，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8月
  • 《紫荆赋》，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7月
  • 《余光中诗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
  • 《余光中一百首》刘沙河选释，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1月
  • 《兰屿颂─诗文摄影集》与罗青、锺玲合著，王庆华摄影，台北：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放射性待处理物料管理处，1989年
  • 《梦与地理》，台北：洪范书店，1990年6月
  • 《台湾三家诗精品》与席慕蓉、纪弦合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
  • 《守夜人——中英对照诗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10月
  • 《游目骋怀——玉山国家公园诗文之美摄影集》与锺玲合著，王庆华摄影，南投：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1993年4月
  • 《安石榴》，台北：洪范书店，1996年4月
  • 《双人床》，台北：洪范书店，1996年9月
  • 《余光中诗歌选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
  • 《余光中诗选·第二卷1982～1998》，台北：洪范书店，1998年10月
  • 《五行无阻》，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
  • 《刘国松余光中诗情画意集》刘国松画，台北：新苑艺术公司，1999年
  • 《余光中作品精选》，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 《与海为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
  • 《高楼对海》，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7月
  • 《山海传奇——高雄摄影诗文集》与锺玲合著，王庆华、王信诚摄影，高雄市新闻处，2001年
  • 《余光中─与永恒拔河》，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 《余光中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9月
  • 《余光中诗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3月
  • 《シリーズ台湾現代詩3》与杨牧、郑愁予、白萩合著，上田哲二、美树直大、是永骏、岛田顺子日译，东京：国书刊行会，2004年12月
  • 《余光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
  • 《余光中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
  • 《等你，在雨中》，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 《余光中集》（台湾诗人选集14）丁旭辉编，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8年12月
  • 《藕神》，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10月
  • 《太阳点名》，台北：九歌出版社，2015年8月
  • 《贝壳砂》

散文 编辑

  • 《左手的缪思》，台北：文星书店，1963年9月
  • 《逍遥游》，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7月
  • 《望乡的牧神》，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8年7月
  • 《焚鹤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2年4月
  • 《听听那冷雨》，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5月
  • 《余光中散文选》，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5年
  • 《青青边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12月
  •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台北：洪范书店，1987年1月
  • 《凭一张地图》，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12月
  • 《鬼雨──余光中散文》，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5月
  • 《隔水呼渡》，台北：九歌出版社，1990年1月
  • 《招 魂 的 短 笛》，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
  • 《余光中幽默散文赏析》，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
  • 《世界华文散文精品─余光中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11月
  • 《桥跨黄金城》，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6月
  • 《高速的联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
  • 《真空的感觉》，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年10月
  • 《日不落家》，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
  • 《石城之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 《余光中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
  • 《满亭星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
  • 《光中心音》，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
  • 《大美为美——余光中散精选》，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年5月
  • 《海缘》，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文采画风》刘国松图，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
  • 《余光中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11月
  • 《左手的掌纹》，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 《余光中散文精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 《飞球原来是地图》，香港：三联书店，2004年1月
  • 《青铜一梦》，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2月
  • 《余光中幽默文选》，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5年5月
  • 《寸心造化──余光中自自选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10月
  • 《余光中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
  • 《余光中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
  • 《天涯情旅——余光中至情至爱散文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12月
  • 《余光中经典》，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 《余光中幽默诗选》陈幸蕙.赏析，台北：天下远见出版，2008年10月
  • 《余光中跨世纪散文》，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10月
  • 《粉丝与知音》，台北：九歌出版社，2015年8月

论述 编辑

  • 《掌上雨》，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6月
  • 《人与驴》，台中：蓝灯出版社，1971年2月
  • 《文学漫谈》与颜元叔、傅孝先、刘绍铭、马庄穆合著，台北：环宇出版，1972年
  • 《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九歌出版社，2009年6月
  • 《从徐霞客到梵高》，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2月
  • 《井然有序─余光中序序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10月
  • 《缪思的左右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 《蓝墨水的下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
  • 《连环妙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
  • 《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1月
  • 《含英吐华──梁实秋翻译奖评语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3月
  • 《余光中谈诗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1月
  • 《语文大师如是说──中中和西》，香港：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
  • 《举杯向天笑》，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10月（文学评论）
  • 《翻译乃大道》[53]

合集 编辑

  • 《春来半岛─余光中香港十年诗文选》，香港：香江出版社，1985年
  • 《中国结》，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0月
  • 《余光中选集─第一卷诗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选集─第二卷诗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选集─第三卷诗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选集─第四卷散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选集─第五卷散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集．第一卷．诗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二卷．诗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三卷．诗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四卷．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五卷．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六卷．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七卷．文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八卷．文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九卷．集外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经典作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9月
  • 《情人的血特别红─余光中自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

翻译 编辑

  • 《梵高传》，［美］史东，台北：重光文艺，1956年，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年12月重订版
  • 《英诗译注》，台北：文星出版，1960年
  • 《英美现代诗选》，叶慈等撰，台北：大林书店，1970年
  • 《录事巴托比》，梅尔维尔著，香港：今日世界，1972年
  • 《不可儿戏：三幕喜剧》，王尔德著，台北：大地出版社，1983年
  • 《土耳其现代诗选》，台北：林白出版社，1984年
  • 《空洞的贝壳》，沙白著；余光中、陈靖奇译，高雄：台一社，1990年
  • 《温夫人的扇子》，王尔德著，台北：大地出版社，1992年
  • 《绯红树》，陈志勇著，新竹：和英出版社，2003年
  • 《不要紧的女人》，王尔德著，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10月
  • 《老人与海》，海明威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 《济慈名著》，济慈著，台北：九歌出版社，2012年4月
  • 《王尔德喜剧全集》，王尔德著，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年10

主编 编辑

  •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余光中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
  • 《文学的沙田》，余光中编，台北：洪范出版社，1981年
  • 《秋之颂》（梁实秋先生纪念文集），余光中编，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
  • 《我的心在天安门：六四事件悼念诗选》，余光中编，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
  • 《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一九七〇－一九八九》，余光中总编，，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
  • 《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台湾一九八九－二〇〇三》，余光中总编，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

传述 编辑

  • 《这样的“诗人”余光中》，陈鼓应，台北：大汉，1977年
  • 《从徐志摩到余光中》，罗青哲，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年
  •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傅孟丽，台北：天下远见出版，1999年
  • 《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陈君华，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年
  • 《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徐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
  • 《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傅孟丽，台北：天下远见出版，2002年
  • 《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学生命》，陈智德、马辉洪、陈露明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图书馆，2008年
  • 《壮丽：余光中论》，黄维梁，香港：文思出版社，2014年8月

获奖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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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余光中未獲褒揚 文化部長：未啟動褒揚令皆不特別說明. [2018-03-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16）. 
  31. ^ 余光中〈诗人何罪〉：“满口‘人民’、‘民众’的人，往往是一脑子的独裁思想；例子是现成的。不同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只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僵’文作者妄想一笔勾销古典与现代。这样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对于今日年轻一代的某些读者，也许尚有迷惑的作用。”
  32. ^ 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初稿》序：“最后要一提的，本书初稿，上篇蒙高信疆先生的好意，登载入《现代文学》第二期，但下篇久久不刊，据远景沈登恩先生云，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授的余光中先生，威胁《现代文学》之白先勇及姚一苇二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发表任何唐文标的文章，只好退稿，这是本书在七年后方得见天日的唯一理由，但无人证实沈登恩先生的说法。”
  33. ^ 余光中.〈狼来了〉1977年8月20日，联合报12版联合副刊
  34. ^ 陈芳明《鞭伤之岛》《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评余光中、陈映真道路的崩坏》：“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
  35. ^ 陈映真《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答陈芳明先生》：“事隔多年，而且因为陈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这里说一说。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资料，当时是直接寄给其时权倾一时、人人闻之色变的王将军手上，寄给陈芳明的，应是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诉我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据说王将军不很明白‘新马’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达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将军对之执师礼甚恭的郑学稼先生，请郑先生鉴别。郑先生看过资料，以为大谬，力劝王将军千万不能以乡土文学兴狱，甚至鼓励王公开褒奖乡土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对乡土文学霍霍磨刀之声，戛然而止，一场一触即发的政治逮捕与我擦肩而过。这是郑学稼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在那戒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联合文学》2000年九月号。
  36. ^ 陈映真. 惋惜. 世纪中国. 2004年9月14日 [2013年5月2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5日） （中文（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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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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