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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事件
德国殖民活动的一部分

事件后德国海军士兵占领清军炮队营兵营，升起战旗（德语：Reichskriegsflagge）
日期1897年11月14日
地点
中国胶州湾
结果 德国目的达成
中德签署《胶澳租借条约》
领土变更 中国划出胶澳租借地予德国
参战方
 大清 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清朝 章高元
清朝 李秉衡		 德意志帝国 棣德利
德意志帝国 威廉二世
德意志帝国 海因里希亲王
兵力
4营步兵[1]
约1,600至2,000人[2]
5门150毫米加农炮[1]
10余门轻型野战炮[1]
全青岛约11,800人[3]		 登陆首日：
717名海军官兵[1]
数门50至75毫米火炮[1]
1艘铁甲舰
2艘巡洋舰
增援：
1艘铁甲舰
4艘巡洋舰
1艘护卫舰
地面部队总计：[4]
1200名海军步兵
200名海军炮兵
总兵力：3,285人[5]
伤亡与损失
军人1人死亡、4人受伤[6]
平民2人死亡[6]		 无

胶州湾事件（或称胶澳事件[7][8]）是指1897年11月14日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中国胶州湾之事件，其后亦逼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署《胶澳租借条约》，将该地租予德国99年。

普鲁士在统一德意志各国前便有在远东取得港湾或岛屿作为商业或军事据点的需求，而统一后历经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该需求上升至国家战略目标。1894年中日之间发生“甲午战争”，德国借机联合俄、法对日本施压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以此向中国索要租借港湾为报酬，但遭后者拒绝，其后德国透过中国驻德公使和其驻华公使多次谈判，一边就多方因素衡量、选择适宜的在华据点，最终决定以武力占领。

1897年11月1日，山东曹州巨野发生德国传教士遭杀害，是为“曹州教案”。德方以此为借口派遣“东亚分舰队”于11月14日至胶州湾，其司令棣德利以游历为由欺骗中方守将章高元。翌日清晨，德军登陆控制胶州湾各重点地区，要求章于三小时内率部撤离胶州湾，后者向上级山东巡抚李秉衡与北洋大臣王文韶请示，李主张坚决抵抗，并请求军机处调拨军队赴胶州湾，王则仅要章部据守青岛附近“不动不战”。11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提出有关“巨野教案”赔偿内容，清政府则要求其先撤兵才谈判。其后，清政府获悉由威廉二世之弟海因里希亲王率领的增援舰队正赶赴胶州湾，因惧怕战争爆发而于11月30日命令章部退出胶州湾。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划定“胶澳租借地”予德国租借99年。

“胶州湾事件”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冲击与深远的影响，包括：清政府官员与维新派人士忧虑国家前途、民族主义勃发，为日后变法运动打下基础；德国透过胶澳干涉山东事务日深，教会势力逐渐凌驾于当地地方官府之上，民教冲突越演越烈，成为日后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地区；英、俄、法、日等列强以“胶州湾事件”为始，对中国进行第二次瓜分；中德关系转折，其长期在华的正面形象一落千丈，出现此前未曾有过的仇德情绪，也成为中国近代对德国乃至国际外交走向近代化、重新认识的契机。另一方面，对德国而言，“胶州湾事件”也大大提高了其作为列强的地位，该地也成为德国干涉中国内政、攫取在华利益的基地。在德国大力建设下，至1914年胶澳首府青岛已自原本的小渔村发展为高度现代化的中国第六大城市，也是“东亚分舰队”的母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发起“青岛战役”占领胶澳，并在战后“巴黎和会”继承德国原有的权益，直到1922年中方才透过“华盛顿会议”将胶澳主权收回。

背景 编辑

早期德国对华殖民政策 编辑

更多信息：中德关系和德国殖民地
 
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对考察山东的报告为日后胶州湾占领行动促成相当的影响。

德国对谋求中国据点的兴趣可追溯至1860年代，当时普鲁士王国无论是前往中国的远征队、海军官员乃至普通商人都曾鼓吹占领中国沿海港湾或岛屿作为海军据点或殖民地。1860年代，摄政王威廉亲王便曾向前往中日签订通商条约的使节弗里德里希·楚·艾林波指示在太平洋或在南美洲找寻一个据点建为普鲁士的殖民地[9]，然而取得殖民地一事因中德谈判困难而未能详谈[10]。当时普鲁士海军总司令阿德博尔特亲王认为通商条约若缺少海外据点将不具实际意义，因此建议威廉亲王占领台湾，但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以当前应准备统一战争为由断然否决[11]。事后普鲁士海军仍两度派遣“瞪羚号”护卫舰前往台湾收集情报[12]，也有数名普鲁士商人向政府提交备忘录宣称“台湾与海南岛仅是名义上属于中国，若这些岛屿归德国所有，他们即可在短时间使德国在东亚具有举世皆知的威力”[13]。同年，德人傅立特也于一著作鼓吹在台湾建立普鲁士政权的迫切需要以及计划，且最好也一并占领厦门，使其成为“德国的澳门或香港”[14]。驻日领事马克斯·冯·巴兰德则反对占领台湾，认为从政治、军事和卫生方面“完全不适宜”建设海军据点[15]，艾林波也报告台湾气候不适，加之有引起列强干预的可能而同样反对[16]。

除台湾外，舟山群岛也是普鲁士候选目标之一。1840年代，普鲁士在华业务代表弗里德里希·威廉·格鲁柏（Friedrich Wihelm Grube）即曾建议政府夺取舟山群岛，而于1868年至1872年七度来华考察的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也在1869与1871年间两度上书俾斯麦，建议“在东亚获得固定的据点对继续增长的德国商业和航行利益是必要的，德国在华的商业与航运利益也需要发展海军来保护，一有战事商船和军舰也有避难所和加油站，这些皆使德国急需在东亚获得据点，宁早勿迟。[17]”，而舟山群岛作为长江出海口，为中国最佳的良港，位置上可控制宁波、打狗、基隆、上海等通商口岸，并居中国南北和日本海上交通之枢纽，孤立于上海也使其不受大陆的动乱影响。李希霍芬认为可以在当前中国内忧外患时找借口占领，事后稍微以金钱补偿即可永远归属普鲁士而不致危害两国友谊[18]。除了舟山外，李希霍芬于1869年3月第三次旅行中注意到山东盛产的煤炭资源，并从地图上发现胶州湾，认为该地拥有丰富天然资源、大量廉价劳动力、位置优越，是极佳的军港和商业港口，主张应修筑经过济南至北京和河南的铁路，方能控制山东乃至整个华北的资源和倾销外国商品[19]。尽管李希霍芬本人从未到过胶州湾，但仍在著作中发表对胶州湾“未来重要性”的猜想[20]，称其为“山东全省第一要地，经我德国占领，即可握山东全省之利权，若我能立定根本计划，着着实行，则不但可得山东之利权，且可操中国全国之死活权，而朝鲜又为我囊中物，即他国在华之权利，亦降归我有矣……[21]”，李希霍芬的主张对于日后德国政府选择胶州湾作为据点起到重要的影响[20][注 1]。

俾斯麦对于1870年4月2日指示驻华公使李福斯（Guido von Rehfues）与中国政府谈判，于中国海岸中心点或附近岛屿以出卖或租借的形式取得据点，但李福斯知道此事不可能透过谈判达成，若使用武力又为北德同盟所不愿，终将徒劳无功又损及两国关系[22]，因此未向总理衙门提及，反而建议德国政府于厦门附近的鼓浪屿秘密设立野战病院和海军仓库：“用这种方法，可能在短时期着手于所希望的居留地并预计在引起中国政府注意到这件事以前，已经可以得到结果。那些以后也许和地方官厅必要的谈判可由领事去主持，如有需要，北京公使馆才加入对此事的决定”。然而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华据点问题再度被搁置[13][23][24]。

德国在华据点需求遽增 编辑

更多信息：英德海军造舰竞赛、提尔皮茨计划、风险理论（德语：Risikotheorie (Militär)）、大陆政策 (德意志帝国)和世界政策

1871年德国统一后，国力大幅增长，工商业发展迅速、积极寻求向外发展的机会，因而其在华商人更为热切地游说政府取得当地据点。时任首相俾斯麦对殖民事务不感兴趣，其“大陆政策”为尽可能与欧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以孤立对德复仇心盛的法国，并曾道：“只要我还是帝国首相，我们就不会奉行殖民政策。[25]”究其原因，德国崛起较其他殖民列强晚得多，后者早已完成了世界的初步瓜分，德国参与必将触及他国利益，而海外作战能力有限的德国不仅无法取得殖民利益，还可能导致本国在欧洲遭到列强围攻，届时海外殖民地也将轻易变成“法国人的战利品”。俾斯麦还认为“殖民地所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一说纯属幻想，从英法的经验来看，建立与维持殖民地的成本远高于其所能带来的利益[25]。基于上述，俾斯麦极力避免德国卷入当前多国列强在华形成均势、日后可能引起矛盾的复杂局面，采取相对保守的对华政策，而这也使德国的在华形象相对正面、积极，两国外交关系也以良性发展[25]。

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德意志皇帝，其与俾斯麦就外交乃至整体国家战略多有冲突，后者因此于1890年辞职退休，威廉二世自此转而推动追求世界霸权的“世界政策”，在中国沿海取得一据点也因若干原因成了当务之急的议题，包括：[26][27]

  • 一、自1880年后经济民族主义理论开始流行全球，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纷纷成立关税壁垒，海外商业竞争更尤其激烈，但因为德国殖民地事业起步过晚，虽对华贸易量逐年增加，却因为没有当地据点而限制了商业发展。
  • 二、德国位处欧陆中央、强敌环伺，1887年“三帝同盟”解体、1892年法俄结为同盟，使欧陆局势紧张，德国欲使俄国将目光转向远东并建立合作空间，认为德国在远东两大列强——英俄之间取得在华殖民地可对后两者起平衡缓冲的效果，为其所默许，既可联俄制英、亦能离间法俄。
  • 三、威廉二世是一位海权主义者，其熟读美国海军学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著作，深信海军为国家利益主要维护者、若无强大的海军德国将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国，进而追求海军的扩张，取得海军海外基地便成为当务之急，如经常派任远东的德国“东亚分舰队”即缺乏海外据点。与风帆时代不同，蒸气轮机船舰的速度比风力推进者的更快、动力更为稳定，但必须仰赖定期和可靠的煤炭供应，旧式的风帆护卫舰可以在船上装载备用的缆绳与桅杆，在海上就能进行必要的维护工作，但蒸汽轮机军舰锅炉会生锈、螺旋桨轴会断裂，需要持续维护和随时可用的维修设施。对于只在本国基尔或威廉港附近水域巡弋的主力舰队而言尚不致困难，但东亚分舰队因缺乏基地，只能依靠英国（香港）、中国（上海）或日本（长崎）设施提供技术和后勤支援，也常遭到拒绝或突然取消预订的情况[28][29]。
  • 四、威廉二世个人对亚洲民族抱有“黄祸”的种族偏见，深信日本人为第二次黄祸，唯恐再度受到黄种人的攻击（Eingriffe der großen gelben Rasse），一再要求身为表弟的俄罗斯皇太子尼古拉二世和他共同肩负保卫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责任，因此在远东必须拥有能用于联合欧洲对抗亚洲的根据地。类似观点的还有海军大臣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德语：Friedrich von Hollmann），其指出：“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保护商业和航行免遭欧洲列强的危害，我们还必须强而有力地与中国和日本对抗，这一点只有我们在那里站稳了脚跟才能作到。”
  • 五、得到港口可提高德国在远东的声望，也抬高德国和德国人在此一地区与之接触者眼中的地位。德国海军将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认为，在中国建立德国海军据点除了能带来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外，亦能提升德国文化在国外的地位、强化德国文化的凝聚力、增强德人对自己家乡的自豪感，提尔皮茨称在远东“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不少德国人一定程度上自愿转入英国的阵营，使原先在当地占据大部分经济或工业的德国势力被逐渐排挤出去”，“数百万移居他乡的德意志人，从内心到外表逐渐与我们疏远了，这会使我们未来最坏的敌人占尽便宜。”提尔皮茨期望在中国取得的新据点将带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意义，亦能在经济和民族文化上有所贡献，将德国自身发展为“世界性工商国家”。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称：“从一般的政治观点来考虑，有必要再次指出，法国已牢牢占据着东京，英国已经占有香港很长时间，俄罗斯则拥有黑龙江地区，甚至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也拥有自己的领土很多年了。既然直所有这些强国都在东亚拥有对已大有裨益的港口，德国也必须做出同样的事情，否则在这一地区仍旧只能处于二三流强国的地位。[30]”
  • 六、德国对山东省的天主教会采取了保护态度，拥有一个港口能使这一政策更能有效实施，不过这一点在发生“巨野教案”前并未被明确提出来[30]。

选址之争 编辑

德方各部对各候选地点之态度与理由[31][32][33]
海军大臣霍尔曼 海军总司令克诺尔 外交大臣马沙尔
首相霍恩洛厄
舟山群岛 同意 同意 反对
与英冲突
厦门 同意 反对
地理条件 		反对
多国冲突、地理条件
胶州湾 反对
地理条件 		反对
地理条件 		中立
台湾 不明 不明 反对
对日法冲突
地理条件
威海卫 反对
与日冲突、地理条件 		反对
地理条件 		反对
对日冲突
三沙湾 不明 不明 同意
金门 反对
地理条件 		反对
地理条件 		同意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德国虽对外宣布中立，但其朝野视此为在中国沿海获得基地的良机，而至于选择占领何处、以何种方式占领，威廉二世、首相、外交署、海军、驻华公使、海关官员、地理学家和军事工程专家意见不一，此一“选港之争”长达三年之久[34]。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德语：Gustav Adolf Schenck zu Schweinsberg）于战争爆发同年11月23日密电首相霍恩洛厄亲王：“假使因中日冲突，引起各国要在中国取得领土，为德国计，亦可利用机会为它的重要商业利益取得一基地”，并建议目标地为胶州湾或澎湖列岛[13]。威廉二世最初倾向占领台湾，还曾在甲午战争期间拒绝中国的调停请求以向日本示好，为的是换取后者对其取得在华据点的支持，但日本对台湾怀有野心，断然拒绝德国的要求[33][注 2]，有鉴于此，德国转而帮助中国（见下节），企图以此向其示好，取得在华据点。1895年3月，在威廉二世的催促下，德国外交署函请海军部列出适于作为其据点的地名表，海军大臣霍尔曼于4月17日的备忘录中列出对此几项原则：从新加坡到函馆间的南北两处基地、位于主要商业航道上、具商业发展潜力以及不得与其他列强势力范围过近，随后他提出三组候选地：一、舟山群岛与厦门；二、胶州湾与大鹏湾；三、朝鲜莞岛与澎湖群岛[35]。

舟山与厦门的组合为霍尔曼最中意者，认为其各自位于经济高度重要、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扬子江下游与广东）之入口[35]，外交署基于舟山已在1846年中国与英国签署的条约中成为后者势力范围而反对[36][注 3]。厦门则虽有“东亚分舰队”司令保罗·霍夫曼（英语：Paul Hoffmann (naval officer)）少将的支持，认为该地符合作为舰队基地的所有条件，也是除了香港以外唯一能保护各种吃水量船只的海港，但外交署与海军总司令爱德华·冯·克诺尔（德语：Eduard von Knorr）上将均反对，巴兰德指出厦门关税占中国海关总收入相当的比重，且当前已充作外债之抵押，若德国强行占领势必引起列强多国干涉，克诺尔也认为厦门地理上缺乏发展贸易的腹地，其作为通商口岸若加以占领也将严重妨碍港内的自由通商[33][34]。胶州湾则在霍尔曼的报告中指出冬季有三个月（12月至3月）的冰封期且过大、过浅、缺少必要的防卫措施、位置太偏北、太远离主要贸易线，霍夫曼断言其毫无用处[37]，大鹏湾则过于接近英属香港，也位于台风的主要路线上[34]。朝鲜莞岛地理上必遭到日俄激烈反对，澎湖群岛则缺乏良港、在没有台湾的条件下价值有限、后来也被割让给日本而直接被放弃[35][33][34]。

除了霍尔曼提供的六处地点外，德国还考虑过三个地点——威海卫、三沙湾和金门。1895年8月底，受“古田教案”中《新普鲁士报（英语：Kreuzzeitung）》报导英国拟派遣军舰至中国各口岸与舟山群岛示威、俄国也准备采取类似行动的影响，威廉二世不愿落于人后，准备基于同样目的派船到威海卫[38]，并为此特地从俄皇尼古拉二世处取得了书面协议保证[33]，但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珀斯坦（英语：Adolf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反对，认为威海卫面积过大，霍恩洛厄也认为当前该地已在日本控制之下，若逼其放弃所占领之据点改由德国接手，必遭其憎恨，甚至是中日联合反德[36]，海军总司令部也认为威海卫位置过于偏北而反对[33]。三沙湾则是由霍夫曼提出，其所考量的是其战略而非商业重要性，他认为三沙湾的中国人少，且尚无有价值的本地商业，认为中国或许更为情愿割让此一港口[39]。金门则是在战争期间于山东与广东汕头兖州发生教案，外交署一度考虑借此机会占领的地点，然而金门腹地过小、位置上又受制于厦门，不被海军所接受[33]。马沙尔最后得出结论说：从政治上看，只有胶州湾值得考虑[35]。然而海军部坚决主张占领舟山群岛，并视胶州湾为不可行的选择[35]，克诺尔与威廉二世甚至一度考虑过对英战争的可能性[33]。由于意见不一，在华据点的问题在1895年至1896年一度被停止考虑[35]。威廉二世对事态发展很不满意，要求选择一个地点做出最终的决定。1896年5月，提尔皮茨接替霍夫曼被任命为“东亚分舰队”司令，奉命立刻前往中国沿海进行考察工作。7月4日，克诺尔命令提尔皮茨调查厦门、金门、三沙和舟山群岛，而胶州则不在考虑范围内[40][37]。

胶州湾成为德国首选 编辑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于1896年5月接替霍夫曼任“东亚分舰队”司令，其考察报告重新确立了胶州湾的优越性。

提尔皮茨对胶州湾饶富兴趣，认为具气候良好、与煤矿相邻、可与内地贸易、冬季不封港和尚不属于列强等优点[注 4]，但与新任北京公使海靖的会面中，听闻“胶州湾早已被中国划给俄国”。提尔皮茨对此说存疑，认为俄国早在朝鲜和辽东半岛即有足够地方[42]，决定调查更多候选地[43]。8月13日至14日，提尔皮茨至胶州湾调查，后又陆续访问几处候补地，但皆不满意，如其认为舟山难以防守、偏离主贸易线（大多商船直接绕过该岛，前往上海）、英国反对等而淘汰[43]，厦门重要性则无原预想高、内地贸易机会小、难以防御[注 5]，三沙湾则被高山围绕，骡马队伍难以穿越，几乎不可能与内地贸易、难以设防、港湾狭窄，还有危险海流[42]。

8月19日，海靖询问俄国公使喀希尼俄国对胶州湾的态度，后者回复“胶州湾已被中国官方许给我们作为过冬港口”。海靖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就通知提尔皮茨胶州湾已不可考虑[44]，后又将其对胶州湾的兴趣与喀希尼的会谈撰写为报告，还加入他听闻大连港并非不冻港，且俄舰去年就曾在胶州湾过冬、认定该湾已成其势力范围等意见，于8月22日将其发回柏林[45][44]。提尔皮茨收到海靖信件后，以其军事科学知识判断该港对俄国并无价值，因此于9月13日至21日访问海参威以确认俄方对胶州湾的态度。在宴会上，提尔皮茨与俄东亚海军司令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上将谈论德国不知应选择远东何处的问题，阿列克谢耶夫先是提出舟山，提尔皮茨答称可能招致第三者的反对[44]。阿列克谢耶夫再提出厦门，提尔皮茨则指当地仅有中等价值。阿列克谢耶夫随后又提出胶州，提尔皮茨称胶州“冰冻、港湾不好、花费大且完全没有贸易”，阿列克谢耶夫则劝提尔皮茨应亲自去了解该港的价值[44]。提尔皮茨认定喀希尼所言并非正确，于9月5日向本国发出胶州湾的详细报告，内容以李希霍芬的著作为基础，加上实地考察，具相当的权威性，报告中详述胶州湾航运与军事方面的优点，并强调该地整年都不会结冻（仅会形成海面薄薄的软冰层，不妨碍停泊[44]），还认为发展为优良海港可行性高，最后还述及中国当地军事防务薄弱，并附上占领该区域的战略计划，其详细而具体以至于日后德国占领后采取的行动与殖民经营方针基本是按照该计划进行：[46][47]

  1. 占据外围半岛，用东亚分舰队的军舰驱逐中国军队，然后尽可能地逐渐向内地扩展。
  2. 增派1600名士兵和一个连的海军炮兵部队补充海军兵力或者更确切地补充驻防部队，对中国军队现有的工事加以临时修整。以原有兵营为驻地。开放全部胶澳租借地为自由港，或者规定很低的关税率，在阴岛建立船舶码头。彻底检修船坞与海港设施，铺设通往潍县或济南府的铁路，这些工作无论怎样都是值得做的，即使我们不能事先就开始行动。……建造一个储煤库和一个较小一点的海军仓库。
  3. 一旦该地区在商贸方面有明显的起色，我们就可以用旧的大炮材料来改善船坞设施和临时的海军和陆地防御工事了。
  4. 根据该地方的商贸发展和军事意义增长程度进行扩建。
  5. 驻军总需求量为6,000名士兵。尽管在经营胶州湾时肯定会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和与之相应的逐渐增加开支情况，但我坚信，整个行动并不缺乏某种特定的系统和某种程度的伟大性。

10月，海靖与提尔皮茨的报告先后送达柏林，造成局势相当之混乱，此时海军霍尔曼主张厦门、克诺尔为舟山，而威廉二世要求克诺尔代表海军总司令部表态其立场[48]，后者找上时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威廉二世三人于11月3日再度会谈，德璀琳证实提尔皮茨所言，称胶州湾具备以下优点：一、位置优越，可控制山东，也足以制衡整个华北的进出口货物；二、距离扬子江不远，有利于船坞和码头的设置；三、内地资源丰富，其煤、铁矿产足资开发；四、已有基础交通建设，其余部分亦容易加以修筑，适宜将其建为通往北京的铁路线终点；五、在体质与智力方面，这一地区的居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六、气候适合欧洲人居住；七、土地富含软土，只要将黄河中大量泥沙土运至北直隶湾内，即容易挖掘港内淤泥至足够深度[49]。德璀琳也断定中国虽让俄国舰队停泊胶州湾过冬，但绝无租借给俄国[50]。在提尔皮茨的报告与德璀琳证词影响下，德方逐渐整合将占领首选地设为胶州湾的意见。11月5日，克诺尔宣布放弃长期坚持反对占领胶州湾的立场[50]。至此，外交署仍主张选择三沙湾，但该地被认为仅充作海军基地而无经济潜力，海军拒不接受，外交署坚持夺取该地不会引起国际冲突，当前应以军事价值即满足，待时机成熟再寻求其他据点，但威廉二世不接受[46]。11月8日，克诺尔提交报告，称厦门与胶州湾同为首选地点，并重申各自的优点与反对意见，称自己更倾向胶州湾，但也支持“在晚些时候夺取厦门”[48]。根据这份报告，威廉二世命令海军总司令部制定胶州湾的占领计划[50][48]。克诺尔于1896年12月起草方案，准备从巡洋舰分舰队抽调人员组成海军步兵旅实施占领[48]。12月15日，海军总司令部提交占领计划草案给威廉二世，其结论称占领胶州湾容易实施且没有危险，因为当地不存在“真正的防御工事”[50]。

从谈判到决定武力占领 编辑

更多信息：三国干涉还辽、汉口德租界和天津德租界
 
海靖男爵，为负责寻找军事行动借口的新任德国驻华公使。由于中国清楚德国意图，交往相当谨慎[51]。

德方的“选址之争”尚未结束，中国便于1895年3月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德国唯恐中国将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危害其在华利益，且和谈中亦有借此取得港口之机会，故决定介入[52]。中方议和代表李鸿章也在赴日前向绅珂表达希望德国进行“机密的斡旋”，使日本不要提出过高条件，德国政府获悉后即令驻日公使绯力克斯·冯·哥屈米德（德语：Felix von Gutschmid）发出秘密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尽快讲和并减轻条件[53]。随后，德国又联合认为日本将威胁到自身在华利益的俄国，以及评估与德俄一同有助于其在华势力扩张的法国。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和约当天，马沙尔指示驻日公使，警告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不久法俄也提出类似照会，是为“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因而被迫放弃辽东半岛[53]。干涉事件后，中德关系表面和睦，但因德国在干涉后期谈及台湾割让、中日借款和战后撤出辽东半岛等问题上偏袒日本，中方认为德国仅是机会主义而无援华诚意[54]，德国则自认干涉有功，要求于天津与汉口建立租界。中方见尚需其支持才能从日本收回辽南，因此于10月3日与30日分别签署汉口与天津两租界合约[52][53]。然而德国试图继续索要港湾据点，包括马沙尔向访问德国的李鸿章[55][56][57]、马沙尔与驻圣彼得堡公使胡戈·冯·拉都灵（德语：Hugo Fürst von Radolin）向清驻德公使许景澄[58]、驻北京公使绅科与其替任者海靖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3][59][60]、前驻华公使巴兰德与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等多次提议[61][62]，但皆无所获。

除了和平谈判外，威廉二世还曾于1896年11月27日要求首相准备直接夺取厦门，后者于11月29日起草计划[63]。威廉二世采取此行动有两种说法，一是称其受到拉都灵的意见所刺激，认为行动时刻已到来，选择厦门则是源自11月22日，当时德国政府曾去电询问海靖是否就选址方面与提尔皮茨达成共识？而海靖却在实际上没与后者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简短了回答道：“是的，是厦门。[64]”另一说则称威廉二世在11月接见刚卸任回国的两位驻华海军司令（未提及姓名），后两者均建议政府应立即占领厦门，等占领后再与中国政府谈判，且英国早已将厦门视为德国势力范围，当地经商的英国人都屡次向他们表示“欢迎在不久的将来能受到德国的保护”，且德国军舰每逢抵达厦门，英国舰队总是立刻离开[65]。拟定计划后，威廉二世立即与霍恩洛厄论及夺占厦门的行动，海军总司令部也命令提尔皮茨驻留厦门[63]。11月29日，霍恩洛厄提交一份由参事克林德撰写的报告给威廉二世，指出占领厦门将遭遇诸多问题[注 6]，威廉二世因而放弃厦门，也初步赞成占领胶州湾，便派遣工程师乔治·福兰西斯（德语：Georg Franzius）专程去东亚调查该地[63]。厦门方案发展期间海靖报告亦送抵德国，其指出中国新任命驻德公使为有利良机，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黄遵宪原预计派往柏林，但其被认为有贪污行为而受英国抵制，中方便改派许景澄，此举被海靖视为中国对德妥协与顺从的信号，认为可再提出租借港湾的要求，然而李鸿章再度拒绝[66]。威廉二世闻讯后极为恼火，马沙尔建议收到调查报告后再次提出割让要求，但威廉二世批示：“不，经过这样的一个拒绝后这将是个耻辱，那是最后一次。[67]”马沙尔再提若无法达到所预期的目的，则将派出军舰占领一个合适的地点，制造一个既成的事实，威廉二世则对此批示：“是，立刻的。[67]”

值得一提的是，原极力推荐胶州湾的提尔皮茨其后反而变成其主张的反对者，并一度影响政府出兵的决策。1896年12月6日，提尔皮茨根据自《华北日报》报导“中国已同意租借胶州给俄国”推翻了自己以往的主张，建议海军重新选址，重提了舟山、厦门、三沙湾和胶州的条件，并认为海军应放弃上述地点、改寻找长江流域的据点，甚至还开始质疑建立东亚据点的价值，他警告柏林“像德国这样的小型海军列强”没可能在中国或欧洲反对下获得并维持一处基地，且德国欠缺足以说服他国在东亚实施重大海军行动的经济与战略理由[68]。提尔皮茨这份报告动摇了德国海军对中国据点的追求，威廉二世与克诺尔皆停下了夺取胶州的计划，前者于1897年初将提尔皮茨召回柏林，取代霍尔曼海军大臣的职务，命其发展德国的战列舰舰队[68]。1897年2月初，福兰西斯抵达中国，经充分考察胶州湾、三沙湾与厦门等候补地点后，于5月5日送达柏林的报告中力陈胶州湾是中国沿海作为港口的最佳地点，从技术面上肯定其价值，也淡化了提尔皮茨的影响[69][70]。7月6日，海靖与新任东亚分舰队司令棣德利少将向李鸿章再度索求在华据点[71]，后者则回复中国打算在胶州湾建立自己的海军设施，并坚决否认在胶州湾问题上给了俄国任何主权权利。棣德利确信中方不会将港口给予德国，认为有采取强硬行动的必要[71]，建议柏林应抢在英法对中国采取行动、导致其崩溃前取得，他还重申胶州湾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称提尔皮茨所谓“长江流域某处”必与英国发生冲突[72]。棣德利判断行动可能引发国际纠纷而需谨慎行事，但认为此时俄国更倾向在中国东北发展以保护西伯利亚铁路、英国将因胶州湾变成英俄势力间的缓冲区而不反对、法国则专心发展中国南方而不关注。至于行动导火线，棣德利认为考量到欧洲列强在中国实行的帝国主义统治，必须是中国政府或个别平民对德国国民或战略利益犯下暴力罪行这类理由才能采取行动[73]。与此同时，棣德利的报告也令准备向议会提交造舰法案《舰队法》的提尔皮茨担忧，认为若在中国实施任何冒险行动而出现伤亡时，将使德国公众舆论和议会反对该法案、抱怨其计划为德国带来“最大的麻烦”[74]。

布署 编辑

胶澳防务 编辑

主条目：胶州湾和青岛历史
 
总兵衙门，由章高元移防胶州湾后建造，为德军入侵前青岛的军政中心，后由德军作为临时胶澳总督府所使用[75]。

胶州湾位于山东半岛南侧，面临黄海，港阔水深，为大沽河、小沽河、南胶莱河汇流入海，外部则为群山环抱，港口仅宽三四里，易于防守[76]。早在晋朝胶州湾便是北方与南亚和东南亚交通往来重要的中继点，而到了明朝则开始设有灵山卫与鳌山卫等军事工事[76]，明中叶后则以防卫倭寇之乱驻有大量兵员，而自1870年以来胶州湾屡次有列强军舰前来游弋、查探形势和测绘地图，中方战争时法国亦曾“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76]。1886年3月，正负责筹备海军海防建设的李鸿章见胶州湾地势扼要，派遣鱼雷营道刘含芳前往当地视察，后者认为胶州湾偏移外海，湾内“能停泊大舰之处，仅此青岛”[77]，因此作为海军基地不如威海和旅顺地理位置理想，且若要建设胶州湾为海军基地（屯埠）需要大量经费，当时财政紧张而不得在此花费，但刘含芳也同意胶州湾对海防的重要性，建议为防止外人占领应在此设防[77]。

1886年5月，许景澄上奏《条陈海军应办事宜折》，主张将胶州湾建为海军基地[78]。7月，山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亦上奏《敬陈海军事宜疏》，称胶州湾比旅顺和威海卫的战略地位还重要，提出应在此设置海军基地、修筑炮台、船坞与驻屯军舰，作为北洋海军驻军地点[76]。许朱两份奏折先后被慈禧太后转交给海军衙门议奏，后李鸿章于6月12日电令水师统领丁汝昌与英籍顾问总兵琅威理前往详细调查胶州湾[77]。事后琅威理认为胶州湾确实地势险要，称“胶州湾地利所在必争，若我不先置守，诚恐海上有警，被人占据，虽北窜之路尚远，而肘腋之患颇长。[76]”，并对该如何设置基地提出详细的计划，包括需要的炮台、大炮、鱼雷、船坞、军械的数量皆有所述，还绘制了地图[77]。

然而李鸿章倾向刘含芳的看法，对于胶州湾仅作有限的防务，他在7月15日的奏文中斥责朱一新对在旅顺与威海卫设立海军基地的重要性、指许景澄的分析虽有见地，但胶州湾毕竟离京师较远：“自来设防之法先近后远。旅顺与大沽犄角对峙，形势所在，必须先行下手”，而至旅顺防务完成后若还有余力“方可议办距直千三百余里之胶州”[77]。另外李鸿章也提到胶州湾的海军基地建设花费太大，按琅威理计算需要数百万两，因此尽管有其重要性，在当前旅顺建设竣工前难以兼顾。李鸿章建议，为防止若敌军占领胶州湾、威胁到京师此类不得己的情况，可以先由山东巡抚衙门拨调数营驻扎于南岸陈家岛、北岸坦岛、西岸黄岛，待经费充足后再购入火炮、修筑炮台[77]。在李鸿章的安排下，胶州湾的防务建设工作持续被搁置，一直到1891年4月其与北洋海军帮办大臣、山东巡抚张曜在旅顺检阅完海军后至胶州湾巡视才被重提，两人奏请于烟台、胶州修筑少量炮台、调兵驻守，由于当时海军衙门已无款可拨，故以山东海防捐支应，此议于6月14日由光绪皇帝批准，正式开始了胶澳设防工作[79]。

1892年秋，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领4营军队进驻胶州湾口东侧青岛口一带[79]。章高元到任后，于青岛村天后宫东侧设置总兵衙门，于青岛及团岛等第修建土垒，设青岛、坦岛、团岛三处炮台、兵营嵩武左营、嵩武右营[注 7]、骧武前营、嵩武中营、炮队营（又名广武中营[81]）、水雷营、电报局、邮局，又以旅顺船厂的铁材修筑了南海栈桥，供军队使用[79][76]。甲午战争后，由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同时也失去了旅顺、威海等基地，清政府决定大力青岛军港的建设工作以补充港口的缺乏，而1896年底德国所提出的要求使中方一度极为惊恐，从而加速建设工作。1897年2月，决定把胶州湾建为军港，还向德、英国订购军港装备和军舰，如8艘快船、鱼雷艇等，然而这些准备直到后来“胶州湾事件”发生前仅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除章高元部的少量工事外其余建设极为敷衍，远未达可用于防御的标准[79][76][82]。

外交活动 编辑

 
沙皇尼古拉二世（左）与威廉二世于“德国号”甲板上会晤（1907年），威廉二世在占领胶州湾的过程中最重视的是同对该地怀有企图的俄国，因此透过外交取得尼古拉二世的谅解才成行，此举也使寄望“以夷制夷”方式“联俄制德”的清政府预想完全落空。

为争取列强支持、默许占领胶州湾，德国实施了相应的外交布署，据其政府估计：英国不会对此事反对、法国方面可能有些障碍，但其势力圈远在越南东京，与胶州湾相距甚远，因此主要的说服对象为俄国[83]。俄国很早就对胶州湾此一不冻港湾怀有野心，以往俄国太平洋舰队因母港符拉迪沃斯托克会在冬季结冰而常前往停泊于日本港口，然而“三国干涉事件”后日俄矛盾尖锐起来，舰队不再便于前往日本海港，故1895年11月俄国便向中国索要在胶州湾过冬的特权[84]。德国怀疑中俄之间是否签署密约，使后者已实质获取胶州湾，但1896年2月1日马沙尔从许景澄处得知仅一年而非永久，又从李鸿章处得知俄国对该港并无任何权力，仅是提供其停泊数月等[84]。为与俄国达成交易，1897年8月7日至11日，威廉二世在首相霍恩洛厄与外交大臣比洛陪同下访俄，直接就胶州湾问题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进行秘密谈判：

对于德国皇帝陛下的问题，俄国对胶州湾是否有所企图，俄国皇帝陛下 答称，事实上俄国所关心的是，在它还没有获得更北一点的海港之前，它要保证自己在上述海湾的入口。 对于德国皇帝的问题，假使德国船只在必要时，并且获得俄国海军当局的同意以后在胶州湾停泊，尼古拉皇帝是否认为有所不便，俄国皇帝陛下答称，没有。

参加会谈的俄国外交大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俄语：Муравьёв,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5)）则表示：“俄殊无意始终保有胶州湾，但亦不能声明何时可由该湾撤退，斥退后甚愿该港为德国所有。”

占领胶州湾 编辑

出兵 编辑

更多信息：教案 (宗教)和曹州教案
德军胶州湾占领部队战斗序列
注：括号内为其兵员数，引自驻德公使许景澄报告[5][注 8]

1897年10月30日，德国公使访问湖北、湖南总督张之洞，当“鸬鹚号”无防护巡洋舰护送海靖靠着陆桥登陆位于汉口对岸的武昌时，舰上水兵被当地约500名中国民众投掷石块攻击，数名船员受轻伤，是为“武昌事件”[86][87]。海靖向张之洞提出抗议，并向棣德利发出电报，后者立即试图以此事件作为占领胶州湾的借口，因病休息的克诺尔之代理人汉斯·冯·克斯特上将则咨询比洛与提尔皮茨的意见，前者畏惧遭到俄国反对，后者则担忧议案遭到否决，因此两人皆说服科斯特放弃扩大事件，转而接受海靖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承办滋事者的方案[88]。棣德利见此唯恐错过机会，再次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并指示皇帝号代理舰长奥托·冯·布尔斯基（Otto von Burski）与“威廉王妃号”巡洋舰舰长阿道夫·蒂勒（德语：Adolf Thiele (Admiral)）准备攻击胶州湾，但柏林没有给予回复[89]。

11月6日，棣德利收到海靖的消息：德国传教士能方济与韩理加略于11月1日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中国“大刀会”杀害，是为“曹州教案”（或称“山东教案”、“巨野教案”），由于清廷已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企图早有所闻，为不给予其口实，对此事件的第一反应是迅速破案，在事件隔天即开展搜捕行动，抓获40多人，在5至6日内即确认了3名主犯[90]，然而中方的迅速措施并未阻止德国的海军行动，棣德利再次请求政府同意对胶州湾发起行动，霍恩洛厄虽力求谨慎，但威廉二世已决定行动，在给比洛的电报中写道：“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您的前任者——马沙尔——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因为根据从东亚旅行回国的人所作的书面或口头的报告，毫无疑问，我们现正站在一个增强我们整个威信势力及商业发展的转折点。华人及那边欧洲人士的视线都集中于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正问我们是否将再容忍下去呢或是不容忍[91]”，而后电询沙皇意见：“中国人不久以前突然进攻在我个人保护下的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教会，并且完全是杀害及抢劫。我一定要依照我国在彼得荷夫宫的私人谈话来惩罚这些中国人。我相信您会赞成我的舰队进攻胶州，以便由此据点向劫掠者行动。这是唯一合适的港口。[92]”。隔日沙皇覆电：“余对阁下派舰队前赴胶州之命令既不能赞同，亦不能反对，因余不久以前，始悉该港于1895年与1896年间之冬季，不过暂时归俄国掌管而已。[93]”，随后威廉二世致电棣德利：“全部舰队立即开往胶州，占领合适的据点和村庄，而且以您认为最好的方式，使用最大的可能的力量，坚决去获取最充分的满足。[91]”

11月8日，“东亚分舰队”司令棣德利收到威廉二世发出的行动命令，但因为眼下仅有“皇帝号”铁甲舰与“威廉王妃号”可用，巡洋舰“鸬鹚号”此时正从武昌顺长江而下，距离上海还有数日的航程、护卫舰“阿科纳号”正在上海进行年度检修、“伊伦娜号”则还有更多作业未完成。棣德利认为必须等到其麾下所有船舰到齐后再实行占领，尽管中方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被重创，但仍保有数艘巡洋舰，以及颇具威胁的210毫米岸防炮和鱼雷艇，对于缺乏友好港口来维修损伤以及受限于国际法禁用中立国设施的德军舰队而言不可不慎[94]。棣德利分别采取下列措施：一、命令各舰舰长尽快完成各自任务后，独自前往胶州湾；二、为防止列强干预或引起中方增兵青岛，棣德利在准备出海时并未发表对“曹州教案”的看法，当《华北日报》记者要求为其行动解释时，棣德利答称“皇帝号”将北上至胶州执行先前即宣布的炮击演练，而“威廉王妃号”与“鸬鹚号”将南下到三沙湾进行反海盗巡逻活动；三、为保证占领后能向胶州湾提供补给，棣德利雇用数名翻译，购入骡马、设法征收几艘商用汽船[95]，准备输送煤炭、补给品和建筑材料[94]。棣德利进行备战工作的同时，威廉二世也另外抽调四艘军舰，由海因里希亲王指挥，以随时增援胶州湾方面，此外德国还动员了禅臣洋行等在华德商，于上海集结大量战备物资，将其建为军需供应地，包括粮食、煤炭、野营攻城用物、运输工具、秘密运输计划等皆有详细的准备与制定[96]。

11月9日，回到上海的海靖要求棣德利推迟行动，前者希望能回到北京向总理衙门索赔并要求惩凶[95]，但棣德利拒绝推延行动[94]。11月10日，棣德利乘“皇帝号”自上海吴淞起航[97]，为伪装和平意图，棣德利指示“鸬鹚号”与“威廉王妃号”晚一天才出航[94]。另一方面，在德国国内出现政策分歧，以霍恩洛厄为首、海军大臣提尔皮茨、艾林波等担心出兵将引发俄英两国抗议以及对华战争，威廉二世于11日向吴淞德军电台拍发电报，称“如果中国满足了德国的要求，就取消军事行动”，但棣德利并未收到此命令，这段临时叫停的细节常为胶州湾事件的历史研究所忽略[98]。在海上，棣德利召集各舰长于旗舰会谈，“皇帝号”舰长曾耶提议将行动延至16日以留给海靖谈判机会、副官海军上尉安孟（von Amon）建议于15日（星期一）行动，以避免在安息日作战，而棣德利将时间定于14日。当天上午10点40分，“威廉王妃号”与“鸬鹚号”离开吴淞，向南航行，直到远离陆地视界后转而北上。11月12日，两舰与“皇帝号”会合。三艘船将排成一列航行，旗舰殿后，吃水最浅的“鸬鹚号”将驶入胶州湾，以为登陆部队提供近岸炮击支援[99]。

登陆占领 编辑

 
德军登陆舰队，领头的是吃水最浅的“鸬鹚号”巡洋舰。

11月13日[注 9]，德军抵达胶州湾，棣德利发出指示，要求尽量避免战斗、以兵不血刃地占领[102]。清军很快便发现德军舰队，呈报给章高元，后者派人前去探问，棣德利答称“借地演习，进行临时修整，很快便会离开”（一说称“来此游历”[103]），也有说法称章高元因此前俄国舰队停泊胶州湾的先例、德国以往对华“友好”、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表现“公正”、亦或是误认棣德利（Diederichs）为去年曾奉清政府谕令妥为接待的提尔皮茨（Tirpitz，有不少文献也错误地将德方指挥官记为提尔皮茨[104][105][103]）等诸多因素而未存戒心[106][103][100]，甚至表示要在总兵衙门设宴招待，但被德方婉言谢绝[100]。

当天上午，棣德利、舰队参谋长曾耶和数名参谋军官登陆今栈桥一带，查看了清军枪械、火炮和弹药库等，而清军对德方人员并无防备，还热情接待后者到处参观[100]。据德方记录，清军约驻有3000人，其中一半驻扎于青岛，另外1500人分至4个外围堡垒和1支炮兵队，另一组数据则为当地驻有1,600至2,000人[2]，全青岛则有约11,800人[3]，而棣德利手下官兵全员不足1000人[107]。尽管人数居于劣势，德军的武器装备水准远胜清军，前者装备的是现代化毛瑟步枪、8毫米机枪、37毫米野战炮和数门50至75毫米火炮[108]，后者用的则是过时的M/71燧发猎枪，且大都生锈、难成战力，另外还有5门150毫米加农炮与10余门轻型野战炮[108]。棣德利注意到守军的火药储备，内部只有几个小桶子和木箱，装着“价值存疑”的散装弹药，而堡垒四周的沟渠很浅、土墙也经不起“皇帝号”260毫米与“威廉王妃号”150毫米舰炮的轰炸[107]。基于上述，棣德利认定清军对德军即将发起的攻击毫无警觉，需要留意的仅有当地14门1870年代建造的8厘米口径克虏伯大炮组成的炮台群，唯其射程也仅1500米，虽对德军舰队不构成威胁，但此时清军炮口仍指向着预定的登陆地点，因此棣德利修改计划，让部队直接在码头上登陆[107][注 10]。晚上，德国舰队开始进行占领前的布署，“皇帝号”与“威廉王妃号”留在今小青岛附近的外锚地，准备在遭到抵抗时炮击沿岸的总兵衙门、兵营和炮台，“鸬鹚号”则驶出胶州湾，停于马蹄礁，预备占领小鲍岛的军火库和军械库，并从背后进行包抄[100]。

11月14日清晨，德军舰队主力部队开始登陆，首先是“鸬鹚号”驶入湾内，将清军堡垒与弹药库纳入在其105毫米舰炮射程内，而三艘军舰放下各自的小艇在尚未散去的晨雾掩护下运载士兵，抢先登陆占领了清军后海营房和相邻的弹药库。“鸬鹚号”部成功后，棣德利于上午7点下令发起总登陆，共3名军官、77名士官和610名士兵[109]，登陆后的德军迅速占领清军军火库、电报局、栈桥、炮台和高地，上午11点安孟与两名副官和翻译夏礼辅拜会章高元[75]，提交要求清军限期三小时内全部撤出的最后通牒：“胶州一地，限三点钟将驻防兵勇全行退出女姑口、崂山以外，只允带火枪一车，其余军火炮位概不准带，以四十八点钟退清为限，过此即当敌军办理。[110][111]”章高元见此亲自前去会见棣德利，称：“未奉本国公文，碍难撤离，反复求请缓撤”，但棣德利严词拒绝：“湾头的炮台与枪械弹药库已为德军占领，已令做好准备，一旦开炮，即全歼汝之部队，若再延迟，决不宽宥”[110]。章高元认为缺少弹药、若爆发战斗并无把握、未获得明确命令，若兵端自其而开将受管理不善的罪名因此于14日下午3点命令部队暂退至附近的四方村一带，以“扼要据守”、“候旨遵守”[112]，但棣德利又发布布告：“宣言占领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16日，200余名德军又至四方村的清军驻地逼令其再退[113]，还侮辱其兵、毁坏清军数十支枪支，尽管清兵极其愤忾，但章命令各营营官严加约束士兵以控制局势[114]。16日傍晚，章高元接获清廷“不可先行开炮”的电旨（见下节），又率军退至10余里外的沧口驻扎[114]。

棣德利在占领当天下午3点即致电海军总司令部报告已完成占领，而15日威廉二世即召开首相、海军总司令、海军大臣、外交副大臣等人参加的胶州湾专题会议，并决议：一、计划永久占领该湾；二、进可能在五六日内设法证实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对我们永久占领胶州是否反对或准备为难；三、如果以上为非，应立刻调集1200人的殖民军进驻胶澳，并将再派遣数艘军舰；四、在欧洲政治局面澄清前需保持秘密；五、为防止中国对德作战（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胶澳应在占领的同时保留中国对其的主权，也许以永久租借的形式；六、向中国尽量提高要求，以使其无法履行，方能有理继续占领[115][116]。

清军撤出胶澳 编辑

 
主战派代表山东巡抚李秉衡

自事发当日起，章高元便数次发出急电至北洋总督王文韶与山东巡抚李秉衡与请示行动[注 11]，前者复电“队伍暂住青岛附近扼要据守，目前只好如此”[118]，后者则主张武装抵抗，于15日回复章高元，称德方“借端寻衅，断非口舌所能了，尊处回营务须坚谕勿动”、“德既挖沟架炮，构衅已成，非力战不可，贵军暂退四方村据守请战甚是”[119]。同日，李秉衡又致电总理衙门，认为德方此举图谋已久，即使未发生教案必定也以其他借口行动[120]，他建议总理衙门派遣官员德国公使“理论”，若德方拒不撤兵，“则衅自彼开，非与之决战不可”，并请求调拨军队前往胶州湾，包括登州总兵夏辛酉统领部各营与请曹州总兵万荣斋就地征募5营兵力[119]。

然而清政府得到消息后，认为德军登陆为针对巨野教案的“借端恫吓”之举，命令李秉衡加紧办理教案审理工作[118]。另一方面，又透过外交手段派遣许景澄向德国外交部询问德方登陆的意图、与之理论其“殊违公法”的行为，以及接洽德国驻华公使馆，但海靖事发前便已离京。16日，军机处回复拒绝了李秉衡请战要求，表示：“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特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期恫喝，不为所动，断不可自行开炮，致衅自我开。[119]”17日又以更坚决的语气回复李秉衡：“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耶？”[119]，为控制局势，山东沿海各营暂归王文韶节制、章高元与夏庚堂部队只准于胶澳附近驻扎，“非奉谕旨不准妄动”，也不得招募新兵，以免引起德方忌戒之心[119]。18日，章高元接获李鸿章的密电，指示“镇静严礼，任其恫吓，不为之动”[114][121]。

19日上午9点，德军又派百名士兵前去围住沧口的清军，封锁后者的办公处所、禁止出入，逼令其再退[114]，而章高元因已接获不得再退的指令而拒绝，德军便将清军枪支与刀械搜去，并逼章高元前去德舰会见棣德利（一说是李鸿章要求章主动前去谈判，并要求将会谈详情以密码上报[114]）[121]，其后章即被德军拘留，之后又电请清政府是否把部队移驻他处[118]。此时的李秉衡等主战派对上级“顾全大局，绝不动兵”的意见极为愤忾，力陈总理衙门不抵抗政策将带来的三种严重祸患：[122]

德人当此案一出，不待查办，即称兵占地，任意欺凌。现在教堂不满天下，一处如此，处处效尤，中国何以自立？其患一；中外交涉，全凭条约，彼无端据我要害，逐我防军，揆其情势，即盗案办结后，胶澳必不肯退，此地为各国所垂涎，若竟以畀德，他国群起纷争，条约无凭，恐各海口皆非我所得有，大局何堪设想？其患二；朝廷取将，全凭赏罚，我军驻守之地，守将节节退避，任敌人据我营垒，封我炮火，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不加之罪，恐各处将领皆以不战为顾全大局，设有战事，谁肯为朝廷出死力？其患三。在朝廷本以不战杜后患，衡以为战之胜败虽不可知，而患只在一国，不战则各国皆思攘夺，患更不可胜言……

然而军机处不愿既失去胶澳，又不愿冒战争风险，仅回电要求章高元：“据理辩论，不得再退”[118]。20日，德军进一步逼迫清军，派遣士兵进入胶州，命令胶州牧罗志申备大车20余辆，声言要收缴清军全部枪械[123]。回到北京的海靖则代表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六条赔偿要求：一、山东巡抚李秉衡永不叙用；二、中国政府应赔偿毁坏教堂和设置匾额保护；三、抓拿教案的犯人并赔偿全部损失；四、中国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五、山东如有制造铁路、矿务，先准许德商承办；六、德国国家办结此案费用由中国赔偿。清政府表示可就以上条件进行谈判，但前提是德军必须先从胶澳撤军，海靖则拒绝[123]。

清政府对德方先行退兵的坚持不久便难以为继，先是22日章高元再度被德军拘于舰上，继续逼其退兵，后是许景澄致电总署称海靖恃兵力蛮横难以商议，德外交部又不肯在德国商议，且德皇已派遣其弟率舰队增援，得知此消息后，清政府畏惧战争爆发，德国将进一步扩大占领区，希望在德国增兵前尽快展开商谈，放弃了不让章高元退兵的立场[124][123]。30日，军机处下令章高元部调驻烟台，撤出胶州湾[123]。同日，主战派李秉衡巡抚职务为张汝梅所取代[125]。12月3日，德军增援舰队——“伊伦娜号”防护巡洋舰自香港抵达胶州湾，同日晚上6点，章高元获释。5日，章率部移调烟台，至此，清军完全撤出胶澳驻防地[124]。

清政府请求外国抗德失败 编辑

我在此谨以我至高无上的政府的名义向你们明白无误地宣布，胶州现在是德国的港口，将来也仍然是德国的港口。德国并不需要就此事实继续与你们谈判，因为当今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帮助中国重新夺回胶州而动一根指头，而中国自身软弱无能，根本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海靖于1898年1月4日于总理衙门谈判所言[126]

李鸿章提出联俄主张的同时，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则提出联英、日的主张[127]。德国占领胶州湾在英国与日本引起强烈反应，《星期六评论》撰文《德国应被消灭》，并指出德国在商业和殖民的成功，若要消除其威胁只能诉诸战争、消灭德国海军与其港口。《北华捷报》亦指出：“我们认为德国的办法背离了国际惯例”。英国官方也调派远东舰队汇集于吴淞口，其舰队司令同时与刘坤一保持密切联系。

签署租约 编辑

主条目：胶澳租借条约
 
胶澳的德文地图，图中斜线阴影处由《胶澳租借条约》予德国租借99年，是为“胶澳租借地”。虚线内范围则为“中立区”，名义上为中方领土，但实际控制权受限。

结果 编辑

胶州湾租借地的经营与意义 编辑

更多信息：胶州湾租借地、青岛战役和山东问题
 
青岛德国总督府旧址

占领胶州湾为德国带来多方面且利弊兼具的影响，首先其大为加强了对中国政治与军事的影响力，使德国更易于干涉后者内政、攫取在华利益、镇压中国人民反抗；国际上，德占胶澳的存在也提高了该国在列强中的地位，其影响力从欧洲扩展至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内，占领行动的成功激起对殖民主义与海军主义的热潮，威廉二世也在右翼团体的支持下获得了对抗传统权贵集团、社会民主党人、国会代表的资本，且海军亦大力宣传其行动的成功，争取议会与国内舆论支持其进一步实施海洋战略[128][129]。

不同于以往的德国殖民地由帝国殖民局（德语：Reichskolonialamt）管理，威廉二世于1898年1月27日应提尔皮茨请求，将胶州湾租借地置于国家海军办公室领导下[128]，其租借地的人事从总督首长到基层暑员，从行政管理乃至驻军均以海军成员为主体：胶澳总督为最高军政首长，下设政厅与议会机关，政厅又分作军政和民政两系统，前者由舰队参谋长兼任，负责管理租借地军务与要塞，后者则分为“管德国事宜辅政司”与“管中华事宜辅政司”两司，负责平民管理事务，总督还另外下辖财政局、卫生局和公共工程局等机构，租借地内驻扎的并非殖民地部队，而是正规海军部队，包括第3海军陆战营、海军炮兵分队等[130]。提尔皮茨亦不满足于仅将胶州湾租借地视作军事基地，同时也重视发展当地的经济，试图打造为德国的海外商业中心，一方面能透过经营实现自养与营利，另一方面也能证明海军的殖民地经营能力，更进一步谋取各方对海军的支持[128]，因此德国海军严密制定发展计划和投入巨资，企图打造为“模范殖民地（德语：Musterkolonie）”与“德国的香港”[129]，仅头两年，德国便倾注2300万金马克用于胶州湾租借地的建设。与其他德国殖民地相比，胶州湾在海军部的管理下经营较有系统，发展也较为迅速，人口也持续增加，占领初期仅6至8万人，至1913年已有18万7000人[131]，为中国第六大城的繁华港都，具备下水道、自来水厂、发电厂、水电管路、柏油马路、绿地、公园、现代化海军船坞和浮动码头等，并作为远东最卫生的港口而名闻遐迩[132][133]。

 
青岛战役期间，于战壕内作战的德国海军陆战营士兵。由于胶州湾租借地孤悬于远东一隅，德国缺乏长期维持当地给养的能力，其耗费巨资兴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在远东日英联军的大力围攻下也难以为继，最终仅抵抗三个月便全军投降

然而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层面，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付出的成本远高于其回报。截至1913年，德国已花费近2亿金马克用于建设当地，其中仅3600万金马克为当地筹得，而1898年至1909年期间每年仅营运就要花费超过1000万金马克[132]。原预想以胶州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构想没能实现，其自德国进口仅占其需求之8％，大略等同于中国其他港口的数字，而原指望能向德国如克虏伯等私有企业出售胶澳如码头设施、电力设备也因不受青睐而未果，至1914年德国对胶澳的出口仅220万金马克，而进口也仅42.5万金马克[132][注 12]。在军事战略方面，胶州湾租借地为远离德国本土、孤悬于远东的一处据点，两者之间缺乏支持其补给的必要节点，承平时期即曾发生过难以克服的维持和供应问题，而一旦与海洋强权国家开战，来自德国本土的给养将被彻底切断，不可能长时间抵御敌军的围攻，无论德国投资与建设多少军事设施、驻扎多少部队均无济于事[128]。事实上，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便抨击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以及预测了胶州湾将轻易落入敌人之手的结局：[134]

在光天化日之下，率领武装部队占领中国的地方，驱赶和平的中国士兵，强夺其根据地，威胁贫弱的中国政府，居然登堂入室，喧宾夺主，强迫其签订租借条约，此即比洛外交大臣所谓的‘德意志和平政策’欤？（中略）我毫不犹豫地肯定，如占领胶州湾作为东亚的根据地，则定会削弱我们在欧洲的战斗力及防御能力。（中略）在胶州湾经营上无论投入多少钱财，无论花费多大努力，则其成熟之际，便将归别国所领有。是即谓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能不谓是为德意志采取了愚蠢的政策。似胶州湾那样远离国土之地，当有事之日，将如何能够防守。若有深谋远虑者，则不会做出经营这种危险不安的根据地的蠢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日本皆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驻扎于胶州湾基地的“东亚分舰队”司令马克西米连·冯·斯比因惧被困于港内而率舰队前往大西洋，最终于同年12月8日的福克兰群岛海战被歼灭[135]。同年8月27日，青岛战役爆发，当地近5000名德奥联军官兵无法长期抵御日英联军超过5万名官兵的进攻，最终在11月7日弹尽粮绝后投降[136][137][128]。青岛战役结束后，日本在当地实施军事管制，在当地进行经济掠夺和建立殖民统治，拒不撤军、将胶澳返回给中国[138][139][140][141]。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中国为协约国一方的战胜国提出收回山东之主张，然而日本欲以“二十一条”为据继承德国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得到了其他战胜国的默许[142][143][144]，引发中国“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团因而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45]。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总统沃伦·盖玛利尔·哈定召开解决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使“山东问题”再度被提上议程，经过3个月反复的谈判，中国最终收回了青岛主权以及山东的权益[145]。

列强的反应与对中国的第二次瓜分之始 编辑

更多信息：瓜分中国
 
法国期刊《小日报》于德军占领胶州湾后三个月——1898年1月16日一期刊出描绘列强瓜分中国的漫画（亨利·梅尔（英语：Henri Meyer）绘制）

“胶州湾事件”因国际利害关系，德国之举为部分列强所认可，如法国某评论称：“德国三年前将日本从辽东驱逐出去，现在占领了胶州湾也是分内的报酬。[146]”、俄国《消息报》：“德国竭力主张由俄国、法国和英国占领中国领土上其他地方，目的在于有效地抵销德国占领胶州所产生的影响。[146]”、英国《北华捷报》：“目前谈论关于占领方面道义上面上的看法为时已晚，占领胶州湾对中国政府是一次打击，而对中国人民毫无疑问则是一大幸事。我们有把握相信，瓜分中国，或取中国土地，尽管是完全违反国际法和道义上的概念，中国人民却是欢迎的，他们宁愿要任何一个闻名的政府来管辖他们，也不愿受目前这一个政府的统治……（中略）中国如被列强所瓜分，这种情况看似日益可能，就中国人民目前的情况说来，即令如此，也将是一大改进。我们的论点是，不管德国人独取胶州湾是多么不道义，对中国人民是无所伤害的。[146]”、英国《泰晤士报》：“德占领胶州湾，是适当之举，我英之对于中国，亦当以此为模范云云。[146]”

“胶州湾事件”大为刺激了列强对在华利益的重视，唯恐德国在当地权力做大而加紧对华各处要地的控制、引发了第二次的对华瓜分浪潮。先是俄国太平洋舰队于1897年12月14日开进旅顺口，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27日与之间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期25年，期满得续商租借之，之后又取得了满州、京汉、正太的铁路建设权，将满蒙与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深恐俄国势力深入长江流域，因而向清政府缔结《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以截断俄国将满州铁路与京汉、正太两铁路连结的企图，中止其向南发展，两国关系因此一度紧张，直到1899年签署《英俄协定》，划定长江流域为英国、长城以北为俄国各自的铁路建设范围。英国还另以抵制俄国为由提出租借威海卫，清政府认为此说“尚属实情，并非无端图占”，于1898年7月1日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同样租期25年。1898年3月，法国也以俄德国取得租借地为由，提出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广西、广东为势力范围之要求，还动武占领广州湾，清政府只得同意签署《广州湾租界条约》，为期99年，广州湾因此成为法国海军基地，西南各省则成其势力范围。法国租借广州湾后，英国再度以香港安全为由提出租借九龙半岛、西南省份筑路开矿等权益，清政府再于1898年6月9日与其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使九龙半岛在与40余个岛屿以99年为期租予英国。日本也在1898年4月22日向清政府提出不将福建割让他国的要求，后者于24日表示接受，福建就此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47]。

另一个与瓜分中国和德国有关的影响是曾促成英德和解之势。起初英国对华策略是希望维系中国领土完整，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以自身先进的工商业取得优势，然而有鉴于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各国加速割占中国领土，英国在华利益严重受到在地理位置上有着与中国比邻优势的俄国威胁。英国曾试图与俄国达成远东遏止其扩张的协议而未果，转而以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为首，向德国接近，财政大臣阿瑟·贝尔福也在1898年3月25日与德国驻英大使保罗·冯·哈兹菲尔德（英语：Paul von Hatzfeldt）论及英德可以结盟的构想。4月1日，张伯伦再找上哈兹菲尔德，建议德国可任山东与周边内陆地区的保护者，以其作为北方俄国与南方英国之间的缓冲区，作为回报，双方可在殖民地问题和解。然而德国方面对此提议反应消极，德国外交部认为英国对自身敌意甚深，且英国议会也不会通过，加上提尔皮茨因认为殖民地争端有助于自身继续发展海军的政策而反对，其同盟案遂不了了之[148]。

对中国的影响 编辑

胶州湾事件是继《马关条约》后又一激起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重大事件，对清末政治、思想影响深远[149]。

现今每年11月14日中国青岛市内都会响起防空警报，以警醒市民胶州湾被德军武装侵占、铭记其历史[150][151]。

相关条目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需要注意的是，李希霍芬本人可能并非是第一位提出占领胶州湾的人，反而是自始至终未放弃占领舟山的主张[20]。
  2. ^ 德国放弃台湾除了遭致日本的反对外，首相霍恩洛厄还另外指出台湾“没有供大船适用之港口，且因其人口稠密与野蛮不适宜殖民，又因其广宽难以防守”，也可能引起与法国的冲突[34]。
  3. ^ 亦有一说称外交大臣马沙尔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谈判取得以规避英国，但并未成功[34]。
  4. ^ 提尔皮茨此行实际上是继1895年后第二次来到胶州湾，第一次曾因“观察不周”而做出胶州湾冬季会冰冻的错误结论[41]。
  5. ^ 根据提尔皮茨传记作者凯利的说法，提尔皮茨考察厦门后认为该港仍大有可为，虽不比胶州湾，但在与英方的交流中提尔皮茨认识到，若德国决心取得厦门，英国不会是其重大的阻碍[43]。
  6. ^ 包括：一、厦门于1895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超过6000万马克，海关税收亦有300万马克，若加以占领势必会遭到中国政府强烈抵抗；二、中国海关是其外债唯一的担保，俄、法、英均为其债权人，占领厦门后将引起列强对中国还债能力的担忧；三、德国海军若停驻于此必将影响港内自由通商；四、占领厦门必定引发俄、英、法等国的反对，其后果无法预测[65]。
  7. ^ 有说法称“嵩武右营”又名“广武前营”[80]。
  8. ^ 许景澄的报告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出入，其记载“皇帝号”、“伊伦娜号”、“威廉王妃号”和“阿克纳号”均于11月10日自上海出发，而“奥古斯塔皇后号”则在12月10日抵达胶澳，“德意志号”与“吉菲昂号”则迟至1898年2月4日才到[5]，此与德方记录、日人著作出入甚大。
  9. ^ 后人记录德军当天出现在海面的时间不一，杜继东指为下午4点[3]；王栋[100]、陆安记为上午[101]。
  10. ^ 根据棣德利本人所见，当时清军莫名其妙地把这些岸防炮的炮栓拆了，使其无法使用[107]。
  11. ^ 关于章高元采取何种态度以及对德抵抗的评价，许多文献评论其为投降派将领而倍受指责[112]，亦有“章高元无心抵抗，故意夸大德军人数、隐瞒清军多于德军之事实”之说[110]，而较为近代的研究从其过往战场表现和历史背景考量，认为章高元虽心存抵抗，但因服从军令而执行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且愿意不顾个人安全、冒险深入德营与其谈判，在遭到监禁后亦始终“认定大节所在，百折不回，万不至因伊势焰凌轹轻许退军，稍移初志”，评论其为“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110][117]。
  12. ^ 事实上，在德国所拥有的殖民地中，除了多哥与萨摩亚收支得以平衡，其他全都是亏本，需要仰赖本土补助才能持续经营[131]。

注脚 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郭谦（2005年），第25页
  2. ^ 2.0 2.1 弗朗鸠斯（2016年），第206页
  3. ^ 3.0 3.1 3.2 杜继东（2000年），第44页
  4. ^ Ganz（1972年），第137页
  5. ^ 5.0 5.1 5.2 张玉法（2015年），第164页
  6. ^ 6.0 6.1 张玉法（2015年），第166页
  7. ^ 王曾才（1993年），第168页
  8. ^ 王树槐（2015年），第154页
  9. ^ 余文堂（2018年），第17页
  10. ^ 石淳豪（2007年），第27页
  11. ^ 方子毓（2006年），第126页
  12. ^ 施丢克尔（1963年），第80页
  13. ^ 13.0 13.1 13.2 13.3 吴景平（1993年），第43-45页
  14. ^ 施丢克尔（1963年），第79页
  15. ^ 孙立新（2014年），第251页
  16. ^ Schrecker（1971年），第5页
  17. ^ 施丢克尔（1963年），第82页
  18. ^ 方子毓（2006年），第126-127页
  19. ^ 刘震（2010年），第107页
  20. ^ 20.0 20.1 20.2 孙立新（2014年），第253页
  21. ^ 董伯先（2014年），第162页
  22. ^ 詹恩胜（2005年），第187页
  23. ^ 杜继东（2000年），第39页
  24. ^ 孙立新（2014年），第252页
  25. ^ 25.0 25.1 25.2 胡凯（2013年），第113-115页
  26. ^ 孙立新（2014年），第255-256页
  27. ^ 周惠民（1995年），第20-24页
  28. ^ 孙立新（2010年），第35页
  29. ^ Gottschall（2003年），第136-137页
  30. ^ 30.0 30.1 刘善章 & 周荃（1991年），第342页
  31. ^ 孙立新（2014年），第256-259页
  32. ^ Gottschall（2003年），第139-141页
  33. ^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詹恩胜（2005年），第198-200页
  34. ^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孙立新（2014年），第256-257页
  35. ^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余凯思（2005年），第98-99页
  36. ^ 36.0 36.1 马勇（2013年），第5页
  37. ^ 37.0 37.1 刘善章 & 周荃（1991年），第345页
  38. ^ 贾菁菁（2020年），第56页
  39. ^ 刘善章 & 周荃（1991年），第344页
  40. ^ Kelly（2011年），第120页
  41. ^ 孙立新（2014年），第259页
  42. ^ 42.0 42.1 刘善章 & 周荃（1991年），第345-346页
  43. ^ 43.0 43.1 43.2 Kelly（2011年），第121页
  44. ^ 44.0 44.1 44.2 44.3 44.4 刘善章 & 周荃（1991年），第347-348页
  45. ^ Kelly（2011年），第122页
  46. ^ 46.0 46.1 詹恩胜（2005年），第202-203页
  47. ^ 孙立新（2014年），第261-262页
  48. ^ 48.0 48.1 48.2 48.3 Gottschall（2003年），第142-143页
  49. ^ 孙立新（2014年），第258-259页
  50. ^ 50.0 50.1 50.2 50.3 余凯思（2005年），第100页
  51. ^ 相蓝欣（2003年），第62页
  52. ^ 52.0 52.1 孙立新（2014年），第254页
  53. ^ 53.0 53.1 53.2 吴景平（1993年），第34-41页
  54. ^ 李国祁（1969年），第91页
  55. ^ 陈维新（2015年），第103页
  56. ^ 吴景平（1993年），第45-46页
  57. ^ 李国祁（1969年），第95-97页
  58. ^ 陈维新（2015年），第98页
  59. ^ 李国祁（1969年），第92页
  60. ^ 陈维新（2015年），第99-100页
  61. ^ 詹恩胜（2005年），第204-205页
  62. ^ 余凯思（2005年），第100-101页
  63. ^ 63.0 63.1 63.2 刘善章 & 周荃（1991年），第349-350页
  64. ^ 埃玛（1994年），第39-40页
  65. ^ 65.0 65.1 陈维新（2015年），第103-104页
  66. ^ 埃玛（1994年），第41-42页
  67. ^ 67.0 67.1 陈维新（2015年），第104-105页
  68. ^ 68.0 68.1 Gottschall（2003年），第143-144页
  69. ^ 赵振玫（1987年），第143页
  70. ^ 朱建君（2010年），第35页
  71. ^ 71.0 71.1 Gottschall（2003年），第148-149页
  72. ^ Gottschall（2003年），第150-151页
  73. ^ Gottschall（2003年），第152-153页
  74. ^ Gottschall（2003年），第154页
  75. ^ 75.0 75.1 王栋（2017年），第6-8页
  76. ^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王守中（1988年），第69-72页
  77. ^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朱建君（2010年），第36-37页
  78. ^ 王继登（2012年）
  79. ^ 79.0 79.1 79.2 79.3 朱建君（2010年），第38-39页
  80. ^ 王栋（2017年），第150页
  81. ^ 李洁 & 刘云志（2021年），第26页
  82. ^ 寿杨宾（1986年），第21页
  83. ^ 邵雍（2013年），第214页
  84. ^ 84.0 84.1 青岛市档案馆（2017年），第21页
  85. ^ Stephenson（2017年），Chapter 1
  86. ^ 约瑟夫（1959年），第188页
  87. ^ 余凯思（2005年），第104页
  88. ^ Gottschall（2003年），第155页
  89. ^ Gottschall（2003年），第156页
  90. ^ 相蓝欣（2003年），第65页
  91. ^ 91.0 91.1 胡凯（2013年），第128页
  92. ^ 贾小叶（2020年），第116页
  93. ^ 李齐芳（2000年），第206页
  94. ^ 94.0 94.1 94.2 94.3 Gottschall（2003年），第158页
  95. ^ 95.0 95.1 余凯思（2005年），第105页
  96. ^ 赵振玫（1987年），第148-149页
  97. ^ Schrecker（1971年），第34页
  98. ^ 余凯思（2005年），第105-106页
  99. ^ Gottschall（2003年），第159页
  100.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王栋（2017年），第3页
  101. ^ 陆安（2011年），第57页
  102. ^ 柳宾（2003年），第49页
  103. ^ 103.0 103.1 103.2 刘善章 & 周荃（1991年），第114页
  104. ^ 孙祚民（1992年），第536页
  105. ^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8年），第166页
  106. ^ 郭谦（2005年），第24页
  107. ^ 107.0 107.1 107.2 107.3 Gottschall（2003年），第160页
  108. ^ 108.0 108.1 郭谦（2005年），第25-26页
  109. ^ Gottschall（2003年），第161页
  110. ^ 110.0 110.1 110.2 110.3 赵振玫（1987年），第155页
  111. ^ 青岛市档案馆（2017年），第32页
  112. ^ 112.0 112.1 戚海莹（2010年），第139-141页
  113. ^ 王守中（1988年），第93页
  114. ^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赵振玫（1987年），第155-156页
  115. ^ 刘善章 & 周荃（1991年），第359页
  116. ^ 青岛市档案馆（2017年），第32-35页
  117. ^ 马庚存（2004年），第88-90页
  118. ^ 118.0 118.1 118.2 118.3 朱建君（2010年），第42-43页
  119. ^ 119.0 119.1 119.2 119.3 119.4 吴景平（1993年），第48-49页
  120. ^ 朱建君（2010年），第42页
  121. ^ 121.0 121.1 王守中（1988年），第93-94页
  122. ^ 青岛市博物馆（1987年），第257-258页
  123. ^ 123.0 123.1 123.2 123.3 朱建君（2010年），第44-45页
  124. ^ 124.0 124.1 青岛市档案馆（2017年），第36-37页
  125. ^ 杨光（1998年），第52页
  126. ^ 胡凯（2013年），第132页
  127. ^ 王守中（1988年），第106页
  128. ^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孙立新（2014年），第266-269页
  129. ^ 129.0 129.1 石淳豪（2007年），第47-48页
  130. ^ 石淳豪（2007年），第43页
  131. ^ 131.0 131.1 黄福得（2006年），第140-141页
  132. ^ 132.0 132.1 132.2 赫韦格（2021年），第99-100页
  133. ^ 王玉麒（2015年），第520-521页
  134. ^ 青岛市档案馆（2017年），第6页
  135. ^ 章骞（2013年），第91、116页
  136. ^ 刘平 & 江林泽（2014年），第56页
  137. ^ 章骞（2013年），第94页
  138. ^ 李宝金（1997年），第135页
  139. ^ 张宪文（2015年），第4页
  140. ^ 孙顺华（2012年），第201-205页
  141. ^ 陆安（2001年），第44页
  142. ^ 黄尊严（2004年），第91页
  143. ^ 孙顺华（2012年），第206页
  144. ^ 胡汶本（1983年），第76页
  145. ^ 145.0 145.1 孙顺华（2012年），第207页
  146. ^ 146.0 146.1 146.2 146.3 邵雍（2013年），第217页
  147. ^ 王守中（1988年），第120-121页
  148. ^ 徐弃郁（2011年），第201-202页
  149. ^ 贾小叶（2020年），第114页
  150. ^ 凤凰网青岛（2021年）
  151. ^ 王栋（2017年），第1页

参考文献 编辑

图书 编辑

  • 李齐芳. 中俄關係史. 新北市: 联经出版公司. 2000. ISBN 9789570821659 （中文）. 
  • 吴景平. 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 中德关系1861-1992.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ISBN 9787211020485 （中文）. 
  • 相蓝欣.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ISBN 9787561736173 （中文）. 
  • 乔治·弗朗鸠斯. 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34-7156-9 （中文）. 
  • 杜继东. 中德关系史话.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ISBN 7-80149-342-7 （中文）. 
  • 郭谦. 山东主权收回始末.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ISBN 9787801991959 （中文）. 
  • 约瑟夫. 列强对华外交 1894-1900， 对华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中文）. 
  • 朱建君. 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德占青岛 1897-1914.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1-009247-8 （中文）. 
  • 王玉麒. 青島之役（1914年9月12日—1914年11月7日）回顧. 魏加特林; 朱嘉明 (编). 一战与中国 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060-8797-1 （中文）. 
  • 章骞. 無畏之海：第一次世界大戰海戰全史.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74-0541-3 （中文）. 
  • 李宝金. 青岛历史古迹.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7. ISBN 7-5436-1667-X （中文）. 
  • 张宪文. 日本侵华图志 第5卷 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 1914-1929.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74-1455-2 （中文）. 
  • 孙顺华. 古今青岛.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36-8459-1 （中文）. 
  • 陆安. 青岛近现代史.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1. ISBN 7-5436-1915-6 （中文）. 
  • 黄尊严. 日本与山东问题 1914-1923.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ISBN 7-5333-1442-5 （中文）. 
  • 胡汶本. 帝国主义与青岛港.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中文）. 
  • 赫韦格. 奢侈舰队 德意志帝国海军1888-1918.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ISBN 9787010224541 （中文）. 
  • 徐弃郁. 脆弱的崛起: 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11-9642-5 （中文）. 
  • 王守中. 德国侵略山东史.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8. ISBN 978-7-01-000034-3 （中文）. 
  • 王树槐. 外人與戊戌變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 ISBN 978-986-04-5913-5 （中文）. 
  • 王曾才. 中國外交史要義.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3. ISBN 978-957-11-1393-7 （中文）. 
  • 张玉法.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 ISBN 978-986-04-5959-3 （中文）. 
  • 青岛市文物局. 青島明清海防遺存調查研究.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67013087 （中文）. 
  •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 (编). 青岛市志 军事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 ISBN 7-5011-2822-7 （中文）. 
  • 刘善章; 周荃 (编). 中德关系史文丛.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1. ISBN 7-5436-0768-9 （中文）. 
  • 赵振玫 (编). 中德关系史文丛. 北京: 中国建设出版社. 1987 （中文）. 
  • 施丢克尔.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中文）. 
  • 寿杨宾. 青岛海港史 近代部分.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6 （中文）. 
  • 胡立人; 王振华 (编). 中国近代海军史. 大连: 大连出版社. 1990. ISBN 7-80555-269-X （中文）. 
  • 孙立新. 近代中德关系史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098755 （中文）. 
  •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省志 第13卷 外事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ISBN 7-209-02290-2 （中文）. 
  • 邵雍.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650-1244-0 （中文）. 
  • A. J. 埃玛. 胶州湾的获取 (1894—1898). 丁如筠 (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24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4–66. ISBN 7-5004-1452-8 （中文）. 
  • Sc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英语）. 
  • Stephenson, Charles. The Siege of Tsingtau: The German-Japanese War 1914. Pen and Sword. 2017. ISBN 978-1-5267-0294-4 （英语）. 
  • Ganz, Albert Harding. The Role of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in Colonial Affair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2 （英语）. 
  • 董伯先 (编). 中德关系史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60751009 （中文）. 
  • 胡凯. 中德风云际会 始于1840年的德国在华形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784-6 （中文）. 
  • 周惠民. 德國對華政策研究. 台北市: 自印. 1995. ISBN 9579711852 （中文）. 
  • Gottschall, Terrell D. By Order of the Kaiser: Otto von Diederichs and the Rise of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65-1902.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ISBN 978-1557503091 （英语）. 
  • 余凯思.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9787560729176 （中文）. 
  • Kelly, Patrick J. Tirpitz and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253355935 （英语）. 
  • 王栋. 青岛影像 明信片中的城市记忆.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670-1113-7 （中文）. 
  • 李洁; 刘云志. 前世青岛：德国人镜头里的胶澳租借地.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47439111 （中文）. 
  • 寿杨宾. 青岛海港史: 近代部分.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6 （中文）. 
  • 青岛市档案馆 (编). 德国侵占胶州湾研究.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55263203 （中文）. 
  • 孙祚民 (编).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山东通史 下.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ISBN 9787209016865 （中文）. 
  •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 山东省志 第13卷 外事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ISBN 7-209-02290-2 （中文）. 
  • 青岛市博物馆 (编).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中文）. 

期刊 编辑

  • 马庚存.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安徽史学. 2004, (2). ISSN 1005-605X （中文）. 
  • 黄福得. 1918年前德國的殖民體制與殖民.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2006-05-01, (25). doi:10.30383/TJH.200605_(25).0004 （中文）. 
  • 刘平; 江林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远东战场———青岛之战述评. 军事历史研究. 2014, (4). ISSN 1009-3451 （中文）. 
  • 贾小叶.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历史研究. 2020, (1). ISSN 0459-1909 （中文）. 
  • 方子毓. 清末民初中德關係研究—以青島膠州灣為例. 中正历史学刊. 2006, (8). ISSN 2070-1071 （中文）. 
  • 石淳豪. 十九世紀末膠州灣與德國海軍主義的發展. 史穗. 2007-04, (1) （中文）. 
  • 詹恩胜. 十九世紀後期德國人在東亞地區建立殖民據點的計畫——以德國各界對在華獲得據點的籌議為探討中心. 史学研究. 2005-07, (19). ISSN 2078-483X （中文）. 
  • 马勇. 胶州湾事件：缘起、交涉及症结. 中国近代史. 2013, (11). ISSN 1001-2621 （中文）. 
  • 李国祁. 三國干涉還遼後中德租借港灣的洽商與德璀琳(G. Detring)上德政府建議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69-8, (1) （中文）. 
  • 余文堂. 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 国史馆馆刊. 2018-12, (58). ISSN 1016-2933 （中文）. 
  • 埃玛, A. J. 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1994, (第二十四辑) （中文）. 
  • 刘震. 从《时务报》外文报译看西方人眼中的胶州湾及胶州湾事件.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6, 8 (3). ISSN 2095-8129 （中文）. 
  • 孙立新. 海洋战略与德占胶州湾.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ISSN 1002-0209 （中文）. 
  • 贾菁菁.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史学月刊. 2020, (1). ISSN 0583-0214 （中文）. 
  • 陈维新.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德膠澳條約》及相關輿圖說明：兼論膠州灣租借交涉.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2015-05-01, (43): 83–133. doi:10.30383/TJH.201505_(43).0003 （中文）. 
  • 柳宾. 有关胶州湾事件的几个国际法问题.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3, (1). ISSN 1006-4133 （中文）. 
  • 杨光. “巨野教案”中的山东巡抚李秉衡.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ISSN 1001-9839 （中文）. 
  • 戚海莹. 论爱国将领章高元. 中国近代史及史料研究. 2010 （中文）. 

线上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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