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簡稱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並稱,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部隊之一。紅四方面軍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部隊為主力組成,於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黃安七里坪成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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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時期 | 1931年-1937年 |
國家或地區 | 中華民國 |
效忠於 | 中國共產黨 |
部門 | 中國工農紅軍 |
種類 | 陸軍輕步兵 |
規模 | 起初約4.5萬人員 鼎盛時8萬餘人 |
直屬 |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
駐軍/總部 | 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等地 |
專用顏色 | 灰色制服 |
參與戰役 | 第一次國共內戰 |
指揮官 | |
象徵性指揮官 |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張國燾 |
著名指揮官 | 總指揮 徐向前 政治委員 陳昌浩 |
鄂豫皖作戰
編輯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面軍成立[1],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政治部主任劉士奇,實際領導權由張國燾控制。下轄紅四軍(軍領導由方面軍總部兼任)和紅二十五軍(軍長曠繼勛、政治委員王平章),總兵力共4.5萬人。時為中國共產黨控制下僅次於中央紅軍的軍事力量。而此時蔣中正開始組織第三次圍剿戰爭[2]:3,並派國民革命軍十五個師圍剿鄂豫皖蘇區紅軍[3]:169。徐向前首先組織黃安戰役,採用圍點打援戰術圍困第69師駐紮的黃安,並成功圍攻第33師全部及31師一部,之後攻下黃安,擊潰俘獲一萬五千餘人,生擒69師師長趙冠英[3]:176[2]:7。1932年初,徐組織商城潢川戰役,重創湯恩伯的國軍第2師,並攻占商城[3]:177-179[2]:11。3月指揮蘇家埠戰役[4]:133-135,繼續採用圍點打援戰術[2]:13,全殲國民革命軍第7、46、55師,3萬餘人陣亡[2]:15,生擒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4]:131[3]:185。6月,第四方面軍發動潢川光山戰役,擊潰張鈁的第二十路軍,擊潰近萬餘人[3]:186,紅四方面軍取得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3]:187[2]:15-16。基於前幾次圍剿戰役失利,蔣中正發動第四次圍剿戰役,並親自掛帥指揮[3]:193[2]:16。
7月,紅四方面軍在夏店中央分局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徐向前力主休整待敵,反對張國燾持續進攻意見[3]:194[2]:17。10月,蔣中正派遣胡宗南的第1師、黃杰的第2師、李玉堂的第3師等主力師進入鄂豫皖蘇區,採用「並列推進、步步為營」等戰術,以衛立煌、陳繼承等縱隊形成梯隊前進,以避免此前紅軍的圍點打援戰術[3]:196-200。而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因裝備及準備不足,在黃安戰役、七里坪戰役中雙方發生慘烈拉鋸戰、損失巨大[3]:201-204[2]:21-26。同年九月,徐向前與張國燾、陳昌浩電告中央撤退[3]:205。紅四方面軍在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徐向前及眾決定紅四軍主力撤出鄂豫皖蘇區[2]:33[5]:621,留沈澤民、吳煥先、王平章率紅二十五軍在當地進行游擊[3]:212。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出平漢路,跳出包圍圈[3]:215-216。之後衛立煌、蔣伏生、胡宗南、蕭之楚、劉茂恩等部開始堵擊,雙方在新集、土橋鋪發生激烈戰鬥[3]:215-218,紅四方面軍被徹底圍攻於漫川關[2]:36-38。此後,許世友部在埡口打開缺口[2]:45,徐向前率部隊於11月13日黃昏成功突圍[2]:48。11月24日,紅四方面軍越秦嶺後進入關中平原[2]:51,與楊虎城西北軍部發生對戰[3]:219-224,逼近西安南郊[2]:52。12月初,部隊南下再越秦嶺,南渡漢水進入漢中地區,至此擺脫各路國民革命軍的尾追堵截,全軍尚存14,400人[3]:228-229[2]:56-57。12月底,全軍越過大巴山,進抵四川通江,創立川陝根據地[3]:229-231[2]:62-65。
川陝作戰
編輯由於當時川軍與蔣介石嫡系部隊有利害衝突,劉茂恩、胡宗南部無法入川[3]:256[2]:79,紅四方面軍在進入川北後隨即進行土地改革和根據地建設工作[3]:253-255[2]:68。1933年1月,徐向前率領部隊與川軍李煒如、羅迺瓊部進行交戰並獲勝[2]:68-69,後攻占巴中[3]:256[2]:73。次月,四川軍閥內部停止混戰,並於靜侯館召開協商[2]:80。田頌堯被蔣介石任命圍剿總指揮,負責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圍剿位於川陝根據地的紅軍[6]:96。其分左中右三路圍攻部署,共產黨史稱「反三路圍攻」[3]:276;而徐向前則以戰線較長、兵力相對少等原因,採用「收緊陣地、積極防禦」部署紅四方面軍[3]:279[2]:84-85。戰役初期紅軍以退為進,主動放棄巴中等縣城,採用「誘敵深入」方式消耗對方,並最後進行反擊戰[2]:86-95。該戰役歷時四個月,紅四方面軍共造成川軍傷亡兩萬四千餘人[2]:95,田頌堯亦被撤職[3]:288-289[4]:211。此外,該戰役後楊虎城的西北軍與紅四方面軍簽署了秘密互不侵犯協議[7][3]:289。在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與田頌堯部隊激戰同時,張國燾開始新的一輪肅反運動,逮捕殺害了曾中生、曠繼勛、余篤三、吳展等人[3]:296-298[2]:98-99。在反三路圍攻戰役結束後,紅四方面軍於同年7月召開木門會議,結束肅反運動[2]:100;並進行部隊整編,全軍共四萬餘人,下轄紅四軍、紅九軍、紅三十軍、紅三十一軍[3]:298-299[2]:101。該會議後,徐向前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3]:298[2]:101。
1933年8月,徐向前率領紅軍展開三次大型進攻戰役[6]:102。8月12日,儀南戰役爆發,紅四軍通過攻占儀隴縣和南部縣,並占領多處鹽井,解決根據地用鹽問題[3]:320-323[2]:112,擊潰三千餘川軍[3]:324[2]:113-115。9月20日,徐向前發動營渠戰役[2]:116,進攻並攻占營山、渠縣等楊森防區要點[2]:118-119,再殲川軍三千餘人[3]:325。10月17日,發動宣達戰役,與川東遊擊隊[2]:123-124一同重創劉存厚部[2]:119,占領宣漢、達縣[2]:112-114,根據地向東擴展二百餘里,生擒川軍三千餘人[3]:330-334,占領兵工廠[3]:335、並將川東遊擊隊改編為紅三十三軍[3]:336[2]:125。三次進攻戰役後,紅四方面軍占領八座縣城,部隊達八萬餘人[3]:336[2]:125-126。
紅軍在四川的連續進攻引起了四川各路軍閥的聯合[6]:105。1933年末,劉湘被任命為總司令主持圍剿紅四方面軍[3]:341[2]:126-127。當時徐向前仍帶領紅四軍南攻廖雨辰部,卻與劉湘主力第三師王陵基部碰頭、發生遭遇戰,共產黨史稱的「反六路圍攻」的戰幕隨即揭開[3]:342[2]:128。劉湘主持戰略,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楊森、王陵基、劉幫俊分兵六路進攻,兵力超過20萬人[3]:343[2]:128-129。此時紅四方面軍繼續採用「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發動群眾」戰略[3]:344[2]:130-131;並分兵兩路,由徐向前、王樹聲各負責東西戰線,徐負責劉湘主攻方向,陳昌浩居中調度,張國燾坐鎮後方[3]:344-345。雙方在萬源陣線形成相持拉鋸戰[3]:360-362[2]:152-157,之後紅軍開始反攻問題上徐向前與張國燾發生衝突[2]:161,後不得不聽從張的意見[2]:162。儘管未能擊潰劉湘主力,劉仍因督軍不力被蔣撤職[3]:363;之後徐奔赴西線指揮,率領李先念、程世才等違背張國燾命令而進行大縱深迂迴[3]:367[2]:163,在黃貓埡圍困川軍,一天一夜擊斃活捉川軍一萬四千餘人[3]:368[2]:164。川軍其他西線部隊遂紛紛潰敗,川軍六路圍攻至此告終[8][4]:211[2]:165。該戰役中川軍損失八萬餘人;而紅軍亦損失兩萬餘人,根據地受到嚴重損傷,補給嚴重不足[3]:370[2]:167。
1934年結束、耗時十月的「反六路圍攻」戰役,使川陝根據地元氣大傷,物資短缺、補給困難[3]:380;而此時紅二十五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向西轉移;中央紅軍亦因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而被迫長征[3]:382[2]:166-168。同年9月,蔣介石組織「川陝會剿」計劃,復職劉湘[2]:171-172,並要求西北軍楊虎城參與圍剿[2]:172;此外並派遣胡宗南、上官雲相等部進入四川[3]:381。同年11月,紅四方面軍組織連級以上幹部參加毛裕鎮會議,徐向前制定向川陝甘發展的新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2]:168:進攻甘肅南部,主攻胡宗南部;以控制嘉陵江、接應中央紅軍和紅二十五軍[3]:384。1935年1月22日,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紅四方面軍「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策應中央紅軍作戰。接電後,紅四方面軍在廣元縣旺蒼壩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打造船隻,解決渡江工具;收縮東線部隊,主動出擊陝南,調動敵人北移,創造渡江條件。紅四方面軍隨即發動廣昭戰役,徐向前率領主力圍困廣元、昭化,計劃圍點打援[6]:119。不過胡宗南並未派援,而紅軍亦無法攻克廣元、昭化,徐向前於是撤兵[3]:391[2]:176。而此時共產黨中央已結束遵義會議並開始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並命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2]:177,策應中央紅軍北上[3]:393。同年2月,紅四方面軍經寧強北上進入陝西南部,攻占沔縣[3]:395-396[2]:179。3月,部隊南下攻占儀隴、蒼溪,並擊敗俘獲田頌堯、羅澤州部三千餘人[3]:397[2]:182。
長征
編輯1935年3月29日至4月21日,紅四方面軍發起了強渡嘉陵江戰役[9],令紅四方面軍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將近十萬人放棄川陝根據地,強渡嘉陵江,向西挺進。4月,紅四方面軍攻下劍門關[3]:398-400,前後共擊潰川軍一萬餘人[3]:404[4]:238。紅四方面軍在當地進行休補裝備[2]:173-174,並擴員至八萬餘人[3]:411。當時蔣介石為防止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調遣劉湘、鄧錫侯、孫震、胡宗南、唐式遵、李家鈺等部圍攻[6]:122;張國燾在江油附近召開紅四方面軍會議,決定撤出川陝根據地[2]:192,進攻北川、茂縣、理縣等地,建造川西北根據地,迎接中央紅軍北上[3]:411-412。5月12日,徐向前率領紅九軍、紅三十軍由北川西進[6]:123;15日,占領茂縣[3]:413;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2]:190。隨後紅軍一部攻下理縣[3]:414;李先念西進小金川、攻下懋功,迎接中央紅軍[3]:415。6月13日,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達維會師[10]。兩軍會師後,確定統一的戰略方針成為首要問題[6]:127。6月16日,中央紅軍主張總方針為占領川陝甘三省,以岷江、嘉陵江上游地區為立腳點,伺機進占甘南和陝南[3]:423。而張國燾和陳昌浩則主張暫時南下攻岷江以西的地區,以解決部隊給養[3]:424[2]:211。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反對向東向北發展的川陝甘方針,復電中共中央,認為「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敵已有準備」、不宜過岷江東打。提出向西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11]。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兩河口開會,制定松潘戰役計劃[3]:426,徐向前率領一部進行戰鬥[3]:427。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蘆花召開,決定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博古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2]。當時紅軍已經占領毛兒蓋,兩個方面軍進行編制調整,以加強團結[2]:235-236;徐向前兼任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3]:432-433。此時蔣介石指揮胡宗南部堅守松潘,並派遣王均、于學忠、馬家軍、薛岳等參與圍剿[3]:435-436。因為國軍在松潘固守,於是紅軍改為執行夏洮戰役,即以紅軍主力出阿壩,北進夏河進攻洮河,創建甘南根據地[3]:437。此外,紅軍編為左右兩路軍,以第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前敵指揮部指揮;以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指揮[13]。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重申了在兩河口會議提出的戰略方針,並增補紅四方面軍領導幹部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14],任命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5];同時恢復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6]。而張國燾此時主張解決戰略政治問題,並堅持紅軍分左右兩路軍,於是中共召開毛兒蓋會議,會中徐向前、陳昌浩支持毛澤東北上東進路線[3]:440[2]:241。會上並確定: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彭德懷負責右路軍北上,並率先進入若爾蓋大草原,進攻包座[3]:441[2]:242;而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進攻阿壩後,過草地後即與右路軍靠攏會合[3]:441。8月26日,右路軍到達班佑,徐向前率領紅三十軍、紅四軍發動快速戰攻下包座[17]:434[2]:271,擊潰胡宗南部第49師大部[3]:445[6]:132,擊傷師長伍誠仁,殲滅四千餘人[3]:446[2]:274。
然而,左路軍則遲遲不肯北上離開阿壩、與右路軍會師[6]:133,張國燾與毛澤東在紅軍主力進軍方向上出現嚴重分歧[3]:447[2]:277-279。張國燾藉口嘎曲河河水上漲,命令左路軍按兵不動[18]。9月8日,張國燾電復徐向前、陳昌浩帥原紅四方面軍南下[2]:281-282,張毛的矛盾徹底公開化[3]:448。徐向前與陳昌浩只能向中央匯報[2]:282;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與徐向前聯合致電左路軍要求北上[3]:450[2]:282-283。9日,張國燾則致電繼續堅持南下[3]:450-451[2]:284-285,這時徐向前與陳昌浩亦猶豫南下事宜[3]:450。當晚毛澤東親自到徐住處,問徐意見[6]:134。徐向前表示,兩軍既已會合,就不宜再分開,紅四方面軍也不宜再分為兩半[3]:452。
9月10日,黨中央決定獨自北上,並於夜間帶領右路軍中的中央紅軍紅一、三軍團離開甘南[2]:286,次日凌晨紅四方面軍才知道消息[3]:452-453。為了堅持紅四方面軍的完整性,徐向前率餘部南下,再過草地,在黨壩與左路軍會合[3]:457。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會議,宣布另立中央,自任黨主席[19],並宣布「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20]:526。會上表示反對的劉伯承亦因此降職[3]:459,主張團結的朱德與徐向前只能主張先打開局面。10月7日,張國燾下達南下命令[21]:221。隨後紅四方面軍攻占崇化、撫邊、懋功[22]。之後,紅四方面軍繼續南下,攻占寶興、天全、蘆山,擊潰國軍五千餘人[3]:468[2]:313-314。10月中旬,紅四方面軍與川軍在百丈進行決戰,之後國軍攻占百丈[2]:319-320。該戰役後,國軍死傷一萬五千人,紅軍傷亡亦近萬[3]:471。此時,薛岳、李抱冰從南部、東面進行出擊,紅四方面軍只能轉為戰略防禦階段[3]:473。12月5日,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等人將中共中央改稱「北方局」[21]:241。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從莫斯科抵達陝北,向張國燾發電通報消息[23][21]:243。張國燾藉機致電林育英,貶低陝北紅一方面軍,並尋求支持[21]:244-245。12月22日,林育英復電張國燾,要求注意控制爭論[21]:246。1936年1月6日,張國燾再次以「黨中央」名義致電林育英,繼續抨擊中共中央,但表示服從共產國際指示[21]:248。1月24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表示張國燾可成立西南局,直屬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與中共中央保持同等地位[20]:588-589。
此時,紅四方面軍部隊在南下作戰中損失慘重,被中央軍、川軍壓縮在蘆山、寶興地區,糧彈匱乏,張國燾的威望開始動搖[21]:250。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紛紛要求北上到陝北。1月27日,張國燾被迫表示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謀求黨內統一[21]:253。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電張國燾,表明主力紅軍可向西北發展,並表示此方針受到共產國際同意[24][20]:589。南下紅軍部隊決定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3]:479[2]:331-332;3月,紅軍攻下這些地區,並就地整編補給[3]:482,以等候紅二、紅六軍團會師[3]:483[2]:340。此時,部隊僅剩四萬餘人[20]:600。6月6日,張國燾決定取消第二中央[25][21]:303。7月初,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2]:353-354,組成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3]:487-488。並決定北上[2]:360。
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戰略計劃》,決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並率主力向蘭州、天水方向前進[3]:490-491[2]:370-371。8月5日,徐向前率領部隊攻克漳縣[3]:491[2]:376。由於陝北根據地經濟情況艱苦,該根據地無法容下三個方面軍[2]:378-380。於是中央決定紅二方面軍在陝甘邊行動[2]:380,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進攻胡宗南部[3]:496。之後因為戰術考慮,中央及西北局紛紛表示放棄該計劃[3]:499,而改為《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在西蘭通道以北阻擊胡宗南部,並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後,進軍寧夏」[3]:499-500[2]:383。9月23日,張國燾突然決心西渡黃河,占領蘭州以北地區[20]:630。26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西進的困難[20]:631。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發電,要求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而此時西渡黃河也於紅四方面軍不利[20]:633。朱德、張國燾在洮州召開會議,一致決定放棄西渡黃河,按照中央指示北進[26]。此時,紅一方面軍也展開策應行動。10月2日,紅十五軍團攻占會寧[21]:333。由於當時紅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簽訂密約,紅二、紅四方面軍在行軍中未有大型交戰[3]:487。10月8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到達會寧界石鋪,與紅一軍團一師會合;9日,徐向前率部抵達會寧,紅四方面軍長徵結束[3]:500[2]:398-399。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至此長征宣告結束[27][28]。
西路軍作戰
編輯在會寧會師前後,中共中央制定的戰略總任務是團結紅軍內部、聯合國民黨部分友軍、逼蔣抗日及停止內戰[3]:501。而西北局勢則是紅軍占領寧夏與甘肅西部,打通與蘇聯的聯繫[3]:502。而此時蔣介石剛處理完兩廣事件,隨後制定新的剿共計劃,即命令胡宗南、王均、關麟徵、毛炳文等部籌備通渭會戰[3]:504。1936年10月11日,中央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徐向前與陳昌浩奉中央軍委命令,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由紅三十軍負責造船強渡黃河,並先行渡江;紅三十一軍、紅四軍、紅五軍抵擋南部國軍進攻、掩護紅三十軍,跟隨渡江[3]:507[2]:401-402。
10月16日,蔣介石下達進攻命令。18日,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發布《剿匪計劃綱要》,以國軍第1軍、37軍、3軍分兵進攻。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親自督戰[3]:508;同日,國軍占領會寧[3]:509。24日,紅三十軍強渡黃河,並擊潰馬家軍防線[3]:510。之後紅九軍、紅五軍向河邊開進,跟隨過河。28日,紅四方面軍軍部渡過黃河[3]:512;而本打算渡江的紅三十一軍卻被臨時取消計劃[3]:512,致使渡過黃河的紅軍部隊無法展開進攻[3]:512[2]:405-406。30日,國軍關麟徵部進攻靖遠,致使河東河西兩岸紅軍被割斷。11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河西紅軍西進,但要求河西紅軍一部留守一條山、五佛寺地區。同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決定不採用從外蒙援助的辦法,改成從新疆援助。紅軍與馬步芳部全線激戰。11月6日,陳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決定西進,於平大古涼占據立足點。同日,陳昌浩、徐向前決定放棄一條山、五佛寺地區。11月7日,陳昌浩、徐向前致電中央要求組織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11月8日,中央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提出「作戰新計劃」。以一方面軍,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出陝南,四方面軍河東2個軍組成北路軍,待機入晉,河西紅軍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打通去蘇聯路線,西路軍因此正式成立。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29]。
11月11日,中央來電詢問西路軍是否有把握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與盛世才部會合[2]:415,有意讓西路軍東返。11月12日,西路軍領導回復「我們可以完成任務」。徐向前在會上表示西路軍已不能在河西走廊耗費兵力時間,應極力進攻新疆,並帶部隊先向涼州進攻[3]:522。13日,紅九軍攻打古浪,吸引馬家軍主力,但是損失慘重[3]:524[2]:417-418。而紅三十軍則圍困涼州,並繼續西進攻占永昌、山丹[3]:524。此時中央軍委來電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而在永昌、涼州建立根據地[3]:525。徐向前主張部隊應抓緊時間西進,而陳昌浩則主張停下、建立根據地為上策。雙方爭吵激烈,但因陳昌浩是政委,徐向前無法自行從事[3]:525-526[2]:419,於是雙方致電中央,而中央復電仍要西路軍就地作戰[3]:527[2]:420。此時馬家軍調整部隊開始強攻,雙方在四十里舖、東南八壩、水磨關、永昌、山丹發生戰役,馬家軍與紅軍各損失六千人,西路軍只有一萬五千人[3]:530-531[2]:423。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馬家軍因此忽然停止對西路軍進攻[3]:532[2]:424。此時西路軍內部仍然就東進和西進方針而爭執不已,徐向前及大部分西路軍將領主張繼續西進[3]:535。24日,中央致電要求東進,以減輕陝北紅軍壓力[3]:535[2]:425-426。而此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27日,中央致電西路軍繼續此前西進計劃[3]:537。12月底,西路軍開始西進,並迅速攻占高台、臨澤[3]:537。此時,中央軍委卻忽然電告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3]:538。西路軍走走停停的戰略,使得馬家軍有足夠準備進行追擊和圍攻[3]:538。
1937年1月20日,馬家軍攻占高台,紅五軍全軍覆沒[3]:539[5]:630[2]:430。16日,中央電報要求西路軍東進[3]:539[2]:433;23日,馬家軍組織七萬兵力開始圍剿東進的西路軍[3]:541-542。2月中旬,中央致電西路軍放棄東進計劃,而改為西進[3]:541-542,並反對西路軍東出青海大通[3]:544。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西進[2]:434,而此時徐向前與陳昌浩再次就是攻是守產生分歧[3]:545:陳昌浩主張重返倪家營子、建立甘北根據地,並指責徐向前是「右傾逃跑主義」[3]:545。重返倪家營子後的西路軍面臨的是馬家軍的重新圍攻[2]:440,在經過七晝夜的戰鬥後,西路軍再次突圍,此時已剩三千餘人[3]:548[2]:444-446。
3月14日,部隊在石窩山開會[2]:451,軍政委員會決定陳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現有部隊分散打游擊[3]:549。剩下部隊兵分三路,由王樹聲、畢占雲、李先念分別帶隊[2]:45-451,以紅三十軍剩下的五個營組成左支隊,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領向南,深入祁連山區游擊。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成員隨部行動;以紅九軍剩下的五千餘人及百餘騎兵組成右支隊,由副總指揮王樹聲帶來向北,依託祁連山北麓展開游擊;以總直特務團兩個連和傷病組成中支隊,由紅五軍參謀長畢占雲率領就地堅持游擊[30]。其中最後只有李先念帶領的一支七百餘人部隊經過祁連山、抵達新疆[3]:550[5]:630[2]:453;其餘河西西路軍全軍覆沒[5]:630。
1937年8月,紅四方面軍餘部紅四軍5700人、紅三十一軍5000人及部分直屬部隊和紅二十九軍1200人等整編為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投入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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