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費史
軍費又名國防預算（英語：Military budget）是一個國家為了維持武裝力量而支出的費用。中國自古戰亂頻頻，軍費支出一直是個很大的項目。
軍事費用，往往是很大的負擔[1]，一旦有戰爭發生，軍費開支往往直線上升，所謂「軍旅一興，費靡巨萬」[2]。古代以田賦出兵，[3]故稱兵車為「賦輿」。[4]
上古
編輯在中國歷史上，早期的軍費來源主要按土地徵收農產品作為軍事開支的費用，即「自虞、夏時，貢賦備矣」，夏朝的士兵來源即是農民，農忙則耕，農閑則戰。孟子提到「夏后氏五十而貢」，[5]夏代農民在耕種自己的五十畝農地之外，還要耕種五畝公地，即如趙岐《孟子注》所說「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後桀四處討伐，他提升田賦數額以充軍費，從而加重人民負擔，「萬民甚苦」，使之最終離棄夏後投奔商湯。《孟子·滕文公上》記載: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這是說夏代授田一夫五十畝，殷商為一夫七十畝，周代則是一夫百畝。
商代軍隊中士兵的口糧和武器皆需自備，政府沒有養兵的預算。[6]但如果是千里之外的遠征軍，加上曠日持久的戌期，軍費如無政府支持，其戰事也是難以想像的。商紂王連年遠征，讓周國有機可乘，周武王親率兵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進軍伐商，取得勝利，建立周朝。
東周時期的周天子地位低落，各地諸侯戰事頻仍，春秋時期戰需極大，管仲曾表示：「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7]《左傳》記載：宣公十五年（前５９４年）秋七月，魯國實行「初稅畝」，就是為了應付連年征戰。稅畝是指按土地畝數對土地進行徵稅，即「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餘畝，複十取一。」初稅畝實行之後，魯國財政收入大幅增加，諸侯國紛紛仿效。
戰國時期，周赧王用天子的名義召集六國出兵伐秦，由於沒有軍費，只好向富商借錢，後來債主紛紛上門討債，他只好隱藏一座高台上，這是【債台高築】的典故。[8]
秦始皇大規模用兵，軍費消耗極巨，所徵的賦稅已達百姓收入一半以上，[9]，當時已有「口賦」的人頭稅，到了「百姓賀死而吊生」的地步。[10]，以致於秦末「關東群盜並起」，馮去疾、李斯等大臣向秦二世胡亥進諫：「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
漢朝
編輯屯田和馬政是漢朝軍事重點。屯田始於西漢，兵卒皆務農，以保證軍糧自給，軍隊有警則戰，無事則耕。
漢武帝時，桑弘羊推行均輸法[11]，因此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
從元光二年（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先後八次派軍進擊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數以萬計的馬匹。特別是元狩四年對匈奴戰爭，「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騎。」使得軍馬急劇消耗殆盡。乃至於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12]
《漢書·食貨志》記載，漢武帝時，「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漢武帝晚年，天下疲憊，戍卒的數量開始減少。綏和元年（前8年），張掖郡三都尉僅有士卒數百人。[13]
與羌人作戰的軍費支出，是東漢主要的經濟負擔之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14]
魏晉南北朝
編輯魏晉南北朝之戰爭頻繁，為保證軍需無匱乏之虞，各國的賦稅皆重點放在軍費支出，軍屯是軍糧籌措的重要輔助渠道。北魏太武帝「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孝文帝即位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恆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
六鎮之亂後北魏內亂，分為東魏與西魏。大統年間，宇文泰建立府兵制，[16]平時農耕訓練，有事出征，政府可減輕軍費負擔，北周、隋、唐初繼續沿用。
唐朝
編輯唐初實行府兵制，中央設置軍府，凡兵皆農，府中的士官平時耕種，戰時召集。遇有戰事，府兵由中央命將率領出征，待戰事結束，士兵散於府，將帥則歸於朝。[17]為了節省國家的軍費開支，朝廷於農家每三丁選一丁為府兵，免其租庸調，但兵器、糧食衣裝等均須自備。府兵制度起於西魏，完善於北周、隋兩朝，盛於唐太宗，但對外作戰就不可能只是府兵，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出征高麗，主力是兵募。高宗以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隨着均田制的破壞，府兵逃散，嚴重缺員，府兵制遂於天寶八載正式廢止，中唐時期一度考慮恢復府兵制，但礙於當時社會現實，不了了之。[18]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政府實行《度支長行旨》，軍隊「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為準。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堪會。」
唐朝為了鎮壓安史之亂，多方聚斂軍費，[19]始立榷鹽法，亦即將鹽戶生產的鹽全部低價收購起來，再以高價轉賣。肅宗乾元元年（758年），以第五琦「為鹽鐵使，於是始立鹽鐵法，就山海井鹽，收榷其鹽。」[20]建中三年（782年），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21]。
安史之亂後，河西隴右空虛，回紇、吐蕃國趁機入侵，朝廷必須調集重兵，戌守邊防。同時，藩鎮割據，藩鎮節度使屢次搶劫鹽鐵院之財賦。元和中，李師道盜焚河陰倉，「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谷三萬餘斛」。朝廷又要調集兵力討伐藩鎮。
德宗初年借長安櫃坊的儲款四分之一以助軍費。唐武宗時建立榷茶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晚唐「西川富強，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贈彼軍儲。」
唐朝末期僅東南地區還願意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朝廷軍費大部份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稱「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僖宗朝以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田令孜與王重榮爭奪鹽利的結果，王重榮一怒之下進兵長安，引起僖宗再度出奔鳳翔。
五代十國
編輯五代的士兵都是職業軍人，由財政供給衣糧。但國家卻只供給士兵本人衣糧，家口不入軍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沒有得到合法的保障。[22]士兵衣服一年分兩次供給，稱為夏衣、冬衣。因此軍費在五代的財政支出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後周世宗稱：「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23]
宋朝
編輯宋太祖建立「封椿庫」，打算「封椿庫」的錢把燕雲失地贖買回來。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訂立澶淵之盟，由宋室歲輸銀10萬兩、絹20萬匹，仁宗慶曆二年（1042），增為銀20萬兩、絹30萬匹。王旦曾對真宗說：「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24]
宋朝的軍費開支長期佔去歲出一半以上，戰時高達十分之七八，「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而且士兵還能額外得到賞賜、裝錢等。北宋大量養兵，「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伏坐食之校」。宋初禁軍20餘萬[25]，太宗時30餘萬，真宗時40餘萬，仁宗時82.6萬[26], 再加廂軍則超過百萬，宋代募兵制不僅要養士兵本人，還要養家人。英宗治平初年，蔡襄任三司使，提到當時的財政狀況「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27]。王銍說北宋三司一年的收入，養兵之費「常什八」。[28]宋孝宗告訴光宗說︰「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
明朝
編輯明朝行衛所制，養兵百萬，寓兵於農，希望自給自足。[29]朱元璋得意宣稱，「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30]永樂時，兵額達到二百七十餘萬人。[31]可是到了明朝中葉，土地兼併嚴重[32]，軍屯制度遭到嚴重破壞，軍費負擔因衛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嘉靖年間各地募兵數量日增，陝西三邊「屯田滿望，十有九荒」[33]，甘肅屯田，名存實亡。[34]嘉靖二十五年（1546）都御史楊博巡撫甘肅，「入境以來，見所至荒田不下萬頃」。[35]萬曆《明會典》卷二八載：「國初不過五萬兩，……嘉靖元年始增六萬，四十五年始定一十二萬。」。萬曆年間，日本豐臣秀吉發動的朝鮮之役，使得中國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與軍費。
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明朝出兵朝鮮共派兵十六萬六千七百餘人，約為全國二成的兵力，費餉銀一千七百餘萬兩，每年所耗軍費高達二百四十萬兩，史稱萬曆朝鮮之役。[36]萬曆二十八年，平定播州楊應龍叛亂，費餉200.3萬餘兩[37]。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反明。為應付遼東的軍事需要，戶部尚書李汝華議請畝加三厘五毫之賦，明年復加三厘五毫，四十八年（1620年）又議請再加二厘，前後平均每畝土地加徵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是為遼餉。[38]
崇禎四年（1631年），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銀六百六十萬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得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39]崇禎年間，財政困難，罪臣被殺後，往往籍沒其家產，限時把贓銀解進京城。[40]崇禎十年（1637年），兵部尚書楊嗣昌為鎮壓農民起義的費用，奏請增兵十二萬，加徵「剿餉」，總數兩百八十萬兩，直到十三年（1640年）被迫停止。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數次繞境蒙古長驅直入內地，楊嗣昌提議徵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
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數次繞境蒙古長驅直入內地，楊嗣昌提議徵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此即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三項賦稅的合稱，成為明末虐政。
清朝
編輯清代乾隆年間有十全武功，這十場戰爭，有勝有負，都打得艱苦卓絕。乾隆一朝所用軍費，約在一億三千萬兩以上，為了應付繁浩的軍費開銷，當時鹽商總計捐輸不下一千三百一十萬兩白銀之巨[41]。嘉慶元年（1796年），爆發了白蓮教起義，規模浩大，前後歷經九年，清廷耗用軍費二億兩白銀。[42]
咸豐年間爆發金田起義，為了鎮壓太平天國所需龐大的軍費，使清政府面臨空前的財政危機。咸豐三年（1853年）開徵釐金，釐金屬於一種地方商業稅。由於湘軍初期主力在江西，為了籌餉，曾國藩不得不置關設卡，抽取漕折、厘金。但江西又是農業省，商業不發達，久經戰亂使得地方政府財源極其枯竭，隨著湘軍主力已轉到江蘇、浙江一帶，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七日，沈葆楨被提拔為江西巡撫，沈決定保留江西釐金，自行組建地方兵勇。為了爭餉問題，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與沈葆楨爭奪江西釐金，雙方相峙不下。曾國藩的湘軍餉項須自籌，他在給諸弟的信中提到：「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43]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由於湘軍「欠餉多者十五個月，少者七八個月」，只能食粥度日，曾國藩請九江關道蔡錦青解送九江關洋稅三萬兩給湘軍。蔡錦青被沈葆楨制止，沈葆楨還命令蔡追回已解送之餘款，否則撤職查辦。曾國藩不得不將銀子退還。沈葆楨在給友人吳惟允的信中提及此事：「吾輩出而任事，國家是為，豈其為朋友私情耶？」
光緒二十五年，戶部奏稱：「近年大費有三：曰軍餉，曰洋務，曰息債。」閻敬銘掀開了戶部的許多黑幕，最著名的是雲南省軍費報銷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
編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由於多場戰爭和「備戰」思想，軍費在財政中占比一直較高。直到1980年代，鄧小平實施和平主義戰略並削減軍費，中國軍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遂在1980年開始逐漸回落，於1985年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新低9.56%，此後近20年一直在此區間波動。2003年以後，隨着中國經濟騰飛，財政收入一路高漲，軍費占財政比例不斷縮小，從2003年的8.79%逐步下降到2010年代穩定在5.5%左右，直至2023年（占財政比例5.6%）一直穩定在此區間。[44]
注釋
編輯- ^ 《系年要錄》卷二十六：「丙寅，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 ^ 《元史·葉李傳》
- ^ 《漢書·刑法志》載：「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 ^ 《左傳·成公二年》：「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 杜預註：「賦輿，猶兵車。」
- ^ 《孟子·滕文公上》
- ^ 楊升南《商代財政制度》
- ^ 《管子·參患》
- ^ 《漢書·諸侯王表序》中說：「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為二周，有逃責（債）之台……」
- ^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百姓疲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漢書·食貨志》記載：「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 ^ 《淮南子·氾論訓》：「（秦）發適戍，入芻稿，頭會箕賦。」《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百姓疲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之言：「（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七國考·秦食貨》引《咸陽大事記》記載：「秦賦戶口，百姓賀死而吊生。故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賦起。'」
- ^ 《史記·平準書》記載：漢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 ^ 《漢書·武帝紀》
- ^ 《漢書·匈奴傳》記載：綏和元年（前8年），夏侯藩謂匈奴單于曰：「竊見匈奴鬥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
- ^ 《後漢書·段熲傳》
- ^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全朝流涕，士民傷悲。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 ^ 《玉海》卷一三八引《後魏書》云：「西魏大統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軍，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統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大將軍統二府，一柱國統二大將軍，凡柱國六員，復加持節都督以統之。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為府兵。」
- ^ 《新唐書》卷50《兵志》載：「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
- ^ 《資治通鑑》卷一三二「貞元二年」：「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歷敘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上曰：『俟平河中當議之。三年七月，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募戍卒屯田。舊制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不過數番，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既而願耕者什五六。』」
- ^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附錄《禪宗》：「唐代遭遇了『安史之亂』，統治階級為了應付軍費，多方聚斂。」
- ^ 《唐會要》卷87
- ^ 《通志》
- ^ 胡如雷《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p.181
- ^ 《資治通鑑·後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 唐明宗 時者，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惠以贍軍為念……汝輩豈不知之！』」。
- ^ 《長編》卷70
- ^ 錢穆《國史大綱》
- ^ 《續資治通鑑·宋仁宗慶曆八年》：「向因夏人阻命，諸路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
- ^ 蔡襄《國論要目十二篇》的《強兵篇》
- ^ 王銍《樞庭備檢》
- ^ 《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五年（1392），官軍共一百二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設「內外衛所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戶所六十五」。
- ^ 《續文獻通考》卷一二二
- ^ 《明書·戎馬志三》載：「正統中天下未多事之先，五府並錦衣等衛所官旗軍人及邊腹額兵共三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
- ^ 正統六年（1441），尚書王驥奏稱，貴州二十衛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良田為官豪所占」，「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英宗實錄》卷80，正統六年六月壬午）。正統九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僉事徐朝宗奏：「大寧都司官軍指揮僉事田禮等八千二百九十五員名，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頃有奇，遞年不輸子粒。」（《英宗實錄》卷123）
- ^ 《世宗實錄》卷100，嘉靖八年四月戊子。
- ^ 《世宗實錄》卷165，嘉靖十三年七月戊寅。
- ^ 楊博：《查處屯田疏》，《明經世文編》卷273。
- ^ 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史料》序文
- ^ 曹於汴《遵例盤庫敬報空虛之狀仰乞聖鑒亟圖長策以濟國用疏》，載《明經世文編》卷四一二
- ^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賦役》
- ^ 《明史·食貨志二》記載「崇禎五年」：「御史郝晉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也。」
- ^ 佚名《崇禎長編》卷二：「帝諭，軍餉急需，解運中斷。今特選乾清宮管事王紳、同科臣韓如愈、馬嘉植、辜朝薦，着各炤題定地方，察已蠲免過錢糧。……周延儒、吳昌時贓銀，炤敕諭內數月勒催星解。」
- ^ 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331頁
- ^ 鄭天挺：《清史》
- ^ 〈致諸弟（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曾國藩家書》
- ^ 44.0 44.1 中国2023年GDP增速目标5%近30年最低，赤字率3%保持高位. BBC News 中文. [2023-03-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13） （中文（簡體））.
- ^ 2014年國防預算首次突破8,000億元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中國經濟網 2014-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