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柱國 (軍事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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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柱國(1897年—1985年9月3日),原名鑄果,字敬之,廣西容縣人,中華民國奉系及東北軍高級將領[1]。
何柱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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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897年 廣西容縣楊梅鎮成美村 |
逝世 | (88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
國籍 | 大清(1897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85年)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年–1949年)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年–1985年) |
效命 | |
軍種 | 奉系 國民革命軍 |
服役年份 | 1917年-1948年 |
軍銜 | 中將 |
統率 | |
參與戰爭 | |
獲得勳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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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編輯北洋政府時期
編輯何柱國生於廣西容縣南鄉陽梅墟,自幼喪父。7歲入讀私塾。10歲時母親逝世,此後靠二哥何柱范資助,由私塾轉入小學堂學習。1910年,13歲的何柱國被在廣東當官的二哥何柱范接到廣州,考取廣東隨宦學堂。何柱范又命何柱國報考黃埔陸軍小學堂第三期。畢業後,何柱國於1916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學習。1917年4月被保送赴日本留學,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二期騎兵科學習。1919年秋季畢業歸國後,曾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騎兵科戰術教官、分隊長。1922年7月,何柱國抵達中國東北投奔奉系張作霖,任東北陸軍講武堂軍事教官、騎兵科主任。1923年,升任中校第三隊隊長。此後,他參與了奉軍整軍,獲得張學良信賴。1924年春,經馮玉祥任證婚人,何柱國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前校長賈德耀的侄女賈成敬結婚。[1]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將奉軍編為6個軍。張學良、郭松齡分別擔任第3軍正、副軍長,第3軍與第1軍成立聯合指揮部,負責山海關、九門口一線的正面主攻。何柱國任聯軍指揮部作戰科主任參謀。第二次直奉戰爭奉軍獲勝後,奉軍成立津榆駐軍司令部,張學良任總司令,郭松齡任副總司令,何柱國任司令部上校主任參謀兼作戰科長。[1]
奉軍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獲勝後,張作霖組織南下宣撫軍,以擴張地盤。1925年春,經張作霖、張學良同意,何柱國擬赴日本陸軍大學校留學,在啟程前,赴北京拜訪已被任命為南下宣撫軍總司令、副司令的老長官姜登選和韓麟春,姜登選和韓麟春勸何柱國放棄赴日本,並任命其擔任南下宣撫軍參謀處長兼作戰科長,隨軍至蚌埠。但不到半年,奉軍南下的交通線遭到孫傳芳、陳調元部截斷,奉軍被迫撤回東北。[1]
1925年11月,奉軍津榆駐軍司令部副司令郭松齡起兵反奉。張學良同郭松齡談判未能達成協議,乃準備同郭松齡部決戰。當時,黑龍江的騎兵趕來前線增援,張學良命何柱國擔任騎兵指揮官。何柱國率騎兵奇襲郭松齡部,俘獲郭松齡並槍決。因作戰有功,何柱國獲勇字金章,並被任命為第45團團長。1926年春,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圍攻馮玉祥國民軍,何柱國率第45團在灤河擊潰了國民軍唐之道部,攻入熱河,並協同其他部隊連克幾城,因戰功而獲三等文虎章。[1]
1926年11月,北伐軍擊潰孫傳芳部主力。為抗衡北伐軍,北方各軍閥擁張作霖任安國軍總司令。1927年,何柱國隨張學良軍團入河南,討伐反奉的吳佩孚軍原副司令靳雲鶚。何柱國先後攻克中牟、鄭州、開封、洛陽等地,此後代理第45旅旅長。同年4月,升任第37旅少將旅長兼開封警備司令。同年5月,率部參加豫南臨潁戰役。同年6月,所率第37旅改稱暫編第23師,何柱國被張作霖的北京政府任命為師長。同年10月,何柱國率部同閻錫山部作戰,攻克定州。1928年4月,何柱國部在彰德同馮玉祥部作戰,戰勝韓凌山,何柱國晉升中將師長。[1]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張學良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並整編奉軍,何柱國任東北陸軍步兵第3旅中將旅長,駐熱河凌源。1928年12月,東北易幟。[1]
國民政府初期
編輯1929年秋,張學良派何柱國等兩人隨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赴日本參觀秋操。何柱國還奉命試探日本政府對中國東北的態度。在日本,何柱國同日軍參謀總長、陸軍大臣、外務省官員會談時,日方對中國東北提出領土要求,被何柱國當場回絕。歸國後,何柱國向張學良進行匯報,張學良稱:「在我張學良手裡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給日本!」[1]
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張學良發表勸電,呼籲「和平息爭」,並派東北軍入山海關武裝調停,何柱國率東北步兵獨立第9旅駐山海關。[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主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張學良命何柱國駐守山海關。為迫使中國軍隊放棄山海關,日本駐屯軍秦榆守備隊隊長落合正次郎多次會晤何柱國進行誘逼,何柱國始終未就範。1932年11月底,落合正次郎要何柱國創建包括灤東和熱河在內的緩衝區,實行「獨立自治」,並答應日本供給其全部軍餉和軍械。何柱國始終未予肯定答覆。[1]
1932年12月8日,駐錦州的關東軍以鐵甲車炮轟榆關(即山海關)。何柱國出面交涉,日方要何柱國承認炮轟乃是誤會,要求何柱國取締排日、抗日行為,並再度提出創建「緩衝區」的要求,稱如何柱國同意建立緩衝區,日方會給何柱國現金及軍餉、軍械。如果何柱國不同意,日本將派兵占領長城各口,乃至進取北平、天津。何柱國乃趕赴北平向張學良匯報,張學良隨即召開秘密軍事會議,進行全面的軍事部署,並決定調兵增援何柱國部。[1]
1933年元旦,日本關東軍進逼榆關,釀成榆關事變。何柱國趕回山海關。元旦當晚,山海關附近的日軍守備隊及憲兵向中國守軍開槍,何柱國部下626團石世安部還擊。日軍乃炮擊山海關,兒玉中尉率部從山海關城牆外架設雲梯攻打南門。626團還擊,兒玉中尉被炸死。1933年1月2日上午至1月3日下午,626團頑強抵抗日軍。何柱國親自領導了防守戰。因傷亡過大,山海關四門均已遭重創,何柱國被迫率部撤退。[1]
山海關失守後,何柱國奉命率部防守北平、天津。但日軍占領山海關後,轉而進攻熱河省。因張作相、萬福麟、湯玉麟等中國守將抵抗不力,日軍占領熱河省。張學良被蔣介石逼迫而於1933 年3月10日下野,並出國考察。在下野同時,張學良將東北軍改編為5個軍,何柱國部被改編為第57軍,轄陸軍109師、115師、120師、騎兵第3師、炮兵第15團等,何柱國任軍長兼109師師長。[1]
1934年1月,張學良被蔣介石召回中國,任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此後,張學良調東北軍赴中國南方剿共,何柱國的第57軍被調往鄂東的孝感、宋埠、黃安、麻城以及皖西地區,圍剿大別山的紅二十五軍徐海東部。由於作戰不順,後來何柱國部轉為防守。同年7月,何柱國奉命離開部隊,入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習。[1]
1935年1月,蔣介石將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改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張學良任行營主任。蔣介石準備將東北軍調往貴州,但何柱國建議張學良將東北軍調往洛陽以西,以穩定軍心,並作收復東北的準備。何柱國的建議獲得張學良採納,張學良乃同蔣介石商定此事。不久,張學良將東北軍原有的7個騎兵師以及蔣介石調派的中央騎兵組建騎兵軍,任命何柱國為騎兵軍軍長。[1]
西安事變
編輯1935年夏,中央紅軍長征即將進入陝西。國民政府乃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張學良任副總司令。張學良將東北軍調往陝西阻擊紅軍,何柱國的騎兵軍也隨之調入陝西。此後,東北軍在同紅軍的多次交戰中損失慘重。張學良乃由積極剿共轉為消極對付。1936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張學良開始同中共中央領導人秘密接觸。 1936年8月,紅軍途經何柱國騎兵軍防區時,彭德懷致信何柱國,希望何柱國配合紅軍的行動。在同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談判之後,何柱國主動為紅軍讓開道路,使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會師。[1]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前後,何柱國緊跟張學良,並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在張學良送蔣介石赴南京並被扣押後,1937年1月,東北軍高級將領就如何營救張學良產生了主和派和主戰派。何柱國、王以哲為主和派的代表,主和派認為應先解決西安問題,後營救張學良。2月2日,東北軍中主戰的少壯派軍官殺害王以哲,何柱國因聞訊逃入楊虎城公館才倖免於難。此後,為了穩定東北軍,何柱國同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人多次會面,不久便穩定了東北軍。不久,何柱國代表東北軍赴南京,又赴溪口會見張學良,商定東北軍整編事宜。蔣介石隨即任命何柱國為西安行營副主任,後又任命其擔任豫皖蘇軍事整理委員會副主任,整編剛入豫皖蘇的東北軍。整編完成後,何柱國任中央軍騎兵第2軍軍長,仍留西北。[1]
抗日戰爭
編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當時駐紮咸陽的何柱國奉命赴晉北原平待命,歸入第二戰區序列。1937年8月,為防守太原,何柱國率騎兵軍自風陵渡過黃河,途經太原時參加了第二戰區的軍事會議。9月14日,何柱國奉命自原平北上,阻擊由大同南下的日軍酒井機械兵團支隊,並破壞平綏鐵路,同八路軍120師賀龍部協同作戰。9月17日,何柱國同日軍在井坪鎮作戰,日軍傷亡五、六百人,何柱國部損失慘重。不久,日軍主力過朔縣南下,何柱國部轉赴井坪以西休整。[1]
忻口會戰中,何柱國率騎2軍同賀龍的八路軍120師在晉北進行游擊戰,襲擊日軍後方,破壞交通線。日軍攻占太原後,何柱國的騎兵軍奉命連續數月夜襲日軍朔縣、井坪、平魯、岱嶽、應縣等據點,並破壞橋梁。1938年2月底,日軍進攻何柱國部,受到何柱國部反擊,恢復了原根據地。1938年,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出版之後,賀龍給何柱國送來100冊,何柱國召集全軍團以上幹部會議學習。[1]
1939年1月,何柱國部調往陝西神木休整。在神木期間,何柱國部為百姓做好事,何柱國創辦神木中學,幫農民修「雲惠渠」。1938年冬,日軍自察哈爾進攻伊克昭盟,國民政府決定遷移成吉思汗陵。1939年5月,護靈專使何柱國派兩個騎兵團防守要隘。同年7月,成吉思汗陵寢遷至甘肅興隆山的太白宮。[1]
何柱國部駐陝北期間,為解決軍事問題,何柱國曾經三度赴延安,受到毛澤東歡迎。其中1939年秋,何柱國率部移防豫南,途經延安,延安軍界為其舉辦歡迎晚會,毛澤東親自致歡迎詞。[1]
1939年底,何柱國率騎兵2軍調防豫南。不久,新四軍彭雪楓游擊支隊進至淮陽亳縣,同何柱國部聯防。1940年,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指揮長江以北的新四軍部隊作戰。張雲逸、何柱國雙方互派聯絡人員至對方部隊,一起商討作戰。新四軍副旅長譚友林等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何柱國的司令部向他們下發了特別通行證。1940年,日軍自華北調兵進攻阜陽。何柱國同新四軍配合,守住了阜陽。[1]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何柱國仍同新四軍彭雪楓部達成協議:如雙方被迫對陣之時,即仿西安事變前紅軍與東北軍的做法,朝天開槍,避免相互殺傷。何柱國部防區周邊的河南商丘、皖北亳縣等地,有大批偽軍。何柱國奉命策反偽軍,並收編大批地方游擊隊。[1]
1941年1月,駐商丘的日軍在大批裝甲車配合下,自歸德啟程,赴界首掃蕩黃泛區,受到何柱國部阻擊。[1]
1941年7月,騎2軍奉命擴編為第15集團軍,轄騎2軍和李仙洲的92軍,何柱國任第15集團軍總司令。同年,湯恩伯的第31集團軍調至河南,湯恩伯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蘇魯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何柱國任蘇魯豫皖四省邊區副總司令。實際上,湯恩伯乃奉蔣介石密令監視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因何柱國曾在晉北同八路軍120師配合作戰,和延安常有往來,故湯恩伯對何柱國有戒心。隨湯恩伯來河南的國民黨特務組織曾秘密調查並監視何柱國,給何柱國列出「容共」、「通敵」、「走私」的罪狀,但因查無實據而不了了之。[1]
1944年4月,湯恩伯在中原對日本作戰失敗後被調往貴州。何柱國部同廣西的李品仙部合編,改原戰區為第十戰區,李品仙任司令長官,何柱國任副司令長官。第十戰區轄第15集團軍、第19集團軍,防守豫東。[1]
1945年7月,何柱國奉蔣介石之命,同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中將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直接舉行談判,何柱國提出「日本希望同中國媾和,必須同時把世界和平作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項」、「戰後日本必須從滿洲及海外撤回兵力」等四條意見。談判無果而終,何柱國將談判情況報告重慶國民政府。[1]
第二次國共內戰
編輯1945年日本投降後,何柱國仍任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臨泉指揮所主任兼第15集團軍總司令。統帥部命何柱國率部開赴徐州,蔣介石則命何柱國赴重慶開會。抵達重慶後,蔣介石多次約何柱國談話,準備派何柱國接管東北。但何柱國要求辭去軍職,轉而治理黃河。蔣介石勸他:「先把東北軍事問題解決了,約需兩年,再去治理黃河吧!」蔣又說:「現東北改為九省,你對東北九省的人事安排先提些意見吧!」何柱國提出了從各省省主席到廳長的軍政人員名單,多數為蔣所接受。何柱國乃接受任命,擔任東北行營副主任兼參謀長、東北護路軍總司令。[1]接任後,1945年10月10日雙十節,被公布出任東北外交特派員的蔣經國在重慶設宴招待蘇聯駐華大使,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和參謀長何柱國受邀出席。何柱國後來回憶:
晚宴後回到上清寺寓所。次日,自覺雙眼不適,請醫生看過;第三日一覺醒來,我以為天尚未明。經從人告訴我已日上三竿。我才發現我的眼睛出了毛病,什麼也看不見了。病前毫無感覺,病後毫無痛覺,表面也沒有一點病患症狀。當天下午被送往重慶中央醫院診視。
當時重慶報紙上載有「何柱國因勝利狂歡飲酒,突然雙目失明」的臆測報道。經3個月治療毫無效果,醫師未診斷出失明原因。蔣介石改任董英斌為東北行營參謀長。
1945年10月,何柱國獲勝利勳章,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在晉西北、陝甘寧、豫東、皖北等地與賀龍、彭雪楓等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密切配合,協同作戰。他曾兩次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熱情歡迎接待。
1946年春,經蔣介石批准,何柱國在妻賈成敬、子何達威陪同下赴美國治療。美國眼科專家會診認定為食物中毒,破壞了視神經,已無法治療。[1]
1947年春,何柱國攜妻子和孩子回國,應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鴻烈邀在杭州上城區菩提寺路4號定居。1948年5月明令退為預備役。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杭州,何柱國於同日向毛澤東發賀電。毛澤東復電囑何柱國在杭州安心療養。1949年5月10日,毛澤東致電率部解放杭州的三野第七兵團司令員王建安、政委譚啟龍等:「請告現在杭州養病的何柱國將軍,他給毛、周、朱、彭的電報收到了,叫他安心養病。你們對何應予保護。」[2]浙江省人民政府隨即派員慰問。[1]他拒絕去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
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何柱國響應人民政府發展生產的號召,在杭州開辦糖廠,但一年後即負債。經向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求助,周恩來幫何柱國結束了債務,並介紹其赴蘇聯紅十字會醫院眼科治療。1954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何柱國任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12月12日,北京舉行西安事變20周年紀念會,何柱國應周恩來之邀參加,會後何柱國受到毛澤東接見。[1]第五、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中央委員、常務委員等職。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何柱國因向中共提出兩條意見而被打成「右派」,這兩條意見一是認為應實行差額選舉,二是農民糧食不夠吃。[1]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春,中共浙江省委為何柱國甄別平反,何柱國復任全國政協委員。1979年,何柱國被增補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並擔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常委,自杭州遷居北京。[1]
1985年9月3日,何柱國因心臟病突發而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9月15日,全國政協在北京舉行了何柱國同志遺體告別儀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