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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宗教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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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出生在一个信奉中国传统宗教的家庭，主要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道教，幼名“帝象”，“帝”字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北极玄天上帝）神护佑之意。后来孙中山就读西方教会学校，14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基督新教西方传教士，逐渐接受基督教。长兄孙德彰（孙眉）为阻止孙中山对基督教的信仰，将18岁的孙中山送回家乡，令孙中山不惜放弃在檀香山学习。但他还对基督教热情，将家乡的“北帝”庙内破坏神像。为了平息同乡，他去香港，在香港的拔萃书室(圣公会开办之学校)开始信奉基督，并于1883年12月与陆皓东一同在美国公理会(喀尔文派教会)香港纲纪慎会堂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1]。此时极为排斥中国民间信仰及其神祇如“北帝”、“关帝君神”。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经同为基督徒的香港西医书院授业老师康德黎营救脱险后，给香港友人区凤墀的信中记述了他被清政府驻英公使绑架及脱险经过：“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2]

孙中山在为英国学者翟理斯编纂《中国名人辞典》[3]所写的自传中自书：“至于教则崇耶稣”。病逝于协和医院后，由刘廷芳为其主持追思礼拜，并由及翟理斯司琴[4][5]。

1924年，孙中山曾抨击西方“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6]，因而有人怀疑孙中山对信基督教信仰有所转变，但信教不表示可以否认错误，这亦是儒家务本精神的体现。孙晚年提过宗教与“迷信”，及宗教与科学的比较，民国12年公开演讲中说到“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因为“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7]

孙中山在政治上偏向政教分离，反对宗教影响政治，主张政教分立[8]、宗教自由，推崇宗教在道德建设上的力量，譬如“佛教为救世之仁”[9]。

宗教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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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论宗教和民族的关系：
 
《孙中山像》 1921年 李铁夫 画布油画 93×71.7cm

“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拉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了许久，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马克斯、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在像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势力，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资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拉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

  • 孙中山注意信仰的力量，以三民主义信仰团结革命同志。他曾说：“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一，孙中山曾论及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民族和信仰的关系：“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信仰”：

“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宗教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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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1923年10月20日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的《人格救国与地方自治》演讲中表示：“人类的知识，多是科学的知识，古时人类的知识，多是宗教的感觉。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譬如现在我们用眼光看远方之物，多用千里镜帮助，看得很清楚。千里镜是近来科学发明的，古时没有科学，所以没有千里镜，看远方之物，当然不用现在看得清楚，这就是宗教不及科学。”[10][11]

对各宗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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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间信仰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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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幼名“帝象”，寓意亲人希冀其受到华人民间信仰及道教中“北帝”护佑，但后来孙中山青年时改信基督教，极端排斥民间信仰与道教，故曾于“北帝”庙内破坏神像。 但后来在晚年时期也曾在北京白云观提字福寿二字表示尊重。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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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曾经表示“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1918年南京栖霞寺重修，孙中山率先“捐银币万元”。

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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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年少时曾在西方教会学校学习，开始信奉基督新教，甚至为信仰不惜放弃在檀香山的学习。所结交的朋友及家人许多都是新教徒，加上香港孙中山纪念馆所收藏的受洗记录 [12]。

孙中山的末任妻子宋庆龄认为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基督教教义中提倡的平等与博爱，成为他们进行革命的武器[13]。

从孙中山的著作、言论及友人观点来看，孙中山晚年是否仍然相信基督教不同解读：

  • 孙中山临终时在场的见证人汪精卫说：“中山先生曾说他是基督教徒，临终并未否认。当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孙夫人与孙哲生主张在协和医院举行基督教的仪礼，有一部分人反对，我当时是放任的，因我生平主张尊重别人的信仰。”[14]
  • 孙中山逝世不久，宋子文代表家属请路透社发出一电文云：“上海某某数报，对于孙中山之殡礼，有重大之误会，孙之家属，不能不加以声明。孙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教徒而死，且一再言其一生主张政教分离，孙之家属亦奉基督教，因孙有遗言，决议虽其党中同志多非基督教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在举殡时，曾有人声明孙之信奉基督教，乃重精神而轻形式，凡束缚之教义与教士之仪制，彼均不表同情，孙于一年前尝贻书某友，谓彼信基督乃革命家及为刬除一切不平等者。”[15]
  • 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在答香山商会的函﹕“科父(即孙中山)返天国，深闻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此及科儿手书所言，十分感激天父，允氏所求，得赐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最安慰者。”[16]
  • 孙中山生前朋友包世杰提到：“初时，余因从事革命，教会深恐连累，故不敢认识余，余非不认识教会也，余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仅余为基督教信徒，余之儿、余之媳、余之家庭、余之岳丈、岳母、余妻、余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非基督信（徒）也。余有家庭礼拜，余常就有道之牧师领袖闻道讲学，孰谓余非基督徒乎？”[17]
  • 孙中山在病榻上执着朋友徐谦的手说道：“我是基督教徒，上主遣我为我国人民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18]
  • 宋庆龄：“有一个传布得颇广的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19]宋庆龄认为，孙“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20]宋庆龄后来称：“他（孙）从不相信上帝或其他神祗”；虽然，孙的确从基督教教义中吸取诸如“博爱”等因素[21]:41。
  • 宫崎滔天所著《孙逸仙传》记载了孙中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的回顾：“余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余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余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22]
  • 孙中山认为科学优于迷信的宗教：“就人类的来源讲，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中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单简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人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23]
  • 孙中山在晚年抨击“宗教曾被帝国主义利用做为其文化战略的工具”“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24]

巴哈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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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巴哈伊信仰传导者玛莎·鲁特来到中国，时任中山大学农学院主任的巴哈伊信徒廖崇祯安排了他们会面。据廖崇祯事后回忆，“孙中山博士了解巴哈伊信仰后，指出巴哈伊信仰非常适合当时中国的需要。”[25]时值全国非基督教运动高涨，孙也曾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抨击西方“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26]。

孙中山与其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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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中国道统和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其所独创，如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孙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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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孫中山在香港加入基督教時的受洗名單，孫日新即孫中山、陸中桂即陸皓東. [2012-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4）. 
  2. ^ 《[失效链接]伦敦蒙难记》，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年
  3. ^ 孙中山生著作数据库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失效链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永久失效链接]
  4. ^ Dedication of the Truman D. Collins Chair of World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 by Dr. Dana Robert On September 21, 2011
  5. ^ A Dame Full of Vim and Vigour (Women in Science) p xii
  6. ^ 《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宣言》，民国13年9月7日
  7. ^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页。
  8. ^ 《复美以美会高翼圣韦亚杰论中国自立耶教会函》，民国元年。
  9. ^ 《复佛教会论信教自由书》，民国元年
  10. ^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页
  11. ^ 存档副本. [2017年4月1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4月15日）. 
  12. ^ 孙中山在香港加入基督教时的受洗名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883年12月，孙中山、陆皓东在香港纲纪慎会堂（美国公理会教堂）受洗加入新教公理会，孙日新即孙中山，陆中桂即陆皓东
  13. ^ 《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第109页。
  14. ^ 《广州民国日报》，民国14年12月6日。
  15. ^ 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刊印，第33页。
  16. ^ “第四份遗嘱”-《一个基督徒的遗嘱》，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口授。
  17. ^ 包世杰：《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第216页。
  18. ^ 《教务杂志》，《孙中山死之后基督教礼仪》，1931年，第90页。
  19. ^ 宋庆龄1966年4月13日写给爱泼斯坦的信 《宋庆龄书信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页
  20. ^ 《斯诺文集》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21. ^ 张磊、张𬞟. 《孫中山傳》.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22. ^ 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民国十七年。（孙中山死后的报导）
  23. ^ 黄昌谷记： 《孙大元帅对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词》[永久失效链接] 演说中只引述进化论说法，仍以神性为目的。
  24. ^ 《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民国13年9月7日。[永久失效链接]
  25. ^ 廖崇真: 一位中国人对巴哈伊信仰的看法. 巴哈伊信仰. [2012-04-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8-31）. 
  26. ^ 《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宣言》，1924-09-07
  27. ^ 俠客行-霍元甲. 中华人网. [2010-08-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1-24）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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