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会议

二戰期間的重要國際會議
(重定向自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英语:Cairo Conference),代号“六分仪”会议[3]:359,亦称第一次开罗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4次高峰会议之一[4]:2,会期为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由英国中国美国埃及王国首都开罗召开,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美国总统罗斯福出席,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及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战略及援华方案,会后公布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归还一切侵占的土地,塑造战后东亚的新局势。开罗会议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战略方面,虽然会上决议和承诺许多未予实行,行动计划一再延期和更改,最终仍达成中、英、美三国联手反攻缅甸的目的。

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期间蒋中正罗斯福丘吉尔合照,于1943年11月25日
日期1943年11月22日 (1943-11-22)至1943年11月26日 (1943-11-26)
地点 埃及开罗米娜宫酒店英语Marriott Mena House Hotel[1][2]
参与者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美国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英国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结果1月11日,英、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世纪里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

背景 编辑

国际关系 编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宣布结盟。1943年初,英、美与中国签署新条约,正式放弃在中国境内治外法权,维护中国的主权[5]:583。1月11日,英、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世纪里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6]:607。当时中英关系未臻和谐。英国在东亚的阵地土崩瓦解,1942年时却又不同意中华民国国军开入缅甸中华民国政府对此既惊讶又愤怒。中国想结束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却历史悠久,丘吉尔殖民主义思想强烈,抱着大英帝国思维模式,不相信亚洲人可以为同盟国的胜利动员起来[7]:40。政治上,英国对中国既猜忌又轻视,希望孤立中国,恐怕中国可能影响其亚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中华民国战后之强盛,或即大英帝国厄运的开始,故英国不愿耗用物资或兵力协助中国。即使意大利在1943年9月已经投降意大利皇家海军瓦解后地中海英国皇家海军留有余力,亦宁愿用于大洋洲,而不愿用于缅甸。丘吉尔对中国亦充满偏见,不愿中国成为强国,对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的贡献不抱期望;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勋爵对中国的反感,更甚于丘吉尔[8]:72-73。展望战后局势,英、美两国间有一根本分歧。丘吉尔期望战后世界是由英、美主宰,罗斯福设想的新世界,却是欧洲帝国寿终正寝,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四个国家一起掌舵。当时苏联正在崛起,日益成为美国战略思想的中心,美国的军事专家担心苏联若败,或与德国讲和,意味英国亦会战败,美国即使动员全部兵力投入欧洲战场,也没有把握取胜,故美国军方认为和苏联的巩固关系,对于取胜是必须的[7]:37-38

中华民国地位 编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军事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但日后成为大国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认为中华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是重要参战国,但同盟国领袖经常只找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商讨战略问题,很少找蒋中正,蒋中正始终未曾与丘吉尔、罗斯福会面,令他感到不满[5]。中国期待在战后成为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一员,维系国际秩序[5]:581-582。罗斯福因其幼年时的外家关系,对中国有良好印象,对于蒋中正的功业,有衷心的敬意[9]:3。美国希望透过外交安排,纾解中国的忧虑,振奋中国人的士气[3]:357,并认为中国迟早一定会成为强国,与日本并驾齐驱。英国官员则认为这是美国式的浪漫主义,丘吉尔对中国是超级大国的说法,态度轻蔑,他虽然相信中国牵制日军有其战略意义,却不愿看到中国成为战后世界联盟中的关键成员。1943年3月,罗斯福指出“在解决世界性问题时,需把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同等看待”,丘吉尔却认为,“把中华民国视作与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超级大国同等的说法,极不正确”,中国对欧洲事务将毫无重要性[5]:582-583。他认为美国高估了中国,完全不现实[3]:357,不应把中国当作强国,也不赞同罗斯福高估蒋中正的实力。他认为在任何四强的组织中,中国只是美国一张“凑数的票”。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认为,中国对打败德国固然毫无贡献,对打败日本的贡献“也小得可怜”[7]:39斯大林同样不认为中国会成为超级大国,苏联认为中国太弱小,依赖性强,不赞同让中国位列四强[3]:359、361

战局发展 编辑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成功地控制东南亚,缅甸成为中、英、美三国军力所能共同接触日军的唯一地区[8]:69。当时中、英、美军各自指挥,极少联合行动,印度的英军指挥官与蒋中正对于反攻缅甸,更是意见相左,英、美与中国并未形成真正的联盟关系。在亚洲,同盟国首要任务是联合亚洲国家,开辟中印缅战场[5]:581。但中国和英国对光复缅甸有巨大歧见。缅甸对中国有战略上的重要性,1942年4月缅甸失陷,中国最后一条国际补给线被封锁,唯一可用补给线,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五百里空运驼峰航线,故中国急欲光复缅甸,重开滇缅公路,以求纾解中国的困境,中国朝野对此都期望殷切,中国政府亦多次向同盟国表达此期望[8]:59、74。英国则希望集中所有兵力于欧洲,对远东战局的重视,远不如对欧洲战场。收复缅甸,对英国的关系仅是政治性的,无切身利害,打通滇缅公路,实际得益者只有中国,而英国根本毫不关心中国战局,亦不愿为打通滇缅公路而战。仰光失守后,英国对缅甸,热情顿失;军事方面,英国认为收复缅甸须用海军,但英国海军正有事于大西洋地中海大洋洲,无力兼顾;政治方面,日军入缅后,缅甸人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反抗英国,英国80年来的殖民政策,全见失效,罗斯福又有解放殖民地的意图,英国想到战后缅甸终非我有,遂对收复缅甸不感兴趣[8]:59、69-71

战略策划 编辑

 
魁北克会议中的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

开罗会议前,英、美就缅甸战场早已展开策划,一直悬而未决。1942年10月,英、美将领初步达成协议,以英军、印军共七师参加收复缅甸之战,但之后英国几度反复,想推翻决定[8]:63-64。1943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魁北克“四分仪”会议[7]:33,决定于印度统帅部之外,联合成立新的“东南亚指挥部英语South East Asia Command”,以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为该地区盟军最高统帅,直接受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英语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指挥,主要任务是从速建立通华空运路线,出兵夺取缅北,与从云南出击的中国部队联系,并准备海陆两栖攻击[8]:65-66。丘吉尔希望英国有力地击败日本,恢复英国在殖民地的地位[7]:34,但英国实际上无意夺回仰光,打通往中国的道路,在美国促使下,勉强答应调动船只自欧洲东移,准备反攻缅甸[4]:17,对缅甸战场所采取的策略,专为敷衍美国人。10月2日,蒙巴顿携同魁北克决议到重庆向蒋中正面陈,并带同丘吉尔的密函,特别提到缅南军事行动须视乎中国缅北军事行动再作决定[8]:66,蒙巴顿提出中国军队在收复缅甸中支援英军,并由他指挥全部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7]:34-35。中国认为反攻缅甸,应在缅南和缅北同时进行,在缅南作战,能切断敌人后方,否则只进攻北部,徒耗军力,中国不愿出兵[8]:62。当时美军已确立太平洋跳岛战略,成果尚未显现[4]:6,但盟国已有忽视中国战场的倾向,1943年10月,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英语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开始制定从太平洋打击日本的计划,不经中国大陆,美国军方高层亦怀疑中国的战略重要性[10]:63-64

欧洲战场方面,丘吉尔和罗斯福有几点分歧。丘吉尔希望在开罗会议前,单独会见罗斯福,商讨反攻欧洲的大君主行动计划,担心英军会有重大伤亡,美国则不希望推迟反攻行动;丘吉尔极力主张在地中海东部采取行动,牵制德军,使德军不能抽调到法国,而且盟军控制地中海东部的话,就不必经过伊朗支援苏联,印度洋的英国海军就可转移到别处;但美国却反对在地中海东部采取行动[7]:38

筹备 编辑

召开开罗会议的构思,源自莫斯科会议。1943年10月,英国、美国、中华民国、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四大国外交部长会谈,美国认为这次会谈确认了四大国联合行动的重要性,会上美、英、苏、中共同签署继续合作的声明[5]:583-584,发表战后共同建立国际机构宣言。中国因美国支持,亦得列名[11]:693美国国务卿贺可德(Cordell Hull)极力游说苏联把中国揽进四强,苏联与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原本感到为难[7]:37,且苏联和英国不承认中国为强国,但最终都接受美国的游说,接纳中华民国为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宣言的签字国。宣言是四大国坚持作战到底直至胜利的誓言,特别否定了与敌国单独签订和约的意图[6]:608,要求各国为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而战,对其三方占领,并在战后为国际安全合作[11]:693

美、英、苏并商定三国领袖会议,11月1日,罗斯福电邀蒋中正参加[12]:3124,斯大林指出苏联未对日本宣战,未便与蒋中正会面,以免激怒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日本[7]:39。蒋中正也不太愿意与斯大林见面,他不满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及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要求先单独会见罗斯福,如果不能安排这个会晤,那么宁可推延会见。于是会议一分为二,改于两地举行,在开罗见蒋中正,在德黑兰见斯大林[11]:693[6]:608。丘吉尔担心罗斯福偏袒中国,作出太多承诺,影响欧洲战场,要求先跟罗斯福举行预备性会谈,但罗斯福害怕此一举动会引起中国和苏联的猜疑,所以只是直接到开罗开会[6]:608。他一面示意丘吉尔,在与蒋中正、斯大林会面前他们二人另有讨论机会,一面又邀请丘吉尔和蒋中正同时来到开罗[7]:39。开罗地方治安欠佳,会晤地点又为敌人所知,罗斯福的顾问曾建议改在喀土穆马耳他开会,但两地都无法提供合适住所[3]:363,丘吉尔坚持去开罗,表示当地由英军保护,保证安全[13]:216,并派英军的一个旅,在开罗安置高射炮和雷达网以作防御[14]:43

过程 编辑

会议会场是开罗的米纳饭店英语Mena House[14]:ii。除了三国领袖外,出席会议的包括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英语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成员,中国将领则有商震上将、林蔚中将、周至柔中将、杨宣诚中将[8]:76俞济时等,蒋中正亦邀请参谋长史迪威一同参加[15]:275

11月21日-22日 编辑

 
1943年11月22日,宋美龄出席开罗会议。前排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为会议四位主角

1943年11月20日星期六,史迪威首先到达开罗。11月21日星期日,蒋中正与宋美龄夫妇和丘吉尔先后到达[3]:368。丘吉尔乘坐皇家海军威名号英语HMS Renown (1916)抵达亚历山大港,然后飞抵开罗[3]:363。丘吉尔邀请蒋中正夫妇晚宴,并到地图室向蒋中正介绍英军在各战区的战况与筹划[16]:324。罗斯福则先乘美国爱荷华号战舰横越大西洋,当天乘空军一号专机从瓦赫兰抵达突尼斯,会见艾森豪将军。是日史迪威先后会见蒋中正、马歇尔赫尔利布雷恩·萨默维尔英语Brehon B. Somervell将军。11月22日星期一,罗斯福到达,当天下午,蒋中正与宋美龄和丘吉尔对罗斯福进行礼节性拜访,当晚丘吉尔、罗斯福及两人的助手召开了预备会议[3]:368。是日丘吉尔亦答访蒋中正[12]:3127。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秘约翰·帕顿·大卫斯向罗斯福提交备忘录,反对用美军帮助英国、荷兰和法国重建殖民帝国,指出中华民国国军的腐败和无能,打通缅北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颇有价值[3]:369

11月23日 编辑

11月23日星期二,会议正式开始[12]:3127。蒋中正与宋美龄夫妇及中国将领一早礼节性拜访罗斯福,然后与总统代表赫尔利会谈,讨论德黑兰会议及其他亚洲计划。11时,全体会议召开,蒋中正、罗斯福、丘吉尔及三人的助手会谈,会上蒋中正坚持“强而有力的海军作战”,“缅甸是整个亚洲战役的关键”。下午,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讨论进攻缅甸的计划。蒋中正最终决定不参加这个会议,由他的将军代表出席,在3:30到达,却令英、美官员反感,认为中国人只会在参谋长会议讨论他们感兴趣的特殊问题时才出现。马歇尔批评蒋中正很想获取更多美国运输机,但不能保证加强地面力量,阻止中国军队在印度蓝伽受训,也不同意装备在云南的军队。史迪威向会议递交一份备忘录,提出可供选择的行动:援助缅甸北部,打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线,训练中国军队并提高战斗力,加紧轰炸日本、台湾和菲律宾,防止日本控制台湾海峡南海,收复广州和香港。他建议增加三个陆军师的兵力,占领缅北后将在印度的美军调至中国,如有需要,进攻上海和台湾[3]:368-369

 
英国钦迪特特种部队英语Chindits在缅甸推进

会议上东南亚指挥部英语South East Asia Command统帅蒙巴顿提交缅甸陆上作战计划大纲[8]:62,提出三个行动计划:“泰山”(Tarzan)行动,由英军和中国军队进攻缅甸;“火枪”行动英语Operation Culverin,占领苏门答腊角;“海盗”(Buccaneer)两栖行动,夺取安达曼群岛。安达曼群岛位于仰光以南300英里孟加拉湾之中,占领此地可以威胁缅甸、泰国和马来亚,并切断日本人的供应线。三个方案中,丘吉尔特别喜欢火枪行动[7]:40,希望出兵阿恰布岛,夺取苏门答腊,以图收复新加坡[4]:9。泰山行动计划是,英国第14集团军第15军的4个印度师集中在吉大港,在次年1月中穿越孟都布迪当一线,以保卫吉大港并占领缅甸海岸的实兑,与此同时,在因帕尔集结的第14集团军第4军的3个师随后东进,目标是摧毁日军的交通线[7]:40-41,向缅北阿拉卡及锡敦各地推进[8]:66。3月,英国长距离渗透英语Long-range penetration部队“钦迪特”特种部队英语Chindits将空降到日本战线后方,夺取孟拱密支那[7]:41,与上述两支部队联合占领印陶英语Indaw[8]:66中国远征军之驻印部队则穿越胡康河谷东进密支那。钦迪特特种部队支援中国部队,于4月间占领八莫,云南军队亦于3月15日开始行动,在4月向腊戍前进,与在腊戍与八莫的英军会合。在孟加拉湾,将展开大规模两栖攻势,3千名英、美长距离渗透部队亦将参与[7]:41。蒙巴顿指出,要打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有赖在云南的军队与英军配合行动;史迪威对此表示乐观,自称能弥补中国军队人事上的缺点[3]:369。出席的中国将领对蒙巴顿的计划没有评论,但一再强调必须划早击退缅甸日军,重开中国补给线[8]:62

当晚罗斯福为蒋中正和宋美龄举行宴会,二人谈到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英国在上海和广州的权益,继后的军事行动中使用美军军舰而不是英军军舰,以及马来亚、缅甸和印度未来的地位[3]:369

11月24日 编辑

11月24日星期三,丘吉尔、蒙巴顿与蒋中正会谈,蒋中正要求缅北陆上行动与两栖作战要同时进行[3]:372,表示支持泰山行动,愿意把蓝伽和云南的军队加入,但他坚持必须配合在孟加拉湾大规模的海军行动,建立海空优势行动才能成功。行动的问题是,部队缺乏登陆作战工具。英国虽支持泰山行动,但却不热衷于孟加拉湾的大规模海军攻势,丘吉尔向蒋中正辩称,打败意大利之后,海军才能转移到印度洋[7]:41,缅北的陆上作战与孟加拉湾的海军行动无必然之关连[8]:62,两栖作战并不影响陆上作战,蒋中正反驳,指出两栖作战能吸引敌军部分空中兵力[3]:372。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则提出,如要推行海盗行动,登陆法国的大君行动便要押后。美国海军恩斯特·金恩上将亦不太热衷于反攻缅甸,不愿大力推动东南亚司令部的大规模行动,指出这些行动须从打败日本的全盘计划中加以考虑,但全盘计划却根本没有商妥;要击败日本,主要行动应在太平洋,亚洲大陆上的陆军行动却不一定必要[7]:41-42。丘吉尔说明英国能抽调大批舰队,但没有确定水陆两栖夹击的日期。美方代表对两栖作战加以支持,丘吉尔最终答应在安达曼群岛登陆[8]:67

两国参谋长协议,将日本逐出缅甸,重新打通与中国的陆上联系,史迪威在北部进行地面进攻,海军上将蒙巴顿指挥南部的两栖登陆,进攻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 [3]:363。登陆缅甸的海盗行动将“尽快”推行,但不宜订下日期;东南亚司令部的其他方案应作进一步研究[7]:42。美国又告诉蒋中正,其后六个月中,每个月只有8900吨物资可以经驼峰航线空运中国,蒋中正坚持要有1万吨,美方表示打通滇缅公路的军事计划和1万吨的军援,只能任择其一,美军不能提供更多的运输工具和飞机。蒋中正仍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飞机,并要求美国进行大规模行动[3]:372。同日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会晤中国前外交总长王宠惠[12]:3127

11月25日 编辑

 
丘吉尔及其女儿莎拉·丘吉尔英语Sarah Churchill (actress),1943年摄于开罗

11月25日星期四下午,蒙巴顿向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英语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报告前一天与蒋中正会谈的结果,会议要求蒙巴顿起草文件给蒋中正,请他书面同意商讨中的反攻缅甸行动。罗斯福接见了马歇尔史迪威,表示蒋中正已同意缅甸计划,并提出希望在安达曼群岛使用重型轰炸机,但史迪威指出蒋中正已反悔,罗斯福答应向蒋中正施压[3]:372。在美军军官会议上,马歇尔表明不赞同蒋中正不顾英、美两国的反对,坚持美国空军每个月向中国空运1万吨物资,他也不赞成动用美军地面部队,但罗斯福推翻了军方的观点。在晚面会见中[7]:42,罗斯福保证尽早登陆攻缅[8]:73,答应蒋中正泰山行动会辅以孟加拉湾的大规模两栖攻势,也答应支持蒋中正与帝国主义斗争。二人都同意,法属印支半岛不应交回法国人;他们也讨论了苏联在东亚的利益,尤其是苏联希望在中国东北有出海口的欲望。罗斯福尝试迫使蒋中正与中共谈判,蒋中正则要求罗斯福取得斯大林保证,他不会干涉蒋中正与中共毛泽东的关系,并要尊重中在东北的主权[7]:42

11月26日-27日 编辑

11月26日星期五,宋美龄先往见罗斯福,商讨10亿美元借款计划,罗斯福当即答允[16]:327。蒋中正会晤美国恩斯特·金恩上将,决定明年三月三国联合反攻缅甸[12]:3128。下午,在罗斯福寓邸花园茶叙,行动计划定案,拟定于翌年3月实行。英国的答应出于勉强,不甚服气,英国参谋长认为攻取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是“非常次要”的军事行动[8]:67。蒋中正会见蒙巴顿[14]:130,并对罗斯福答允借款面致谢意[16]:327。11月27日星期六,蒋中正会见北非联军总司令艾森豪,随后离开开罗[12]:3128,途中宋美龄致函罗斯福,表示蒋中正对他万分感激[15]:275。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蒋中正长时间亲切地会谈,由宋美龄充任翻译[6]:608;宋美龄服装别致,成为记者焦点之一[3]:363。期间,丘吉尔曾与女儿莎拉·丘吉尔英语Sarah Churchill (actress)及罗斯福一同游览狮身人面像金字塔[13]:216。11月28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到达德黑兰 [12]:3128

决议 编辑

战略方面,美国、英国、中华民国决议对大日本帝国三箭齐发,英军缅甸南部两栖作战中国远征军入印部队向缅甸北部进发,中华民国国军及美国军对从云南进攻缅甸东部,作战计划交史迪威将军制定[3]:367。罗斯福承诺泰山行动将与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攻势相配合;同盟国包括在蓝伽的中华民国国军会先投入战场,数个月后,到1944年春中华民国国军才自云南出发,但罗斯福没有发下孟加拉湾海军行动的书面保证[7]:43。军援方面,罗斯福同意增加飞越喜马拉雅山供应中国的运输航次,执行对日本的远端轰炸,希望透过奖励,使中国加强对敌作战[6]:608-609,口头答允空运物资增至一万二千吨,并决定美国空军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从中国基地出发轰炸日本[16]:323、329。罗斯福并口头保证给中国装备和训练90个师[10]:95,立即为30个中国师提供装备,日后再提供60个师的装备[17]:113

政治方面,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中华民国的领土要求,将台湾满洲交还中华民国,并在“适当时候”让朝鲜独立。开罗宣言没有提到琉球群岛的未来。中国认为琉球应全部归还中国,但英、美两国不赞成,美国认为,如果琉球群岛完全非军事化,可以留给日本[5]:584。中美间协议,战后旅顺将用作中美公用军港,大连则成为国际自由港。决议案内,不干涉日本国体[9]:18、iii;罗斯福曾征求蒋中正对废除日本天皇制度的意见,蒋中正谓战争的祸首是日本军阀,国体问题,可待战后日本人自行决定。蒋中正主张朝鲜独立,并希望协助越南独立[11]:694,罗斯福支持蒋中正在东亚结束帝国主义欧洲议题方面,由于蒋中正和丘吉尔几乎同时到达开罗,丘吉尔未能先与罗斯福就欧洲议题上取得协议[7]:43、39

开罗宣言 编辑

12月1日,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发布开罗宣言。宣言由罗斯福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草拟,经罗斯福修正,再由丘吉尔修改,始行决定[8]:67。开罗宣言声称此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11]:693,重申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指出“大日本帝国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华民国侵占的领土(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台湾及澎湖群岛,应归还中华民国”,“日本在华之公私产业,以及日本之商船应完全由中华民国政府接收”;朝鲜“于战后得重建自由独立[7]:43,“以适当方式成为自由独立国家[10]:480。开罗宣言第一次要求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全部归还中华民国被大日本帝国抢去的失地,归还日本列岛以外的领地,即把库页岛归还苏联,日本在太平洋的托管地则交给美国[6]:609罗斯福稿中,于“进攻日本计划”句中,提及“由中国及东南亚进攻”之路线,丘吉尔修正稿将此数字删去。丘吉尔解释说,孟加拉湾的登陆行动,须调动登陆舰艇,会阻碍诺曼底登陆计划[8]:67

与会者感受 编辑

蒋中正对开罗会议大体满意[7]:42,成果“出于预期,此固为革命事业中之一项重要成就。”他觉得罗斯福风度超脱,有一见如故之感[8]:323、326。但他对英、美二国都不寄予厚望,离开开罗时预料,“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罗斯福虽保证海军在缅甸登岸,必与我陆军一致行动,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然而缅甸反攻时期,吾可断定非至明年(1944)秋季,决无实施之望。”[11]:694他对美国想要苏联卷入抗日战争,亦保持警惕[7]:43。为褒扬夫人宋美龄在会议中协助甚多,回国后蒋中正授予她青天白日勋章。罗斯福部分受史迪威影响,觉得中国国民党军队只是一意监视中共,无心作战,并阻挠史迪威的训练计划,只因中国别无他人可作领导,唯有与蒋中正合作[16]:326-327

丘吉尔原本只想让蒋中正夫妇到金字塔参观散心,军事决议由他与罗斯福单独商量[16]:325,抱怨和蒋中正的会议太冗长,浪费时间[3]:363,不满罗斯福跟蒋中正谈得太久,说“英方与美方人员的会谈被中国事情搞乱了,令人苦恼。……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竟占据了首要位置。”[6]:608英美参谋的讨论,受中国事情打岔,冗长复杂,根本不重要[8]:73。但丘吉尔态度较蒋中正想像中友善,蒋中正认为其人“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于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丘吉尔则觉得蒋中正“冷静、持重和敏捷,……这时他的名望和权势都在最高峰”[16]:324。英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则认为蒋中正精明而狡猾,但未能掌握战局,却决心在讨价还价中占尽好处[7]:42

执行 编辑

反攻缅甸 编辑

开罗会议有关反攻缅甸的决议,可说件件变卦[16]:323,海盗行动随即取消。按开罗会议制订的计划,11月,陆军元帅威廉·约瑟夫·斯利姆的第十五军团已出发,在蓝伽的两个中国师也调动到阿萨姆邦的利多,在12月与日军交锋。蒙巴顿回到印度,奉命起草新的海盗行动计划。他打算调动5万人,但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认为,行动兵力不能多于原先答应的1万4千人。罗斯福和马歇尔就行动人数而争辩,丘吉尔则争取索性放弃行动,集中物资在爱琴海作战,美军高层对此计划亦不甚热衷[7]:50、45,11月29日,丘吉尔已告诉参谋长,要记录首相“特别拒绝蒋委员长有关我们应该在缅甸同时进行担当两栖军事行动和陆上军事行动的要求”[8]:67

海盗计划的取消 编辑

 
德黑兰会议中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

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控制一切,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他言听计从[8]:68,斯大林提出迅速结束二战的方案,使中国的战略意义变得次要[7]:44。他力争开辟欧洲西线战场,击败德国后,苏联即对日本作战[11]:649。他也不赞同反攻东南亚,对日的主要战场应是太平洋[3]:376。丘吉尔表示在缅甸深入沼泽丛林与日军作战,有如跳入大海与鲨鱼搏斗;如果中国真是名符其实的四强,就让他们自己来证明[15]:275,他劝罗斯福收回对蒋中正的承诺;罗斯福亦认为如获苏联合作,可早日结束战争,中国地位已无足轻重[11]:649。由于要在法国开辟西线战场,须动用登陆舰只,丘吉尔更有理由推翻罗斯福对蒋中正的承诺[8]:68

德黑兰会议后,二人同回开罗,丘吉尔正式提出取消海盗行动。罗斯福起初坚称与蒋中正有约,不容片面毁约,而且所缺登陆艇不过18-20艘,非大问题[8]:68。12月,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算取消泰山计划,并认为占领安达曼群岛是得不偿失的。丘吉尔不满海盗计划需要大量物资,认为行动应推迟到雨季结束之后,登陆艇应用于更困难的欧洲战场[3]:376,强调取消作战计划,美国海军上将恩斯特·金恩则反对。12月5日,罗斯福与军事顾问商量后,终于同意丘吉尔的论点,决定海盗计划取消,随即电告蒋中正[8]:68,谓英国海军须先用于欧洲战场,不能夹击缅甸日军,“由于要进攻欧洲,尤其因需要登陆工具,孟加拉湾的登陆行动是不切实际的”[7]:45。罗斯福询问中国可否先单独反攻,或等待至1944年11月,盟军在海上有大举进攻能力之时[11]:694。蒋中正主张把全面进攻缅甸的日期,延至1944年11月[8]:81-82。他又尝试改变此决策,知会丘吉尔,中国会继续建立云南军队,但不会调入缅甸,除非原定的两栖行动如期展开[7]:45

三方出兵 编辑

 
在印度采用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

1943年12月21日,丘吉尔批准蒙巴顿调动2万人进行两栖行动,但不再攻取安达曼群岛,代之以进攻日军战线背后若开邦海岸,东南亚指挥部英语South East Asia Command的登陆工具被送回欧洲。12月23日,丘吉尔的参谋长重申,大君行动和登陆法国南部的“铁砧”行动英语Operation Anvil是1944年的最高行动,其他地区的任何行动都不能影响这两项行动[7]:46。两栖作战取消后,蒙巴顿东南亚指挥部另拟进攻缅甸北部及中部的作战计划。1944年1月,史迪威指挥在印度受美式训练的中国远征军向孟关推进[8]:82。蒋中正拒绝接受以对若开邦海岸的小型进攻,取代海盗行动[7]:46,一度不愿派军从云南进入缅甸[15]:280。罗斯福施压予蒋中正,要中国从云南出兵缅甸,否则可能削减军援[16]:329;3月,丘吉尔亦电告重庆,促请中国出兵缅甸[8]:82、84;4月,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若不调动云南部队,将中断租借法案的援助[15]:280。蒋中正终于同意云南部队进攻缅甸日军[8]:85,因为中国有必要成就“中英美三国联合作战”及“美国直接来华参加抗日之渴望”[7]:46

对华军援 编辑

罗斯福并不太在意对中国的承诺[15]:275。得知海盗计划取消后,蒋中正提出借款10亿美元,虽然罗斯福会面时有口头承诺,蒋中正的要求仍被美国官员视为“敲诈”,结果10亿借款一事并没有提交国会,罗斯福已表示拒绝。他并决定美军每月在华的费用,限额2500万,由史迪威与中国交涉转授条件[16]:327-328、331。他曾保证立即为30个中国师提供装备,日后再提供60个师的装备,但后者从未兑现。1945年8月,宋子文出使美国,重提此事,杜鲁门回避了60个师装备的承诺,但保证向中国派出军事使团及提供全面的军事援助[17]:113-114。罗斯福没有实现他对中国的口头承诺,曾对马歇尔说:“我对中缅印战区的事仍然感到非常厌恶,……最糟的是我们每次都失信,我们没有实现任何诺言”[10]:95-96。为了让美国空军轰炸日军,成都动员45万民工,兴建机场9处,跑道9000英尺,动工后60日,首批美军空中堡垒B-29轰炸机降落,90天后所有机场如数完成[16]:329

战后安排 编辑

开罗会议上中国要求收回失地的要求,随后得到斯大林的认可[6]:608,在战后结束日本傀儡满洲国[4]:2。罗斯福和蒋中正曾讨论过在战后使大连成为自由港,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美、苏达成的协议之一,是大连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10]:220-221。但雅尔塔会议决定让旅顺成为苏联租借之军港[9]:18,则使开罗宣言公布的领土主权有所亏损[16]:323。朝鲜方面,开罗宣言发表翌日,韩国临时政府发表声明,感谢开罗会议保证韩国独立[12]:3129。为了使朝鲜自由和独立,罗斯福计划建立国际托管制,作为过渡阶段的安排,他的建议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上得到斯大林的接受[10]:480

意义 编辑

 
空投到台湾(时为日本统治,故为日语)的宣传,以开罗宣言劝降。

开罗会议是三国领导人战时合作的巅峰之举,连同德黑兰会议,使四大国协作的框架正式形成[5]:584。开罗会议是唯一一次中国参加的同盟国首领会议[11]:693,中国人高兴的是,蒋中正被视为世界伟人之一,中国并将在战后国际事务发挥广泛作用[5]:584。姿态上,中国在会议上安排为盟国的重要成员,而且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中正三人地位平等[7]:43,他回到重庆时,受到英雄式欢迎[3]:368。开罗会议显示中美友好关系正达巅峰[9]:iii。在圣诞贺词中,罗斯福向美国公民热情宣布:“今天,我们与中华民国在深厚友谊及共同目标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站在一起。”[6]:609

开罗会议亦是抗战期间中美关系由盛而衰的分水岭[9]:144,美国对中国的良好印象达到顶峰,罗斯福力图说服丘吉尔相信中国的力量有助于赢得对日战争和维持战后和平,但他未能成功。而会后罗斯福也开始觉得中国无足轻重[3]:360。同时,因蒋中正要求过多,却不太愿意在缅北作战,罗斯福不再那么信任他了。蒙巴顿说,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被逼疯了”[10]:103。有史家认为,罗斯福给予中国大国地位,只是对中国表示友好,无助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挽救国民党[18]:245

开罗会议明确提出对日本的要求。开罗宣言公布后,昭和天皇召集御前会议,会上温和派势力抬头,1944年10月,前首相近卫文麿弟弟近卫忠麿日语水谷川忠麿透过乙酉社,根据开罗宣言与蒋介石方面秘密议和[12]:3186。1945年7月,中、英、美三国的波茨坦公告,对日作最后通牒,亦以开罗宣言为招降的基础[4]:2。战略方面,开罗会议意义有限,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承诺加入对日作战,使反攻缅甸以至东南亚的军事行动都不再重要。到1945年,援华物资才从史迪威公路开入中国,那时这些东西亦已无足轻重[3]:367

注释 编辑

  1. ^ 存档副本. [2023-02-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25). 
  2. ^ 存档副本. [2023-02-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24).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E. Davis); 尤金.特兰尼(Eugene P. Trani). 《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 马建标等译. 台北: 独立作家. 2014 [2014-09-27]. ISBN 978986572906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08) (中文(繁体)). 
  4. ^ 4.0 4.1 4.2 4.3 4.4 4.5 梁敬𬭚. 〈開羅會議之背景〉 (PD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72, 3(上): 1–24 [2014-09-2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3-22) (中文(繁体)). 
  5. ^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费正清(J. King Fairbank) (编). 《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 章建刚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ISBN 7208015589 (中文(简体)). 
  6.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徐中约. 《中國近代史》. 计秋枫等译.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9622019889 (中文(繁体)). 
  7.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 《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 胡允桓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ISBN 7108026759 (中文(简体)). 
  8. ^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吴圳义. 《邱吉爾與戰時英國,1939-1945》.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3 [2014-09-27]. ISBN 95705065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4) (中文(繁体)). 
  9. ^ 9.0 9.1 9.2 9.3 9.4 梁敬𬭚. 《中美關係論文集》.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2 (中文(繁体)).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邹谠.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王宁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ISBN 7208024901 (中文(简体)). 
  11. ^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ISBN 9622013538 (中文(繁体)).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郭廷以.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Google. [2014-09-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0) (中文(繁体)). 
  13. ^ 13.0 13.1 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 《羅斯福與丘吉爾》. 康怡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2014-09-27]. ISBN 75086042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0) (中文(简体)). 
  14. ^ 14.0 14.1 14.2 梁敬𬭚. 《開羅會議》.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3 (中文(繁体)).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改變中國》. 温洽溢译.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ISBN 9571342270 (中文(繁体)). 
  16. ^ 16.00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16.06 16.07 16.08 16.09 16.10 16.11 黄仁宇.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ISBN 7500423861 (中文(简体)). 
  17. ^ 17.0 17.1 文立安(Odd Arne Westad). 《冷戰與革命:蘇美衝突與中國內戰的起源》. 陈之宏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563334955 (中文(简体)). 
  18. ^ 费正清(J. King Fairbank). 《美國與中國》. 张理京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ISBN 7100006678 (中文(简体)). 

参见 编辑

延伸阅读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