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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瑞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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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瑞典关系（瑞典语：Relationer mellan Japan och Sverige，日语：日本とスウェーデンの関係），是指日本国和瑞典王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两者最早的连系始于日本锁国时代的瑞典人来日，当日本对外开放门户后，双方在1868年签订的《大日本国瑞典国条约书》成为明治维新时代第一份日本与外国所缔的条约[1]:p2，也开启了两国的外交关系[2]。此后，日本与瑞典自1900年代开始互派公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中断，直至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日瑞外交关系才于1952年恢复，并从1957年起升为大使级邦交。日本是瑞典在亚洲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瑞典的国家政策也数次成为日本各界的考察或关注对象，延续至21世纪，两国在政治、经济、王室／皇室交流、文化和学术等领域，或是福利制度和人口高龄化等共同议题上均进行过往来。

日本－瑞典关系
双方在世界的位置

瑞典
日本
代表机构
瑞典驻日大使馆日本驻瑞典大使馆（瑞典语：Japans ambassad i Stockholm）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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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及19世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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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植物学学者卡尔·彼得·通贝里是最早进入日本的瑞典人之一。图为通贝里离开日本后所撰的《日本植物志（英语：Flora Japonica）》。

日本与瑞典的关系可追溯至锁国时代的18世纪。瑞典植物学学者林奈的门生——卡尔·彼得·通贝里在1775年时，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医师的身份赴日，成为最早进入日本的瑞典人之一。在日15个月内，他四处搜集日本的植物，回国后将研究结果写成《日本植物志（英语：Flora Japonica）》一书[3]。

进入19世纪后，江户幕府随着黑船来航的发生及《神奈川条约》、《安政五国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立约，而对外开放。幕府统治终结后的1868年11月11日[1]:p2，瑞典-挪威联合王国与日本明治政府在横滨的荷兰公使馆签署了《大日本国瑞典国条约书》[3]，于1869年6月10日起正式实施[4]:p183，这是明治政权第一次与他国结约[1]:p2。

1871年，日本政府派员组成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当中于4月23日至29日间停留在瑞典，不仅晋见了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还前往瑞典的政府机构、工厂、博物馆、美术馆和学校参访，使节团事后对其出使的瑞典、丹麦两国在欧洲大国间保持了独立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5]:p22。1880年起，日本驻俄罗斯公使柳原前光开始兼当驻瑞典公使[3]:p22。1896年5月2日，日本和瑞典签定了名为《日本瑞典通商航海条约》的第一份平等条约，日方也借此收回了法权，但这份条约却在1905年随着瑞挪联合体制的垮台而解除[4]。

20世纪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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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及日本自1900年代起互设公使馆，后于1957年升格为大使馆。图左为东京的瑞典驻日大使馆，右为斯德哥尔摩的日本驻瑞典大使馆（瑞典语：Japans ambassad i Stockholm）。

1904年，日本成立了驻瑞典公使馆（瑞典语：Japans ambassad i Stockholm）[5]:p26，而秋月左都夫（日语：秋月左都夫）也成为第一位派在斯德哥尔摩的日本公使[3]，而瑞典方面则于1907年在东京设立了瑞典驻日公使馆[6]，由倭伦白（瑞典语：Gustaf Oscar Wallenberg）出任首位公使[1]:p3。1911年5月19日，两国进一步缔结了《日本国及瑞典国间通商航海条约》，自此不平等条约中的税权也交还给日本[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及瑞典均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两国间因而建立了更正式的联络管道[1]:p3。除了官方互动外，身为日本制纸业大亨、数次在北欧实察过的藤原银次郎（日语：藤原銀次郎）亦于1929年的东京组织了“日本瑞典协会”，并由秩父宫雍仁亲王担任协会赞助人[1]:p4。

日本曾由于瑞典的地理位置和中立国身份，而将之视为重要的情报工作地。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旋即把新成立的驻瑞典公使馆当作情资搜集据点，日本陆军驻瑞武官明石元二郎大佐亦由此展开对俄情报活动，在俄国及芬兰境内寻找、联络反对沙皇的势力[5]:p26。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眼见战况处于劣势的日本政府，曾希望通过瑞典推动和平斡旋活动。在重光葵担任日本外务大臣任内，日本外务省试着借助瑞典驻日公使巴哲（瑞典语：Widar Bagge）的力量来达成此目标，虽然巴氏在返瑞之后接洽了日本驻瑞公使冈本季正，但日本政府后来把针对苏联的和平行动置于更高的优先顺位，而对巴哲在瑞典的工作抱持消极态度[7]。另一方面，自1940年起担任驻瑞典武官、搜集苏联和纳粹德国情报的陆军少将小野寺信（日语：小野寺信），在德国投降后也独自透过瑞典王室展开相同活动，但同样未能取得成功[5]:p26。

二战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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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瑞两国于各领域国际政策进行过互动。图为赴日本防卫省交流的瑞军总司令（英语：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Swedish Armed Forces）约兰松（英语：Sverker Göranson）上将，2015年。

日本由于二战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因而遭到盟军占领、失去主权国家地位，并终止了外交活动，瑞典和日本对设的公使馆都因此关闭[5]:p24，直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才恢复主权，而得以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代表机构。1957年时，日瑞关系正式升格为大使级邦交，两国的代表处也都改制为大使馆[3]。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北欧的正面形象在日本达到高峰，这种形象是由福利国家、和平中立国家两方面所塑成。日本频繁地派出访问团、前往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各国考察福利制度。而在《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改使日本国内对外交路线展开激烈争论之际，瑞典于冷战东西对峙之下所采的中立政策、以及越南战争期间对美国所持的反对态度也吸引了日本反安保势力和反战势力的关注[5]:p30-31。赞美及憧憬瑞典的风气直到19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才因为瑞典社会的衰退、和日本可投入福利措施的财政盈余减少而产生转变[5]:p33。

1980年代及1990年代后，日本与瑞典的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人口在此时期快速迈向少子化和高龄化[5]:p38，而瑞典社会已比日本还早经历了这些现象和政策课题[5]:p39，日本遂再次将眼光放向瑞典等北欧国家，并进行了比过去更为实务性和专业性的出访考察[5]:p38。而随着冷战结束，日本对瑞典国家政策的关注面也有所改变，除了过去的武装中立外，也扩大到瑞典对外做出的国际贡献，如维和行动、发展中国家援助项目等。1991年起，日本组员至瑞典等国调查维和行动实施实况的次数急遽增加。1992年自卫队开赴柬埔寨执行第一次维和任务（日语：自衛隊カンボジア派遣）前，日本也派了35名自卫队员到瑞典的联合国训练中心进修[5]:p39-40，两国于2013年12月20日时更互签国防交流备忘录[8]，以扩大双边合作关系[9]。

政府要员与王室／皇室成员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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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与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于东京会晤，2008年。

日本和瑞典的人员交流包括了日本皇室同瑞典王室成员的互访。日本天皇明仁曾在1953年时以皇太子的身份独自访问瑞典，1985年时又和皇太子妃美智子访瑞一次。明仁登基后，于2000年5月首次作为天皇赴瑞访问，而在2007年、林奈诞辰300周年之际，天皇及皇后两人一同前往瑞典的乌普萨拉祝贺[3]，停留期间还参观了通贝里从日本返国后所任教的乌普萨拉大学[10]。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亦曾多次访日，若计入非正式访问可达16次[2]。21世纪后，他分别在2007年、2012年与希尔维亚王后一起赴日。由于卡尔十六世为世界童军基金会（英语：World Scout Foundation）名誉主席，他还于2013年11月抵达京都参加童军活动[3]。

除了王室及皇室成员之外，日本及瑞典的政府首脑也进行过数次互访。瑞典首相英瓦尔·卡尔松和卡尔·比尔特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到日本进行官方访问及参加会议[5]:p36。2004年时，约兰·佩尔松首相赴日参加首脑会谈，期间商洽了双向旅游、促进投资、资讯业和福利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并探讨了北朝鲜、伊拉克和联合国改革等国际情势。2006年5月，小泉纯一郎成为首位访瑞的日本首相，到访期间与瑞典洽谈了两国对人口高龄化的对策，以及双方在国际和平、人权及开发等先进国共同议题上的友好合作。2008年4月，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又在东京举办首脑会议，谈及了双边关系、气候变迁[2]。

以下列出日本和瑞典之间的皇室、政府要员重大互访活动[2]：

经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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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瑞典在亚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截至2015年1月，约有160家附属于瑞典企业的子公司设在日本，并有1,500家瑞典公司在日本有代理商或经销商[11]。而2013年时，透过日资在瑞典境内设立的日系公司则有130家，该年度的日本对瑞直接投资余额及瑞典对日直接投资余额分别为3,802亿日圆和1,356亿日圆[2]。

 
瑞典企业在日本于20世纪初期开始发展，图为瑞典家具业者——宜家家居在日本横滨开设的港北分店。

瑞典企业在日本的发展发足于20世纪初，当时由于挪威脱离瑞典、使得联合王国解体，瑞典为了重建国家的自尊，对外发起了贸易攻势。瑞典政府大量拨款补助了定期往返瑞典及东亚、拉丁美洲等远方市场间的蒸汽船航班。瑞典驻日公使馆开馆数年后，开始有数家瑞典贸易商在日营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瑞典已经成功在日本建立商务据点[1]:p3。

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战间期是两国经济关系的转捩点。1930年时，日本与瑞典的贸易规模尚不大，因为当时的日本以美国和中国为大宗贸易对象，而瑞典的对外贸易也以欧洲国家为主。尽管如此，日本尚为瑞典主要的非西方客户国，瑞典对日输出的仍是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产品，例如钢铁、滚珠轴承，和涡轮发动机、泵等高等机械，而从日本进口的却为纺织物与茶、瓷器和漆器等珍品，这扩大了瑞典的对日贸易出超[1]:p5。1931年12月后，随着日圆贬值、瑞典市场受经济大萧条波及，而对日制服装、玩具等实惠产品的需求增加等因素，使得瑞典的日货进口量快速上攀，日本对瑞出口额在1932年至1936年间从161万日圆飙升到882万日圆。同期之内，瑞典的对日出口额也由983万日圆遽增到2,310万日圆[1]:p6，出口品中的战略物资对日本战间期的国力强化形成了显著贡献[1]:p9。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和瑞典除了战前的通商航海条约之外，又签署了航空协定（1953年）[5]:p27、租税条约（1983年）[12]等多项双边协议。自1993年起，瑞典长期对日维持贸易顺差，仅2008年时才出现逆差。2013年时，日本对瑞主要出口产品为机械、电子设备、汽车和影视设备，而日瑞典对日出口产品则为机械、化学品、木材和电子产品。日本经济产业省所属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于1961年起创立斯德哥尔摩事务所[3]，而瑞典政府和企业共同拥有的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英语：Business Sweden）也在东京设有办事处[13]。

文化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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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瑞典之间设有数个学术交流组织，图为“欧洲日本研究所（瑞典语：Europe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所在的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日本和瑞典透过展览和节庆来增强文化关系。1998年斯德哥尔摩获选为欧洲文化之城，日本趁势挹注了投资、透过表演活动、音乐会、运动比赛、研讨会发扬日本文化，不仅让歌舞伎第一次在瑞典登台演出，还推广了日式插花和盆栽艺术。随着日本动漫和流行音乐在瑞典的欢迎度上升，日本文部科学省又在2003年派出漫画家吉元男爵扮演文化大使、到瑞典居住两个月。2014年，于默奥成为瑞典第二座欧洲文化之都，日本再次于当地举办文化推广活动[3]。

不仅是日本文化在瑞典宣传，瑞典的设计和流行艺术也在日本引发了兴趣。瑞典驻日大使馆有鉴于此，从1999年起在使馆开办名为“瑞典风格在东京”（Swedish Style in Tokyo）的活动[14]，旨在呈现瑞典的现代时尚、设计、美术、音乐和饮食。2004年时，斯德哥尔摩也举办了一场与此活动类似的“东京风格在斯德哥尔摩”（Tokyo Style in Stockholm）[3]。

除了文化外，日本和瑞典的交流也涵盖学术层面。1971年在斯德哥尔摩创立的瑞日基金（Sweden-Japan Foundation）透过年度发放的奖学金、鼓励日本人赴瑞学习或从事研究，同时也在瑞典传播日本相关资讯、安排会议或研讨活动[3]。1992年时，欧洲日本研究所（瑞典语：Europe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亦在瑞典政府、日瑞两国企业的经费资助下，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内，旨在替针对日瑞两国间互动、乃至于东亚－欧洲关系等议题所开设的研究计划、教育计划提供运作平台[15]。斯德哥尔摩、哥特堡和隆德等地的瑞典大学也有开设日语学习班，并与日本的大学共办交换学生计划[3]。

日本方面也就其与瑞典间之学术交流进行了数项企画。2001年，日本学术振兴会（日语：日本学術振興会）增设了斯德哥尔摩研究联络中心，促进日、瑞国际学术合作[3]。日本政府还向赴日进修的瑞典国民发放一年半至两年份的“文部科学省奖学金”，申请流程由日本驻瑞典大使馆办理，最终结果则由文部科学省定夺[16]。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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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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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英文）Ingemar Ottosson, Trade under protest: Sweden, Japan and the East Asian crisis in the 1930s (pdf), Lund University, [2015-01-2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5-01-30）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日语）スウェーデン基礎データ. 外務省. 2014-11-17 [2015-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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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日语）吉武信彦. 日本・北欧政治関係の史的展開 (pdf). 地域政策研究. 2000-07, 第3卷 [2015-01-3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4-05-18）. 
  6. ^ （日语）川崎晴朗, 明治時代の東京にあった外国公館（4） (pdf), 外務省調査月報: 80, [2015-11-2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5-04-02） 
  7. ^ （简体中文）大畑笃四郎. 日本簡明外交史. 梁云祥、颜子龙、李静阁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 页209. ISBN 978-7-5012-3458-5. 
  8. ^ （日语）平成26年版防衛白書. 防衛省. 2013 [2015-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3-24）. 
  9. ^ （英文）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Sweden holds talks with Minister of Defens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4 [2015-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2-29）. 
  10. ^ （英文）His Majesty The Emperor's Address at the State Banquet at the Royal Palace on May 29, 2000.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2000-05-29 [2015-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8）. 
  11. ^ （瑞典文）Japan. Regeringskansliet（瑞典语：Regeringskansliet）. 2015-01-23 [2015-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1-31）. 
  12. ^ （日语）日・スウェーデン租税条約改正議定書の発効. 外務省. 2014-09-16 [2015-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14）. 
  13. ^ （英文）BUSINESS SWEDEN IN JAPAN. Business Sweden（英语：Business Sweden）. 2013-01-28 [2015-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20）. 
  14. ^ （日语）“Swedish Style in Tokyo”10周年を祝うときがやってきました。. 在日スウェーデン大使館. [2015-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2-08）. 
  15. ^ （英文）Europe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Europe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EIJS)（瑞典语：Europe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2015-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10）. 
  16. ^ （瑞典文）Stipendier för utresande till Japan. Svenska Institutet（英语：Swedish Institute）. [2015-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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