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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祆教

最早注意到中古时期四川祆教遗痕的是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他于1928年注意到《山堂肆考》卷三九“公主”条引《蜀志》中涉及的祆教讯息，以及夔州乐府中的穆护歌[a]，认定唐时蜀地有祆教流行。1978年，饶宗颐在《穆护歌考》中明确指出宋时四川有祆庙。当代有黎国韬、侯会等学者撰文探讨川主二郎神与祆神的关联，以及姚崇新对巴蜀火祆教更为全面的考证[2]。

蜀地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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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与中亚的早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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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汉张骞在出使西域后回朝汇报：“臣在大夏（即巴克特里亚）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可见早在西汉时期，位于中亚的大夏古国（当时应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代）已经与蜀地有贸易往来。虽然当时是否有大夏胡商直接进入蜀地，还无直接证据[3]。

粟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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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世纪粟特风格蜀锦联珠拂菻人或中亚人对饮纹样

粟特人在巴蜀至少可以追溯至蜀汉时期，而南梁时期是巴蜀粟特人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可能在今成都市周边形成了粟特聚居地[4]。进入蜀地的粟特人大多是从西域经吐谷浑（今青海省）、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再南下益都（今成都市）。除了来自粟特本土以外，可能还包括于阗、且末、若羌、楼兰、高昌以及河西。也有从中原地区西迁巴蜀的着籍粟特人，但数量很少。由此可见巴蜀粟特人的来源呈现多样性[5]。其中知名的有何妥及其侄子何稠。何家定居郫县，经商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稠通晓织造，为当时的蜀锦提供诸多中亚、波斯、西域纹样。洛阳出土《唐故蜀王府队正安师墓志》记载粟特人安师曾任蜀王李愔府邸队正，即府兵军官，承袭其先辈历任武职的传统[6]。

唐时成都已有粟特人聚居地，并建有粟特庙。法国学者魏义天考证“巴格苏尔”（Baghshūr）应是成都地区的粟特语名称。该地名意为“盐池”，本是指古时大呼罗珊境内莫夫城附近一地。成都得此名盖因古时四川井盐主要集中在成都府一带[7]。

不过入蜀的粟特人以佛教徒居多，比如释道仙和释明达，原是中亚康国人，于南梁时期入蜀后成为蜀地沙门[8][9]；以及唐朝时祖籍石国的释神会，后成为成都保唐禅宗代表人物之一[10]。但应当亦有祆教徒。前、后蜀时期巴蜀有祆神崇拜和祆祠，主要表现在祆教赛神曲穆护歌的流行和灌口祆神庙的存在，且灌口祆祠正好紧邻何氏家族的定居地郫县。不过祆教传入蜀地可能更早。北周时期粟特祆教徒安伽之父安突建曾担任眉州刺史，眉州就是今四川省眉山市[11]。

另有王丁《胡名释例》收录西川牙将花敬定。按以国为姓的作法，花姓表示此人应来自火寻，因花（hwaɨ）有可能是火寻（hwa zim）的省略式异译。但文中并未明确指出花敬定其人是否为粟特人或其他种族的胡人[12]。

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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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世纪的蜀锦图案纹样“四天王锦”描绘粟特珍珠环饰中的波斯萨珊骑士狩猎图

波斯人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较多见于巴蜀[13]。唐、五代时期，巴蜀地区的波斯人甚为活跃[14]。时有嘉州人苏阴作穆护歌，以此歌学巴人曲。饶宗颐怀疑“苏阴”为钵罗婆文“Sūrēn”的音译，因而苏阴其人可能出自波斯萨珊王朝贵族苏伦家族（英语：House of Suren），且苏阴谙熟穆护歌的情况正好与苏伦家族的祆教背景相符合[15]。来自安息帝国的安朏汗及其子安附国均于公元7世纪出任维州刺史。万州波斯人石处温曾任前蜀利州司马、后蜀奖州刺史[16]。五代宋初巴东地区波斯人穆昭嗣以医术闻名[17]。

其中最知名的波斯人可能是梓州李氏三兄妹李珣、李玹、李舜弦。李珣好辞章，为前蜀皇帝王衍所爱；其妹李舜弦工诗画，被王衍纳入后宫封为昭仪。这个家族的宗教信仰有三种说法：祆教、景教或者道教。李舜弦的一阕词中有描述一种祆神维施帕卡（英语：Weshparkar）使用的武器。黎国韬认为李氏兄妹信奉祆教，并因此影响前蜀皇帝王衍奉教。鉴于李珣、李玹皆通医术，罗香林认为李氏家族信奉景教，因为大多数景教教士在药材医学方面造诣很高，他们通常一边传教一边行医。不过李珣也留有两阕《女冠子》描绘女道士的节操，并在《海药本草》中记述了很多和道教炼丹术（类似西方炼金术）有关的药材。陈明在学术论文中称他更倾向于罗香林的观点，认为李氏兄妹很可能是受了道教影响的景教徒[18]。

蜀地祆教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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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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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粟特祆教徒安伽墓墓志记载其父安突建曾担任眉州刺史，眉州就是今四川省眉山市。安突建担任的应是西魏的眉州刺史，时间应是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从南梁取得蜀地以后。安突建在眉州时将祆教信仰带入当地是有可能的。荣新江推测眉州可能是粟特人在蜀地的聚居地之一。从这个情况来看，祆教可能至迟在南梁-西魏时期已传入蜀地。祆教在眉州应一直延续至唐朝，但信仰该教的可能主要局限于胡人[19]。明朝时来知德游历峨嵋山作《游峨赋》：“入钩深而仰止兮，卓承学之刑模；羌妖庙之诱民兮，走九坑之芃狐。”明人常将“祆庙”误写作“妖庙”，比如将元明戏曲中常见的“火烧祆庙”误写为“火烧妖庙”，因二字形近致误。由此判断，明朝时峨嵋山上可能还有祆庙遗存。眉州古代为羌人活动地域，而明朝时早已没有西域胡人，因而时人并不了解此庙的文化归属将其误认为羌庙[20]。

《隋书》卷四五〈文四子·庶人秀传〉记载隋文帝杨坚第四子杨秀封益州刺史、蜀王，但被其兄晋王杨广构陷致使杨坚下诏数其罪：“横生京师妖异，以证父兄之灾，妄造蜀地征祥，以符己身之箓……辙造白玉之珽，又为白羽之箭……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饶宗颐最早揭示出这则讯息背后的祆教因素，他指出“九亿万”是祆教所习用之数目，从而推知隋朝时蜀地诸州有萨保（英语：Sabao）及祆教徒穆护往来。杨秀虽然信仰佛教，但在行厌胜术时，似乎突破自身宗教信仰，祆教、道教都可为其所用[21]。

《山堂肆考》卷三九〈帝属·公主〉“幸祆庙”条引《蜀志》载：“昔蜀帝生公主，诏乳母陈氏乳养，陈氏携幼子与公主居禁中，约十余年。后以宫禁出外六载，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陈氏入宫有忧色。公主询其故，阴以实对。公主遂托幸祆庙为名，期与子会。公主入庙，子睡沉，公主遂解幼时所弄玉环，附子怀而去，子醒见之，怨气成火而庙焚也。按祆庙，胡神庙也。”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最早从这则讯息注意到蜀地曾流行祆教，另有学者认为这是前、后蜀时期的事，成为后来元杂剧《火烧祆庙》的故事蓝本。据此可断定前、后蜀时期成都建有祆庙。姚崇新认为“前、后蜀紧接唐朝，推测这座祆庙可能唐代已有”。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前、后蜀时期祆教在成都及周边地区颇为流行[22]。

 
顶部为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于阗祆神木版画，从左到右依次为阿胡拉·马兹达、娜娜女神（英语：Nana (Bactrian goddess)）以及维施帕卡（英语：Weshparkar）[23]。中部及底部为此三神在粟特地区的形象。

黎国韬将当时蜀地祆教与波斯人李珣家族联系起来，又因李家与前蜀皇室关系密切而推测前蜀皇室信奉祆教[24]。姚崇新认为并无确凿证据证明李氏家族为祆教徒，前蜀皇室信奉祆教的可能性也不大[25]。不过蜀人对祆教并不陌生。《十国春秋》有一段对前蜀皇帝王衍的记载：“［乾德二年］秋八月戊辰，帝发成都，以同平章事王锴判六军诸卫事，帝披金甲，冠珠帽，持弓矢而行。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祆神。”由此可见蜀人对祆教的熟悉程度。这条资料也证实了当时在灌口有祆神庙及祆神像，可能唐代就已存在，下限当延续至宋代。也可由此推测当时在灌口也许存在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聚居地。资料中提到的灌口祆神形象，与粟特祆神维施帕卡（英语：Weshparkar）正相一致。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于阗祆神木版画上为三头六臂，戴冠，一手执弓，一手执戈戟（见右图编号a）。东曹国（乌什鲁萨那（英语：Osrushana））卡莱·喀喀罕一号（Kalai Kahkaha I）宫殿遗址出土壁画维施帕卡乘马像为身着铠甲，戴头盔，侧身反顾，双手拈弓搭箭作欲射状（见右图编号f）。中亚古城片治肯特出土壁画中维施帕卡是三头六臂，身穿铠甲，戴头盔，一手执三叉戟，其余手执物因壁画残缺而无法判定（见右图编号g）。后来流行的二郎神，或称川主，其基本形象与维施帕卡有多处吻合[26]。不过侯会则认为二郎神崇拜“产生于具有祆教文化背景的川蜀地区，二郎神的种种神性又与祆教雨神（得悉神，即蒂什塔尔）特征相吻合（比如二者均与水元素有关，均用羊祭），由此推测，二郎信仰源头应为祆教雨神崇拜[27]。”

川东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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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重庆市一带的祆教遗痕主要在峡江地区，因该地是当时粟特人、波斯人的活动中心。峡江地区是穆护歌的流行区域，这种祆教赛神曲在当时民间颇为流行[28]。

清朝宣鼎所著《夜雨秋灯录》记载说五代时，江北有僧人收养了一名由鹿所生之女，称为鹿女。僧人怕外人见疑，一直将女孩养于暗室，直至她十六岁时的一次浴佛节，鹿女从暗室破门而出，令众人惊愕。人群中有无赖之辈起哄道：“和尚房中藏娇娃，为散花人耶？为摩登女耶？幸神佛显灵，遣自败露，不然巫山祆庙火（英语：Atar）毋延烧邻舍耶？”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暗示了五代时巫山有祆庙存在。此祆庙可能在清时尚存，因清人有以巫山祆庙入诗者。张埙《竹叶庵文集》卷十六〈诗十六·秘阁集一〉载有一首《偶拟闺情》：“炉香谁礼紫霞君，古井铜瓶恨未分。祆庙那知人是鬼，巫山可惜雨连云。”[29]

 
四川乐山沱沟嘴东汉张君墓出土房屋形石棺。巫鸿认为屋形棺源自汉朝时期的四川，之后多被粟特、鲜卑人等沿用。比如北周粟特祆教徒史君的墓葬石棺即是一例。

巫山老屋场墓地8号墓出土了一具北宋时期的房屋形陶棺，外壁上饰有忍冬纹，与当地传统丧葬习俗风格迥异。屋形棺一般为祆教纳骨器，多见于粟特人墓葬，且忍冬纹曾反复出现在祆教丧葬器物上[30]。据艺术史学家巫鸿的研究，房屋形石棺源自汉朝时期的四川，是一种具有种族倾向的墓葬形式。因这种葬式并不见于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土生汉人，但多见于粟特、鲜卑，以及其他由西部地区迁徙到北方定居的汉人或非汉人后裔[31]。清朝《归州地舆志·卷一》引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唐会昌三年（843年）敕以归降回鹘五十六人置营于此，回鹘营在州西二里”。依考古推测，中唐至南宋期间，巫山、奉节一带可能存在一个“回鹘营”，他们信仰祆教，使用屋形棺下葬[30]。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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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祆教在中古时期的巴蜀分布比较广泛，从川西地域成都平原的西北部到川东重庆峡江地区。有穆护歌流行的区域也隐约可见祆庙的踪迹[32]。

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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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崇拜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隆务寺所在地及周边一带颇为流行，当地人认为二郎神信仰是由他们先祖从川蜀引入。二郎神在青海蒙古尔人传统宗教习俗“於菟仪式”中给予特殊崇敬。对这一现象，赵洪娟认为於菟与西域祆教徒盛行的“泼寒胡”和“苏幕遮”等仪式相似度极高，渊源颇深。於菟仪式崇奉具有祆教背景的二郎神，进一步解释了於菟同祆教习俗的密切关联[33]。

朱靖江考证福建省宁化县夏坊村七圣庙的“七圣祖师巡游”傩祭仪式可能源自灌口二郎神信仰[34]，且可能与宋时祆教徒秘密传承的“七圣刀”幻术有关[35]。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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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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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穆护歌为赛祆迎神曲。赛祆是归义军时代敦煌盛行的粟特祆教酬神感恩仪式，可能类似于波斯本土祆教的花供仪式阿夫力那甘（Āfrīnagān），即在火坛两边摆放花果作为对神灵的感恩祭[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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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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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四川祆教&oldid=85304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