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晚唐文人与士大夫

杜牧(803年—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府万年县人,晚唐士大夫与作家。杜牧出身名门望族,祖父是三朝宰相杜佑,25岁时进士及制举及第,出任校书郎,先后加入沈传师牛僧孺的幕府,复受命为监察御史,先后在长安洛阳任官。为了治疗弟弟杜𫖮的眼疾,杜牧一度辞职,后来加入崔郸幕下,复受召为史官。也许出于宰相李德裕的排挤,杜牧被外调出任州刺史,历时共7年,终于在李德裕过世后,回朝出任员外郎史官。在杜牧主动请求下,他在湖州出任了一年刺史,回朝后出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迁至中书舍人

杜牧
杜牧.‘晩笑堂竹庄画传’
出生唐德宗贞元十九年
803年
逝世唐宣宗大中六年
852年(48—49岁)
长安
职业官员、诗人
体裁诗歌、古文
代表作阿房宫赋
配偶裴氏
子女子 杜晦辞
子 杜德祥
子 杜兰、杜兴
女 杜真
受影响于韩愈

杜牧有《樊川文集》传世,诗风飘逸豪放,雄姿英发,善写七绝,形象风流倜傥,著名作品有《赠别》、《遣怀》、《清明》、《泊秦淮》,怀古诗有《过华清宫》、《题乌江亭》、《赤壁》等。杜牧名篇《阿房宫赋》讽刺朝廷大兴土木,是后世文赋之先驱,部份散文有传奇小说的风貌。政论方面,杜牧主张恢复府兵制,文人习兵并指挥军事,撰有《孙子兵法》注。为别于杜甫,人称杜牧为“小杜”;李商隐与杜牧同为晚唐著名诗人,后人亦仿李白杜甫之合称“李杜”,称两人为“小李杜”[1]:819、821

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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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出身名门望族,世代为官[2]:32,有家学渊源,祖父杜佑是著名学者,撰有《通典》,讲述历史典章制度[3]:187。803年,杜牧出生之年,祖父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回朝廷任宰相,直至812年去世为止,历事德宗、顺宗、宪宗三朝。杜牧父亲杜从郁是杜佑第三子,通过门荫特权进入仕途[4]:254,擢升至驾部员外郎[5]:11。杜牧是他的长子。杜佑过世几年后,杜从郁亦逝世[4]:254。杜牧堂兄杜悰选配唐宪宗女儿岐阳公主[5]:12,是皇帝宠爱的女婿。杜牧弟弟杜𫖮于832年进士及第[4]:254、276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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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及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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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小时候家境富裕,喜欢到长安城平康里听歌看舞[3]:187。父亲杜从郁逝世后,杜牧十馀岁时,家境变得贫困,多次搬迁,吃野菜,甚至夜晚睡觉无烛火;父亲杜从郁亦官位不够高,未能将门荫特权传给杜牧[4]:254。约826年,杜牧二十刚出头,便以《阿房宫赋》出名。828年,杜牧在洛阳进士及第。据说国子监博士吴武陵非常欣赏《阿房宫赋》,向主考官出示其文,成功劝说考官让杜牧得第五名。同年五月,杜牧又通过唐文宗主持的制举殿试,随即出任弘文馆校书郎[4]:255-256,负责校对典籍,期间杜牧曾拜见淮西将军董重质,请教当年淮西之乱之所以能对抗4年的战略因由[6]:58、49。同年秋天,杜家老朋友沈传师受命为江西观察使,府治在洪州[4]:256,杜牧受辟为从事,随沈传师赴幕府[6]:48,在洪州待了一年。次年829年,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杜牧又随往宣州,负责起草文件和奉命出使,期间常宴饮和游赏美景。833年,杜牧奉沈传师之命出使淮南府治扬州,新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孺[4]:256、259。因该年四月沈传师迁吏部侍郎[7]:271,杜牧便留在扬州牛僧孺幕下,先后担任淮南节度府推官(法官)和掌书记。杜牧在扬州时经常夜出寻欢,据说牛僧孺曾派30小卒便服暗中跟踪保护他,后来杜牧受到取笑,开始还想掩饰,于是牛僧孺拿出有关他行踪的详细密报[4]:259、262

835年春天,杜牧33岁,受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扬州回到京师。同年七月,其知己好友李甘因公开反对当权的郑注,被贬南方,杜牧也托词请求换职,得朝廷允准[4]:267,调任洛阳拜真监察御史,分司东都[6]:238,因而避过了同年十一月京城的甘露之变。837年,杜牧弟弟杜𫖮在扬州失明,杜牧离职到长安延请名医,一起到扬州给杜𫖮治病,两兄弟住在禅智寺内。这时李德裕到扬州任官,杜牧到宣州新任观察使崔郸处谋职,于837年秋天带著其弟到了宣州[4]:267、276、278,出任宣州团练判官[6]:238。838年末,杜牧获授左补阙史馆修撰,次年初将其弟托付给在江州的堂兄,出发到京城。在任职左补阙期间,杜牧成功上诉,使李甘死后获赦罪。840年,唐文宗去世后,杜牧擢升为膳部员外郎,名义上掌管宫廷的供给;841年,他改任比部员外郎[4]:280、282-283。杜牧以员外郎出任史馆修撰,郎官衔仅是秩阶的本官,无实任,史馆修撰更为要重。他任史官前后有四年之久,虽然带著郎官衔,却一直在史馆任职[8]:223-224

中年及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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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于宰相李德裕的排挤,842年春天杜牧被外调任黄州刺史。黄州狭小穷薄,杜牧对此职位很不满意[4]:283。任职期间,杜牧除去州中官吏和豪强的收税陋习[9]:377。844年秋天,杜牧调任池州。次年秋天诗人张祜丹阳来访。同年秋天唐武宗下诏灭佛,杜牧支持这种政策,监督摧毁池州寺院的工作。846年,杜牧被调到南方更遥远贫穷的睦州[4]:287、291。杜牧先后出任三州的刺史,前后共约七年,黄州、池州和睦州都是小州,户口都不满二万[8]:191,算是下州。刺史官阶虽比员外郎高,月俸也比员外郎多,但他并不得意,心情郁闷。此时李德裕秉政,杜牧没有机会回朝。李德裕去世后,848年杜牧的故旧周墀升任宰相,荐拔杜牧为司勋员外郎[8]:192。是年秋天,杜牧接到调回京城任司勋员外郎和史馆修撰的消息[4]:296,从刺史重入朝为员外郎,心情颇为得意愉快[8]:192。他于849年初到达长安,这时已是著名诗人,吸引了年轻诗人李商隐的仰慕[4]:296

 
杜牧于湖州刺史任上在顾渚山最高堂留下的题名:后于□十年,是为大中五年,刺史樊川杜牧,奉贡讫事,□季春中休来,□题四七字:□□□□万木中,□□特地一枝红。□攀丛棘□□□,□□□香感细风(诗的部分已基本漫漶)。

杜牧入朝任郎官不到一年,849年他又自愿求外放为刺史。杜牧自知自己为员外郎,还不够资格任杭州刺史,但为了养家,贪求刺史俸钱多,还是硬著头皮写封给宰相求任杭州刺史[8]:193、170。杭州是个大州,当时的宰相也已不是周墀。新任宰相没有答应杜牧的请求,杜牧身为员外郎不够资格。850年,杜牧从司勋员外郎擢升为吏部员外郎,这是最清望的郎官之一[8]:193、181。这年杜牧又上书宰相,而且连上三启,改求湖州刺史,情词恳切,总算如愿以偿。杜牧请求外放的理由是,他在京师无产业,而且要照顾弟妹,生活困顿,刺史的俸钱比员外郎多,可以解决经济问题。而湖州是个大州,户口多达七万。杜牧在湖州任刺史一年[8]:193-194,积存了不少俸钱[9]:355。851年弟弟杜𫖮去世,同年秋天,杜牧被召回京城任考功郎中知制诰[4]:298,负责为皇帝撰写各种制诰。这是他第二次从刺史入为郎官,生活变得富裕起来[8]:194-195,用他在湖州当刺史约一年期间积存下来的俸钱,营建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常召亲友前去游赏[6]:275。852年,杜牧迁中书舍人[4]:298,因没有攀升到更高一层的侍郎,有些郁闷不乐[8]:371。同年冬杜牧病倒,为自己写下墓志铭,并选编希望收入《樊川文集》的作品。同年底杜牧去世,传世的《樊川文集》由外甥裴延翰整理[4]:298

文坛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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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生平很佩服韩愈柳宗元,曾写诗“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10]。虽然不知道杜牧是否与他们有过交往,但是杜牧的古文和长篇五言古诗明显受韩愈的影响[11]

此外,杜牧对李贺的诗也非常赞赏。而白居易虽然诗名很盛,但是杜牧与他并无往来,在诗歌创作上不仅未受到白居易影响,而且还对他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11]

杜牧与李商隐虽然被后人称之为“小李杜”,但是二人的交往有记载的只有一次。大中三年,与杜牧同在长安做官的李商隐写过两首诗给杜牧,而且表达了对杜牧的赞赏之情,诗中说:“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12]。但是杜牧回赠李商隐的诗却找不到,可能没有作,也可能已经亡佚[11]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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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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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手迹《张好好诗》局部

杜牧的诗歌风格飘逸豪放,雄姿英发,前期比较意气风发,后期增添了深沉蕴藉[2]:49,善写七言绝句,诗风轻松自然,没有造作痕迹[3]:191,自称写诗很下工夫,会烧掉不完美的诗篇[4]:253。杜牧的七言绝句善写盛衰感慨,如《赤壁》、《泊秦淮》,十分著名而流行[3]:191。杜牧与好友许浑诗风相近,诗作有不少仿效许浑之处[13]:33。诗篇中杜牧形象风流,多情浪漫又伤感潇洒。离开扬州前他写了两首《赠别》,描写与一位歌伎的离别,表现出风流形象[4]:262、265。《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第二句比喻恰当出色,诗篇后半作比较,显得赠别的佳人冠绝群芳,虚实间互相呼应[14]:33、35。《赠别其二》“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诗人在离别的酒杯前,想要强颜欢笑,但却无能为力,两句一起一承,十分紧密[14]:41。《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诗句引用了楚王好细腰,以及汉代赵飞燕身体极轻,可以掌上跳舞两个典故,描述女子因诗人的薄幸而伤心肠断[4]:281

杜牧诗句所描绘的景象意境开阔,气势磅礡,有俊朗挺拔的眼界胸襟[2]:48。《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篇善于酝酿气氛,前半首写清明时节悲伤的气氛,后半首则写慰藉;“问”和“遥指”的动作使诗句活泼起来,赶走先前悲伤的气氛[14]:28-29。《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诗结构完美,第一句景象凄寒,对比河的那边商女处的喧闹[14]:34-35。诗人的心态是理智的、忧国伤时的,而商女则是不知不觉,沉迷声色之娱的,诗篇对比强烈,富震撼力[14]:72。《后庭花》是陈后主所作享乐之歌,对隔江而听的诗人来说却是亡国的记忆,甚至是不祥迹象[4]:264,寄意朝廷中人如果都耽溺砍舞,国家就危险了[3]:193。《泊秦淮》从侧面讽刺只顾放浪酒色、不理天下兴亡的君臣权贵,重申荒淫丧国的历史教训[2]:36。杜牧也写过一些田园诗,如《商山麻涧》、《渭川田家》、《村行》等[4]:299-300、302-303;为宫女申诉的宫怨诗,则有《吴宫词》、《青冢》及《长安夜月》[2]:37

杜牧的咏史诗怀古诗特别喜欢用绝句体,呈现出深刻的历史感,抒发对国家苍生的关心及借古鉴今的情思,能领悟历史过程中偶然和不测的一面,显示出历史在自然宇宙中的短暂、渺小和微茫[2]:35、31。《过华清宫绝句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歌讽刺唐玄宗晚年昏聩荒淫,不顾民生,只因杨贵妃对荔枝的私好,惹得尘土飞滚,人疲马惫,用词飞扬爽朗而含蓄婉转,兼具刚柔之美[2]:36。《金谷园》描写落花飘零、堕楼而死的绿珠,在石崇孙秀的政治斗争中成为遭人摆弄、不由自主的牺牲品,“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使人感到自然无情而冷酷[2]:37、44。《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运用假设历史的创新手法,指出项羽应败而不颓,再接再励,抒发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积极进取的不屈意志,表达对不幸失败之英雄的同情,格调雄健爽朗,言带议论而意含哲理[2]:38-39

怀古诗《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篇由遗物起兴,引发暇思[2]:39,头二句都是实写直述,到第三句转成虚拟语法,巧妙地引出诗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14]:27。诗人想到反事实的虚拟,假如曹操征服了孙吴二乔姐妹将为曹操所得,被禁锢于铜雀台,诗风直接简朴[4]:286-287,以二乔为国家命运的象征,带出自然天运的不定性和偶然性[2]:40。《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看到村临水,郭依山,酒旗迎风拂动,人民遵循自然生活的景象;而寺庙楼台和它们所包含的南朝历史,却慢慢模糊湮没,笼罩于一幕迷茫的烟雨之中,格调含蓄蕴藉,文意婉曲[2]:46-47

散文及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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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散文的风貌接近于唐传奇,常有小说式的描写,记叙了人世间带有传奇色彩的逸事,如《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7]:253-254、《李贺集序》。《李贺集序》笔墨细腻传神,生动记叙了沈子明托请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一事,妙到毫颠,曲折有致[7]:261-262。《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描写其弟杜𫖮之病及治疗经过,客观细致,以人物语言串连故事,使行文转折多变,映带生姿,寄寓深厚的手足之情[7]:264、262。杜牧《自撰墓铭》描写不断出现的死亡预兆,占全文主要篇幅,战战兢兢地流露害怕死亡的心声,风格特异[15]:148-149。杜牧在黄州当刺史时,州内发生旱灾,杜牧照惯例以刺史身份,向城隍神祈雨,写了掷地有声的《祭城隍神祈雨文第二文》,透露了黄州地区种种苛税的恶习和根源。祭文一般都是高度公化的文字,无甚新意,但杜牧此篇却属奇文,细节丰富,让读者见识到黄州的苛税杂目,和他属下吏员作威作福,欺压百姓[9]:376-377。杜牧在《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写他的朋友李方玄池州当刺史,生动刻画了刺史负责税赋徭役的实际操作内容,在正史列传中并不多见[9]:377-378

杜牧《阿房宫赋》用押韵自由的散文,描写了秦始皇穷奢极侈的阿房宫,预示秦朝的速亡[16]:395,斥责秦始皇不念苍生,提醒后世君主须善于吸取教训,才不致重蹈覆辙,为害万民[2]:35。“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结语有批评唐敬宗好兴土木之意,其讽刺手法受到白居易元稹新乐府”的影响[4]:255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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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有政治理想,喜欢读兵书,想要做一番事业[3]:188,作品表现出经世安邦的胸襟和抱负,思考“治乱兴亡之迹”[2]:32。针对朝中主政者对武将有所猜忌,杜牧强调“出将入相”传统有助于国家安定。他把唐朝前者的长期承平,归功于以朝中卿相统兵。朝中高官统兵出征后,即返朝任职,不会久任于一地一职,故边将权势不致坐大,后来唐玄宗改变这种制度,导致兵权失控,发生安史之乱。杜牧提倡恢复出将入相的传统,意义在于中央能有效控制军队,维持政治秩序[17]:239-240。杜牧又批评文武分途的情况,提倡士人习兵,对军务兴趣浓厚,认为军队的决策和指挥之权,必须由士大夫所掌握,武人只是奉命执行战斗,而国家发展的成败,就在于士大夫是否有能力来处理军旅之事[17]:248。杜牧批评当时的武将既无学识也不知礼义,全凭贿赂取得权势,一旦大权在握,则破坏法纪、擅权跋扈。为求扭转武官擅权的乱局,杜牧呼吁恢复府兵制,又倡议士大夫习兵。他曾研读古兵书十馀家,认为《孙子兵法》一书最值得效法,乃为此书作注,认为研读兵书足以掌握军事运作的原则,至于实际作战的细节则可交由武将决定[17]:249-250

宗教方面,杜牧排斥佛教,《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力斥佛教宣扬“地狱罪福”的谬说,抨击佛教藉本身的特殊社会地位长期为天下寄生,加重人民负担;更揭破工商官吏诈掠搜刮又迷信佞佛,企图“买福卖罪”的鄙妄心态[2]:46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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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沈德潜赞赏杜牧诗有神韵,“远韵远神”;贺贻孙赞赏杜牧诗含蓄动人,“风华蕴藉,增人百感”[2]:51赵翼则批评杜牧太喜欢为古人翻案:“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2]:40洪亮吉认为杜牧兼长诗歌与古文:“有唐一代,诗文兼善者,惟韩、柳、小杜三家。”[5]:114近人缪钺赞赏杜牧豪放旷达的胸襟:“杜牧诗风格的特点所以能成为‘雄姿英发’,就是因为他……积极有为,虽然有时忧伤抑郁,但是又能以豪放旷达出之。”[2]:49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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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在扬州的浪漫故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后人写到少年狂放浪漫的生活,往往用扬州杜牧的典故。南宋姜夔作词《扬州慢》,整首词都用杜牧的典故[3]:191。杜牧《赠别其一》“春风十里扬州路”,“春风十里”从此成为与扬州相连的短语[4]:265-266。杜牧的故事又成为元曲的主题,如元代乔孟符杂剧《杜牧之诗酒扬州梦》[7]:253、275。杜牧代表了扬州城浪漫的风格,为明清扬州文人所崇拜和标榜,仿效杜牧寻欢作乐[18]:12-13。杜牧善用七言绝句咏史诗,此后七绝几乎成为咏史专体。苏轼古体诗《荔枝叹》批评唐玄宗,意旨上承杜牧诗《过华清宫绝句其一》[2]:50、36。《阿房宫赋》用押韵自由的散文,创造了新形式的辞赋,成为北宋时流行的“文赋”的先驱[16]:39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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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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