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杜牧(803年—852年),字牧之,號樊川居士,京兆府萬年縣人,晚唐士大夫與作家。杜牧出身名門望族,祖父是三朝宰相杜佑,25歲時進士及制舉及第,出任校書郎,先後加入沈傳師與牛僧孺的幕府,復受命為監察御史,先後在長安與洛陽任官。為了治療弟弟杜顗的眼疾,杜牧一度辭職,後來加入崔鄲幕下,復受召為史官。也許出於宰相李德裕的排擠,杜牧被外調出任州刺史,歷時共7年,終於在李德裕過世後,回朝出任員外郎及史官。在杜牧主動請求下,他在湖州出任了一年刺史,回朝後出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誥,遷至中書舍人。
杜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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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803年 |
逝世 | 唐宣宗大中六年 852年(48—49歲) 長安 |
職業 | 官員、詩人 |
體裁 | 詩歌、古文 |
代表作 | 《阿房宮賦》 |
配偶 | 裴氏 |
子女 | 子 杜晦辭 子 杜德祥 子 杜蘭、杜興 女 杜真 |
受影響於 | 韓愈 |
杜牧有《樊川文集》傳世,詩風飄逸豪放,雄姿英發,善寫七絕,形象風流倜儻,著名作品有《贈別》、《遣懷》、《清明》、《泊秦淮》,懷古詩有《過華清宮》、《題烏江亭》、《赤壁》等。杜牧名篇《阿房宮賦》諷刺朝廷大興土木,是後世文賦之先驅,部份散文有傳奇小說的風貌。政論方面,杜牧主張恢復府兵制,文人習兵並指揮軍事,撰有《孫子兵法》注。為別於杜甫,人稱杜牧為「小杜」;李商隱與杜牧同為晚唐著名詩人,後人亦仿李白、杜甫之合稱「李杜」,稱兩人為「小李杜」[1]:819、821。
家世
編輯杜牧出身名門望族,世代為官[2]:32,有家學淵源,祖父杜佑是著名學者,撰有《通典》,講述歷史典章制度[3]:187。803年,杜牧出生之年,祖父杜佑以淮南節度使回朝廷任宰相,直至812年去世為止,歷事德宗、順宗、憲宗三朝。杜牧父親杜從郁是杜佑第三子,通過門蔭特權進入仕途[4]:254,擢升至駕部員外郎[5]:11。杜牧是他的長子。杜佑過世幾年後,杜從郁亦逝世[4]:254。杜牧堂兄杜悰選配唐憲宗女兒岐陽公主[5]:12,是皇帝寵愛的女婿。杜牧弟弟杜顗於832年進士及第[4]:254、276。
生平
編輯少年及壯年
編輯杜牧小時候家境富裕,喜歡到長安城平康里聽歌看舞[3]:187。父親杜從郁逝世後,杜牧十餘歲時,家境變得貧困,多次搬遷,吃野菜,甚至夜晚睡覺無燭火;父親杜從郁亦官位不夠高,未能將門蔭特權傳給杜牧[4]:254。約826年,杜牧二十剛出頭,便以《阿房宮賦》出名。828年,杜牧在洛陽進士及第。據說國子監博士吳武陵非常欣賞《阿房宮賦》,向主考官出示其文,成功勸說考官讓杜牧得第五名。同年五月,杜牧又通過唐文宗主持的制舉殿試,隨即出任弘文館校書郎[4]:255-256,負責校對典籍,期間杜牧曾拜見淮西將軍董重質,請教當年淮西之亂之所以能對抗4年的戰略因由[6]:58、49。同年秋天,杜家老朋友沈傳師受命為江西觀察使,府治在洪州[4]:256,杜牧受辟為從事,隨沈傳師赴幕府[6]:48,在洪州待了一年。次年829年,沈傳師調任宣歙觀察使,杜牧又隨往宣州,負責起草文件和奉命出使,期間常宴飲和遊賞美景。833年,杜牧奉沈傳師之命出使淮南府治揚州,新任淮南節度使是牛僧孺[4]:256、259。因該年四月沈傳師遷吏部侍郎[7]:271,杜牧便留在揚州牛僧孺幕下,先後擔任淮南節度府推官(法官)和掌書記。杜牧在揚州時經常夜出尋歡,據說牛僧孺曾派30小卒便服暗中跟蹤保護他,後來杜牧受到取笑,開始還想掩飾,於是牛僧孺拿出有關他行蹤的詳細密報[4]:259、262。
835年春天,杜牧33歲,受任命為監察御史,離開揚州回到京師。同年七月,其知己好友李甘因公開反對當權的鄭注,被貶南方,杜牧也託詞請求換職,得朝廷允准[4]:267,調任洛陽拜真監察御史,分司東都[6]:238,因而避過了同年十一月京城的甘露之變。837年,杜牧弟弟杜顗在揚州失明,杜牧離職到長安延請名醫,一起到揚州給杜顗治病,兩兄弟住在禪智寺內。這時李德裕到揚州任官,杜牧到宣州新任觀察使崔鄲處謀職,於837年秋天帶着其弟到了宣州[4]:267、276、278,出任宣州團練判官[6]:238。838年末,杜牧獲授左補闕及史館修撰,次年初將其弟託付給在江州的堂兄,出發到京城。在任職左補闕期間,杜牧成功上訴,使李甘死後獲赦罪。840年,唐文宗去世後,杜牧擢升為膳部員外郎,名義上掌管宮廷的供給;841年,他改任比部員外郎[4]:280、282-283。杜牧以員外郎出任史館修撰,郎官銜僅是秩階的本官,無實任,史館修撰更為要重。他任史官前後有四年之久,雖然帶着郎官銜,卻一直在史館任職[8]:223-224。
中年及晚年
編輯或出於宰相李德裕的排擠,842年春天杜牧被外調任黃州刺史。黃州狹小窮薄,杜牧對此職位很不滿意[4]:283。任職期間,杜牧除去州中官吏和豪強的收稅陋習[9]:377。844年秋天,杜牧調任池州。次年秋天詩人張祜從丹陽來訪。同年秋天唐武宗下詔滅佛,杜牧支持這種政策,監督摧毀池州寺院的工作。846年,杜牧被調到南方更遙遠貧窮的睦州[4]:287、291。杜牧先後出任三州的刺史,前後共約七年,黃州、池州和睦州都是小州,戶口都不滿二萬[8]:191,算是下州。刺史官階雖比員外郎高,月俸也比員外郎多,但他並不得意,心情鬱悶。此時李德裕秉政,杜牧沒有機會回朝。李德裕去世後,848年杜牧的故舊周墀升任宰相,薦拔杜牧為司勳員外郎[8]:192。是年秋天,杜牧接到調回京城任司勳員外郎和史館修撰的消息[4]:296,從刺史重入朝為員外郎,心情頗為得意愉快[8]:192。他於849年初到達長安,這時已是著名詩人,吸引了年輕詩人李商隱的仰慕[4]:296。
杜牧入朝任郎官不到一年,849年他又自願求外放為刺史。杜牧自知自己為員外郎,還不夠資格任杭州刺史,但為了養家,貪求刺史俸錢多,還是硬着頭皮寫封給宰相求任杭州刺史[8]:193、170。杭州是個大州,當時的宰相也已不是周墀。新任宰相沒有答應杜牧的請求,杜牧身為員外郎不夠資格。850年,杜牧從司勳員外郎擢升為吏部員外郎,這是最清望的郎官之一[8]:193、181。這年杜牧又上書宰相,而且連上三啟,改求湖州刺史,情詞懇切,總算如願以償。杜牧請求外放的理由是,他在京師無產業,而且要照顧弟妹,生活困頓,刺史的俸錢比員外郎多,可以解決經濟問題。而湖州是個大州,戶口多達七萬。杜牧在湖州任刺史一年[8]:193-194,積存了不少俸錢[9]:355。851年弟弟杜顗去世,同年秋天,杜牧被召回京城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誥[4]:298,負責為皇帝撰寫各種制誥。這是他第二次從刺史入為郎官,生活變得富裕起來[8]:194-195,用他在湖州當刺史約一年期間積存下來的俸錢,營建長安城南樊川別墅,常召親友前去遊賞[6]:275。852年,杜牧遷中書舍人[4]:298,因沒有攀升到更高一層的侍郎,有些鬱悶不樂[8]:371。同年冬杜牧病倒,為自己寫下墓誌銘,並選編希望收入《樊川文集》的作品。同年底杜牧去世,傳世的《樊川文集》由外甥裴延翰整理[4]:298。
文壇交往
編輯杜牧生平很佩服韓愈、柳宗元,曾寫詩「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10]。雖然不知道杜牧是否與他們有過交往,但是杜牧的古文和長篇五言古詩明顯受韓愈的影響[11]。
此外,杜牧對李賀的詩也非常讚賞。而白居易雖然詩名很盛,但是杜牧與他並無往來,在詩歌創作上不僅未受到白居易影響,而且還對他持有一些不同的意見[11]。
杜牧與李商隱雖然被後人稱之為「小李杜」,但是二人的交往有記載的只有一次。大中三年,與杜牧同在長安做官的李商隱寫過兩首詩給杜牧,而且表達了對杜牧的讚賞之情,詩中說:「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勛。」[12]。但是杜牧回贈李商隱的詩卻找不到,可能沒有作,也可能已經亡佚[11]。
文學
編輯詩歌
編輯杜牧的詩歌風格飄逸豪放,雄姿英發,前期比較意氣風發,後期增添了深沉蘊藉[2]:49,善寫七言絕句,詩風輕鬆自然,沒有造作痕跡[3]:191,自稱寫詩很下工夫,會燒掉不完美的詩篇[4]:253。杜牧的七言絕句善寫盛衰感慨,如《赤壁》、《泊秦淮》,十分著名而流行[3]:191。杜牧與好友許渾詩風相近,詩作有不少倣效許渾之處[13]:33。詩篇中杜牧形象風流,多情浪漫又傷感瀟灑。離開揚州前他寫了兩首《贈別》,描寫與一位歌伎的離別,表現出風流形象[4]:262、265。《贈別其一》:「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第二句比喻恰當出色,詩篇後半作比較,顯得贈別的佳人冠絕群芳,虛實間互相呼應[14]:33、35。《贈別其二》「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樽前笑不成」,詩人在離別的酒杯前,想要強顏歡笑,但卻無能為力,兩句一起一承,十分緊密[14]:41。《遣懷》:「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詩句引用了楚王好細腰,以及漢代趙飛燕身體極輕,可以掌上跳舞兩個典故,描述女子因詩人的薄倖而傷心腸斷[4]:281。
杜牧詩句所描繪的景象意境開闊,氣勢磅礡,有俊朗挺拔的眼界胸襟[2]:48。《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詩篇善於醞釀氣氛,前半首寫清明時節悲傷的氣氛,後半首則寫慰藉;「問」和「遙指」的動作使詩句活潑起來,趕走先前悲傷的氣氛[14]:28-29。《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此詩結構完美,第一句景象淒寒,對比河的那邊商女處的喧鬧[14]:34-35。詩人的心態是理智的、憂國傷時的,而商女則是不知不覺,沉迷聲色之娛的,詩篇對比強烈,富震撼力[14]:72。《後庭花》是陳後主所作享樂之歌,對隔江而聽的詩人來說卻是亡國的記憶,甚至是不祥跡象[4]:264,寄意朝廷中人如果都耽溺砍舞,國家就危險了[3]:193。《泊秦淮》從側面諷刺只顧放浪酒色、不理天下興亡的君臣權貴,重申荒淫喪國的歷史教訓[2]:36。杜牧也寫過一些田園詩,如《商山麻澗》、《渭川田家》、《村行》等[4]:299-300、302-303;為宮女申訴的宮怨詩,則有《吳宮詞》、《青塚》及《長安夜月》[2]:37。
杜牧的詠史詩和懷古詩特別喜歡用絕句體,呈現出深刻的歷史感,抒發對國家蒼生的關心及借古鑑今的情思,能領悟歷史過程中偶然和不測的一面,顯示出歷史在自然宇宙中的短暫、渺小和微茫[2]:35、31。《過華清宮絕句其一》:「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詩歌諷刺唐玄宗晚年昏聵荒淫,不顧民生,只因楊貴妃對荔枝的私好,惹得塵土飛滾,人疲馬憊,用詞飛揚爽朗而含蓄婉轉,兼具剛柔之美[2]:36。《金谷園》描寫落花飄零、墮樓而死的綠珠,在石崇和孫秀的政治鬥爭中成為遭人擺弄、不由自主的犧牲品,「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使人感到自然無情而冷酷[2]:37、44。《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運用假設歷史的創新手法,指出項羽應敗而不頹,再接再勵,抒發忍辱負重、能屈能伸、積極進取的不屈意志,表達對不幸失敗之英雄的同情,格調雄健爽朗,言帶議論而意含哲理[2]:38-39。
懷古詩《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篇由遺物起興,引發暇思[2]:39,頭二句都是實寫直述,到第三句轉成虛擬語法,巧妙地引出詩人對歷史事件的看法[14]:27。詩人想到反事實的虛擬,假如曹操征服了孫吳,二喬姐妹將為曹操所得,被禁錮於銅雀台,詩風直接簡樸[4]:286-287,以二喬為國家命運的象徵,帶出自然天運的不定性和偶然性[2]:40。《江南春絕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詩人看到村臨水,郭依山,酒旗迎風拂動,人民遵循自然生活的景象;而寺廟樓台和它們所包含的南朝歷史,卻慢慢模糊湮沒,籠罩於一幕迷茫的煙雨之中,格調含蓄蘊藉,文意婉曲[2]:46-47。
散文及辭賦
編輯杜牧散文的風貌接近於唐傳奇,常有小說式的描寫,記敘了人世間帶有傳奇色彩的逸事,如《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7]:253-254、《李賀集序》。《李賀集序》筆墨細膩傳神,生動記敘了沈子明託請杜牧為李賀詩集作序一事,妙到毫顛,曲折有致[7]:261-262。《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描寫其弟杜顗之病及治療經過,客觀細緻,以人物語言串連故事,使行文轉折多變,映帶生姿,寄寓深厚的手足之情[7]:264、262。杜牧《自撰墓銘》描寫不斷出現的死亡預兆,佔全文主要篇幅,戰戰兢兢地流露害怕死亡的心聲,風格特異[15]:148-149。杜牧在黃州當刺史時,州內發生旱災,杜牧照慣例以刺史身份,向城隍神祈雨,寫了擲地有聲的《祭城隍神祈雨文第二文》,透露了黃州地區種種苛稅的惡習和根源。祭文一般都是高度公化的文字,無甚新意,但杜牧此篇卻屬奇文,細節豐富,讓讀者見識到黃州的苛稅雜目,和他屬下吏員作威作福,欺壓百姓[9]:376-377。杜牧在《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寫他的朋友李方玄到池州當刺史,生動刻畫了刺史負責稅賦徭役的實際操作內容,在正史列傳中並不多見[9]:377-378。
杜牧《阿房宮賦》用押韻自由的散文,描寫了秦始皇窮奢極侈的阿房宮,預示秦朝的速亡[16]:395,斥責秦始皇不念蒼生,提醒後世君主須善於吸取教訓,才不致重蹈覆轍,為害萬民[2]:35。「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結語有批評唐敬宗好興土木之意,其諷刺手法受到白居易、元稹「新樂府」的影響[4]:255。
思想
編輯杜牧有政治理想,喜歡讀兵書,想要做一番事業[3]:188,作品表現出經世安邦的胸襟和抱負,思考「治亂興亡之跡」[2]:32。針對朝中主政者對武將有所猜忌,杜牧強調「出將入相」傳統有助於國家安定。他把唐朝前者的長期承平,歸功於以朝中卿相統兵。朝中高官統兵出征後,即返朝任職,不會久任於一地一職,故邊將權勢不致坐大,後來唐玄宗改變這種制度,導致兵權失控,發生安史之亂。杜牧提倡恢復出將入相的傳統,意義在於中央能有效控制軍隊,維持政治秩序[17]:239-240。杜牧又批評文武分途的情況,提倡士人習兵,對軍務興趣濃厚,認為軍隊的決策和指揮之權,必須由士大夫所掌握,武人只是奉命執行戰鬥,而國家發展的成敗,就在於士大夫是否有能力來處理軍旅之事[17]:248。杜牧批評當時的武將既無學識也不知禮義,全憑賄賂取得權勢,一旦大權在握,則破壞法紀、擅權跋扈。為求扭轉武官擅權的亂局,杜牧呼籲恢復府兵制,又倡議士大夫習兵。他曾研讀古兵書十餘家,認為《孫子兵法》一書最值得效法,乃為此書作注,認為研讀兵書足以掌握軍事運作的原則,至於實際作戰的細節則可交由武將決定[17]:249-250。
宗教方面,杜牧排斥佛教,《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一文力斥佛教宣揚「地獄罪福」的謬說,抨擊佛教藉本身的特殊社會地位長期為天下寄生,加重人民負擔;更揭破工商官吏詐掠搜刮又迷信佞佛,企圖「買福賣罪」的鄙妄心態[2]:46。
評價
編輯清人沈德潛讚賞杜牧詩有神韻,「遠韻遠神」;賀貽孫讚賞杜牧詩含蓄動人,「風華蘊藉,增人百感」[2]:51;趙翼則批評杜牧太喜歡為古人翻案:「杜牧之作詩,恐流於平弱,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闢,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2]:40洪亮吉認為杜牧兼長詩歌與古文:「有唐一代,詩文兼善者,惟韓、柳、小杜三家。」[5]:114近人繆鉞讚賞杜牧豪放曠達的胸襟:「杜牧詩風格的特點所以能成為『雄姿英發』,就是因為他……積極有為,雖然有時憂傷抑鬱,但是又能以豪放曠達出之。」[2]:49
影響
編輯杜牧在揚州的浪漫故事,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典故,後人寫到少年狂放浪漫的生活,往往用揚州杜牧的典故。南宋姜夔作詞《揚州慢》,整首詞都用杜牧的典故[3]:191。杜牧《贈別其一》「春風十里揚州路」,「春風十里」從此成為與揚州相連的短語[4]:265-266。杜牧的故事又成為元曲的主題,如元代喬孟符雜劇《杜牧之詩酒揚州夢》[7]:253、275。杜牧代表了揚州城浪漫的風格,為明清揚州文人所崇拜和標榜,倣效杜牧尋歡作樂[18]:12-13。杜牧善用七言絕句寫詠史詩,此後七絕幾乎成為詠史專體。蘇軾古體詩《荔枝嘆》批評唐玄宗,意旨上承杜牧詩《過華清宮絕句其一》[2]:50、36。《阿房宮賦》用押韻自由的散文,創造了新形式的辭賦,成為北宋時流行的「文賦」的先驅[16]:39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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