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JuneAugust/Das Kapital

《資本論》1867年版第一卷。

資本論》是由德國思想家馬克思主筆,英國人恩格斯等人合力編纂的一部旨在揭示「現代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書籍。該著作的成書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馬克思最初提出寫作一部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以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和運作機制。他在英國倫敦的圖書館中進行了大量研究和資料搜集,深入研究了當時的經濟理論和社會現實。

《資本論》第一卷最早於1867年出版,這一卷主要探討了商品生產、貨幣、勞動價值論等概念,揭示了商品交換背後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馬克思在書中詳細闡述了剩餘價值理論,強調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勞動者被剝削的現實。第一卷的出版標誌著《資本論》的開篇,引起了當時學術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隨後,馬克思繼續擴展和深化他的理論,陸續完成了《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二卷於1885年出版,進一步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循環和再生產問題,深化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分析。第三卷則於1894年由恩格斯編輯完成並出版,探討了資本主義制度中金融資本、利潤率下降趨勢等重要議題,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研究。

《資本論》自問世以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並在全球傳播。不僅在德語和英語世界廣泛流傳,還被翻譯成法語、西班牙語、俄語、日語、中文等多種語言。這些翻譯使得《資本論》的影響力得以擴大,深入到不同文化和社會領域。其思想和理論對全球範圍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學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概述

編輯

《資本論》全稱《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1],是一部由德國哲學家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主筆寫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人編纂而成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這是一部以客觀方式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運作規律,分析根源並預測未來的著作[2]。全書共四卷,4000多頁,總計超過300萬字[3]。前三卷為理論部分,主要研究資本生產的過程、資本流通的過程並實質討論了剩餘價值的產生、流通以及分配過程,總計190多萬字[4][5]。第四卷為歷史部分,在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同時拓展馬克思經濟理論的觀點[6]

第一卷名為《資本的生產過程》,共分為7篇總計25個章節,主要分析和討論資本、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7][8]。作為第一卷的補充以及第三卷的引言,第二卷名為《資本的流通過程》,共分為3篇總計21個章節,主要在第一卷的基礎上討論和研究剩餘價值的流通與實現過程[8][9]。第三卷名為《資本主義產生的總過程》,共分為5篇總計52個章節,主要說明資本運作過程的各種具體形式,分析剩餘價值的分配[8][10]。第四卷即為《剩餘價值理論》[a],也稱為《剩餘價值學說史》[b],主要將前三卷的研究成果以學說史的形式進行說明[12][8][13]。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本卷分3冊[14]

作者馬克思花費40餘年,在參考了1500多種報刊、書籍和檔案的基礎上編寫而成[15]。馬克思去世時,本書尚未完成,之後由其朋友及同事恩格斯繼續編輯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4][16]。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之後,後人又斷斷續續的用了70年左右的時間整理和出版《資本論》[17]。第一卷第一版於1867年9月14日在德國漢堡正式出版[18]。此後,第二卷和第三卷在馬克思去世後經恩格斯整理,分別於1885年7月初和1894年在德國出版[19]。恩格斯生前將稱為歷史部分的第四卷委託給了考茨基,後者將第四卷作為與《資本論》相獨立的著作並命名為《剩餘價值學說史》,分成三卷共四冊(第二卷分兩冊)分別於1904年、1905年與1910年出版[20]

[21]

自德文版出版後,《資本論》在150多年間被翻譯成70多種文字的數百個版本,全球銷量達20億冊[22]

成書歷史

編輯

背景

編輯

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經濟學家安·德·蒙克萊田在名為《獻給國王與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的書中首次提出了「政治經濟學」一詞,自此將經濟問題上升為國家或社會問題,同時也催生出了各種政治經濟學流派[23][24]。在英法等國流傳過程中,產生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研究[25]

19世紀中期,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迅猛發展,社會固有的基本矛盾也日趨顯著[26]。在這一時期,隨著歐洲三大工人運動[c]的失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和複雜化[26]。深感無產階級運動需要有科學理論支持和指導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於是開始著手創建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26]

1843年2月,因《萊茵報》被普魯士當局查封,馬克思離開德國前往荷蘭[28]。10月,馬克思因《德法年鑑英語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d]決定在巴黎出版而舉家遷往那裡[30]。同一時間,他在開始著手收集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所需的資料時,又於1843年的夏天撰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26][28]。也就是從這年底,馬克思開始系統的研究政治經濟學[31]。《德法年鑑》在1844年1月[e]出版後,馬克思開始集中經理研究政治經濟學[30]。這一年,馬克思所有的研究結果被匯總為1844年的《經濟學研究札記》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兩個文件中[32]

1847年,馬克思參與領導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共產黨宣言[33]。隨著1848年歐洲大革命的失敗,馬克思與恩格斯前往巴黎並住在百合花大街45號,開始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34]。1849年夏末,因遭到法國政府的驅逐,馬克思從法國到英國定居並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開始文獻閱讀和筆記整理的活動[26][34]。由於接連遭到普魯士、比利時和法國政府的驅逐,馬克思退出了普魯士國籍,作為一個沒有國籍的「世界公民」繼續活動[34]

馬克思初到倫敦時,以每周6英鎊的房租住在切爾西區安德森大街4號[34][35]。之後由於馬克思深陷財務危機而無法擔負房租,一家人前後歷經累斯頓大街旅館和迪安大街45號,最終在迪安大街28號兩個狹小的房間內落腳[34]。1849年12月,馬克思終於得到了一張英國博物館的閱覽證[34]。他每天在閱覽室內從上午9年一直工作到下午8點,之後回家整理白天記錄的筆記到深夜兩三點[34]。在這裡,他重新研究了包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在內的古典經濟學家,並拜讀了富拉頓英語John Fullarton (writer)[f]圖克英語Thomas Tooke[g]西尼耳英語Nassau William Senior[h]等人的作品,在貨幣、財政、土地所有制、人口、殖民地等問題後,做了大量的筆記[39]。在精讀了1500多本著作,完成100多本摘錄筆記的基礎上,馬克思開始了《資本論》的寫作[26][40]

寫作

編輯

馬克思查閱的書籍涵蓋內容廣泛,包括歷史學經濟學法律學農藝學工藝學解剖學,甚至的各種作為英國議會報告材料的藍皮書[40]。馬克思將這些藍皮書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變化的第一手資料完成了第一卷中有關英國勞工法的20多頁文章[40][41]。而在編寫第二卷中「生產時間」相關的10頁內容時,馬克思又引用了來自5個國家的十多個相關方面的技術資料[41]。1850年,馬克思開始在有關英國與歐洲大陸價格史、經濟危機史以及銀行制度史的基礎上,系統研究近十年的經濟史,並在研究穆勒富拉頓英語John Fullarton (writer)托倫斯英語Robert Torrens (economist)[i]圖克英語Thomas Tooke等經濟學家著作的基礎上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寫作[43]。這一年年末,他轉而鑽研吉爾巴特英語James William Gilbart[j]加爾涅英語Germain Garnier[k]西尼耳英語Nassau William Senior等人的著作[43]

1853年起,馬克思開始研究貨幣理論並著手在廣泛閱讀英國經濟尤其是貨幣流通、土地與地租、人口和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問題來創立自己的經濟學說[46]。1854年,馬克思花了大量時間收集和整理經濟相關資料以便繼續研究政治經濟學[47]。在5月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提到他在抽空學習西班牙文以便閱讀西班牙文著作[48]。不到半年後,馬克思就能輕鬆的閱讀西班牙文專著了[48]。該年底至1855年初,馬克思將整理筆記列了綱要,這些材料後來被用於編寫《資本論》第三卷的內容[47][49]

最初稿

編輯

1856年,馬克思一家搬至肯蒂士鎮後,他依然每天前往倫敦博物館工作[40]。這一時期,由於經濟危機逼近,馬克思重新著手研究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白銀相關的問題[47]。1857年8月開始,馬克思依據此前十多年積累的材料,撰寫了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手稿,也就是《資本論》的第一稿[31]。在這份手稿中,馬克思僅寫了《貨幣章》和《資本章》兩章[50]。這份手稿原計劃分6冊出版,其中的第一冊於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這被馬克思稱作《資本論》初篇[31][51]。這一部分現在被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中[50]

第二稿

編輯

然而在這之後,寫作因故中斷一年半[31]。此後經過重新研究的馬克思決定按照此前編寫《資本一般》的計劃來安排結構,將全書分為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總過程的各種形式以及理論史這幾個部分[31]

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馬克思撰寫了一部總計23冊、約200個印張的手稿[52][53]。這個手稿也被冠以與已經出版的第一分冊一樣的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其副標題則是《第三章:資本一般》[54]。這份手稿就是《資本論》的第二稿,也就是《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現在有一部分被收入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50][52][53][55]。這份手稿中前五個筆記本反映了馬克思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分冊時的研究成果,這些筆記寫成於1861年8月到12月[54]。第六到第十五個筆記本以及第十八個筆記本被馬克思定名為《剩餘價值理論》[54]。這一部分的正文寫作,馬克思在1863年1月完成[56]。之後在同年3月到7月,他又通過一系列批判性評論對正文進行了補充[56]。在第十六和第十七兩個筆記本中,馬克思著重研究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57]。在馬克思的設想中,這份手稿被作為《資本的生產過程》最後的歷史插論[54]

也正是在這時,馬克思將書名以《資本論》為正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副標題[55]

第三稿

編輯

1863年8月到1865年年末,馬克思對第二稿中的部份理論進行了擴充,完成了《資本論》三卷版的新手稿的編寫工作,這就是《資本論》的第三稿[55][58][59]。之後,在恩格斯的建議下,他決定先出版手稿的第一卷[58]

在第一稿的《資本章》中分《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結果實的資本、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三篇,其中就包含了部分後來第二卷的內容[50]。之後在1865年至1867年間,馬克思已經寫下了第二卷的四份手稿[50]。到1881年的時候,第二卷已經有八份手稿,後四份寫於第一卷出版後的1877至1881年間[50][60]。這些手稿分為《資本的循環》、《資本的周轉》以及《流通過程和再生產過程所謂現實條件》三章結構[61]。在馬克思於1865年7月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資本論》的四冊結構版本,也就是前三冊理論部分,第四冊歷史文獻部分[62]。而在第二年10月,馬克思又將全書四冊結構中的第一冊《資本的生產過程》與第二冊《資本的流通過程》合併為第一卷,而第三冊《總過程的各種形式》以及第四冊《理論史》各成一卷,也就是三卷四冊結構[62]。但是1867年出版的第一版德文第一卷僅包含了第一冊的內容[62]。此時的三卷結構就被修改為第二、三冊合併為第二卷,第四冊獨立成第三卷,其中第二卷是理論部分的續篇,第三卷則是自17世紀中葉之後的政治經濟學史[62]。然而第二卷出版時,恩格斯將原本的第二冊單獨成了一卷,由此將《資本論》全書變成了現行的四卷架構[63]。1868年,為了更深入的研究土地關係和資本主義經濟學在各國的新現象,馬克思還特地寫信齊格弗里特·邁耶爾(Siɡfrid Meyer)[l],請後者提供一些美國報紙信息[65]。為了進一步研究弗列羅夫斯基俄語Берви-Фле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m]的《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馬克思還在1869年底開始學習俄語[65]。他向庫格曼表示這是為了更好的編寫《資本論》第二卷[67]。此後他從俄國朋友手中得到了成箱的俄國書籍以至於在馬克思1881-1882年的筆記本中有六頁半記錄了他藏書中150多種版本的俄國書籍[68]

德文原版出版

編輯
 
《資本論》1867年第一卷出版時負責印刷的印刷廠所在位置如圖中紅圈。

1867年9月14日,《資本論》德文原版第一卷首版在德國漢堡由奧托·邁斯納德語Otto Meissner (Verleger)[n]出版社出版[70][71]。由於邁斯納沒有足夠的熟練校對人員和印刷工人,因此實際印刷由奧托·維干德德語Otto Wigand[o]的印刷廠負責[73]。這1000冊在1871年秋季售罄[70][71]。之後出版商建議馬克思出版第二版[74]。為了方便工人群眾購買和閱讀,新版本被分成分冊的形式[74]。經過進一步修訂後,第二版分成9個分冊以超過2000的[p]出版量在1872年7月到1873年6月間出版[70][74]。除了編訂形式外,相較於首版,第二版篇章結構更趨合理,對價值理論的闡釋也更加清晰[74]。1883年,3000冊第三版《資本論》第一卷在漢堡出版[70]。1890年下半年,第四版出版了[70]。《資本論》第二卷在馬克思逝世後於1885年7月在漢堡首版發行,之後在1893年出版了第二版[70][75]。第三卷第一版1894年12月也在漢堡出版[70]

第一卷

編輯

馬克思從1866年第一天開始對第一卷新手稿的第一冊《資本的生產過程》做出版前最後的準備工作[58]。在這一過程中,他還在利用英國官方的材料對手稿進行優化和增補的工作,實際上對整個第一卷新手稿進行了又一次的擴充修訂[76]。在這期間,馬克思依舊反覆受到病痛的困擾,包括肝病、失眠和癰癤瘡[77]。馬克思一家的經濟狀況也十分窘迫,需要恩格斯幫忙接濟[78]

1866年11月,馬克思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定稿第一部分的謄寫工作並將其寄給了漢堡出版商[79]。第一卷的所有定稿最終於1867年3月27日完成謄寫[55][79][74]。1867年4月10日至12日,馬克思從倫敦到德國漢堡進行第一卷的校對和出版活動[80][74]。4月底,書稿被送到萊比錫進行印刷[55]。5月5日,馬克思收到了首批校樣並開始校對[81]。6月1日,出版商開始登廣告以預告本書將在同年7月正式出版[82]。同月,接受了恩格斯的意見,馬克思編寫了《價值形式》作為《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的附錄[83]。之後,他又在7月將第一卷的序言部分寄給出版商[83]。8月16日他完成了最後一個印張(第49印張)清樣的校對[74][84]。同時,出版商也開始將序言的摘錄內容發表在各大期刊和報紙上[84]。第一卷第一版最終在9月14日在德國漢堡正式出版[74][55]

 
《資本論》1867年第一卷(復刻本)的扉頁,在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展出。

1867年9月18日至25日,《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冊出版1000冊[85]。首版的封面用黃色紙,扉頁則用白色紙,封面書名用的字體跟扉頁的不同,定價3 萊茵塔勒[84][85]。然而在8月初,出版商就公布該版五分之一已經被確認訂購[85]。第一卷原手稿在印刷完成後被寄回給漢堡的出版社,但可能在1929年被移交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之後下落不明[86]

[87]

第二卷

編輯

第一卷出版後,馬克思沒能再騰出時間整理與出版《資本論》後幾卷的手稿[88]。1870年3月底,馬克思初步完成了第二卷的手稿,但直到77年3月底,他才恢復第二卷的編寫工作[89]。1877年10月底,馬克思開始謄寫第二卷的第一章並在下一個月開始準備付印的相關工作[90]。然而在1878年7月,他又開始修改第二卷的第一章內容[90]。整個1880年馬克思都在修訂第二和第三卷,期間他重寫了第二卷的第三篇[91]。第二卷尚未完成,馬克思就在1883年3月逝世[91]。在他留下的稿件中,已經有了第二卷的三章架構[61]

之後,恩格斯於開始整理馬克思有關《資本論》第二和第三卷的手稿[91]。當時他曾向約翰·菲力浦·貝克爾英語Johann Philipp Becker[q]提到第二卷的手稿有4到5稿,但只有第1稿是完成版,其餘幾稿都只有一個開頭[94]。第二卷的出版準備工作最終在83年9月重啟[91][r]。經過仔細辨認,恩格斯確認到的八份第二卷手稿中,只有前兩份比較完整[60]。其中的第4稿可以作為第二卷第一、二篇頭幾章的可付印稿件,而第2稿則被馬克思標註為必須作為的基礎稿件[61]。恩格斯依照資本流通過程的內在邏輯,將第二卷三篇架構編為《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資本的周轉》和《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三篇[61]。原來的三章11大節也改為21章,17小節改為了45節,每一章節的標題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61]

第三卷

編輯

1862年初,馬克思開始編寫《剩餘價值理論英語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並在年底編寫了《資本和利潤》章節的初稿,後者最終演變為《資本論》第三卷的頭三篇[95]。1863年至1865年間馬克思完成的有關《資本論》三卷理論原理部分的手稿成為了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第三卷時唯一可用的手稿[96]。1885年2月底,恩格斯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卷最後一部分手稿的整理工作後就開始了第三卷手稿的整理[97]。他採用同第二卷時差不多的方式編寫第三卷,自己辨別原告後口述給秘書進行抄錄,之後再由自己進行校訂[98]。同年11月,第三卷手稿的抄錄工作基本完成[98]。在這之後,恩格斯花了近十年時間對第三卷進行修訂和整理,最終確定了本卷七篇52章的整體架構[98]

1894年12月上旬,兩冊版第三卷在漢堡由邁斯納書店出版[99]。之後,恩格斯在逝世前又帶病編寫了《〈資本論〉第三卷增補》[100]

第四卷

編輯

恩格斯在馬克思剛逝世時還是計劃按照三卷四冊的結構來完成後續的三冊[63]。但在編輯和出版「資本的流通過程」這一冊時,恩格斯決定將其單獨成一卷出版,因此剩下的第三和第四冊就被作為《資本論》的第三和第四卷[63]。之後恩格斯在對馬克思手稿的研究中發現了《剩餘價值理論》的部分內容,並提出了以此為主題的第四卷架構[101]。而馬克思留下的「理論史」部分就成為了第四卷僅有可以參照的手稿[102]

恩格斯臨終前並未放棄出版《資本論》第四卷的願望[103]。早在1889年1月28日時,恩格斯就曾寫信給考茨基,將《剩餘價值理論》的部分手稿交給他辨認,並建議後者將第四卷改寫為更容易讀的手稿[100]。1892年,恩格斯致信考茨基將馬克思手稿連同整理好的部分送回[100]。最終在1895年3月時,恩格斯曾計劃開始第四卷的編輯工作,但最終未能如願[104]。考茨基之後針對馬克思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的歷史部分進行了刪減和更改[105],在1905年以《剩餘價值理論》為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遺稿》為副標題出版了第一、二卷,出版了1910年第三卷[105][106]。在這一版中,考茨基基於自己的認知對馬克思的手稿進行了結構調整和一定的刪改[107]。蘇聯在1954年到1961年間對馬克思到手稿按序出版了俄文版第四卷,之後又在1956到1962年出版了這一版的德文版[108]。在1962年到1964年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第四卷被以馬克思親筆手稿為依據,按照馬克思筆記本封面上的目錄,分三冊被列入俄文版第二版第26卷中出版[108]

譯作

編輯

1868年9月11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一國際代表大會上就一致通過了德國代表提出的讓所有國家的工人都來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議案,並呼籲將其翻譯成各種文字[109][110]。德文第一卷出版時曾因在扉頁標註「翻譯版權歸出版者所有」,而遭到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卡爾·海因岑英語Karl Heinzen[s]的嘲笑[112]。海因岑認為沒有人會去「翻譯這種毫無意思的東西」[112]

俄文

編輯

1872年,在俄國經濟學家、民粹派領袖尼·弗·丹尼爾遜俄語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t]的努力下,《資本論》第一個外文譯本,也就是俄文版《資本論》出版了[114][115][116]。早在1868年9月18日,尼爾遜就開始與馬克思通信商議《資本論》俄文版的出版事宜[117][118]。當時他給馬克思寫信表示出版商尼·彼·波利亞科夫俄語Поляков,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準備出版俄文版的《資本論》[117][119]。為此,波利亞科夫於1868年8月4日在《聖彼得堡公報俄語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728—1917)[u]上刊登了即將翻譯出版的公告[121][122]。直到1869年夏天,經尼·尼·柳巴文俄語Любавин,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v]的推薦,當時窮困潦倒的巴枯寧接手《資本論》俄文版的翻譯[121]。在收到丹尼爾遜預付的墊金後,巴枯寧在1869年底開始了《資本論》第一卷俄文版的翻譯工作[121][115]。然而在一段時間的拖延後,只翻譯了第一章前幾頁的他又拒絕了這一任務[115][118]。巴枯寧對《資本論》的內容並不贊同,也並不對翻譯《資本論》感興趣,以至於丹尼爾遜對其翻譯質量評價極低[121]。另一邊,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和當時還是彼得堡大學學生的格·亞·洛帕廷俄語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w]都積極支持開展《資本論》的俄文版翻譯活動[117]。最初,與丹尼爾遜同屬於「盧布協會」的洛帕廷就曾被推薦為《資本論》第一版的譯者,但由於洛帕廷在1868年8月與「盧布協會」其他幾位成員一道被捕並被送往斯塔夫羅波爾服勞役而作罷[121][116]。為此,在巴枯寧放棄翻譯後的1870年7月,洛帕廷專門前往倫敦與馬克思會面,二人就《資本論》第一卷俄語版的翻譯和出版問題作了詳細的討論[121][125]。由於當時的第一章在理解上有困難,馬克思答應為俄文版改寫第一章(德文第二版第一章),以便利於讀者理解[115]。但他最終由於其他事務纏身而僅僅是幫助對各章進行了局部修改和補充[115][126]。參照馬克思的意見,洛帕廷從第二章開始翻譯,此外還翻譯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部分段落,內容約占原書的三分之一[126]。1870年11月,為了營救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亞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洛帕廷返回了俄國[x][115][126]。隨即他就在西伯利亞被捕,直到1873年夏天才得以脫逃出來[126]。之後,作為洛帕廷朋友的丹尼爾遜在後來成為莫斯科大學化學教授的尼·尼·柳巴文俄語Любавин,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的幫助下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俄語版的翻譯工作[126]。馬克思在收到俄文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後表示對譯本非常滿意[128],甚至回信想要一本平裝本以送給英國博物館收藏[129]

 
俄文第一版《資本論》扉頁。

俄文版《資本論》第一卷於1872年4月8日在聖彼得堡出版了3000冊[126][130][131]。當時只要求撤去書內頁作者照片就批准本書在俄國出版[132][133][134]。沙皇書報檢察官德-羅伯爾金俄語Де Роберти, Евген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預言,在俄國「沒多少人會讀,能讀懂的人更少」[132][133][134]。但在出版同年的5月15日,本書就已經售出了900多冊[y],到了該年底幾乎全部售罄[126][z]

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繼續與丹尼爾遜保持聯繫[114]。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第三卷出版前後,恩格斯就及時將校樣寄給了丹尼爾遜,因此俄文版第二卷得已在德文版出版的同年(1885年)就問世,第三卷也在德文原版出版後一年多就在1896年出版[114][115]

十月革命之前,《資本論》就已經有多個俄文譯本[137]。其中就包括1898年由阿斯卡爾漢諾夫出版社出版的柳比莫夫教授版《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二卷俄文譯本;1899年波波夫出版社出版的彼·別·司徒盧威葉·阿·古爾維奇俄語Гурвич, Евгения Адольфовна札克俄語Зак, Лев Маркович等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俄文譯本[137][138]列寧曾參與校訂了1907年由莫斯科書籍出版社出版的伊·伊·斯捷潘諾夫俄語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版《資本論》俄文全譯本第二卷第一章約3個印張的內容[137]。斯捷潘諾夫全譯本在1908年出版了第三卷,1909年出版了第一卷[137]。考茨基的《剩餘價值理論》也在這一時間被翻譯成了俄文,包括1906年由普列漢諾夫校訂的聖彼得堡版、由弗拉基米爾·熱列茲諾夫(Владимир Железнов)校訂的基輔版以及1907年帕維爾·盧基奇·圖恰普斯基俄語Тучапский, Павел Лукич校訂的基輔版[139]

之後,俄國出版了多個版本的《資本論》,十月革命後較為通行的是斯捷潘諾夫譯本[130]。20世紀30年代編篡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時收錄的就是以斯捷潘諾夫版為藍本的《資本論》俄文版[137]。1960年,俄文新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開始出版,其中的第23、24、25和26卷就是《資本論》第1到第4卷[130]

法文

編輯

法文版是《資本論》繼俄文版之後第二個外文翻譯版[140]。馬克思對法文版譯本十分重視,德文版第一卷在排印時,他就有計劃將其譯成法文版在巴黎出版[141]。法文版也是馬克思最早就計劃的外文譯本[115]。早在1962年12月,燕妮·馬克思就親自前往巴黎聯繫《資本論》法文版的出版工作,而此時的《資本論》尚處於初稿階段[115]。通過阿巴伯爾內,燕妮聯繫到懂得德語的法國經濟學家埃·勒克律來進行法文版《資本論》的翻譯出版工作[115]。第一國際解散後,馬克思將大部分精力投入校訂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的工作中[142]。當時,馬克思急需這本書在羅曼語地區傳播,以消除蒲魯東主義對小資產階級的理想化思想對工人階級所帶來的惡劣後果[142][143]。在1867年11月,第一國際成員之一的維克多·席利德語Victor Schily[aa]告訴馬克思,赫斯建議和勒克律一起翻譯出版《資本論》第一卷的法文版[144]。然而勒克律等人實際希望將《資本論》改成縮寫本[141]。馬克思同他們就翻譯事宜談判了3年,最終卻發現勒克律其實是巴枯寧領導的社會民主同盟的領導成員之一,因此作罷[144]。1968年1月10日有個名叫約·卡爾德英語Józef Ćwierczakiewicz[ab]的新聞工作者向馬克思毛遂自薦為法文版《資本論》譯者,但馬克思認為其不適合作為翻譯者[146]。這一年底,由拉法格推薦的法國女作家魯瓦埃法語Clémence Royer[ac]也被馬克思認為其身份為資產階級代表而不適合作為《資本論》的譯者[148]

1869年3月馬克思曾一度想要加入英國籍,以便安全的去往巴黎聯繫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因為如果不是英國公民,他在法國就可能遭到逮捕[142][144]。10月,第一國際巴黎支部成員沙爾·凱累爾法語Charles Keller[ad]開始法文版的翻譯工作,到1870年4月時完成了400頁左右手稿[141][144]。期間馬克思也參與了稿件的修改[141]。但是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凱累爾流亡去了瑞士,且與巴枯寧往來密切,因此馬克思與其中斷了聯繫[144]

1871年12月,經過二女婿保爾·拉法格聯繫到了公社逃亡者,同時也是出版商的莫里斯·拉沙特爾法語Maurice Lachâtre[ae][144]。1872年2月拉沙特爾與馬克思定下了法文版的出版事宜,又通過沙爾·龍格介紹,確認以翻譯費爾巴哈作品而出名的約瑟夫·魯瓦(Joseph Roy)作為法文版的翻譯者[141],採用1872年《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為母本進行翻譯,分9輯,每輯5冊(最後一輯4冊)共44冊出版,每個分冊一個印張[142][144]。由於魯瓦的翻譯過於拘謹,使得譯作失去了原有的風格,馬克思不得不對譯本進行大量的修訂,以便於讀者理解,甚至對篇章結構、內容和表達形式進行調整[142][144]。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基礎上,法文譯本做了很多調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章節標題都做了改動[151][152]。其中包括將7篇25章調整為8篇33章,其中將德文版第24章《所謂原始積累》拆出一部分成為第8章名為《原始積累》;原本德文版第4章中的3節和第24章中的7節都獨立成章,使得法文版比德文版多了8章[151]。1875年1月20日,馬克思就已經完成了法文版《資本論》所有分冊的修改[153]。1月30日他將第一卷法文版最後的文稿(除了目錄、跋和勘誤表以外)寄給了巴黎[151]。此時的馬克思決定定期分冊出版,以便本書更容易的到達工人階級手中[144]

 
法文第一版《資本論》扉頁。

法文版的出版從1872年9月就已經開始了[151][154]。譯本的印刷分別交給三個巴黎的印刷廠負責,因此這個版本有三種不同的裝幀[154]。在樣稿交付排版的過程中,作為印刷廠之一的拉羽爾印刷廠一再的拖延排印工作[151]。1875年年中時,法國政府叫停了出版,將拉沙特爾驅逐出境,他的出版社管理權轉交給了阿道夫·凱,後者試圖阻止本書的出版未果[151][155]。最終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分於1875年5月完成出版[af][142][156],總計印發1萬冊,其中有8000冊在出版前就已經預售出去了[151]。因篇幅所限,馬克思後來編制的人名索引並未附於書中[157]。由於馬克思深度的參與了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的編譯工作,在書中體現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正如作者自己的評價,這個版本有著在德文原版以外獨立的科學價值[157]。也就是說《資本論》第一卷有兩個正式的原稿[156]。在法文版的校訂工作後,馬克思對後來的翻譯本提出了參照法文譯本的改進意見,法文版中對德文版的補充和優化的部分也在馬克思逝世後由恩格斯對德文版進行了校訂,出版了後來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3和第4版[151]。《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也成了馬克思親自參與編寫和修訂的唯一一個《資本論》外文譯本,也是其生前出版的最後一個版本的《資本論》[158]

1885年,巴黎出現了由工人運動活動家奧里奧爾主持出版的拉沙特爾秘密重印版《資本論》[155]。這個版本紙張和排版稍遜於拉沙特爾的原版,封面和扉頁也有所改動[155]

《資本論》德文原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之後,恩格斯依然關注著法文版的翻譯工作[154]。當時他曾在信中表示很難再找到合適的法文版譯者[154]。在他逝世後,布魯塞爾社會科學院的於連·保爾沙爾茨英語Julian Borchardt[ag]與席波利特·萬德里茨(Hippolyte Vanderrydt)合作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法文版的翻譯工作[154][160]。這兩卷由巴黎紀阿爾出版社(V. Giard)於1900年到1902年出版[161]。1922年到1930年,巴黎科斯特出版社(Alfred Costes)出版了雅克·莫里托(Jacques Molitor)重譯的《資本論》法文全譯本[162][163]。這個版本共分14個分冊,其中第一卷包含第1到第4分冊,第二卷包含第5到第8分冊,第三卷包含第9到第14分冊[162][163]。二戰後,巴黎社會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從1948年起到1960年,分8個分冊出版了魯瓦等人的新譯本[162][164]。1976年後又該外三卷三冊版發行[162][165]

英文

編輯

《資本論》成書於英國,且為了闡述理論而使用的例證也主要出自英國[162]。為此,希望早日出版英譯本的馬克思在逝世前就已經開始著手《資本論》英文版的出版工作[151][162]。1863年,馬克思在還在大英博物館準備手稿的時候就已經計劃在1859年出版的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後以第二卷的身份出版[166]。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資本論》英譯本的譯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不僅需要精通德語,包括口語和標準語,而且需要精通英語,能夠應對書中新創造的德語名詞創造新的英文名詞[167]。1869年[167]。1877年10月19日,馬克思把《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版的手稿和法文版第一卷寄給了當時在美國的弗·阿·左爾格,預備在美國出版[151]。左爾格推薦了僑居美國的德國記者卡爾·丹尼爾·阿道夫·杜埃英語Adolph Douai為譯者[168]。而恩格斯甚至在第一卷排印時就已經向馬克思推薦了身為第一國際成員的英國法學家賽米爾·穆爾英語Samuel Moore (translator of Das Kapital)[ah]為《資本論》的英文版翻譯者[170]。雖然此後又很多人嘗試《資本論》英文版的翻譯,但是直到馬克思逝世,英文版翻譯的工作依然未能進行[171]。由於英美的各種報刊上時常提起《資本論》,穆爾才開始英文版的翻譯工作[170]。但由於穆爾事務繁忙,無法在限期內完成翻譯工作,馬克思的女婿愛德華·艾威林也參與了翻譯工作[170]。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也參英譯本中引語部分的校訂[170]。在參考法文版和馬克思1877年準備將《資本論》翻譯成英文時作的批註後,恩格斯對英譯本作了最後的審核工作並作了序言[172]。《資本論》首個英譯本在1887年1月在倫敦由桑南夏恩(Swan Sonnenschien)出版[173][174]。兩個月後就已經售完,為此又在同年4月發行了第二版[173]。在恩格斯逝世前在紐約和倫敦先後出版了六個英譯本[173]

最終由歐內斯特·翁特曼英語Ernest Untermann翻譯,由芝加哥分別在1906年、1907年和1909年出版了三卷本克爾(C.H.Kerr & Co.)英文全譯本[173][175]。其中第二和第三卷分別是依照恩格斯校訂的德文第二卷第二版和第三卷第一版翻譯而成[176]。1928年,英國的伊登英語Eden Paul塞達爾·保羅英語Cedar Paul夫婦又參照德文第四版重新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176]。此後,莫斯科的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和進步出版社(Progress Publishers)前後在1954年、1957年、1959年和1977年出版了蘇聯馬列主義研究社主編英文全譯版[177];紐約的國際出版社還在1967年出版了英文三卷版[173];倫敦勞倫斯-威沙特分別在1954年、1956年和1959年重新出版了《資本論》英譯本[173][178]

義大利文

編輯

早在進行英文版的出版準備時,馬克思就已經打算出版義大利文版的《資本論》[179]。1867年10月27日,義大利自由與正義出版社出版了《資本論》部分序言,由埃米利奧·科韋利義大利語Emilio Covelli卡洛·卡菲埃羅英語Carlo Cafiero[ai]翻譯[182]。1872年,馬克思分別聯繫了義大利社會主義者拉·塞西利亞義大利語Napoléon La Cécilia[aj]以及《人民報義大利語La Plebe[ak]編輯恩利科·比尼亞米義大利語Enrico Bignami[al]以商議翻譯的合作[186]。前者由於找不到出版者而在1872年10月停止翻譯工作[186]。後者則由於政府加緊了對社會主義者的迫害而在1873年4月也放棄了出版意願[186]烏里埃勒·卡瓦尼亞里曾在1877年打算在那不勒斯按照法文版自費印刷出版義大利文《資本論》[186][187]。他這一舉動得到了馬克思的讚賞,但最終出版工作因種種原因而失敗[186]。1879年,卡洛·卡菲埃羅英語Carlo Cafiero在米蘭出版了一本用義大利文簡述《資本論》第一卷的書籍,也就是《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將其寄給馬克思[186][188][189]。《資本論》第一卷的首個義大利文完整版直到1886年才由經濟學家傑羅拉莫·博卡爾多義大利語Gerolamo Boccardo組織從法文版翻譯而成,並在都靈由經濟學家出版社(Biblioteca dell』Economista)出版[186][182]。跳過第二卷,第三卷的序言部分最早在1895年由帕斯夸勒·馬爾提涅蒂義大利語Pasquale Martignetti[am]翻譯並發布在那不勒斯的雙周刊《評論》上[182]。同年5月,在得到恩格斯的稱讚後,馬爾提涅蒂又在《社會評論義大利語Critica Sociale[an]上發布了恩格斯的《〈資本論〉第三卷增補》[192]。義大利文版第二卷在第一卷出版約30年後才由埃托雷·馬喬利(Ettore Marchioli)翻譯並發表在《前進報義大利語L'Avanti[ao][194]。1908年,完整的義大利文《資本論》第二卷就由出版商路易吉·蒙吉尼(Luigi Mongini)出版[194]。他在第二年又翻譯出版了第三卷的一部分。而第四卷在考茨基出版的同時就受到了義大利的重視,其中的部分也在1906年8月到1908年5月間斷斷續續的在《社會演變報》()上被翻譯發表[194]

二戰之後,義大利左翼出版社聯合出版社在1952年到1956年間出版了《資本論》全三卷[195]。1968年,拉涅羅·潘齊耶里義大利語Raniero Panzieri[ap]德里奧·坎蒂莫里義大利語Delio Cantimori[aq]等一同翻譯出版了三卷本《資本論》[200]

西班牙文

編輯

保爾·拉法格在1871年因法國反動勢力迫害而來到西班牙[201]。他曾計劃與《解放報》(La emancipación)編輯帕布洛·伊格列西亞斯(Pablo Iglesias Posse)一起將法文版《資本論》翻譯成西班牙文,但最終沒有完成[201]。最早的西班牙文《資本論》譯文是1873年3月到4月間由梅薩西班牙語José Mesa y Leompart[ar]從法文魯瓦版翻譯、刊載在《解放報》上的第一卷第四到第六章[201]。1874年梅薩流亡法國後,《解放報》編輯豪施·麥斯(Haus Mes)繼續推進翻譯工作[201]。1887年,由巴勃羅·科雷亞·薩弗里夫里亞西班牙語Pablo Correa y Zafrilla依照德文版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部分文本由馬德里的羅斯·里奧斯出版社發行[201]。然而馬德里自治大學的教授佩德羅·里瓦斯(Pedro Ribas)認為科雷亞的譯本是以法文魯瓦版為母版[203]

西班牙文首個完整版《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於1898年,由胡安·包蒂斯塔·胡斯托西班牙語Juan Bautista Justo參照德文第四版翻譯完成[203]。這一版的翻譯工作也得到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領導人之一的安東尼奧·加西亞·奎吉多西班牙語Antonio García Quejido的支持[203]。然而,首次全部三卷本的西班牙文譯本直到1931年才由曼努埃爾·佩德羅索西班牙語Manuel Martínez Pedroso參照當時最新版德文三卷本翻譯出版[204]。這一版本受到了翻譯家溫塞斯勞·羅塞斯英語Wenceslao Roces的批評,後者在1933年到1935年依照蘇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在1933年編輯出版的德文版,在馬德里的塞尼特出版社斷斷續續的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西班牙文譯本[204]。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導致羅塞斯流亡到墨西哥,之後在墨西哥經濟文化基金出版社西班牙語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的支持下在1946年到1947年出版了三卷本西班牙文譯本[204]。這一版最終成為20世紀西班牙語國家最廣泛流傳的譯本[205]。與之對比的是胡安·米格爾·菲格羅亞(Juan Miguel Figueroa)等八位譯者參照法國社會出版社版本合作翻譯,在1967年出版的第二個西班牙文全譯本《資本論》[206]。這一版發行量較小,幾乎沒有對其有評價流傳下來[206]。之後從1975年起,佩德羅·斯卡龍西班牙語Pedro Scaron[as]帶領一個專業團隊翻譯出版了《資本論》考證版,這也是第三個西班牙語全譯本《資本論》[206]。這一版突破了以往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譯法,形成了這一個版本獨有的翻譯特色[206]。翻譯家維森特·羅馬諾·加西亞(Vicente Romano García)1976年起參考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英語Marx-Engels-Werke》翻譯出版了第四個《資本論》西班牙語全譯本[206]。這一版依然選擇了佩德羅索等人所使用的常規術語譯法[208]。1976年,由努埃爾·薩克里斯坦·盧宗西班牙語Manuel Sacristán領導翻譯的西班牙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第40卷和第41卷為《資本論》第一卷的前後兩部分[209]。薩克里斯坦的《資本論》第二卷直到1980年才作為全集的第42卷出版,而第三卷只完成了第一部分的翻譯,並未出版[209]。這一版定位於初學者和普及性,在書中總計新增了560個注釋便於讀者理解[209]。斯卡龍在2013年依據1953年德文版和1980年俄文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整理出版了西班牙文版並在2016年再版[210]

日文

編輯

《資本論》最早的日文版譯文是1909年到1910年在《社會新聞》第55到59號和第63號上連載的安部磯雄的譯文[211]。這部分譯文包含了原書第一卷第一章的前三節[211]。1919年,松浦要翻譯的日文版《資本論》第1、2分冊(原書第一卷第1到第3篇)以《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名分別於9月和12月由東京經濟出版社出版[211][212]。由於譯文並未準確表達《資本論》的內容,這個版本遭到了包括堺利彥在內多人的批評[212]。同年12月評論家生田長江日語生田長江翻譯的《資本論》第1、2篇在東京綠葉社出版了[211][212]。這個版本也一樣因語調和內容而備受詬病,堺利彥在生田譯本的跋文中甚至說道「《資本論》的譯者非山川均高畠素之日語高畠素之莫屬」[212]

 
大鐙閣版《馬克思全集》1920年的官方出版公告。

1920年3月,東京中央出版社出版了山田義人對原書第一卷的節譯本[211]。同一時期,國家社會主義者高畠素之確實開始了《資本論》日文版全譯本的翻譯工作[212]。1920年6月,高畠素之的《資本論》第一卷由福田德三校對(僅校對了第1分冊),作為《馬克思全集》第1到第9卷出版(共10冊)[212]。1924年7月完成了全書的翻譯和出版工作,由大鐙閣日語大鐙閣和而立社出版,是為日本第一個全譯版《資本論》——大鐙閣版[211][213]。譯者之後在1925年到1926年由新潮社出版的3卷4冊本《資本論》中,對前一版意思不通的地方一一修正[214]。1927年到1928年,在接受了小泉信三和堺利彥對譯文的批評後,譯者又修訂出3卷5冊本改造社版[214]

1922年,隨著日本共產黨的成立,實踐與理論的衝突促使重新翻譯唯物辯證法的《資本論》被提上日程[214]。為此,河上肇宮川實日語宮川實合作翻譯了岩波文庫版《資本論》第一卷共5分冊在1927到1929年之間陸續出版[211][215]。1931年又增補出版了改造社《資本論》第1卷上冊(到第4篇)[216]。之後,由於河上肇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其學生長谷部文雄日語長谷部文雄接手翻譯工作,並在1937年由日本評論社出版了第1卷第1、2分冊[211][216]。1936年,岡林辰雄翻譯的《資本論》第1到3分冊由白楊社出版[211]二戰結束後,日本評論社出版了長谷部翻譯的《資本論》剩下部分共11各分冊,從1946年10月到1950年8月分批出版,完成了3卷本《資本論》的翻譯和出版工作[211][216]。作為二戰後最早出現的譯本,這一版再參照了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新譯本的情況下,文風較為貼近原文[217]。首版第一分冊在出版後10天內就售出3萬冊,全11冊總計發行約30到35萬冊[217]。1951年10月到1954年8月,這個譯本經譯者修訂以三卷14冊由青木書店再次出版[217][211]。1964年到1965年,原譯者又再次將版本修訂為三卷四冊版,編入《世界的大思想》全書第18至21卷由河出書房出版[217]

在此之後,日文全譯本《資本論》還有向坂逸郎翻譯的岩波文庫版,於1947年9月到1956年12月分12分冊出版[216][218]。其中第一分冊售出約10萬冊,而最後一個分冊僅售出6000冊[219]。1965年原書出版100周年時,該譯本又重新修訂為三卷四冊版發行[220]岡崎次郎日語岡崎次郎在1961年5月到1964年9月翻譯出版的國民文庫版,共11分冊[216][221]。在1962年到1964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第23、24和25卷是具有俄文版詳細注釋並經過校訂的卡爾迪茨版《資本論》[216]。1958年到1964年,大月書店出版了作為《資本論》手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e[at])也就是1857年到1858年出版的德文版《經濟學草稿》的日文譯本[223]。前面提到的三部《資本論》日文全譯本的作者又參照這本《大綱》中的新研究成果重新修訂了自己版本的譯文[224]。長谷部文雄的修訂版在1961年到1962年出版了角川文庫版;岡崎次郎在1965年到1967年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大月書店版),本書改為三卷5冊版,是這一全集中的第23、24和25卷[220][221][224]。1970年到1975年又出版了國民文庫版共三卷9冊;向坂逸郎日語向坂逸郎在1967年重新修訂後以三卷4冊版出版了岩波書店改譯版[221][224]

而若以包含《剩餘價值理論》在內的德文4卷版最早的日文全譯本則是1929年到1931年由改造社日語改造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第8到第11卷[224]。1958年開始出版的長谷部文雄譯青木文庫版則是未完狀態[224]時永淑日語時永淑大島清日語大島清 (筑波大学)合譯的國民文庫版在1963年到1970年間陸續出版[224]。之後,時永淑又與岡崎次郎合譯完了這個版本並在1971年完成了全譯本的出版[224]。1973年到1974年,由鈴木鴻一郎節譯的兩卷本《資本論》在中央公論社出版[224]。宮川實譯的《學習版資本論》第一卷於1977年在前進出版社出版,1982年出完共計9個分冊[220][221][224]。這一版在譯文的頁邊都有譯者附加的批註,每章節後還有學習資料,並在卷末附有注釋資料[220]。1997年,在日本60多位學者集體翻譯校訂下的新《資本論》日文翻譯版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225]。這一個三卷五冊版在1988年版本上重新進行了校訂,並吸取了十年來的新研究成果[225]。這個版本在最後還附帶了一冊《資本論總索引》,對書中出現的13000多個條目進行適合東方讀者的注釋,並收錄了750多個人物和對應的小傳記[225]

中文

編輯

《資本論》最早的中文譯文是1920年10月於上海出版的《國民》月刊第二卷第三號刊,費天覺將德文第一版第一卷序言翻譯為《資本論自敘》刊載在這一期上[226][227][228]。也有記載顯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德文翻譯組曾嘗試完整翻譯《資本論》[229]。1920年3月,當時的翻譯組請李大釗陳啟修擔任導師,參照德文版進行翻譯活動,但最終翻譯完成的第一卷譯稿最後並沒有能保存下來付印[230]。但這一版的翻譯推進了後來的《資本論》翻譯活動,陳啟修在之後進行《資本論》的翻譯時就有參照過這個版本[231]。1922年3月到5月鄺摩漢漢摘譯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到第五篇的部分內容,並在《今日》第1卷第2、3、4號上發表[232]郭沫若也曾於1924年秋自日本回到中國大陸後準備花5年時間翻譯全本《資本論》,但因當時處於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下而未能如願[233][234]。之後又先後出現過其他章節的譯文[226]

1930年2月,李一氓翻譯出了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節[228]。3月,陳啟修在日本以德文考茨基國民版第八版(1928年版)為母本,參照日文河上肇和宮川實版(該版本僅翻譯到第一卷第八章)和高畠素之1927年譯本、法文雅克·莫里托(J. Molitor)1924年譯本、英文賽米爾·穆爾和愛德華·艾威林1921年譯本,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的第一篇,由上海崑崙書店出版[235][236][237]。譯者在書中的翻譯例言後面記錄的成書時間為1930年1月1日,彼時他應當是完成了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的翻譯工作[238]。全書426頁,包含《譯者序言》、《資本論旁釋》(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在思想史上的地位》)[239]、《考茨基國民版序》、《原著者對於第一版的序文》、《原著者對於第二版的序文》共190頁,以及原著第一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236頁的內容[238]

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潘冬舟譯本兩冊由東亞書局出版[227][240][241]。這一版本接著陳啟修1930年的譯本,從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二篇第四章開始,直到第二分冊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及其總量》;第三分冊翻譯到第四篇第十三章《機器及大工業》[240]。在譯者言中,譯者自稱是由於陳啟修版本出版三年後未見緒出,因此著手繼續翻譯工作[240]

1932年9月,王思華侯外廬合作翻譯了《資本論》的第一卷前七章[242][243]。初稿翻譯分成了兩次,由王思華托關係找北平京華印刷廠秘密排印,上卷假託一個虛構的出版社「國際學社」出版發行[244][245]。中冊和下冊則被兩人署名玉樞和右銘以「世界名著譯社」的名義出版[246]。現存上冊到原書第三篇第七章《剩餘價值率》,據信是二人1926年到1930年旅歐時期所譯[243]。該譯本根據恩格斯德文第四版為母本,參考了穆爾和艾威林的英譯版以及伊登英語Eden Paul塞達爾·保羅英語Cedar Paul的新英譯版、莫里托的法文版以及河上、宮川對高畠版的修正,在用詞上大多借鑑了日語翻譯的詞彙[236][247]

1934年3月,吳半農主筆,千家駒校對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233][248]。1936年6月,侯外廬和王思華合作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個全譯本三冊版的中冊(第3篇最後兩章以及第4篇)和下冊(第5篇到第7篇)由世界名著譯社出版[249]。直到1936年為止,市面上僅有第一卷的內容被翻譯出版[226]

此外,1933年尚在上海獄中的陳獨秀曾致信胡適,希望後者幫忙支持李季著手翻譯《資本論》[250]。然而,胡適回信答,已經委託吳半農和千家駒開始了《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不便再與李季約稿[251]

首部中文全譯本
編輯

最終由郭大力王亞南合作於1938年第一次完成了全部三卷《資本論》的全文翻譯,譯本交由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付梓,首版刊印2000冊[226][au]。郭、王二人最初於1928年春在杭州西湖結識[233][253]。原上海大廈大學哲學系畢業生的郭大力先是在杭州大佛寺開始了翻譯工作,在結識原武漢中華大學教育系畢業生王亞南之後鼓勵後者放棄小說創作,併合作翻譯《資本論》[253][254]。考慮到《資本論》的翻譯需要深厚的經濟學知識和經驗積累,二人先聯手翻譯了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以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書[233]。據譯者跋,1932年,郭大力已經翻譯好的《資本論》第一卷在一·二八事變中毀於日軍炮火[240][255]。因此他只能在1934年從頭開始翻譯工作[256]。當時曾有神州國光社老闆高薪約稿二人,但遭到拒絕[257]。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的艾思奇、鄭易里連同黃洛峰等人正著手組織全本《資本論》的翻譯出版工作,卻苦於無人接手翻譯工作[258]。在通過艾思奇的女友吳家蓉得知她同學余信芬的丈夫郭大力正在進行的翻譯工作後,經過艾、鄭、黃三人的努力,郭、王二人與該社簽訂了翻譯合同[235][259]。但也有來源指郭、王二人是經原《讀書生活》的編輯夏征農介紹才找到了讀書生活出版社[260]。在約稿合同中,為支持翻譯工作,出版方預支付給兩位譯者每月各80元[av]版稅[235][256][260],鄭易里甚至一次性在銀行存入2000元作為翻譯基金[234][261]。由此,郭大力開始依據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的德文版,參考兩種英文版和兩種日文版譯文進行翻譯工作[256]。第一卷翻譯好後,恰逢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235]。在八一三事變中,為躲避日軍飛機轟炸而躲進上海租界的郭大力,由於無法承受昂貴的租金,將譯稿交給出版社後就攜帶家屬回江西贛州南康繼續翻譯工作[256][261][262]。剩餘的譯稿,郭大力用航空信紙謄寫後通過漢口和重慶的讀書生活出版社辦事機構寄給上海[235],同樣前往內地的王亞南也通過郵件分批將譯完的書稿寄往上海[256],鄭易里則一邊收集寄過來的譯稿一邊用日文版校核[261][262]。日軍占領上海後,讀書生活出版社總店遷往內陸,黃洛峰和艾思奇分別前往重慶和延安[261]。1938年4月,留守在上海的鄭易里經過與黃、艾二人的商議,利用南京淪陷後上海租界內短暫的平靜期,通過電報請郭大力返回上海商議排印和出版的細節[256][263]。於是郭大力通過香港繞道抵達上海,繼續趕譯第三卷剩下的章節並負責全書所有譯稿的統一校訂[256][263]。在這期間,鄭易里在1938年7月翻譯出版了聶奇金納的《資本論的文學構造》[264]

1938年8月31日完成第一卷出版工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別於同年9月15日和9月30日出版[235][265],全部譯本共計200多萬字[266]。在1938年的譯本譯者中,郭大力記載第一卷序跋、第一篇到第四篇,第二卷第二篇、第三篇,第三卷大部分以及整體稿件潤色由郭完成;第一卷第五篇到這一卷結尾,第二卷序以及第一篇,第三卷第六篇第三十七到四十章均由王亞南完成[252]。由於找不到德文原版的粗麻布[267],中文全譯本首印版用細紋米黃色布制封面,中部三厘米寬的位置套印紅色,寫有「資本論」三個大字[252]。此書出版後引起文化界和學術界熱烈反響,據說宋慶齡馮玉祥邵力子等名流都曾訂購了此書[252][266]周建人也曾親自前往書店購此書[268]。首版1000部上市不久就售罄[269]。除了1000部留在上海分發預定及零售,第一批剩餘2000部坐船運往大後方的《資本論》全譯本在廣州全部損失於攻打廣州的日軍炮火之下[263][268]。為此,鄭易里和黃洛峰決定在加印1000部的同時,將全套印刷用的紙型經過香港運到越南海防,最後通過昆明和貴陽運抵重慶,並在此重新印刷和發行[263][270]。第二版印刷版經廣州湛江發往內地,身在重慶的宋慶齡等人收到的就是這一版[271]。由於條件限制,當時延安等地學習和傳閱的都是這一版在重慶用土紙印刷的版本[272][273]。這一個譯本1947年在上海重印了2000部,1948年在哈爾濱又第二次重印3000部,之後在國統區解放區重印六、七次,發行量約三萬多部[252][269][274][275]

首版全譯本另外還出版有兩個收藏版[269],一個版本用道林紙印刷,以藍色布面作為封皮,上面印有「資本論」三個燙金字,書脊印有手書體「某某珍藏」的燙金字樣,一共35部[276]。另一個版本以褐色漆布為封面,三卷合一,書脊上有「知吾藏」三個字[276]

此後,郭大力又於1949年將譯本再次校對後,交由三聯書店再版[235]。1950年1月出版了解放後的第一版譯本,並在每卷後附有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之間往來溝通的信件[240]。1953年,這個版本的修訂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77]。1963年,郭大力依照德文原版,參照俄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英文版,對首版手稿進行了修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249]

第四卷

編輯

20世紀40年代,《資本論》第四卷就已經開始在中國境內傳播[278]。1949年5月,郭大力根據1923年考茨基第五版翻譯後,以《剩餘價值學說史——政治經濟學批判遺稿》為書名,分三卷共四冊(第二卷分上下冊),交由實踐出版社出版[aw][278][280]。到1951年3月就已經出版4次,累計發行2.1萬部[279]。此後,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6卷,並參考德文版翻譯[ax],標註為《資本論》第四卷,以《剩餘價值理論》為書名分三冊出版[279][281]。第一冊出版於1972年6月,第二冊出版於1973年7月,第三冊出版於1975年4月[281]。1975年,郭大力又依照德文新版和英譯版重譯了《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冊於12月出版,第二冊和第三冊分別在1978年5月和10月出版[281]

其他中文譯本

編輯

1960年起,中共中央編譯局籌備再次翻譯《資本論》,以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到25卷作為藍本[282]。幾經波折,最終由人民出版社參照俄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出版的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其中第23、24和25卷就是《資本論》三卷新譯本[249][282]。這三卷分別在1972年9月、12月和1974年11月出版[228]。此前出版的第四卷分為三個分冊收錄在《全集》第26卷[283]。1983年,中央編譯局將法文《資本論》第一卷拉沙特爾版翻譯,並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156][249]。1990年,台灣《中國時報》出版公司在人民出版社新譯本的基礎上以「吳家駟」的筆名出版了「現代思想文庫」系列叢書繁體字版《資本論》[282]。1986年7月,中央編譯局開始著手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其中的第44、45和46卷就是《資本論》三卷[249]。這三卷本中第44卷共1127頁於2001年6月出版,由周亮勛審定;第45卷共627頁於2003年4月出版,由王錫君和張仲朴審定;第46卷共1190頁於2003年5月出版,由王錫君審定[284]。這是中國出版的第十個資本論中文全譯本[285]。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與中央編譯局編譯了10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其中的第5、6和7卷就是周亮勛、王錫君和張仲朴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45和46卷基礎上稍作修訂而來的三卷《資本論》中文版[28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收錄的三卷《資本論》中文版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所收錄的版本相比,前者在三卷的標題前增加了分冊編號,增加了編輯說明和各卷的分布說明、介紹著作的寫作背景、凡例等有助於引導閱讀的內容,並將第一卷的法文本序言和跋合併[286]

朝鮮文

編輯

早在1919年,《資本論》就已經傳入朝鮮半島[287]。1947年到1948年間,由首爾出版社最早開始出版三卷本《資本論》,實際完成了兩卷共6個分冊的出版活動[288]。其中在1947年6月13日,由朝鮮《獨立新報》刊登的《資本論》第一分冊預定信息顯示該書計劃共分八個分冊出版,由崔英徹、全錫淡和許東翻譯[289]。同年8月26日起,《獨立新報》刊登的第二分冊預定信息顯示該書依據1933年蘇聯版翻譯而成[290]。1948年4月《獨立新版》刊登的第四分冊出版信息顯示該書較以往日文版不同,書後另外收錄了名目索引以及《關於〈資本論〉的書信》和《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論〉》兩篇[291]。這四個分冊就是《資本論》原書第一卷的內容,而第五、六分冊則是第二卷的內容[288]。在這幾個分冊的翻譯中另外海參考了英文版、日文評論社版以及日文改造社版[288]。之後這版《資本論》的出版工作因韓朝分治而被迫中斷,所出版的書籍被封禁,主要翻譯成員也都前往了朝鮮[288][292]。1955年,朝鮮出版了一版《資本論》,由俄文版翻譯而來[293]。這一版本也被於同年在中國成立的「中央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翻譯局」用於翻譯參考,並最終在同時參考了日文版的情況下由中國民族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了朝鮮文版第一卷《資本論》以供朝鮮族民眾閱讀[293]。1986年,韓國理論與實踐出版社社長金泰慶委託姜信俊等六名學生將《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版《資本論》第一卷翻譯為韓文並最終以金英民[ay]為假名於1987年9月出版[295]。之後又在1988年到1990年7月以姜信俊本名翻譯出版了第二和第三卷[296]。1984年,預測到《資本論》遲早會在韓國解禁的比峰出版社社長朴基峰邀請校友金秀行韓語김수행開始著手翻譯本書[295]。這一版由英文版翻譯而來,最終於1989年3月開始出版,並在1990年11月完成三卷發行[297]。此後金秀行終生都在進行《資本論》的重新翻譯和修訂,直到去世[295]。然而在這之前,韓國白衣出版社就在1990年5月率先完成了全部三卷本《資本論》的出版,其中第一卷和第二卷是翻版自朝鮮勞動黨出版社1955年到1957年出版朝鮮文版的影印本,第三卷則修訂自朝鮮科學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25卷[298]

其他語言譯本

編輯

馬克思逝世後,作為他著作遺產的監護人,恩格斯嚴格監督著所有譯本的出版活動,以防止有歪曲馬克思著作原意的拙劣翻譯出現[166]。即便如此,第一個義大利語版仍是在出版多年後才令恩格斯知曉[166]。在恩格斯在世的時間裡,還在1885年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丹麥文哥本哈根版,1886年出版了西班牙文馬德里版[112],1894年出版了荷蘭文阿姆斯特丹版[299]。波蘭文萊比錫版也在恩格斯的指導下,於1884年到1889年間陸續出版[112][300]。恩格斯逝世前就已經有德語、俄語、法語、義大利語、英語、波蘭語、丹麥語、荷蘭語和西班牙語等9種語言出版了22個版本,其中包括18種第一卷、4種第二卷和一個德語版第三卷[301]。除此之外,還有瑞典文版、羅馬尼亞文版、喬治亞文版、亞美尼亞文版、立陶宛文版、匈牙利文版、捷克文版、愛沙尼亞文版、拉脫維亞文版、保加利亞文版、越南文版、阿拉伯文版、摩爾達維亞文版以及南斯拉夫馬其頓文版等等各種譯文版本出版[302]。據1967年蘇聯的不完整統計,《資本論》三卷已經有47種文字出版了約220多個版本[303]

傳播與影響

編輯

英國

編輯

19世紀60年代,當英文版《資本論》的翻譯計劃尚在紙面上時,原憲章運動的領袖之一厄內斯特·瓊斯英語Ernest Charles Jones[az]就在倫敦和伯明罕等地舉辦了多場有關《資本論》的講座,通過口頭來宣傳《資本論》[167]。雖然當時英國社會上並沒有英文全譯本《資本論》,但是報刊上已經開始刊載《資本論》的選段了[305]。1866年底1867年初,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J·G·埃卡留斯英語Johann Georg Eccarius[ba]在第一國際機關報《共和國報》()上發表了一組反對對英工人貴族影響重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實證主義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文章[305]。埃卡留斯在寫這些文章時曾求助於馬克思[305]。之後這些文章被集結成冊以德文出版,促進了英國對德文版《資本論》的了解[305]。此外,埃卡留斯在《資本論》德文第一卷出版前就在倫敦第一國際機關報《蜂房報》上發表了本書序言中有關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部分[305]。雖然埃卡留斯的譯本對《資本論》在英國工人階層中的傳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恩格斯對譯文的質量十分不滿意[168]

美國

編輯

美國紐約的德文雜誌《工人聯盟》在1868年10月24日到1869年6月17日連載了《資本論》德文版第一卷的節選內容[168]。《新時代》雜誌在1871年5月13日以及27日也刊載了部分德文版第一卷內容[168]。而在美國最早出現的英譯本則是在1876年由《社會主義者》周刊連載13期的部分英譯本第一卷[bb][168]。在1887年穆爾版英文《資本論》第一卷在英國出版後,1889年,這一版的盜版也出現在美國,這是《資本論》第一卷的英文全譯本首次在美國流傳[308]。然而這一版未經恩格斯許可出版的版本卻經廣告商宣傳為「關於怎樣能迅速積累資本的書」[308]。以至於這一版5000冊很快就售光並在第二年再版[309]。正式得到授權的版本直到1906年才經由查爾斯·H·科爾出版公司英語Charles H. Kerr Publishing Company[bc]出版[176]

德國

編輯

在德國出版時,審查員因沒有看懂而得出來本書對國家無害的結論,使得出版上市較為順利[311]。《資本論》德文第一卷出版後除了收到一些浮於表面的批評和攻擊,並未在德語世界引起大量的反響[312]。這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刻意以冷處理來對待這部著作[313]。為此,恩格斯在1867年開始撰寫了一系列有關《資本論》第一卷的書評[314]。考茨基於1886年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裡對德文《資本論》第二卷進行了評述[315]。直到第三卷1894年出版後,德語世界才掀起研究《資本論》的高潮[312]。在德國各個出版社數十個出版版本中,數原民主德國柏林的迪茨出版社發行量為最,自1947年至1975年間,該社前後出版了21版[70]

奧地利

編輯

沙俄、蘇聯、俄羅斯

編輯

由於,俄國政治經濟學研究體系最早習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而這些俄國經濟學者早在19世紀下半夜就已經認識到馬克思和李嘉圖的重要性[136]。在俄國政治經濟學課堂內設立的課程都是建立在這兩位經濟學家的思想之上[136]基輔大學教授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季別爾俄語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bd]早在其1871年的碩士畢業論文中就已經將馬克思的貨幣資本理論視為亞當·斯密以及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發展結果[317][318]。馬克思也注意到了季別爾的文章並在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中讚揚了他的研究[319]。在《資本論》德文第一卷於1872年出版時,俄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對其有所關注[317]。俄文版《資本論》第一卷在俄國出版時,沙皇聖彼得堡書報審查委員會俄語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цензурный комитет因書中內容論證方法嚴謹科學且論述不能使得讀者都能理解和接受而批准出版[128]。與在德國慘澹的銷量相比,《資本論》在俄國的傳播儘管遭到俄國官方的查禁以及管制,仍舊傳播的非常順利[320]。經列寧統計,在十月革命前,俄國就已經公開發行了五個版本的俄文版《資本論》第一卷,以及兩個版本的第二卷和第三卷[139]。由於《資本論》中對封建專制的批評與俄國民粹派知識分子反對沙皇專制的主張相契合,《資本論》在俄國的早期傳播與這批民粹派密不可分[139]。因俄文版《資本論》的發行最終引發了1877年到1879年在民粹派與自由派之間有關俄國未來該走的道路的爭論[139]。這使得俄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討論《資本論》最激烈的國家[321]。這場牽扯到尤·茹科夫斯基俄語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米海洛夫斯基、季別爾以及契切林等人的辯論,極大的刺激了《資本論》在俄國的影響[322]柯瓦列夫斯基俄語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be]拉甫羅夫等人將俄國發生的這場圍繞《資本論》的辯論告訴了馬克思,後者則反對把《資本論》中有關西歐資本主義的歷史演變以及西歐民族的發展道路視作普遍適用的理論[324]。1880年代之後,雖然民粹派堅持認為俄國資本主義並未得到發展,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解放社」仍然堅持《資本論》的基本觀點,對民粹派的觀點進行了批駁[139]。列寧在1879年到1899年流放途中結合《資本論》中社會發展理論與俄國的現實,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325]。19世紀最後十年中,司徒盧威、普列漢諾夫以及丹尼爾遜等人圍繞《資本論》中的觀點進行了大量的論戰,並最終分別形成了三個對資本主義態度的不同知識分子派別[326]。在深刻研究了《資本論》的基礎之上,列寧批判了俄國自由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327]。他最終也得出了俄國具備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為俄國十月革命打下了理論基礎[325]。列寧本人除了曾參與過《資本論》的翻譯之外,也曾深入研究過這部著作,並在1888年到1894年給不同版本的《資本論》作了大量的批註[328]

十月革命之後,因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資本論》在蘇聯得到了大力傳播,在1917年到1950年代出現了各種《資本論》相關出版物[325]。在列寧支持下,梁贊諾夫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博物館從收藏的8封書信原件,逐步擴展到大量馬克思恩格斯相關文獻原件和影印件,其中就包括兩人對《資本論》相關的草稿、手稿以及筆記等[329]。這些資料最終被用於整理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就包含了《資本論》的相關卷次[330]。蘇維埃政府對《資本論》基本觀點的普及十分重視,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就在1921年批判了部分認為「無產者不需要學習《資本論》」的觀點[330]。由於蘇維埃當局對斯捷潘諾夫的俄文譯本進行了不斷的修繕改進,這一版也成為了蘇俄最流行的《資本論》俄文譯本[330]。《資本論》的基本觀點也成為了蘇聯高等教育中的主要教學內容,在數代知識分子中廣泛普及[330]。蘇聯時期編纂的各類百科讀物也大量收錄《資本論》相關的詞條,而列夫·列昂季耶夫俄語Леонтьев, Лев Абрамович等人編寫的《資本論》通俗讀物也推動了《資本論》的大眾傳播[331]

法國

編輯

作為馬克思生前參與編纂的最後一個版本,法文版體現了馬克思最新的研究成果[152][158]。與在德國的境遇不同,法國政府認為該書充滿了來自德國的玄學,因此得以獲准出版[332]。法文版的出版使得歐洲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被迫出來發表意見,就在法文版最後一冊出版後的1876年9月1日,就有比利時經濟學家拉弗勒英語Émile Louis Victor de Laveleye[bf]在巴黎出版的《兩大陸評論英語Revue des deux Mondes[bg]雜誌上發文批評《資本論》,並將馬克思理論與巴師夏的資產階級庸俗理論歸位一類[335]。19世紀80年代,法國出現了一系列圍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爭論和著作,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是勒盧阿-博利約法語Paul Leroy-Beaulieu[bh]的著作[335]

義大利

編輯

無政府主義者最早在義大利開始了《資本論》的傳播[182]。在19世紀80到90年代,馬克思經濟學說就在義大利引發了激烈的論戰[337]。在馬克思去世後,阿基爾·洛里亞義大利語Achille Loria[bi]發表文章斷言馬克思的理論不符合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並聲稱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就已經承認了自己理論的矛盾,表示馬克思沒有打算《資本論》後續的出版[337]。他的言論被恩格斯公開駁斥,並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其進行了批判[338][339]

西班牙

編輯

1872年10月26日,作為第一國際馬德里支部的機關報《解放報》(La Emancipación)上首次發表了有關《資本論》德文版第一卷的序言、法文版的前言(馬克思致拉沙特爾的信),以及法文版各冊的發售啟事[201][340]。1873年3月和4月時,該報又以《論貨幣轉化為資本》為題,刊登了梅薩從法文版翻譯而來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至第六章[201][341]

薩克里斯坦的版本雖然嚴格參照原文翻譯,但由於發行數量有限,並未產生足夠的反響[209]

朝鮮半島

編輯

依照韓國慶尚大學教授丁聲鎮的概括,《資本論》在朝鮮半島的傳播分為四個階段[287]。第一個階段是1919年到1931年的傳入時期,這是半島地區在日本殖民時期馬克思主義的興起[287][342]。第二階段是1945年到1948年的第一次高潮時期,最早由日文版翻譯而來的官方韓語版《資本論》第一和第二卷就出版於這一時期[287][343]。第三卷因朝鮮半島的南北分治而沒能成功出版,韓國也進入了近40年的封禁時期,《資本論》被列為禁書[342]。1955年到1965年,《資本論》的傳播在朝鮮進入到黃金時代[287]。而韓國則在1987年後進入到第二次傳播《資本論》的高潮,彼時軍政府釋放了曾出版過《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社社長[287][343]。之後到1990年代初,韓國才首次完整出版三卷版《資本論》[342]。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由金秀行翻譯的比峰出版社版[295]。而白衣出版社又將朝鮮版《資本論》影印本在韓國推出,率先將朝鮮版相關資料引入韓國社會[298]

《資本論》1987年韓文版翻譯者姜信俊於2010年在東亞大學主持成立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開始著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344]

日本

編輯

最早在日本介紹《資本論》的是福井准造日語福井準造,他在1899年有斐閣出版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中花了23頁介紹《資本論》的主要內容[345]片山潛在其於1901年發表的《〈資本論〉及其著者馬克思的地位》中向日本民眾宣傳馬克思與《資本論》的主旨[346]。1907年,山川均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文中介紹了《資本論》的行文安排[346]。這些學者的努力使得日本群眾對馬克思及其學說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346]。然而隨著1910年幸德事件的發生,日本的社會主義者遭到政府的嚴厲打壓,原本按連載方式發表的安部磯雄版日文《資本論》第一卷也被迫中斷發表[346]。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逐漸復甦,馬克思恩格斯相關的著作也在這一時期開始被大量翻譯成日文[346]。僅1920年代,就有38種《資本論》日文譯本出現,而其中由高畠素之翻譯的三卷本也成為了中國早期《資本論》譯者的參照本[346]。1920年代末期,日本部分學者開始探討市民社會理論[347]。學者們試圖通過研究《資本論》等著作來揭示資本主義向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連續過渡,從而解答日本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348]內田義彥日語内田義彦通過研究《資本論》,提出了「一物一價」是市民社會的價值法則[349]

蘇聯解體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曾一度陷入低潮,但在之後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日本社會掀起了研究《資本論》的熱潮[350]的場昭弘日語的場昭弘宮川彰日語宮川彰不破哲三等人的《資本論》研究書籍紛紛出版[350]。由於日本對於馬克思主義文獻保存的重視,1867年德文首版1000冊《資本論》第一卷,全球現存僅有約100冊,其中有超過50冊就被保存在日本,甚至超過了原出版地的德國[351]。全球可確認的15冊附有作者親筆簽名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有4冊就被保存在日本的大學和研究院中[352]。此外日本全境還收藏了43冊第一卷第二版以及31冊法文原版[352]

大中華區

編輯

1899年4月,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與秘書蔡爾康共同編譯,在《萬國公報》第123期上作為《大同學[bj]專欄第三章發表的《相競相爭之理》中首次提及「試稽近代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克偲,主於資本者也。」[239]這是中國報刊上首次提及馬克思和《資本論》[239]。1902年和1903年,梁啓超曾在《新民叢報》上多次提到馬克思和《資本論》中的觀點[227]。在1902年《新民叢報》10月16日第18號《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梁啓超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之泰斗」[354]。1903年2月,趙必振翻譯福井准造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書中第二篇《第二期之社會主義——德意志之社會主義》評價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代之大著作」[355]馬君武也於1903年2月在《譯書彙編》第2號第11期發表了《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227][356]。其中提到《資本論》和馬克思的觀點[227],並將《資本論》列為馬克思主義重要著作[357]。這也是由文字記載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書單[356]。中國人最早寫作的有關《資本論》介紹的文章是朱執信以筆名「勢伸」在1906年《民報》第2、3號上發表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文中花了300多字[bk]介紹了《資本論》的理論[227][239][358],這也是中國人著作中首次提到《資本論》書名的記載[357]。1908年,由同盟會陝西籍成員創辦的雜誌《夏聲》第3號刊上署名為俠魔的文章《二十世紀之新思潮》也介紹了《資本論》[357]。1911年出版於天津的《維新人物考》中,有一章專門記述到了馬克思,並明確到其最著名的著作就是《資本論》[357]。1912年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雜誌第二期上刊載朱執信翻譯日本煮塵重治的《社會主義大家馬爾克之學說》一文,首次對《資本論》的內容做了簡要介紹[358][359]孫中山也在同一年10月14日到16日在上海中華大戲院所做的演講中推崇馬克思的《資本論》[360]。此外,他還在上海《民報》上發表對中國社會黨的演說,評析《資本論》的觀點[361]

1917年十月革命後,中國人開始真正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講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362]與此同時,《資本論》也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239]。五四運動的爆發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馬列主義的接受[363]。1919年5月和11月,李大釗分別在《新青年》第六卷第5號和第6號紀念馬克思百年誕辰的專號中發表了3萬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特別介紹了《資本論》的內容[239][364]。1920年1月,在天津與北洋軍閥的鬥爭中被捕入獄的周恩來,在獄中宣傳《資本論》[365]。同年,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時也推銷有關介紹《資本論》的書籍[365]。1922年,李大釗在2月19日的《晨報》副刊上詳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以及歷史意義,宣傳《資本論》的基本思想[364]。1922年7月,陳獨秀又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號和第六號上發表的《社會主義批評》和《馬克思學說》都對《資本論》有較多的介紹[232]。同一時期,中國一些年輕學生以及共產黨人都曾學習《資本論》的基本思想。中共四川黨組織創始人之一的楊闇公曾在1924年8月2日的日記中提到「《資本論》是教科書啊!」[366]

隨著馬克思學說在中國的傳播,一些國外介紹《資本論》書籍也開始刊載或出版[364]。1919年6月2日到11月11日,陳溥賢翻譯了高畠素之的日文版考茨基《馬氏資本論釋義》在《晨報》副刊上連載[229]。1920年9月商務印書館將這些連載集結,以《卡爾·馬克思經濟學說》為名出版[364][229]。這一書就介紹了《資本論》第一卷[364]。這也是《資本論》的第一個中文詮釋本[229]。1920年9月,李漢俊根據米里·伊·馬爾西英語Mary Marcy[bl]《馬格斯資本論入門》的日文版翻譯後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229]。這本書受到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的極力推崇[229]

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加緊了引進馬列主義著作的活動[368]。1929年,李達在寫《社會之基礎知識》第二篇《現代社會之解剖》時,簡單介紹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內容[232]

抗日戰爭時期,同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資本論》書籍一開始在中國的傳播也遭到了阻攔[369]。同時期馬列主義著作在中國被列為查禁書籍[369]。就在首版3000冊付印後,兩位作者又修訂完成了再版書稿[254]。出版方的黃洛峰打算再版採用預約訂購的形式發行,由正風出版社負責南京方面的預訂工作[254]。為此,正風出版社的創辦人陳汝言設法在當時身為國民黨黨刊的《中央日報》上花費120萬刊登書籍出版廣告[370][371]。最終,這則廣告於1947年2月20日見報,就刊印在報頭左側的廣告欄中[372][373]。然而隨著蔣介石發動了內戰,1949年5月20日起,台灣省政府等開始執行「反共抗俄」文化政策,並查禁了《資本論》等書籍[374]

國民黨原駐守天津的陳長捷在被俘關押功德林期間就託管理員購買《資本論》三卷進行研究[375]。作為當時國民政府要員蔣介石長子的蔣經國曾於留學蘇聯期間學習過《資本論》[376]。1939年,蔣經國就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時,其專員公署辦公室的書櫥中就陳列著中文版的《資本論》[377]。他的繼任者李登輝在日本就讀大學期間就曾研讀過包括《資本論》在內的馬克思著作[378]。台灣勞動黨前主席吳榮元在1972年求學於台南成功大學時就接觸過《資本論》等社會主義書籍[379]

國民政府大陸時期,《資本論》的流通並未被禁絕,到了遷往台灣時卻也還是將其列為禁書之一[380]。直至1987年,台灣地區解除了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出版限制[381]。1990年,台灣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以吳家駟的譯者名出版了《資本論》的中譯本[382]。1991年,《資本論》在台北評出的十佳書籍中位列榜首,首批400冊雖然售價達到74美元,但仍舊銷售一空[383]

近代全球影響

編輯

許多近現代著名人士是《資本論》的讀者,其中就包括愛因斯坦[384]、奧本海默[385]。在日本、歐洲和美國的一些著名學校中都有專事研究《資本論》的學術團體,也開設有《資本論》相關的課程[383]。2008年,隨著作為當時全球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銀行倒閉,因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人們再次開始關注起馬克思的《資本論》[386][387]。德國卡爾迪茨出版社表示《資本論》的銷量因此比前一年翻了兩倍,甚至脫銷六周[388]。同年4月,韓國《教授新聞》在103位教授或知識分子中評選「對韓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書籍」時,《資本論》排名第一[389]。自。《資本論》對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影響,使其產生要將南非建立成無階級自由國家的想法[390]。時任德國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公開承認自己有閱讀《資本論》,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也曾被目擊閱讀《資本論》[388]

評價

編輯

西方發展經濟學創始人之一的約瑟夫·熊彼特高度評價《資本論》的思想[391]。法國馬克思主義批評者雷蒙·阿隆稱《資本論》「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是一項天才的工程」[392]。在研究過《資本論》後,孫中山稱其為「有系統之學理」[393]

負面評價

編輯

針對《資本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其內容等晦澀難懂[394]。不論是德文原版還是早期的各個譯本,均因書中的語言風格而使得讀者難以消化書中內容[311]。這一情況甚至在德文原版、英譯本、俄文版和法文版出版時都被審查機構以讀者未必能懂而不得順利付梓[128][311][395]。而書中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和通過研究揭示資本主義必將消亡的觀點,以及因時代變化而產生的超出書中語言的現實也得到了現代經濟學界的非議[396]。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評價《資本論》是一部「陳腐的經濟學課本」不僅「在科學上是錯誤的」且「與現代世界經濟沒有關係也不相適應」[397]。在《勸說集》中,凱恩斯將《資本論》稱作是「一部過時的經濟學教科書」[398]。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資本論》第三卷出版後寫了一篇名為《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的120頁長篇評論,批評馬克思的思想沒有建立在可觀察的事實基礎之上,因此得出的結論與真實世界相悖[399]美國政治哲學家艾倫·布魯姆在他的著作《美國精神的封閉英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批評《資本論》過於理論化和抽象,認為其分析過於簡化和不切實際。羅傑·斯克魯頓指出《資本論》中的一些理論觀點存在邏輯漏洞和不一致性,認為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缺乏客觀性。

此外,也有評論者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觀點前後矛盾,如在第一卷中對於資本家是增加還是減少等歷史趨勢[400]

腳註

編輯

注釋

編輯
  1. ^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本題名[11]
  2. ^ 郭大力譯本題名[11]
  3. ^ 1831年和1834年法國里昂爆發的兩次工人起義、1836年到848年英國的憲章運動以及1844年6月普魯士王國西里西亞發生的工人起義被合稱為「19世紀歐洲三大工人運動」。[27]
  4. ^ 譯名參考自《德國通史·第4卷 民族國家時代(1815-1918)》[29]
  5. ^ 一說是出版於1844年2月[28]
  6. ^ 譯名參考自《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 第2卷 E-J》。[36]
  7.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37]
  8.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38]
  9. ^ 譯名參考自《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 第4卷 Q-Z》。[42]
  10. ^ 譯名參考自《〈資本論〉辭典》。[44]
  11.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45]
  12.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64]
  13.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66]
  14.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69]
  15.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72]
  16. ^ 有來源記載其印數為3000冊[74]
  17.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92],另有來源譯作「約翰·菲利普·貝克爾」[93]
  18. ^ 另有來源記載恩格斯是從1884年6月開始編輯《資本論》第二卷。[75]
  19.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111]
  20.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113]
  21. ^ 譯名參考自《往事如煙》[120]
  22. ^ 譯名參考自《卡爾·馬克思》。[123]
  23.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124]
  24. ^ 洛帕廷返回俄國營救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事,事先並未告知馬克思。[127]
  25. ^ 提到已經售出1000冊。[135]
  26. ^ 另有來源記載在四個月內就銷售殆盡。[136]
  27.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38]
  28.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145]
  29.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147]
  30.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149]
  31.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篇名字順索引》。[150]
  32. ^ 一說是到1875年11月才完成出版。[151][154]
  33.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另有來源譯作「朱利安·博爾恰特」[159]
  34.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169]
  35. ^ 譯名參考自《世界政黨研究名著譯叢 寡頭統治鐵律 現代民主體制中的政黨社會學》[180],另有來源譯作「卡洛·卡菲耶羅」[181]
  36. ^ 譯名參考自《國際工人運動歷史人物傳 上》[183]
  37. ^ 譯名參考自《卡爾·馬克思》。[184]
  38. ^ 譯名參考自《卡爾·馬克思》。[185]
  39. ^ 譯名參考自《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下》[190]
  40. ^ 譯名參考自《李大釗軼文輯注與研究》。[191]
  41. ^ 譯名參考自《讀報 用報 評報 初稿》[193]
  42. ^ 譯名參考自《國外馬克思主義概論》[196],另有來源譯作「拉尼埃洛·潘齊埃里」[197]或者「拉尼耶羅·潘齊耶里」[198]
  43. ^ 譯名參考自《史學之魂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199]
  44. ^ 譯名參考自《卡爾·馬克思》。[202]
  45. ^ 譯名參考自《顛倒看世界》[207]
  46. ^ 譯名參考自《〈資本論〉辭典》。[222]
  47. ^ 一說3000部,其中2000部運往抗日大後方[252]
  48. ^ 一說是每人40元用於生活開支[256][261]
  49. ^ 一說是1949年6月由三聯書店出版,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279]
  50. ^ 一說是以德文版為依據,俄文版為參照。[279]
  51. ^ 也譯作「金英敏」。[294]
  52.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304]
  53.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306]
  54. ^ 譯者暫不明,據菲利普·豐納猜測為卡爾·丹尼爾·阿道夫·杜埃。[307]
  55. ^ 譯名參考自《上海孫中山宋慶齡文物圖錄》[310]
  56. ^ 譯名參考自《卡爾·馬克思》。[316]
  57. ^ 譯名參考自《掌握命運創造歷史的哲學 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範式的研究》。[323]
  58. ^ 譯名參考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333]
  59. ^ 譯名參考自《現代西方哲學》。[334]
  60. ^ 譯名參考自《哲學大辭典 馬克思主義哲學卷》。[336]
  61. ^ 譯名參考自《〈資本論〉辭典》。[338]
  62. ^ 英國社會學家班傑明·頡德(Benjamin Kidd)有關社會進化論的著作,分章節刊載於《萬國公報》1899年2月至5月刊上,同年由廣學會出版單行本[353]
  63. ^ 一說是3000字的篇幅[356]
  64. ^ 譯名參考自《中國共產黨創始人 李漢俊》。[367]

引文

編輯
  1. ^ 徐光春 (2018),第310頁.
  2. ^ 2.0 2.1 劉永上 & 劉玉美 2015,第208頁
  3.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7,第1頁
  4. ^ 4.0 4.1 馬濤 2018,第376頁
  5. ^ 楊斌林 2008,第15頁
  6. ^ 馬濤 2018,第376, 377頁
  7.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92頁.
  8. ^ 8.0 8.1 8.2 8.3 馬濤 2018,第377頁
  9.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118頁.
  10.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143頁.
  11. ^ 11.0 11.1 洪遠朋 (2018b),第4頁.
  12. ^ 洪遠朋 (2018b),第1頁.
  13.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166頁.
  14. ^ 洪遠朋 (2018c),第384頁.
  15. ^ 林波 (2008),第1頁.
  16. ^ 丹·克萊恩, 沙羅恩·沙蒂爾文 & 梁雅茜 (2017),第85頁.
  17.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9頁.
  18.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10頁.
  19.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10-11頁.
  20.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12頁.
  21. ^ 張大偉 & 張福公(2019年),第214頁
  22. ^ 楊金海, 李惠斌 & 艾四林 (2021),第15頁.
  23. ^ 劉偉 (2012),第2頁.
  24. ^ 蔣自強 (1989),第47頁.
  25. ^ 王安玲 & 盧昌軍 (1998),第18頁.
  26. ^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徐光春 2018,第311頁
  27. ^ 《圖說歷史》編委會 (2019),第248-249頁.
  28. ^ 28.0 28.1 28.2 雍桂良 1982,第12頁
  29. ^ 邢來順 (2019),第37頁.
  30. ^ 30.0 30.1 武文軍 1985,第35頁
  31. ^ 31.0 31.1 31.2 31.3 31.4 周尚文 (1984),第81頁.
  32. ^ 武文軍 1985,第36頁
  33.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3頁
  34. ^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陶芝琳 2016,第189頁
  35. ^ 張光明 & 羅傳芳 2018,第149-150頁
  36. ^ 陳岱孫(1996年),第465頁
  37.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62頁
  38. ^ 38.0 38.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66頁
  39. ^ 楊國昌 (1980),第83頁.
  40. ^ 40.0 40.1 40.2 40.3 陶芝琳 2016,第190頁
  41. ^ 41.0 41.1 王志艷 2013,第95頁
  42. ^ 陳岱孫(1996b年),第712頁
  43. ^ 43.0 43.1 陳征 2017,第688頁
  44. ^ 宋濤(1988年),第1129頁
  45.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 (1974),第836頁.
  46. ^ 陳征 2017,第689,690頁
  47. ^ 47.0 47.1 47.2 陳征 2017,第690頁
  48. ^ 48.0 48.1 張光明 & 羅傳芳(2018年),第195頁
  49. ^ 陳征 (2017),第690頁.
  50.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紀盡善 (2015),第1頁.
  51. ^ 陳征 (2017),第691頁.
  52. ^ 52.0 52.1 王志艷 (2013),第94頁.
  53. ^ 53.0 53.1 周尚文 (1984),第81-82頁.
  54. ^ 54.0 54.1 54.2 54.3 維戈茨基(1983年),第92頁
  55. ^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周尚文 (1984),第82頁.
  56. ^ 56.0 56.1 維戈茨基(1983年),第94頁
  57. ^ 維戈茨基(1983年),第93頁
  58. ^ 58.0 58.1 58.2 雍桂良 1982,第84頁
  59. ^ 王天義 (2017),第9-10頁.
  60. ^ 60.0 60.1 顧海良 (2020),第136-137頁.
  61. ^ 61.0 61.1 61.2 61.3 61.4 顧海良 (2020),第137頁.
  62. ^ 62.0 62.1 62.2 62.3 顧海良 (2020),第148頁.
  63. ^ 63.0 63.1 63.2 顧海良 (2020),第149頁.
  64.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50頁
  65. ^ 65.0 65.1 王志艷 (2013),第96頁.
  66.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 (1974),第822頁.
  67. ^ 張光明 & 羅傳芳(2018年),第405頁
  68. ^ 張光明 & 羅傳芳(2018年),第405-406頁
  69.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49頁
  70.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14頁
  71. ^ 71.0 71.1 楊金海,李惠斌 & 艾四林(2021年),第14頁
  72.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64頁
  73. ^ 馬健行 & 郭繼嚴(1983年),第397頁
  74. ^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楊金海, 李惠斌 & 艾四林 (2021),第16頁.
  75. ^ 75.0 75.1 楊金海, 李惠斌 & 艾四林 (2021),第18頁.
  76. ^ 雍桂良 (1982),第84-85頁.
  77. ^ 雍桂良 (1982),第85-86頁.
  78. ^ 雍桂良 (1982),第86頁.
  79. ^ 79.0 79.1 雍桂良 1982,第88頁
  80. ^ 劉乃勇 (2014),第295-299頁.
  81. ^ 趙洪(1987年),第230頁
  82. ^ 趙洪(1987年),第231頁
  83. ^ 83.0 83.1 陸征 (2017),第693頁.
  84. ^ 84.0 84.1 84.2 趙洪(1987年),第232頁
  85. ^ 85.0 85.1 85.2 李成毅 (1992),第323頁.
  86. ^ 趙洪(1987年),第232-233頁
  87. ^ 陳林 (2018),第284頁.
  88. ^ 陳雷 (2006),第120頁.
  89. ^ 陸征 (2017),第694, 696頁.
  90. ^ 90.0 90.1 陸征 (2017),第696頁.
  91. ^ 91.0 91.1 91.2 91.3 陸征 (2017),第697頁.
  92.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 (1974),第820頁.
  93. ^ 王瞻 (2021),第26頁.
  94. ^ 顧海良 (2020),第135-136頁.
  95. ^ 陸征 (2017),第692頁.
  96. ^ 顧海良 (2020),第142-143頁.
  97. ^ 陳征 (2017),第698頁.
  98. ^ 98.0 98.1 98.2 顧海良 (2020),第143頁.
  99. ^ 陳征 2017,第699頁
  100. ^ 100.0 100.1 100.2 楊金海, 李惠斌 & 艾四林 (2021),第19頁.
  101. ^ 顧海良 (2020),第149-150頁.
  102. ^ 顧海良 (2020),第150頁.
  103. ^ 洪遠朋 (2018b),第2頁.
  104. ^ 楊金海, 李惠斌 & 艾四林 (2021),第19,20頁.
  105. ^ 105.0 105.1 楊金海, 李惠斌 & 艾四林 (2021),第20頁.
  106. ^ 陳征 (2017),第700頁.
  107. ^ 洪遠朋 (2018b),第2-3頁.
  108. ^ 108.0 108.1 洪遠朋 (2018b),第3頁.
  109. ^ 楊國昌 (1992),第83頁.
  110. ^ 陳征 (2017),第694頁.
  111.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 (1974),第834頁.
  112. ^ 112.0 112.1 112.2 112.3 胡世禎 2012,第74頁
  113.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26頁
  114. ^ 114.0 114.1 114.2 楊國昌 1981,第102頁
  115. ^ 115.00 115.01 115.02 115.03 115.04 115.05 115.06 115.07 115.08 115.09 胡世禎 2012,第75頁
  116. ^ 116.0 116.1 張建華(2020年),第47頁
  117. ^ 117.0 117.1 117.2 費多謝耶夫 1980,第477頁
  118. ^ 118.0 118.1 楊國昌 1992,第89頁
  119. ^ 張建華 2020,第46頁
  120. ^ 吳子浩 (1987),第626頁.
  121. ^ 121.0 121.1 121.2 121.3 121.4 121.5 葉玉珍(1983年),第40頁
  122. ^ 張建華(2020年),第46頁
  123. ^ 費多謝耶夫(1980年),第792頁
  124.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48頁
  125. ^ 費多謝耶夫 1980,第477-478頁
  126. ^ 126.0 126.1 126.2 126.3 126.4 126.5 126.6 費多謝耶夫 1980,第478頁
  127. ^ 葉玉珍(1983年),第40-41頁
  128. ^ 128.0 128.1 128.2 梁雪影 & 易傑雄 2017,第235頁
  129. ^ 楊國昌 (1981),第66頁.
  130. ^ 130.0 130.1 130.2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7,第14頁
  131. ^ 徐傑,陳光林 & 陳乃聖(1985年),第254頁
  132. ^ 132.0 132.1 費多謝耶夫 1980,第479頁
  133. ^ 133.0 133.1 胡培兆 & 林圃 1985,第25頁
  134. ^ 134.0 134.1 張建華(2020年),第48頁
  135. ^ 楊國昌 (1981),第67頁.
  136. ^ 136.0 136.1 136.2 劉洵(2022年),第4頁
  137. ^ 137.0 137.1 137.2 137.3 137.4 楊國昌 1992,第91頁
  138. ^ 張建華(2020年),第50頁
  139. ^ 139.0 139.1 139.2 139.3 139.4 劉洵(2022年),第5頁
  140. ^ 費多謝耶夫 1980,第480頁
  141. ^ 141.0 141.1 141.2 141.3 141.4 楊國昌 1981,第108頁
  142. ^ 142.0 142.1 142.2 142.3 142.4 142.5 董德兵 2014,第119頁
  143. ^ 胡世禎 2012,第75-76頁
  144. ^ 144.0 144.1 144.2 144.3 144.4 144.5 144.6 144.7 144.8 胡世禎 2012,第76頁
  145.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37頁
  146. ^ 徐傑,陳光林 & 陳乃聖(1985年),第255頁
  147.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46頁
  148. ^ 徐傑,陳光林 & 陳乃聖(1985年),第255-256頁
  149.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38頁
  150. ^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1973年),第205頁
  151. ^ 151.00 151.01 151.02 151.03 151.04 151.05 151.06 151.07 151.08 151.09 151.10 胡世禎 2012,第78頁
  152. ^ 152.0 152.1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7,第15頁
  153. ^ 胡世禎 2012,第77頁
  154. ^ 154.0 154.1 154.2 154.3 154.4 154.5 楊國昌 1981,第109頁
  155. ^ 155.0 155.1 155.2 楊國昌 1992,第94頁
  156. ^ 156.0 156.1 156.2 胡培兆 & 林圃 1985,第184頁
  157. ^ 157.0 157.1 胡培兆 & 林圃 1985,第183-184頁
  158. ^ 158.0 158.1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 1984,第347頁
  159. ^ 陳觀烈 & 秦亞男 (1997),第405頁.
  160. ^ 楊國昌 (1981),第110頁.
  161. ^ 楊國昌 (1992),第94-95頁.
  162. ^ 162.0 162.1 162.2 162.3 162.4 162.5 楊國昌 1992,第95頁
  163. ^ 163.0 163.1 楊國昌 1981,第111-112頁
  164. ^ 楊國昌 (1981),第113-114頁.
  165. ^ 楊國昌 (1981),第115頁.
  166. ^ 166.0 166.1 166.2 (蘇)烏羅耶娃 & 李光林 1992,第204頁
  167. ^ 167.0 167.1 167.2 (蘇)烏羅耶娃 & 李光林 1992,第205頁
  168. ^ 168.0 168.1 168.2 168.3 168.4 張秀琴 & 王志岸(2021年),第15頁
  169.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52頁
  170. ^ 170.0 170.1 170.2 170.3 楊國昌 1981,第116頁
  171. ^ 楊國昌 (1981),第116頁.
  172. ^ 楊國昌 (1981),第116-117頁.
  173. ^ 173.0 173.1 173.2 173.3 173.4 173.5 楊國昌 1981,第117頁
  174. ^ 楊國昌 (1992),第96頁.
  175. ^ 楊國昌 (1992),第97頁.
  176. ^ 176.0 176.1 176.2 張秀琴 & 王志岸(2021年),第17頁
  177. ^ 楊國昌 (1981),第120頁.
  178. ^ 楊國昌 1981,第122頁
  179. ^ 徐傑,陳光林 & 陳乃聖(1985年),第262-263頁
  180. ^ 楊軍 & 陳秋豐 (2022),第287頁.
  181. ^ 鄭昕遠 (2022),第387頁.
  182. ^ 182.0 182.1 182.2 182.3 李晶文(2022年),第15頁
  183. ^ 韓佳辰, 李元立 & 高敬增 (1988),第468頁.
  184. ^ 費多謝耶夫(1980年),第805頁
  185. ^ 費多謝耶夫(1980年),第780頁
  186. ^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186.6 徐傑,陳光林 & 陳乃聖(1985年),第263頁
  187. ^ 趙洪(1980年),第79頁
  188. ^ 羅郁聰(1987年),第142頁
  189. ^ 許征帆,成保良 & 劉炯忠(1987年),第422頁
  190. ^ 恩格斯 (1966),第5頁.
  191. ^ 李繼華, 馮鐵金 & 周芳 (2013),第175頁.
  192. ^ 李晶文(2022年),第15-16頁
  193. ^ 復旦大學新聞系(1977年),第174頁
  194. ^ 194.0 194.1 194.2 李晶文(2022年),第17頁
  195. ^ 李晶文(2022年),第18頁
  196. ^ 鐵省林 & 房德久 (2012),第112頁.
  197. ^ 王行坤 (2022),第520頁.
  198. ^ 胡恆 (2016),第228頁.
  199. ^ 張廣智 (2011),第181頁.
  200. ^ 李晶文(2022年),第20頁
  201. ^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朱炳聿(2022年),第24頁
  202. ^ 費多謝耶夫(1980年),第794頁
  203. ^ 203.0 203.1 203.2 朱炳聿(2022年),第25頁
  204. ^ 204.0 204.1 204.2 朱炳聿(2022年),第26頁
  205. ^ 朱炳聿(2022年),第26-27頁
  206. ^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朱炳聿(2022年),第28頁
  207. ^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2021).
  208. ^ 朱炳聿(2022年),第28-29頁
  209. ^ 209.0 209.1 209.2 209.3 朱炳聿(2022年),第29頁
  210. ^ 朱炳聿(2022年),第31頁
  211. ^ 211.00 211.01 211.02 211.03 211.04 211.05 211.06 211.07 211.08 211.09 211.10 楊國昌 1981,第124頁
  212. ^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岡本博之 1993,第514頁
  213. ^ 岡本博之 1993,第514-515頁
  214. ^ 214.0 214.1 214.2 岡本博之 1993,第515頁
  215. ^ 岡本博之 1993,第515-516頁
  216. ^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岡本博之 1993,第516頁
  217. ^ 217.0 217.1 217.2 217.3 楊國昌 (1992),第98頁.
  218. ^ 楊國昌 1981,第124-125頁
  219. ^ 楊國昌 (1992),第98-99頁.
  220. ^ 220.0 220.1 220.2 220.3 楊國昌 (1992),第99頁.
  221. ^ 221.0 221.1 221.2 221.3 楊國昌 1981,第125頁
  222. ^ 宋濤(1988年),第991頁
  223. ^ 岡本博之 1993,第516-517頁
  224. ^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岡本博之 1993,第517頁
  225. ^ 225.0 225.1 225.2 張鍾朴 1998,第32頁
  226. ^ 226.0 226.1 226.2 226.3 李衛生 1993,第36頁
  227. ^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洪遠朋 2018b,第7頁
  228. ^ 228.0 228.1 228.2 何干強 2001,第37頁
  229. ^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潘世偉 & 黃覺哉 2018,第631頁
  230. ^ 潘世偉 & 徐覺哉 2018,第631-632頁
  231. ^ 胡培兆 & 林圃 1985,第133-134頁
  232. ^ 232.0 232.1 232.2 宋濤 & 胡鈞 2018,第341頁
  233. ^ 233.0 233.1 233.2 233.3 朱少偉 2018,第54頁
  234. ^ 234.0 234.1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52頁
  235. ^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熊月之 2005,第627頁
  236. ^ 236.0 236.1 吳傑 1980,第44頁
  237. ^ 雍桂良 1982,第222頁
  238. ^ 238.0 238.1 吳傑 1980,第42頁
  239. ^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高陽 2010,第24頁
  240. ^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吳傑 1980,第43頁
  241. ^ 李惠斌 & 阮益嫘(2019年),第22-23頁
  242. ^ 高陽 2010,第24-25頁
  243. ^ 243.0 243.1 吳傑 1980,第42-43頁
  244. ^ 吳傑 1980,第43頁
  245. ^ 潘世偉 & 徐覺哉 2018,第632頁
  246.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7,第17頁
  247. ^ 潘世偉 & 徐覺哉 2018,第632-633頁
  248. ^ 洪遠朋 2018b,第7-8頁
  249. ^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高明 2010,第25頁
  250. ^ 陳思和 & 王德威 2014,第277頁
  251. ^ 陳思和 & 王德威 2014,第277-278頁
  252. ^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朱少偉 2018,第56頁
  253. ^ 253.0 253.1 雍桂良 1982,第223-224頁
  254. ^ 254.0 254.1 254.2 魏秀春 2016,第258頁
  255. ^ 朱少偉 2018,第54-55頁
  256. ^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朱少偉 2018,第55頁
  257. ^ 雍桂良 1982,第224頁
  258. ^ 雲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2017,第93-94頁
  259. ^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51-52頁
  260. ^ 260.0 260.1 辛鋒 & 王思懿 2017,第76頁
  261. ^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雲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2017,第94頁
  262. ^ 262.0 262.1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53頁
  263. ^ 263.0 263.1 263.2 263.3 雲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2017,第95頁
  264. ^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9頁
  265. ^ 朱少偉 2018,第55-56頁
  266. ^ 266.0 266.1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0頁
  267. ^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0-61頁
  268. ^ 268.0 268.1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1頁
  269. ^ 269.0 269.1 269.2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7頁
  270. ^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1-63頁
  271. ^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5頁
  272. ^ 雲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2017,第95-96頁
  273. ^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4頁
  274. ^ 雲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2017,第96頁
  275. ^ 楊國昌 1981,第136頁
  276. ^ 276.0 276.1 鄭璀 & 藍德健 2017,第68頁
  277. ^ 洪遠朋 2018b,第8頁
  278. ^ 278.0 278.1 洪遠朋 2018,第313頁
  279. ^ 279.0 279.1 279.2 279.3 胡培兆 & 林圃 1985,第182頁
  280. ^ 胡培兆 & 林圃 1985,第181-182頁
  281. ^ 281.0 281.1 281.2 洪遠朋 2018,第314頁
  282. ^ 282.0 282.1 282.2 宋濤 2005,第43頁
  283. ^ 何干強 2001,第37-38頁
  284. ^ 高明 2010,第25-26頁
  285. ^ 285.0 285.1 高明 2010,第26頁
  286. ^ 高明 2010,第26-27頁
  287. ^ 287.0 287.1 287.2 287.3 287.4 287.5 張大偉 & 張福公(2019年),第215頁
  288. ^ 288.0 288.1 288.2 288.3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2頁
  289. ^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0-31頁
  290. ^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1-32頁
  291. ^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1頁
  292. ^ 吳婧 & 吳云云(2017年),第29頁
  293. ^ 293.0 293.1 吳婧 & 吳云云(2017年),第28頁
  294. ^ 金壽鐵(2018年),第1頁
  295. ^ 295.0 295.1 295.2 295.3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3頁
  296. ^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2-33頁
  297. ^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3-34頁
  298. ^ 298.0 298.1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4頁
  299. ^ 胡世禎 2012,第74-75頁
  300. ^ 朱傳棨 (2018),第198頁.
  301. ^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7,第15頁
  302. ^ 楊國昌 1992,第99-100頁
  303. ^ 李成毅 1992,第324頁
  304.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56頁
  305. ^ 305.0 305.1 305.2 305.3 305.4 (蘇)烏羅耶娃 & 李光林 1992,第206頁
  306.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15頁
  307. ^ (2021年),第15頁
  308. ^ 308.0 308.1 張秀琴 & 王志岸(2021年),第16頁
  309. ^ 張秀琴 & 王志岸(2021年),第16-17頁
  310. ^ 上海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 (2005),第110頁.
  311. ^ 311.0 311.1 311.2 譚順 2017,第11頁
  312. ^ 312.0 312.1 王校楠 (2019),第52頁.
  313. ^ 王瞻 (2021),第24-25頁.
  314. ^ 王瞻 (2021),第25頁.
  315. ^ 王校楠 (2019),第51-52頁.
  316. ^ 費多謝耶夫(1980年),第787頁
  317. ^ 317.0 317.1 劉洵(2022年),第3頁
  318. ^ 陳岱孫(1996b年),第1024頁
  319. ^ 陳岱孫(1996b年),第1024-1025頁
  320. ^ 劉洵(2022年),第4-5頁
  321. ^ 張靜(2020年),第121頁
  322. ^ 張靜(2020年),第121-122頁
  323. ^ 陸劍傑 (2014),第19頁.
  324. ^ 張靜(2020年),第122頁
  325. ^ 325.0 325.1 325.2 劉洵(2022年),第6頁
  326. ^ 張靜(2020年),第123-124頁
  327. ^ 張靜(2020年),第124頁
  328. ^ 張靜(2020年),第126頁
  329. ^ 劉洵(2022年),第6-7頁
  330. ^ 330.0 330.1 330.2 330.3 劉洵(2022年),第7頁
  331. ^ 劉洵(2022年),第7-8頁
  332. ^ 蘇聯共產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1983年),第113-114頁
  333.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1974年),第842頁
  334. ^ 張慶熊(2017年),第63頁
  335. ^ 335.0 335.1 蘇聯共產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1983年),第114頁
  336. ^ 《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編輯委員會(1990年),第1029頁
  337. ^ 337.0 337.1 蘇聯共產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1983年),第116頁
  338. ^ 338.0 338.1 宋濤(1988年),第908頁
  339. ^ 蘇聯共產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1983年),第116-117頁
  340. ^ 山東師範學院外語系俄語教研室(1981年),第393頁
  341. ^ 山東師範學院外語系俄語教研室(1981年),第393-394頁
  342. ^ 342.0 342.1 342.2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26頁
  343. ^ 343.0 343.1 (韓)丁聲鎮(2010年)
  344. ^ 金壽鐵(2018年),第1-2頁
  345. ^ 商紫君(2021年),第34-35頁
  346. ^ 346.0 346.1 346.2 346.3 346.4 346.5 商紫君(2021年),第35頁
  347. ^ 商紫君(2021年),第36頁
  348. ^ 商紫君(2021年),第35-36頁
  349. ^ 商紫君(2021年),第37頁
  350. ^ 350.0 350.1 王鳳才 & 袁梵(2020年),第85頁
  351. ^ 洪濤 & 韓志偉(2021年),第30頁
  352. ^ 352.0 352.1 大村泉 & 盛福剛(2018年),第23頁
  353. ^ 雍桂良 1982,第217頁
  354. ^ 宋濤 & 胡鈞 (2018),第338頁.
  355. ^ 宋濤 & 胡鈞 (2018),第338-339頁.
  356. ^ 356.0 356.1 356.2 李軍林 2013,第213頁
  357. ^ 357.0 357.1 357.2 357.3 宋濤 & 胡鈞 2018,第339頁
  358. ^ 358.0 358.1 胡世禎 2012,第80頁
  359. ^ 吉林省圖書館學會 (1988),第54頁.
  360. ^ 李軍林 (2013),第214頁.
  361. ^ 潘世偉 & 徐覺哉 (2018),第630頁.
  362. ^ 雍桂良 (1982),第218-219頁.
  363. ^ 雍桂良 (1982),第219頁.
  364. ^ 364.0 364.1 364.2 364.3 364.4 宋濤 & 胡鈞 2018,第340頁
  365. ^ 365.0 365.1 洪遠朋, 嚴法善 & 高帆 2019,第18頁
  366. ^ 雍桂良 (1982),第221頁.
  367. ^ 田子渝 (2004),第200頁.
  368. ^ 雍桂良 (1982),第221-222頁.
  369. ^ 369.0 369.1 雍桂良 1982,第224-225頁
  370. ^ 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局 (1996),第25, 30頁.
  371. ^ 魏秀春 (2016),第258-259頁.
  372. ^ 魏秀春 (2016),第259頁.
  373. ^ 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局 (1996),第30頁.
  374. ^ 陳飛寶 (2007),第211-212頁.
  375. ^ 楊斌林 (2008),第16頁.
  376. ^ 臧傑 (2013),第1, 3頁.
  377. ^ 羅旋 (2016),第4, 20頁.
  378. ^ 李京 (2019),第161, 163頁.
  379. ^ 徐寶璜 (2010),第525頁.
  380. ^ 祝勇 (2001),第380頁.
  381. ^ 崔友平等(2022年),第35頁
  382. ^ 楊斌林 (2008),第14頁.
  383. ^ 383.0 383.1 何干強 2001,第36頁
  384. ^ 鄧曉芒 2021,第158頁
  385. ^ 姜昊騫 2021,第97頁
  386. ^ 鄭奎飛 2015,第27頁
  387. ^ 譚順 2017,第1頁
  388. ^ 388.0 388.1 鄭奎飛 2015,第28頁
  389. ^ (韓)林昇秀(2011年),第2頁,前言
  390. ^ 鄭文陽 & 郝火炬(2014年),第72頁
  391. ^ 何干強 2001,第35頁
  392. ^ 張建華(2020年),第45頁
  393. ^ 趙興勝 2016,第1167頁
  394. ^ 譚順 2017,第10頁
  395. ^ 蘇聯共產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 1983,第113-114頁
  396. ^ 譚順 2017,第9、12頁
  397. ^ 譚順 2017,第7-8頁
  398. ^ 魏塤 (2019),第336頁.
  399. ^ (德)約爾格·吉多·許爾斯曼, 黃華僑 & 梁捷 2016,第93-94頁
  400. ^ 張寶明 2019,第135頁

參考書籍

編輯

參考文獻

編輯
  • 崔友平; 胡毅; 馮瑾; 許萌. 《资本论》版本考究. 國外理論動態 =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22, (6): 25-35 (中文(中國大陸)). 
  • 大村泉; 盛福剛. 《资本论》第1卷首版在日本的收藏和1920年代的马克思热潮 Collections of Capital vol. 1 in Japan and the Upsurge of Marx in 1920s. 現代哲學 = Modern Philosophy. 2018, (5): 22-32 (中文(中國大陸)). 
  • 高陽. 連真然; 李志民 , 編. 《资本论》法译本、英译本和中译本的历史考证. 譯苑新譚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12, 2. ISBN 978-7-220-08213-9. OCLC 862726116 (中文(中國大陸)). 
  • 洪濤; 韓志偉. 《资本论》在韩国翻译与传播的百年历程. 國外理論動態. 2021, (2): 26-36 (中文(中國大陸)). 
  • 金壽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译介在韩国——MEGA韩文版翻译编辑委员会姜信俊委员长访谈录. 國外理論動態. 2018, (4): 1-9 (中文(中國大陸)). 
  • 李晶文. 马克思《资本论》在意大利的传播历程研究. 國外理論動態. 2022, (4): 14-22 [2023-06-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6-16) (中文(中國大陸)). 
  • 劉洵. 马克思《资本论》在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的传播历程研究. 國外理論動態. 2022, (4): 3-13 [2022-06-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16) (中文(中國大陸)). 
  • 商紫君. 马克思《资本论》在日本的传播历程研究. 國外理論動態. 2021, (4): 34-41 (中文(中國大陸)). 
  • 王校楠. 德语世界《资本论》研究的互动与传承——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到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 教學與研究. 2019, (4): 51-58 (中文(中國大陸)). 
  • 吳傑. 北京師範大學政治經濟系. 《资本论》的几种中译本. 《資本論》研究論叢. 1980-05, 1 (中文(中國大陸)). 
  • 吳婧; 吳云云. 《资本论》的朝鲜文翻译——访翻译家田洪烈先生. 民族翻譯. 2017, (2): 27-31 (中文(中國大陸)). 
  • 楊國昌. 一部科学巨著的诞生——关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社會科學戰線. 1980, (4): 82-89 (中文(中國大陸)). 
  • 葉玉珍. 《资本论》在俄国的翻译和出版. 圖書館雜誌: 40-41. [2023-06-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6-25) (中文(中國大陸)). 
  • 雍桂良. 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 《资本论》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 文獻. 1980, (1): 243-251 (中文(中國大陸)). 
  • 張建華. 《资本论》俄文版在俄国和中国. 中國圖書評論. 2020, (6): 45-57 [2023-06-25]. ISSN 1002-235X.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6-25) (中文(中國大陸)). 
  • 張靜. 《资本论》在俄国的传播与列宁资本主义观的形成 (pdf). 馬克思主義研究. 2020, (9): 121-127 [2023-06-28].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3-06-28) (中文(中國大陸)). 
  • 張秀琴; 王志岸. 马克思《 资本论》 在英美的传播历程研究. 國外理論動態. 2021, (4): 14-23 (中文(中國大陸)). 
  • 張鍾朴. 日本出版《资本论》新译本. 國外理論動態 =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1998, (11): 32 (中文(中國大陸)). 
  • 朱炳聿. 马克思《资本论》在西班牙的传播历程研究. 國外理論動態. 2022, (4): 23-33 (中文(中國大陸)). 
  • (韓)丁聲鎮. 由汪行福翻譯. Marx in South Korea [韓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現狀].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社會主義與民主. 2010, 24 (3). doi:10.1080/08854300.2010.5136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6-12). 

另見

編輯

外部連結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