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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灾害

（重定向自中国自然灾难史）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主要分为火灾、洪涝、地震、台风、瘟疫、旱灾和蝗灾。中国历史上，灾荒让大量灾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1990年后，每年天灾的死亡人数有降低趋势，但经济损失逐步上升；2006年后，每年经济损失均达人民币两千多亿元以上。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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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火灾

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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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水灾史

中国水灾频仍，商朝的五次迁都均为水患所致。历朝水患尤以黄河为烈。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从黄土高原带走16亿吨黄沙。因此黄河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1194年至1855年间黄河竟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史称“黄河夺淮”。

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决口”于今滑县东北，河道向东迁移80公里，由今黄骅入渤海，史称汉志河。

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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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大雨，百姓饥乏，武帝“徙贫民于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史记·平准书》）。

公元11年，“黄河第二次决口”于今濮阳西北，河道向东迁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称东汉河。

延光元年（122年），黄河水患。

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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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四月，江东大水，李淳风认为“时王导等潜怀翼戴之计，阴气盛也”[2]。

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发生大水，在于“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决事禁中，阴胜阳故也”[3]。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疫灾大起，“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4]。

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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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八年（598年），河南诸州大水，则被认为“是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滥杀宫人，放黜宰相。杨素颇专。水阴气，臣妾盛强之应也”[5]。

仁寿二年（602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6]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7]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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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8]

元和七年（812年）五月庚申，宪宗对宰相说：“卿被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回复：“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称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9]

大历十二年（777年）秋，大雨成灾，农作损失惨重。御史巡覆，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余顷。皇帝告诉朱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10]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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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第三次决口”于今濮阳东昌湖集，河道西迁80公里，河水分两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黄河第四次决口”于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汇集淮河注入黄海。

《祥符县志》、《开封黄河志》载：大定二十年（1180年）黄河在开封县境决口。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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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黄河决溢143次，如1410年黄河泛滥事件。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有11年黄河发生决口，史不绝书。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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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年大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11]。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庐水没无干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12]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与四十八年，桐乡相继有旱涝之灾，汪文桂“设粥厂，立药局”，救济饥民。

雍正四年（1726年）浙西遇水灾，汪文桂首倡赈济，“以食饥民”[13]。

嘉庆九年（1804年）浙西水灾，巡抚阮元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渡荒[14]。

道光三年（1823年）直隶大水，受灾州县120个，总督蒋攸铦请出帑银180万，修治永定河[15]。

光绪九年（1883年）顺天府水灾，顺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乡镇及京城六门外设立粥厂。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顺天府水灾，震钧《天咫偶闻》载：“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光绪十六年（1890）顺天府又大水，时京中“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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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天津水灾时的天津日租界旭街

民国十年（1921年），江淮大水。山东、河南、安徽、江苏4省农田被淹326.7万公顷，766万人受灾，2.5万人死[16]。

民国二十年（1931年）7－9月，江淮水灾。高邮湖缺堤。武汉、南京、高邮、上海等地受灾。官方报告死亡人数估计200万人。

1938年6月，日军攻占开封后，国民政府挖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进攻郑州、武汉，但也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0余县成为黄泛区，89.3万人命丧黄泉[17][18]，1200万人流离失所，被迫迁移[19]；黄河直至1946年方才回归故道[20]。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洛阳。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10月，因连续暴雨和日军扒开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八百多万人受灾，六十五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法币6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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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防汛纪念碑，纪念1954年长江洪水
 
1975年8月河南“75·8”水库溃坝洪水淹没范围
 
长江堤岸的一块指示牌，记载了此处1998年中国水灾的最高水位
 
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期间被淹没的铜陵市大通古镇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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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地震列表
 
中国地形图，中国是世界上地震最频发的国家之一，21世纪仅有的2次大陆8级以上地震都发生在中国。
 
唐山大地震后倒塌的楼房 (原唐山理工大学校内)
 
2008年汶川大地震

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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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台风尼娜后河南“75·8”水库溃坝洪水淹没范围

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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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瘟疫史
 
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死者
 
2020年COVID-19疫情：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后，武汉地铁6号线大智路站于当日10时发出末班车

瘟疫，亦称大流行，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首次的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60年，正值中国清朝后期。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远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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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31]至于“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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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己酉，“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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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于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诏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伤寒论》张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围，“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令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

黄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筑南巡台于宛（今南阳）。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青龙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龙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正始三年（242年）是年为吴赤乌五年。“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32]

两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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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3]

建元元年（479年），顾宪之提升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34]

天监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诏以东阳 （今金华）、信安（今衢州）、丰安（今浦江）三县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豁课调。是夏多疫疠。”[35]

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后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兴公主疾笃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军围建邺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长子萧坚“终日蒲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这年三月，有士兵“以绳引贼登楼，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当时疫灾尚未平息，“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36]

天嘉六年（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年）十二月，“是岁，河南大疫”。“是时频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3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陈军伐北齐，诏曰：“大军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馑疾疫，不免流离。”[38]

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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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

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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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贞元十六年（800年）……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义不存抚，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冢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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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祐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辽、金、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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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39]。“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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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至正四年（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中亚、波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金帐汗国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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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40]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41]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42]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43]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44]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45]。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爆发“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灭亡。

  • 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龙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46]
  •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 崇祯十三年（1641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47]
  •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48]
  •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注：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疟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军入侵时带进关内的。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入关的清军安然无恙。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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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云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山东即墨大疫。六月，山东黄县大疫。[49]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战区中出现严重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万余人。夏天，陕西瘟疫流传。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记陕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疠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无一生者。”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50]，当时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户部左侍郎孙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𫍽病逝。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愈。

1855年，咸丰年间，云南爆发鼠疫，引发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万人死亡。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于香港，后即酿成疫疠[51]，并造成大流行，与1855年云南清水鼠疫有间接关系。

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伍连德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鼠疫）……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分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区死亡超过一万余人。[52][53]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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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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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旱灾史

邓拓（邓云特）编著的《中国救荒史》中介绍：“中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商汤十八年（前1766年）至纪元后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6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其中，旱灾共1074次，平均约每3年4个月便有1次。[54]袁林在《西北灾荒史》中统计出隋至民国（581—1949年）期间陕西发生旱灾652次，甘宁青地区有601次。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次大水灾和1300多次大旱灾。陈达在《人口问题》中统计，自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间，水灾年份达1031年，旱灾年份达1060年。[55]旱灾（drought）其实即是缺乏水，农产品因此而枯萎，导致饥荒。干旱大部分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水灾则多在江南地区。

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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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建国不久便发生罕见旱灾，旱情持续长达数年之久。《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篇》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间），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汉书·食货志》载：“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管子·轻重篇》亦载：“汤七年旱，民有无子者。”管仲还认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56]

《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文丁五年，洹水一日三绝”。

《淮南子·俶真训》载：“殷纣时，峣山崩，三川涸。”《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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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57]以及“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58]的描述。《诗经·大雅·云汉》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集传》：“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胜也。”

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连续六年大旱。[59]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史载“三川竭，岐山崩”，[60]三川即泾河、渭河、洛河。当时的哲人伯阳父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61]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

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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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62]

《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前汉书·武帝本纪》载，（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63]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发生大旱灾。《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

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64]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65]

《后汉书·杨终传》载杨终上疏：“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

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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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四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诏说：“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66]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67]

太和十二年，“是岁，两雍及豫州旱饥。明年，州镇十五大馑。”[68]

南朝宋大明年间有旱灾。沈约在《史臣曰》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69]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吴越，是岁大旱，斗米五千，人多饥死。”[70]

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崔光上表：“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弊。”[71]

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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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八年（612年）大旱，“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72]

大业十三年（617年）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72]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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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73]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74]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监察御史，负责赈灾，他写有《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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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梦雷在湖南大旱饥荒，写下一首《勘灾诗》，“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江浙郡国，秋旱。[75]

开禧三年（1207年）夏秋，久旱，大蝗。[75]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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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76]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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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77]

洪武三十年（1397年），“郁林州旱，庄稼失收，次年乃饥。”

《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陕西连年大旱。[78]

《烈皇小识》：“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崇祯四年，“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

崇祯十年，“是夏，两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

崇祯十二年，“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的《荒年志》碑记崇祯十三年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有专家统计明朝旱灾次数一共有174次。[79]当时旱灾之总数各世纪之冠。[80]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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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画，《中国饥荒》（The Famine in China）。饥荒受难者被强迫把儿女给卖掉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乾隆二十年（1755年），“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81]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个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绪元年至四年间发生丁戊奇荒，尤以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为重，“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无收，赤地千里，大饥，人相食。”又山西境内“无处不旱”，“河东两熟之地，灾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82]是年8月1日，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折曰：晋省报灾州已有57处，饥民200余万，后来“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83]据12月10日奏报统计，全省被旱10分（颗粒无收）者16个州县；被旱9分者13个县；被旱8分者30个县；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还有9个县。[84]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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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至抗战前的二十六年之间，至少有十五年的时间发生水、旱等灾荒[85]。

1920年华北大旱灾，陕西、河南、山东、直隶、京兆大旱，数十万流民逃荒至东北[86]；同时段发生1921年湖南饥荒。

民国十八年年馑，这场灾荒则导致了中国陕西、河南、甘肃多达数百万人丧生，陕西省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河南省志》记载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河南《巩县县志》也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

1942年河南爆发重大旱灾[87]，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这一年总共造成了360万老百姓饿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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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中国依旧是旱灾频发，几乎是无年不荒，缺水成为中国全国境内最迫切的问题。2006年内蒙古苏尼特草原持续旱灾[88][89][90]。2006年5月中旬以来，重庆市遭遇大旱灾。2009春，干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达到特旱。2010年初，云南、贵州为中心的五个省份已达到特旱。2019年，中国多地出现严重干旱[91][92][93]。

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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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蝗灾史
2020年7月31日 直击云南江城灭蝗：从阻击战转入歼灭战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明末农学家徐光启《除蝗疏》言：“国家不务畜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旱灾之后更容易引起蝗灾，所谓“旱极而蝗”，[94]由于蝗虫能飞移，有时候大量发生，形成大集团，因此灾害扩大面积往往远大于水、旱。

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一文认为中国蝗灾史可追溯到甲骨文。[95]《诗经》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96]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秉畀炎火”意思是指晚间以火诱捕蝗虫以消灭之。[97]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记载：“虫食谷者，部吏所致”，蔡邕说，“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灾难的源头，均出自于官衙的苛捐杂税。

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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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五行志》载：（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国；二十八年（52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国。”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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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628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98]

开元三年（715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的虫灾，“蚀稼，声如风雨。”宰相姚崇下令捕蝗灭虫，汴州刺史倪若水抗拒，反对捕蝗，姚崇向倪若水批评说：“坐看食苗，忍不相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旧唐书》载倪若水率民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99]此法称为“埋瘗法”。

《通典》卷7：“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诸州大蝗。”

《新唐书·五行志》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发生蝗灾，“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

贞观二年六月（628年），“京畿旱蝗。”（《新唐书》卷36《五行三》）

兴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麦枯死，禾无苗，关中有蝗。”[100]

《旧唐书·五行志》载：（唐贞元元年，785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

《新唐书》武德六年，“夏州蝗。蝗之残民，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故以属鱼孽。”

开成四年（839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旧唐书》卷37《五行志》）

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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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五行志》记载：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爆发蝗灾，“许、汝、蔡、陈、颍五州生，有野禽群飞蔽空，食之皆尽。”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十国春秋·吴越忠懿王世家》）

《旧五代史·五行志》载，乾祐二年（949年），蝗虫蔓延到宋州（今河南商丘），“蝗一夕抱草而死”。这种“蝗一夕抱草而死”的记载殊为可议，有人认为是粉饰太平，也有人认为当地植物有杀蝗效果，如周怀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灾考察》一文说：“在淮河流域的植物类中，也有杀蝗的草本植物……”，“宋州发现当地生长杀蝗的草本植物……”，一般称“抱草瘟”，或吊死瘟（蝗霉病）。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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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三年（986年），“山蝗，鄄城县有蝗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贝、许、沧、沂、蔡、汝、商、兖、单等州，淮阳、平定、彭城飞蝗，抱草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至道二年（996年）六月“亳州蝗，秋七月谷熟，许、宿、齐三州蝗抱草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秋七月丙辰，“开封府祥符县蝗抱草死，有数里。”（《宋史·真宗本纪》）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高邮飞蝗抱草死。”（《宋史·五行志》）

乾道元年（1165年）六月壬辰，“淮南转回判官姚岳言：境内飞蝗自死。”（《宋史·武宗本纪·五行志》）

《宋书》载景祐元年春正月，“诏募民掘蝗种，给菽米。”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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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诸暨蝗及境，皆抱竹死。”（《元史·真宗本纪》）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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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御制皇陵碑》：“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尽；万历十四年飞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宝武界，饥民相食。”（天津市《宝坻县志》）

万历十九年（1591年），“天津县夏蝗飞蔽天，声如雷雨，食苗殆尽”，新乐“夏五月蝗生县东，未几数日滋类遍野。”

天启六年（1626年），迁安“秋七月飞蝗蔽野，大伤禾稼。”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初九日，徐光启上疏“屯盐疏”，其中第三篇为“除蝗疏”，后编入《农政全书》。

有专家统计明朝蝗灾次数一共有94次。[79]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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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生著有《捕蝗考》，有“备蝗事宜”和“前代捕蝗法”两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条分缕析，颇为详备，虽卷佚寥寥，然颇俾于实用”。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光绪三年《海盐县志》卷十三：“康熙十年七月二十日，蝗从西北来，飞过城上。”

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十载：“康熙十一年，飞蝗蔽天，自北而南，所过但食竹叶芦穗，无食禾者。”

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徐州邻县秋蝗入州界，不食禾皆抱草而毙。”（《清史稿·灾异志》）

清雍正十年（1732年）“泗阳西乡柴林湖夏蝗蝻遍地，厚数寸。官兵惶惧，旋尽抱草僵死。”（《清史稿·灾异志》）

清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河南蝗来境，抱草而死，不为灾。”（《清史稿·灾异志》）

光绪八年《归安县志》卷二七：“乾隆二十年，蝗蝻生。”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郧阳二月“蝻起，至四月皆依草附木而枯。”《清史稿·灾异志》

咸丰二年（1852年）底：“柳、庆上年早蝗过重，一二不逞之徒倡乱，饥民随从抢夺，比比皆然”[101]。

咸丰三年（1853年），“夏，武郡蝗虫蔽日”（咸丰《武定府志》）

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蝗从南来，飞蔽天日．集田害稼”（宣统《重修恩县志》）

咸丰六年（1856年），“夏，蝗虫又起，飞翳天日，栖树枝折，复值岁饥，木叶草亘，人虫争相取食，衰鸿遍野，卖男鬻女”[102]

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飞蝗遍野。六月，蝻生，食禾害稼”（民国《定陶县志》）

民国十年《嵊县志》卷十三：“咸丰六年八月，有蝗自北来，顷刻蔽天。”

咸丰六年（1856年），安徽皖北大旱，“旱，飞蝗大至，食禾几尽。”（民国《太和县志》）

民国《吴县志》卷五五：“咸丰六年七月，蝗从西北来，如云蔽空，伤禾。同治元年七月甲申，飞蝗自北至南，有雷声送去。”

《清史稿·灾异志》载：“八月，昌平蝗，邢台蝗，香河、顺义、武邑、唐山蝗。”

咸丰七年，“秋七月至望复返，群飞蔽日，食禾太甚。”（雍正《辽州志》）

光绪三年（1877年）阜宁五月“大风雨，蝗抱草毙。”（《清史稿·灾异志》）

光绪《松江府志》卷三十九载“秋八月，飞蝗蔽天，城乡俱是，中秋后热如夏，蝗复来。”

宣统《太仓州志》卷二十六载“夏，蝗自北来，既而入海，灾亦不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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