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之死

1975年4月5日23时50分,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中正在台北病逝
(重定向自蔣介石逝世

1975年4月5日午夜23时50分,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台湾台北市士林区士林官邸“因心脏病突发、急救无效[1]”而病逝,享寿88岁。

蒋中正的逝世与丧礼
日期1975年4月5日
地点 中华民国台北市士林区士林官邸
参与者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中华民国政府文武官员、中国国民党党员及中华民国国内外人民

背景 编辑

1969年9月16日,一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开会后下阳明山急驰,蒋车队紧急刹车,导致蒋伉俪遭遇车祸均受伤;隔月健检时发现蒋胸腔遭撞击致心脏瓣膜受伤,健康状况从此欠佳。

1972年3月,蒋因前列腺肥大做手术[2]:465。据报章刊载:宋美龄曾提出要蒋到美国做手术,宋认为美国医生医术高明[2]:465。蒋也认为美国医生医术比台湾医生高明,但认为美国有人要把他赶下台、必要时可能暗杀他,因此不愿去美国求医[2]:465蒋经国从来服从蒋,也不同意宋之建议,认为宁可延聘美国名医,也不能前往美国[2]:465-466。最后,蒋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做手术,后转为前列腺宿疾[2]:466。从此,蒋健康一蹶不振[2]:466

1972年7月,蒋感染感冒[2]:466。7月22日午后,引发肺炎,嗣经诊治,“日就痊可”[3]:128。8月6日,蒋移入荣民总医院疗养[4]:131。9月15日,午间又告感不适,嗣经诊治,“即迅速恢复正常”[3]:128

在宋美龄坚持下,蒋身体日适,1973年12月22日,自台北荣民总医院返士林官邸休养[3]:130。此后,蒋宣布避不见客,实际是退休[2]:466。尽管蒋仍是总统,但工作基本由严家淦与蒋经国处理[2]:466。遇到重大问题,严家淦与蒋经国总是至蒋病榻前请示、汇报[2]:466

蒋病入膏肓,声音越来越弱[2]:467。1974年8月,政府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2]:467。10月31日蒋寿辰时,政府制作“蒋总统万岁”徽章供民众佩戴[2]:467。12月1日,蒋流行性感冒致肺炎复发;12月27日晨,慢性摄护腺炎又发,同时发生膀胱内出血,身体体力已益感不支[5]:774。因蒋长期服用抗生素以致细菌抗药性增加,治疗颇费周章[2]:467

1975年1月初,蒋病情仍无好转,高烧不退[2]:467。蒋经国每天至少3次前往探病,蒋抓住蒋经国手良久,语言甚低[2]:467。蒋经国见蒋病状无起色,深感不安,夜不能眠[2]:467。1月9日,蒋肺部炎症终无法根治,致时有轻度之寒热症状[5]:775。夜间,蒋睡眠中缺氧,经急救转安。肺炎复发,经加诊治,原已有进展[6]:145。蒋于病中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1975年3月26日晚,蒋病情恶化,经3个多小时急救才见好转[2]:467。蒋醒来后,令蒋经国召五院院长来士林官邸听蒋口授遗嘱[2]:467。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2]:467

逝世 编辑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清晨蒋经国往卧室请安,蒋已起坐[6]:144。于午后感腹部不适,情绪极度不安,小便量减少[5]:755。晚上8时原已就寝,不意忽发生突发性心脏病,虽经急救,仍回天乏术,于晚上11时50分与世长辞[6]:144[7][8],享寿88岁[5]:772[9]。宋美龄及蒋经国和蒋孝武蒋孝勇等家属随侍在侧[5]:773。当晚,蒋经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事宜。医生急救无效后,发表公告:“总统 蒋公春间肺炎复发,经加诊治,原已有进展,于今日上下午尚一再垂询蒋院长今日工作情形,不幸于今日下午十时二十分发生突发性心脏病,经急救至午夜十一时五十分无效,遂告崩殂。医师王师揆、熊丸、陈耀翰。”[6]:145

蒋经国当晚日记载:“忆晨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寿诞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似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时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急救无甚效果。”[10]

4月6日2时30分,移灵石牌荣民总医院,并设灵堂[6]:145

消息发布 编辑

行政院新闻局发布新闻公报后,中广随即恢复播音于凌晨3时播出新闻快报率先报导蒋中正逝世。 三家无线电视台部分,华视于早上6时晨间新闻中,由主播栾锦华率先报导相关讯息,中午开播的台视中视则是在午间新闻头条报导。

追思 编辑

1975年4月6日上午7时,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研商国是及筹组治丧事宜,会议之初,全体起立为蒋默哀三分钟,听取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报告蒋逝世经过、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宣读遗嘱[6]:145-146。蒋经国以从政党员身份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 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院长一切职务,是所至祷。”[6]:146经临时常会讨论一致决议后,蒋经国发表谈话:“经国请辞行政院院长职务,顷经中央常务委员会责以‘效死勿去’之义,敢不衔哀受命,墨绖从事,期勿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6]:146-147上午11时,副总统严家淦依法继任总统,在总统府宣誓就职,并发布命令:“国家不幸,故总统 蒋公忧勤遽逝,全国哀伤,举世震悼。兹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棻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大员敬谨治丧,此令”[6]:147-148

旋又发布(六四)台统(一)义字第一四九八号令〈志哀办法〉,规定:

一、全国军、公、教人员应缀配丧章一个月。

二、全国各部队、机关、学校、军舰及驻外使馆等应自即日起下半旗志哀三十日。

三、各要塞、部队及军舰均应自升旗时起至降旗时止,每隔半小时鸣放礼炮。

四、全国各娱乐场所应停止娱乐一个月[6]:148

4月6日起,报纸自动停止套红及彩印一个月;广播电视取消一切娱乐节目;各电视台并改以黑白播出哀乐、新闻及蒋行谊影集[6]:149。而教唱蒋公纪念歌也成为全民运动[11]:261。4月7日上午11时30分,蒋经国侍宋美龄往荣民总医院瞻仰蒋遗容,宋美龄率家人行礼拜奠时,阖家痛哭失声,侍卫人员亦泪如雨下[6]:150。4月8日上午,蒋经国到灵堂跪哭哀思。蒋孝章自美国返台湾奔丧,与蒋经国抱头痛哭[12]:3

宋美龄给蒋中正先生的花圈写着:“介兄夫君千古 妻 美龄敬挽”。为了表示对丈夫的尊敬之意(避称名讳,而呼其字)。反过来说孙中山(Sun Yat-sen)和蒋中正(Chiang Kai-shek)的英文称呼,都是翻译其而非其。原因也很简单,当初国民党文宣部为了表示对革命领袖的尊敬,所以是避称名讳而呼其字。74岁的前东北军司令张学良也拖着年迈身躯,到摆放蒋中正遗体的水晶棺前道别,并送了一副16字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移灵 编辑

1975年4月9日,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上七条裤子、七件内衣[2]:481,并著长袍马褂、佩勋章[13]:3。11时,全家大小跪祭,于政府治丧大员公祭后,即移灵至国父纪念馆,路经天母士林圆山中山北路仁爱路,沿途民众排列百万人,处处路祭,人人哀号,哭泣跪拜[13]:3。中午安置遗椁于国父纪念馆大会堂[13]:3。灵车于下午1时10分护送至国父纪念馆,蒋生前之侍从人员恭舁灵柩进入灵堂;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蒋家亲属、严家淦暨中央大员恭护灵柩至灵堂,约10万民众集于纪念馆四周[14]:26。灵堂四周并竖88根白色腊爉,灵堂中央供奉蒋巨幅遗像与遗嘱;灵衬奉安灵堂后,随即启盖,蒋经国扶侍宋美龄登上礼台行三鞠躬礼,随后严家淦率领全体官员致祭,并依序瞻仰遗容[14]:29

当天仪式全程依序由中视(台北荣民总医院启程)、 华视(往国父纪念馆沿途)、 台视(国父纪念馆安灵礼)直播。

瞻仰遗容 编辑

4月10日上午7时起,民众开始进入纪念馆瞻仰遗容,第一天即有28万人之众[13]:4。全国同胞及海外回国侨胞每日至灵前致敬者数十万人[3]:134。国父纪念馆蒋灵堂于4月10日上午7时至4月14日午夜11时50分止,供民众前往瞻仰遗容,据统计在此期间前往瞻仰之中外人士,多达250万人;治丧委员会原定瞻仰时间为每日上午7时起至下午9时止,由于瞻仰人群越来越多,次日改为上午6时起至晚上12时止,4月12日起复改为24小时,每天排队进入灵堂之行列长达数公里,蒋经国暨家属晨昏前往灵堂致哀[15]:31

奉厝慈湖 编辑

蒋奉厝大典于4月16日举行,中外人士2, 800余人参加,上午8时正,宋美龄由蒋经国和蒋纬国扶侍,自灵堂东侧步上礼台,蒋大殓奉厝大典即隆重开始;由严家淦主祭,全体治丧委员陪祭、于献花、行礼后,由家属于痛哭中将棺盖妥,盖棺后,中华民国国旗中国国民党党旗庄严覆于灵柩上[16]:75。4月16日上午,蒋经国陪侍宋美龄至国父纪念馆,8时5分,蒋遗体举行大殓,蒋家人环侍而哭,由蒋经国盖棺[13]:8。蒋大殓时,佩挂采玉大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国光勋章[17]:4。8时30分开始追思礼拜,周联华牧师以“另一位见证人”为题证道,称颂蒋是位信心的英雄,也是位见证人;因有坚强的信心,转移了历史,创造了时代[16]:75。举行追思礼拜,各国吊唁特使均参加[13]:8,纷纷派代表团前来致祭[3]:134。9时30分,在二十一响丧炮声中启灵,中央大员及外国特使团团员等2,000余人执绋终点,宋美龄率家属答谢;文武官员分别登车护送灵车,至慈湖行馆安厝,沿途恭行路祭之民众密密延绵[16]:75。中午12时50分,蒋灵榇暂厝桃园县大溪慈湖宾馆正厅,俟大陆光复后再行奉安[3]:134

其子蒋经国灵榇暂厝桃园县大溪头寮宾馆,“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18]:62

当日仪式全程依序由台视(国父纪念馆大殓及追思礼拜、启程)、中视(往慈湖沿途)、华视(慈湖奉安)直播。[19]:280

身后 编辑

1976年,国府除了保持蒋出生日10月31日为“蒋公诞辰纪念日”外,另立4月5日为“蒋公逝世纪念日”,亦放假一日。1990年代末,台湾实施周休二日后,蒋公诞辰纪念日改为“只纪念不放假”的法定节日。2007年8月,当时执政之陈水扁政府以“去威权”为由正式废除该等纪念日[20]。2005年,国防部规划将蒋家父子遗体一同迁葬至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21],但顾虑各界意见而尚未执行。

各方反应 编辑

  美国 编辑

 
1975年4月15日,美国副总统洛克斐勒,以特使身份,率特使团一行廿余人,搭机抵达台北,参加故总统蒋公丧礼
 
1975年4月11日,驻台美军第327航空师官兵及职员在蒋公灵前行礼致哀
 
1975年4月16日,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官兵代表及家属八十多人,前往慈湖瞻谒致敬

1975年4月12日,美国白宫发表参加蒋丧礼代表团声明:“福特总统今天指派副总统洛克斐勒率领九人美国代表团……预定4月13日出发,丧礼是1975年4月16日。”[22]:10第37任美国总统理查·尼克森于1975年4月6日发表声明称:“蒋总统为美国战时一位伟大的盟友及一位英勇的领袖。我们于一九五三年初次会晤之后,这些年来,我即认识并敬仰蒋总统为一位政治家及友人。我发现他是一位睿智、有大勇的人,他坚定的献身于他所坚信的原则。……”[22]:10前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谈话于1975年4月6日称:“蒋总统的去世,使我们在自由世界的人,失去了一位具有超然勇气的领袖。他是一位始终忠于朋友和原则的伟人。……”[22]:11他于同年4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追思礼拜中悼辞〈蒋总统——自由的卫士〉称:“……蒋总统八岁丧父,由他母亲独负教养之责。他常常回忆慈母的训诫:‘我所为你祈祷的,祇要你能忠爱国家,并保存祖先的好名誉。’他养成一种牢不可破的道德观念,责任感和以坚忍精神应付艰难的能力,应该归功于他的母亲。……在开罗会议完毕后,我听到罗斯福总统颂扬蒋委员长是一位大勇和具有远见的人,而对现在与未来的种种问题,了解非常深刻。……蒋总统了解,人类的自由乃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石,正如他了解在较大的国际关系领域中,有了自由就无战争的危险,而且有更大的和平可能。他曾写道:‘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位独裁者,我当然会与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被人们所遗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能为一个民主政府奠定真正的稳定基础,我将永远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谁能不相信他已在台湾奠定了为后世子孙所凭借的自由基石?”[22]:33-37第38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发表声明称:“……蒋总统是一位坚决正直、大勇、和深具政治信念的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盟国领袖的辞世最迟者,各种职业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会记得他的崇高和对他信仰的主义之献身。……”[22]:14月15日,美国副总统洛克斐勒率团抵台时发表书面声明:“……美国人民将长远铭记蒋总统的果断、大勇和爱国情操,以及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身为同盟战友对盟国目标的贡献。”[22]:2-3

  日本 编辑

由于当时中华民国和日本已断交,因此内阁官房长官井出一太郎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一个“非官方”谈话称赞蒋:“在激动历史的转变中的日本国民之间所熟知而且亲密的人士,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确信必将留住人们的记忆里……蒋总统是再造日本的大恩人,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加速了日本战后重建与复兴。蒋总统的逝世对日本国民有如晴天霹雳,有良知的日本国民莫不悲痛万分”[2]:487。同日,前首相佐藤荣作谈话称:“日本将永远难忘蒋总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予日本的大恩大德。最令日本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蒋总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以德报怨的恩惠。”[22]:7接着,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也以自由民主党总裁名义发唁电给蒋经国。4月7日,自民党干事会决定派遣前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为“自民党总裁代理”名义前往台湾吊丧。消息发表后,立刻引起中国大陆方面强烈谴责。中国大陆对日本政府两面讨好作风反应极大,认为“在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在交涉缔约的阶段,日本政府此举,实是给日后的中日友好关系予以恶劣的影响”。三木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后,“为了不加深对中国方面的刺激”,改变主张,认为最好以私人名义前往吊唁。结果,在自民党会议上,佐藤荣作以自民党“友人代表”出席蒋丧礼。其余出席者尚有其兄岸信介、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等人。日本全国各报都以第一版头条新闻刊登蒋去世消息及其遗像。《朝日新闻社论说:“蒋介石氏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蒋氏的光荣在领导对日抗战胜利时达到了顶峰,并且由于蒋氏的以德报怨的布告,使得日本的二百万军队能够生还故国,是日本国民所无法忘怀的事……”,蒋经国上台以后将可能是一种“现实、合理路线性浓厚的融和政策”。《产经新闻》说在“蒋经国时代”来了以后,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不可能有所变化。《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也都强调蒋的“以德报怨”和“革命的精神”。《日本经济新闻》说:“蒋氏之死是反攻象征的消失和国共对立抗争解决的好机会”[23]

  大韩民国 编辑

4月6日,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发表特别声明:“蒋总统不但对导致二次大战盟国胜利有伟大的贡献,而且对韩国的独立运动,也曾予积极的支持。蒋总统对二次大战后为奠定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基础,贡献尤多。他的这些无法数计勋业,将永为韩国人民所难忘……”[22]:1并发表悼辞称:“……本人和韩国同胞暨全世界所有崇仰其勋业的人们,敬向蒋总统历尽艰困,而仍固守信仰,坚毅不拔的精神致最崇高的敬礼。……”[22]:29[24],并派出总理金锺泌来台吊唁。韩国媒体亦大篇幅报导[25][26][27]。4月8日,英文《韩国时报》社论称:“……这位已故中国政治家,在我国悲剧殖民时代中对我们爱国志士不断予以援助,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使韩国人民恢复国家的独立。……自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蒋总统创造新的社会风气。因此,目前自由中国人民享受繁荣的经济,其经济体系比迁台时扩大为十倍,国民所得在七百美元以上……自由中国人民预期在今后五年内,将使他们的国家在经济上趋于先进国家之林。蒋总统在韩国历史黑暗期间,援助韩国独立斗士,并予以庇护,此一历史事实,韩国全体人民将没齿难忘。我们爱国志士在蒋公鼓励和保护下,能在国外对国内的殖民统治者斗争。由于一九四三年开罗宣言的明白规定,蒋委员长促使世界各国承认独立韩国的历史正当主张。在他领导之下,中华民国与新建立的大韩民国维持友好关系,尤其在国际政治方面更如此。……”[22]:125同日,韩国英文《前锋报》社论称:“……由于蒋总统的革命背景和历史远见,对过去殖民的韩国表示特别同情,并对韩国人民为国家独立奋斗予以友爱的协助。蒋公逝世,我们感到更为悲痛,因为他和中国在遭逢灾难的时期,尤对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如此关切。蒋公要在开罗宣言中规定韩国获得解放成为独立国家,因此该宣言允许韩国在‘适当时机’内予以独立。”[22]:1264月11日,韩国总理金钟泌谈话称:“蒋总统对韩国独立建国的支持与贡献,载于韩国史册,韩国国民将永志不忘他的恩德。……”[22]:4

  中国大陆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社以“蒋介石死了”为题报道蒋中正去世,以极小的篇幅刊登在《人民日报》4月7日第四版下角: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讯 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北病死。

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四月六日报道,蒋介石死后,蒋帮由伪“副总统”严家淦接任伪“总统”,以继续维持其对台湾人民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背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坚持反共反人民,独裁卖国。他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的血腥统治始终未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苟延残喘,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死后,有着爱国光荣传统的台湾省人民,必将进一步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展开斗争。怀有爱国心的蒋帮军政人员也将更加认清形势,积极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28]

1975年4月5日蒋逝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到华之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之关心[29]:412

遗嘱 编辑

蒋在1975年3月29日透过秦孝仪纪录留下遗嘱。去世时由妻子宋美龄及五院院长签字见证。

轶事 编辑

现存于网络上、由行政院新闻局所制作的纪录片“蒋公国丧实录”,一开始片段中由华视新闻记者栾锦华播报的新闻片段为彩色,正因为作出电视台以黑白播放的决定,是在4月6日上午七时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所作出,而该节新闻正是4月6日上午六时、即作出决议前已经播放,故此并非黑白片段,而播报的栾锦华有肩缠黑纱以作哀悼。[来源请求]

4月15日下午,时任华视新闻部采访组组长兼主播梁兴国与制作人林丽玲前往慈湖场勘,为隔天奉厝大典直播做准备(华视负责慈湖奉安仪式直播,梁兴国担任主播);过程中,梁兴国一时兴起跳入慈湖水中游泳,半小时后被宪兵发现喝令上岸,华视高层得知后随撤其采访组组长及主播职。刚由台视新闻被高薪挖角到华视的梁兴国,因此退出主播台。[来源请求]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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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人民日报》,北京:人民日报社,1975年4月7日
  29.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六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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