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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與的政權更迭 (冷戰前期)

美國參與的政權更迭包括公開或秘密的旨在更改、更替、延續外國政權的行為。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在冷戰背景下與蘇聯爭奪全球領導權、影響力和安全感。在艾森豪威爾政府（英語：Presiden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時期，美國政府擔心蘇聯所支持的政府（英語：Soviet involvement in regime change）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並倡導多米諾骨牌理論，後來的總統也紛紛跟隨艾森豪威爾這一理論。[1]隨後，美國將其行動區域擴大到了傳統的行動區域——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之外。重要的行動包括美國和英國精心策劃的1953年伊朗政變、1961年針對古巴的豬灣入侵，以及支持蘇哈托將軍在印度尼西亞推翻蘇加諾（英語：Transition to the New Order）。此外，美國還干預了多國的國家選舉（英語：Foreign electoral intervention），包括1948年在意大利、[2]1953年在菲律賓、1950-60年代在日本，[3]以及1957年在黎巴嫩。[4]根據一項研究，在1946年至2000年期間，美國對外國選舉進行了至少81次公開和秘密的干預。[5][6]另一項研究發現，美國在冷戰期間嘗試進行了64次秘密的和6次公開的政權更迭。[1]

1940年代 編輯

1945－1948年：朝鮮半島 編輯

主條目：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第一共和國 (大韓民國)和李承晚

1945年8月，大日本帝國向美國投降，結束了日本對朝鮮的統治。在呂運亨的領導下，成立了遍布朝鮮的人民委員會（英語：People's Committee (postwar Korea)），來協調向朝鮮獨立過渡。1945年8月28日，這些委員會成立了朝鮮臨時國民政府，幾周後將其命名為朝鮮人民共和國（PRK）。[7][8]1945年9月8日，美軍在朝鮮登陸，此後成立了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USAMGK），管轄北緯38度線以南的朝鮮。USAMGK宣布PRK政府非法。[8][9]

1948年5月，此前一直在美國居住的李承晚贏得了1948年韓國總統選舉。這次選舉遭到了其他眾多政治家的抵制，而且投票僅限於財產所有者和納稅人，在較小的城鎮，還由長者代替其他所有人投票。[10][11]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李承晚建立了與商業部門密切協調的威權統治，一直持續到1961年李承晚被推翻，而這又造成了一個類似的威權政權，一直到1980年代後期。[12]

1945－1949年：中國 編輯

主條目：第二次國共內戰和圍城行動（英語：Operation Beleaguer）

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美國政府為蔣介石國民政府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提供了軍事、後勤等援助，以對抗毛澤東領導的本土共產主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45年8月日本向美國投降之前，國民黨和解放軍都在與日本占領軍作戰。日本的投降，也終結了滿洲國和日本扶持的汪精衛國民政府。[13]

日本投降後，美國繼續支持國民黨對抗解放軍。美國將許多國民黨軍隊從華中空運到滿洲。約5萬美軍被派去守衛湖北和山東的戰略要地。美國幫助訓練和裝備國民黨軍隊，還把朝鮮軍隊甚至日軍運回中國，來幫助國民黨軍隊對解放軍作戰，但以失敗告終。[14]中國人民在日本占領軍的腳下遭受了深重的苦難，但美國仍部署這樣的日軍對中國共產黨作戰，哈里·杜魯門總統為此辯解道：「我們非常清楚，如果我們告訴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去海邊，整個國家都將被共產黨接管。因此，我們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利用敵軍來駐防，直到我們能將國軍空運到華南並派海軍陸戰隊守住海港。」[15]抗日戰爭後不到兩年，國民黨就從美國獲得了44.3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軍事援助。[14][16]

1947－1949年：希臘 編輯

 
主條目：希臘內戰

希臘自1941年以來，一直處於軸心國占領之下。希臘流亡政府設在開羅，它並非經選舉產生的，且忠於喬治二世國王。當時的共產主義游擊隊，被稱為希臘人民解放軍（ELAS），是由西方列強武裝起來的。到1944年夏天，他們從軸心國的占領中，解放了除雅典外幾乎希臘的全境，同時還攻擊並擊敗了敵對的非共產主義的游擊隊，建立了一個敵對政府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1944年8月12日，在英國登陸雅典地區前兩天，德軍從該地區撤退，結束了占領。

1946年希臘立法選舉（英語：1946 Greek legislative election）受到了希臘共產黨的抵制，康斯坦丁諾斯·塔爾薩爾里斯（英語：Konstantinos Tsaldaris）在選舉中獲勝，組建了國家團結政府。在其後的希臘內戰中，英國軍隊與希臘政府控制的希臘軍隊一起，與共產黨的希臘民主軍（DSE）交戰，爭奪對國家的控制權。到1947年初，英國政府無力再負擔為與DSE作戰而需要的巨額資金，根據1944年10月溫斯頓·丘吉爾和約瑟夫·斯大林之間的英蘇百分比協定，希臘被保留在西方的勢力範圍之內。因此，英國要求美國政府介入，於是美國的軍事裝備、軍事顧問和武器大量湧入希臘。[17]:553–554[18]:129[19][20]隨着美國軍事援助（英語：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d）的增加，到1949年9月，政府最終獲勝，完全恢復了希臘王國。[21]:616－617 

1947－1970年代：意大利 編輯

 
主條目：1947年5月危機（英語：May 1947 crises）

1947年，由阿爾契德·加斯貝利領導並得到美國支持的天主教民主黨（天民黨）漸漸失去聲望，而意大利共產黨（意共）則成長迅速。這是由於意共努力支持西西里島、托斯卡納大區和翁布里亞大區的佃農，並且農業部長、共產黨員福斯托·古洛（英語：Fausto Gullo）的改革也支持了這些運動。[22]5月31日，天民黨策划行動，將所有左翼部長從內閣中驅逐出去（英語：May 1947 crises）。意共在其後的20年內再未在政府中擔任過國家職務。加斯貝利是在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的壓力下這樣做的。馬歇爾告訴他，反共是接受美國援助的先決條件，[23][22]並讓大使詹姆斯·克萊門特·鄧恩（英語：James Clement Dunn）直接要求加斯貝利解散議會及清除意共。[24]

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情局）承認在1948年選舉中，向意大利中間派政黨提供了100萬美元。中情局還偽造了信件，以詆毀意共領導人。美國機構發起了一場「千萬封信」活動，通過大量短波廣播，以及資助書籍、文章的出版，警告意大利人什麼是共產主義勝利的必然後果。《時代雜誌》也在美國國內民眾面前支持該活動，尤其是在1948年4月19日，讓天民黨領袖及總理阿爾契德·加斯貝利登上封面和頭條新聞。[25][26][27]同時，美國秘密說服英國工黨向社會民主人士施壓，要求他們結束對意共的支持；美國還在意大利社會黨內部製造分裂。[28]

中情局最終花費了至少6500萬美元幫助意大利政客選舉。[29]截至1999年，美國特勤局仍反對將所有與影響1948年意大利選舉相關的秘密文件進行完全解密。[30]

1948年：哥斯達黎加 編輯

主條目：哥斯達黎加內戰

民族共和黨（英語：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 (Costa Rica)）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醫師拉斐爾·安赫爾·卡爾德隆·瓜迪亞於1944年通過民主方式上台（英語：1944 Costa Rican general election），推動了全面的社會改革（英語：Reform movement），並與哥斯達黎加共產黨結盟。[31]中情局支持的反對派，與政府之間關係緊張，這導致了1948年短暫的哥斯達黎加內戰。這場內戰結束了卡爾德隆的政府，並形成了何塞·菲格雷斯·費雷爾18個月事實上的短暫統治。[31]然而，菲格雷斯也持有左傾思想，繼續推進社會改革進程。[32]戰後，民主迅速恢復，卡爾德隆派（英語：Calderonism）和菲格雷斯派（英語：Figuerism）兩黨之間形成了兩黨制，並在該國發展了近60年。[32]

1949－1953年：阿爾巴尼亞 編輯

 
參見：有價值行動（英語：Operation Valuable）

二戰（英語：World War II in Albania）之後，歐洲其它國家都在着眼和平時期的會議，但阿爾巴尼亞卻陷入了混亂，而且傷亡慘重。[33]它面臨着被旁邊大國吞併的威脅。在南斯拉夫退出東方集團之後，阿爾巴尼亞這個小國在地理上就與東方集團其它國家隔開了。[來源請求]

美、英兩國利用這種情況，招募在蘇聯入侵後逃離的反共阿爾巴尼亞人。美、英成立了由許多流亡者組成的自由阿爾巴尼亞全國委員會（英語：Free Albania National Committee）。招募的阿爾巴尼亞人接受美、英的培訓，多次滲透到阿爾巴尼亞。最終，行動被發現，許多特工逃跑，被處決或受審，行動失敗。基於《納粹戰爭罪行披露法（英語：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簡稱NWCDA），該次行動於2006年解密，現可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閱。[34]

1949年：敘利亞 編輯

 
主條目：1949年3月敘利亞政變（英語：March 1949 Syrian coup d'état）

1948年，舒克里·庫瓦特利政府取得連任，但被軍政府推翻（英語：March 1949 Syrian coup d'état）。軍政府的領導人是時任敘利亞陸軍（英語：Syrian Army）參謀長的胡斯尼·艾爾-扎伊姆（英語：Husni al-Za'im），他於1949年4月11日成為敘利亞總統。扎伊姆與中情局特工有着廣泛的聯繫，[35]但美國在政變中所起的確切作用還存在很大爭議。[36][37][38][39]在敘利亞議會中被擱置的跨阿拉伯管道（英語：Trans-Arabian Pipeline）建設，在政變後一個多月就獲得了新總統扎伊姆的批准。[40]

1950年代 編輯

1950－1953年：緬甸和中國 編輯

 
參見：泰緬孤軍

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勝利，中華民國國軍殘部撤退到台灣和緬甸北部地區，而撤退到緬甸之國軍餘部，即日後所稱之泰緬孤軍。在中國直接介入朝鮮戰爭後，中情局從1950年底或1951年初開始，從台灣僱傭了國民黨武裝分子並將他們運送到緬甸聯邦，支援泰緬孤軍，或稱雲南軍隊。這些武裝分子是由民航空運公司（後更名為美國航空（英語：Air America (airline)））負責運送的，該公司由中情局和中華民國政府共同擁有和運營。[41][42]:441

這場行動被中央情報局稱為「文件行動（Operation Paper）」，包含了中情局在緬甸的軍事顧問所使用的計劃，協助李彌將軍在幾年內反攻中國西南。中華民國政府希望最終能奪回中國大陸，但遭到了美國國務院的反對。[42]:442然而，每次的入侵都被共產黨軍隊所擊退。由於泰緬孤軍的勢力不斷在緬甸擴張，控制了當地大片地區，緬甸政府一再向聯合國抱怨遭到了軍事入侵。[41]中情局雇用飛行員駕駛CAT的飛機，通過由泰國飛往緬甸的秘密航班，將美國武器和其他物資運送給當地的孤軍；在回程航班上，CAT的飛機則將鴉片從孤軍運送給在泰國曼谷的三合會毒販。[41]

1952年：埃及 編輯

主條目：7月23日革命和FF計劃（英語：Project FF）

1952年1月，由於埃及民族主義（英語：Egyptian nationalism）者對英國繼續占領蘇伊士運河和埃及在1948年阿以戰爭中戰敗的廣泛不滿，開羅發生騷亂，美國國務院於次月派遣中情局官員小克米特·羅斯福去會見埃及王國的法魯克一世。美國當時的政策是說服法魯克進行改革，以削弱埃及激進分子的吸引力，並穩定法魯克對權力的控制。美國提前獲悉，由民族主義者和反共的自由軍官所領導的7月23日革命取得了成功，由穆罕默德·納吉布和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所領導的埃及共和國取代了埃及君主制。中情局官員小邁爾斯·科普蘭（英語：Miles Copeland Jr.）在其回憶錄中說，羅斯福與策劃者（包括未來的埃及總統納賽爾）事先進行了三次會面，幫助協調政變；解密文件並未證實這一點，但有一些間接的證據部分證實了這一點。羅斯福和幾個據說出席了這些會議的埃及人，否認了科普蘭的說法；另一位美國官員威廉·萊克蘭 (William Lakeland) 表示，其真實性值得商榷。休·威爾福德（Hugh Wilford）指出：「無論中情局是否在自由軍官1952年7月政變之前就直接與他們打交道，在革命之後的幾個月里，美國和埃及之間都存在廣泛的秘密接觸。」[43][44]

1952年：危地馬拉 編輯

主條目：PBFORTURE行動（英語：Operation PBFortune）

PBFORTURE行動（英語：Operation PBFortune）是1952年美國的秘密行動，旨在推翻危地馬拉的民選總統哈科沃·阿本斯。該行動由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授權，中央情報局策劃。由於阿本斯發起的土地改革（英語：Decree 900）威脅到了聯合果品公司的經濟利益，聯合果品公司一直在大力遊說推翻阿本斯。美國還擔心阿本斯政府受到共產黨的影響。

這次政變的策劃除了受到聯合果品公司的支持外，也得到了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加西亞、拉斐爾·特魯希略和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內斯的支持。他們分別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委內瑞拉的受美國支持的右翼獨裁者，他們感覺受到了民主的危地馬拉革命的威脅，因此試圖破壞它。該計劃包括向流亡的危地馬拉軍官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提供武器，由他領導從尼加拉瓜的入侵。

1952－1953年：伊朗 編輯

 
主條目：1953年伊朗政變

自1944年以來，伊朗實行君主立憲制，由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進行統治。從19世紀後期在伊朗發現石油（英語：Nationalization of the Iranian oil industry#Background）開始，主要大國利用伊朗政府的軟弱來獲取利益，許多人認為伊朗並未能從中分享到它應得的利潤。二戰期間，英國、蘇聯和美國都捲入了伊朗事務，包括1941年英蘇入侵伊朗。伊朗官員開始注意到英國的稅收在增加，而伊朗的稅收卻在減少。到1948年，英國從英伊石油公司實際獲取的收入比伊朗更多。解決這一問題和其它伊朗所關切問題的談判，反而加劇了緊張局勢。[45]

1951年3月15日，伊朗伊斯蘭議會通過了由改革派政治家穆罕默德·摩薩台所倡導的法律，將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兩天後，參議院批准了這項措施。十五個月以後，摩薩台被議會選舉為總理。國際商業對此感到擔憂，並隨後抵制了伊朗國有石油工業的石油。這使得英、美擔憂，摩薩台可能是共產主義者。據報道，他得到了共產主義政黨伊朗人民黨的支持。[46]

在1952年伊朗立法選舉（英語：1952 Iranian legislative election）中，中情局開始支持18名他們中意的候選人。在一些忠於摩薩台的城市代表獲選後，摩薩台暫停了這一選舉。[47]新議會賦予摩薩台緊急權力，這也削弱了沙阿的權力，並就沙阿和總理的角色進行了憲法鬥爭。英國強烈支持沙阿，而美國則保持中立。然而，隨着艾森豪威爾當選為美國總統，美國的立場在1952年底發生了變化。中情局發起了阿賈克斯行動，由小克米特·羅斯福指揮，通過外交和賄賂手段，說服沙阿取代摩薩台，從而將摩薩台趕下台。1953年伊朗政變（伊朗稱為「28 Mordad coup」，即「八·二八政變」[48]）是由英國（名為「Operation Boot」，即「靴子行動」）和美國（名為「TPAJAX Project」，即「阿賈克斯行動」）的情報機構精心策劃的。[49][50][51][52]最終，通過由中情局的唐納德·威爾伯（英語：Donald Wilber）口述的法令，由中情局選擇的法茲盧拉·扎赫迪將軍取代了摩薩台。

政變見證了巴列維從君主立憲制到威權的轉變，他嚴重依賴美國政府的支持。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期間，美國停止了支持，因為他自己的安全部隊拒絕向非暴力人群開槍。[53]直到2013年8月政變60周年時，中情局才承認其對此負責。[54]

1954年：危地馬拉 編輯

主條目：1954年危地馬拉政變
參見：危地馬拉內戰

在1954年中情局的PBSUCCESS行動中，美國政府發動了一場政變，1950年當選總統的哈科沃·阿本斯所領導的政府被成功推翻，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被扶植上台，他是一系列右翼獨裁者中的第一個。[55]:92[56][57]這樣做不僅是出於遏制意識形態的目的，而且聯合果品公司已與中情局接洽，因為它認為由於引入了反剝削法，該國工人的狀況可能導致其利潤損失。[58]這次行動的成功，使其成為了中情局未來行動的典範，因為中情局在向美國總統匯報傷亡情況時撒了謊。[59]

1956－1957年：敘利亞 編輯

參見：中情局在敘利亞的行動（英語：CIA activities in Syria）

1954年敘利亞政變（英語：1954 Syrian coup d'état）以後，第二敘利亞共和國（英語：Second Syrian Republic）由納賽爾主義平民政治家薩布里·阿薩利（英語：Sabri al-Asali）統治，與敘利亞武裝部隊密切合作，但受到了美國支持的極右翼政黨敘利亞民族社會黨的挑戰。1956年的「散亂行動（英語：CIA activities in Syria#Operation Straggle）」是一次針對阿薩利的失敗的政變陰謀。中情局計劃在1956年10月下旬發動政變推翻敘利亞政府。該計劃需要由敘利亞軍方來接管主要城市和邊境口岸。[60]:49[61][62]但由於以色列在1956年10月入侵埃及，該計劃被迫推遲。美國的策劃者認為，在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侵略」作鬥爭之際，他們的行動無法取得成功。由於行動暴露，美國的密謀者不得不逃離該國。[60]:51

1957年的徽章行動（英語：CIA activities in Syria#Operation Wappen）是針對敘利亞的第二次政變計劃，由中情局的克米特·羅斯福（英語：Kermit Roosevelt）精心策劃。該計劃準備暗殺關鍵的敘利亞高級官員，將敘利亞邊境的軍事事件歸咎於敘利亞，然後以此作為藉口，讓伊拉克和約旦軍隊入侵，針對敘利亞民眾進行大力的宣傳活動，並將「破壞、國家陰謀和各種暴力活動」歸咎於大馬士革。[63][64][62][65]這次行動失敗了，因為敘利亞軍官賄賂了數百萬美元以實施政變，這一陰謀被透露給了敘利亞情報部門。美國國務院否認了企圖政變的指控，並與美國媒體一起指責敘利亞是蘇聯的一顆「衛星」。[64][66][67]

1957年還有第三次計劃，名為「首選計劃」（The Preferred Plan）。除了英國的軍情六處，中情局也計劃支持和武裝幾次起義。但該計劃從未實施。[63]

1957－1959年：印度尼西亞 編輯

 
參見：佩爾梅斯塔（英語：Permesta）和中情局在印尼的行動（英語：CIA activities in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亞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成員，也是1955年4月萬隆會議的東道國，自1945年以來一直由總統蘇加諾統治。當時，印尼正在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在軍事上不加入冷戰中的任何一方。[68][69]在1956年10月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蘇加諾創立了一種稱為「指導式民主」的專制統治形式。

從1957年開始，艾森豪威爾命令中情局推翻蘇加諾。1958年2月，中情局支持了由反叛印尼軍官發動的政變計劃，但政變失敗了。艾倫·勞倫斯·波普（英語：Allen Lawrence Pope）等中情局飛行員，駕駛着由中情局掩護機構民航空運公司（CAT）運營的飛機，轟炸了印尼的民用和軍事目標。中情局指示CAT飛行員瞄準商業航運，以恐嚇外國商船遠離印尼水域，從而削弱印度尼西亞經濟，進而破壞印尼政府的穩定。中情局的空襲導致幾艘商船沉沒，[70]:155他們還轟炸了一個市場，導致許多平民喪生。[70]:131當時政變計劃失敗了，艾森豪威爾否認美國有任何參與。[71][72]

1959－1963年：南越 編輯

主條目：越南戰爭 (1959－1963)（英語：War in Vietnam (1959–1963)）、1963年越南共和國政變、吳廷琰之死和佛教徒危機
參見：1960年南越政變和1962年南越獨立宮轟炸

1959年，越南工人黨在該國南部成立分部，開始了反對越南共和國的叛亂。[73]負責支援的是559大隊（英語：Group 559），該部隊於當年由北越組建，通過胡志明小道運送武器。[74][75]美國支持南越對抗共產黨。1960年美國大選之後，約翰·肯尼迪總統更多地參與了打擊叛亂的鬥爭。[76]

 
南越的位置

從1963年中開始，肯尼迪政府對南越總統吳廷琰越來越感到失望，因為其統治腐敗，實行壓迫統治，並且對多數佛教徒進行迫害。鑑於吳廷琰拒絕進行改革，美國官員就是否應該支持取代他進行了辯論。8月21日，南越特種部隊（英語：Army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 Special Forces）直接從皇宮接受命令，突襲了全國各地的佛教寺廟，造成數百人死亡。此後美國官員結束了辯論，並於24日發出了243號電報，指示美國駐南越大使（英語：List of ambassad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outh Vietnam）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檢查所有可能的替代領導者，並制定詳細計劃，以確定在必要時，我們如何實現替換掉吳廷琰。」洛奇及其聯絡官盧西恩·科奈恩聯繫了不滿的越南共和國陸軍軍官，並保證美國不會反對政變或因此削減援助。這些努力最終引發了1963年11月1日至2日的政變，吳廷琰及弟弟吳廷瑈被殺。[77]到1963年底，越共在對抗南方政府和美國時轉向了更加激進的戰略。

《五角大樓文件》總結道：「從1963年8月開始，我們對越南將軍的政變努力進行了各種授權、認可和鼓勵，並全力支持繼任政府。10月，我們直接斷絕了對吳廷琰的援助，給將軍們開綠燈。在政變的整個策劃和執行過程中，我們一直與他們保持着秘密的聯繫，並尋求審查他們的行動計劃，及對新政府提供建議。」[78]

1959－1962年：古巴 編輯

主條目：貓鼬行動（英語：Operation Mongoose）、豬灣入侵和暗殺菲德爾·卡斯特羅事件
 
豬灣在古巴的位置

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將軍是一位軍事獨裁者，他於1952年3月奪取了古巴的政權，在1958年3月之前一直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他的政權於1958年12月31日被推翻，這也標誌着由菲德爾·卡斯特羅及其七二六運動領導的古巴革命的結束。卡斯特羅於1959年2月就任總理。一些由中情局訓練的古巴流亡者（英語：Cuban exile），在中情局的支持下組建了一支部隊，並在美軍的支持和武裝下入侵了古巴，企圖推翻卡斯特羅政府（英語：Cuba under Fidel Castro）。這次入侵是1961年4月發起的，即約翰·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三個月之後，但古巴軍隊在三天內就擊敗了入侵的武裝人員。[79]

貓鼬行動（英語：Operation Mongoose）是美國政府旨在推翻古巴政府的行動，時間長達一年。[80]該行動包括經濟戰，其中包括對古巴的禁運，「以促使共產主義政權無法滿足古巴的經濟需求」，也包括孤立古巴的外交舉措，以及「使人民越來越怨恨政權」的心理戰。[80]:711－717該行動的經濟戰部分還包括滲透中情局特工針對平民目標的許多破壞活動，例如一座鐵路橋梁、一座糖蜜儲存設施、一座發電廠，以及食糖的收穫，儘管古巴一再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其武裝行動。[81][80]:711－717此外，中情局還策劃了多起暗殺菲德爾·卡斯特羅事件，企圖暗殺這位古巴政府首腦，其中包括中情局嘗試與美國黑手黨合作。[82][83][84]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在2021年4月公布的文件顯示，中情局還參與了1960年暗殺勞爾·卡斯特羅的陰謀。[85]

繼1958年3月在巴蒂斯塔獨裁統治期間，美國首次對古巴實施武器禁運[86]之後，艾森豪威爾在1960年10月19日實施了進一步制裁，因為古巴將美國所擁有的古巴煉油廠無償國有化了。這次新的禁運導致，除食品和藥品外，對古巴出口的所有商品，都被禁止進入該島。[87]1962年2月7日，肯尼迪將禁運擴大到幾乎所有商品，[88]一直持續至今。唐納德·特朗普在其執政期間（英語：Presidency of Donald Trump）增加了200多項制裁，[89]並在2021年1月卸任前不久將該國重新歸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90]推翻了其前任貝拉克·奧巴馬在2015年5月的舉措。[91]

自1992年以來，聯合國大會每年都通過一項決議，要求結束禁運，美國和以色列是僅有的持續投票反對該決議的國家。[92]

1960年代 編輯

1960－1965年：剛果（利奧波德維爾） 編輯

 
主條目：帕特里斯·盧蒙巴和剛果危機

1960年5月，帕特里斯·盧蒙巴當選剛果共和國（現剛果民主共和國）首任總理。1960年6月，該國從比利時完全獨立。7月，剛果危機爆發，軍隊發生兵變。比利時希望保持對該地區資源的控制權，因此支持加丹加和南開賽地區並取得成功，從而引發了剛果危機。盧蒙巴在聯合國呼籲幫助自己，但聯合國部隊只同意維持和平，並不阻止分裂運動。盧蒙巴隨後同意接受蘇聯的幫助，以阻止分裂分子。因為該國有鈾礦，因此令美國感到擔憂。起初，艾森豪威爾政府（英語：Presiden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計劃用牙膏毒死他，但該計劃後被中止。[93]中情局派官員悉尼·戈特利布（英語：Sidney Gottlieb）帶着毒藥與一名代號為「WI/Rogue」的非洲中情局內線（英語：Asset (intelligence)）聯絡，讓該內線暗殺盧蒙巴，但盧蒙巴躲了起來，因此行動未能完成。[94]在美國的支持下，陸軍上校蒙博托·塞塞·塞科，於1960年9月14日推翻了盧蒙巴。在被關進監獄後，盧蒙巴又被蒙博托送往加丹加，並在不久後於1961年1月17日被處決。[95][96]

盧蒙巴被殺後，美國開始資助蒙博托，以保護其安全，對抗分裂分子和反對派。盧蒙巴的許多支持者向東發展，建立了剛果自由共和國，首都位於斯坦利維爾，反對蒙博托政府。最終，斯坦利維爾政府同意重新加入利奧波德維爾政府，受其統治，[97][98]然而在1963年，盧蒙巴的支持者在該國東部組建了另一個獨立政府，並發動了辛巴叛亂（英語：Simba rebellion）。叛亂得到了蘇聯及其它許多東方集團國家的支持。[99]1964年11月，美國和比利時發起龍胭脂行動（英語：Operation Dragon Rouge），營救被辛巴叛軍在斯坦利維爾劫持的人質。行動取得了成功，並將辛巴叛軍逐出了該市，使其陷入了混亂。最終，辛巴叛軍在次年被剛果軍隊擊敗。[100][101]

在1965年3月的選舉之後，蒙博托·塞塞·塞科於11月在美國和其它列強的支持下發動了第二次政變。蒙博托·塞塞·塞科宣布將在五年內恢復民主，所以最初他很受歡迎。[102]但他反而採取了越來越專制的威權，最終成為了國家的獨裁者。[102]

1960年：老撾 編輯

主條目：老撾內戰和八九政變

1960年8月9日，貢勒上尉率其老撾皇家陸軍（英語：Royal Lao Army）傘兵營在「中立」綱領下發動了一場不流血政變，奪取了行政首都萬象的控制權，其既定目標是結束在老撾激烈的內戰，結束外國干涉，終結外國援助導致的腐敗，改善軍人待遇。[103][104]:32－33在中情局的支持下，泰國總理兼陸軍元帥沙立·他那叻，成立了一個秘密的泰國皇家軍隊諮詢小組，名為Kaw Taw。Kaw Taw與中情局一起支持了1960年11月針對萬象新中立主義政府進行的反政變，向沙立的堂兄[105]富米·諾薩萬將軍提供火炮、炮兵和顧問。它還在中情局的支援下，在老撾境內部署了警察空中增援部隊（英語：Border Patrol Police#Border Patrol Police Aerial Reinforcement Unit）（PARU）。[104]:33－35、40、59藉助中情局掩護機構美國航空（英語：Air America (airline)）空運戰爭物資，加之美國其它的軍事援助和來自泰國的秘密援助，富米·諾薩萬將軍的部隊在1960年11月占領萬象。[103][104]:21－25、27

1961年：多米尼加共和國 編輯

 
1952年的特魯希略
主條目：拉斐爾·特魯希略和多米尼加內戰

1961年5月，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統治者拉斐爾·特魯希略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提供的武器所謀殺。[106][107]中情局一份內部備忘錄指出，1973年監察長辦公室（英語：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United States)）調查了該謀殺案，披露「政府機構深度介入了陰謀」。中情局將其在「改變」多米尼加政府過程中的作用描述為「成功」，因為它協助將多米尼加共和國從極權獨裁國家轉變為西式民主國家。」[108][109]早先接受過中情局資助的胡安·博施（英語：Juan Bosch (politician)），在1962年當選為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但在1963年被廢黜。[110]

1961－1964年：巴西 編輯

 
主條目：若昂·古拉特政府時期的巴美關係（英語：Brazil–United States relations during the João Goulart government）和1964年巴西政變

雅尼奧·夸德羅斯於1960年8月當選巴西總統，並於1961年8月辭職，由副總統若昂·古拉特接任（英語：Campanha da Legalidade），但遭到軍方保守派的強烈反對，他們試圖否定他的統治。[111]古拉特支持民主權利、巴西共產黨合法化，以及經濟和土地改革，但美國政府堅持要求他制定經濟緊縮政策。美國政府實施了一項破壞國家穩定的計劃，代號為「山姆兄弟行動」（Operation Brother Sam）。計劃的內容包括切斷對巴西聯邦政府（英語：Federal government of Brazil）的援助，向反對新總統的巴西州長（英語：List of current state governors in Brazil）提供援助，並鼓勵巴西武裝力量高級軍官奪取政權並支持陸軍參謀長翁貝托·德·阿倫卡爾·卡斯特洛·布朗庫將軍。[111][112]布朗庫將軍領導了1964年4月推翻古拉特政府的政變，結束了巴西第四共和國（英語：Fourth Brazilian Republic），並被任命為軍事政權的第一任總統，而美國政府表示稱讚，並重新對該國提供援助和投資。[113]

1963年：伊拉克 編輯

主條目：齋月革命

一些來源，尤其是賽義德·阿布里什（英語：Said Aburish）聲稱，導致伊拉克成立復興黨政府的1963年2月政變是由中情局「策劃」的。[114]:57、220但尚無解密的美國文件證實這一指控。[115]然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羅伯特·科默（英語：Robert Komer）在1963年2月8日寫信給約翰·肯尼迪總統說，伊拉克政變「對我們來說幾乎可以肯定是利大於弊……中情局對這一謀劃有出色的報告，但我懷疑他們或英國在這件事上究竟有多大功勞。」[116]布蘭登·沃爾夫-亨尼卡特（Brandon Wolfe-Hunnicutt）指出，「關於美國對1963年2月伊拉克政變的外交政策，學者們的解釋仍然存在分歧」，但他同意「有可信的證據表明美國在政變中發揮的作用」。[117]

塔雷克·Y·伊斯梅爾（Tareq Y. Ismael）、傑奎琳·S·伊斯梅爾（Jacqueline S. Ismael）和格倫·E·佩里（Glenn E. Perry）聲稱：「1963年2月8日，復興黨部隊和軍官與中情局合作推翻了卡塞姆。」[118]相反，布賴恩·R·吉布森（Bryan R. Gibson）認為：「中情局沒有支持1963年2月的復興黨政變，證據優勢證實了這一結論。」[114]:52－54、57－58、200政變之後，在反共清洗和伊拉克對庫爾德叛軍及平民的暴行中，美國向新的復興黨政府提供了物質支持。[114]:59－61、68－72、80因此，內森·西蒂諾（Nathan Citino）斷言：「美國儘管沒有發動齋月政變，但其至少是縱容了，最差的情況是助長了隨後的暴力。」[119]1963年11月，復興黨政府因與敘利亞統一的問題而垮台（英語：November 1963 Iraqi coup d'état）。（1963年3月，復興黨的敘利亞分支奪取了敘利亞政權。）[114]:77－79

約旦國王侯賽因和其他人指控，中情局（或其它美國機構）向復興黨政府提供了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分子的名單，這些人隨後被復興黨的伊拉克國民警衛隊（英語：National Guard (Iraq)）逮捕或殺害。關於這一指控，已經進行了大量學術討論。[120]吉布森和漢娜·巴達圖（英語：Hanna Batatu）強調，伊拉克共產黨員的身份是公開的，復興黨並不需要依靠美國的情報來識別他們。但西蒂諾認為這些指控看起來是合理的，因為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實際上已經編制了這樣一份名單，並且參與清洗的伊拉克國民警衛隊員在美國接受了培訓。[121][114]:59[119]:220－222

1965－1967年：印度尼西亞 編輯

 
主條目：印度尼西亞大屠殺 (1965年－1966年)

1965年10月1日，初級軍官和蘇加諾總統宮廷衛隊的指揮官指責印度尼西亞國民軍高級軍官正在策劃一場由中情局支持的針對蘇加諾總統的政變，並殺死了六名高級將領。同日，蘇哈托將軍和其他高級軍官襲擊了初級軍官，並指責印度尼西亞共產黨（PKI）策劃殺害了那六名將領。[122]軍隊發起了一場基於謊言的宣傳攻勢，並煽動平民暴徒攻擊那些被認定的PKI支持者和其它政治反對派。印度尼西亞政府軍與一些平民合作，實施了數月的大屠殺。學者們估計的平民死亡人數，從50萬到超過100萬不等。[123][124][125]美國大使馬歇爾·格林（英語：Marshall Green）鼓勵軍隊領導人對政治對手採取強有力的行動。[126]

2017年，美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英語：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Jakarta）的解密文件證實，為了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知曉、協助並鼓勵了大屠殺。[127][128][129][130]1990年，美國外交官向記者凱西·卡丹（Kathy Kadane）透露，他們向印尼軍方提供了一份有數千人的名單，稱這些人是PKI支持者或其他左翼分子，然後美國官員再從中列出謀殺名單。[131][132]蘇加諾總統的支持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被消滅和監禁，其餘的則受到驚嚇，因此他在1967年被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由蘇哈托將軍領導的獨裁軍事政權。[133][134]歷史學家約翰·魯薩（John Roosa）指出：「幾乎在一夜之間，印度尼西亞政府從冷戰中立和反帝國主義的強烈聲音，變成了美國世界秩序的安靜、順從的夥伴。」[135]:158這場運動被認為是冷戰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並且相當成功，以至於它成為了美國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支持的其它政變和反共滅絕運動的典範。[130][135]:23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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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 Kadane, Kathy. U.S. Officials' Lists Aided Indonesian Bloodbath in '60s [美國官員在60年代幫助印尼大屠殺的名單]. 華盛頓郵報. 1990-05-21 [2018-08-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0-31） （英語）. 
  132. ^ Robinson, Geoffrey B. 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1965–66 [殺戮季節：印度尼西亞大屠殺的歷史，1965－66].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2018: 203 [2022-06-26]. ISBN 978-1-4008-8886-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4-19） （英語）. a US Embassy official in Jakarta, Robert Martens, had supplied the Indonesian Army with lists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thousands of PKI officials in the months after the alleged coup attempt.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ist Kathy Kadane, "As many as 5,000 names were furnished over a period of months to the Army there, and the Americans later checked off the names of those who had been killed or captured." Despite Martens later denials of any such intent, these actions almost certainly aided in the death or detention of many innocent people. They also sent a powerful messag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agreed with and supported the army's campaign against the PKI, even as that campaign took its terrible toll in human lives.[在所謂的政變企圖後幾個月內，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官員羅伯特·馬滕斯向印尼軍方提供了包含數千名PKI官員的名單。據記者凱西·卡丹稱：「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向那裡的軍方提供了多達5000人的名單，美國人後來核對了那些被殺或被俘者的名字。」幾乎可以肯定，這些行為導致許多無辜者死亡或被拘押，但馬滕斯後來否認有任何此類意圖。他們還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信息：美國政府同意並支持軍隊針對PKI的行動，即使這場行動對人類生命造成了可怕的損失。] 
  133. ^ Simpson, Bradley. Economists with Guns: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 and U.S.–Indonesian Relations, 1960–1968 [持槍經濟學家：威權主義的發展與美-印尼關係，1960－1968].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 2010: 193 [2022-06-26]. ISBN 978-0-8047-718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25） （英語）. Washington did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to encourage and facilitate the army-led massacre of alleged PKI members, and U.S. officials worried only that the killing of the party's unarmed supporters might not go far enough, permitting Sukarno to return to power and frustrate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emerging plans for a post-Sukarno Indonesia. This was efficacious terror, an essential building block of the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the West would attempt to impose on Indonesia after Sukarno's ouster.[華盛頓盡其所能，鼓勵和推動由軍隊領導的對宣稱的PKI成員的屠殺，美國官員只擔心殺害該黨手無寸鐵的支持者可能還不夠，讓蘇加諾重新掌權並挫敗[約翰遜]政府對後蘇加諾時期印度尼西亞的新興計劃。這種恐怖很有效，是蘇加諾下台後，西方試圖強加給印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 
  134. ^ Stone, Oliver; Kuznick, Peter.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不為人知的歷史]. 紐約: 西蒙與舒斯特. 2012: 352 （英語）. 
  135. ^ 135.0 135.1 文森特·貝文斯（英語：Vincent Bevins）. The Jakarta Method: Washington's Anticommunist Crusade and the Mass Murder Program that Shaped Our World [雅加達方案：華盛頓的反共運動和大屠殺計劃塑造了我們的世界]. 公共事務圖書（英語：PublicAffairs）. 2020. ISBN 978-1541742406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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