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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里士

华里士准将（英语：Brigadier Cedric Wallis，1896年3月7日—1982年10月20日），英国陆军和英属印度陆军军官，1941年12月参与香港保卫战，先后指挥驻港英军“大陆旅”和“东旅”。

华里士准将
Brigadier Cedric Wallis
出生1896年3月7日
 英国诺丁汉
逝世1982年10月20日(1982岁—10—20)（86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军种 英属印度陆军
英国陆军
服役年份1914年—1946年
军衔准将
部队第7拉吉普团
统率第7拉吉普团第5营
驻港英军“大陆旅”、“东旅”
参与战争香港保卫战

华里士1914年加入英国陆军，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于法国等地作战，并因伤导致左眼失明。1917年，他转入英属印度陆军，起初于伊拉克作战，一战尾声出任摩苏尔总政治主任，及后再被调派到波斯西南部工作。一战结束后，他长期驻守印度南部和缅甸，1939年二战爆发后在孟买出任内部安全部队指挥官。

1940年，华里士奉调来香港出任第7拉吉普团第5营营长，同时军阶由中校晋升为准将。1941年9月，新任驻港三军司令莫德庇少将抵港履新，重新部署香港防务，适逢当时加拿大援军于同年11月抵港，莫德庇遂把驻港英军分成“大陆旅”和“港岛旅”，前者负责布防九龙和新界地区，后者则负责香港岛地区，而华里士则出任“大陆旅”旅长。华里士一直认为香港守备薄弱，而且不满军中上下普遍缺乏备战意识，于是在“大陆旅”组成后立即加强醉酒湾防线的防务，以防深圳河以北的日军一旦对香港展开侵略。

岂料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随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展开对香港的侵略，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醉酒湾防线不消数天便告崩溃，而华里士的“大陆旅”更在12月13日全数撤到港岛地区，标志着九龙和新界的全境陷落。此后，莫德庇重新调配驻港英军，并把守军改组为“东旅”和“西旅”，前者继续由华里士担任旅长，负责守卫港岛东面地区。可是，华里士的“东旅”未能阻挡日军于12月18日登陆港岛，进而导致其在翌日进击“西旅”位于港岛中部黄泥涌峡的阵地。

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东旅”与“西旅”逐步被日军分隔，“东旅”更被迫退至港岛南部的浅水湾和赤柱一带，到战事尾声再进一步撤退到赤柱半岛。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在1941年12月25日下午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华里士因消息阻隔的关系，继续与日军战斗，到12月26日清晨才决定“东旅”全体投降。香港沦陷后，华里士以战俘身后先后被拘禁于香港和台湾两地，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始获释放。华里士在香港保卫战后期拒绝旗下加拿大来福枪营提出要求撤退的建议，并在后来命令来福枪营冒死反攻，造成百多人阵亡；以及在战事早期未能守住醉酒湾防线城门碉堡等事件，均引起后世的正反争论。他在战后向陆军部提交的战时日记，则对加拿大援军的表现予以严厉批评。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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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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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里士1896年3月7日生于英国诺丁汉，是亚瑟·沃利斯（Arthur Wallis）之子。[1]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18岁的华里士应募加入皇家骑兵卫队（Royal Horse Guards）担任骑兵，其后于舍伍德林地团（Sherwood Foresters）受任为军官，后来他跟随兰开夏团（Lancashire Regiment）到法国作战，期间因伤导致左眼失明，从此戴上深色单眼镜或黑色单眼罩成为他的一大外貌特征。[2][3]1917年，华里士转入印度陆军，起初获派到伊拉克作战，一战临近尾声的时候获委任为摩苏尔的总政治主任，及后再被调派到波斯（伊朗前身）西南部工作。[2][3]

一战结束后，华里士先后长期驻守印度南部和缅甸，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孟买出任内部安全部队指挥官。[2][3]华里士在军中服役多年来屡获英廷颁授军事奖章，当中包括因为参与一次大战而获颁授的1914年至1915年星章、英国战争奖章和联盟胜利奖章，另外又凭借在伊拉克的服役表现获颁1918年版一般服务奖章，其中勋章附有横条注明“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的字样。[4]

派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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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庇少将（左）与罗逊准将
 
战前的英军部署

1940年，华里士由印度孟买调往香港，担任主要由印籍英兵组成的第7拉吉普团（7th Rajput Regiment）第5营营长，同时军阶由中校晋升为准将（本地）。[3][5]当时远东战云密布，日本自1937年7月起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兵临香港的深圳河边境，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使香港的处境更形严峻。[6]可是，英政府一方面认为香港无险可守，多次拒绝全面增兵香港；[6]另一方面军方情报以至是香港社会都普遍认为日本不会对英国宣战，结果造成香港守备不足。[6]

1941年7月，莫德庇少将抵港出任驻港英军司令，到9月的时候，驻港陆军主要由皇家苏格兰人团（Royal Scots）第2营、密德塞克斯团（Middlesex Regiment）第1营、第7拉吉普团第5营和第14旁遮普团（14th Punjabis Regiment）第2营四个营组成；[7]同年11月，加拿大政府派出加拿大来福枪营第1营和温尼柏榴弹兵（Winnipeg Grenadiers）第1营增援香港，再加上本身驻守香港的一营香港防卫军、一连香港华人团、四团炮兵、三连工兵和若干后勤部队，驻港守军大约共有一万多人。[7]

有别于军中普遍怠于守备的风气，华里士来港后很快已认为驻港英军应把握时间加紧密集训练，而不是把时间花费到大大小小的鸡尾酒会上。[3]适逢加拿大援军在1941年11月抵港后，莫德庇重新部署驻港守军，以应付日军一旦对香港展开攻击。[7]其中，他把驻港英军划分成负责布防九龙和新界地区的“大陆旅”，主要由苏格兰营、拉吉普营和旁遮普营组成，并委派华里士担任旅长；[7]至于负责布防香港岛的“港岛旅”则由加拿大援军指挥罗逊准将掌管，下辖密德塞克斯营、温尼柏营、来福枪营和香港防卫军等。[7]

“大陆旅”本来计划先到深圳河边境驻扎，但华里士坚持先做好防务工作，比任何事务都更为重要，因此他决定把驻扎边境的计划押后到同年圣诞节之后，并把“大陆旅”调防到分隔九龙和新界的醉酒湾防线，以便让守军尽快适应防线的环境。[3]醉酒湾防线西起新界葵涌，横跨接壤九龙和新界一带的山岭，一直伸延至东边的西贡牛尾海，全长约18公里；[8]其中，华里士把苏格兰营调派到防线西部及城门碉堡的要塞，同时负责掩护大帽山南面山坡一带，而旁遮普营和拉吉普营则分别负责驻守防线中部和东部。[9]然而，虽然“大陆旅”以苏格兰营经验最丰富、作战能力最强，可是营中多人却染上疟疾，再加上防线蚊患严重，都使“大陆旅”的防守能力遭到削弱。[10]

香港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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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香港保卫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数小时后，日军于12月8日凌晨时份进犯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香港转眼间由原来歌舞升平的景况进入了战争状态。[11][6]日军开战后，一方面派出空军空袭位于九龙市区的启德机场一带，另一方面派出陆军横越深圳河南下，到12月8日晚上已迫近醉酒湾防线。[12]翌日，日军与驻守醉酒湾防线的苏格兰营交战，并在晚间时份成功攻入城门碉堡，碉堡最终于12月10日凌晨时份失守陷落。[13]华里士曾于12月10日凌晨和早上两度与身在香港岛的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联系，商讨反攻城门碉堡，但都因为兵力不足作罢，而余下的苏格兰营军员则被撤到附近的金山。[14]

此后，鉴于驻港守军寡不敌众，“大陆旅”边战边退；当中，苏格兰营各连士兵由金山和青山道等处的阵地逐步撤退到佐敦道码头和九龙城码头，然后成功于12月11日晚到12月12日凌晨时份陆续撤退到香港岛；[15]至于原本驻防醉酒湾防线中部和东部的旁遮普营和拉吉普营，也经过多重交战后，循油塘魔鬼山和尖沙咀码头渡过维多利亚港，于12月12日清晨全数撤退到香港岛。[16]华里士等“大陆旅”指挥人员则于12月11日晚离开九龙窝打老道阵地，从九龙城登舰到魔鬼山另设总部，到翌日晚上莫德庇下令留在魔鬼山的人员全体撤离后，他最终在12月13日早上撤退到港岛一方，至此，九龙及新界全境已落入日军手上。[16]

 
日军于1941年12月12日早上攻入尖沙咀
 
图中显示九龙半岛（上）、维多利亚港（中）和香港岛北岸（下）各地要点
 
日军逐步分隔“东旅”和“西旅”的示意图

九龙和新界全境陷落前，莫德庇已开始与“港岛旅”指挥罗逊准将商讨把“港岛旅”重整为“东旅”和“西旅”，以便因应“大陆旅”撤回港岛而作出相应的布防调动。[17]及至12月14日，“东旅”和“西旅”已经成形，当中“东旅”由拉吉普营和来福枪营组成，由驻扎于大潭峡的华里士担任旅长；[18]“西旅”由苏格兰营、旁遮普营和温尼柏营组成，由驻扎于港岛中部黄泥涌峡的罗逊担任旅长；[18]至于香港防卫军则驻防于“东旅”和“西旅”之间，大概涵盖跑马地、渣甸山、黄泥涌水塘至舂坎角一带，同时向两旅提供支援。[18]鉴于华里士一直驻防九龙和新界地区，对港岛布局缺乏深入认识，再加上他从未与来福枪营合作，均局限他对“东旅”的部署能力。[18]

日军占领九龙和新界后，持续对港岛展开空袭，但碍于需时制订对港岛的进攻计划，再加上要视察合适的登陆点，所以未有展开进一步的攻击。[19]到12月18日，日军终于行动，炮击港岛北岸，导致北角油库等多处地方起火并产生大量浓烟，日军遂乘机以浓烟作掩护，于入夜后展开登陆计划，率先成功登陆太古、北角、爱秩序湾和宝马角多个由“东旅”管辖的地点，并与华里士麾下的拉吉普营和来福枪营展开激战。[20]经过连番战斗，日军凭借人多的优势，于12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时份逐渐取得上风，瓦解了港岛东北岸的防线，迫使驻港英军退守到渣甸山和铜锣湾礼顿山一带。[21]当时，驻扎于黄泥涌峡的“西旅”旅长罗逊一度以为日军的进攻计划经过一轮交战后已经受阻，于是着手布防市区，[22]岂料到12月19日清早，日军三支联队已迫近黄泥涌峡的“西旅”阵地，展开围攻；罗逊在该场战事中阵亡，日军更于中午时份成功控制黄泥涌峡的出入口，同时攻下“西旅”旅部。[23]罗逊被围期间，身在大潭峡的华里士曾应要求派出一小队义勇军往西救援，惟两方相距两英里之遥，加上山路险峻，义勇军最终无功而还。[24]

日军的步步进迫，逐步将“西旅”和华里士的“东旅”之间的联系割断，当时“西旅”渐渐退到了港岛西南部、港岛北部和维多利亚城一带，而华里士则把“东旅”退到港岛南部的浅水湾和赤柱一带，形势日见孤立。[25]期间“西旅”和“东旅”均多次反攻，试图重夺黄泥涌峡，但都因为寡不敌众而无功而还。[25]12月20日早上，日军开始进击浅水湾，与以浅水湾酒店为据点的“东旅”守军展开激战，[26]翌日，另一批位于赤柱的“东旅”守军也向已经进占大潭道的日军反击，但随着日军大举进犯，“东旅”形势处于下风。[27]及至12月21日下午，莫德庇眼见“东旅”与“西旅”均已陷入困难局面，战败只是迟早问题，于是托请时任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电告伦敦方面，考虑准予香港投降。然而，英政府方面不愿香港过早投降而影响英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士气，结果在同日深夜向港府回电，指令要继续作战。[28]

12月22日上午，日军终于控制港岛南部的主要干道浅水湾道，正式切断了“西旅”和“东旅”的最后联系。[29]到下午时份，由于浅水湾酒店的粮草和食水已经断绝，华里士考虑到酒店内的妇孺安危，决定英军撤出酒店，并容许留守于酒店内的平民向日军投降，酒店最终在12月22日深夜向日军投降。[29]至于在赤柱方面，日军也在同日中午和下午向赤柱进攻，驱逐了驻防赤柱外围的英军，同时威胁到处于赤柱外围马坑山的来福枪营指挥部。当时来福枪营营长荷姆（William J. Home）在战局已定的情况下，提议将马坑山的加拿大士兵撤走，以减少来福枪营的人命损失；但华里士却认为马坑山是守备赤柱半岛的要地，故此予以否决，两人的冲突因此逐步升温。有关加拿大援军人命牺牲的争议，此后一直持续不息。[30]

12月23日上午，“东旅”英军与日军再次在赤柱外围展开激战，稍后日军一度暂缓进攻以便作出调配，但华里士也不得不趁机收缩防线。[31]此时，华里士与荷姆的分歧继续扩大，荷姆认为应将部队后撤至赤柱村，并考虑投降，但华里士却根据莫德庇覆电的指令，坚持继续坚守。[32]未几，日军恢复进攻，英军被迫退入赤柱，并在赤柱村及来福枪营阵地的圣士提反书院后方，部署前后两道防线。[32]其后，日军昼夜炮击赤柱，并于12月24日下午攻向赤柱村防线。溃败的英军退到圣士提反书院后方，而报复心切的日军在进占圣士提反书院后，更大举屠杀留在书院的伤兵和护士。[32]

12月25日圣诞节凌晨，华里士接获莫德庇覆电，指令“东旅”要继续抵抗。[33]当时赤柱英军尚有香港防卫军、密德塞克斯营及炮兵守在外围防线，但荷姆却反对华里士派出来福枪营增援。[33]同日上午，日军一度暂时停火，给予时间让杨慕琦考虑投降，而华里士也在上午9时30分收到总司令部下令停火的命令。不过，当华里士要求总司令部确认时，却迟迟未收到回复。不久以后，由于“西旅”司令部的通讯中断，华里士遂指派来福枪营D连连长反攻圣士提反书院，这批部队随后在正午时份于书院外与日军激战，造成过百人阵亡。[33]

事实上，当时“西旅”位于港岛北部和西南部的余部也经已处于溃败边缘，而虽然港督杨慕琦在中午决定拒绝投降，但随着日军在下午恢复大规模攻击后，杨慕琦惟有改变主意，向日军无条件投降，标志着历时17天的香港保卫战结束，而杨慕琦投降当天，则被称为香港的“黑色圣诞节”。[34]港督杨慕琦投降后，华里士要到12月25日晚上8时才从日军派出的英军俘虏接获香港已经投降的消息，但他认为消息并不可信。[35]直到12月26日凌晨，华里士的副官把密德塞克斯营营长的投降手令带回，他始接受香港投降的消息，即时命令“东旅”全体停火投降，并缴出所有武器，至此香港保卫战的所有战事才告结束。[35]

战俘与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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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里士与其他驻港英军将士在香港沦陷后沦为日军战俘，鉴于他在战事期间受伤，情况颇为严重，因此他在投降后一度获准于宝云道前英军医院接受皮肤移植手术，休养多时，到1942年4月11日出院，旋被移送到深水埗集中营，一星期后再被转送往阿盖尔街集中营，被安排与莫德庇等被俘英军高层同房，过着被拘禁的生活。[36]1943年8月4日，华里士及莫德庇等14名英军高层，连同他们的随员合共21人，被日方指为牵涉英军服务团的非法活动，被着令转送往台湾继续监禁，并于同年8月9日抵达台南州的白河战俘营。[37]于1944年10月，华里士同英军高层被送至日本，并在别府逗留至11月，其后再转往南朝鲜，再送至满洲郑家屯战俘营。在该村庄经历数月监禁后，他们于1945年5月20日被送往奉天俘虏收容所，并在该处的工厂工作。[38][39]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华里士一行人始获释放。[37]

被拘禁于阿盖尔街集中营期间，虽然莫德庇与华里士等人遭到日军监控，但莫德庇仍成功在营内就香港保卫战期间城门碉堡失守一事展开秘密研讯，[40]还对香港保卫战的战事经过撰写报告书，报告书写成后被埋藏于营内某处，以防日方发现，到战后始获出土，重见天日。[36]与此同时，华里士在营内也从自己的角度撰写两部共220页纪录香港保卫战的日记手稿；他把手稿藏于一个随身的木箱暗格，并避过日军搜查，得以把日记手稿保存到二战结束以后。[36]

二战结束后，莫德庇在1945年11月把他的报告书提交陆军部省览，该份原订于1946年初刊于《伦敦宪报》的报告书从没有参考由华里士撰写的日记，另外还对加拿大援军的表现加以批评。[36][41]经军方高层介入后，报告书中批评加拿大援军的段落遭到移除，而报告书则延至1948年1月29日才对外发表。[41]此外，对于莫德庇在报告书中没有提及华里士在香港投降后仍孤军抵抗11小时，也引起了华里士的不满。[36]至于华里士的日记手稿则于1948年7月送交陆军部，与莫德庇的报告书一样，华里士在日记中对加拿大援军予以严厉抨击，而不论是报告书抑或是日记的内容准确性，均引起后世研究的正反争论。[36][41]

无论如何，英廷为了肯定华里士在香港保卫战期间的工作，在二战后分别颁授他1939年至1945年星章、太平洋星章、防卫奖章和1939年至1945年大战奖章。[4]1946年4月4日，他连同其他部分曾参与香港保卫战的将士，获得英皇乔治六世透过《伦敦宪报》副刊作传令褒奖，[5]他的1939年至1945年大战奖章附有一枚橡叶勋扣，即象征有关的传令褒奖。[4]

华里士在日本投降后，从满洲被运送至马尼拉。他因希望前往印度探访第7拉吉普团第5营生还者，而拒绝了军方送他回英国的安排。华里士最后在勒克瑙会见战友后返回英国。[42]华里士在二战后退出陆军，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在那里经营管理人员职业介绍业务，担任经理。[1]他在加拿大没有再高调谈论和宣传他的战时日记，以免遭受加拿大人的声讨。[41][2]华里士晚年在温哥华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患有动脉硬化的他在1982年10月20日因急性脑出血在温哥华逝世，终年86岁。[1]死后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于温哥华，后来再移葬于德国汉堡，与第二任妻子长眠当地。[1][43]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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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里士1920年于英国伦敦汉诺威广场圣乔治教堂迎娶安洁拉·范德沃弗（Angela Van de Wouwer）为妻，两人育有一名女儿，名叫安洁拉·沃利斯（Angela Wallis）。[43][44][45]华里士后来再娶来自德国汉堡的英格堡·祖贝（Ingeborg Subbe）为第二任妻子。[43]英格堡1925年3月24日出生，2010年6月25日因心脏衰竭卒于加拿大温哥华市内的温哥华全科医院，终年85岁，死后遗体归葬于德国汉堡，与丈夫合葬。[43]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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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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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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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1.3 "Registration of Death: Cedric Wallis" (22 October 1982)
  2. ^ 2.0 2.1 2.2 2.3 Lai (2014), p.11.
  3. ^ 3.0 3.1 3.2 3.3 3.4 3.5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60.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June 2014" (retrieved on 1 November 2014)
  5. ^ 5.0 5.1 5.2 "Supplement to Issue 3752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ondon Gazette, 2 April 1946, p.1672.
  6. ^ 6.0 6.1 6.2 6.3 Poy (1999)
  7. ^ 7.0 7.1 7.2 7.3 7.4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p.59-60.
  8. ^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37.
  9. ^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p.60-61.
  10. ^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61.
  11.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159。
  12.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161至162、页173。
  13.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187至188。
  14.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190至191。
  15.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192至199。
  16. ^ 16.0 16.1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198至200。
  17.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32至235。
  18. ^ 18.0 18.1 18.2 18.3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89.
  19.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18至219。
  20.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24至226。
  21.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38至239。
  22.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39至240。
  23.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45。
  24. ^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108.
  25. ^ 25.0 25.1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48至252。
  26.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52至254。
  27.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59至261。
  28.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63至265。
  29. ^ 29.0 29.1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68至269、页271。
  30.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69。
  31.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74至275。
  32. ^ 32.0 32.1 32.2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76至281。
  33. ^ 33.0 33.1 33.2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80至283。
  34. ^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88。
  35. ^ 35.0 35.1 邝智文、蔡耀伦（2013年），页283及页288。
  36. ^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149.
  37. ^ 37.0 37.1 Banham (2009), p.129.
  38. ^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chpt. 21.
  39. ^ Special Party Hong Kong to Taiwan; Wallis, Cedric MC. Roll of Honour. FEPOW Family. [2021-08-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9）. 
  40. ^ "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Court of Enquiry held on 8 May 1942 in the prisoner of war camp in Argyle Street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leading to the loss of the Shing Mun Redoubt to the Japanese" (retrieved on 1 November 2014)
  41. ^ 41.0 41.1 41.2 41.3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p.150.
  42. ^ Lindsay and Harris (2005), chpt. 25.
  43. ^ 43.0 43.1 43.2 43.3 "Obituary: Ingeborg WALLIS" (14 July 2010)
  44. ^ "Marriages Jun 1920: Van de Wouwer, Angel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reeBMD, retrieved on 1 November 2014.
  45. ^ "Births June 1927: Wallis, Angela M.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reeBMD, retrieved on 1 November 2014.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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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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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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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邝智文、蔡耀伦著，《孤独前哨：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战役》。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ISBN 978-9-88825-434-7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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