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明朝文學家(1568-1619)

袁宏道(1568年12月24日—1610年10月22日),字中郎,号石公石头居士,湖广公安县人,明代官员与作家,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1]:2246。袁宏道官拜吴县知县、京兆教官、礼部仪制司主事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三仕三隐,是清流官员。袁宏道为人自命不凡,才华洋溢,提倡诗文改革运动,批评前后七子的拟古派,强调个性和自然情感,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开创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袁宏道诗歌平直清新,自由明了,其游记舒适恬美,书信直接清晰,两者都是小品文典范。宗教方面,袁宏道热衷于佛教,常焚香参禅。明清两代对袁宏道之诗评价较高,1930年代则对其小品文评价较高,其作品一直受人广泛阅读,对后世文学有广大影响。

袁宏道
袁宏道

陈洪绶《雅集图》之袁宏道像


大明吏部稽勋司郎中
籍贯 湖广公安县
族裔 汉族
字号 字中郎,号石公
出生 隆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1568年12月24日)
湖广公安县(今湖北
逝世 万历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1610年10月22日)
湖广公安县(今湖北
墓葬 公安县法华寺
配偶 李氏
亲属 父袁士瑜。母龚氏。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儿子袁彭年、袁岳年。
出身

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

著作

《潇碧堂集》、《锦帆集》、《解脱集》、《西方合论》

家世 编辑

袁宏道的先世武勇好侠,家境富裕,为乡里中的望族。曾祖父袁映豪侠仗义,曾率领乡里子弟自卫抗贼。祖父袁大化为人慷慨,能救灾活民。父亲袁士瑜屡败科场,却颇富学问,对袁宏道兄弟启迪教导有功。外祖父龚大器,官至河南布政使,声望颇佳。舅父龚仲敏、龚仲庆都儒雅能文,分别官拜山东嘉祥县令及兵部郎。外祖父家对袁宏道也有开明而良好的教育[2]:5-7

生平 编辑

少年及壮年 编辑

袁宏道7岁丧母,由庶祖母詹氏抚养长大,小时候就善写八股文[2]:5、145,少年时已有文学天赋,15岁时在故乡组织和领导一个文学社团。1588年,袁宏道考中举人[1]:2247。1590年春,袁宏道兄弟首次到武昌拜会李贽,次年袁宏道再到麻城探访李贽,一住三月,拜李贽为师,思想和文学观都为之大变[2]:7-8,受李贽赞誉为“识力胆力,皆响绝于世”。1592年袁宏道高中进士,但他对官场并不热衷,没有立即进入仕途,而是与兄弟相互切磋论道[1]:2247,三袁与外祖父龚大器,舅父龚仲敏、龚仲庆共六人,组织“南平社”论学作诗。1594年十二月,袁宏道受命为吴县知县,翌年十二月到任。他治事精敏,政声极佳,革除吴县许多税制弊端,去除了几个恶吏,使地方风气有所改善,颇受吴民爱戴[2]:9-10。袁宏道在吴县两年间,游览过苏州不少名胜古迹,如虎丘、天池、灵岩,东西洞庭、姑苏台等。他无法忍受做县令事务繁杂,而且当时吏治败坏,宦官专权,做县令动辄得咎,遂决心辞职,但三次请辞都不获准。1596年八月,袁宏道患疟疾,一病五月,他以重病为由第四度请辞,终于在1597年二月获准[2]:11-13

 
袁宏道曾在崇国寺(护国寺)主持蒲桃社,谈禅论诗。

袁宏道辞官后即到西湖等地游览,历时三月,游踪在江苏浙江两省中[2]:15,并与陶望龄等人切磋文学[1]:2247,然后在真州暂住下来,日子安闲而愉快。1598年春,正在京师任职的兄长袁宗道来信催促入京,袁宏道遂到北京出任京兆教官。不久,三弟袁中道也来到京师,三兄弟得以聚首[2]:16、18。他们邀请供职京城的朋友组织“蒲桃社”,社址在城西崇国寺,主要成员除三袁外,还有黄辉陶望龄潘士藻刘日升吴用先李腾芳等人。他们一起论学、作诗、参禅、饮酒,偶尔也讨论政治,批评时事。京兆教官是个闲缺,袁宏道这时生活安定,心情闲适,1600年三月,转任礼部仪制司主事[2]:19-20

中年 编辑

1600年六月间袁宏道有庐山之游,到秋天因病告假,回到公安;[2]:20十一月接到兄长袁宗道过世的消息[2]:21,大受打击,与弟弟袁中道一同辞官,其后素食数年,以求替亡兄祈福[1]:2247。他在公安城南买下洼地300亩,名为“柳浪”,当中有一片大湖,湖边环绕万株柳树和假山,在此隐居六年,期间潜心研究佛理,往来的朋友也大多是僧侣[2]:21、76。1604年八月,袁宏道曾与诸僧侣同游德山,同年受公安县令钱胤选所托,开始编《公安县志》。隐居六年后,袁宏道开始静极思动,父亲亦劝他再出仕。1606年秋天,袁宏道偕同袁中道上京,补礼部仪制司主事[2]:23、25-26。1607年秋天,妻子李氏去世,袁宏道以因公探访谢鹏举之便,扶灵回乡,翌年二月回到公安,住了两个月便北上,扺京后补验封司主事,摄选曹事,以明快手法改正吏员营私之弊,并为选曹立下考查制度,很得太宰孙丕扬赏识。1609年秋天,袁宏道授任为陕西乡试主考,亲自阅卷,擢拔了不少人才,并乘主考之便,遍游关中名胜。1610年,袁宏道升任稽勋司郎中,二月与袁中道一起南归,立志归隐,日常生活大多是焚香静坐,吃斋茹素,做些清心寡欲的工夫。九月时遽然病逝,年42[2]:27-29

袁宏道死后公安县吴县两地都为其建造祠堂,以表纪念[1]:2248。袁宏道在公安三袁中声名最著[3]:105,三兄弟都主张写作要清新活泼,自然率真,开创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1]:2247

文学 编辑

 
《袁中郎全集》书影

文学批评 编辑

袁宏道的文学理论深受徐渭李贽影响,“性灵”等说源自王世贞[2]:129、131、121,其文论的核心是历史的文学观。他认为文学随时发展,一朝有一朝的环境,文学的形式与风格也无法保持不变[2]:147,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学,既不贬低过去,也认识到复古者的局限,不能以当代语言创作,就不能完全真诚地表达自我[3]:106。无论过去有多么辉煌,都无法重现,无论一个作家模拟古人有多成功,他的作品也不过是一件假古董[2]:147。他批评模仿古代作家[4]:160,主张诗文都要有自由的心灵、自由的表现,抨击拟古派是空洞的模仿[5]:287,反对当时流行的诗学带来同质而单调的诗风[3]:106,将明代文学的衰落归因于以模拟为尚。正因唐代诗人无意模拟,唐诗才成为经典;复古派在唐代诗人身后亦步亦趋,这正是复古派无法获得唐诗真致的原因[2]:148-149。三袁认为,复古派定立的文学样板(秦汉文与盛唐诗)过于狭隘,盛赞晚唐与宋元的作品。袁宏道质疑汉文唐诗的优越性,致力提高宋诗的地位,认为宋诗优点在取材广泛,内容丰富[2]:152-153,并推奖拟古派最避忌的两位诗人白居易苏轼[5]:287,甚至认为苏轼有过于杜甫[2]:152

袁宏道强调个性和自然情感[4]:162,最知名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前一句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和情感的真实性,后一句强调文体和形式的自由。性灵的意义在于忠于自我,从一首好诗中,可见诗人的个性与情感[2]:154-155、157,“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相信真正的美是朴实无华的,任何有意识的提炼与修饰不仅徒劳无功,还会破坏自然之美,文饰与技巧是无用的[2]:159、162。他推崇白话形式[3]:105,认为唯一可能流传的当代作品,是街头妇孺所唱的民歌,因为这些歌曲“能宣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4]:163。作品应表现“趣”,“趣”指一个人天性中的风采或风味,以及通常见于小孩而大人少有保存的一种本能的喜悦[4]:165

诗歌 编辑

袁宏道早期的诗歌深受前后七子影响,以模拟唐诗为目标,自会见李贽后,诗风剧变,着重自由表现,真诚而不拘格套,平直清新[2]:49-50、54、62,自然平易,一如其偶像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风[3]:106。袁诗一反拟古派的风格,自由明了,能反映现实。五古《二月十一日崇国寺踏月》:“寒色浸精蓝,光明见题额。踏月遍九衢,无此一方白。”早春寒冷的月光浸照寺院,山门上的题额亦清晰可见,京城街道上的月光,通处都不及这儿的白[5]:288。袁宏道也有批评时政之作,《猛虎行》和《逋赋谣》是对当时重税及矿吏的抗议,有点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袁宏道喜欢用乐府诗体,作有一组17首的“拟古乐府”,如《妾薄命》,颇有民歌情调[2]:33、56-57,偶尔会采用口语化词语,如《放言效元体》中的“鹅炙”、《淮安舟中》的“鱼子饭”、“蛤蜊汤”。袁宏道偶尔也会采用民歌体,如《采莲歌》、《横塘渡》,两诗采用女性的口吻,用词平易,意思清楚[2]:58、54-56

袁宏道诗歌主题广泛,从社会交往到个人思想,从自然景致到历史怀古,均有涉猎。他的政治诗有的调笑讽刺,如《醉乡调笑引》“天有酒则不倾,国有酒则不争”,有的严肃讨论,如《猛虎行》和《逋赋谣》,直接批评政府的重税与暴行。他的哲理诗则多具佛道色彩,常表达人生短暂、功名利禄易逝的主题[2]:59-61。中年以后,袁诗常以“闲愁”为主题,风格冲淡宁静,如《潞河舟中和小修别诗》、《途中口占》。袁诗缺点是空疏鄙俚浅俗[2]:67、54、64,近体诗部分过于随便,流于“油滑”,如七律《暮春同谢生汪生小修游北城临水诸寺至德胜桥》“浅绿疏黄是处有,泥人真自胜姬鬟”,谓暮春园林的色彩缠绕人心,其愉悦胜过美人的缠绵[5]:289

散文 编辑

 
袁宏道《瓶史》书影

与唐宋散文不同之处在于,袁宏道喜爱使用抒情风格,较少用哲学或说教的方式[6]:78。游记中,以游西湖的文章最多[2]:15,大部分游记记录苏杭两地城里城外的名胜,也写了一些北京地区的游记[7]:6,此外以八篇短文组成一个系列,记叙了1601年的庐山之行;其后用一系列的文章描写1604年的德山之旅、1609年的华山嵩山之旅[6]:130。与徐霞客相比,袁宏道游记相当城市化,代表作《虎丘》一文,写于袁宏道辞去吴令后不久,文章重心不在山水景色,着墨最多的中秋夜在虎丘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游人的歌喉、乐器,以及饮酒欢会的情形,写的是都市生活,不是山林文学。《晚游六桥待月记》则给人舒适恬美之感[7]:6、8。袁宏道游记中对自然的欣赏,往往止于感性的描绘,而缺乏托意深远的意境。他往往借着相关的地名,品评古人或史事。如《孤山》,对宋代林逋的“妻梅子鹤”,致以景仰之意,并对自己之有妻室深表悔懊。《灵岩》中则为西施辩白,认为历来将亡国之罪归咎于君王好色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议论性的游记中,描写的功能往往退居其次,论辩的作用反居其首[7]:9

袁宏道在游记中有非常突出的形象,善用对话来写游记,如《文漪堂记》、《良乡三教寺记》,除了在篇首有一小段叙述外,全篇都是由几个人的对话所构成,但这类游记往往失之零碎松散,结构上不严密。晚年的游记《华嵩游草》,风格上与早期作品颇有不同[7]:10,篇幅加长了,描写更细腻,议论则较少;遣词造句上,口语的成分减少了,排偶则增加,如《华山别记》“是日也,天无纤翳,青厓红树,夕阳佳月,各毕其能,以娱游客,夜深就枕,月光荡隙如雪”一段,8句中有6句是四字的,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7]:11

袁宏道的书信尺牍是晚明小品文的典范之作,话题广泛,涉及从政治议题到生活琐事,体现了对陈规故套的蔑视和反抗精神。袁宏道书信的生命力,源于他愿意暴露内心深处的自己,与读者分享私密经验。在写给沈寅的信里,袁宏道勾勒了这幅自画像:“弟支离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树根,虬曲臃肿,无益榱栋,以为器则不受绳削,以为玩则不益观。”[2]:72-73、78其幽默感在书信中表现无遗,不仅取笑自己,也拿朋友取乐。在给吴化的信里,他开起自己所患疟疾的玩笑,以轻松的口吻写下自己的痛苦,态度举重若轻而富幽默感。其书信用语简明而直接,少有用典或古辞,有力而清晰,能掌控口语,如“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与口语毫无二致[2]:82-84。袁宏道《瓶史》先谈到花的灵魂,“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浴花者得其候,乃为膏雨”,然后谈爱好花的人,最后谈正确的赏花方式,文章措辞简练,见解深刻,是“独抒性灵”的结果[6]:76-77

小说、戏曲 编辑

李贽的影响,袁宏道甚为欣赏通俗小说[2]:166,将《水浒传》和《金瓶梅》等同于儒家经典[1]:2248,他是第一位评点《金瓶梅》的学者,认为《金瓶梅》不仅是诲淫之作,还包含道德教训,在情欲描绘的背后,有严肃的教化意义[2]:168。袁宏道并著有历史小说《东西汉演义》,又修改了周朝俊原作的戏曲《红梅记[1]:2248

性情与嗜好 编辑

袁宏道是清流官员,不同流合污,偶尔也感时忧国,为民呼号,明代思想家中最推崇王阳明[2]:34、38。他以风雅自命,避忌俗人,甚至自称最怕入城,有时绝意仕进,但又无意做一个深山隐者,辞官几年住在庄园“柳浪”,便有些耐不住寂寞,有出山的念头[7]:5-6。袁宏道性格甚为傲慢,曾将同代人描述为“瓮中鸡”,而以“云外鹄”自况,为人放旷自高,自信豪放,觉得自己的思想、人格、诗文都高人一等,轻蔑世人,自命不凡[2]:140、42-43,其名士习气,颇受竹林七贤嵇康之流影响。他原本极好女色,中年以后则有了戒色的念头[2]:37、22

袁宏道闲居期间,每天读书、作诗、参禅,闲暇时游山玩水、下棋。他有很多特殊癖好。他不善饮酒,却很讲究饮酒的种种规矩,对饮器、酒质、酒品都有独到研究;又有茶癖和花癖,曾比较龙井与天池两地茶叶的优劣,辨鉴入微[2]:16、44。袁宏道热衷游山玩水成癖,喜爱游览名胜,如北京城满井、崇国寺等,写下《满井游记》等文纪游[7]:6、12。他所谓的山水癖,只是过厌了城市中喧嚣的日子,想到郊外清静一下。他真正向往的生活,是既有城市的方便,又有山林的清幽。他更喜欢将山水庭园化,自筑“柳浪”,充满小桥流水式的江南风光[7]:7-8。在山水之乐不可得时,则转而嗜于花卉盆景之间[2]:44。案头的瓶花,也可以满足他的部分山水欲。他的《瓶史》就是一本专讲插花的小册子,其中对花的种类、品第,插花器具、用水等都精心讲究[7]:8

宗教 编辑

袁宏道往来于儒、释、道三教,深信轮回与鬼神之说,经常吃斋茹素,焚香静坐,俨然是个居士,写过许多为寺院募捐的文章,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僧侣朋友,颇以自己在禅学上的造诣而自豪,其佛教思想倾向消极避世,而无普渡众生的担当[2]:38-40。1597年,袁宏道与友人一同造访云栖山,认识了高僧祩宏。当时他尚未有直入念佛法门之意,还是希求能游步于“见性之道”的禅。在北京时,袁宏道指出当时修禅者学人卖弄,滥用悟道意识的乱象[8]:269-271,批评士人往往以为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以致走火入魔[2]:39。其后他写成《西方合论》,借由净土以发扬禅宗,合禅宗与净土宗二者加以论述,以“禅、净一如”为修道的大前提,以追求悟道之路[8]:271。撰写《西方合论》时所参照的内典,包括龙树智𫖮李通玄永明延寿等大德的论著,也受到袾宏《阿弥陀经疏钞》的影响,书中流露的念佛思想,接近袾宏的教学理念。袁宏道友人虞淳熙将《西方合论》与《阿弥陀经疏钞》、永明延寿《万善同归集》等书相提并论,推崇其价值[8]:272。《西方合论》10卷收入智旭《净土十要》,此外袁宏道撰有禅宗著作《宗镜摄录》12卷[1]:2248

评价 编辑

明清两代对袁宏道之诗评价较高,1930年代则对其小品文评价较高。竟陵派锺惺认为学习袁宏道的弊病有过于学习高攀龙,尤其不喜欢袁宏道闲散的文风[2]:45、190-191钱谦益赞赏公安派的独立精神,却批评袁宏道导致明代诗风鄙俗空疏。清代批评家指责袁宏道忽视诗律,用语过于浅白[2]:194、68,其着重自我表现的文学观是鄙俚而空疏的。沈德潜指责三袁导致“诗教”衰微,危及明朝国祚[2]:108、46。四库馆臣赞赏公安三袁使“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9]:189,却认为袁宏道“第喜逞才辨,不自知其言之过也”,要为明代社会的衰落负一定责任。袁宏道文集在乾隆时,被列入禁书目录中[1]:2248,受诋为异端邪说,被认为应为明代诗歌的衰落负责,他的诗甚至被视为“亡国之音”,预示了明朝的灭亡[2]:46

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后,袁宏道的名誉得以恢复,经历三个世纪的批评和忽视后,他在1930及1940年代成为文学英雄。1930年代,林语堂周作人鼓吹小品文,袁宏道的散文被视为小品文的典范,袁宏道被视为明代的重要散文作家,也被描述为一位名士:沉浸于文学与艺术,鄙弃陈言故套和社会规范,压恶政治[2]:108、70、73。《瓶史》是晚明典型的闲适小品,很受林语堂推崇[7]:8。周作人相信白话文运动正源于公安派传统,胡适的文学理念是袁宏道理论的现代版本,袁宏道是胡适的前驱[2]:196、262。周作人又赞赏公安三袁的文章“清新流丽……不在文章里面摆架子”,诗歌“巧妙而易懂”,但也批评他们的文章“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并且不喜欢袁宏道涉足于禅宗净土宗[9]:187、191

袁宏道的作品也传到日本,深受江户初期僧人深草元政日语深草元政喜爱,称其“乐府妙绝,不复可言”[5]:290

影响 编辑

袁宏道反对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观点,“一扫王、李云雾”[1]:2247,他去世时,公安三袁的诗风已取代拟古派,吸引住当时的诗人[5]:289,导致复古派衰落。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改变了公安派中其他成员如袁宗道黄辉的诗风[2]:121、146,三袁兴起以后,自我表现连同一种个体的声音,成为晚明文学界的趋向[2]:136-137。袁宏道的诗歌和小品文,一直受人广泛阅读,他的一些文学批评观点,到明末已成为老生常谈。公安三袁推崇白话形式,为抬高小说、戏曲的地位开辟了空间,奠定其发展基础[3]:106。袁宏道极力推崇作家徐渭,大大提高徐渭的身后名[2]:126、129。公安派在破除拟古主义和倡导个性主义方面,一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其影响不久即衰微。清朝初年,金圣叹精神上继承了公安派,也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主义观点;提倡“性灵”的袁枚也继承了公安派的一些观念[4]:166、177。清政府尽力减小公安派的影响,三袁的作品被列入《清代禁毁书目四种》。袁宏道散文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林语堂的文论部分源自受袁宏道[2]:195、70、228,他借用袁宏道的话,拈出“性灵”二字,来提倡写幽默趣味的小品文,提出以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作为小品文的写作原则[2]:223、227。袁宏道又撰有专论插花的《瓶史》1卷,该书在18世纪传入日本,启发花道“宏道流”,流传至今[1]:2248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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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