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袁宏道(1568年12月24日—1610年10月22日),字中郎,號石公、石頭居士,湖廣公安縣人,明代官員與作家,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合稱「公安三袁」[1]:2246。袁宏道官拜吳縣知縣、京兆教官、禮部儀制司主事、驗封司主事、稽勳司郎中,三仕三隱,是清流官員。袁宏道為人自命不凡,才華洋溢,提倡詩文改革運動,批評前後七子的擬古派,強調個性和自然情感,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口號,開創了文學史上著名的「公安派」。袁宏道詩歌平直清新,自由明瞭,其遊記舒適恬美,書信直接清晰,兩者都是小品文典範。宗教方面,袁宏道熱衷於佛教,常焚香參禪。明清兩代對袁宏道之詩評價較高,1930年代則對其小品文評價較高,其作品一直受人廣泛閱讀,對後世文學有廣大影響。
袁宏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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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陳洪綬《雅集圖》之袁宏道像 | ||
大明吏部稽勳司郎中 | ||
籍貫 | 湖廣公安縣 | |
族裔 | 漢族 | |
字號 | 字中郎,號石公 | |
出生 | 隆慶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1568年12月24日) 湖廣公安縣(今湖北) | |
逝世 |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1610年10月22日) 湖廣公安縣(今湖北) | |
墓葬 | 公安縣法華寺 | |
配偶 | 李氏 | |
親屬 | 父袁士瑜。母龔氏。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兒子袁彭年、袁岳年。 | |
出身 | ||
萬曆二十年壬辰科進士 | ||
著作 | ||
《瀟碧堂集》、《錦帆集》、《解脫集》、《西方合論》 |
家世
編輯袁宏道的先世武勇好俠,家境富裕,為鄉里中的望族。曾祖父袁映豪俠仗義,曾率領鄉里子弟自衛抗賊。祖父袁大化為人慷慨,能救災活民。父親袁士瑜屢敗科場,卻頗富學問,對袁宏道兄弟啟迪教導有功。外祖父龔大器,官至河南布政使,聲望頗佳。舅父龔仲敏、龔仲慶都儒雅能文,分別官拜山東嘉祥縣令及兵部郎。外祖父家對袁宏道也有開明而良好的教育[2]:5-7。
生平
編輯少年及壯年
編輯袁宏道7歲喪母,由庶祖母詹氏撫養長大,小時候就善寫八股文[2]:5、145,少年時已有文學天賦,15歲時在故鄉組織和領導一個文學社團。1588年,袁宏道考中舉人[1]:2247。1590年春,袁宏道兄弟首次到武昌拜會李贄,次年袁宏道再到麻城探訪李贄,一住三月,拜李贄為師,思想和文學觀都為之大變[2]:7-8,受李贄讚譽為「識力膽力,皆響絕於世」。1592年袁宏道高中進士,但他對官場並不熱衷,沒有立即進入仕途,而是與兄弟相互切磋論道[1]:2247,三袁與外祖父龔大器,舅父龔仲敏、龔仲慶共六人,組織「南平社」論學作詩。1594年十二月,袁宏道受命為吳縣知縣,翌年十二月到任。他治事精敏,政聲極佳,革除吳縣許多稅制弊端,去除了幾個惡吏,使地方風氣有所改善,頗受吳民愛戴[2]:9-10。袁宏道在吳縣兩年間,遊覽過蘇州不少名勝古跡,如虎丘、天池、靈巖,東西洞庭、姑蘇台等。他無法忍受做縣令事務繁雜,而且當時吏治敗壞,宦官專權,做縣令動輒得咎,遂決心辭職,但三次請辭都不獲准。1596年八月,袁宏道患瘧疾,一病五月,他以重病為由第四度請辭,終於在1597年二月獲准[2]:11-13。
袁宏道辭官後即到西湖等地遊覽,歷時三月,遊蹤在江蘇、浙江兩省中[2]:15,並與陶望齡等人切磋文學[1]:2247,然後在真州暫住下來,日子安閑而愉快。1598年春,正在京師任職的兄長袁宗道來信催促入京,袁宏道遂到北京出任京兆教官。不久,三弟袁中道也來到京師,三兄弟得以聚首[2]:16、18。他們邀請供職京城的朋友組織「蒲桃社」,社址在城西崇國寺,主要成員除三袁外,還有黃輝、陶望齡、潘士藻、劉日升、吳用先、李騰芳等人。他們一起論學、作詩、參禪、飲酒,偶爾也討論政治,批評時事。京兆教官是個閑缺,袁宏道這時生活安定,心情閒適,1600年三月,轉任禮部儀制司主事[2]:19-20。
中年
編輯1600年六月間袁宏道有廬山之遊,到秋天因病告假,回到公安;[2]:20十一月接到兄長袁宗道過世的消息[2]:21,大受打擊,與弟弟袁中道一同辭官,其後素食數年,以求替亡兄祈福[1]:2247。他在公安城南買下窪地300畝,名為「柳浪」,當中有一片大湖,湖邊環繞萬株柳樹和假山,在此隱居六年,期間潛心研究佛理,往來的朋友也大多是僧侶[2]:21、76。1604年八月,袁宏道曾與諸僧侶同遊德山,同年受公安縣令錢胤選所託,開始編《公安縣志》。隱居六年後,袁宏道開始靜極思動,父親亦勸他再出仕。1606年秋天,袁宏道偕同袁中道上京,補禮部儀制司主事[2]:23、25-26。1607年秋天,妻子李氏去世,袁宏道以因公探訪謝鵬舉之便,扶靈回鄉,翌年二月回到公安,住了兩個月便北上,扺京後補驗封司主事,攝選曹事,以明快手法改正吏員營私之弊,並為選曹立下考查制度,很得太宰孫丕揚賞識。1609年秋天,袁宏道授任為陝西鄉試主考,親自閱卷,擢拔了不少人才,並乘主考之便,遍遊關中名勝。1610年,袁宏道升任稽勳司郎中,二月與袁中道一起南歸,立志歸隱,日常生活大多是焚香靜坐,吃齋茹素,做些清心寡欲的工夫。九月時遽然病逝,年42[2]:27-29。
袁宏道死後公安縣和吳縣兩地都為其建造祠堂,以表紀念[1]:2248。袁宏道在公安三袁中聲名最著[3]:105,三兄弟都主張寫作要清新活潑,自然率真,開創了文學史上著名的「公安派」[1]:2247。
文學
編輯文學批評
編輯袁宏道的文學理論深受徐渭及李贄影響,「性靈」等說源自王世貞[2]:129、131、121,其文論的核心是歷史的文學觀。他認為文學隨時發展,一朝有一朝的環境,文學的形式與風格也無法保持不變[2]:147,應以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待文學,既不貶低過去,也認識到復古者的局限,不能以當代語言創作,就不能完全真誠地表達自我[3]:106。無論過去有多麼輝煌,都無法重現,無論一個作家模擬古人有多成功,他的作品也不過是一件假古董[2]:147。他批評模倣古代作家[4]:160,主張詩文都要有自由的心靈、自由的表現,抨擊擬古派是空洞的模倣[5]:287,反對當時流行的詩學帶來同質而單調的詩風[3]:106,將明代文學的衰落歸因於以模擬為尚。正因唐代詩人無意模擬,唐詩才成為經典;復古派在唐代詩人身後亦步亦趨,這正是復古派無法獲得唐詩真致的原因[2]:148-149。三袁認為,復古派定立的文學樣板(秦漢文與盛唐詩)過於狹隘,盛讚晚唐與宋元的作品。袁宏道質疑漢文唐詩的優越性,致力提高宋詩的地位,認為宋詩優點在取材廣泛,內容豐富[2]:152-153,並推獎擬古派最避忌的兩位詩人白居易與蘇軾[5]:287,甚至認為蘇軾有過於杜甫[2]:152。
袁宏道強調個性和自然情感[4]:162,最知名的口號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前一句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和情感的真實性,後一句強調文體和形式的自由。性靈的意義在於忠於自我,從一首好詩中,可見詩人的個性與情感[2]:154-155、157,「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相信真正的美是樸實無華的,任何有意識的提煉與修飾不僅徒勞無功,還會破壞自然之美,文飾與技巧是無用的[2]:159、162。他推崇白話形式[3]:105,認為唯一可能流傳的當代作品,是街頭婦孺所唱的民歌,因為這些歌曲「能宣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4]:163。作品應表現「趣」,「趣」指一個人天性中的風采或風味,以及通常見於小孩而大人少有保存的一種本能的喜悅[4]:165。
詩歌
編輯袁宏道早期的詩歌深受前後七子影響,以模擬唐詩為目標,自會見李贄後,詩風劇變,着重自由表現,真誠而不拘格套,平直清新[2]:49-50、54、62,自然平易,一如其偶像白居易、蘇軾等人的詩風[3]:106。袁詩一反擬古派的風格,自由明瞭,能反映現實。五古《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寒色浸精藍,光明見題額。踏月遍九衢,無此一方白。」早春寒冷的月光浸照寺院,山門上的題額亦清晰可見,京城街道上的月光,通處都不及這兒的白[5]:288。袁宏道也有批評時政之作,《猛虎行》和《逋賦謠》是對當時重稅及礦吏的抗議,有點白居易「新樂府」的精神。袁宏道喜歡用樂府詩體,作有一組17首的「擬古樂府」,如《妾薄命》,頗有民歌情調[2]:33、56-57,偶爾會採用口語化詞語,如《放言效元體》中的「鵝炙」、《淮安舟中》的「魚子飯」、「蛤蜊湯」。袁宏道偶爾也會採用民歌體,如《採蓮歌》、《橫塘渡》,兩詩採用女性的口吻,用詞平易,意思清楚[2]:58、54-56。
袁宏道詩歌主題廣泛,從社會交往到個人思想,從自然景致到歷史懷古,均有涉獵。他的政治詩有的調笑諷刺,如《醉鄉調笑引》「天有酒則不傾,國有酒則不爭」,有的嚴肅討論,如《猛虎行》和《逋賦謠》,直接批評政府的重稅與暴行。他的哲理詩則多具佛道色彩,常表達人生短暫、功名利祿易逝的主題[2]:59-61。中年以後,袁詩常以「閑愁」為主題,風格沖淡寧靜,如《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途中口占》。袁詩缺點是空疏鄙俚淺俗[2]:67、54、64,近體詩部份過於隨便,流於「油滑」,如七律《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至德勝橋》「淺綠疏黃是處有,泥人真自勝姬鬟」,謂暮春園林的色彩纏繞人心,其愉悅勝過美人的纏綿[5]:289。
散文
編輯與唐宋散文不同之處在於,袁宏道喜愛使用抒情風格,較少用哲學或說教的方式[6]:78。遊記中,以遊西湖的文章最多[2]:15,大部份遊記記錄蘇杭兩地城裏城外的名勝,也寫了一些北京地區的遊記[7]:6,此外以八篇短文組成一個系列,記敘了1601年的廬山之行;其後用一系列的文章描寫1604年的德山之旅、1609年的華山與嵩山之旅[6]:130。與徐霞客相比,袁宏道遊記相當城市化,代表作《虎丘》一文,寫於袁宏道辭去吳令後不久,文章重心不在山水景色,着墨最多的中秋夜在虎丘舉行的一場音樂會,以細膩的筆觸,描寫遊人的歌喉、樂器,以及飲酒歡會的情形,寫的是都市生活,不是山林文學。《晚遊六橋待月記》則給人舒適恬美之感[7]:6、8。袁宏道遊記中對自然的欣賞,往往止於感性的描繪,而缺乏托意深遠的意境。他往往藉着相關的地名,品評古人或史事。如《孤山》,對宋代林逋的「妻梅子鶴」,致以景仰之意,並對自己之有妻室深表悔懊。《靈巖》中則為西施辯白,認為歷來將亡國之罪歸咎於君王好色是不切實際的。在這種議論性的遊記中,描寫的功能往往退居其次,論辯的作用反居其首[7]:9。
袁宏道在遊記中有非常突出的形象,善用對話來寫遊記,如《文漪堂記》、《良鄉三教寺記》,除了在篇首有一小段敘述外,全篇都是由幾個人的對話所構成,但這類遊記往往失之零碎鬆散,結構上不嚴密。晚年的遊記《華嵩遊草》,風格上與早期作品頗有不同[7]:10,篇幅加長了,描寫更細膩,議論則較少;遣詞造句上,口語的成份減少了,排偶則增加,如《華山別記》「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一段,8句中有6句是四字的,可見作者的良苦用心[7]:11。
袁宏道的書信尺牘是晚明小品文的典範之作,話題廣泛,涉及從政治議題到生活瑣事,體現了對陳規故套的蔑視和反抗精神。袁宏道書信的生命力,源於他願意暴露內心深處的自己,與讀者分享私密經驗。在寫給沈寅的信裏,袁宏道勾勒了這幅自畫像:「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榱棟,以為器則不受繩削,以為玩則不益觀。」[2]:72-73、78其幽默感在書信中表現無遺,不僅取笑自己,也拿朋友取樂。在給吳化的信裏,他開起自己所患瘧疾的玩笑,以輕鬆的口吻寫下自己的痛苦,態度舉重若輕而富幽默感。其書信用語簡明而直接,少有用典或古辭,有力而清晰,能掌控口語,如「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與口語毫無二致[2]:82-84。袁宏道《瓶史》先談到花的靈魂,「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為膏雨」,然後談愛好花的人,最後談正確的賞花方式,文章措辭簡練,見解深刻,是「獨抒性靈」的結果[6]:76-77。
小說、戲曲
編輯受李贄的影響,袁宏道甚為欣賞通俗小說[2]:166,將《水滸傳》和《金瓶梅》等同於儒家經典[1]:2248,他是第一位評點《金瓶梅》的學者,認為《金瓶梅》不僅是誨淫之作,還包含道德教訓,在情慾描繪的背後,有嚴肅的教化意義[2]:168。袁宏道並著有歷史小說《東西漢演義》,又修改了周朝俊原作的戲曲《紅梅記》[1]:2248。
性情與嗜好
編輯袁宏道是清流官員,不同流合污,偶爾也感時憂國,為民呼號,明代思想家中最推崇王陽明[2]:34、38。他以風雅自命,避忌俗人,甚至自稱最怕入城,有時絕意仕進,但又無意做一個深山隱者,辭官幾年住在莊園「柳浪」,便有些耐不住寂寞,有出山的念頭[7]:5-6。袁宏道性格甚為傲慢,曾將同代人描述為「甕中雞」,而以「雲外鵠」自況,為人放曠自高,自信豪放,覺得自己的思想、人格、詩文都高人一等,輕蔑世人,自命不凡[2]:140、42-43,其名士習氣,頗受竹林七賢嵇康之流影響。他原本極好女色,中年以後則有了戒色的念頭[2]:37、22。
袁宏道閒居期間,每天讀書、作詩、參禪,閑暇時遊山玩水、下棋。他有很多特殊癖好。他不善飲酒,卻很講究飲酒的種種規矩,對飲器、酒質、酒品都有獨到研究;又有茶癖和花癖,曾比較龍井與天池兩地茶葉的優劣,辨鑑入微[2]:16、44。袁宏道熱衷遊山玩水成癖,喜愛遊覽名勝,如北京城滿井、崇國寺等,寫下《滿井遊記》等文紀遊[7]:6、12。他所謂的山水癖,只是過厭了城市中喧囂的日子,想到郊外清靜一下。他真正嚮往的生活,是既有城市的方便,又有山林的清幽。他更喜歡將山水庭園化,自築「柳浪」,充滿小橋流水式的江南風光[7]:7-8。在山水之樂不可得時,則轉而嗜於花卉盆景之間[2]:44。案頭的瓶花,也可以滿足他的部份山水慾。他的《瓶史》就是一本專講插花的小冊子,其中對花的種類、品第,插花器具、用水等都精心講究[7]:8。
宗教
編輯袁宏道往來於儒、釋、道三教,深信輪迴與鬼神之說,經常吃齋茹素,焚香靜坐,儼然是個居士,寫過許多為寺院募捐的文章,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僧侶朋友,頗以自己在禪學上的造詣而自豪,其佛教思想傾向消極避世,而無普渡眾生的擔當[2]:38-40。1597年,袁宏道與友人一同造訪雲棲山,認識了高僧祩宏。當時他尚未有直入念佛法門之意,還是希求能遊步於「見性之道」的禪。在北京時,袁宏道指出當時修禪者學人賣弄,濫用悟道意識的亂象[8]:269-271,批評士人往往以為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以致走火入魔[2]:39。其後他寫成《西方合論》,藉由淨土以發揚禪宗,合禪宗與淨土宗二者加以論述,以「禪、淨一如」為修道的大前提,以追求悟道之路[8]:271。撰寫《西方合論》時所參照的內典,包括龍樹、智顗、李通玄、永明延壽等大德的論著,也受到袾宏《阿彌陀經疏鈔》的影響,書中流露的念佛思想,接近袾宏的教學理念。袁宏道友人虞淳熙將《西方合論》與《阿彌陀經疏鈔》、永明延壽《萬善同歸集》等書相提並論,推崇其價值[8]:272。《西方合論》10卷收入智旭《淨土十要》,此外袁宏道撰有禪宗著作《宗鏡攝錄》12卷[1]:2248。
評價
編輯明清兩代對袁宏道之詩評價較高,1930年代則對其小品文評價較高。竟陵派的鍾惺認為學習袁宏道的弊病有過於學習高攀龍,尤其不喜歡袁宏道閑散的文風[2]:45、190-191。錢謙益讚賞公安派的獨立精神,卻批評袁宏道導致明代詩風鄙俗空疏。清代批評家指責袁宏道忽視詩律,用語過於淺白[2]:194、68,其着重自我表現的文學觀是鄙俚而空疏的。沈德潛指責三袁導致「詩教」衰微,危及明朝國祚[2]:108、46。四庫館臣讚賞公安三袁使「詩文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9]:189,卻認為袁宏道「第喜逞才辨,不自知其言之過也」,要為明代社會的衰落負一定責任。袁宏道文集在乾隆時,被列入禁書目錄中[1]:2248,受詆為異端邪說,被認為應為明代詩歌的衰落負責,他的詩甚至被視為「亡國之音」,預示了明朝的滅亡[2]:46。
20世紀初新文學運動後,袁宏道的名譽得以恢復,經歷三個世紀的批評和忽視後,他在1930及1940年代成為文學英雄。1930年代,林語堂和周作人鼓吹小品文,袁宏道的散文被視為小品文的典範,袁宏道被視為明代的重要散文作家,也被描述為一位名士:沉浸於文學與藝術,鄙棄陳言故套和社會規範,壓惡政治[2]:108、70、73。《瓶史》是晚明典型的閒適小品,很受林語堂推崇[7]:8。周作人相信白話文運動正源於公安派傳統,胡適的文學理念是袁宏道理論的現代版本,袁宏道是胡適的前驅[2]:196、262。周作人又讚賞公安三袁的文章「清新流麗……不在文章裏面擺架子」,詩歌「巧妙而易懂」,但也批評他們的文章「過於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並且不喜歡袁宏道涉足於禪宗與淨土宗[9]:187、191。
影響
編輯袁宏道反對李攀龍、王世貞的文學觀點,「一掃王、李雲霧」[1]:2247,他去世時,公安三袁的詩風已取代擬古派,吸引住當時的詩人[5]:289,導致復古派衰落。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領袖,改變了公安派中其他成員如袁宗道、黃輝的詩風[2]:121、146,三袁興起以後,自我表現連同一種個體的聲音,成為晚明文學界的趨向[2]:136-137。袁宏道的詩歌和小品文,一直受人廣泛閱讀,他的一些文學批評觀點,到明末已成為老生常談。公安三袁推崇白話形式,為抬高小說、戲曲的地位開闢了空間,奠定其發展基礎[3]:106。袁宏道極力推崇作家徐渭,大大提高徐渭的身後名[2]:126、129。公安派在破除擬古主義和倡導個性主義方面,一時獲得很大的成功,但其影響不久即衰微。清朝初年,金聖歎精神上繼承了公安派,也表現出強烈的個性主義觀點;提倡「性靈」的袁枚也繼承了公安派的一些觀念[4]:166、177。清政府盡力減小公安派的影響,三袁的作品被列入《清代禁毀書目四種》。袁宏道散文對20世紀的中國文學產生重大影響,林語堂的文論部份源自受袁宏道[2]:195、70、228,他借用袁宏道的話,拈出「性靈」二字,來提倡寫幽默趣味的小品文,提出以袁宏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口號作為小品文的寫作原則[2]:223、227。袁宏道又撰有專論插花的《瓶史》1卷,該書在18世紀傳入日本,啟發花道「宏道流」,流傳至今[1]:224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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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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