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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戰爭

科隆戰爭
歐洲宗教戰爭的一部分

1583年科隆戰爭中攻占戈德斯堡要塞；大多數守衛者在城牆炸毀後被處死。
日期1583年－1588年（五年）
地點
科隆選侯國
結果 羅馬天主教勝利
參戰方

Black cross on white background 瓦爾德堡的總管格布哈特
（1578至1588年科隆選帝侯）
諾因阿爾家族（英語：Adolf von Neuenahr）
瓦爾德堡家族（英語：House of Waldburg）
普法爾茨-茨魏布呂肯家族（英語：Palatine Zweibrücken）

拿騷家族
索爾姆斯-布勞恩費爾斯家族（英語：Solms-Braunfels）等		 Black cross on a white background 巴伐利亞的恩斯特
（1583至1612年科隆選帝侯）
維特爾斯巴赫家族
科隆帝國自由市
西班牙的腓力及其麾下的：
法爾內塞家族
伊森堡-格倫茨奧家族（英語：Isenburg-Grenzau）
曼斯費爾德家族（英語：House of Mansfeld）旁系
貝爾萊蒙家族（英語：Claude de Berlaymont）等
指揮官與領導者
錫門的約翰·卡西米爾（德語：Johann Kasimir (Pfalz-Simmern)）
諾因阿爾的阿道夫（英語：Adolf von Neuenahr）
瓦爾德堡的總管卡爾（英語：Karl, Truchsess von Waldburg）
尼代根的馬丁·申克（德語：Martin Schenk von Nideggen）  †
佩爾登的赫爾曼·弗里德里希（德語：Hermann Friedrich von Pelden） †		 巴伐利亞的費迪南德（德語：Ferdinand von Bayern (1550–1608)）
帕爾馬的亞歷桑德羅·法爾內塞
曼斯費爾德的卡爾（德語：Karl von Mansfeld）
薩克森-勞恩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德語：Friedrich von Sachsen-Lauenburg）
貝爾萊蒙的克勞德（英語：Claude de Berlaymont）  †
伊森堡的薩倫丁（德語：Salentin von Isenburg）
弗朗西斯科·貝爾杜戈（英語：Francisco Verdugo）
兵力
1586年以前的10000－28000人不等 1586年以前的10000－28000人不等，外加1586年以後西屬佛蘭德斯軍隊的18000－28000人
傷亡與損失
不詳 不詳

科隆戰爭（德語：Kölnischer Krieg），又稱總管戰爭（德語：Truchsessischer Krieg），是1583年至1588年德意志科隆地區爆發的舊教（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戰爭，導致神聖羅馬帝國歷史上的一個教會公國——科隆選侯國（位於如今德國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境內）變得滿目瘡痍。它發生在德意志宗教改革和隨後的反宗教改革背景下，同期發生的還有荷蘭起義和法國宗教戰爭。

這場衝突考驗了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中所包含的「教會保留（英語：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原則。該原則排除或「保留」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教會諸侯領地，使其不適用於「教隨君定」作為確定領土宗教的主要手段。相反，它規定了如果一位教長改信新教，那麼他應該辭職，而不是強迫他的臣民改信新教。1582年12月，科隆總主教-選帝侯、瓦爾德堡的總管格布哈特改宗新教，應依照教會保留原則辭職。然而，他卻宣布對其臣民實行宗教平權，並於1583年與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的阿格內斯（英語：Agnes von Mansfeld-Eisleben）結婚，意欲將教會公國轉變為世俗的王朝公國。座堂聖職團（英語：Cathedral chapter）的一個聖職派別遂推選出另一位總主教：巴伐利亞的恩斯特。

最初，科隆總主教的軍隊是為了爭奪部分領土的控制權而鬥爭。幾位持有選侯領地並負有封建義務（英語：Feudal duties）的男爵和伯爵也同時持有荷蘭臨近省份的領地；例如威斯特法倫、列日以及南部，或西屬荷蘭。複雜的封邑制（英語：Feoffment）和王朝封地使得地方性的爭鬥迅速擴大，當中包括了來自普法爾茨選侯國、荷蘭、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新教傭兵，以及來自巴伐利亞和教廷的舊教傭兵。1586年，衝突進一步擴大，舊教一方的西班牙軍隊和意大利傭兵直接介入，法國的亨利三世和英格蘭的伊麗莎白一世則為新教軍隊方面提供財政和外交支持。

這場衝突與1568至1648年的荷蘭起義同期發生，從而鼓動了荷蘭各起事的行省和西班牙人的參與。戰爭結局最後有利於天主教，鞏固了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在德意志西北部地區的權威，並促進了萊茵河下游的天主教復興。重要的是，它也為外部干預德意志的宗教和王朝衝突開創了先例。

背景 編輯

神聖羅馬帝國的宗教分裂 編輯

主條目：德意志宗教改革和宗教改革

在16世紀之前，天主教會是神聖羅馬帝國唯一的官方信仰，也是基督宗教的唯一教派。一位德意志神父馬丁·路德要求改革教義和實踐，但遭教廷處以絕罰後，他便開創了路德宗，是為德意志宗教改革並迅而演變為全歐洲的宗教改革。神學家之間的這種爭論，這種改革教會教義（在天主教訓誡中是無謬（英語：Infallibility of the Church）且神聖不可侵犯的）的思潮，原本被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視為無足輕重，卻在帝國的許多地區引發了論戰和競爭，並迅速升級成為武裝派系，加劇了既有的社會、政治和領土矛盾。這些緊張關係體現在新教的施馬爾卡爾登聯盟之中——許多改信路德宗的王公們都同意保護彼此的領土和地方主權不受侵犯；作為報復，仍忠於天主教會的王公們則成立了防禦性的神聖聯盟。至1530年代中期，神聖羅馬帝國的德意志各邦國皆因家族關係、地理需求、宗教忠誠和王朝抱負而紛紛演變成武鬥。宗教問題既加重又掩飾了這些世俗衝突。[1]

王公和神職人員們都明白，天主教會存在的制度的濫用（英語：Institutional abuse）阻礙了信徒的實踐，但他們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上存在分歧。[2]新教徒認為教義的改革是必要的（特別是關於稱義、赦罪、煉獄及教廷的權力），而那些仍然信奉天主教的人希望只改革神職人員的道德，但不必犧牲天主教教義。教宗保祿三世於1537年召集了一個理事會來研究這個問題，並實施了幾項內部機構改革，旨在消除一些最公然的濫用職權（英語：Prebendary）、買賣聖職和裙帶關係現象；儘管神聖羅馬皇帝和羅馬教宗為此作出共同努力，但兩種信仰的統一還是建立在了不同的「教會」概念和稱義原則的基礎上。天主教徒堅持傳統的教義，認為只有天主教會才是唯一真正的教會；而新教徒則堅持認為，基督建立的教會是無形的，不受任何宗教機構的約束。[註 1][4]在稱義問題上，路德派堅持「稱義」僅憑信心而發生；而天主教徒則固守傳統的天主教教義，稱義既包括對基督的信心，還得行善積德。施馬爾卡爾登聯盟於1537年成立自己的普世合一運動理事會，並提出了若干信仰戒律。當代表們於1540至1541年度在雷根斯堡會晤時，就信仰和稱義的教義達成了一致，但在聖禮、告解、寬恕（英語：Absolution）以及教會的定義上卻仍然存在分歧。[5]天主教和路德宗的信徒似乎比昔日更加疏遠；只有少數幾個市鎮和城市的路德派信徒與天主教徒能夠生活在一起——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和諧。至1548年，政治分歧與宗教問題重疊，使任何形式的協議都顯得遙不可及。[6]

1548年，查理五世頒布《奧格斯堡臨時敕令》，以此尋求宗教和平的共同基礎。但此舉卻疏遠了新教和天主教王公以及教宗；即便是查理，對宗教解決方案的政治和外交議題也不滿意。[7]在1551至1552年度召開的所謂特利騰大公會議期間，教宗儒略三世並沒有解決更分歧的宗教問題，只是重申了天主教教義是全無謬誤（英語：Infallibility of the Church），並譴責新教的教義為異端。[8]

克服宗教分歧 編輯

奧格斯堡和談
 
《奧格斯堡和約》的談判
日期1555
地點奧格斯堡
參與者羅馬-德意志國王費迪南代表查理五世。 來自帝國政治體的代表。
結果（1）以「教隨君定」原則確立了單一國家內的宗教一致性。承認兩種信仰信條：天主教或奧格斯堡信條（路德宗）。任何其他信仰均被視為異端邪說。
（2）以「教會保留（英語：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原則保護了教會領土內的宗教一致性，但未明確闡明如何保護這一點。
（3）以「斐迪南宣言（英語：Declaratio Ferdinandei）」對某些貴族、君主家族和帝國城市的「教隨君定」原則給予了某些豁免。
更多資訊：奧格斯堡和約

顯然，查理的臨時解決方案無法繼續推行。他下令召開奧格斯堡帝國議會，由各邦在會上討論宗教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他本人沒有出席，而是授權其胞弟斐迪南以「行動並解決」領土、宗教和地方權力的爭端。[8]在會議上，斐迪南哄騙、勸說和威脅與會代表，使他們在三項重要原則上達成一致。其中「教隨君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則明確了一個邦國內部的宗教統一：一個世俗國家中，君王所信的教派，就成為該國所有居民的信仰。那些牴觸君王宗教信仰的居民可以賣掉自己的產業，移民出境，這在16世紀是一個創新的想法；各代表對這一原則進行了詳細討論，在從各個可能的角度審查了問題和擬議的解決辦法後，最終就其措詞的具體情況達成協議。第二項原則涵蓋了教會國家的特殊地位，稱為「教會保留（英語：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原則：在教會領土內，如果教長改變其宗教信仰，生活在這個國家的百姓們則不必這樣做。相反的，這位教長應該辭去他的職位，儘管這並沒有在協議中闡明。第三個原則，即斐迪南宣言（英語：Declaratio Ferdinandei），免除了貴族和部分城市的宗教一致性要求：如果自1520年代中期該地區便開始德意志宗教改革，則允許保留部分可供天主教徒和路德宗信徒混居的城市和市鎮。它還保護了王族、貴族和部分城市的權威，以確定他們領土上的宗教一致性。斐迪南在是最後一刻擅自插入這條原則。[9]

遺留問題 編輯

1555年以後，《奧格斯堡和約》成為管治路德宗和天主教信仰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德意志領土上共存的合法法律文書，並有助於緩和所謂的舊教信徒和路德宗信徒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它有兩個根本性的缺陷。首先，斐迪南在辯論中匆忙發表了關於宗教保留的條款；它沒有像「教隨君定」那樣，在得到廣泛的接受和支持之前經歷審查和討論。因此，它的措詞並未涵蓋所有、哪怕是大多數的潛在法律情境。其次，在全體會議上根本沒有對「斐迪南宣言」進行辯論；斐迪南行使他的「行動並解決」權，[8]在最後一刻補充了這一條款，以回應王室家族和貴族的遊說。[10]

雖然這些特定的缺陷在而後的數十載一直困擾着帝國，但《奧格斯堡和約》的最大弱點可能是它沒有考慮到在路德的信義宗（當時又稱福音派，即路德宗）和加爾文的歸正宗（當時又稱改革宗）傳統中，不斷增長的宗教表達的多樣性。在這幾十年之中，其他信條也得到了普遍認可——即便不是合法的；到1555年，路德提出的改革不再是宗教表達的唯一可能：重浸派，諸如弗里斯蘭人門諾·西蒙斯及其追隨者、約翰·喀爾文的追隨者（他們在西南部和西北部特別強大），以及烏利希·慈運理的追隨者，皆被排除在《奧格斯堡和約》的考量和保護之外。根據奧格斯堡的協議，他們的宗教信仰仍然是異端邪說。[11]

查理五世的退位 編輯

1556年，在一片盛況中，查理依偎在其愛將——時年24歲的拿騷和奧朗日伯爵威廉肩上，[12][13]放棄了他的土地和職權。西班牙帝國，包括西班牙、荷蘭、那不勒斯、米蘭和西班牙在美洲的屬地，都歸他的兒子腓力所有。斐迪南，即前一年代表他參與和約談判的胞弟，則已經擁有了奧地利土地，也是繼承查理成為神聖羅馬皇帝的最佳人選。[14][13]

查理的選擇是恰當的。腓力在文化認同上可以說是西班牙人：他出生於巴利亞多利德，在西班牙宮廷中長大，他的母語是西班牙語，並且更喜歡住在西班牙。斐迪南則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其他諸侯都很熟悉。雖然他也出生在西班牙，但自1531年起，他就開始管理其兄長在帝國的事務。[11]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斐迪南也深受歸正宗的神學所感染，他可能是神聖羅馬帝國歷史上，思想最接近新教的皇帝；其一生至少在名義上是一名天主教徒，儘管據說他在臨終前拒絕了臨終祝禱。[15]其他歷史學家認為，雖然斐迪南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但與其長兄不同，他認為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16]

查理的退位對帝國與法國和荷蘭的外交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他將西班牙王國的領土分配給腓力之後。在法國，國王和大臣們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圍日愈感到不安，並從德意志邊境地區尋求盟友來反對哈布斯堡的霸權；他們甚至準備與一些新教國王結盟。在荷蘭，腓力統治西班牙引發了一些特殊問題；為了和諧、秩序和繁榮，查理沒有像腓力那樣嚴厲地鎮壓宗教改革，他甚至也接受高度地方自治。而腓力則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嚴厲的專制君主，他對荷蘭進行嚴峻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政策，結果在他登上王座不久後，就導致了荷蘭人的叛亂。腓力的好戰意味着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正規軍或傭兵占領了大部分高地省份，而絡繹不絕的西班牙人和供需品也通過始於意大利北部的西班牙之路，穿過勃艮第的土地，頻繁進出於佛蘭德。[17]

戰爭起因 編輯

 
科隆選侯國的主要城鎮地圖。科隆市不屬於選侯國領土，但它屬於主教教區。灰色線條為當代邊界，河流也以當代河道呈現；所有邊界均為粗略劃定。

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教會公國，科隆選侯國包含有科隆總主教的世俗財產：所謂的上施蒂夫特（位於選侯國南部）、下施蒂夫特（選侯國北部）、費斯特雷克林豪森（英語：Vest Recklinghausen）和威斯特法倫公國的采邑，以及幾塊不連貫的小飛地領土，被鄰近的於利希-克萊沃-貝格聯合公國所隔開。科隆市由選侯國所環繞，是總主教區的一部分，但並非選侯擁有的世俗財產。選侯國受帝國的總主教兼選帝侯統治。作為總主教，他負責帝國最富庶地方之一的精神領導，並有權支配其財富。作為選帝侯，他身處帝國的最高社會地位，擁有特定而廣泛的法律、經濟和司法權利。作為選舉人，他是有資格從特定候選人中選出神聖羅馬皇帝的人之一。[18]

選侯國的名字源自這座城市——直到1288年，科隆一直是總主教區的首府。之後，大主教兼選帝侯分別將位於科隆以南30公里的小城波恩作為其首府，將科隆以南12公里處、萊茵河畔的小城布呂爾作為其住所；至1580年，他的住所及首府均設在波恩。儘管科隆於1478年獲得了帝國自由市地位，但科隆總主教保留了該市的司法權；他充當庇護人（德語：Vogt）或相當於地方行政官（德語：Reeve）的角色，擁有刑事管轄（德語：Blutgericht）權；只有他才能執行所謂的「血刑」——包括死刑和涉及見血的體罰。[19]但無論其擔任審判人的地位如何，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否則他都不能進入科隆市，這使得幾個世紀以來，市議會與選帝侯-總主教之間形成了在政治和外交上都不穩定、且通常是敵對的關係。[20]

總主教的職位通常由貴族後裔擔任，不一定是司祭；這種普遍的做法允許貴族的年輕兒子們無須苦苦修道，便能找到名利雙收的職位。[20]總主教和選帝侯是由座堂聖職團（英語：Cathedral chapter）選舉產生，其成員也將擔任他的顧問。作為聖職團成員，他們需要參加彌撒或唱詩，以及履行其他必要的職責。他們不會被要求成為司祭，但如果他們願意，仍然可以晉鐸。作為榮譽教士（英語：prebendary），他們從教會收入中收受俸祿；根據教會地位和財富的差異，這可能會帶來可觀的歲俸。[21]在選侯國，聖職團由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24位詠禮司鐸組成；他們每人都在唱詩班都擁有一席之地，這取決於他們的地位，而他們的地位通常取決於其家族的社會地位。[19]

1577年選舉 編輯

1577年9月，伊森堡的薩倫丁（德語：Salentin von Isenburg）辭去了科隆選侯的職務，並於12月與阿倫貝格親王卡爾（英語：Charles de Ligne, 2nd Prince of Arenberg）的妹妹——安東尼婭·威廉明妮（Antonia Wilhelmina von Arenberg）完婚。[22]薩倫丁的辭職要求主教聖職團推選出一位新的總主教兼選帝侯。兩個候選人就此浮出水面。格布哈特是瓦爾德堡總管威廉與菲斯滕貝格的約翰娜的次子。作為瓦爾德堡世家（英語：House of Waldburg）雅各布派系的後裔；其叔父身為樞機，而他的家族也跟神聖羅馬帝國皇室有着重要的聯繫。[23][24]第二位候選人是巴伐利亞的恩斯特，他是巴伐利亞公爵阿爾布雷希特五世的三子。[25]作為強大的維特爾斯巴赫世家的一員，恩斯特可以通過他在帝國天主教貴族中廣泛的家族關係來獲得支持；他在薩爾茨堡、特里爾、維爾茨堡和明斯特等重要的教區機構里都有熟人，可以施加間接壓力。[26]

自1570年以來，恩斯特一直是科隆的詠禮司鐸。他得到了鄰近的于利希公爵和座堂聖職團內幾個盟友的支持。儘管有教宗額我略十三世的加持，與恩斯特強勢的父親為他站台，但當薩倫丁同意遵守特利騰程序後，他們於1571年為恩斯特爭取科隆選侯國助理主教的努力便失敗了；倘若成為助理主教，恩斯特完全有能力證明自己是薩倫丁合乎邏輯的繼任者。[22][20][27]然而，自那以後，他在其他方面有所進步，成為列日、弗賴辛和希爾德斯海姆的主教，這些都是天主教反改革的重要據點。他是一位全職聖秩者，不需要通過神學上的學識來當選總主教，而是取決於他的家族關係。恩斯特在幾個聖職團的成員身份擴大了家族的影響力，其作為主教的地位也使他從幾個教區獲得了部分收入。[28]他曾接受耶穌會的教導，教宗認為與其家族合作是限制路德宗和加爾文宗在北部各邦傳播的一種有效手段。[20][27]

同樣是非長子的格布哈特自幼便接受了廣泛的人文教育，為投身宗教事業做好準備；除了其母語德語外，他還學習了數門外語（包括拉丁語、意大利語和法語），並研究了歷史和神學。[29]在迪林根、因戈爾施塔特、佩魯賈、魯汶等地的大學進修之後，他於1560年在奧格斯堡開始了自己的神職生涯。然而，他在奧格斯堡的行為曾引起了一些醜聞；當地主教——即其叔父，請求巴伐利亞公爵就此向他提出規勸，這顯然使他的行為有所改善。自1561年起，格布哈特先後成為科隆座堂執事（1561－77年）、科隆聖格里安聖殿詠禮司鐸（1562－67年）、以及斯特拉斯堡（1567－1601年）、埃爾旺根（1567－83年）和維爾茨堡（1569－70年）的詠禮司鐸。1571年，他成為斯特拉斯堡座堂的執事，並一直擔任這個職位直到去世。1576年，經教宗提名，他還成為奧格斯堡座堂的教士長（英語：Provost (religion)）。與競爭對手一樣，這些職位給格布哈特帶來了影響力和財富；這和他的神職品行無關。[23][30]

如果教宗額我略十三世可以決定人選，那麼他會任命恩斯特，可惜就算是教宗也沒有決定權，因為他不是座堂聖職團的成員。格布哈特則在聖職團內得到支持。1577年12月，在經過與教宗愛將恩斯特的激烈競爭後，格布哈特以兩票的優勢贏得選舉，成為了科隆選帝侯兼總主教。[註 2]雖然沒有要求，但他還是同意由司祭授任；1578年3月，格布哈特正式接受祝聖，宣誓擁護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法令。[31]

格布哈特的改宗 編輯

 
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的阿格內斯

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的阿格內斯（英語：Agnes von Mansfeld-Eisleben）是格雷斯海姆（英語：Düsseldorf-Gerresheim）（今屬杜塞爾多夫）一所女修道院（英語：Convent）的新教女法政。她的家族是老曼斯費爾德世家（英語：House of Mansfeld）的一個分支，到16世紀中期，老曼斯費爾德家族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財富，但卻沒有失去其影響力。[32]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族系在其轄區內仍保有重要的權威；阿格內斯的幾位堂兄和叔父都是《協同書》的簽署者，這個家族在宗教改革事務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註 3]她在馬丁·路德出生的市鎮艾斯萊本長大。[32]其家族的房產位於薩克森，但阿格內斯的姐姐住在科隆，嫁給了克里欽根的彼得男爵（Freiherr Peter von Kriechingen）。[註 4]雖然阿格尼斯是格雷斯海姆女修道院的一員，但她可以在閒暇時自由地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關於她是如何引起格布哈特注意的，各報道不盡相同。有人說他是在女方拜訪其在科隆的姐姐時見過她。[35]其他人則說他是在一次宗教遊行中注意到她的。[36]無論如何，在1579年末或1580年初，她成功吸引了格布哈特。他找到了她，他們開始交往。她的兩個長兄恩斯特和霍耶·克里斯托夫很快便拜訪了總主教官邸，與格布哈特商討結婚事宜。[37]「格布哈特的天主教信仰絕不是基於他內心深處的信念，當他不得不決定是該放棄總主教的冠冕來對他所愛的女人保持忠誠，還是該放棄他的愛情並繼續擔任教會聖統制的成員時，他的信仰開始動搖」。[38]在他考慮這一點的時候，關於他可能改宗的流言迅速在整個選侯國內中傳開。[36]

僅僅是格布哈特有可能脫離天主教，便足以在選侯國、帝國，乃至英格蘭和法國這樣的歐洲國家內引起恐慌。格布哈特考慮了他的選擇，並聽取了顧問們——尤其是胞弟瓦爾德堡的總管卡爾（英語：Karl, Truchsess von Waldburg）以及諾因阿爾的阿道夫（英語：Adolf von Neuenahr）的意見。他在座堂聖職團的反對者得到了來自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世家和教宗的外部支持。外交官們穿梭於萊茵蘭的各個朝廷，懇求格布哈特考慮改宗的後果，以及它將如何摧毀選侯國。這些使節們向他保證會支持其事業，前提是他改宗並能控制選侯國；但也威脅稱，一旦他做不到，那就會摧毀他。科隆的地方法官，強烈反對在總主教的轄區內任何可能的改宗，以及對新教徒施行信仰自由的作法。新教信徒們則告訴格布哈特，可以結婚，可以保留國土，還可以轉變為一個世俗的國家。在整個選侯國和邊境，格布哈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集結他們的軍隊，各自武裝要塞，儲存糧食，整軍備戰。[36][39]1582年12月19日，格布哈特正式宣布改宗，用他的話來說，是依照神的道從「黑暗的教宗走向光明」。[40][41]

改宗的牽連 編輯

科隆總主教改信新教在整個神聖羅馬帝國引發了廣泛的宗教和政治反響。他的改宗對由《1356年金璽詔書》建立的神聖羅馬帝國選舉制度的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進程中，包括波希米亞、勃蘭登堡、普法爾茨和薩克森四位世俗選舉人，以及美因茨、特里爾和科隆三位教會選舉人在內，合共七位帝國選侯有權選出皇帝。至少三位的固有天主教選侯共同統治着帝國一些最繁榮的教會領地，確保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選舉中的微妙平衡；其它選侯只需投一票給天主教候選人，便可確保未來的皇帝將繼續奉行所謂的舊教。若選舉團中有一名成員可能轉向新教一方，並產生一名繼承人來延續這種轉變，則將打破選舉團的平衡，使新教受益。[42]

 
瓦爾德堡的總管格布哈特皈依新教，隨後結婚，並拒絕辭職，引發了這場戰爭。

將教會教座轉變為由新教君王統治的王朝領域，挑戰了「教會保留」的原則，該原則旨在保護教會選侯國不受這種可能性的影響。這種改宗的困難以往也曾遇到過：先前的科隆選帝侯及總主教——韋德的赫爾曼（英語：Hermann of Wied）也改信了新教，但他已經辭職。同樣，格布哈特的前任——伊森堡的薩倫丁確實於1577年結婚，但他甚至在結婚前便辭去了職務。此外，他結婚的理由（為其世家傳宗接代）與格布哈特大不相同。瓦爾德堡世家顯然沒有絕嗣之虞；格布哈特有五位兄弟，當中僅一人剃髮出家。[30]與退位的前任不同，當格哈特改宗後，便宣布在科隆市進行宗教改革，這激怒了科隆的天主教領導層，並疏遠了座堂聖職團的天主教派系。再則，格布哈特信奉的也不是德意志流行的路德宗，而是法國與日內瓦流行的加爾文宗，這種型態也並未得到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的批准。最終，他沒有為辭去其選帝侯職務採取任何行動。[42][13]

1583年2月2日，即聖燭節當天，[43]格布哈特與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的阿格內斯在波恩郊外羅森塔爾的一處私宅內完婚，使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儀式結束後，這對新人列隊前往波恩的選侯官邸，舉行了盛大的宴會。當他們歡慶婚禮時，並不知道座堂聖職團的另一位成員——薩克森-勞恩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德語：Friedrich von Sachsen-Lauenburg）及其士兵們正在接近防禦嚴密的凱澤斯韋特河對岸，並在短暫的戰鬥之後占領了城堡。科隆市民得知了這一消息，倍感歡欣鼓舞。[44]

結婚兩天後，格布哈特把總督的職責交給了其胞弟卡爾，並指定他管治波恩。[45]然後，他與阿格內斯前往茨魏布呂肯，再進一步抵達毗鄰索爾姆斯-布勞恩費爾斯附近的迪林根領地。在那裡，一位堅定的支持者——諾因阿爾的阿道夫伯爵將幫助他籌集資金和軍隊來守住這塊領地。格布哈特繼而回到選侯國，開始籌備防禦。[46]

格布哈特顯然是想把這個重要的教會領地轉變成一個世俗的王朝公國。這種有問題的轉變將使「教隨君定」原則在選侯國內生效。根據此原則，格布哈特的所有臣民都必須皈依新教：「教隨君定」，由君王來決定臣民的宗教信仰。此外，作為一個相對年輕的男子，其未來誕下儲君也是可期的。在成功地將一個富有的、外交上重要且具有戰略意義的教會領地轉變為世俗國家，並擁有一個令人垂涎的選侯職位這件事上，格布哈特和他年輕的妻子提供了一個非常真實的可能性。[42]

1583年3月，教宗額我略十三世將格布哈特處以絕罰，[47]聖職團也罷免了他，並推選時年29歲的詠禮司鐸——巴伐利亞的恩斯特接替其職位，這是虔誠的巴伐利亞公爵威廉五世的胞弟。[48]恩斯特的當選將確保強大的維特爾斯巴赫家族能夠參與即將到來的皇帝選舉。[49]

戰爭進程 編輯

戰爭分為三個階段。最初，這是格布哈特的支持者與座堂聖職團的天主教核心成員之間的小範圍齟齬。隨着巴伐利亞的恩斯特被選為競爭總主教，這場地方衝突在規模上擴大了：恩斯特的當選將確保維特爾斯巴赫世家在科隆選侯國地方事務中的軍事、外交和經濟利益。在1583年的普法爾茨選侯路德維希六世和1584年的沉默者威廉相繼去世後，衝突再次轉向，勢均力敵的參戰雙方開始尋求外界援助來打破僵局。最後，在帕爾馬公爵亞歷桑德羅·法爾內塞率領西屬佛蘭德軍隊（英語：Army of Flanders）的干預下，使力量的天平偏向了天主教一方。至1588年，西班牙軍隊將格布哈特趕出了選侯國。1588年，他淪落至斯特拉斯堡避難，其餘的新教據點也於1589年被帕爾馬的部隊悉數占領。 [50][51][52][20]

座堂爭鬥 編輯

雖然格布哈特已經在其周圍集結了一些軍隊，但他仍希望能得到路德派王公們支持。[20]不幸的是，他皈依的是加爾文的歸正宗；像薩克森選侯奧古斯特這樣虔誠、謹慎的路德信徒，並不願向喀爾文的支持者提供軍事支持，即便是普法爾茨選侯也無法說服他們加入。[53]格布哈特有三個主要支持者。他的弟弟卡爾迎娶了霍亨索倫女伯爵埃萊奧諾蕾，格布哈特希望其家族與渴求權力的霍亨索倫家族的聯盟會有助於他的事業。另一位長期盟友兼支持者是諾因阿爾伯爵阿道夫，這是一個成功和狡猾的軍事指揮官，其軍隊負責保衛北部的領土。[54]最後，普法爾茨選侯的弟弟——約翰·卡西米爾（德語：Johann Kasimir (Pfalz-Simmern)）也表達了他的支持，並準備在選侯國南部中大展身手。[55]

 
1588年左右的阿恩斯貝格宮。格布哈特在位初期就曾作為選帝侯在此居住，並資助了城堡的剩餘重建工作。在座堂爭鬥期間，他和阿格內斯一直呆在那裡，直至1584年恩斯特的軍隊逼近，迫使他們逃往代爾夫特。

在格布哈特改信新教的前幾個月，兩支敵軍在選侯國的南部交互廝殺，各顯神通，摧毀了所謂的上施蒂夫特（英語：Destruction of the Oberstift）。交戰雙方都洗劫並焚毀了村莊、修道院和幾個城鎮；阿爾韋勒和林茨則因宣誓效忠薩倫丁，避免了毀滅。[56]1583年夏，格布哈特和阿格內斯開始避難——先是在費斯特雷克林豪森的選侯封地，然後進入威斯特法倫公國內的阿恩斯貝格宮（德語：Schloss Arnsberg）。在這兩處領地內，格布哈特都盡其所能地推行宗教改革，[55]儘管他的士兵一昧沉溺於聖像破壞和掠奪。[57]

起初儘管經歷了一些挫折，但戰爭似乎仍然對格布哈特有利，直到1583年10月，當普法爾茨選侯去世後，卡西米爾便解散了他的軍隊，回到其長兄的朝廷，成為他10歲的侄子暨新公爵的監護人。1583年11月，格布哈特在威斯特法倫的阿恩斯貝格宮給伊麗莎白女王的顧問兼間諜頭目法蘭西斯·沃辛漢寫信說：「我們的需求十分迫切，我們相信你和女王其他賢明的謀士能夠幫助我們；再則，既然上帝召喚我們了解自己，所以我們從謀士那裡得知你們熱愛上帝，並要促進事奉上帝之事」。[58]同一天，他還寫信給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倫敦主教，陳述了他的觀點：「誠然，羅馬敵基督者正竭盡全力壓迫我們和我們的教會……」。[59]兩天後，他給女王寫了一封更長的信：「因此，我們謙卑地請求陛下借予我們10000枚安吉（英語：Angel (coin)），並迅速寄出，以便今冬可以保護我們的教會免受敵人的入侵；因為如果我們失去了波恩，他們將處於最大的危險之中，而如果上帝允許我們保持這種危險，我們希望承蒙他的恩典，挫敗敵基督者及其代理人，以及他們對那些呼喚真神的人犯下的滔天罪行」。[60]

戈德斯堡是距離選侯國都城波恩僅數公里的一個要塞，於1583年末遭受了長達一個月的殘酷圍攻後仍未被征服；當巴伐利亞人的炮火無法擊潰其壁壘時，工兵便在厚牆下方挖掘地道，從底部炸毀了防禦工事。然而，天主教總主教的軍隊還是無法攻克殘存的防禦工事，故而他們從凸部廁（德語：Aborterker）的泄水道爬了進去。[61]占領要塞後，他們殺死了幾乎所有的守衛者，僅四個人例外。這四人包括衛戍部隊的司令及其妻子和副官，其中後者是科隆一位重要政治家的兒子。戈德斯堡至波恩間約8公里長的道路上就此擠滿了軍隊，看起來就像一座大軍營。[62]與此同時，幾個月前組建了自己的軍隊並自願代表天主教參戰的薩克森-勞恩堡公爵弗里德里希，於阿爾斯特被格布哈特的支持者擊敗，這是後者在戰爭中為數不多的幾場勝仗之一。[52]

天主教徒願向格布哈特支付一大筆錢，但遭到拒絕，他只要求復辟政權。[63]當選帝團（德語：Electoral College (Holy Roman Empire)）與皇帝先後在法蘭克福和米爾豪森展開進一步談判、但未能就解決爭端達成協議後，教宗於1584年初調集了幾千個西班牙士兵作為支援。[64]

外軍參戰 編輯

主條目：八十年戰爭

巴伐利亞的恩斯特當選，使地方性的爭鬥局面擴大到了整個德意志範疇之外。教皇承諾將55000克朗（德語：Crown）支付給士兵們，讓他們為恩斯特而戰，另外40000克朗則直接投入新任總主教的金庫。[65]在他兄弟的指揮下，恩斯特的軍隊向威斯特法倫推進，威脅到了格布哈特和阿格內斯在阿恩斯貝格的大本營。格布哈特和阿格內斯遂帶着近1000名騎兵逃到荷蘭的叛變省份，奧朗日親王威廉在代爾夫特給了他們一處避難所。[55]在那裡，格布哈特向貧窮的威廉懇求軍隊和金錢。[49][66]隨着威廉親王於1584年7月遇刺身亡，格布哈特再度致信伊麗莎白女王請求援助。伊麗莎白於1585年底作出回應，讓他聯繫第一代萊斯特伯爵羅伯特·達德利——這是伊麗莎白在荷蘭造反者當中的代理人，最近剛被任命為她在荷蘭的軍隊總司令。[註 5]伊麗莎白在處理與其表妹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的擁護者以及西班牙人的關係上也有着自己的麻煩。[68]

僵持 編輯

到1585年底，儘管恩斯特的兄弟——巴伐利亞的費迪南德（德語：Ferdinand von Bayern (1550–1608)）已大舉進軍科隆選侯國，但雙方都陷入了僵局。由於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接受加爾文的預選說，成為信徒；為了支持他們，加爾文派輸出了一大堆的神學家、法學家、書籍和思想到日內瓦和斯特拉斯堡，這些地方的加爾文派是官方信仰[69][70][13]。加爾文派的王公貴族們明白西班牙干預的危險：這意味着在他們的領地上會積極地推行反宗教改革。在法國，亨利三世國王也對此同樣感興趣，因為哈布斯堡王朝對其王國的包圍正是令人擔憂的理由。而在維特爾斯巴赫世家資助的耶穌會士的支持下，選侯國內的大部分人仍然堅持舊信仰。[71]雙方的支持者都犯下了自己的暴行：在科隆，僅僅是格布哈特即將派兵入寇的謠言，就導致暴徒殺了好幾個疑似同情新教徒的人。[72]

恩斯特依靠其兄弟以及座堂聖職團內的天主教貴族來控制他所獲得的領土。1585年，明斯特、帕德博恩和奧斯納布呂克因不堪費迪南德在選侯國東部的不懈追擊而屈服，不久之後，明登亦然。[73]在他們的幫助下，恩斯特得以控制波恩。科隆市本身的支持也同樣能夠確保。然而，為了驅逐格布哈特，恩斯特最終不得不請求帕爾馬公爵亞歷桑德羅·法爾內塞的援助，法爾內塞曾是西班牙在荷蘭的軍隊——佛蘭德軍隊的總司令。[74]

帕爾馬公爵非常願意幫忙。科隆選侯國對西班牙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它為接近叛亂的荷蘭北部省份提供了另一條陸路通道。儘管有「西班牙之路」可以從西班牙控制的地中海沿岸通往今天的比利時領土，但這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征途，並因部隊的補給和途經國家中潛在的敵對居民而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74]作為替代，萊茵河上的另一條路線有望更好地通往哈布斯堡尼德蘭。此外，若幾乎就在荷蘭邊上出現一個加爾文派選侯國，可能會阻礙他們將叛亂的荷蘭人帶回西班牙的統治和向天主教懺悔的努力。出於這種考慮，說服腓力二世及其將領們支持恩斯特的事業並不難。其實，干預的進程早已開始。1581年，腓力的軍隊便利用教宗提供的資金占領了新教徒控制的亞琛；至1580年代中期，在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和科隆天主教徒的鼓勵下，帕爾馬公爵在整個選侯國的北部地區都有駐軍。[75]至1590年，這些駐軍讓西班牙得以無礙通往荷蘭北部省份，腓力對這條軍事通道感到滿意，並且認為它們可以有效阻隔德意志新教徒的支持，從而能更多地關注他與法國，而不是與荷蘭之間的問題。[76][74]

另一方面，為了保住領土，格布哈特需要得到善於用兵的兄弟阿道夫全力支持。為了驅逐恩斯特，他還需要代爾夫特和英格蘭的額外支持。提供援助顯然符合英格蘭和荷蘭的利益；如果荷蘭人牽制住在佛蘭德斯的西班牙軍隊，而那支軍隊又需要一支海軍提供補給，那麼腓力就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國人和法國人身上。[77]格布哈特的使節，試圖將他們的情況上升為對所有新教王公們都覺得緊迫的問題——1583年11月，他的顧問之一文策斯勞斯·楚勒格博士寫信給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稱：「我向您保證，如果不幫助科隆選侯國，您就會看到低地國家的戰爭不久就會蔓延到整個德意志」。[78]格布哈特分別得到了來自萊斯特伯爵的軍隊、以及來自馬丁·申克（德語：Martin Schenk von Nideggen）的荷蘭僱傭軍的支持，結果喜憂參半。專業且領導精良的萊斯特軍隊表現出色，但作用有限：伊麗莎白指示幫助格布哈特卻並未提供資金支持，萊斯特只得變賣自己的資產，並在部署作戰時耗盡了自己的個人信貸。馬丁·申克曾在佛蘭德斯的西班牙軍隊服役，為法國國王和帕爾馬公爵本人效力。他是一個熟練並富有魅力的軍人，其士兵願意為他做任何事；據報道，他可以在馬鞍上睡覺，而且在戰場上似乎不屈不撓。不幸的是，申克充其量也只夠得上是一名陸上的海盜、浪蕩者或流氓，最終他給格布哈特帶來的弊大於利，正如他在威斯特法倫和韋爾戰役中的表現所證明的那樣。[79][80][81]

洗劫威斯特法倫 編輯

 
弗里德里希和申克通過一項「運鹽」戰略攻占了防禦嚴密的韋爾城：他們將幾名裝備精良的士兵藏在一列馬車裡，並用鹽覆蓋士兵，這是16世紀版的特洛伊木馬。
主條目：韋爾戰役（英語：Battle of Werl）

1586年2月底，格布哈特委派諾伊斯指揮官赫爾曼·弗里德里希（德語：Hermann Friedrich von Pelden）和馬丁·申克率500步兵和500匹馬前往威斯特法倫。在對費斯特雷克林豪森實施擄掠後，他們於3月1日用詭計占領了韋爾。[50][82][83]他們把士兵裝上一列馬車，並在車上鋪食鹽作遮蓋。當運鹽的馬車出現在城門外時，便立刻獲准進入，因為鹽是一種珍貴的商品。然後，「鹽漬士兵」制服了守軍，占領了這座城鎮。一些防禦者逃到了城塞，無法被驅散。貝爾萊蒙的克勞德（英語：Claude de Berlaymont）——也因其城堡的名字而被稱為豪爾特彭內（英語：Haultepenne Castle），親自召集了4000人的軍隊去圍攻身處韋爾的申克和弗里德里希。申克和弗里德里希受到城外豪爾特彭內以及城塞內士兵的內外夾擊，遂於3月3日帶着他們的士兵逃出了城。由於無法突破外圍防線，他們又一次撤回城內，但有一些士兵未能進城，轉而大肆掠奪鄰近的村莊；共有250名當地居民遇害。3月8日，申克和弗里德里希把他們的馬車裝上戰利品，挾持了30名地方法官作為人質，並襲擊豪爾特彭內的部隊，殺死了當中的約500人，而他們自己的部隊則損失了200人。人質中包括市長約翰·馮·帕彭和其它幾名高級官員；儘管帕彭在撤退中遇害，但在支付了高額贖金後，其餘的人質均獲釋放。[84]申克撤退到芬洛，弗里德里希則返回諾伊斯。[註 6][69]

西班牙的干預 編輯

 
1586年春末，申克和弗里德里希洗劫了雷克林豪森
主條目：八十年戰爭

在某種程度上，格布哈特和恩斯特在贏得戰爭時所面臨的困難，與西班牙鎮壓荷蘭起義時遇到的困難相同。西班牙和荷蘭的艱苦戰爭持續了80年之久，期間不時被周期性的休戰所打斷，因為雙方都需要繼續收集資源。這種戰爭的特徵在於：敵人大多身處在受意式菱堡防禦的武裝城鎮內，從而意味着城鎮必須被占領，然後作進一步鞏固和維護。對于格布哈特和恩斯特、以及在附近低地的西班牙將領而言，贏得戰爭不僅意味着要動員足夠的人去圍攻看似無窮無盡的敵人炮壘，而且還要維持己方的軍隊規模，以保衛已經獲得的所有財產。[86]在這方面，科隆戰爭與荷蘭起義類似，都是一場圍城戰爭，而不是在野外的集兵對陣，也不是兩個世紀前和兩個世紀後的戰爭特點——調遣、佯攻和迴避。此類戰爭需要能夠操作攻城武器的人，也就是需要投入大量的經濟資源供士兵構建和摧毀圍城工程，才能維持攻城武器運作的政治和軍事意願。西班牙人面臨的另一項麻煩——距離，使他們對干預科隆事務產生了濃厚的意願：選侯國恰好地處萊茵河與西班牙之路之間。[87]

夷平諾伊斯 編輯

主條目：摧毀諾伊斯（英語：Destruction of Neuss）

格布哈特的支持者——諾因阿爾的阿道夫於1586年3月包圍諾伊斯，並說服了恩斯特的小規模駐軍投降。他對城市進行了加固和補給，並任命年輕的赫爾曼·弗里德里希指揮1600人的衛戍部隊，其中大部分由德意志和荷蘭士兵組成。諾伊斯的防禦工事十分堅固；100年前，它曾抵擋住了勃艮第公爵大膽查理的長期圍城（英語：Siege of Neuss），在河流的天然屏障、要塞和駐軍之間，除了最堅決的攻擊，它幾乎能抵擋住一切。[註 7] 1586年7月，帕爾馬公爵接近並包圍了這座城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阿格內斯的堂兄——曼斯費爾德的卡爾（德語：Karl von Mansfeld）[註 8]及其部隊是西班牙軍隊的一部分，他們集結在一起進攻諾伊斯。[90]在親自指揮下，帕爾馬的軍隊令人印象深刻；除了曼斯費爾德的2000名士兵，他還有大約6000名步兵和方陣兵與2000名騎術精湛、經驗豐富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德意志騎兵，以及分別架設在河對岸的多面堡（英語：Redoubt）和離城牆不遠處高地上的45門加農炮。[註 9]根據1586年普遍接受的戰爭協議，帕爾馬在炮擊前要求城鎮投降；但遭到弗里德里希的婉言拒絕。[86]翌日，即聖雅各伯節（西班牙主保聖人的節日）當天，炮擊並未實施，但西班牙軍營中流傳着一些假新聞，稱新教徒在天主教的聖日活活燒死了兩名西班牙士兵，這種褻瀆行為點燃了他們對於迫在眉睫的戰爭的鬥志。[90]

 
諾伊斯城的雕刻地圖，展示了從一扇城門到另一扇城門的寬闊街道；士兵們從每座城門闖入。挨家挨戶的殺戮後，他們在市場找到了弗里德里希，並將他吊死在一扇窗戶上。

第二天，帕爾馬用重達30至50磅的鐵炮彈轟擊城牆達3小時之久；他的大炮總共發射了逾2700輪。西班牙人曾多次企圖攻入這座城鎮，但每次都被弗里德里希的1600名士兵擊退。第九次突擊衝破了外圍城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軍隊從兩端進入城鎮，並在中部匯合。[93][註 10]弗里德里希嚴重受傷（據報他的腿幾乎被扯斷，還有其他五處重傷），已被抬進城內。不久，帕爾馬的部隊便發現了正在由妻子和妹妹照料的弗里德里希。儘管帕爾馬更傾向於用劍斬首來向這位守備司令致敬[註 11]，但恩斯特要求立即執行死刑。垂死的弗里德里希，以及其手下的幾名軍官，遂被絞死在窗戶上。[註 12]

帕爾馬放縱將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士兵在全城殺得血流成河，屠殺了剩餘的守軍，甚至包括那些降兵降卒，殺完軍人以後以後，他們就開始對城鎮燒殺擄掠。一開始並未屠殺教堂內避難的平民，但他們也縱火焚燒教堂，於是教堂避難的平民被迫逃出，被殺紅了眼的士兵圍困屠殺。記載中，有很多身上著火且正試圖逃離火場的老人與婦孺，被憤怒的西班牙軍人困住而燒死；但即使他們能逃過戰火和西班牙軍人的追捕，也會被另一波憤怒的意大利士兵逼入絕境。大量平民被殺戮。帕爾馬致信腓力國王稱，有逾4000人死在溝渠（護城河）內。英國觀察員證實了這一報道，並詳細說明無情的戰火中，僅八座建築物得以倖存。[96]

圍城戰的推進 編輯

帕爾馬已經在諾伊斯完成了一次重大突擊，而荷蘭的西班牙軍隊也憑藉其資源優勢迅速打破僵持，轉向有利於恩斯特。1586年，恩斯特的盟軍保住了費斯特雷克林豪森，儘管他們沒能捕獲難以捉摸的申克，但他們把諾伊斯夷為平地，證明了他們勢不可當的火力。1587年，他們包圍並占領了上施蒂夫特地區的設防城鎮，奪回了波恩、戈德斯堡、林茨，以及遍布鄉間的幾十個小規模設防城鎮、村莊和農場。[23][97]在整個過程中，雙方的士兵都在鄉間到處搶掠，搜尋重要官員、戰利品或其他貴重物品。1587年11月12日，沃爾辛厄姆的一名線人寫道，「法爾滕東克（馬丁·申克）的士兵們每天都出外遠足，在各地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因為他們可四處自由通行。某日傍晚，他們騎着180匹馬來到奧歇爾和林茨之間的波恩上方，想要囚禁伊森堡的薩倫丁伯爵，但是他們的計劃沒有成功，因為薩倫丁退到了一座城堡內」。[98]1588年初，格布哈特的支持者再次占領了波恩；沃爾辛厄姆在普法爾茨海德堡的一名觀察員報告稱，趨炎附勢的貴族和300名西班牙士兵在波恩郊外被殺。[99]

至1588年春，格布哈特已別無選擇了。1583年，他曾拒絕法蘭克福和威斯特法倫談判後提出的解決方案，指望得到其他新教選帝侯的支持。當對方的支持無法實現時，他又透過外交管道向法國、荷蘭和英國求援；此舉也收效甚微。繼1586年諾伊斯被摧毀後，其大部分南部領土也於1587年淪陷，萊茵貝格及其周邊地區成為他唯一可以宣稱擁有的選侯國領土，但當中的大部分又於1588年從他手中溜走。他已經用盡了外交、財政和軍事上的各種可能。他的健康問題（關節疼痛）使他不能騎馬，這限制了他出行的能力。1588年春，他放棄了把選侯國改為世俗國家的主張，轉而接受諾因阿爾和馬丁·申克的保護，並隱退於斯特拉斯堡。[100]諾因阿爾和申克繼續為他而戰，但前者死於1589年的一次炮彈爆炸，後者則在那年夏天的奈梅亨戰役（英語：Assault on Nijmegen）中喪生。由於沒有了他們來捍衛自己對選侯國的主張，格布哈特在選侯國北部的最後一座軍事要地——萊茵貝格，也於1589年被帕爾馬的部隊攻陷。[101][102]

戰後影響 編輯

更多資訊：反宗教改革

格布哈特被驅逐後，恩斯特全權掌管了科隆選侯國。在他的晚年，總主教區的財政由聖座駐科隆大使（英語：Apostolic Nunciature to Cologne）接管；而恩斯特的侄子——巴伐利亞的費迪南德（英語：Ferdinand von Bayern (1577–1650)）作為維特爾斯巴赫的法定繼承人，則被選為座堂聖職團成員。1612年恩斯特去世後，教堂聖職團推舉他的侄子擔任其職位，而維特爾斯巴赫世家一直把持着選侯國直至1761年。[50][103][20]恩斯特的勝利，既是1583年選舉的勝利，也是1585年說服其他選侯接受他、確認他為新任科隆總主教的勝利，從而使維特爾斯巴赫世家在萊茵河以北有了立足之地。[101][52]

恩斯特的統治，以及他的四位維特爾斯巴赫繼任者的統治，加強了其家族在帝國政治中的地位。[104][20]天主教派系的勝利進一步鞏固了神聖羅馬帝國西北地區的反宗教改革運動，特別是在與新教領土接壤的明斯特、帕德博恩、奧斯納布呂克和明登等總主教轄區。[105]一旦恩斯特的兄弟或諸如帕爾馬公爵等盟友重新掌權，耶穌會的修士就能有效識別出所有頑抗的新教徒，並使他們回歸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在萊茵蘭低地得到貫徹落實，其目標是讓每一位新教徒——無論路德宗還是喀爾文派，都能被帶回聖座的懷抱。通過他們的努力，西班牙人在萊茵河上獲得了重要的橋頭堡，確保了通往北方叛亂省份的陸路通道，這有助於將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的分離戰爭延長到下個世紀。[106]

最終，與法國、英格蘭和西班牙等日趨集權的國家相比，德意志在地方和區域上仍保留高度自治的傳統。這種結構和文化上的差異使它們很容易受到西班牙、法國、意大利、荷蘭、英國和蘇格蘭傭兵的公然干涉，以及教廷資金的影響，從而加劇了德意志內部教派和王朝爭端的涌動。現代歐洲政治舞台上的偉大「參與者」已經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協助、促進或分化德意志諸侯之間的區域爭端，來鞏固自己在德意志或者歐洲的地位，就像他們在格布哈特和恩斯特的鬥爭中所做的那樣。相反，德意志的王公們也明白，他們可以請求與更強大的鄰國結盟，從而獲得相較於競爭對手的優勢。[101]西屬荷蘭軍隊等外部僱傭軍的參與規模開創了一個先例，使德意志各邦的地方自治和宗教的衝突日趨國際化，這一問題直至1648年的《威斯特法倫和約》才得到部分解決。[106]儘管達成和解，德意志各邦仍然容易受到外國干預和教派分裂的影響，就像在科隆戰爭中一樣。[105][107]

來源 編輯

注釋 編輯

  1. ^ 霍爾本解釋稱，由於1555年儒略三世和六周後其繼任者的逝世，教宗的權力異常薄弱。[3]
  2. ^ 聖職團共有24名成員，並且可能還存在涉嫌欺詐的行為，使得該團的其中一名成員無法投票。[19]
  3. ^ 他們包括曼斯費爾德-阿特恩伯爵約翰·霍耶、曼斯費爾德-布龍斯泰特伯爵布魯諾、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伯爵克里斯托弗·霍耶、曼斯費爾德-艾斯萊本伯爵小彼得·恩斯特以及曼斯費爾德伯爵克里斯托弗。[33]
  4. ^ 克里欽根是萊茵河上游領域的一個小領主。[34]
  5. ^ 一些歷史學家把格布哈特沒能得到伊麗莎白的支持歸咎於女王嫉妒他妻子的美貌，或者她嫉妒阿格內斯可能與達德利有任何關係。然而，無論是官方的，或更重要的非官方的來源，都沒有任何關於阿格尼斯到訪皇家宮廷的記錄。[67]
  6. ^ 申克在前往代爾夫特時，把財產和妻子留在了芬洛。在那裡，萊斯特伯爵奉伊麗莎白之命封他為騎士，並授予他一條價值千金的項鍊。[85]
  7. ^ 作為回報，神聖羅馬皇帝授予諾伊斯獨立的鑄幣權，並允許其將帝國紋章納入自身的紋章之中。[88]
  8. ^ 部分歷史學家聲稱卡爾是阿格內斯的親兄弟，但當代對家族主線和主線歷史的族譜研究駁斥了這一說法。阿格內斯的父親和卡爾的父親應是曼斯費爾德-福德奧特伯爵恩斯特二世（1479－1531年）及其第二任妻子索爾姆斯-利希的多蘿西婭（1493－1578年）的兒子。[89]
  9. ^ 據報道，帕爾馬有多達18000名士兵；[91]另有來源則認為這個數字接近10000。[92]
  10. ^ 在當時的戰爭法中，若是被強攻占領的城鎮則會遭掠奪，守軍也會被殺死。[86]
  11. ^ 歐洲古代往往對戰敗的貴族斬首，對偷搶拐騙的歹徒則絞死。
  12. ^ 處決弗里德里希的上尉給了他一杯酒，並在將他處絞之前，讓他看着自己的士兵被屠殺。[94]他的妻子、妹妹和小女兒則被帶到杜塞爾多夫，交由聖座大使照顧和監護。[95]

腳註 編輯

  1. ^ Holborn，第204–246頁
  2. ^ Holborn，第205頁
  3. ^ Holborn，第242頁
  4. ^ Jedin，第85頁
  5. ^ Holborn，第227–248頁
  6. ^ Holborn，第229–245頁
  7. ^ Holborn，第231–232頁
  8. ^ 8.0 8.1 8.2 Holborn，第241頁
  9. ^ Holborn，第123–248頁
  10. ^ Holborn，第244–245頁
  11. ^ 11.0 11.1 Holborn，第243–246頁
  12. ^ Jardine，第1章
  13. ^ 13.0 13.1 13.2 13.3 Wernham，第338–345頁
  14. ^ Holborn，第249–250頁
  15. ^ Parker 1997，第20–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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