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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國海軍
Kaiserliche Marine
帝國海軍於1903至1919年間使用的戰旗
存在時期1871年[1]－1918年11月28日[2]
國家或地區 德意志帝國
軍種海軍
規模（1914年[3][4]）
  • 79,000人
  • 14艘無畏型戰艦
  • 4艘戰鬥巡洋艦
  • 22艘前無畏型戰艦
  • 9艘裝甲巡洋艦
  • 5艘防護巡洋艦
  • 34艘輕巡洋艦
  • 132艘魚雷艇
  • 27艘潛艇
  • 總噸位1,019,000噸
駐軍/總部柏林蒂爾加滕萊希皮奇岸街（德語：Reichpietschufer）本德勒館（英語：Bendlerblock）[5]
參與戰役
指揮官
象徵性指揮官德意志皇帝
著名指揮官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
萊茵哈特·舍爾
馬克西米連·馮·斯比
弗朗茲·馮·希佩爾
彼得·史特拉塞
威廉·蘇雄
亨寧·馮·霍爾岑多夫
腓特烈·馮·英格諾爾
阿爾貝特·威廉·海因里希親王
阿道夫·馮·特羅塔

德意志帝國海軍（德語：Kaiserliche Marine，直譯為帝國海軍）是指存在於1871年至1919年期間德意志帝國的海上軍事力量。

德意志帝國海軍前身為普魯士主導的北德意志邦聯海軍，而在1871年統一建立德意志帝國後，首相奧托·馮·俾斯麥以「大陸政策」作為外交戰略，限制發展海軍與殖民地以避免同列強交惡，而1888年新皇威廉二世繼位，該人視德國發展海上力量為國家邁向世界強權的「世界政策」的核心，決心大力建設海軍。然而其因能力有限、不擅處理議會關係、軍政制度與戰略思想混亂等因素，德國海軍的發展仍停滯十年之久，直至1897年其任命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為「國家海軍部」國務秘書才有完整的建設計劃。鐵必制透過組織和操縱輿論，將海軍的發展提高到國家戰略利益，以「風險理論（德語：Risikotheorie (Militär)）」作為建軍方略，旨將海軍主力艦增至同當時海上霸權的英國皇家海軍作戰、理論上能使其重創、難以維持日後霸權而懼戰之規模。隨着德國議會通過一系列《艦隊法》，德國海軍實現前所未有的爆發性成長，17年內自世界第五躍升至世界第二大規模，但與此同時也使英德關係急速惡化，更成為日後其加入與德國對立的協約國陣營的主因之一。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海軍計劃吸引英軍艦隊至黑爾戈蘭島一帶交戰，寄望透過當地潛艇和魚雷艇等輕型艦艇的伏擊來弭平後者的數量優勢，再以主力「公海艦隊」將其消滅取勝。然而與預想不同，英軍採遠距離海上封鎖而始終不進入德軍的伏擊圈，後者只得多次炮擊其沿海城市引誘之，但收效極小。另一方面，德軍潛艇在海上對英國船艦實施破交戰大有斬獲，但由於其採用對船隻不分國籍皆予以攻擊的「無限制潛艇戰」招致美國的抗議，為防止其加入協約國，德國一度停止。時至1916年，「公海艦隊」同以往出擊攻擊英國沿海，但卻遭遇後者主力艦隊「大艦隊」，史上最大規模的主力艦海戰——「日德蘭戰役」由此爆發。儘管日德蘭海戰德軍在擊沉敵軍船艦的數量與噸位較多，但德國遭海上封鎖與英軍的海上優勢現況並未被打破，德國海軍高層逐漸意識到潛艇戰是唯一能取得對英戰爭勝利的方式，故重新恢復「無限制潛艇戰」，也最終使美國對德宣戰（英語：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on Germany (1917)）。

由於長期受到海上封鎖，德國國內物資貧乏、飢荒與反戰活動逐漸升級，水兵長期被困守於港內、士氣渙散，陸戰情勢也嚴重惡化，海軍高層基於榮譽與爭取更好的和平條件，決定發動一次總攻，但威廉港與基爾港的水兵因此譁變，叛亂迅速蔓延成全國範圍的革命，德國的君主制瓦解，向協約國請求停戰。事後德軍殘存的主力艦被拘留於英港斯卡帕灣，為防止遭戰勝國瓜分，德國海軍士兵將艦隊全數自沉於港內。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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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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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海軍首任領導人阿爾布雷希特·馮·施托施，儘管其將海軍定位為陸軍的附屬，仍大力建設新艦、發展本國軍工業、培養海軍人才和引入教範，使德國海軍走上現代化之路，然而其高速發展下亦發生如「大選帝侯號鐵甲艦事件」此一惡性事件。

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等列強相比，德意志民族發展海洋意識與海外經營（德語：Deutsche Marinegeschichte）的時間很晚，主因是其位處歐洲中部，常淪為各民族的戰場，歷代德意志統治者皆着重發展陸軍，且其民族居住地僅北方瀕臨海洋，內陸人民難以形成海洋情節，加之自中世紀以來德意志各邦國呈分裂割據狀態，嚴重阻礙其經濟發展與建設，更無法經營海外利益[6][7]。歷史上德意志曾有14世紀時由北部城邦組成的「漢薩同盟」，憑着強大的艦隊控制著波羅的海和北海近200年而盛極一時，但「三十年戰爭」使各邦國受到毀滅性打擊，其海上地位隨即被荷蘭和英國取代。18世紀後，德意志東北部的普魯士崛起，該國同樣以發展陸軍為重，長期忽視海軍的建設，直到1815年「維也納會議」中得到瑞典的6艘65噸小型炮艦，才使普魯士乃至於日後的德意志帝國海軍真正站上發展海軍的起點[8][7]。1864年後，普魯士接連發起普丹、普奧和普法三場統一戰爭，儘管普丹戰爭中兩國海軍曾進行封鎖與反封鎖作戰的規模小衝突，但戰爭形勢依舊是陸上戰役決定，普法戰爭海軍更是幾乎沒有任何作用。1871年，普魯士統一各邦國建立德意志帝國，北德意志邦聯海軍改組為由普魯士國王掌握全權的德意志帝國海軍[9][10][11]。然而帝國海軍因統一戰爭中的表現而地位低下，普法戰爭和約《法蘭克福條約》完全沒為海軍爭取任何利益、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拒絕將用於賠償的部份法國的賠償軍艦交給海軍[12]，也使海軍1872至1888年期間的領導人由陸軍出身者擔任[13]。

1872年1月1日，海軍領導機關為從普魯士的「海軍局」改組為「帝國海軍部」[12]，首位領導人為阿爾布雷希特·馮·施托施中將，其將海軍定位為保衛海外僑民和貿易的工具，主張獲取海外基地（殖民地）以發展商業和輸出移民，為工業提供市場和原料產地[14]。實務面上，施托施將普魯士陸軍教範與文化進入海軍[13]，以陸軍的戰爭學院為樣板，在普魯士海軍學院（德語：Preußische Marineakademie）的基礎上建立世界上第一所海軍學院——「基爾海軍學院（英語：German Imperial Naval Academy）」[15][16]，培養海軍高級指揮人才、建立輪機軍官團與魚雷技術軍官團等專業部隊、為德國本國造船業打下基礎、改善基礎設施以降低對外國裝備的依賴程度等[17]。在其領導下，德國於1883年有了世界上僅次於英法的世界第三大海軍[18]，由於其貢獻，施托施被後人稱作「德國海軍之父」[10]。然而在海軍高速發展的同時，施托施的政策同樣帶來部份弊病，如其任內1878年5月29日發生「大選帝侯號」鐵甲艦艦員因訓練與體制不完善使操作失誤，與「威廉國王號」相撞沉沒，共276名乘員死難[19]；施托施也沒能解決海軍究竟要近海防禦還是遠洋任務的定位不明、軍備發展參差不齊等問題[20]，加之與俾斯麥關係惡劣，最終於1883年辭職[13]。

繼任施托施職務的是同樣陸軍出身的列奧·馮·卡普里維，後者認為德國與法俄兩國的戰爭不可避免，戰爭的勝負取決於陸軍，海軍則居於東西兩線中心點的位置，任務應限於保衛海岸線、防止敵軍近海封鎖與登陸等，若試圖建設一支龐大的遠洋海軍，勢必將犧牲未來戰爭中最重要的陸軍，因此對於艦隊的規模相當慎重[21]。然而卡普里維也受到法國「少壯派」的影響，變成海軍既想建造可作為戰略進攻的主力艦，又欲發展巡洋艦攻擊敵人的海上貿易，對海外基地有所需求，一方面又重視魚雷的發展，要求建設魚雷艦隊，德國海軍陷入空前的混亂期[22]。最終在其五年任期過去後，德國海軍的定位依舊維持近海防禦，偶爾派出小型巡洋艦或炮艇處理海外事務，但鐵甲艦的建造與技術基本停滯。適逢當時國內已蓬勃發展的海外貿易促成的殖民擴張主義，俾斯麥終於鬆動其反殖民主義，於1884至1885年順應歐洲形勢「非洲大獵」取得大量非洲殖民地[23]，德國海軍也在維護海外利益方面發揮作用，如1888至1890年間在非洲鎮壓土著反抗其統治、1897年11月「膠州灣事件」中以艦隊和陸戰部隊佔領中國膠州灣，迫使清政府租借山東半島99年予德國[24]。

「風險理論」與英德造艦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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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無畏艦、英德海軍造艦競賽和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
 
1910年的威廉二世、鐵必制和「公海艦隊」司令亨寧·馮·霍爾岑多夫。

1888年6月15日，威廉二世繼任德意志帝國皇位。威廉二世與以往的德國統治者不同，對海軍事務有相當廣泛的興趣，也是美國海軍思想家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的崇拜者，對後者的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深表認同；威廉二世同時也有極強的虛榮心和急進功利的性格，對於整個國政有強烈干涉的欲望，海軍為其中之一的目標，威廉二世宣佈將分離自1871年來海軍部擁有的軍事調動權和行政權，卡普里維極力反對後被威廉所解職[25]，日後又將其多次改組，使自己成為其中唯一的仲裁者（見下節）。然而威廉二世對於建設海軍欠缺系統性計劃，也對選擇以巡洋艦還是戰艦為主的艦隊猶豫不絕，且德國在歐洲的處境日益困難，法俄聯合的強大陸上威脅也使得發展軍備重點被寄託於陸軍，其發展的停滯狀態一直持續到1897年海軍辦公室國務秘書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少將上任為止。

1906年12月31日，世界上第一艘「全重炮」戰艦——「無畏號」於英國海軍服役，這是海軍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里程碑。一個常見的看法是費希爾建造超前的「無畏艦」使英國對德國在「前無畏艦」數量上的壓倒性優勢被消去（1908年，英德雙方在該艦種的63比23），使後者透過建造「無畏艦」來迎頭趕上。

 
基爾港內的「公海艦隊」第1與第2戰艦分艦隊。

自鐵必制執掌艦隊建造計劃的1897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德國海軍的規模爆發性的成長。1897年第一次《艦隊法》通過時，德國海軍總排水噸位僅18萬噸，而1905年增加兩倍，1909年增加三倍，1913年底增加四倍，達到90萬噸排水量；德國海軍於1900年超越意大利、1904年超越俄羅斯、1909年超越法國、1912年超越急速增長的美國，1914年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海軍強國，儘管總噸位只相當於當時英國海軍的七分之三[26]。

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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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洋艦戰爭至日德蘭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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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巡洋艦戰爭（俄語：Крейсерская война）、有限作戰（德語：Kleiner Krieg）和日德蘭海戰
 
「公海艦隊」旗艦腓特烈大帝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公海艦隊」自挪威演習地回港，而海外的德軍巡洋艦隊則在不久後發起「巡洋艦戰爭（俄語：Крейсерская война）」，攻擊協約國商船。由馬克西米連·馮·斯比指揮的德國最大海外艦隊——「東亞分艦隊」則離開母港青島朝太平洋方向航行回國，在智利科羅內爾一帶海域與英軍「北美和西印度群島艦隊」遭遇，德軍擊敗英軍艦隊[27]，這是後者自1814年美國海軍在尚普蘭湖戰役擊敗英軍後100年來英國海軍的首次重大失利[28]，而英方聞訊後迅速增援戰鬥巡洋艦隊至南美。12月8日，雙方在福克蘭群島附近展開海戰，斯比艦隊幾乎被全殲[27]，殘餘的小巡洋艦「德累斯頓號」則逃向印度洋，獨自展開破交戰，至1914年底，除逃入鄂圖曼土耳其的一艘大巡洋艦和小巡洋艦[註 1]、被協約軍封鎖於東非魯菲吉河、最終在1915年7月11日自沉的「柯尼斯堡號」外，德國海外巡洋艦艦隊已被完全消滅[31]。

北海主戰場上，英德雙方於8月26日在赫爾戈蘭灣爆發開戰以來第一次的大型海戰（英語：Battle of Heligoland Bight (1914)），英軍的「哈里奇分艦隊（英語：Harwich Force）」與大衛·貝蒂的「第1戰鬥巡洋艦分艦隊（英語：1st Battlecruiser Squadron）」共擊沉德軍3艘輕巡洋艦和1艘驅逐艦，而自軍僅一艘輕巡洋艦受創。此戰令德國海軍高層頗為震驚，原欲透過內線作戰消耗敵軍再行決戰的計劃在開戰僅20天就受到重創，珍惜海軍艦艇的德皇也下令「保持守勢，避免可能造成更大損失的作戰活動」以及沒有其指示，禁止派出包括輕巡洋艦在內的主戰艦艇出海進行巡洋作戰。德國海軍本身則將戰略改為「有限作戰（德語：Kleiner Krieg）」——以小鼓艦隊施行騷擾作戰，並伺機削弱敵軍戰力。德軍「有限作戰」的主要執行者為下轄德軍全部戰鬥巡洋艦部隊的「第1偵查集群」司令——弗朗茲·馮·希佩爾少將，由於德皇命令艦隊採取避戰，使得比利時一戰線上的德軍屢屢受到英國艦隊的攻擊，為挽回顏面，「第1偵查集群」即受命前去炮轟英國東岸城鎮，以誘出敵人艦隊（特別是貝蒂的戰鬥巡洋艦部隊）進入設置好的水雷陣、潛艇或「公海艦隊」的火力圈，一舉殲滅之，這種炮轟還附帶對英國人心理壓力的效果，遠勝過實際上所造成的破壞[32]。

1914年11月3日，德軍艦隊炮轟英格蘭最東端福克郡的大雅茅斯港（英語：Raid on Yarmouth），而在反航途中，德軍「約克號」因濃霧而錯過自軍標示雷區的浮標，觸雷沉沒；12月16日，希佩爾艦隊再度出擊，炮轟哈特爾浦、惠特比與斯卡伯勒（英語：Raid on Scarborough, Hartlepool and Whitby），過程中一度出現貝蒂率領的無畏艦與戰鬥巡洋艦群差點進入佔壓倒性實力的「公海艦隊」伏擊圈中的情況，但英格諾爾不願承擔將艦隊停留於離本土過遠的風險而過早東撤，就此失去打破英軍艦隊數量優勢之機會[33]，後來希佩爾趁着大霧還是將炮轟艦隊成功撤出。鑑於上次炮轟的成功，德方再度策劃下一波襲擊，透過航空偵查而選定打擊多格爾沙洲活動的英軍輕型艦艇，然而此時的希佩爾艦隊的行蹤因德國海軍密碼被破譯而在英軍掌握中，1915年1月24日，「多格爾沙洲海戰」爆發，德方裝甲巡洋艦「布呂歇爾號」被擊沉，而英方則為一艘戰鬥巡洋艦（英語：HMS Lion (1910)）癱瘓無法行動。「布呂歇爾號」的沉沒使德皇憤怒地解除英格諾爾的職務，由胡戈·馮·波爾繼任[32]，但更為重要的是取得戰鬥教訓，改良射擊程序與損害管制，在後來的海戰中發揮重要作用，英德兩方最初的戰鬥巡洋艦決戰也到此結束[34]。

 
賴因哈德·舍爾，日德蘭戰役時的「公海艦隊」司令，戰爭末期出任海軍總司令兼總參謀長。
 
弗朗茲·馮·希佩爾，戰爭期間主要擔任第1偵察集群司令指揮德軍戰鬥巡洋艦，戰爭末期出任「公海艦隊」司令

自1915年初至1916年上旬這段約一年半的時間裏，除英德雙輕型艦艇偶有交火外，北海局勢並無什麼變化，然而在1916年1月18日，「公海艦隊」司令波爾因病辭職，其職務由賴因哈德·舍爾繼任[35]，該人上任後採取積極的攻勢作戰方針。1915年，德軍在西線頂住協約國攻勢及在俄國與巴爾幹戰場上獲勝之餘威嘗試擴大戰果，西面展開具有決戰性質的「凡爾登攻勢」，而海上舍爾也展開攻勢作戰。2月23日，「公海艦隊」司令部提出《北海海上作戰綱要》，明確要求德國艦隊保有主動權，採取積極作戰，此案也受到德皇的首肯[36][37]。舍爾計劃遵循以往誘出「大艦隊」部份兵力加以殲滅的方針，且讓潛艇扮演為較具進取性的角色[38]。1916年4月24日，舍爾派出希佩爾艦隊炮轟雅茅斯與洛斯托夫特（英語：Bombardment of Yarmouth and Lowestoft），但並未取得什麼成果。1916年5月31日，舍爾故技重施，派出「公海艦隊」91％的兵力北上進入丹麥近海的斯卡格拉克海峽，企圖獵殺英軍的小型艦艇，以吸引「大艦隊」進入舍爾佈下的潛艇伏擊圈，然而德軍的電報再度被英軍所破譯，「大艦隊」司令傑利科於是派出整支艦隊於5月30日前去攔截，其行動甚至早於「公海艦隊」的出航[39]。

5月31日下午，英德雙方於日德蘭半島一帶開始交火，「日德蘭海戰」爆發，首先是希佩爾與貝蒂的戰鬥巡洋艦艦隊交手，隨後英軍「第5戰艦分艦隊（英語：5th Battle Squadron (United Kingdom)）」、「公海艦隊」以及「大艦隊」主力先後抵達，交戰後不久舍爾意識到英軍艦隊已充分展開，整支艦隊也暴露於其攻擊火網下，並有遭到包圍之勢，於是舍爾下令撤退，經過一系列複雜的戰術機動以及夜晚的來臨，舍爾終於逃離英軍艦隊的追剿，返回母港。這場「日德蘭海戰」是至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海戰，英德雙方各投入151和99艘軍艦交戰，結果英軍共損失3艘戰鬥巡洋艦、3艘裝甲巡洋艦和8艘驅逐艦，德軍則損失1艘戰鬥巡洋艦、1艘前無畏艦和5艘驅逐艦[40]，儘管英軍損失較大，但並未影響其維持海上霸權，依舊可以實施遠距離的對德海上封鎖，德國未能打破其困局[41][42]。

鑑於日德蘭失敗的教訓，舍爾畏懼「公海艦隊」再度開進「大艦隊」的埋伏圈，喪失再度進入北海的熱情，也從此不再執行將整支艦隊投入單一行動的任務中[43]。8月18日，舍爾再度派遣戰鬥巡洋艦去炮轟英國東岸的桑德蘭，在飛艇的航空偵查下，舍爾發現「大艦隊」再度傾巢而出，卻沒有中德軍佈下的潛艇伏擊圈，在舍爾的艦隊即將與英軍碰頭時，前者下令返航[43]。日德蘭海戰後，海軍意識到德國僅能以潛艇擊敗英國，轉而將重心放在該兵種上。1917年夏，由於戰時物資短缺和士氣的低落，「公海艦隊」有數艘船自7月19日發生兵變，並持續數個月之久，為此舍爾派遣艦隊發動「阿爾比翁行動」，前往波羅的海奪取俄國里加灣的島嶼，隨後獲得的勝利也因此麻醉食不裏腹的德國水兵，使騷動暫時平息[44]。

潛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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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巡洋艦規則（英語：Cruiser rules）、捕獲法則（英語：Prize (law)）、無限制潛艇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大西洋潛艇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對德國的海上封鎖（英語：Blockade of Germany (1914–1919)）、Q船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護航制度（英語：Convoys in World War I）
 
英國郵輪「盧西塔尼亞號」，於1915年5月7日被德國潛艇U-20擊沉（英語：Sinking of the RMS Lusitania），造成百餘名美國人遇難。身處中立國立場的美國原與英國有海上封鎖的矛盾，經此事件後徹底改變美國人的敵對方向[45]。

1914年戰爭爆發時，包含英德在內的世界列強早在1909年時在倫敦簽署《倫敦海戰法規宣言（英語：London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Laws of Naval War）》（簡稱倫敦宣言），規範諸如海上封鎖、捕獲和對應載有違禁品的商船之國際公法。英國選擇憑藉優勢海軍遠程封鎖德國本土，企圖藉此摧毀其戰時經濟，不惜違反倫敦宣言，於11月2日宣佈整個北海為戰區，任何開往德國的船艦都會受到皇家海軍的攔截，即使是中立國家的船隻也不例外[46]，使處於中立的美國一時反英情緒高漲、施壓後者放鬆對德國的封鎖。德國則發起「巡洋艦戰爭」進行海上破交行動，但因收效甚微、改而將重心轉至潛艇，但又因顧及《倫敦宣言》而將目標限於「打破英軍的封鎖」。儘管德軍戰爭爆發時只有24艘潛艇，但其威力很快便有所發揮——1914年9月22日，奧托·韋迪根指揮的U-9潛艇在一小時內連續擊沉三艘英軍巡洋艦（英語：Action of 22 September 1914），造成英軍1,135人喪生[47]。然而直到1915年初，德軍潛艇僅擊沉英國10艘運輸船，共約20,000容積總噸[48]。

時至1915年，交戰雙方認知到戰局將轉為持久戰，德國「公海艦隊」坐困港內、海上封鎖又造成包括糧食在內的物資短缺，新任公海艦隊司令波爾決心改以潛艇發動對英國的海上破交戰[46]。1915年2月4日，德軍宣佈展開無限制潛艇戰，英國週邊水域將劃為戰區且不保證中立國船隻的安全[49]。根據《倫敦宣言》的《捕獲法則（英語：Prize (law)）》，對於中立國船隻，軍艦必須將其停止後派人檢查船上物資是否有違禁品，有則可予以扣押，但需保障船員安全離艦，再予以擊沉。然而實務面上，受限於潛艇空間狹小而不可能收容多餘艦員，且盤查手續將喪失潛艇特有的隱蔽性優勢，技術上從潛望鏡識別船籍也非常困難[50]，因此最佳選擇是不加警告直接擊沉[51]。德國海軍在波爾發動潛艇戰後一星期便有7艘英國船隻被其擊沉，3月的四個星期內戰果上升到21艘計65,000噸，但其中英艦僅11艘22,000噸，另有6艘為中立國船隻。3月27日，U-28潛艇擊沉班輪「法拉巴號」（英語：Thrasher incident）、5月7日和8月16日又分別擊沉英國郵輪「盧西塔尼亞號」和「阿拉比克號（英語：SS Arabic (1902)）」，各自造成數百名美國人的死傷[52]。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發出措辭嚴厲的照會警告德國，德國首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因此於8月28日保證中立國運輸船和客輪的安全，但這項決定受到海軍總參謀長古斯塔夫·巴克曼（德語：Gustav Bachmann）的反對，認為此舉無異於放棄無限制潛艇戰，巴克曼因此被貝特曼免職，改由亨寧·馮·霍爾岑多夫繼任總參謀長[53]。然而9月9日，英國客輪「西方人號（德語：Hesperian (Schiff)）」又被U-20擊沉，威廉二世這才在9月20日批准停止襲擊客船的命令，潛艇只得按照《捕獲法則》行事。波爾則認為與其如此束縛手腳還不如撤出北海，因此德軍潛艇將重點轉至中立國船艦較少的地中海[52][53]。

 
圖為德軍無限制潛艇戰的擊沉噸位統計，事實上只有兩個月份超過霍爾岑多夫估計應達到的60萬噸月擊沉量，而採用護航制度後德軍戰果急劇下降，美國的參戰更直接彌補英國在猶豫期間受到的巨大商船損失。

總計下來，1915年協約國和中立國的商船損失達636艘計119.2萬容積總噸[52]，而英國的損失為74.8萬噸[54]，但在同年英國和其帝國就建造130萬噸的貨船來彌補[54]，其開戰之初的商船總排水量還高達1835.6萬容積總噸[52]。1914年和1915年，德國分別損失5艘和19艘，並補充11艘和52艘潛艇，海軍建設的重點也轉移到潛艇生產上，一些諸如馬肯森級戰鬥巡洋艦等已下水的主力艦都停止施工[55]。然而比起平平的作戰成果，德國在政治上卻受到決定性的大敗。有別於受到盤查而物資遭其奪取、但不危及性命的英國海上封鎖，德國潛艇在美國保持中立時依舊造成後者200餘位國民的死亡，且協約國的大量物資需求逐漸流向美國，鼓舞其經濟景氣，令戰爭初期反英情緒日漸縮小，轉而抨擊德國潛艇的威脅[52]。1916年1月，以鐵必制為首的無限制潛艇戰贊成派認為，美國已有對英國的封鎖感到不滿的傾向，是時候恢復針對英倫三島的潛艇戰，並以此組織反對派圍攻首相貝特曼。1916年2月23日，為配合西線的凡爾登戰役，德軍再度啟動潛艇戰，但與鐵必制所想的差距甚遠——只有武裝商船才能不加警告的擊沉，這種情況使鐵必制不惜以辭職作威脅要求威廉二世恢復無限制潛艇戰，但後者拒絕並出乎意料地接受其辭呈。1916年3月15日，擔任海軍大臣20年之久的鐵必制就此引退[56]。儘管德國海軍極力避免重演「盧西塔尼亞號事件」，但在3月24日又發生法國郵輪「蘇塞克斯號（英語：SS Sussex）」被UB-29號潛艇擊沉的事件，威爾遜又在4月18日威脅對德斷交，威廉二世只得再度重申遵守《捕獲法則》，但此時已是「公海艦隊」新司令的舍爾意識該法造成潛艇作戰低效與危險的問題，因此決定召回所有潛艇，於5月10日宣佈放棄潛艇戰[56][54]。

6月初的日德蘭海戰後，舍爾承認「公海艦隊」的劣勢，要求發動無限制潛艇戰作為「海上打擊英國的唯一手段」[57]。潛艇封鎖再度恢復，但目標只限定於武裝船隻。由於潛艇已被作為建設重點，此時能投入兵力比1915年要多的多，達134艘，僅12月德國就擊沉154艘計48.7萬噸[58]，1916年共擊沉1480艘，計282.2萬噸[59]。然而至此英國長期封鎖的效果已逐漸顯現，德國被迫於1916年實施全面配給制[註 2]。在此情形下，對於是否要解除對潛艇戰的限制，德國政府內部爭論激烈，軍需總監埃里希·魯登道夫致信給貝特曼：凡爾登戰役中法軍的反攻已使他認定德軍無法在地面戰事獲得勝利，唯一希望只剩下無限制潛艇戰[63]，魯登道夫、霍爾岑多夫和新任的外交大臣阿圖爾·齊默爾曼（英語：Arthur Zimmermann）成最強硬的無限制潛艇戰推動者，而在1916年12月德國提出的和平協議被拒絕後，連威廉二世也轉為其支持者[64]。此時另有數項有利於發動無限制潛艇戰的條件：一、德國此時已有強大的潛艇艦隊，在役110艘潛艇，另外還有150艘在建；二、1916年秋季全球範圍穀物歉收，是德國發動潛艇戰於1917年餓死英國難得的機會[64]；三、霍爾岑多夫從經濟學家赫爾曼·萊維（德語：Hermann Levy）等人處取得數據，提出一份備忘錄：潛艇戰有能力達到前4個月擊沉60萬噸、以後每月擊沉50萬噸商船的目標，這將使2/5的中立國商船不敢再前往英國，後者的航運能力將減弱至當前的39％，將會爆發勞工騷亂和飢荒，迫使英國在五個月內求和[62]。這份「霍爾岑多夫備忘錄」（Holtzendorff memo）成德軍恢復無限制潛艇戰的關鍵，最終於1917年2月1日，德國宣佈重啟無限制潛艇戰[65]。

1917年潛艇戰一重啟，德軍便達到霍爾岑多夫的目標，在頭四個月平均擊沉629,862噸的商船，之後兩個月又平均擊沉506,069噸[62]，給協約軍沈重打擊，英國第一海軍大臣約翰·傑利科束手無策，並聲稱：「如果損失繼續這樣下去，我們將不可能繼續這場戰爭」[66]。德軍的無限制潛艇戰頗有成果，但最終使德美斷交，再加上齊默爾曼電報事件，美國終於對德宣戰。美國以龐大的資源和經濟實力援助英國、彌補大量的船運損失，在歷經長時間的爭論和美軍的直接介入後，英國終於啟用護航制度（英語：Convoys in World War I）[67]。自1917年7、8月起，護航制度開始發揮作用[67]，協約國船團損失率從10％降到2％，10月時更降到1％，至11月，德國擊沉總噸位降到戰爭初期水準的289,212噸[68]。12月起，德國每個月被協約國擊沉8艘潛艇，而在2月無限制潛艇戰開始的三個月也不過就共損失9艘[69]。1917年全年德軍共擊沉協約國614萬噸商船，潛艇也損失63艘[70]，至1918年初，英美聯軍已基本解除無限制潛艇戰的威脅，該年1至4月，德國又損失24艘潛艇[71]，協約國在1918年戰爭最後的六個月的月平均損失僅為14萬噸，10月份僅9萬噸，同時其商船生產能力不斷提高，1917年共約損失600萬噸，而新造116萬噸，淨損失484萬噸，而到1918年則損失292萬噸，新建商船則到394萬噸，反增加102萬噸[72]，德國透過無限制潛艇戰逼降英國的企圖至此已完全失敗[70]。

停戰至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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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基爾水兵兵變、第19號作戰令、德國十一月革命和公海艦隊自沉事件
 
革命期間在威廉港進行示威遊行的德軍水手隊伍。

1918年9月，德國陸上戰事已全面惡化，盟國陸續與協約國談和。10月3日，馬克西米連·馮·巴登就任新首相，隨即向威爾遜請求停火，但後者堅持德方先停止「無限制潛艇戰」，因此舍爾於10月16日下令終止。然而，德國海軍高層並未放棄戰爭，於8月下旬還計劃「拱頂石行動（德語：Unternehmen Schlußstein）」去佔領俄國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後因巴爾幹戰場局勢惡化，東線部隊被迫南調而於9月27日取消[73]），並聲稱「海軍不需要停戰協定」[74]。「公海艦隊」新司令希佩爾則制定「第19號作戰令」，計劃投入麾下全部兵力與英美聯合艦隊進行決戰。海軍高層希望透過此一行動挽回其聲譽與存在價值，然而士兵已得知正在和談，此計劃不僅無異於自殺，更會延長戰爭[75]，便抗命和進行破壞工作。10月29日，「國王號」、「王儲號」和「大選帝侯號」的汽鍋煤氣管遭人浸濕和豎起叛變的紅色旗幟，「圖林根號」、「黑爾戈蘭號」和「皇后號」的軍官則報告士兵拒絕執行任務[76]。海軍當局下令逮捕1000多名水兵，但暴動隨之升級，時至11月4日終於演變成大規模兵變，水兵們收集兩萬多支槍、組成士兵評議會，控制基爾港，不久暴動迅速蔓延到各主要港口；5日，叛軍已佔領呂貝克、特拉弗明德，隔日又奪取漢堡，其後不萊梅、庫克斯港、威廉港也陸續淪陷，叛軍也往內陸進發，各邦的國王、大公、市長皆被迫將權力交出[76]，革命浪潮隨後迅速蔓延到全德國。

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對舍爾說道：「我已經不再擁有海軍」[77]。11月11日，德軍與協約國代表簽署《康邊停戰協定》，標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根據協定，「公海艦隊」必須開往協約國的拘留港口等待處置[78]。11月15日夜晚，德軍小巡洋艦「柯尼斯堡號」帶着胡戈·莫伊雷爾（英語：Hugo Meurer）少將為首的德國海軍5人代表團抵達斯卡帕灣，登上「大艦隊」旗艦——「伊利沙伯女王號（英語：HMS Queen Elizabeth (1913)）」戰艦，與「大艦隊」司令戴維·貝蒂商討交付德國艦隊的事項。11月21日，「大艦隊」全體出動，押送由路德維希·馮·羅伊特中將指揮、集結11艘「無畏艦」、5艘戰鬥巡洋艦、8艘輕巡洋艦和50艘驅逐艦組成的「公海艦隊」核心兵力前往斯卡帕灣。抵達目的地後，船上只留下最低限度的維護人員，軍旗不得升起、水手也被禁止上岸，原先兩萬名的德國水手被減員至約5,000人，其餘皆遣送回德國，同樣命運的還有潛艇部隊，11月底至12月初，德軍被迫將176艘潛艇開至英國哈維奇向雷金納德·蒂里特（英語：Reginald Tyrwhitt）勳爵投降[79][80]。11月28日，威廉二世宣佈廢除海陸軍對皇室效忠宣誓的有效性，這標誌着帝國海軍的歷史正式終結[2]。

1919年1月18日，商討戰後處置的「巴黎和會」開始。5月6日。羅伊特已獲悉對德和平條約（即《凡爾賽條約》）第184條內容：「條約生效之日起，所有不在德國港口的德國水面艦都不再屬於德國，德國將放棄對它們的一切權利」，這直接表明斯卡帕灣的艦艇將沒有一艘能回到德國。如果德國政府簽署該約，「公海艦隊」的艦艇將合法歸屬於協約國，而如果拒簽則將重啟戰事，英國人就有理由以武力奪取這些艦隻。1919年6月16日，協約國代表將和平條約的最終版本交給德國代表，並勒令五天內簽字。由於羅伊特在閱讀6月17日的《泰晤士報》時漏看上面簽署期限被延長兩天的消息，決定在簽署期限的最後一天——6月21日自沉艦隊，以防英軍武力奪取[81]。當天早上，負責看守「公海艦隊」的英國第1戰艦分艦隊（英語：1st Battle Squadron）司令西尼·弗里曼特爾（英語：Sydney Fremantle）中將率領艦隊主力外出操練。11點20分，羅伊特發出事先約定的「第11節，確認（德語：Paragraph 11）」信號，各艦開始實施自沉作業[82]。弗里曼特爾聞訊後緊急返航，但已來不及阻止，六個小時後，整支「公海艦隊」都沉入斯卡帕灣，最後一艘沉沒的是服役僅僅兩年的「興登堡號」戰鬥巡洋艦，總計德國海軍共自沉15艘主力艦、5艘巡洋艦、30艘驅逐艦[83]，共約50萬噸排水量，其價值估計近8億5600萬馬克[84]，另有10名德國海軍官兵被慌亂的英軍士兵開槍擊斃、12人受傷[85]。協約國對德軍的自沉行動惱怒不已，英軍更是將「公海艦隊」官兵關入戰俘營[84]。不過英軍羅斯林·威姆斯（英語：Rosslyn Wemyss, 1st Baron Wester Wemyss）上將在私下表示「德軍的自沉是一件真正的幸事，一勞永逸解決艦隊瓜分的問題。[86]」，舍爾則稱「投降的污點已從德國艦隊上洗清，軍艦的沉沒也證明艦隊的精神未死，這場最後的戰鬥是德國海軍光榮傳統的最好體現。[87]」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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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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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德勒館（英語：Bendlerblock），德國海軍「國家海軍辦公室」、「海軍參謀本部」與「海軍內閣」所在地。

德國海軍的指揮結構歷史上曾歷經多次改組，其1871年憲法第53條規定皇帝為海軍最高統帥，從組織到人事任命皆屬其管轄範圍[88]，海軍有別於平時隸屬於各邦國君主、僅在戰時接受皇帝統一指揮的陸軍，某種程度上也是國家統一的象徵[89][90][91]。德國海軍的第一個指揮機構為1872年成立的「帝國海軍部」，由海軍部長領導，直屬於皇帝[89]。皇帝威廉一世與腓特烈三世所指派的海軍部長皆為陸軍出身，奉行俾斯麥的「大陸政策」，直到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威廉二世整頓政府和軍隊以促成完全獨裁之個人統治，致使第二位海軍部長卡普里維辭職，後由亞歷山大·馮·蒙特斯（英語：Alexander von Monts）繼任，此人為首位海軍出身的海軍部長[92]。蒙特斯後於1889年去世，威廉二世藉機強化對海軍的控制權，並實施分而治之，於同年3月30日解編「帝國海軍部」，另組「帝國海軍總司令部」、「國家海軍辦公室」以及「海軍內閣」，形成三駕馬車式的領導結構，並皆從屬於皇帝，而毋需對國會負責：[93][91][94]

  • 「帝國海軍總司令部」負責艦隊的戰術、戰略與佈署，至1899年3月14日改名為「海軍參謀本部」，相當於陸軍的「總參謀部」，但權力遠遠不及此，一般由30到35名軍官組成，在承平時期為皇帝提供諸如艦隊擴張、調動、分配等意見以及策劃戰爭計劃之諮詢，而不具備執行權與指揮權，戰時則也僅能透過對皇帝施加影響、在其首肯下發出命令。
  • 「國家海軍辦公室」負責行政管理、決定建造何種軍艦和整編艦隊，直接對首相負責、向國會爭取預算與報告。
  • 「海軍內閣」負責海軍軍官的晉升、任命、人事管理和向海軍部隊發佈命令，主要就是協助威廉二世個人對海軍的管理。

除上述的主要機關外，威廉二世還創立獨立於三大主要指揮機構的直屬組織，如波羅的海（德語：Oberbefehlshaber der Ostseestreitkräfte）與北海兩基地的司令、「海軍教育總監」（Inspekteurs des Bildungswesens，1899年創建，1907年後併入「國家海軍辦公室」[95]）、「海軍總監」、「第1戰艦分艦隊」司令（1907年2月後此地位由「公海艦隊」總司令所取代）、「東亞分艦隊」司令等，他們直接對威廉二世負責，也有着「謁見權（德語：Immediatrecht）」，能直接晉見皇帝本人[93]。

由威廉二世所構築的多頭領導體制為德國海軍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由於缺乏如英國第一海務大臣之實權者，各部運行時常互相干涉[96][97]，威廉二世雖為此體制下唯一的仲裁者與協調者，但其欠缺專業能力、足以應付龐大事務之精力[98]、以及對相關事務應有的重視[註 3]，並極度依賴親信、密友和私人顧問，海軍各部難以提出專業建言，有時重大決策上威廉二世僅憑個人喜好就草率執行，威廉二世更曾多次不顧指揮體制越級指揮[註 4]。鐵必制是此一體制下的主要受益者，並鼓吹後者拆分海軍指揮機關，以使自己居於重要地位，然而鐵必制在實務上對於作戰與人事任免幾乎沒有發言權，其竭力建立的龐大艦隊除了仰賴一套粗略的威懾構想外，缺少具體的、具可操作性的進攻或防禦性計劃[102]。

一戰爆發後，德國海軍諸多問題一一暴露，包括艦隊司令官幾無自主權、屢屢受制於威廉二世矛盾的命令、嚴謹的交戰規則和突發奇想的干擾[103]、鐵必制獨斷實行的造艦方針造成諸如主力艦主炮口徑小於英國同級軍艦、追求數量均勢而忽略質量差距、新舊艦混編拖累整體艦隊戰鬥力等等[97]，這些問題使鐵必制雖在軍官團中仍有相當支持者，但最高決策層、海軍參謀長和海軍內閣首腦大多成鐵必制的反對者[97]。此外德國陸海軍缺乏協同，海軍在開戰當下便拒絕陸軍交換情報的請求[104]，陸軍也對海軍提出攔截橫渡英倫海峽的英軍提案充耳不聞[105]，而艦隊內部除「公海艦隊」的作戰中對外，各軍事單位間也是相互隔絕，水面艦隊也從未認真考慮與潛艇協同作戰[102]。1918年8月11日，舍爾、特羅塔和馬格努斯·馮·萊費措夫（德語：Magnus von Levetzow）三位海軍主要領導人以辭職相威脅逼使威廉二世精簡海軍結構，將各部權力整編在新設的「海軍戰爭指揮部」下，由舍爾出任部長（同時兼任海軍參謀本部長）、萊費措夫任其參謀長、特羅塔任公海艦隊參謀長，至此長久以來海軍分裂、有助於威廉二世個人指揮、且被設計有助於鐵必制當上海軍最高統帥權力結構終於被廢除[106]，德國海軍這才有如陸軍「最高陸軍指揮部」相似的最高戰爭指導機構[107][93]，但三個月後德國便停戰投降。

情報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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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在「馬德堡號」小巡洋艦遺留的密碼本被協約軍繳獲，其影響力幾乎橫貫整場大戰，令後者能破譯、多次伏擊德國艦隊，為一大情報失誤。

德國海軍的情報機構始自於1899年，當時新成立的「海軍參謀本部」需要設置自己的情報機構，時任參謀長的奧托·馮·迪德里希中將便借鑒陸軍總參謀部「3B司（德語：Abteilung III b）」的經驗，構思出海軍的情報運作組織，並於1900年2月27日向威廉二世商討建立該機關，後者雖予以批准，卻將此計劃交由鐵必制發配預算執行，而鐵必制本人出於權力鬥爭，不願其他機關取得足夠影響其計劃的預算，和干涉其部門——「國家海軍辦公室」的一切，故與迪德里希發生嚴重的摩擦，也並未同意撥出其預算，直到迪德里希再度上奏德皇，聲明蒐集英、美、法、俄等假想敵國的情報之重要性，威廉二世再度批准後，鐵必制才勉為其難的許可。1901年，「海軍情報局（英語：Nachrichten-Abteilung）」（簡稱「N局」）正式成立，首任局長為亞瑟·塔普根（德語：Arthur Tapken）中校[108]。

「海軍情報局」的主要功能為收集其他各國海軍的資訊，其軍事情報員遍佈全球：歐洲有200-299名；東非300-399名；西非400-499名；東亞500-599名；澳洲600-699名；美國西部700-799名；美國東部800-899名，包括美國中部和加勒比沿岸[109]。1915年5月，海軍透過巴伐利亞皇家陸軍在魯貝設置的無線電監聽站成功破譯英軍巡邏艇的代碼，並在同年7月破譯英軍艦隊用代碼。同年春季起，亦可透過監聽英國方面的無線電通訊掌握其商船的動向。1917年起，德國海軍再破譯英法兩軍的海軍用密碼。上述的破譯工作主要出自維爾茨堡大學數學教授路德維希·福波（德語：Ludwig Föppl）之手[110]。不過與「海軍情報局」的成就相比，德國海軍在保密能力的缺失與疏漏頗多，甚至有過之而不及。由於一戰爆發的1914年當時無線通信技術在實務上並沒有非常成熟，德國海軍參謀部對加密安全的警覺性不高，密碼本與表單偶爾才作更換。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1914年8月，德軍於波羅的海與俄軍交手，前者「波羅的海艦隊」的「馬德堡號」小巡洋艦最終擱淺，而俄軍從中繳獲一本密碼本，並將它送到英國，德國海軍的無線電通訊不久後被破譯，其影響力幾乎橫貫整場戰爭，包括日德蘭海戰[110]。

基地與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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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德國殖民地
 
德國本土與海外基地地圖

德國在地理上發展海軍的先天條件惡劣，相接的海域僅北海與波羅的海，前者深度不足，且德國面向該海域的翡翠灣（英語：Jade Bight）又有廣布的沙洲、需要不停的疏浚，以防止淤泥囤積[111]；波羅的海的港口北面為丹麥阻隔，需繞行近685公里的航程，雖有建於1784年的「埃德運河（英語：Eider Canal）」連通兩海域，但運河僅29公尺寬、3公尺深，軍事價值不高。因此德國政府於1887年6月起工、後於1895年完成新運河的修建，稱「威廉皇帝運河」（今基爾運河），其寬22公尺、深9公尺，1907年至1914年又再進一步擴建，航道底寬拓至44公尺，寬度己被增至102公尺、深度則為11公尺，戰略重要性極高，海軍可以迅速移調兩個海域，除非敵軍擁有兩倍以上德國海軍的實力，否則無法同時封鎖海峽與運河出口[112]。位於北海東部的黑爾戈蘭島對德國海軍也有相當的重要性，該島於1890年7月以《黑爾戈蘭-桑給巴爾條約》自英國轉讓而來，為德國唯一一座深海島嶼和「威廉皇帝運河」北海入口的前線基地，適合作為加煤站和潛艇與魚雷艇的駐地[112][113]。

德國在本土最重要的兩大軍港為分別面向北海的威廉港與波羅的海的基爾港，兩者具備完整的乾塢、武器庫和造船設施，由軍銜為海軍中將的「海軍軍區長」（Marine Stationschef）負責管理[114]。隨着國力的增長，德國海軍又陸續增強軍港與河道的實用性，大戰前夕，德國海軍已有24處主要海軍基地、據點和補給站，其中9個在北海沿岸、13個在波羅的海，包括格斯特明德（今「不萊梅港」）、埃姆登、庫克斯港、但澤、斯德丁、羅斯托克和敘爾特島等[115][116]，多瑙河、魯爾河和伊薩爾河亦經過疏浚，杜伊斯堡、路德維希港和曼海姆等內陸港口也經過修整，成新的航運中心[112]。

德國在海外基地方面的經營則較為貧乏，在俾斯麥時代曾攫取少量非洲與太平洋島嶼作為殖民地，於1878至1879年期間也在太平洋馬紹爾群島、薩摩亞、新不列顛島等島嶼建立煤站[117]，然而當威廉二世為擴張海軍而準備着手建立「巡洋艦戰爭」的海外據點時，德國大部分的殖民地因地處邊陲、戰略價值低、或自然條件的限制而難以勝任不適合，如西薩摩亞港經常受到暴風的侵擾、多哥的洛美海浪洶湧、西南非的呂德里茨缺少淡水、喀麥隆的杜阿拉則遠離主要的通商航線[118]。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使德國將目光轉向東亞，經由多次考察和研議後，威廉二世決定奪佔中國膠州灣作為其海軍於東亞的主要基地[119][120]。1897年11月13日，德國出兵佔領膠州灣，並於隔年3月6日與清政府簽署《膠澳租借條約》長期佔領。經由鐵必制的斡旋，膠州灣殖民地直屬於「國家海軍辦公室」而非管理一般殖民地的帝國殖民辦公室（英語：Imperial Colonial Office）[121]。

一戰爆發後，德國海外基地皆在短時間被協約軍所攻佔。作為最大海外據點的膠州灣雖曾投入大量資源建設當地的防禦工事，但它距離德國本土太遠，在和平時期就出現難以克服的補給問題，在戰時幾乎完全變成被列強包圍的孤島[122]，終究在青島戰役中被日英聯軍於三個月內所攻破。其他殖民地方面，德國海軍雖在戰爭爆發後不久即展開「巡洋艦戰爭」，但當時太平洋的殖民地幾乎都是不設防的，上面修建的炮台都沒有實質的防禦作用，僅拿來當禮炮使用，也沒有制定戰爭應急計劃去防守，太平洋殖民地上的煤站也一直都是在以北德意志-勞埃德為首的私人企業管理下，海軍只能依約使用有限的倉庫，對戰爭並無準備[123]。

軍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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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德國海軍造船廠列表（德語：Liste deutscher Marinewerften）
 
「奧爾登堡號」鐵甲艦是第一艘完全使用德國國產鋼鐵製成的軍艦[124]。

德國的工業實力早在普魯士王國時代的1840年代後期便嶄露頭角，統一後不久便成歐洲的工業強國，在電力、化學、光學和鋼鐵工業等領域特別突出，居世界領先之地位[125]。然而德國強大的工業能量主要為陸軍服務，海軍所需的造船業十分落後，造船廠小、規模有限，如1895年，1130家德國造船企業和它們的下游供應商也才總共僱35,000名工人，其中僱工人數超過50人的企業只有46家[126]，也只有伏爾鏗造船廠和但澤的希肖造船廠（德語：Schichau-Werke）有能力生產鐵殼船，其餘的僅能造木船，德國的工業心臟——魯爾地區的鋼鐵企業，對造船工業既缺乏興趣也欠缺經驗，因此海軍的主力船艦都是從英國或法國直接購買[127]，一直到1886年才完成第一艘完全使用國產鋼鐵的軍艦「奧爾登堡號」[124]。

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力行推動「世界政策」，海軍的地位因而上升，但後者內部對未來戰略觀點的分歧影響發展速度，直到鐵必制被任命為管理海軍生產計劃的「國家海軍辦公室」領導人，才使海軍的建設方針獲得前後一貫的方向[128]。由於德國國內沒有實力雄厚的國有軍工企業[註 5]，鐵必制只能尋求私人企業的支持，後者技術先進、正尋求新的利益增長點，而研發渦輪發動機、鋼板、艦炮等先進的海軍技術與裝備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和強大的研發生產能力，透過與私人企業的合作，雙方進而形成「海軍—工業」聯合體。軍方根據產品分類制定出供應商名單，除非列在此名錄上，不然不得參加政府的標案，企業也需要自備產品樣品供其測試，合格後才能加入名單中，接着配合其政策、收到生產合同[128]。在諸多供應商中，以克虜伯最為重要，它是唯一能在火炮與裝甲這兩個最重要的海軍裝備領域提供勞力、設備、技術的資金的企業[130]，其生產能力雄厚、對新技術發展的趨勢極為敏感，其「克虜伯裝甲板（英語：Krupp armour）」性能超過當時最好的「哈維裝甲板（英語：Harvey armor）」，甚至成日後的主要對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戰艦所指定使用的標準裝甲板[131]。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海軍—工業」聯合體實際上就是克虜伯與「國家海軍辦公室」之間的關係[132]。

「海軍—工業」聯合體對德國海軍在短時間內爆發性的成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加上德國在大學院校和船廠廣設科研機構，為海軍迅速建立強大的技術研發能量，使其在艦船設計、動力裝置，裝甲防護及射控系統等技術領域都有重要突破，也相當先進[133][134][135]，某些領域上甚至勝過英國，如陀螺儀性能更佳、應用也更多，德國的柴油機也是當時世界最好的，這使潛艇擁有相當的優勢[133]。戰前，德國的煤炭與鋼鐵產量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其鐵路與運河網絡也同樣相當發達[136]，海軍在1914年已擁有世界第二大規模的艦隊，其中有15艘無畏艦與5艘戰鬥巡洋艦，而同一時間除擁有22艘無畏艦、9艘戰鬥巡洋艦的英國和10艘無畏艦的美國外，沒有一個國家擁有3艘以上的無畏艦[137]。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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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爾海軍學院（英語：German Imperial Naval Academy），帝國海軍軍官的搖籃，是世界上第一所海軍軍事學院[138]。

德國海軍採用的是徵兵制和少年水兵與志願入伍者構成的混合體制，全國男子一滿17歲便被徵召入伍，海軍的役期為三年，其中至少要在船上受三個月的訓練，期滿退伍後編入後備役直到40歲為止。專科出身的志願役可以以三年一期的方式入伍，期滿後編入預備役四年。另外還有16歲即可入伍的水兵學校，畢業生可獲得士官資格[139]。德國海軍的教育核心是成立於1866年5月15日的基爾海軍學院（英語：German Imperial Naval Academy），此為帝國海軍軍官的培育所，學制兩年，每年4月約招收200名學生（1914年時上升到約300名）。海軍學院的入學生首先要接受一個月的步兵訓練，接着在波羅的海近海進行艦上訓練數周，再發配受外海訓練，通過期末測驗後才獲得準尉官階。1900年2月，基爾海軍學院將部份課程分離出來，於同年11月設置為米爾維克海軍學校（德語：Marineschule Mürwik），至今仍為現代聯邦德國海軍的軍官學校。工程科軍官則是先進行三個月的造船廠實習，再接受步兵操演、半年的艦上訓練 、六個月的陸上教育課程、再兩年艦上訓練，通過測驗後方可任官[139]。

德國海軍成員大多是徵召自沿海地區的居民，並與陸軍形成競爭關係，德國海軍的軍官多出身自平民[註 6]，主因是德國工商社會在統一後迅速發展，造就龐大的中產階級，也因此有提高其社會地位的需求，但當前國內的權力為容克階級把持着，平民若要翻身提高門第只能投入軍職[140][139]，海軍也沒有如陸軍將軍官只開放給貴族的「傳統」，只是英國海軍觀察員也指出，德國海軍多少也受到陸軍「絕不丟失一門大炮」傳統的影響而傾向不願損失艦隻，造成其中下階級軍官缺乏主動性和求戰欲，結婚成家的海軍軍官也更傾向於謀求岸上的職位，特別是坐在辦公室的位置，與英軍形成鮮明的對比[141]。德國海軍軍官一般對德皇非常忠誠，對內任何批評後者的意見毫不容忍[142]，此外海軍還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執行軍官（Seeoffizier）、工程師（Marineingenieurkorps）、艙面軍官（Deckoffizier）和普通水兵（Mannschaften）間存在嚴明的分界。執行軍官將自己視作海軍的精英，自組成小團體，某些人認為日後將成為與陸軍類似的貴族集團，還模仿其作派，享有特製的膳食、榮譽法庭和制服配章、強調自己與皇帝的特殊關係、排擠工程師和艙面軍官[143]。在1900年代初技術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工程師對海軍相當重要，但鐵必制與其同僚卻認為其主要功能不過是「操作機器」，對其加以迫害，小至禁止工程師進入軍官食堂用膳，大至妨礙進入德國當時最頂尖的技術大學深造，深怕其受過高等教育後會要求社會地位，甚至是軍中地位的平等[144][143]，工程師受此待遇常報以病假或進行其他被動的反抗行為，特別是其上官是年輕或級別較低的執行軍官時，艙面軍官也有類似的處境。普通水兵同樣在執行軍官管理下，常因輕微的犯罪受到過重的懲罰，且在協約國海上封鎖下，士兵們深受物資缺乏的壓力，但軍官們依舊享有各種福利、食物和美酒，引起士兵的強烈不滿，而工程師和艙面軍官面對此等局勢，一方面對士兵的違紀選擇沉默，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軍官與士兵間的衝突，而到戰爭後期越來越多年輕軍官從主力艦調至潛艇後情勢急速惡化[143]。

根據統計，德國海軍在斯托施與卡普里維各自離任的1883年與1888年時分別有5,485名與15,480名官兵[145]、1897年鐵必制任國務秘書時上升到26,000人[146]、至1914年大戰前夕，德國海軍已約有80,000名官兵，其中3,612名軍官（2,388名執行軍官、585名工程師、3183名艙面軍官）、15,966名低級士官、5,4369名普通水兵[146]。鐵必制曾聲稱：「無論（英國）建造多少新軍艦，卻沒有新的人手，而我們剛好相反，可以每年透過徵召2萬人進入海軍服役，形成一股強大的後備力量，最終可以有足夠的人員來操縱跟英國一樣強大的艦隊。」但他其實沒有去核實這項說法，而是將其作為打擊國內反對派的藉口[147]，一份資料指出相較於1914年英國皇家海軍共有209,000人，而同時期的德國海軍不過就79,000人[3]。戰爭爆發後，德國海軍的水兵員額實際上已經過剩，冗員隨後被編為陸戰隊，投入西線地面戰事[139]。

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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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德意志帝國海軍軍銜（德語：Dienstgrade der Kaiserlichen Marine）
階級 將官 校官 尉官 候補軍官
袖章與肩章
（執行軍官）
 
 
 
 
 
 
 
 
 
 
 
 
 
 
 
 
 
 
 
 
   
執行軍官 海軍元帥 海軍上將 海軍中將 海軍少將 海軍上校 海軍中校 海軍少校 海軍上尉 海軍中尉 海軍少尉 海軍準尉
工程師 – – – – – 海軍工程中校 海軍工程少校 海軍工程上尉 海軍工程中尉 海軍工程少尉 –
魚雷工程師 – – – – – – 魚雷工程少校 魚雷工程上尉 魚雷工程中尉 魚雷工程少尉 –
醫務軍官 – – – 海軍醫務少將 海軍醫務上校 海軍醫務中校 海軍醫務少校 海軍醫務上尉 海軍醫務中尉 海軍醫務少尉 海軍醫務準尉
資料來源：[148]

主要作戰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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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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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亞號」，與其姊妹艦「巴登號」同樣裝備380毫米45倍徑艦炮，是帝國海軍最大和最具威力的軍艦。

早期的德國海軍戰艦學習法國海軍的船艦設計和戰術，用於沿岸作戰和防禦基爾運河，在1900年後開始模仿英國海軍的樣式[149]。由於受到基爾運河、港灣和碼頭尺寸限制以及海軍技術經驗等因素，以及鐵必制為不過度刺激英國而只能選擇在不起眼之處改進，德國海軍戰艦在噸位、航速，特別是作為火力關鍵的主炮口徑均落後於英國同級別戰艦，由於國力限制與經費、技術儲備不如英國，鐵必制在發展艦隊時的實力累積仰賴新造軍艦的加入，因此不能在新建艦隻上投注大量不成熟的新技術，承受其可能發生的建造延誤與風險，進而導致德國海軍只能被迫在質與量之間做出艱困的選擇。最終由於戰爭於鐵必制出乎預料的1914年爆發，尚處於發展階段的「公海艦隊」被迫只能以相對英國海軍火力不足的主力艦與之交戰[150]。戰爭爆發時，英國無畏艦和超無畏艦共有343毫米口徑主炮124門，305毫米口徑主炮148門，合計272門，一次齊射彈藥127噸。德國無畏艦有305毫米主炮118門，280毫米主炮86門，合計204門，一次齊射彈藥62噸。德國主炮數量雖為英國的75％，但齊射彈藥僅為英國的48.8％[150]。

除了技術瓶頸與建造方針的限制，德國海軍也認為在海象惡劣的北海中，交戰距離勢必縮短，小口徑主炮在射程和穿透力上就已可滿足要求[註 7]，且其發射時間間隔較短、相同時間內傾瀉的炮彈數量也更多、命中率更高[153][154]。然而1916年英德於日德蘭戰役交戰時，面對英軍無畏艦口徑達305毫米、超無畏艦達343毫米、4艦參戰「伊利沙伯女王級」381毫米的主炮，德國只能用「拿騷級」的280毫米和「黑爾戈蘭級」至「國王級」的305毫米主炮對抗之，由於此前對武裝配置過度謹慎，鐵必制使德國海軍的無畏艦在過渡至超無畏艦的過程中出現高達75毫米的口徑差，使得建造與訓練難度大為提高，造成裝備同級380毫米口徑艦炮的德軍「巴伐利亞級」比「伊利沙伯女王級」的服役晚了15個月，首艦遲至1916年3月18日才服役，在日德蘭戰役期間更處於炮術訓練階段而未能參與戰鬥[150]。日德蘭海戰中，英軍主炮達388門，為德軍1.56倍、一次齊射彈藥214噸，為德軍2.67倍[150]。在戰爭爆發到日德蘭戰役期間，英軍主炮數量增長42.6％、齊射彈藥量增長68.5％，而德國卻分別僅有21.5％和29％[150]。

德國海軍在軍備競賽初期因鐵必制為軍艦選用煤炭作為燃料、拒用渦輪發動機而居於劣勢，早期的無畏艦「拿騷級」與「赫爾戈蘭級」也都採用了效率較低、尺寸和體積較大的三脹式蒸汽機。1911年後，英國設計的帕森斯（英語：Parsons Marine Steam Turbine Company）渦輪機才獲准在德國生產，用於第三代的無畏艦和戰鬥巡洋艦[155]。由於德軍戰艦將重點置於防護力而大為增加其水下裝甲帶、使用的褐煤品質較為低劣（燃燒效率低於英軍的無煙煤）、引擎多仿製英國產品而輸出功率較低等因素，速度始終低於同級的英軍戰艦，而這也是雙方在多格沙洲海戰和日德蘭海戰中英軍均居於優勢的原因之一[156]。德軍主力艦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極佳的防禦力，《艦隊法》不僅訂下德國海軍的造艦序列，還擴大船塢、基爾運河等設施的規模，為戰艦的大型化打下基礎，而艦體的巨大化使其復原性能和強度取得優勢，並可充分實施水下防禦[157]。鐵必制認為，戰艦無論受到多麼嚴重的創傷，只要浮在水面上就容易恢復戰鬥力，並有其存在的價值，相反的，無論裝載多麼強大的武器，一旦沉沒便毫無用處，且德國海軍為戰艦設計的主要作戰地點是離基地較近的北海海域，即使蒙受戰損也有機會返回基地修復。在此理念下，德國海軍為戰艦設計非常優越的防禦系統，全艦主要的裝甲帶內側均都配置煤艙，減少炮彈爆炸時產生的能量、規劃多重又複雜的水密艙、分散佈置各處機械設備、有效控制進水量和戰損時性能的下降，在裝甲重量所佔全艦排水量比例上，德國戰艦約比英國戰艦高出10％[154]，全寬也平均多出10英尺，有着更佳的穩定性和水下防禦[151]。體現德國海軍戰艦防禦力的一個著名例子便是戰鬥巡洋艦「塞德利茨號」在日德蘭戰役後的情況，儘管其身中22發各式炮彈和1枚魚雷、在標準排水量達24,988噸的船體內已進水5,308噸（約20％），卻仍能掙扎返港而不沉[158]。

德國水面艦隊以戰艦為主力，但由於數量落後於英國海軍，不得不將相對過時的前無畏艦編入戰鬥序列，在日得蘭海戰中速度緩慢、火力和防禦相對貧乏的5艘「德國級」與一艘「賓士域級」前無畏艦成了德軍艦隊的負擔，此戰中「波美恩號」被擊沉，而其他倖存前無畏艦則在1916年底自「公海艦隊」中解編，由新建的「巴伐利亞級」取而代之[159]。輔助艦隻方面，德國海軍的巡洋艦同時肩負艦隊偵查和保護商船兩種任務，進而使其較英軍同類軍艦更大、防護力與裝備更佳，但在戰鬥中諸如裝甲巡洋艦的表現已顯露速度、火力和防護的弱勢，其角色基本已被戰鬥巡洋艦取代[160]。德國艦隊中還存在大型與小型魚雷艇的艦型，而與其他列強海軍不同，德國海軍魚雷艇設計目的為支援作戰艦隊的戰鬥力量、直接發射大量魚雷攻擊敵軍戰艦編隊，作為削減英軍戰艦數量優勢的重要手段，因此排水量較他國同級軍艦大得多，英國則以驅逐艦此一艦型作為對應。然而實戰中各國海軍在交戰時均在魚雷攻擊協調上表現不佳，德國海軍魚雷艇的戰果遠不及預期[161]。

潛艇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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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U潛艇列表
 
停泊於基爾港內的德國海軍潛艇艦隊。

與日後活躍的表現相反，德國海軍在大戰前於潛艇的發展屬於列強相對落後者，這主要是出於鐵必制對潛艇「無法改變英國的海上優勢」的判斷造成，他曾斥其為「實驗品的博物館」、不願投資經費研製，只允許但澤皇家海軍造船廠進行小規模的研究，而私人企業只有克虜伯所有的日耳曼尼亞船廠一家在進行研究，連潛艇的業務都沒有專屬機關，而是由魚雷監察部門代管。1904年，德國海軍意識到俄國向克虜伯訂購三艘潛艇的潛在價值，才趕緊撥出150萬馬克向日耳曼尼亞船廠訂購第一艘潛艇，由於吸收借鑿不少國家的經驗，德國海軍得以跳過一些技術障礙，但潛艇的發展工作實際上已停滯十二年之久[162]。1906年8月4日，德國第一艘潛艇「U1」建成。1914年3月，潛艇的專屬管理機關「潛艇監察局」才成立。

戰前德國海軍的潛艇戰術是專為攻擊軍艦設計的，如要求佔據戒哨陣位、對海港的偵查線、近海防禦和在北海開闊水域搜索敵艦等。然而實務上，因為潛艇跟一般水面艦相比航速太慢，且偵查範圍小，很難真的找到敵艦發動攻擊，當時的無線電通訊技術也不成熟，各艇無法協同作戰，德國海軍高層因此把潛艇規劃用於決定性的戰艦決戰，只有少數如格奧爾格·馮·施萊尼茨（德語：Georg von Schleinitz）中將和基爾潛艇實驗部的布魯姆（Ulrich-Eberhard Blum）上尉則提出將其用於海上破交戰的構想[163]。

1918年10月，舍爾下令制定潛艇建造的工業動員計劃，將預估1918年12月時的潛艇月產量16艘提高到1919年12月時每月36艘，此計劃被稱作「舍爾計劃」（Scheer Programme）[164][註 8]。

1914年至1918年間，德國海軍的潛艇戰有104艘U潛艇擊沉2,888艘船（總計6,858,380噸）、96艘UB型擊沉1456艘船（總計2,289,704噸）、73艘UC型擊沉2042艘船（總計2,789,910噸）[74]。

航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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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齊柏林飛艇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略轟炸（英語：German bombing of Britain, 1914–1918）
 
 
德國海軍航空兵的齊柏林飛艇與FF33型水上飛機（英語：Friedrichshafen FF.33）。海軍戰前以飛艇設定為遠程航空偵查的主力，但數量嚴重不足，之後被大量用於收效極小的對英轟炸行動而損失慘重。水上飛機方面，德國規模雖小，技術卻相當先進，並在戰爭中實行空中佈雷、空投魚雷攻擊等多種運用方式。

德國海軍很早就對航空器產生興趣，在一次大戰爆發前是列強中對海軍航空兵發展最進步者[166]，除以飛艇進行遠程偵查外，德國海軍在使用與發展魚雷轟炸機方面也比其他交戰國更為深入，還試過空中佈雷、空中打擊商船等多種作戰方式[166]。「波羅的海艦隊」總司令海因里希親王是推動海軍航空兵的熱心人物，其他高層人士，如波爾、舍爾、希佩爾也都對飛機作為進攻性武器的潛力有所認識[166]，執掌海軍發展的鐵必制也在1911年下令但澤帝國造船廠進行水上飛機的研製工作[167]。戰前，德國海軍的構想是對抗英軍的近距離封鎖，故認為戰鬥將發生於陸基飛機的航程內，長距離者則仰賴飛艇，在良好天氣下，僅需三艘齊柏林飛艇便可監視整個德意志灣（英語：German Bight）[168]。然而一戰爆發時德國海軍航空兵準備極不充足，當時其兵力全由「第1偵查集群」司令希佩爾指揮[169]，由於戰爭爆發前德國軍部選擇優先滿足陸軍飛機方面的需求，海軍預算緊繃，當下只有一艘飛艇和9架水上飛機可用，各機上還缺乏如偵查用相機、炸彈掛架和無線電等設備，英軍的遠距離封鎖戰略也進一步逼迫德軍仰賴飛艇，不得不趕工建造[170]。

德軍早於1912年便成立「海軍飛艇分隊」（Marineluftschiffs-Abteilung）[168]，並在庫克斯港以西的諾爾德霍爾茨基地（英語：Nordholz Naval Airbase）設置指揮中心，這裏同時也是擁有10個飛艇機棚的大型基地。德軍在一戰期間廣泛使用飛艇，北海沿岸的哈格、阿爾霍恩（德語：Ahlhorn_(Großenkneten)）、岑訥（英語：Tønder）、波羅的海沿岸的斯德丁、塞拉彭（英語：Lyublino, Kaliningrad Oblast）等地都建立飛艇基地，也曾佈署在保加利亞，嘗試對德屬東非的孤立軍隊進行空運補給。德國海軍還與陸軍投入大量飛艇，發動由海軍飛艇司令彼得·史特拉塞與海軍副參謀長保羅·貝恩克策劃的轟炸倫敦行動[171]，寄望以此給予英國重大打擊，然而與預想落差很大的是飛艇落彈點偏離目標地數英哩遠，雖然對當時未曾歷經過總體戰的英國民眾造成恐慌，但造成的物質損失與德軍投入的資源不成比例。在英軍逐漸認識到齊柏林飛艇的弱點與侷限性後，迅速組織防空作戰，使德軍飛艇損失遽增，不得不放棄飛艇轟炸作戰，轉而發展專職的轟炸機。

戰爭結束時，德國海軍航空兵已從9架飛機猛增為1,500架（含飛艇），人員也從20名軍官飛行員上升到16,122人，其中2,116人為飛行員和空勤人員，而在整場戰爭中，德軍共動用78艘齊柏林飛艇執行1,148次的偵查任務，在1915年至1917年與陸軍的飛艇一起執行約200次夜間轟炸英國倫敦的任務，共投下197噸的炸彈[168]，只造成平民557名死亡、1,358名受傷的輕微損失[172]，卻付出23艘飛艇被擊落、31艘因故障、降落事故等原因而損失的代價。海軍飛艇部隊共損失74名軍官、264名士官、51名士兵，包括飛艇司令史特拉塞本人[173]。德國海軍還曾計劃將原意大利客輪奧松尼亞號改裝為航空母艦，但終因戰爭後期海軍的產能已轉為生產潛艇而取消[174]，裝甲巡洋艦「羅恩號」亦有類似的計劃，最終也沒有結果[175]。

地面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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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聯軍之役中，於大沽口炮台登陸的德國海軍陸戰隊士兵。

德國第一支海軍陸戰隊創建於1852年5月13日的斯德丁，起初僅負責維持各軍艦上的治安和支援小規模登陸戰，之後任務範圍擴大為協助殖民活動和海防安全[176]。1870年，陸戰隊第1營於基爾成立，編制22名軍官和682名士官兵。德國統一後，施托施將各軍艦的陸戰隊集結起來管理，將原本的營擴編為6個連，並將其中一半撥到威廉港，建為第2營[177]。1897年11月14日，「東亞分艦隊」佔領中國膠州灣，兩個營的陸戰隊各抽出兩個連，編為第3營，並於1898年1月26日進駐青島，從此固守此一海外基地[177]。在與工程兵團司令科爾瑪·馮·德·戈爾茨將軍的合作下，德國陸戰隊也發展登陸作戰的教範，並於1900年首度進行灘頭登陸演習[178]。

德國海軍陸戰隊曾參與過八國聯軍之役、赫雷羅戰爭（英語：Herero Wars）、馬及馬及叛亂、巴爾幹戰爭阿爾巴尼亞斯庫台地區的戰鬥[179][177]。而在一戰爆發前，鐵必制嘗試說服陸軍修改西線進攻計劃，希望後者能取道比利時的同時佔領該國的由奧斯坦德與澤布呂赫兩港口透過運河和布魯日連結形成的三角地帶，讓「公海艦隊」的基地能盡量向西推移，使其更加有效地對付英國，但陸軍拒絕此建議（可能是出於後勤的極限），這使鐵必制決心建立大規模的海軍地面部隊。1914年8月29日，德皇下令組建兩個海軍陸戰師（德語：Marine-Division (Deutsches Kaiserreich)），編為法蘭德斯海軍陸戰軍（英語：Marinekorps Flandern）（或稱「德國海軍直屬軍」）[180]，這些兵員除來自原有的陸戰隊營20000人外，還有從基爾、威廉港的基地分別調集的1400人和3000人，留下的空缺再以後備部隊填補。這支直屬軍的司令官是路德維希·馮·施羅德（英語：Ludwig von Schröder）上將[180]。

一戰中，陸戰隊曾參與1914年的安特衛普之戰、青島戰役、1915年的伊普爾斯、1916年的索姆河會戰、1917年的法蘭德斯之戰（英語：Battle of Passchendaele）（該年2月初，德軍又組建第3個陸戰師，陸戰師總兵力達到6至7萬人），1918年4月的澤布呂赫襲擊戰（英語：Zeebrugge Raid）和春季攻勢[177]。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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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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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海軍的擴張是促成戰前英德關係惡化的關鍵原因之一，然而與規模相比，若不計入潛艇部隊，其水面艦隊對戰爭的影響甚小，歷史學者對德國海軍與鐵必制多有批評，更有意見認為其花費的大筆預算間接導致德軍的失敗，如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即認為：「1914年戰爭爆發時，德國的無畏艦都停泊在港灣內、毫無用處，如果把這些造軍艦的鋼鐵拿來搞機器化運輸，那他們在陸上戰爭中即可穩操勝券。」海軍歷史學家安格斯·康斯丹（英語：Angus Konstam）則認為「公海艦隊」的存在即代表巨大的資源浪費，在1911年至1912年英德造艦競賽頂峰之際，德國每年在海軍投注了約5億金馬克，要不是因為德皇個人對大型艦隊的渴望，德國海軍是一支以戒哨艦、潛艇與水雷為主、以岸防為主要任務的海軍，儘管戰略上仍會是相同的結果，但其花費的成本將遠遠小的多[181]。而早在1912年，普魯士戰爭部長喬西亞斯·馮·赫林根也點出海軍對戰爭的勝敗影響遠不及陸軍——「海軍計劃未能成功將彌補陸軍面臨決定性失敗的困境。霍亨索倫皇室的命運，也是祖國之禍福，將繫於德國陸軍的勝敗。[182]」除消耗大量軍費外，德國海軍還為促使國會撥款，分散對戰略和戰爭計劃的修訂和準備，反而是頻繁地參與政治活動，其程度之嚴重使得1909年一名美國駐德武官描述德國海軍比他見過的其他所有海軍更不成熟[183]。

戰略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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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傳統上是一個大陸國家，其海軍戰略大致可分做國家統一的1871年至1890年代中期的「普魯士學派」與之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的1914年的「德國學派」兩個時期，各有其特點與發展之脈絡。在帝國統一之初，其戰略基本就是從屬於陸軍，連思想也是擷取自陸權思想發展而來。實際上，德國海軍高層也不是完全沒有察覺到英軍遠程封鎖的危險，但他們卻不能調整思想以適應此種新情況，而是繼續希望這種局勢不要發生[184]。1912年，時任海軍總參謀長的奧古斯特·馮·黑林根（德語：August von Heeringen）上將便曾指出「如果英國人真的實行廣泛的封鎖，那麼我們華麗的公海艦隊的角色將會非常悽慘。那時我們的潛水艇將不得不擔當重任！[185]」。奧托·格羅斯（德語：Otto Groos）上將為海軍檔案局（德語：Marinearchiv）撰寫的官方戰史《北海戰爭》（Der Krieg in der Nordsee）第一卷中引述一段1914年5月的備忘錄：鐵必制曾於當年夏季與公海艦隊司令英格諾爾乘船出海，而前者向其問道：「假如英國人根本不出來怎麼辦？」英格諾爾沒有作答，而鐵必制也無言以對[186]。最終久困港內的海軍官兵士氣日益低落，引發政變使革命至全國蔓延、政府不得不停戰，成一支本身沒有戰敗、卻是一個戰敗國的海軍[187]。

然而德國艦隊的存在也並非毫無意義，其束縛了英軍艦隊無法調往地中海對付奧匈帝國與土耳其海軍、避免了協約國軍直接登陸德國本土北部[181]、切斷了俄國聖彼得堡最重要的援助路線，而直接受德國地中海分隊的影響而加入同盟國陣營的土耳其也封鎖達達尼爾海峽，令俄國最主要的出口物資——小麥的出口通道被切斷，俄國因此失去大部分的外匯來源，作戰物資倍感短缺、經濟崩潰（其進出口量因黑海被封鎖而降低95％和98％[188]），俄國不得不啟用半年都在冰封狀態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和離前線距離13000公里之遙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為造成其在東線戰事之不利和最終爆發革命的重要因素[189]。

戰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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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威瑪國家海軍、埃里希·雷德爾、沃夫岡·韋格納和納粹德國海軍
 
 
沃夫岡·韋格納（左）是戰後德國海軍內部第一位打破「鐵必制思想」的人物，也成為鐵必制在海軍內部的大批追隨者的主要敵人，包括以往的密友和日後的海軍總司令埃里希·雷德爾（右）。

戰後，威瑪共和國成立新的「國家海軍」，其受到《凡爾賽條約》極大的限制，只能保有6艘前無畏艦、6艘舊式小型巡洋艦、12艘驅逐艦、12艘魚雷艇和15,000名海軍官兵，舊艦必須服役規定的時間後才能更換、軍工廠、海圖、設備都被拆遷賠給協約國、不得擁有飛機和潛艇，所有海外殖民地全被戰勝國所瓜分[190]。在國內，海軍的地位與1914年時相比一落千丈，德國國內的右派視其為1918年革命、不忠和叛亂的溫床，左派則眼見前帝國海軍官兵大量加入的反共和政府活動，同樣認為是反革命、不忠和暴動的團體[191]，且帝國時代投下大量金錢建造的艦隊幾乎毫無作為，令海軍成為眾矢之的，爭取共和政府的軍費預算極為困難，國內也有相當的「反海軍情緒」，甚至連在柏林的海軍軍官都要穿着平民衣服以免受襲[192][193]。

然而，比起整支艦隊沉沒的物質損失，海軍在心理層面受到更大的傷害，「鐵必制思想」在戰時徹底破產，卻在戰後依舊生根於海軍中，鐵必制本人為規避自己的責任，在其回憶錄中撒謊、搶在德國政府公佈英德海軍造艦競賽檔案前搶先公佈，修改檔案日期、混合不同文件的內容等等[194]，他還聲稱海軍的失敗是因首相貝特曼在七月危機中的作為給予英國提早毀滅德國海軍的機會，使其最終「功敗垂成」[195]。新生的德國海軍之所以接受這種容易被戳破的說法，一方面是因為海軍內部大多是鐵必制提拔的部屬，從個人感情面上不願揭穿其問題癥結點。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當前已失去全部海外殖民地的德國，海軍再也沒有任何思想基礎可以確保其生存與價值，若再否定鐵必制的原始政策即可能造成其已岌岌可危的地位受到致命的打擊。最終，海軍官方和民間勢力都在支持鐵必制的遁詞，曾為後者親密僚屬的共和國首位海軍司令——阿道夫·馮·特羅塔和日後當上海軍總司令的埃里希·雷德爾將軍兩人在編撰官方戰史——《海上戰爭，1914—1918》（Der Krieg zur See 1914—1918）時不斷為鐵必制粉飾[註 9]，還運用職權徹底打壓質疑者，其影響力甚至逆流回報刊、私人回憶錄裏[197][198][199]，造成海軍對大戰的檢討定調於錯誤的解讀，無人敢勇於糾正，有別於陸軍已在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領導下重新完成大戰經驗的總檢討，新生的德國海軍反而在長達八年的時間裏完全停滯軍事思想[197]。

1926年，海軍中將沃夫岡·韋格納發表《世界大戰中的海軍戰略》（Die Seestrategie des Weltkrieges）一文，大力批評鐵必制的說詞，使德國海軍終於在思想上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魏格納批評海軍部沒有認識到唯有主動進攻才有可能從「大艦隊」手中取得制海權、維護攸關德國生死的海上交通線、主張交通線的控制才是海戰的真正目標，並提出佔領丹麥和挪威等改進作法。然而韋格納的理論仍存在忽略英國海軍擁有的龐大數量優勢，地理位置的改善仍無助於在海戰中戰勝英軍的漏洞和許多自相矛盾之處，使新德國海軍的建設方針又是建立在一種假說上推行，但其控制交通線的思想為德國海軍得以從鐵必制路線的禁錮中掙脫[200][201]。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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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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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逃入土耳其的「戈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原屬德軍「地中海分隊」，戰爭爆發後原負責截斷法國自非洲大陸運輸殖民軍隊回歐洲本土，而之後接獲命令前往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在英德開戰後，兩艦受到英軍地中海艦隊的追擊，但最終成功逃入達達尼爾海峽，並與土耳其陸軍大臣恩維爾·帕夏交涉成功，作為早先被英國沒收的兩艘戰艦的替代品，「戈本號」與「布雷斯勞號」被「售予」土耳其，船上的德軍水兵也名義上加入土國海軍，先進的戈本號大大強化土耳其海軍的實力，而地中海分隊司令威廉·蘇雄少將也成土耳其海軍總司令[29]。1914年10月29日，在未通報土國政府的情況下，蘇雄率領土耳其艦隊炮轟俄國黑海多處軍港（英語：Black Sea Raid），進而使俄國於10月31日對土宣戰，土耳其因此被強拉進同盟國陣營[30]。
  2. ^ 德國在1917年的工業指數下降到1913年的62％、勞動生產率降低1/3、進出口分別降為戰前的39％和20％[60]，而國內消費穀物的10%，肉類、奶類和乳製品的10%，脂肪和雞蛋的40%以及魚類的60%需要依靠國外市場供應[61]。糧食缺乏使國民的主食變成參馬鈴薯粉的「K麵包」、兒童營養不良、五歲以下者死亡率高達50％，據統計，國內直接因封鎖而餓死者達73萬人之多[62]。
  3. ^ 1913年，鐵必制大老遠從黑森林前往東普魯士向威廉二世提報海軍年度報告，開始報告後幾分鐘，德皇就立即離開了房間，因為一名僕人通知他看到了一頭大雄鹿[99]。
  4. ^ 例如奪取中國膠州灣的行動就是威廉二世直接指揮艦隊執行的。一戰爆發後，「公海艦隊」一再受到威廉二世個人不願船艦受到損失的命令所影響，在前期一再怯戰、艦隊士氣降低，還錯失重創敵艦隊之機會[100]；鐵必制為「公海艦隊」設計的遠程交戰模式也因為威廉二世的因素，形成艦隊所受的所有訓練與戰時實際命令相反的窘境[101]。
  5. ^ 1899年，德國共有26家造船廠，但澤、基爾和威廉港有三家皇家造船廠，另外就是主要的六大私人造船廠：日耳曼尼亞造船廠、霍瓦茲造船廠（英語：Howaldtswerke-Deutsche Werft）、希肖造船廠、威悉造船廠（英語：AG Weser）、布洛姆－福斯和伏爾鏗造船廠，都能生產軍艦，甚至這六家私人造船廠的生產與研發能力遠遠超過皇家造船廠[129]。
  6. ^ 例如1898年的「國家海軍辦公室」的32名現役軍官中只有5位貴族出身，「海軍參謀本部」共10任的參謀長則只有腓特烈·馮·包迪辛（德語：Friedrich Graf von Baudissin）一人為貴族出身，而同時期在「海軍參謀本部」重要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的48位高級軍官中只有5人為貴族出身，其中更只有兩人是擁有頭銜的貴族[90]。至1914年，海軍軍官中只有9％為貴族出身[139]。
  7. ^ 有資料指出，儘管口徑略遜一籌，但德國海軍一直努力以提高炮身強度、增大裝藥量來提高炮彈初速，實戰的結果也證明德軍艦炮高初速形成的穿透力等於、甚至強於高一級口徑的英軍艦炮，其壽命也比後者長一倍（200發）[151][152]。
  8. ^ 然而此計劃是否真實存在，或是德國海軍當局是否有認真去執行頗受歷史學家爭議，如霍格爾·赫爾維希（英語：Holger Herwig）即認為當局清楚國內資源已極為窘迫，絕不可能制定如此不合乎現實條件的計劃，就算有也只是提振海軍士氣的宣傳手段[164]，不過格里·E·魏爾（Gary E. Weir）認為該計劃的制定者極為嚴謹，存心集中一切資源對抗英國，絕非單純的「安慰劑」[165]。
  9. ^ 海軍歷史學家諾曼·弗里德曼（英語：Norman Friedman）在著作中指出《海上戰爭》全冊幾乎沒有任何腳註，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確認上面陳述的德國海軍戰前計劃或是戰時思考是準確而無偏差的，且當時出版於德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不免使其許多評論都被經過潤色[196]。

註腳

編輯
  1. ^ 赫韋格（2021年），第10頁
  2. ^ 2.0 2.1 Thomas（1990年），第14頁
  3. ^ 3.0 3.1 Ferguson（2013年），第141頁
  4. ^ O'Hara，Dickson & Worth（2013年），第93頁
  5. ^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2001年），The Bendlerblock，第8頁
  6. ^ 孫立新（2014年），第238頁
  7. ^ 7.0 7.1 崔文龍 & 趙光強（2012年），第85頁
  8. ^ 章騫（2016年），第94頁
  9. ^ 章騫（2014年），第44頁
  10. ^ 10.0 10.1 崔文龍 & 趙光強（2012年），第86頁
  11. ^ Holger（1987年），第13頁
  12. ^ 12.0 12.1 桑德豪斯（2013年），第99頁
  13. ^ 13.0 13.1 13.2 赫韋格（2021年），第10-11頁
  14. ^ Hobson（2002年），第114頁
  15. ^ Hobson（2002年），第134頁
  16. ^ Hobson（1996年），第16頁
  17. ^ 顧全（2020年），第113-114頁
  18. ^ 桑德豪斯（2013年），第140頁
  19. ^ 桑德豪斯（2013年），第122-126頁
  20. ^ 桑德豪斯（2013年），第129頁
  21. ^ 施特恩堡（1997年），第42-43頁
  22. ^ 崔文龍 & 趙光強（2012年），第86-87頁
  23. ^ 赫韋格（2021年），第92頁
  24. ^ 赫韋格（2021年），第94頁
  25. ^ 桑德豪斯（2013年），第168-169頁
  26. ^ Rohwer（1972年），第216、219頁
  27. ^ 27.0 27.1 章騫（2013年），第105頁
  28. ^ Gilbert（2016年），第73頁
  29. ^ 章騫（2013年），第83-89、381頁
  30. ^ 章騫（2013年），第88-89頁
  31. ^ 章騫（2013年），第118頁
  32. ^ 32.0 32.1 Valzania（2004年），第42頁
  33. ^ Massie（2003年），第359頁
  34. ^ 章騫（2013年），第210-212頁
  35. ^ Sweetman（1997年），第394頁
  36. ^ 章騫（2013年），第438-439頁
  37. ^ Tarrant（1995年），第50頁
  38. ^ Valzania（2004年），第46頁
  39. ^ Hart（2014年），第191頁
  40. ^ Valzania（2004年），第245-248頁
  41. ^ 章騫（2013年），第485頁
  42. ^ Valzania（2004年），第200-203頁
  43. ^ 43.0 43.1 Valzania（2004年），第206頁
  44. ^ 章騫（2013年），第581頁
  45. ^ 章騫（2016年），第312頁
  46. ^ 46.0 46.1 周明（2009年），第43頁
  47. ^ 陳進（2018年），第8-10頁
  48. ^ 周明（2009年），第43-44頁
  49. ^ 章騫（2016年），第310頁
  50. ^ 周明（2009年），第44頁
  51. ^ 章騫（2013年），第490-491頁
  52. ^ 52.0 52.1 52.2 52.3 52.4 章騫（2016年），第311-313頁
  53. ^ 53.0 53.1 周明（2009年），第45頁
  54. ^ 54.0 54.1 54.2 Kelly（2011年），第407頁
  55. ^ 章騫（2013年），第501頁
  56. ^ 56.0 56.1 章騫（2013年），第502頁
  57. ^ Koerver（2012年），第29頁
  58. ^ 章騫（2013年），第512頁
  59. ^ 丁朝弼（1994年），第494頁
  60. ^ Kleine-Natrop（1922年），第11頁
  61. ^ Hardach（1987年），第107-110頁
  62. ^ 62.0 62.1 62.2 Herwig（1998年）
  63. ^ 弗里德曼（2017年），第106頁
  64. ^ 64.0 64.1 邱建群（2014年），第102頁
  65. ^ 章騫（2016年），第315頁
  66. ^ 邱建群（2014年），第104頁
  67. ^ 67.0 67.1 邱建群（2014年），第106頁
  68. ^ 章騫（2016年），第322頁
  69. ^ 邱建群（2014年），第107頁
  70. ^ 70.0 70.1 章騫（2016年），第323頁
  71. ^ 李富森（2014年），第179頁
  72. ^ 丁朝弼（1994年），第463頁
  73. ^ Baumgart（1970年），第60頁
  74. ^ 74.0 74.1 Herwig（1987年），第247頁
  75. ^ Tarrant（2001年），第280-281頁
  76. ^ 76.0 76.1 傅寶真（2005年），第415-416頁
  77. ^ Massie（2003年），第777頁
  78. ^ 章騫（2013年），第617頁
  79. ^ Potter（1992年），第269頁
  80. ^ Sondhaus（2014年），第349頁
  81. ^ Wolz（2015年），第205-206頁
  82. ^ 章騫（2013年），第622頁
  83. ^ Massie（2008年），第788頁
  84. ^ 84.0 84.1 Wolz（2015年），第207頁
  85. ^ Marder（1970年），5，第282頁
  86. ^ Marder（1970年），5，第290頁
  87. ^ Woodward（1964年），第184-185頁
  88. ^ 赫韋格（2021年），第20頁
  89. ^ 89.0 89.1 章騫（2016年），第99頁
  90. ^ 90.0 90.1 徐棄郁（2011年），第236頁
  91. ^ 91.0 91.1 GlobalSecurity，Kaiserliche Marine Administration
  92. ^ 桑德豪斯（2013年），第169頁
  93. ^ 93.0 93.1 93.2 Herwig（1987年），第21-23頁
  94. ^ Konstam（2023年），第31-33頁
  95. ^ Franken（2017年），第169頁
  96. ^ 章騫（2016年），第113-114頁
  97. ^ 97.0 97.1 97.2 Friedman（2014年），第122頁
  98. ^ Konstam（2023年），第33頁
  99. ^ Mombauer & Deist（2010年），第28頁
  100. ^ 章騫（2013年），第190、193、196頁
  101. ^ Friedman（2013年），第329-330頁
  102. ^ 102.0 102.1 代鵬（2012年），第80頁
  103. ^ Konstam（2023年），第31頁
  104. ^ Gorlitz（1980年），第154頁
  105. ^ Gilbert（2016年），第29頁
  106. ^ 赫韋格（2021年），第230頁
  107. ^ Halpern（1994年），第422頁
  108. ^ Boghardt（2004年），第15-20頁
  109. ^ Boghardt（2004年），第16頁
  110. ^ 110.0 110.1 O'Hara，Dickson & Worth（2013年），第94-95頁
  111. ^ GlobalSecurity，Wilhelmshaven
  112. ^ 112.0 112.1 112.2 李富森（2014年），第66頁
  113. ^ GlobalSecurity，Heligoland
  114. ^ GlobalSecurity，Kiel
  115. ^ GlobalSecurity，Kaiserliche Marine Facilities
  116. ^ O'Hara，Dickson & Worth（2013年），第97-98頁
  117. ^ 李富森（2014年），第153頁
  118. ^ 孫立新（2014年），第247-249頁
  119. ^ 孫立新（2014年），第253-259頁
  120. ^ 余凱思（2005年），第99-100頁
  121. ^ 孫立新（2014年），第265-266頁
  122. ^ 孫立新（2010年），第39頁
  123. ^ 李富森（2014年），第179-180頁
  124. ^ 124.0 124.1 桑德豪斯（2013年），第157頁
  125. ^ 李富森（2014年），第64頁
  126. ^ Weir（1992年），第19頁
  127. ^ 李富森（2014年），第47頁
  128. ^ 128.0 128.1 李婷婷（2011年），第78頁
  129. ^ Weir（1992年），第13頁
  130. ^ Epkenhans（2000年），第365頁
  131. ^ 李富森（2014年），第64、69頁
  132. ^ 李婷婷（2011年），第79頁
  133. ^ 133.0 133.1 Friedman（2014年），第123-124頁
  134. ^ Kennedy（2006年），第257頁
  135. ^ 李富森（2014年），第185頁
  136. ^ O'Hara，Dickson & Worth（2013年），第98頁
  137. ^ Willmott（2009年），第142頁
  138. ^ 桑德豪斯（2013年），第102頁
  139. ^ 139.0 139.1 139.2 139.3 139.4 O'Hara，Dickson & Worth（2013年），第99頁
  140. ^ 徐棄郁（2011年），第235-236頁
  141. ^ 張宇翔（2016年），第52-53頁
  142. ^ O'Hara，Dickson & Worth（2013年），第100頁
  143. ^ 143.0 143.1 143.2 Bell & Elleman（2004年），第71-72頁
  144. ^ Knox & Murray（2001年），第201頁
  145. ^ 赫韋格（2021年），第11-12頁
  146. ^ 146.0 146.1 赫韋格（2021年），第105頁
  147. ^ Lambi（1984年），第145頁
  148. ^ 赫韋格（2021年），第263-264頁
  149. ^ 現代艦船雜誌社（2010年），第1頁
  150. ^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代鵬（2012年），第84頁
  151. ^ 151.0 151.1 Herwig（2014年），第145-146頁
  152. ^ 現代艦船雜誌社（2010年），第111頁
  153. ^ 現代艦船雜誌社（2010年），第110頁
  154. ^ 154.0 154.1 潘彥豪（2010年），第63頁
  155. ^ Konstam（2023年），第26頁
  156. ^ Konstam（2023年），第27頁
  157. ^ 現代艦船雜誌社（2010年），第109頁
  158. ^ 章騫（2013年），第482頁
  159. ^ Konstam（2023年），第12頁
  160. ^ Konstam（2023年），第13-14頁
  161. ^ Konstam（2023年），第17頁
  162. ^ 章騫（2013年），第490頁
  163. ^ 章騫（2013年），第490頁，施萊尼茨曾於1908年8月在名為《德國縱覽》的期刊上發表論文，描述潛艇是一種可使英國生活物資斷絕的武器；1914年5月，布魯姆則提出一份報告，稱德國潛艇最重要的任務即是執行海上破交戰，並認為要在劃分英倫三島周圍的48個海區隨時配置潛艇兵力的話，至少要有222艘潛艇
  164. ^ 164.0 164.1 Weir（1991年8月），第275頁
  165. ^ Weir（1991年8月），第276頁
  166. ^ 166.0 166.1 166.2 Murphy（2005年），第193頁
  167. ^ Weapons and Warfare（2015年），German Imperial Naval Air Service (World War I)
  168. ^ 168.0 168.1 168.2 O'Hara，Dickson & Worth（2013年），第116頁
  169. ^ Holger（1987年），第211頁
  170. ^ Lardas（2016年），第12頁
  171. ^ Castle（2015年），第14-15頁
  172. ^ Robinson（1994年），第372頁
  173. ^ Robinson（1994年），第374頁
  174. ^ Weir（1992年），第178-179頁
  175. ^ Gröner（1990年），第70頁
  176. ^ Geschichte der Marine-Infanterie，Die Reglements der Marine-Infanterie
  177. ^ 177.0 177.1 177.2 177.3 Quesada（2013年），第33-35頁
  178. ^ O'Hara，Dickson & Worth（2013年），第115頁
  179. ^ Geschichte der Marine-Infanterie，Die Standorte der Marine-Infanterie
  180. ^ 180.0 180.1 Deutsche Digitale Bibliothek，Generalkommando des Marinekorps der Kaiserlichen Marine (Marinekorps Flandern) (Bestand)
  181. ^ 181.0 181.1 Konstam（2023年），第78頁
  182. ^ 傅寶真（2005年），第342頁
  183. ^ 弗里德曼（2018年），第3頁
  184. ^ Rosinski（1987年），第74頁
  185. ^ 甘迺迪（2014年），第268頁
  186. ^ Rosinski（1987年），第91頁
  187. ^ 波特（1992年），第269頁
  188. ^ 章騫（2013年），第89頁
  189. ^ 傅寶真（2005年），第343-344頁
  190. ^ Wolz（2015年），第210頁
  191. ^ Thomas（1990年），第36-39頁
  192. ^ Thomas（1990年），第53頁
  193. ^ Friedman（2014年），第26頁
  194. ^ Rosinski（1987年），第110頁
  195. ^ Rosinski（1987年），第101頁
  196. ^ Friedman（2014年），第362頁
  197. ^ 197.0 197.1 Rosinski（1987年），第111-112頁
  198. ^ Thomas（1990年），第57頁
  199. ^ Bird（1977年），第26-27頁
  200. ^ Hansen（2006年），第84-85頁
  201. ^ Rosinski（1987年），第112-115頁

參考文獻

編輯

圖書

編輯
  • Mombauer, Annika; Deist, Wilhelm (編). The Kaiser: new research on Wilhelm II's role in imperial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0. ISBN 978-0521179805 （英語）. 
  • Baumgart, Winfried. Unternehmen "Schlußstein": Zur militärisch-politischen Geschichte d. Ersten Weltkrieges. Mittler. 1970 （德語）. 
  • Franken, Klaus. Das Marinekabinett Kaiser Wilhelms II. und sein erster Chef Admiral Gustav Freiherr von Senden-Bibran. BWV,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 2017-05-15. ISBN 978-3-8305-3522-5 （德語）. 
  • Rohwer, Jürgen. Kriegsschiffbau und Flottengesetz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Droste Verlag. 1972 （德語）. 
  • Bell, Christopher; Elleman, Bruce. Naval Mutin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outledge. 2004-08-02. ISBN 978-1-135-75553-9 （英語）. 
  • Boghardt, T. Spies of the Kaiser: German Covert Operations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Era.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4-10-01. ISBN 978-0-230-50842-2 （英語）. 
  • Boyne, Walter J. Air Warfare. ABC-CLIO. ISBN 978-1-57607-345-2 （英語）. 
  • Castle, Ian. The First Blitz: Bombing Lond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5-10-20. ISBN 978-1-4728-1530-9 （英語）. 
  • Friedman, Norman. Fighting the Great War at Sea: Strategy, Tactic and Technology. Seaforth Publishing. 2014-10-22. ISBN 978-1-84832-189-2 （英語）. 
  • Herwig, Holger H.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Prometheus Books. 1987-08-01. ISBN 978-1-57392-286-9 （英語）. 
  • Lardas, Mark. World War I Seaplane and Aircraft Carriers.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6-09-22. ISBN 978-1-4728-1380-0 （英語）. 
  • Murphy, Justin D. Military Aircraft, Origins to 1918: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ir Impact. ABC-CLIO. 2005. ISBN 978-1-85109-488-2 （英語）. 
  • P. O'Hara, Vincent; Dickson, W.; Worth, Richard. To Crown the Waves: The Great Navi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3-07-15. ISBN 978-1-61251-269-3 （英語）. 
  • Quesada, Alejandro de; Dale, Chris. Imperial German Colonial and Overseas Troops 1885–1918.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08-20. ISBN 978-1-78096-165-1 （英語）. 
  • Tarrant, V. E. The U-Boat Offensive 1914-1945. London: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89. ISBN 978-0-85368-928-7 （英語）. 
  • Thomas, Charles S. The German Navy in the Nazi Era.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0. ISBN 978-0-87021-791-3 （英語）. 
  • Weir, Gary E. Building the Kaiser's Navy: The Imperial Naval Office and German Industry in the Von Tirpitz Era, 1890-1919.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2. ISBN 978-1-55750-929-1 （英語）. 
  • Wolz, Nicolas. From Imperial Splendour to Internment: The German Nav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Seaforth Publishing. 2015-04-30. ISBN 978-1-84832-336-0 （英語）. 
  • Willmott, H. P. The Last Century of Sea Power, Volume 1: From Port Arthur to Chanak, 1894–1922.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06-09. ISBN 0-253-00356-3 （英語）. 
  • 孫立新. 近代中德关系史论.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4. ISBN 978-7-100-09875-5 （中文）. 
  • Ferguson, Niall.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戰爭的悲憐. 新北市: 廣場文化. 2013. ISBN 978-9-868-96220-0 （中文）. 
  • Knox, MacGregor; Murray, Williamson. 1300-2050之軍事革命變遷.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1 （中文）. 
  • Potter, E.B. 世界海军史.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ISBN 9787502702182 （中文）. 
  • 徐棄郁. 脆弱的崛起: 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 北京: 新華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11-9642-5 （中文）. 
  • 章騫. 无畏之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全史. 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74-0541-3 （中文）. 
  • 章騫. 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13-15440-8 （中文）. 
  • 威廉·馮·施特恩堡. 从俾斯麦到科尔 德国政府首脑列传. 北京: 當代世界出版社. 1997. ISBN 7-80115-059-7 （中文）. 

期刊

編輯
  • Herwig, Holger H.; David, David F. The Failure of Imperial Germany's Undersea Offensive Against World Shipping, February 1917–October 1918. Historian. 1971-08, 33 (4): 611–636. ISSN 1540-6563 （英語）. 
  • Herwig, Holger H. Admirals versus Generals: The War Aims of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914-1918.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972-09, 5 (3): 208–233. ISSN 1569-1616 （英語）. 
  • Weir, Gary E. Naval strategy and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at the twelfth hour: The Scheer Programme of 1918. The Mariner's Mirror. 1991-08, 77 (3): 275–287. ISSN 2096-0484 （英語）. 
  • 劉新華. 〈德国海权思想、历史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 2016, (3): 108–123. ISSN 2096-0484 （中文）. 
  • 孫立新. 〈海洋战略与德占胶州湾〉.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3): 32–39. ISSN 1002-0209 （中文）. 
  • （中文）崔文龍; 趙光強. 〈论德意志帝国海军战略的转变〉. 《軍事歷史研究》. 2012, (1): 85–91. ISSN 1009-3451. 
  • 李婷婷. 〈德意志第二帝國海軍技術發展與私人企業的關系〉. 《科學文化評論》. 2011, 8 (6): 76–88. ISSN 1672-6804 （中文）. 
  • Hansen, Kenneth. 〈迷失航向 回顾德国海军发展战略之争〉. 《國際展望》. 2006, (11): 82–91. ISSN 2096-0484 （中文）. 
  • 代鵬. 〈失败者的教训：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拾遗〉. 《艦船知識》. 2012, (9): 80–86. ISSN 1000-7148 （中文）.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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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徐亞伯. 《近代德国海军战略的演变及其历史教益：1871—1914》. 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 2009. 
  • （中文）李富森. 《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海军战略与政策研究》. 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2014. 
  • （中文）王俊評. 《德(1919-45)蘇(1945-91)海軍思想發展與比較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2006. 

網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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