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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海军
Kaiserliche Marine
帝国海军于1903至1919年间使用的战旗
存在时期1871年[1]－1918年11月28日[2]
国家或地区 德意志帝国
军种海军
规模（1914年[3][4]）
  • 79,000人
  • 14艘无畏型战列舰
  • 4艘战列巡洋舰
  • 22艘前无畏型战列舰
  • 9艘装甲巡洋舰
  • 5艘防护巡洋舰
  • 34艘轻巡洋舰
  • 132艘鱼雷艇
  • 27艘潜艇
  • 总吨位1,019,000吨
驻军/总部柏林蒂尔加滕莱希皮奇岸街（德语：Reichpietschufer）本德勒馆（英语：Bendlerblock）[5]
参与战役
指挥官
象征性指挥官德意志皇帝
著名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莱茵哈特·舍尔
马克西米连·冯·斯比
弗朗兹·冯·希佩尔
彼得·史特拉塞
威廉·苏雄
亨宁·冯·霍尔岑多夫
腓特烈·冯·英格诺尔
阿尔贝特·威廉·海因里希亲王
阿道夫·冯·特罗塔

德意志帝国海军（德语：Kaiserliche Marine，直译为帝国海军）是指存在于1871年至1919年期间德意志帝国的海上军事力量。

德意志帝国海军前身为普鲁士主导的北德意志邦联海军，而在1871年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后，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以“大陆政策”作为外交战略，限制发展海军与殖民地以避免同列强交恶，而1888年新皇威廉二世继位，该人视德国发展海上力量为国家迈向世界强权的“世界政策”的核心，决心大力建设海军。然而其因能力有限、不擅处理议会关系、军政制度与战略思想混乱等因素，德国海军的发展仍停滞十年之久，直至1897年其任命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为“国家海军部”国务秘书才有完整的建设计划。提尔皮茨透过组织和操纵舆论，将海军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利益，以“风险理论（德语：Risikotheorie (Militär)）”作为建军方略，旨将海军主力舰增至同当时海上霸权的英国皇家海军作战、理论上能使其重创、难以维持日后霸权而惧战之规模。随着德国议会通过一系列《舰队法》，德国海军实现前所未有的爆发性成长，17年内自世界第五跃升至世界第二大规模，但与此同时也使英德关系急速恶化，更成为日后其加入与德国对立的协约国阵营的主因之一。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海军计划吸引英军舰队至黑尔戈兰岛一带交战，寄望透过当地潜艇和鱼雷艇等轻型舰艇的伏击来弭平后者的数量优势，再以主力“公海舰队”将其消灭取胜。然而与预想不同，英军采远距离海上封锁而始终不进入德军的伏击圈，后者只得多次炮击其沿海城市引诱之，但收效极小。另一方面，德军潜艇在海上对英国船舰实施破交战大有斩获，但由于其采用对船只不分国籍皆予以攻击的“无限制潜艇战”招致美国的抗议，为防止其加入协约国，德国一度停止。时至1916年，“公海舰队”同以往出击攻击英国沿海，但却遭遇后者主力舰队“大舰队”，史上最大规模的主力舰海战——“日德兰战役”由此爆发。尽管日德兰海战德军在击沉敌军船舰的数量与吨位较多，但德国遭海上封锁与英军的海上优势现况并未被打破，德国海军高层逐渐意识到潜艇战是唯一能取得对英战争胜利的方式，故重新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也最终使美国对德宣战（英语：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on Germany (1917)）。

由于长期受到海上封锁，德国国内物资贫乏、饥荒与反战活动逐渐升级，水兵长期被困守于港内、士气涣散，陆战情势也严重恶化，海军高层基于荣誉与争取更好的和平条件，决定发动一次总攻，但威廉港与基尔港的水兵因此哗变，叛乱迅速蔓延成全国范围的革命，德国的君主制瓦解，向协约国请求停战。事后德军残存的主力舰被拘留于英港斯卡帕湾，为防止遭战胜国瓜分，德国海军士兵将舰队全数自沉于港内。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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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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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海军首任领导人阿尔布雷希特·冯·施托施，尽管其将海军定位为陆军的附属，仍大力建设新舰、发展本国军工业、培养海军人才和引入教范，使德国海军走上现代化之路，然而其高速发展下亦发生如“大选帝侯号铁甲舰事件”此一恶性事件。

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列强相比，德意志民族发展海洋意识与海外经营（德语：Deutsche Marinegeschichte）的时间很晚，主因是其位处欧洲中部，常沦为各民族的战场，历代德意志统治者皆着重发展陆军，且其民族居住地仅北方濒临海洋，内陆人民难以形成海洋情节，加之自中世纪以来德意志各邦国呈分裂割据状态，严重阻碍其经济发展与建设，更无法经营海外利益[6][7]。历史上德意志曾有14世纪时由北部城邦组成的“汉萨同盟”，凭着强大的舰队控制着波罗的海和北海近200年而盛极一时，但“三十年战争”使各邦国受到毁灭性打击，其海上地位随即被荷兰和英国取代。18世纪后，德意志东北部的普鲁士崛起，该国同样以发展陆军为重，长期忽视海军的建设，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得到瑞典的6艘65吨小型炮舰，才使普鲁士乃至于日后的德意志帝国海军真正站上发展海军的起点[8][7]。1864年后，普鲁士接连发起普丹、普奥和普法三场统一战争，尽管普丹战争中两国海军曾进行封锁与反封锁作战的规模小冲突，但战争形势依旧是陆上战役决定，普法战争海军更是几乎没有任何作用。1871年，普鲁士统一各邦国建立德意志帝国，北德意志邦联海军改组为由普鲁士国王掌握全权的德意志帝国海军[9][10][11]。然而帝国海军因统一战争中的表现而地位低下，普法战争和约《法兰克福条约》完全没为海军争取任何利益、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拒绝将用于赔偿的部分法国的赔偿军舰交给海军[12]，也使海军1872至1888年期间的领导人由陆军出身者担任[13]。

1872年1月1日，海军领导机关为从普鲁士的“海军局”改组为“帝国海军部”[12]，首位领导人为阿尔布雷希特·冯·施托施中将，其将海军定位为保卫海外侨民和贸易的工具，主张获取海外基地（殖民地）以发展商业和输出移民，为工业提供市场和原料产地[14]。实务面上，施托施将普鲁士陆军教范与文化进入海军[13]，以陆军的战争学院为样板，在普鲁士海军学院（德语：Preußische Marineakademie）的基础上建立世界上第一所海军学院——“基尔海军学院（英语：German Imperial Naval Academy）”[15][16]，培养海军高级指挥人才、建立轮机军官团与鱼雷技术军官团等专业部队、为德国本国造船业打下基础、改善基础设施以降低对外国装备的依赖程度等[17]。在其领导下，德国于1883年有了世界上仅次于英法的世界第三大海军[18]，由于其贡献，施托施被后人称作“德国海军之父”[10]。然而在海军高速发展的同时，施托施的政策同样带来部分弊病，如其任内1878年5月29日发生“大选帝侯号”铁甲舰舰员因训练与体制不完善使操作失误，与“威廉国王号”相撞沉没，共276名乘员死难[19]；施托施也没能解决海军究竟要近海防御还是远洋任务的定位不明、军备发展参差不齐等问题[20]，加之与俾斯麦关系恶劣，最终于1883年辞职[13]。

继任施托施职务的是同样陆军出身的列奥·冯·卡普里维，后者认为德国与法俄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陆军，海军则居于东西两线中心点的位置，任务应限于保卫海岸线、防止敌军近海封锁与登陆等，若试图建设一支庞大的远洋海军，势必将牺牲未来战争中最重要的陆军，因此对于舰队的规模相当慎重[21]。然而卡普里维也受到法国“少壮派”的影响，变成海军既想建造可作为战略进攻的主力舰，又欲发展巡洋舰攻击敌人的海上贸易，对海外基地有所需求，一方面又重视鱼雷的发展，要求建设鱼雷舰队，德国海军陷入空前的混乱期[22]。最终在其五年任期过去后，德国海军的定位依旧维持近海防御，偶尔派出小型巡洋舰或炮艇处理海外事务，但铁甲舰的建造与技术基本停滞。适逢当时国内已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促成的殖民扩张主义，俾斯麦终于松动其反殖民主义，于1884至1885年顺应欧洲形势“非洲大猎”取得大量非洲殖民地[23]，德国海军也在维护海外利益方面发挥作用，如1888至1890年间在非洲镇压土著反抗其统治、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中以舰队和陆战部队占领中国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租借山东半岛99年予德国[24]。

“风险理论”与英德造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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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无畏舰、英德海军造舰竞赛和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1910年的威廉二世、提尔皮茨和“公海舰队”司令亨宁·冯·霍尔岑多夫。

1888年6月15日，威廉二世继任德意志帝国皇位。威廉二世与以往的德国统治者不同，对海军事务有相当广泛的兴趣，也是美国海军思想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崇拜者，对后者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深表认同；威廉二世同时也有极强的虚荣心和急进功利的性格，对于整个国政有强烈干涉的欲望，海军为其中之一的目标，威廉二世宣布将分离自1871年来海军部拥有的军事调动权和行政权，卡普里维极力反对后被威廉所解职[25]，日后又将其多次改组，使自己成为其中唯一的仲裁者（见下节）。然而威廉二世对于建设海军欠缺系统性计划，也对选择以巡洋舰还是战列舰为主的舰队犹豫不绝，且德国在欧洲的处境日益困难，法俄联合的强大陆上威胁也使得发展军备重点被寄托于陆军，其发展的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1897年海军办公室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少将上任为止。

1906年12月31日，世界上第一艘“全重炮”战列舰——“无畏号”于英国海军服役，这是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一个常见的看法是费希尔建造超前的“无畏舰”使英国对德国在“前无畏舰”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被消去（1908年，英德双方在该舰种的63比23），使后者透过建造“无畏舰”来迎头赶上。

 
基尔港内的“公海舰队”第1与第2战列舰分舰队。

自提尔皮茨执掌舰队建造计划的1897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海军的规模爆发性的成长。1897年第一次《舰队法》通过时，德国海军总排水吨位仅18万吨，而1905年增加两倍，1909年增加三倍，1913年底增加四倍，达到90万吨排水量；德国海军于1900年超越意大利、1904年超越俄罗斯、1909年超越法国、1912年超越急速增长的美国，1914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海军强国，尽管总吨位只相当于当时英国海军的七分之三[26]。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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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洋舰战争至日德兰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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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巡洋舰战争（俄语：Крейсерская война）、有限作战（德语：Kleiner Krieg）和日德兰海战
 
“公海舰队”旗舰腓特烈大帝号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公海舰队”自挪威演习地回港，而海外的德军巡洋舰队则在不久后发起“巡洋舰战争（俄语：Крейсерская война）”，攻击协约国商船。由马克西米连·冯·斯比指挥的德国最大海外舰队——“东亚分舰队”则离开母港青岛朝太平洋方向航行回国，在智利科罗内尔一带海域与英军“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舰队”遭遇，德军击败英军舰队[27]，这是后者自1814年美国海军在尚普兰湖战役击败英军后100年来英国海军的首次重大失利[28]，而英方闻讯后迅速增援战列巡洋舰队至南美。12月8日，双方在福克兰群岛附近展开海战，斯比舰队几乎被全歼[27]，残余的小巡洋舰“德累斯顿号”则逃向印度洋，独自展开破交战，至1914年底，除逃入奥斯曼土耳其的一艘大巡洋舰和小巡洋舰[注 1]、被协约军封锁于东非鲁菲吉河、最终在1915年7月11日自沉的“柯尼斯堡号”外，德国海外巡洋舰舰队已被完全消灭[31]。

北海主战场上，英德双方于8月26日在赫尔戈兰湾爆发开战以来第一次的大型海战（英语：Battle of Heligoland Bight (1914)），英军的“哈里奇分舰队（英语：Harwich Force）”与大卫·贝蒂的“第1战列巡洋舰分舰队（英语：1st Battlecruiser Squadron）”共击沉德军3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而自军仅一艘轻巡洋舰受创。此战令德国海军高层颇为震惊，原欲透过内线作战消耗敌军再行决战的计划在开战仅20天就受到重创，珍惜海军舰艇的德皇也下令“保持守势，避免可能造成更大损失的作战活动”以及没有其指示，禁止派出包括轻巡洋舰在内的主战列舰艇出海进行巡洋作战。德国海军本身则将战略改为“有限作战（德语：Kleiner Krieg）”——以小鼓舰队施行骚扰作战，并伺机削弱敌军战力。德军“有限作战”的主要执行者为下辖德军全部战列巡洋舰部队的“第1侦查集群”司令——弗朗兹·冯·希佩尔少将，由于德皇命令舰队采取避战，使得比利时一战线上的德军屡屡受到英国舰队的攻击，为挽回颜面，“第1侦查集群”即受命前去炮轰英国东岸城镇，以诱出敌人舰队（特别是贝蒂的战列巡洋舰部队）进入设置好的水雷阵、潜艇或“公海舰队”的火力圈，一举歼灭之，这种炮轰还附带对英国人心理压力的效果，远胜过实际上所造成的破坏[32]。

1914年11月3日，德军舰队炮轰英格兰最东端福克郡的大雅茅斯港（英语：Raid on Yarmouth），而在反航途中，德军“约克号”因浓雾而错过自军标示雷区的浮标，触雷沉没；12月16日，希佩尔舰队再度出击，炮轰哈特尔浦、惠特比与斯卡伯勒（英语：Raid on Scarborough, Hartlepool and Whitby），过程中一度出现贝蒂率领的无畏舰与战列巡洋舰群差点进入占压倒性实力的“公海舰队”伏击圈中的情况，但英格诺尔不愿承担将舰队停留于离本土过远的风险而过早东撤，就此失去打破英军舰队数量优势之机会[33]，后来希佩尔趁着大雾还是将炮轰舰队成功撤出。鉴于上次炮轰的成功，德方再度策划下一波袭击，透过航空侦查而选定打击多格尔沙洲活动的英军轻型舰艇，然而此时的希佩尔舰队的行踪因德国海军密码被破译而在英军掌握中，1915年1月24日，“多格尔沙洲海战”爆发，德方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被击沉，而英方则为一艘战列巡洋舰（英语：HMS Lion (1910)）瘫痪无法行动。“布吕歇尔号”的沉没使德皇愤怒地解除英格诺尔的职务，由胡戈·冯·波尔继任[32]，但更为重要的是取得战斗教训，改良射击程序与损害管制，在后来的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德两方最初的战列巡洋舰决战也到此结束[34]。

 
赖因哈德·舍尔，日德兰战役时的“公海舰队”司令，战争末期出任海军总司令兼总参谋长。
 
弗朗兹·冯·希佩尔，战争期间主要担任第1侦察集群司令指挥德军战列巡洋舰，战争末期出任“公海舰队”司令

自1915年初至1916年上旬这段约一年半的时间里，除英德双轻型舰艇偶有交火外，北海局势并无什么变化，然而在1916年1月18日，“公海舰队”司令波尔因病辞职，其职务由赖因哈德·舍尔继任[35]，该人上任后采取积极的攻势作战方针。1915年，德军在西线顶住协约国攻势及在俄国与巴尔干战场上获胜之余威尝试扩大战果，西面展开具有决战性质的“凡尔登攻势”，而海上舍尔也展开攻势作战。2月23日，“公海舰队”司令部提出《北海海上作战纲要》，明确要求德国舰队保有主动权，采取积极作战，此案也受到德皇的首肯[36][37]。舍尔计划遵循以往诱出“大舰队”部分兵力加以歼灭的方针，且让潜艇扮演为较具进取性的角色[38]。1916年4月24日，舍尔派出希佩尔舰队炮轰雅茅斯与洛斯托夫特（英语：Bombardment of Yarmouth and Lowestoft），但并未取得什么成果。1916年5月31日，舍尔故技重施，派出“公海舰队”91％的兵力北上进入丹麦近海的斯卡格拉克海峡，企图猎杀英军的小型舰艇，以吸引“大舰队”进入舍尔布下的潜艇伏击圈，然而德军的电报再度被英军所破译，“大舰队”司令杰利科于是派出整支舰队于5月30日前去拦截，其行动甚至早于“公海舰队”的出航[39]。

5月31日下午，英德双方于日德兰半岛一带开始交火，“日德兰海战”爆发，首先是希佩尔与贝蒂的战列巡洋舰舰队交手，随后英军“第5战列舰分舰队（英语：5th Battle Squadron (United Kingdom)）”、“公海舰队”以及“大舰队”主力先后抵达，交战后不久舍尔意识到英军舰队已充分展开，整支舰队也暴露于其攻击火网下，并有遭到包围之势，于是舍尔下令撤退，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战术机动以及夜晚的来临，舍尔终于逃离英军舰队的追剿，返回母港。这场“日德兰海战”是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战，英德双方各投入151和99艘军舰交战，结果英军共损失3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德军则损失1艘战列巡洋舰、1艘前无畏舰和5艘驱逐舰[40]，尽管英军损失较大，但并未影响其维持海上霸权，依旧可以实施远距离的对德海上封锁，德国未能打破其困局[41][42]。

鉴于日德兰失败的教训，舍尔畏惧“公海舰队”再度开进“大舰队”的埋伏圈，丧失再度进入北海的热情，也从此不再执行将整支舰队投入单一行动的任务中[43]。8月18日，舍尔再度派遣战列巡洋舰去炮轰英国东岸的桑德兰，在飞艇的航空侦查下，舍尔发现“大舰队”再度倾巢而出，却没有中德军布下的潜艇伏击圈，在舍尔的舰队即将与英军碰头时，前者下令返航[43]。日德兰海战后，海军意识到德国仅能以潜艇击败英国，转而将重心放在该兵种上。1917年夏，由于战时物资短缺和士气的低落，“公海舰队”有数艘船自7月19日发生兵变，并持续数个月之久，为此舍尔派遣舰队发动“阿尔比翁行动”，前往波罗的海夺取俄国里加湾的岛屿，随后获得的胜利也因此麻醉食不里腹的德国水兵，使骚动暂时平息[44]。

潜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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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巡洋舰规则（英语：Cruiser rules）、捕获法则（英语：Prize (law)）、无限制潜艇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西洋潜艇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英语：Blockade of Germany (1914–1919)）、Q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护航制度（英语：Convoys in World War I）
 
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于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艇U-20击沉（英语：Sinking of the RMS Lusitania），造成百余名美国人遇难。身处中立国立场的美国原与英国有海上封锁的矛盾，经此事件后彻底改变美国人的敌对方向[45]。

1914年战争爆发时，包含英德在内的世界列强早在1909年时在伦敦签署《伦敦海战法规宣言（英语：London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Laws of Naval War）》（简称伦敦宣言），规范诸如海上封锁、捕获和对应载有违禁品的商船之国际公法。英国选择凭借优势海军远程封锁德国本土，企图借此摧毁其战时经济，不惜违反伦敦宣言，于11月2日宣布整个北海为战区，任何开往德国的船舰都会受到皇家海军的拦截，即使是中立国家的船只也不例外[46]，使处于中立的美国一时反英情绪高涨、施压后者放松对德国的封锁。德国则发起“巡洋舰战争”进行海上破交行动，但因收效甚微、改而将重心转至潜艇，但又因顾及《伦敦宣言》而将目标限于“打破英军的封锁”。尽管德军战争爆发时只有24艘潜艇，但其威力很快便有所发挥——1914年9月22日，奥托·韦迪根指挥的U-9潜艇在一小时内连续击沉三艘英军巡洋舰（英语：Action of 22 September 1914），造成英军1,135人丧生[47]。然而直到1915年初，德军潜艇仅击沉英国10艘运输船，共约20,000容积总吨[48]。

时至1915年，交战双方认知到战局将转为持久战，德国“公海舰队”坐困港内、海上封锁又造成包括粮食在内的物资短缺，新任公海舰队司令波尔决心改以潜艇发动对英国的海上破交战[46]。1915年2月4日，德军宣布展开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周边水域将划为战区且不保证中立国船只的安全[49]。根据《伦敦宣言》的《捕获法则（英语：Prize (law)）》，对于中立国船只，军舰必须将其停止后派人检查船上物资是否有违禁品，有则可予以扣押，但需保障船员安全离舰，再予以击沉。然而实务面上，受限于潜艇空间狭小而不可能收容多余舰员，且盘查手续将丧失潜艇特有的隐蔽性优势，技术上从潜望镜识别船籍也非常困难[50]，因此最佳选择是不加警告直接击沉[51]。德国海军在波尔发动潜艇战后一星期便有7艘英国船只被其击沉，3月的四个星期内战果上升到21艘计65,000吨，但其中英舰仅11艘22,000吨，另有6艘为中立国船只。3月27日，U-28潜艇击沉班轮“法拉巴号”（英语：Thrasher incident）、5月7日和8月16日又分别击沉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和“阿拉比克号（英语：SS Arabic (1902)）”，各自造成数百名美国人的死伤[52]。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警告德国，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因此于8月28日保证中立国运输船和客轮的安全，但这项决定受到海军总参谋长古斯塔夫·巴克曼（德语：Gustav Bachmann）的反对，认为此举无异于放弃无限制潜艇战，巴克曼因此被贝特曼免职，改由亨宁·冯·霍尔岑多夫继任总参谋长[53]。然而9月9日，英国客轮“西方人号（德语：Hesperian (Schiff)）”又被U-20击沉，威廉二世这才在9月20日批准停止袭击客船的命令，潜艇只得按照《捕获法则》行事。波尔则认为与其如此束缚手脚还不如撤出北海，因此德军潜艇将重点转至中立国船舰较少的地中海[52][53]。

 
图为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击沉吨位统计，事实上只有两个月份超过霍尔岑多夫估计应达到的60万吨月击沉量，而采用护航制度后德军战果急剧下降，美国的参战更直接弥补英国在犹豫期间受到的巨大商船损失。

总计下来，1915年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商船损失达636艘计119.2万容积总吨[52]，而英国的损失为74.8万吨[54]，但在同年英国和其帝国就建造130万吨的货船来弥补[54]，其开战之初的商船总排水量还高达1835.6万容积总吨[52]。1914年和1915年，德国分别损失5艘和19艘，并补充11艘和52艘潜艇，海军建设的重点也转移到潜艇生产上，一些诸如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等已下水的主力舰都停止施工[55]。然而比起平平的作战成果，德国在政治上却受到决定性的大败。有别于受到盘查而物资遭其夺取、但不危及性命的英国海上封锁，德国潜艇在美国保持中立时依旧造成后者200余位国民的死亡，且协约国的大量物资需求逐渐流向美国，鼓舞其经济景气，令战争初期反英情绪日渐缩小，转而抨击德国潜艇的威胁[52]。1916年1月，以提尔皮茨为首的无限制潜艇战赞成派认为，美国已有对英国的封锁感到不满的倾向，是时候恢复针对英伦三岛的潜艇战，并以此组织反对派围攻首相贝特曼。1916年2月23日，为配合西线的凡尔登战役，德军再度启动潜艇战，但与提尔皮茨所想的差距甚远——只有武装商船才能不加警告的击沉，这种情况使提尔皮茨不惜以辞职作威胁要求威廉二世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但后者拒绝并出乎意料地接受其辞呈。1916年3月15日，担任海军大臣20年之久的提尔皮茨就此引退[56]。尽管德国海军极力避免重演“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但在3月24日又发生法国邮轮“苏塞克斯号（英语：SS Sussex）”被UB-29号潜艇击沉的事件，威尔逊又在4月18日威胁对德断交，威廉二世只得再度重申遵守《捕获法则》，但此时已是“公海舰队”新司令的舍尔意识该法造成潜艇作战低效与危险的问题，因此决定召回所有潜艇，于5月10日宣布放弃潜艇战[56][54]。

6月初的日德兰海战后，舍尔承认“公海舰队”的劣势，要求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作为“海上打击英国的唯一手段”[57]。潜艇封锁再度恢复，但目标只限定于武装船只。由于潜艇已被作为建设重点，此时能投入兵力比1915年要多的多，达134艘，仅12月德国就击沉154艘计48.7万吨[58]，1916年共击沉1480艘，计282.2万吨[59]。然而至此英国长期封锁的效果已逐渐显现，德国被迫于1916年实施全面配给制[注 2]。在此情形下，对于是否要解除对潜艇战的限制，德国政府内部争论激烈，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致信给贝特曼：凡尔登战役中法军的反攻已使他认定德军无法在地面战事获得胜利，唯一希望只剩下无限制潜艇战[63]，鲁登道夫、霍尔岑多夫和新任的外交大臣阿图尔·齐默尔曼（英语：Arthur Zimmermann）成最强硬的无限制潜艇战推动者，而在1916年12月德国提出的和平协议被拒绝后，连威廉二世也转为其支持者[64]。此时另有数项有利于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条件：一、德国此时已有强大的潜艇舰队，在役110艘潜艇，另外还有150艘在建；二、1916年秋季全球范围谷物歉收，是德国发动潜艇战于1917年饿死英国难得的机会[64]；三、霍尔岑多夫从经济学家赫尔曼·莱维（德语：Hermann Levy）等人处取得数据，提出一份备忘录：潜艇战有能力达到前4个月击沉60万吨、以后每月击沉50万吨商船的目标，这将使2/5的中立国商船不敢再前往英国，后者的航运能力将减弱至当前的39％，将会爆发劳工骚乱和饥荒，迫使英国在五个月内求和[62]。这份“霍尔岑多夫备忘录”（Holtzendorff memo）成德军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关键，最终于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重启无限制潜艇战[65]。

1917年潜艇战一重启，德军便达到霍尔岑多夫的目标，在头四个月平均击沉629,862吨的商船，之后两个月又平均击沉506,069吨[62]，给协约军沉重打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束手无策，并声称：“如果损失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将不可能继续这场战争”[66]。德军的无限制潜艇战颇有成果，但最终使德美断交，再加上齐默尔曼电报事件，美国终于对德宣战。美国以庞大的资源和经济实力援助英国、弥补大量的船运损失，在历经长时间的争论和美军的直接介入后，英国终于启用护航制度（英语：Convoys in World War I）[67]。自1917年7、8月起，护航制度开始发挥作用[67]，协约国船团损失率从10％降到2％，10月时更降到1％，至11月，德国击沉总吨位降到战争初期水准的289,212吨[68]。12月起，德国每个月被协约国击沉8艘潜艇，而在2月无限制潜艇战开始的三个月也不过就共损失9艘[69]。1917年全年德军共击沉协约国614万吨商船，潜艇也损失63艘[70]，至1918年初，英美联军已基本解除无限制潜艇战的威胁，该年1至4月，德国又损失24艘潜艇[71]，协约国在1918年战争最后的六个月的月平均损失仅为14万吨，10月份仅9万吨，同时其商船生产能力不断提高，1917年共约损失600万吨，而新造116万吨，净损失484万吨，而到1918年则损失292万吨，新建商船则到394万吨，反增加102万吨[72]，德国透过无限制潜艇战逼降英国的企图至此已完全失败[70]。

停战至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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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基尔水兵兵变、第19号作战令、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公海舰队自沉事件
 
革命期间在威廉港进行示威游行的德军水手队伍。

1918年9月，德国陆上战事已全面恶化，盟国陆续与协约国谈和。10月3日，马克西米连·冯·巴登就任新首相，随即向威尔逊请求停火，但后者坚持德方先停止“无限制潜艇战”，因此舍尔于10月16日下令终止。然而，德国海军高层并未放弃战争，于8月下旬还计划“拱顶石行动（德语：Unternehmen Schlußstein）”去占领俄国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后因巴尔干战场局势恶化，东线部队被迫南调而于9月27日取消[73]），并声称“海军不需要停战协定”[74]。“公海舰队”新司令希佩尔则制定“第19号作战令”，计划投入麾下全部兵力与英美联合舰队进行决战。海军高层希望透过此一行动挽回其声誉与存在价值，然而士兵已得知正在和谈，此计划不仅无异于自杀，更会延长战争[75]，便抗命和进行破坏工作。10月29日，“国王号”、“王储号”和“大选帝侯号”的汽锅煤气管遭人浸湿和竖起叛变的红色旗帜，“图林根号”、“黑尔戈兰号”和“皇后号”的军官则报告士兵拒绝执行任务[76]。海军当局下令逮捕1000多名水兵，但暴动随之升级，时至11月4日终于演变成大规模兵变，水兵们收集两万多支枪、组成士兵评议会，控制基尔港，不久暴动迅速蔓延到各主要港口；5日，叛军已占领吕贝克、特拉弗明德，隔日又夺取汉堡，其后不来梅、库克斯港、威廉港也陆续沦陷，叛军也往内陆进发，各邦的国王、大公、市长皆被迫将权力交出[76]，革命浪潮随后迅速蔓延到全德国。

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对舍尔说道：“我已经不再拥有海军”[77]。11月11日，德军与协约国代表签署《康边停战协定》，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根据协定，“公海舰队”必须开往协约国的拘留港口等待处置[78]。11月15日夜晚，德军小巡洋舰“柯尼斯堡号”带着胡戈·莫伊雷尔（英语：Hugo Meurer）少将为首的德国海军5人代表团抵达斯卡帕湾，登上“大舰队”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英语：HMS Queen Elizabeth (1913)）”战列舰，与“大舰队”司令戴维·贝蒂商讨交付德国舰队的事项。11月21日，“大舰队”全体出动，押送由路德维希·冯·罗伊特中将指挥、集结11艘“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组成的“公海舰队”核心兵力前往斯卡帕湾。抵达目的地后，船上只留下最低限度的维护人员，军旗不得升起、水手也被禁止上岸，原先两万名的德国水手被减员至约5,000人，其余皆遣送回德国，同样命运的还有潜艇部队，11月底至12月初，德军被迫将176艘潜艇开至英国哈维奇向雷金纳德·蒂里特（英语：Reginald Tyrwhitt）勋爵投降[79][80]。11月28日，威廉二世宣布废除海陆军对皇室效忠宣誓的有效性，这标志着帝国海军的历史正式终结[2]。

1919年1月18日，商讨战后处置的“巴黎和会”开始。5月6日。罗伊特已获悉对德和平条约（即《凡尔赛条约》）第184条内容：“条约生效之日起，所有不在德国港口的德国水面舰都不再属于德国，德国将放弃对它们的一切权利”，这直接表明斯卡帕湾的舰艇将没有一艘能回到德国。如果德国政府签署该约，“公海舰队”的舰艇将合法归属于协约国，而如果拒签则将重启战事，英国人就有理由以武力夺取这些舰只。1919年6月16日，协约国代表将和平条约的最终版本交给德国代表，并勒令五天内签字。由于罗伊特在阅读6月17日的《泰晤士报》时漏看上面签署期限被延长两天的消息，决定在签署期限的最后一天——6月21日自沉舰队，以防英军武力夺取[81]。当天早上，负责看守“公海舰队”的英国第1战列舰分舰队（英语：1st Battle Squadron）司令西尼·弗里曼特尔（英语：Sydney Fremantle）中将率领舰队主力外出操练。11点20分，罗伊特发出事先约定的“第11节，确认（德语：Paragraph 11）”信号，各舰开始实施自沉作业[82]。弗里曼特尔闻讯后紧急返航，但已来不及阻止，六个小时后，整支“公海舰队”都沉入斯卡帕湾，最后一艘沉没的是服役仅仅两年的“兴登堡号”战列巡洋舰，总计德国海军共自沉15艘主力舰、5艘巡洋舰、30艘驱逐舰[83]，共约50万吨排水量，其价值估计近8亿5600万马克[84]，另有10名德国海军官兵被慌乱的英军士兵开枪击毙、12人受伤[85]。协约国对德军的自沉行动恼怒不已，英军更是将“公海舰队”官兵关入战俘营[84]。不过英军罗斯林·威姆斯（英语：Rosslyn Wemyss, 1st Baron Wester Wemyss）上将在私下表示“德军的自沉是一件真正的幸事，一劳永逸解决舰队瓜分的问题。[86]”，舍尔则称“投降的污点已从德国舰队上洗清，军舰的沉没也证明舰队的精神未死，这场最后的战斗是德国海军光荣传统的最好体现。[87]”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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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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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德勒馆（英语：Bendlerblock），德国海军“国家海军办公室”、“海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内阁”所在地。

德国海军的指挥结构历史上曾历经多次改组，其1871年宪法第53条规定皇帝为海军最高统帅，从组织到人事任命皆属其管辖范围[88]，海军有别于平时隶属于各邦国君主、仅在战时接受皇帝统一指挥的陆军，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统一的象征[89][90][91]。德国海军的第一个指挥机构为1872年成立的“帝国海军部”，由海军部长领导，直属于皇帝[89]。皇帝威廉一世与腓特烈三世所指派的海军部长皆为陆军出身，奉行俾斯麦的“大陆政策”，直到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威廉二世整顿政府和军队以促成完全独裁之个人统治，致使第二位海军部长卡普里维辞职，后由亚历山大·冯·蒙特斯（英语：Alexander von Monts）继任，此人为首位海军出身的海军部长[92]。蒙特斯后于1889年去世，威廉二世借机强化对海军的控制权，并实施分而治之，于同年3月30日解编“帝国海军部”，另组“帝国海军总司令部”、“国家海军办公室”以及“海军内阁”，形成三驾马车式的领导结构，并皆从属于皇帝，而毋需对国会负责：[93][91][94]

  • “帝国海军总司令部”负责舰队的战术、战略与布署，至1899年3月14日改名为“海军参谋本部”，相当于陆军的“总参谋部”，但权力远远不及此，一般由30到35名军官组成，在承平时期为皇帝提供诸如舰队扩张、调动、分配等意见以及策划战争计划之咨询，而不具备执行权与指挥权，战时则也仅能透过对皇帝施加影响、在其首肯下发出命令。
  • “国家海军办公室”负责行政管理、决定建造何种军舰和整编舰队，直接对首相负责、向国会争取预算与报告。
  • “海军内阁”负责海军军官的晋升、任命、人事管理和向海军部队发布命令，主要就是协助威廉二世个人对海军的管理。

除上述的主要机关外，威廉二世还创立独立于三大主要指挥机构的直属组织，如波罗的海（德语：Oberbefehlshaber der Ostseestreitkräfte）与北海两基地的司令、“海军教育总监”（Inspekteurs des Bildungswesens，1899年创建，1907年后并入“国家海军办公室”[95]）、“海军总监”、“第1战列舰分舰队”司令（1907年2月后此地位由“公海舰队”总司令所取代）、“东亚分舰队”司令等，他们直接对威廉二世负责，也有着“谒见权（德语：Immediatrecht）”，能直接晋见皇帝本人[93]。

由威廉二世所构筑的多头领导体制为德国海军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缺乏如英国第一海务大臣之实权者，各部运行时常互相干涉[96][97]，威廉二世虽为此体制下唯一的仲裁者与协调者，但其欠缺专业能力、足以应付庞大事务之精力[98]、以及对相关事务应有的重视[注 3]，并极度依赖亲信、密友和私人顾问，海军各部难以提出专业建言，有时重大决策上威廉二世仅凭个人喜好就草率执行，威廉二世更曾多次不顾指挥体制越级指挥[注 4]。提尔皮茨是此一体制下的主要受益者，并鼓吹后者拆分海军指挥机关，以使自己居于重要地位，然而提尔皮茨在实务上对于作战与人事任免几乎没有发言权，其竭力建立的庞大舰队除了仰赖一套粗略的威慑构想外，缺少具体的、具可操作性的进攻或防御性计划[102]。

一战爆发后，德国海军诸多问题一一暴露，包括舰队司令官几无自主权、屡屡受制于威廉二世矛盾的命令、严谨的交战规则和突发奇想的干扰[103]、提尔皮茨独断实行的造舰方针造成诸如主力舰主炮口径小于英国同级军舰、追求数量均势而忽略质量差距、新旧舰混编拖累整体舰队战斗力等等[97]，这些问题使提尔皮茨虽在军官团中仍有相当支持者，但最高决策层、海军参谋长和海军内阁首脑大多成提尔皮茨的反对者[97]。此外德国陆海军缺乏协同，海军在开战当下便拒绝陆军交换情报的请求[104]，陆军也对海军提出拦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英军提案充耳不闻[105]，而舰队内部除“公海舰队”的作战中对外，各军事单位间也是相互隔绝，水面舰队也从未认真考虑与潜艇协同作战[102]。1918年8月11日，舍尔、特罗塔和马格努斯·冯·莱费措夫（德语：Magnus von Levetzow）三位海军主要领导人以辞职相威胁逼使威廉二世精简海军结构，将各部权力整编在新设的“海军战争指挥部”下，由舍尔出任部长（同时兼任海军参谋本部长）、莱费措夫任其参谋长、特罗塔任公海舰队参谋长，至此长久以来海军分裂、有助于威廉二世个人指挥、且被设计有助于提尔皮茨当上海军最高统帅权力结构终于被废除[106]，德国海军这才有如陆军“最高陆军指挥部”相似的最高战争指导机构[107][93]，但三个月后德国便停战投降。

情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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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马格德堡号”小巡洋舰遗留的密码本被协约军缴获，其影响力几乎横贯整场大战，令后者能破译、多次伏击德国舰队，为一大情报失误。

德国海军的情报机构始自于1899年，当时新成立的“海军参谋本部”需要设置自己的情报机构，时任参谋长的奥托·冯·迪德里希中将便借鉴陆军总参谋部“3B司（德语：Abteilung III b）”的经验，构思出海军的情报运作组织，并于1900年2月27日向威廉二世商讨建立该机关，后者虽予以批准，却将此计划交由提尔皮茨发配预算执行，而提尔皮茨本人出于权力斗争，不愿其他机关取得足够影响其计划的预算，和干涉其部门——“国家海军办公室”的一切，故与迪德里希发生严重的摩擦，也并未同意拨出其预算，直到迪德里希再度上奏德皇，声明搜集英、美、法、俄等假想敌国的情报之重要性，威廉二世再度批准后，提尔皮茨才勉为其难的许可。1901年，“海军情报局（英语：Nachrichten-Abteilung）”（简称“N局”）正式成立，首任局长为亚瑟·塔普根（德语：Arthur Tapken）中校[108]。

“海军情报局”的主要功能为收集其他各国海军的资讯，其军事情报员遍布全球：欧洲有200-299名；东非300-399名；西非400-499名；东亚500-599名；澳大利亚600-699名；美国西部700-799名；美国东部800-899名，包括美国中部和加勒比沿岸[109]。1915年5月，海军透过巴伐利亚皇家陆军在鲁贝设置的无线电监听站成功破译英军巡逻艇的代码，并在同年7月破译英军舰队用代码。同年春季起，亦可透过监听英国方面的无线电通讯掌握其商船的动向。1917年起，德国海军再破译英法两军的海军用密码。上述的破译工作主要出自维尔茨堡大学数学教授路德维希·福波（德语：Ludwig Föppl）之手[110]。不过与“海军情报局”的成就相比，德国海军在保密能力的缺失与疏漏颇多，甚至有过之而不及。由于一战爆发的1914年当时无线通信技术在实务上并没有非常成熟，德国海军参谋部对加密安全的警觉性不高，密码本与表单偶尔才作更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1914年8月，德军于波罗的海与俄军交手，前者“波罗的海舰队”的“马格德堡号”小巡洋舰最终搁浅，而俄军从中缴获一本密码本，并将它送到英国，德国海军的无线电通讯不久后被破译，其影响力几乎横贯整场战争，包括日德兰海战[110]。

基地与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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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德国殖民地
 
德国本土与海外基地地图

德国在地理上发展海军的先天条件恶劣，相接的海域仅北海与波罗的海，前者深度不足，且德国面向该海域的翡翠湾（英语：Jade Bight）又有广布的沙洲、需要不停的疏浚，以防止淤泥囤积[111]；波罗的海的港口北面为丹麦阻隔，需绕行近685公里的航程，虽有建于1784年的“埃德运河（英语：Eider Canal）”连通两海域，但运河仅29米宽、3米深，军事价值不高。因此德国政府于1887年6月起工、后于1895年完成新运河的修建，称“威廉皇帝运河”（今基尔运河），其宽22米、深9米，1907年至1914年又再进一步扩建，航道底宽拓至44米，宽度己被增至102米、深度则为11米，战略重要性极高，海军可以迅速移调两个海域，除非敌军拥有两倍以上德国海军的实力，否则无法同时封锁海峡与运河出口[112]。位于北海东部的黑尔戈兰岛对德国海军也有相当的重要性，该岛于1890年7月以《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自英国转让而来，为德国唯一一座深海岛屿和“威廉皇帝运河”北海入口的前线基地，适合作为加煤站和潜艇与鱼雷艇的驻地[112][113]。

德国在本土最重要的两大军港为分别面向北海的威廉港与波罗的海的基尔港，两者具备完整的干坞、武器库和造船设施，由军阶为海军中将的“海军军区长”（Marine Stationschef）负责管理[114]。随着国力的增长，德国海军又陆续增强军港与河道的实用性，大战前夕，德国海军已有24处主要海军基地、据点和补给站，其中9个在北海沿岸、13个在波罗的海，包括格斯特明德（今“不来梅港”）、埃姆登、库克斯港、但泽、斯德丁、罗斯托克和叙尔特岛等[115][116]，多瑙河、鲁尔河和伊萨尔河亦经过疏浚，杜伊斯堡、路德维希港和曼海姆等内陆港口也经过修整，成新的航运中心[112]。

德国在海外基地方面的经营则较为贫乏，在俾斯麦时代曾攫取少量非洲与太平洋岛屿作为殖民地，于1878至1879年期间也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萨摩亚、新不列颠岛等岛屿建立煤站[117]，然而当威廉二世为扩张海军而准备着手建立“巡洋舰战争”的海外据点时，德国大部分的殖民地因地处边陲、战略价值低、或自然条件的限制而难以胜任不适合，如西萨摩亚港经常受到暴风的侵扰、多哥的洛美海浪汹涌、西南非洲的吕德里茨缺少淡水、喀麦隆的杜阿拉则远离主要的通商航线[118]。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使德国将目光转向东亚，经由多次考察和研议后，威廉二世决定夺占中国胶州湾作为其海军于东亚的主要基地[119][120]。1897年11月13日，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并于隔年3月6日与清政府签署《胶澳租借条约》长期占领。经由提尔皮茨的斡旋，胶州湾殖民地直属于“国家海军办公室”而非管理一般殖民地的帝国殖民办公室（英语：Imperial Colonial Office）[121]。

一战爆发后，德国海外基地皆在短时间被协约军所攻占。作为最大海外据点的胶州湾虽曾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当地的防御工事，但它距离德国本土太远，在和平时期就出现难以克服的补给问题，在战时几乎完全变成被列强包围的孤岛[122]，终究在青岛战役中被日英联军于三个月内所攻破。其他殖民地方面，德国海军虽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即展开“巡洋舰战争”，但当时太平洋的殖民地几乎都是不设防的，上面修建的炮台都没有实质的防御作用，仅拿来当礼炮使用，也没有制定战争应急计划去防守，太平洋殖民地上的煤站也一直都是在以北德意志-劳埃德为首的私人企业管理下，海军只能依约使用有限的仓库，对战争并无准备[123]。

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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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德国海军造船厂列表（德语：Liste deutscher Marinewerften）
 
“奥尔登堡号”铁甲舰是第一艘完全使用德国国产钢铁制成的军舰[124]。

德国的工业实力早在普鲁士王国时代的1840年代后期便崭露头角，统一后不久便成欧洲的工业强国，在电力、化学、光学和钢铁工业等领域特别突出，居世界领先之地位[125]。然而德国强大的工业能量主要为陆军服务，海军所需的造船业十分落后，造船厂小、规模有限，如1895年，1130家德国造船企业和它们的下游供应商也才总共雇35,000名工人，其中雇工人数超过50人的企业只有46家[126]，也只有伏尔铿造船厂和但泽的希肖造船厂（德语：Schichau-Werke）有能力生产铁壳船，其余的仅能造木船，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地区的钢铁企业，对造船工业既缺乏兴趣也欠缺经验，因此海军的主力船舰都是从英国或法国直接购买[127]，一直到1886年才完成第一艘完全使用国产钢铁的军舰“奥尔登堡号”[124]。

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力行推动“世界政策”，海军的地位因而上升，但后者内部对未来战略观点的分歧影响发展速度，直到提尔皮茨被任命为管理海军生产计划的“国家海军办公室”领导人，才使海军的建设方针获得前后一贯的方向[128]。由于德国国内没有实力雄厚的国有军工企业[注 5]，提尔皮茨只能寻求私人企业的支持，后者技术先进、正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而研发涡轮发动机、钢板、舰炮等先进的海军技术与装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强大的研发生产能力，透过与私人企业的合作，双方进而形成“海军—工业”联合体。军方根据产品分类制定出供应商名单，除非列在此名录上，不然不得参加政府的标案，企业也需要自备产品样品供其测试，合格后才能加入名单中，接着配合其政策、收到生产合同[128]。在诸多供应商中，以克虏伯最为重要，它是唯一能在火炮与装甲这两个最重要的海军装备领域提供劳力、设备、技术的资金的企业[130]，其生产能力雄厚、对新技术发展的趋势极为敏感，其“克虏伯装甲板（英语：Krupp armour）”性能超过当时最好的“哈维装甲板（英语：Harvey armor）”，甚至成日后的主要对手——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战列舰所指定使用的标准装甲板[131]。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海军—工业”联合体实际上就是克虏伯与“国家海军办公室”之间的关系[132]。

“海军—工业”联合体对德国海军在短时间内爆发性的成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加上德国在大学院校和船厂广设科研机构，为海军迅速建立强大的技术研发能量，使其在舰船设计、动力装置，装甲防护及火控系统等技术领域都有重要突破，也相当先进[133][134][135]，某些领域上甚至胜过英国，如陀螺仪性能更佳、应用也更多，德国的柴油机也是当时世界最好的，这使潜艇拥有相当的优势[133]。战前，德国的煤炭与钢铁产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铁路与运河网络也同样相当发达[136]，海军在1914年已拥有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舰队，其中有15艘无畏舰与5艘战列巡洋舰，而同一时间除拥有22艘无畏舰、9艘战列巡洋舰的英国和10艘无畏舰的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拥有3艘以上的无畏舰[137]。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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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海军学院（英语：German Imperial Naval Academy），帝国海军军官的摇篮，是世界上第一所海军军事学院[138]。

德国海军采用的是征兵制和少年水兵与志愿入伍者构成的混合体制，全国男子一满17岁便被征召入伍，海军的役期为三年，其中至少要在船上受三个月的训练，期满退伍后编入后备役直到40岁为止。专科出身的志愿役可以以三年一期的方式入伍，期满后编入预备役四年。另外还有16岁即可入伍的水兵学校，毕业生可获得士官资格[139]。德国海军的教育核心是成立于1866年5月15日的基尔海军学院（英语：German Imperial Naval Academy），此为帝国海军军官的培育所，学制两年，每年4月约招收200名学生（1914年时上升到约300名）。海军学院的入学生首先要接受一个月的步兵训练，接着在波罗的海近海进行舰上训练数周，再发配受外海训练，通过期末测验后才获得准尉官阶。1900年2月，基尔海军学院将部分课程分离出来，于同年11月设置为米尔维克海军学校（德语：Marineschule Mürwik），至今仍为现代联邦德国海军的军官学校。工程科军官则是先进行三个月的造船厂实习，再接受步兵操演、半年的舰上训练 、六个月的陆上教育课程、再两年舰上训练，通过测验后方可任官[139]。

德国海军成员大多是征召自沿海地区的居民，并与陆军形成竞争关系，德国海军的军官多出身自平民[注 6]，主因是德国工商社会在统一后迅速发展，造就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因此有提高其社会地位的需求，但当前国内的权力为容克阶级把持着，平民若要翻身提高门第只能投入军职[140][139]，海军也没有如陆军将军官只开放给贵族的“传统”，只是英国海军观察员也指出，德国海军多少也受到陆军“绝不丢失一门大炮”传统的影响而倾向不愿损失舰只，造成其中下阶级军官缺乏主动性和求战欲，结婚成家的海军军官也更倾向于谋求岸上的职位，特别是坐在办公室的位置，与英军形成鲜明的对比[141]。德国海军军官一般对德皇非常忠诚，对内任何批评后者的意见毫不容忍[142]，此外海军还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执行军官（Seeoffizier）、工程师（Marineingenieurkorps）、舱面军官（Deckoffizier）和普通水兵（Mannschaften）间存在严明的分界。执行军官将自己视作海军的精英，自组成小团体，某些人认为日后将成为与陆军类似的贵族集团，还模仿其作派，享有特制的膳食、荣誉法庭和制服配章、强调自己与皇帝的特殊关系、排挤工程师和舱面军官[143]。在1900年代初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工程师对海军相当重要，但提尔皮茨与其同僚却认为其主要功能不过是“操作机器”，对其加以迫害，小至禁止工程师进入军官食堂用膳，大至妨碍进入德国当时最顶尖的技术大学深造，深怕其受过高等教育后会要求社会地位，甚至是军中地位的平等[144][143]，工程师受此待遇常报以病假或进行其他被动的反抗行为，特别是其上官是年轻或级别较低的执行军官时，舱面军官也有类似的处境。普通水兵同样在执行军官管理下，常因轻微的犯罪受到过重的惩罚，且在协约国海上封锁下，士兵们深受物资缺乏的压力，但军官们依旧享有各种福利、食物和美酒，引起士兵的强烈不满，而工程师和舱面军官面对此等局势，一方面对士兵的违纪选择沉默，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军官与士兵间的冲突，而到战争后期越来越多年轻军官从主力舰调至潜艇后情势急速恶化[143]。

根据统计，德国海军在斯托施与卡普里维各自离任的1883年与1888年时分别有5,485名与15,480名官兵[145]、1897年提尔皮茨任国务秘书时上升到26,000人[146]、至1914年大战前夕，德国海军已约有80,000名官兵，其中3,612名军官（2,388名执行军官、585名工程师、3183名舱面军官）、15,966名低级士官、5,4369名普通水兵[146]。提尔皮茨曾声称：“无论（英国）建造多少新军舰，却没有新的人手，而我们刚好相反，可以每年透过征召2万人进入海军服役，形成一股强大的后备力量，最终可以有足够的人员来操纵跟英国一样强大的舰队。”但他其实没有去核实这项说法，而是将其作为打击国内反对派的借口[147]，一份资料指出相较于1914年英国皇家海军共有209,000人，而同时期的德国海军不过就79,000人[3]。战争爆发后，德国海军的水兵员额实际上已经过剩，冗员随后被编为陆战队，投入西线地面战事[139]。

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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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德意志帝国海军军阶（德语：Dienstgrade der Kaiserlichen Marine）
阶级 将官 校官 尉官 候补军官
袖章与肩章
（执行军官）
 
 
 
 
 
 
 
 
 
 
 
 
 
 
 
 
 
 
 
 
   
执行军官 海军元帅 海军上将 海军中将 海军少将 海军上校 海军中校 海军少校 海军上尉 海军中尉 海军少尉 海军准尉
工程师 – – – – – 海军工程中校 海军工程少校 海军工程上尉 海军工程中尉 海军工程少尉 –
鱼雷工程师 – – – – – – 鱼雷工程少校 鱼雷工程上尉 鱼雷工程中尉 鱼雷工程少尉 –
医务军官 – – – 海军医务少将 海军医务上校 海军医务中校 海军医务少校 海军医务上尉 海军医务中尉 海军医务少尉 海军医务准尉
资料来源：[148]

主要作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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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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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号”，与其姊妹舰“巴登号”同样装备380毫米45倍径舰炮，是帝国海军最大和最具威力的军舰。

早期的德国海军战列舰学习法国海军的船舰设计和战术，用于沿岸作战和防御基尔运河，在1900年后开始模仿英国海军的样式[149]。由于受到基尔运河、港湾和码头尺寸限制以及海军技术经验等因素，以及提尔皮茨为不过度刺激英国而只能选择在不起眼之处改进，德国海军战列舰在吨位、航速，特别是作为火力关键的主炮口径均落后于英国同级别战列舰，由于国力限制与经费、技术储备不如英国，提尔皮茨在发展舰队时的实力累积仰赖新造军舰的加入，因此不能在新建舰只上投注大量不成熟的新技术，承受其可能发生的建造延误与风险，进而导致德国海军只能被迫在质与量之间做出艰困的选择。最终由于战争于提尔皮茨出乎预料的1914年爆发，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公海舰队”被迫只能以相对英国海军火力不足的主力舰与之交战[150]。战争爆发时，英国无畏舰和超无畏舰共有343毫米口径主炮124门，305毫米口径主炮148门，合计272门，一次齐射弹药127吨。德国无畏舰有305毫米主炮118门，280毫米主炮86门，合计204门，一次齐射弹药62吨。德国主炮数量虽为英国的75％，但齐射弹药仅为英国的48.8％[150]。

除了技术瓶颈与建造方针的限制，德国海军也认为在海象恶劣的北海中，交战距离势必缩短，小口径主炮在射程和穿透力上就已可满足要求[注 7]，且其发射时间间隔较短、相同时间内倾泻的炮弹数量也更多、命中率更高[153][154]。然而1916年英德于日德兰战役交战时，面对英军无畏舰口径达305毫米、超无畏舰达343毫米、4舰参战“伊丽莎白女王级”381毫米的主炮，德国只能用“拿骚级”的280毫米和“黑尔戈兰级”至“国王级”的305毫米主炮对抗之，由于此前对武装配置过度谨慎，提尔皮茨使德国海军的无畏舰在过渡至超无畏舰的过程中出现高达75毫米的口径差，使得建造与训练难度大为提高，造成装备同级380毫米口径舰炮的德军“巴伐利亚级”比“伊丽莎白女王级”的服役晚了15个月，首舰迟至1916年3月18日才服役，在日德兰战役期间更处于炮术训练阶段而未能参与战斗[150]。日德兰海战中，英军主炮达388门，为德军1.56倍、一次齐射弹药214吨，为德军2.67倍[150]。在战争爆发到日德兰战役期间，英军主炮数量增长42.6％、齐射弹药量增长68.5％，而德国却分别仅有21.5％和29％[150]。

德国海军在军备竞赛初期因提尔皮茨为军舰选用煤炭作为燃料、拒用涡轮发动机而居于劣势，早期的无畏舰“拿骚级”与“赫尔戈兰级”也都采用了效率较低、尺寸和体积较大的三胀式蒸汽机。1911年后，英国设计的帕森斯（英语：Parsons Marine Steam Turbine Company）涡轮机才获准在德国生产，用于第三代的无畏舰和战列巡洋舰[155]。由于德军战列舰将重点置于防护力而大为增加其水下装甲带、使用的褐煤品质较为低劣（燃烧效率低于英军的无烟煤）、引擎多仿制英国产品而输出功率较低等因素，速度始终低于同级的英军战列舰，而这也是双方在多格沙洲海战和日德兰海战中英军均居于优势的原因之一[156]。德军主力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极佳的防御力，《舰队法》不仅订下德国海军的造舰序列，还扩大船坞、基尔运河等设施的规模，为战列舰的大型化打下基础，而舰体的巨大化使其复原性能和强度取得优势，并可充分实施水下防御[157]。提尔皮茨认为，战列舰无论受到多么严重的创伤，只要浮在水面上就容易恢复战斗力，并有其存在的价值，相反的，无论装载多么强大的武器，一旦沉没便毫无用处，且德国海军为战列舰设计的主要作战地点是离基地较近的北海海域，即使蒙受战损也有机会返回基地修复。在此理念下，德国海军为战列舰设计非常优越的防御系统，全舰主要的装甲带内侧均都配置煤舱，减少炮弹爆炸时产生的能量、规划多重又复杂的水密舱、分散布置各处机械设备、有效控制进水量和战损时性能的下降，在装甲重量所占全舰排水量比例上，德国战列舰约比英国战列舰高出10％[154]，全宽也平均多出10英尺，有着更佳的稳定性和水下防御[151]。体现德国海军战列舰防御力的一个著名例子便是战列巡洋舰“塞德利茨号”在日德兰战役后的情况，尽管其身中22发各式炮弹和1枚鱼雷、在标准排水量达24,988吨的船体内已进水5,308吨（约20％），却仍能挣扎返港而不沉[158]。

德国水面舰队以战列舰为主力，但由于数量落后于英国海军，不得不将相对过时的前无畏舰编入战斗序列，在日得兰海战中速度缓慢、火力和防御相对贫乏的5艘“德国级”与一艘“不伦瑞克级”前无畏舰成了德军舰队的负担，此战中“波美拉尼亚号”被击沉，而其他幸存前无畏舰则在1916年底自“公海舰队”中解编，由新建的“巴伐利亚级”取而代之[159]。辅助舰只方面，德国海军的巡洋舰同时肩负舰队侦查和保护商船两种任务，进而使其较英军同类军舰更大、防护力与装备更佳，但在战斗中诸如装甲巡洋舰的表现已显露速度、火力和防护的弱势，其角色基本已被战列巡洋舰取代[160]。德国舰队中还存在大型与小型鱼雷艇的舰型，而与其他列强海军不同，德国海军鱼雷艇设计目的为支援作战列舰队的战斗力量、直接发射大量鱼雷攻击敌军战列舰编队，作为削减英军战列舰数量优势的重要手段，因此排水量较他国同级军舰大得多，英国则以驱逐舰此一舰型作为对应。然而实战中各国海军在交战时均在鱼雷攻击协调上表现不佳，德国海军鱼雷艇的战果远不及预期[161]。

潜艇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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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U潜艇列表
 
停泊于基尔港内的德国海军潜艇舰队。

与日后活跃的表现相反，德国海军在大战前于潜艇的发展属于列强相对落后者，这主要是出于提尔皮茨对潜艇“无法改变英国的海上优势”的判断造成，他曾斥其为“实验品的博物馆”、不愿投资经费研制，只允许但泽皇家海军造船厂进行小规模的研究，而私人企业只有克虏伯所有的日耳曼尼亚船厂一家在进行研究，连潜艇的业务都没有专属机关，而是由鱼雷监察部门代管。1904年，德国海军意识到俄国向克虏伯订购三艘潜艇的潜在价值，才赶紧拨出150万马克向日耳曼尼亚船厂订购第一艘潜艇，由于吸收借凿不少国家的经验，德国海军得以跳过一些技术障碍，但潜艇的发展工作实际上已停滞十二年之久[162]。1906年8月4日，德国第一艘潜艇“U1”建成。1914年3月，潜艇的专属管理机关“潜艇监察局”才成立。

战前德国海军的潜艇战术是专为攻击军舰设计的，如要求占据戒哨阵位、对海港的侦查线、近海防御和在北海开阔水域搜索敌舰等。然而实务上，因为潜艇跟一般水面舰相比航速太慢，且侦查范围小，很难真的找到敌舰发动攻击，当时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也不成熟，各艇无法协同作战，德国海军高层因此把潜艇规划用于决定性的战列舰决战，只有少数如格奥尔格·冯·施莱尼茨（德语：Georg von Schleinitz）中将和基尔潜艇实验部的布鲁姆（Ulrich-Eberhard Blum）上尉则提出将其用于海上破交战的构想[163]。

1918年10月，舍尔下令制定潜艇建造的工业动员计划，将预估1918年12月时的潜艇月产量16艘提高到1919年12月时每月36艘，此计划被称作“舍尔计划”（Scheer Programme）[164][注 8]。

1914年至1918年间，德国海军的潜艇战有104艘U潜艇击沉2,888艘船（总计6,858,380吨）、96艘UB型击沉1456艘船（总计2,289,704吨）、73艘UC型击沉2042艘船（总计2,789,910吨）[74]。

航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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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齐柏林飞艇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轰炸（英语：German bombing of Britain, 1914–1918）
 
 
德国海军航空兵的齐柏林飞艇与FF33型水上飞机（英语：Friedrichshafen FF.33）。海军战前以飞艇设定为远程航空侦查的主力，但数量严重不足，之后被大量用于收效极小的对英轰炸行动而损失惨重。水上飞机方面，德国规模虽小，技术却相当先进，并在战争中实行空中布雷、空投鱼雷攻击等多种运用方式。

德国海军很早就对航空器产生兴趣，在一次大战爆发前是列强中对海军航空兵发展最进步者[166]，除以飞艇进行远程侦查外，德国海军在使用与发展鱼雷轰炸机方面也比其他交战国更为深入，还试过空中布雷、空中打击商船等多种作战方式[166]。“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海因里希亲王是推动海军航空兵的热心人物，其他高层人士，如波尔、舍尔、希佩尔也都对飞机作为进攻性武器的潜力有所认识[166]，执掌海军发展的提尔皮茨也在1911年下令但泽帝国造船厂进行水上飞机的研制工作[167]。战前，德国海军的构想是对抗英军的近距离封锁，故认为战斗将发生于陆基飞机的航程内，长距离者则仰赖飞艇，在良好天气下，仅需三艘齐柏林飞艇便可监视整个德意志湾（英语：German Bight）[168]。然而一战爆发时德国海军航空兵准备极不充足，当时其兵力全由“第1侦查集群”司令希佩尔指挥[169]，由于战争爆发前德国军部选择优先满足陆军飞机方面的需求，海军预算紧绷，当下只有一艘飞艇和9架水上飞机可用，各机上还缺乏如侦查用相机、炸弹挂架和无线电等设备，英军的远距离封锁战略也进一步逼迫德军仰赖飞艇，不得不赶工建造[170]。

德军早于1912年便成立“海军飞艇分队”（Marineluftschiffs-Abteilung）[168]，并在库克斯港以西的诺尔德霍尔茨基地（英语：Nordholz Naval Airbase）设置指挥中心，这里同时也是拥有10个飞艇机棚的大型基地。德军在一战期间广泛使用飞艇，北海沿岸的哈格、阿尔霍恩（德语：Ahlhorn_(Großenkneten)）、岑讷（英语：Tønder）、波罗的海沿岸的斯德丁、塞拉彭（英语：Lyublino, Kaliningrad Oblast）等地都建立飞艇基地，也曾布署在保加利亚，尝试对德属东非的孤立军队进行空运补给。德国海军还与陆军投入大量飞艇，发动由海军飞艇司令彼得·史特拉塞与海军副参谋长保罗·贝恩克策划的轰炸伦敦行动[171]，寄望以此给予英国重大打击，然而与预想落差很大的是飞艇落弹点偏离目标地数英哩远，虽然对当时未曾历经过总体战的英国民众造成恐慌，但造成的物质损失与德军投入的资源不成比例。在英军逐渐认识到齐柏林飞艇的弱点与局限性后，迅速组织防空作战，使德军飞艇损失遽增，不得不放弃飞艇轰炸作战，转而发展专职的轰炸机。

战争结束时，德国海军航空兵已从9架飞机猛增为1,500架（含飞艇），人员也从20名军官飞行员上升到16,122人，其中2,116人为飞行员和空勤人员，而在整场战争中，德军共动用78艘齐柏林飞艇执行1,148次的侦查任务，在1915年至1917年与陆军的飞艇一起执行约200次夜间轰炸英国伦敦的任务，共投下197吨的炸弹[168]，只造成平民557名死亡、1,358名受伤的轻微损失[172]，却付出23艘飞艇被击落、31艘因故障、降落事故等原因而损失的代价。海军飞艇部队共损失74名军官、264名士官、51名士兵，包括飞艇司令史特拉塞本人[173]。德国海军还曾计划将原意大利客轮奥松尼亚号改装为航空母舰，但终因战争后期海军的产能已转为生产潜艇而取消[174]，装甲巡洋舰“罗恩号”亦有类似的计划，最终也没有结果[175]。

地面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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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之役中，于大沽口炮台登陆的德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德国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创建于1852年5月13日的斯德丁，起初仅负责维持各军舰上的治安和支援小规模登陆战，之后任务范围扩大为协助殖民活动和海防安全[176]。1870年，陆战队第1营于基尔成立，编制22名军官和682名士官兵。德国统一后，施托施将各军舰的陆战队集结起来管理，将原本的营扩编为6个连，并将其中一半拨到威廉港，建为第2营[177]。1897年11月14日，“东亚分舰队”占领中国胶州湾，两个营的陆战队各抽出两个连，编为第3营，并于1898年1月26日进驻青岛，从此固守此一海外基地[177]。在与工程兵团司令科尔玛·冯·德·戈尔茨将军的合作下，德国陆战队也发展登陆作战的教范，并于1900年首度进行滩头登陆演习[178]。

德国海军陆战队曾参与过八国联军之役、赫雷罗战争（英语：Herero Wars）、马及马及叛乱、巴尔干战争阿尔巴尼亚斯库台地区的战斗[179][177]。而在一战爆发前，提尔皮茨尝试说服陆军修改西线进攻计划，希望后者能取道比利时的同时占领该国的由奥斯坦德与泽布吕赫两港口透过运河和布鲁日连结形成的三角地带，让“公海舰队”的基地能尽量向西推移，使其更加有效地对付英国，但陆军拒绝此建议（可能是出于后勤的极限），这使提尔皮茨决心建立大规模的海军地面部队。1914年8月29日，德皇下令组建两个海军陆战师（德语：Marine-Division (Deutsches Kaiserreich)），编为法兰德斯海军陆战军（英语：Marinekorps Flandern）（或称“德国海军直属军”）[180]，这些兵员除来自原有的陆战队营20000人外，还有从基尔、威廉港的基地分别调集的1400人和3000人，留下的空缺再以后备部队填补。这支直属军的司令官是路德维希·冯·施罗德（英语：Ludwig von Schröder）上将[180]。

一战中，陆战队曾参与1914年的安特卫普之战、青岛战役、1915年的伊普尔斯、1916年的索姆河会战、1917年的法兰德斯之战（英语：Battle of Passchendaele）（该年2月初，德军又组建第3个陆战师，陆战师总兵力达到6至7万人），1918年4月的泽布吕赫袭击战（英语：Zeebrugge Raid）和春季攻势[177]。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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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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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军的扩张是促成战前英德关系恶化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与规模相比，若不计入潜艇部队，其水面舰队对战争的影响甚小，历史学者对德国海军与提尔皮茨多有批评，更有意见认为其花费的大笔预算间接导致德军的失败，如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即认为：“1914年战争爆发时，德国的无畏舰都停泊在港湾内、毫无用处，如果把这些造军舰的钢铁拿来搞机器化运输，那他们在陆上战争中即可稳操胜券。”海军历史学家安格斯·康斯丹（英语：Angus Konstam）则认为“公海舰队”的存在即代表巨大的资源浪费，在1911年至1912年英德造舰竞赛顶峰之际，德国每年在海军投注了约5亿金马克，要不是因为德皇个人对大型舰队的渴望，德国海军是一支以戒哨舰、潜艇与水雷为主、以岸防为主要任务的海军，尽管战略上仍会是相同的结果，但其花费的成本将远远小的多[181]。而早在1912年，普鲁士战争部长乔西亚斯·冯·赫林根也点出海军对战争的胜败影响远不及陆军——“海军计划未能成功将弥补陆军面临决定性失败的困境。霍亨索伦皇室的命运，也是祖国之祸福，将系于德国陆军的胜败。[182]”除消耗大量军费外，德国海军还为促使国会拨款，分散对战略和战争计划的修订和准备，反而是频繁地参与政治活动，其程度之严重使得1909年一名美国驻德武官描述德国海军比他见过的其他所有海军更不成熟[183]。

战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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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传统上是一个大陆国家，其海军战略大致可分做国家统一的1871年至1890年代中期的“普鲁士学派”与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1914年的“德国学派”两个时期，各有其特点与发展之脉络。在帝国统一之初，其战略基本就是从属于陆军，连思想也是撷取自陆权思想发展而来。实际上，德国海军高层也不是完全没有察觉到英军远程封锁的危险，但他们却不能调整思想以适应此种新情况，而是继续希望这种局势不要发生[184]。1912年，时任海军总参谋长的奥古斯特·冯·黑林根（德语：August von Heeringen）上将便曾指出“如果英国人真的实行广泛的封锁，那么我们华丽的公海舰队的角色将会非常凄惨。那时我们的潜水艇将不得不担当重任！[185]”。奥托·格罗斯（德语：Otto Groos）上将为海军档案局（德语：Marinearchiv）撰写的官方战史《北海战争》（Der Krieg in der Nordsee）第一卷中引述一段1914年5月的备忘录：提尔皮茨曾于当年夏季与公海舰队司令英格诺尔乘船出海，而前者向其问道：“假如英国人根本不出来怎么办？”英格诺尔没有作答，而提尔皮茨也无言以对[186]。最终久困港内的海军官兵士气日益低落，引发政变使革命至全国蔓延、政府不得不停战，成一支本身没有战败、却是一个战败国的海军[187]。

然而德国舰队的存在也并非毫无意义，其束缚了英军舰队无法调往地中海对付奥匈帝国与土耳其海军、避免了协约国军直接登陆德国本土北部[181]、切断了俄国圣彼得堡最重要的援助路线，而直接受德国地中海分队的影响而加入同盟国阵营的土耳其也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令俄国最主要的出口物资——小麦的出口通道被切断，俄国因此失去大部分的外汇来源，作战物资倍感短缺、经济崩溃（其进出口量因黑海被封锁而降低95％和98％[188]），俄国不得不启用半年都在冰封状态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离前线距离13000公里之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为造成其在东线战事之不利和最终爆发革命的重要因素[189]。

战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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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魏玛国家海军、埃里希·雷德尔、沃夫冈·韦格纳和纳粹德国海军
 
 
沃夫冈·韦格纳（左）是战后德国海军内部第一位打破“提尔皮茨思想”的人物，也成为提尔皮茨在海军内部的大批追随者的主要敌人，包括以往的密友和日后的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右）。

战后，魏玛共和国成立新的“国家海军”，其受到《凡尔赛条约》极大的限制，只能保有6艘前无畏舰、6艘旧式小型巡洋舰、12艘驱逐舰、12艘鱼雷艇和15,000名海军官兵，旧舰必须服役规定的时间后才能更换、军工厂、海图、设备都被拆迁赔给协约国、不得拥有飞机和潜艇，所有海外殖民地全被战胜国所瓜分[190]。在国内，海军的地位与1914年时相比一落千丈，德国国内的右派视其为1918年革命、不忠和叛乱的温床，左派则眼见前帝国海军官兵大量加入的反共和政府活动，同样认为是反革命、不忠和暴动的团体[191]，且帝国时代投下大量金钱建造的舰队几乎毫无作为，令海军成为众矢之的，争取共和政府的军费预算极为困难，国内也有相当的“反海军情绪”，甚至连在柏林的海军军官都要穿着平民衣服以免受袭[192][193]。

然而，比起整支舰队沉没的物质损失，海军在心理层面受到更大的伤害，“提尔皮茨思想”在战时彻底破产，却在战后依旧生根于海军中，提尔皮茨本人为规避自己的责任，在其回忆录中撒谎、抢在德国政府公布英德海军造舰竞赛档案前抢先公布，修改档案日期、混合不同文件的内容等等[194]，他还声称海军的失败是因首相贝特曼在七月危机中的作为给予英国提早毁灭德国海军的机会，使其最终“功败垂成”[195]。新生的德国海军之所以接受这种容易被戳破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海军内部大多是提尔皮茨提拔的部属，从个人感情面上不愿揭穿其问题症结点。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前已失去全部海外殖民地的德国，海军再也没有任何思想基础可以确保其生存与价值，若再否定提尔皮茨的原始政策即可能造成其已岌岌可危的地位受到致命的打击。最终，海军官方和民间势力都在支持提尔皮茨的遁词，曾为后者亲密僚属的共和国首位海军司令——阿道夫·冯·特罗塔和日后当上海军总司令的埃里希·雷德尔将军两人在编撰官方战史——《海上战争，1914—1918》（Der Krieg zur See 1914—1918）时不断为提尔皮茨粉饰[注 9]，还运用职权彻底打压质疑者，其影响力甚至逆流回报刊、私人回忆录里[197][198][199]，造成海军对大战的检讨定调于错误的解读，无人敢勇于纠正，有别于陆军已在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重新完成大战经验的总检讨，新生的德国海军反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完全停滞军事思想[197]。

1926年，海军中将沃夫冈·韦格纳发表《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Die Seestrategie des Weltkrieges）一文，大力批评提尔皮茨的说词，使德国海军终于在思想上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魏格纳批评海军部没有认识到唯有主动进攻才有可能从“大舰队”手中取得制海权、维护攸关德国生死的海上交通线、主张交通线的控制才是海战的真正目标，并提出占领丹麦和挪威等改进作法。然而韦格纳的理论仍存在忽略英国海军拥有的庞大数量优势，地理位置的改善仍无助于在海战中战胜英军的漏洞和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使新德国海军的建设方针又是建立在一种假说上推行，但其控制交通线的思想为德国海军得以从提尔皮茨路线的禁锢中挣脱[200][201]。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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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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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逃入土耳其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原属德军“地中海分队”，战争爆发后原负责截断法国自非洲大陆运输殖民军队回欧洲本土，而之后接获命令前往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在英德开战后，两舰受到英军地中海舰队的追击，但最终成功逃入达达尼尔海峡，并与土耳其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交涉成功，作为早先被英国没收的两艘战列舰的替代品，“戈本号”与“布雷斯劳号”被“售予”土耳其，船上的德军水兵也名义上加入土国海军，先进的戈本号大大强化土耳其海军的实力，而地中海分队司令威廉·苏雄少将也成土耳其海军总司令[29]。1914年10月29日，在未通报土国政府的情况下，苏雄率领土耳其舰队炮轰俄国黑海多处军港（英语：Black Sea Raid），进而使俄国于10月31日对土宣战，土耳其因此被强拉进同盟国阵营[30]。
  2. ^ 德国在1917年的工业指数下降到1913年的62％、劳动生产率降低1/3、进出口分别降为战前的39％和20％[60]，而国内消费谷物的10%，肉类、奶类和乳制品的10%，脂肪和鸡蛋的40%以及鱼类的60%需要依靠国外市场供应[61]。粮食缺乏使国民的主食变成参马铃薯粉的“K面包”、儿童营养不良、五岁以下者死亡率高达50％，据统计，国内直接因封锁而饿死者达73万人之多[62]。
  3. ^ 1913年，提尔皮茨大老远从黑森林前往东普鲁士向威廉二世提报海军年度报告，开始报告后几分钟，德皇就立即离开了房间，因为一名仆人通知他看到了一头大雄鹿[99]。
  4. ^ 例如夺取中国胶州湾的行动就是威廉二世直接指挥舰队执行的。一战爆发后，“公海舰队”一再受到威廉二世个人不愿船舰受到损失的命令所影响，在前期一再怯战、舰队士气降低，还错失重创敌舰队之机会[100]；提尔皮茨为“公海舰队”设计的远程交战模式也因为威廉二世的因素，形成舰队所受的所有训练与战时实际命令相反的窘境[101]。
  5. ^ 1899年，德国共有26家造船厂，但泽、基尔和威廉港有三家皇家造船厂，另外就是主要的六大私人造船厂：日耳曼尼亚造船厂、霍瓦兹造船厂（英语：Howaldtswerke-Deutsche Werft）、希肖造船厂、威悉造船厂（英语：AG Weser）、布洛姆－福斯和伏尔铿造船厂，都能生产军舰，甚至这六家私人造船厂的生产与研发能力远远超过皇家造船厂[129]。
  6. ^ 例如1898年的“国家海军办公室”的32名现役军官中只有5位贵族出身，“海军参谋本部”共10任的参谋长则只有腓特烈·冯·包迪辛（德语：Friedrich Graf von Baudissin）一人为贵族出身，而同时期在“海军参谋本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48位高级军官中只有5人为贵族出身，其中更只有两人是拥有头衔的贵族[90]。至1914年，海军军官中只有9％为贵族出身[139]。
  7. ^ 有资料指出，尽管口径略逊一筹，但德国海军一直努力以提高炮身强度、增大装药量来提高炮弹初速，实战的结果也证明德军舰炮高初速形成的穿透力等于、甚至强于高一级口径的英军舰炮，其寿命也比后者长一倍（200发）[151][152]。
  8. ^ 然而此计划是否真实存在，或是德国海军当局是否有认真去执行颇受历史学家争议，如霍格尔·赫尔维希（英语：Holger Herwig）即认为当局清楚国内资源已极为窘迫，绝不可能制定如此不合乎现实条件的计划，就算有也只是提振海军士气的宣传手段[164]，不过格里·E·魏尔（Gary E. Weir）认为该计划的制定者极为严谨，存心集中一切资源对抗英国，绝非单纯的“安慰剂”[165]。
  9. ^ 海军历史学家诺曼·弗里德曼（英语：Norman Friedman）在著作中指出《海上战争》全册几乎没有任何脚注，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认上面陈述的德国海军战前计划或是战时思考是准确而无偏差的，且当时出版于德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不免使其许多评论都被经过润色[196]。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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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骞. 无畏之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全史.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74-0541-3 （中文）. 
  • 章骞. 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13-15440-8 （中文）. 
  • 威廉·冯·施特恩堡. 从俾斯麦到科尔 德国政府首脑列传.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7. ISBN 7-80115-059-7 （中文）.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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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rwig, Holger H.; David, David F. The Failure of Imperial Germany's Undersea Offensive Against World Shipping, February 1917–October 1918. Historian. 1971-08, 33 (4): 611–636. ISSN 1540-6563 （英语）. 
  • Herwig, Holger H. Admirals versus Generals: The War Aims of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914-1918.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972-09, 5 (3): 208–233. ISSN 1569-1616 （英语）. 
  • Weir, Gary E. Naval strategy and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at the twelfth hour: The Scheer Programme of 1918. The Mariner's Mirror. 1991-08, 77 (3): 275–287. ISSN 2096-0484 （英语）. 
  • 刘新华. 〈德国海权思想、历史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6, (3): 108–123. ISSN 2096-0484 （中文）. 
  • 孙立新. 〈海洋战略与德占胶州湾〉.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32–39. ISSN 1002-0209 （中文）. 
  • （中文）崔文龙; 赵光强. 〈论德意志帝国海军战略的转变〉. 《军事历史研究》. 2012, (1): 85–91. ISSN 1009-3451. 
  • 李婷婷. 〈德意志第二帝國海軍技術發展與私人企業的關系〉. 《科学文化评论》. 2011, 8 (6): 76–88. ISSN 1672-6804 （中文）. 
  • Hansen, Kenneth. 〈迷失航向 回顾德国海军发展战略之争〉. 《国际展望》. 2006, (11): 82–91. ISSN 2096-0484 （中文）. 
  • 代鹏. 〈失败者的教训：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拾遗〉. 《舰船知识》. 2012, (9): 80–86. ISSN 1000-7148 （中文）.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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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徐亚伯. 《近代德国海军战略的演变及其历史教益：1871—1914》.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 2009. 
  • （中文）李富森. 《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海军战略与政策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4. 
  • （中文）王俊评. 《德(1919-45)蘇(1945-91)海軍思想發展與比較研究》. 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 2006. 

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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