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奉戰爭,又稱國奉戰爭浙奉戰爭、或第三次直奉戰爭,是一場發生於中華民國的內戰。1925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的直系軍閥吳佩孚武漢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發動反奉戰爭,圖謀東山再起。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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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奉系張作霖以五十萬大洋重賂馮玉祥,於10月23日發動甲子兵變,倒戈直系並自立為國民軍,進京後旋即軟禁曹錕並摧毀其「賂選政府」,由國務總理黃郛攝行大總統職」過渡[1]:351。馮玉祥逼迫曹錕之弟曹銳自殺。同時奉軍在少帥張學良指揮下,突破直軍防線,在山海關秦皇島一帶包圍吳佩孚主力,繳械納降卒3萬餘人[1]:351。吳率殘卒數千,浮海遁走,使奉系於「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全勝[1]:351

至此,奉系大舉入關[1]:352。編制是自「東北陸軍」中編出6個「軍」,由姜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陞許蘭洲分任第一至第六軍軍長[1]:358。每軍下轄3至4個「旅」及若干「獨立團」,如砲兵工兵輜重兵[1]:358。另加空軍、海軍由少帥張學良直接指揮[1]:358。6個軍總共20餘萬人[1]:358。第一軍、第三軍合組「一三聯軍司令部」,張學良為司令,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郭松齡為副司令[1]:358。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再次擴編,改旅為師,改軍為軍團[1]:358。1925年春,「一三聯軍司令部」改為「京榆駐軍司令部」,駐天津[1]:358。直轄步兵6師12旅,騎兵1師2旅,砲兵2旅,工兵1團[1]:358。張學良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司令,郭松齡任副司令[1]:358。共有步騎砲工輜各兵種7萬5千人[1]:358

11月初,奉系主帥、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抵達天津,會晤馮玉祥商討善後,決定公推閒居天津之前「皖系」軍閥段祺瑞暫時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以後另作安排[1]:352。11月24日,段在北京就職[1]:352。張作霖率千人入北京觀禮[1]:352。就職後,段要「廢督裁兵」,解除各省兵權[1]:352。張作霖乃自請撤銷「鎮威將軍府」,並解除「東三省巡閱使」名位,改任「東北邊防屯墾督辦」,仍「節制東三省軍務」[1]:353。馮於曹錕政府內閣原任「陸軍檢閱使」,屯駐重兵於京畿南苑[1]:353。段也裁撤其名位,促馮去蘭州就任「西北邊防屯墾督辦」[1]:353

馮和張作霖主張電請孫中山北上[1]:354。段乃附和,聯名電請孫文大元帥北上,為和平統一,共商國是[1]:354。張作霖、孫中山原為老友[1]:354。二人兒子張學良、孫科乃「民國四大公子」,交情不惡[1]:354。12月31日,孫中山抵達北京,至1925年3月12日病歿[1]:357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第五軍副軍長闞朝璽奉命率2個奉軍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隊,出任熱河特別區都統,駐節承德[1]:359。第二軍軍長、直隸人李景林奉命出任直隸軍務善後督辦,駐節天津,轄奉軍及改編地方部隊6萬餘人[1]:359。1925年初,張作霖以張宗昌在長江有作戰經驗,給予「蘇魯皖剿匪司令」名義,挾前「淞滬護軍使」、戰敗投奉之盧永祥揮軍南下,擊破直系齊燮元軍進佔南京[1]:360。盧永祥於南京一帶網羅一些淞滬舊部增組「宣撫軍」,仍以張宗昌為總司令,率軍循滬寧鐵路東進[1]:360。1月底,佔領上海[1]:360。4月,第二軍副軍長、山東人張宗昌出任山東軍務善後督辦[1]:359。總參議楊宇霆任「江蘇督辦」,第一軍軍長姜登選為「安徽督辦」,統率長江下游奉軍[1]:360。此時奉系擁有陸海空軍37萬人[1]:361。6月13日,張學良奉張作霖命,率奉軍2千餘人進駐上海[1]:361上海公共租界英法當局見奉軍開入上海,聯銜向張學良要求派軍入駐租界加以「保護」[1]:361

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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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直系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孫傳芳響應起兵,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驅逐蘇皖等地奉系勢力[1]:360

11月中,奉系將領郭松齡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便與馮訂七條攻守同盟密約[1]:365。11月22日,郭松齡發出通電[1]:365,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1]:363。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1]:363。在馮玉祥支持下,在直隸灤州倒戈,迅速回師[1]:366。郭松齡攻克山海關、取錦州新民等,直逼瀋陽[1]:366。日本人終於決定不讓郭松齡軍穿過南滿鐵路,並將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移入瀋陽[1]:365。奉天穩固,張作霖就定率部反攻[1]:365-366。12月24日,郭松齡兵敗巨流河,於新民縣被捕,次日被殺害[1]:366

奉軍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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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和韓麟春等在南口陣地視察

1925年12月初,馮玉祥揮戈東向,向已宣布「脫離奉系」之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直隸省,霸佔天津;也突然奪取闞朝璽熱河省[1]:367。12月4日,直督李景林發表討馮通電:「愚弄部下,利用赤化邪說,以破壞綱常名教之大防」,自謂「荷戈為國,不為黨爭,不為利戰,惟持此人道主義,以期殄滅世界之公敵,而挽我五千年來紀綱名教之墮落」「不問敵不敵,只問赤不赤」。這是最早公開亮出「討赤」旗幟的軍閥。在北京,馮玉祥驅策段祺瑞[1]:367。奉系「叛將」魏益三郭松齡餘部整編為「國民四軍」。國民一軍攻占天津、直隸。直督李景林餘部推入山東與張宗昌形成直魯聯軍,伺機反攻馮玉祥。直魯聯軍的方振武山東肥城起義改編為國民五軍。

隨著郭松齡兵敗,1926年1月1日,馮玉祥通電下野,轉赴包頭。1926年1月,退回東北的張作霖宣布東三省自治。得到英國支持的直系吳佩孚在「討赤」的背景下聯絡宿敵——日本支持奉系張作霖。魯督張宗昌也力促吳張合作反馮。1926年1月5日,張作霖致電吳佩孚表示諒解。吳佩孚於1926年春應張作霖釋嫌修好,共除馮玉祥的密約[2]:82。1926年春初,張作霖父子乃整編殘部,率師再度入[1]:368。直奉再度聯合,共組「討赤聯軍」合圍馮玉祥國民軍。1926年1月20日,馮玉祥國民軍對奉直聯軍的戰鬥在山海關、山東、河南同時展開。守關原「叛將」魏益三不支,率其「國民四軍」逃往保定[1]:368。張學良精銳乃佔領灤州,直指天津[1]:368。張作霖檄調敗退山東之李景林和張宗昌「直魯軍」攻其南;張作霖更遺專使與吳佩孚釋嫌修好,約他自武漢北攻馮軍於信陽,並誘引閻錫山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1]:368

1926年2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海設防,並以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日艦砲戰[1]:369。日本人首先對馮軍布雷,提出抗議[1]:369。3月16日,西八大帝國主義國家,聯合援引《辛丑和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時限期「最後通牒」[1]:370。段祺瑞乃勸馮部停止布雷[1]:370。3月18日,數千北京學生和市民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諜」[1]:370。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和約》[1]:370。奉軍在日軍掩護下占領天津,引發北京三一八慘案。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1]:371。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走向西北[1]:371。3月20日,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1]:371。未幾鮑羅廷亦偕大批中國國民黨要人顧孟餘陳友仁譚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庫倫[1]:371。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中國國民黨[1]:371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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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馮軍將領、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派兵包圍執政府、繳衛隊械,將段祺瑞趕入「東交民巷[1]:373。鹿鍾麟為自保乃釋放前總統曹錕,聲言願重隸麾下;並通過曹錕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希望圖謀共拒奉系張作霖父子,然而吳佩孚與奉系張作霖另有密約,拒不接納[1]:373。鹿鍾麟自知難以獨力抵抗奉軍,便於4月15日全師撤出北京,退守南口[1]:373。馮軍既然撤退,那由張宗昌、張學良、李景林所率奉軍及直魯聯軍乃長驅而入,佔領北京,段祺瑞「臨時執政」也就此結束[1]:373。一時中樞無主,由顏惠慶等暫時「攝行大總統職」,勉強維持政府[1]:373

5月至6月,張作霖、吳佩孚代表再磋商,決定暫時維持顏惠慶內閣;雙方則合力解決馮之「國民軍」[1]:373。6月26日,張作霖親自蒞臨北京會晤吳佩孚[1]:377。三日後,張作霖離開北京,吳佩孚主動北上親自指揮南口之戰討馮[1]:377。其後張作霖往返於天津、奉天之間[1]:377

在奉直兩軍東南兩方夾擊之下,馮殘部向西北轉移以求自保[1]:374。5月下旬,馮部國民軍石友三韓復榘等部,侵入大同[1]:374閻錫山連電張作霖、吳佩孚告急[1]:374。吳佩孚攻南口逾月無功,張作霖始令少帥張學良接手,以奉軍重砲轟斃國民軍萬餘人,於1926年8月14日攻克南口[1]:377。馮軍西往綏遠[1]:377李宗仁認為:直系討馮戰爭在華北吸收精銳部隊,湖北全境空虛,如果利用唐生智為前驅,乘機北伐,擊吳佩孚於立足未穩之時,可以一鼓而下武漢[3]:266

1926年4月,陝豫地方軍閥劉鎮華加入直奉集團,開始圍困西安,長達8個月,致使數萬人餓死。後被馮玉祥反攻擊敗。

1926年4月底奉直晉魯各軍在北京居仁堂召開軍事會議,認為:「國事糜爛,民彝陵替,實由國際共產黨之圖赤化我中國也,以言義戰,首當討赤。」決定兵分三路攻打國民軍:奉軍進攻熱河,吳軍進攻南口,晉軍進攻綏遠,推吳佩孚為反赤聯軍總司令。奉直聯盟擴展到與晉、陝、甘各地大小軍閥的聯盟。1926年5月10日,直、奉、晉等各方曾在北京成立了「討赤各軍聯合辦事處」,除奉直軍閥要人出席外,閻錫山、劉鎮華孔繁錦張兆鉀等晉陝甘地方軍閥均派代表參加,「共謀軍事上之統一,以期徹底的討伐赤化」。奉直聯盟的勢力進一步擴展,北洋體系在反赤旗幟下實現重新整合。直奉等軍閥還採取政治與刑事手段打擊赤化勢力,在社會範圍內取締赤化宣傳,製造反赤輿論。1926年4月,直奉聯軍打敗馮玉祥國民軍進入北京之後,張作霖立即以「宣傳赤化」為名查封《京報》報館,槍殺社長邵飄萍。魯督張宗昌也以「赤化」罪名處死《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申報》報道,北京衛戍司令部奉令檢查各處來往郵件,發現宣傳赤化者,一律扣留。同時,對北方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書籍嚴格控制。王懷慶就任京津衛戍總司令後,頒布治安辦法,規定凡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槍斃邵飄萍後,北京報界之一部分,乃大起恐慌,有迅速躲避者,而北京學界之恐懼,亦達於極點。代理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及師範、中俄法政等各大學教授、學生中之共產黨員,均已避匿。北京大學已焚燒過激之書籍文書。……奉直將領商定檢查國立九校赤化份子,北大教員學生請假甚多。」北京高校的許多教師包括魯迅紛紛南下。黃郛的妻子沈亦云回憶北伐期間,北方社會大家都視「容共」為洪水猛獸,對於「赤化」、「共產黨」等話題「恐懼而不敢討論」。[4]大批文化人的南移以及他們對北京的這種觀感也表明了知識界對待直奉軍閥的態度,其存在的道義基礎已經開始瓦解。[5]

1926年5月30日五卅事件周年,中共公開認為五卅後一年間全中國的反帝運動已變為全中國的反赤運動,中國革命的高潮變為反革命的高潮。[6]

對北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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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頒布動員令,7月9日「誓師北伐[1]:377。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曾寫有《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一文。

1926年11月下旬,孫傳芳單車北上,在天津向張作霖請罪求援[1]:378。同時向張作霖勸進,公推張作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1]:378。11月30日,張作霖在天津通電就職[1]:378。12月27日,移節北京[1]:378。1927年4月6日,張作霖父子取得「公使團」支持,一舉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1]:381。搜查之後,逮捕國共兩黨地下領袖60餘人[1]:381。略經審判,李大釗中國共產黨員20餘人判處「絞刑」,並公佈搜得中俄文資料編纂成《蘇聯侵華陰謀文證彙編》,贏得蘇聯以外各帝國主義駐華公使一致喝采[1]:381。6月18日,張作霖公布《軍政府組織令》,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出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1]:381。原攝政內閣總理顧維鈞呈請辭職,由潘復繼組「軍政府內閣」[1]:381

1927年初,張作霖發重兵南下[1]:379。東路由張宗昌指揮「直魯軍」循津浦線前進,3月間進佔南京,入駐上海[1]:379。孫傳芳撤往江北[1]:379。2月至3月,西路由張學良指揮奉軍主力,循京漢鐵路南下,進佔鄭州[1]:379。吳佩孚兩面受敵,西入四川,依附楊森[1]:379

1926年4月中,馮玉祥與第三國際中國國民黨洽談妥當,4月底他就接受蘇聯邀請,偕徐偕等一行到莫斯科[1]:372。9月,馮玉祥自蘇聯返國後,整飭國民軍為「國民聯軍」,自任總司令[1]:384。9月17日,馮五原誓師,宣言接受三民主義,效忠中國國民黨;旋即率部入陝西[1]:384。1927年夏天,奉軍戰敗撤出河南,馮軍重入河南[1]:384。6月10日,馮與汪精衛唐生智等開「鄭州會議」,接防鄭州[1]:384。6月19日,馮旋即奉蔣介石電召,東去徐州與蔣介石、李宗仁等舉行「徐州會議」[1]:384隴海鐵路西段重入馮軍掌握[1]:384。1928年初,蔣總司令復職,馮擁眾40萬,「國民聯軍」受命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遵命北上討伐奉軍[1]:384

1926年底,安國軍副司令閻錫山遣密使趙戴文南昌見蔣,願意加入國民革命軍[1]:384。1927年,張學良敗於郾城,撤出鄭州,閻錫山自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遺商震北入綏遠,進據張家口[1]:384。1月15日,傅作義東進直隸,佔領涿州[1]:384。張學良乃回師圍傅作義於涿州;於察哈爾、綏遠之間邀擊打敗商震[1]:384-385。奉軍尾追入晉[1]:385。傅作義堅守涿州不降[1]:385。張學良調集重砲,誓拔涿州;奉軍積憤動用毒氣瓦斯砲彈,亦不奏效[1]:385。至1928年1月6日,傅作義彈盡援絕,接受奉軍和平條件[1]:385。不久,閻錫山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1]:385

1928年5月,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決定全師出關[1]:386。6月4日清晨5時30分,日本「關東駐屯軍」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1]:387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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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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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045 1.046 1.047 1.048 1.049 1.050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0 1.071 1.072 1.073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1.088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1.097 1.098 1.099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1991年7月29日,原載於《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三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張學良口述歷史》 初版. 台北: 遠流出版. 2009-03-01. 
  2. ^ 蘇錫麟自述. 〈我在張、吳合作中的親身經歷〉. 全國政協 (編). 《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 文史資料出版社. 
  3. ^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 《李宗仁回憶錄》(上) 初版. 台北: 遠流出版. 2010-02-01. 「順流而東,便可師的故智,直搗,統一長江流域,則全國不難定了。」 
  4. ^ 沈亦云:《亦云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243頁。
  5. ^ 王建偉:「以反赤化的名義:北京政府後期奉直等系軍閥的軍事行動」,《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2期,第168-176頁
  6. ^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五卅周年紀念告全國民眾」,《先導》,第155期,1926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