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南非关系
中华民国—南非关系是指中华民国与南非共和国（通称南非、斐）之间的关系。两国于1912－1997年有官方外交关系。双方原先为领事关系，后于1976年建交，升格为大使级。断交后，于对方首都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代表机构。
 | |
 中华民国 |
 南非 |
|---|---|
| 代表机构 | |
| 驻南非共和国台北联络代表处 | 南非联络办事处 |
| 代表 | |
| 代表 廖文哲 大使[注 1][4] | 代表 安德汉[5] Hugh Graham Anderson |
1990年代后，20多个中华民国邦交国中仅剩4个较为重要的友邦国家，分别为沙特阿拉伯、梵蒂冈、韩国及南非，之后沙特阿拉伯（1990年）及韩国（1992年）先后与中华民国断交。1998年1月1日与南非断交后，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中较具国际重要地位者只剩梵蒂冈。
政治 编辑
外交 编辑
1919年，中华民国于约翰内斯堡设立驻南斐洲总领事馆，总领事由前清廷任命的大清国驻南斐洲总领事刘毅继续担任。1932年6月14日，更名为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6]。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两国继续维持关系。虽然南非支持中华民国续留联合国，但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两国关系逐渐冷淡，后南非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而又向中华民国靠拢[7]。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期间，中华民国是唯三仍然与南非维持外交关系的亚洲国家（另外两国为日本和以色列）。
1967年，南非设立驻台北总领事馆，并派驻总领事。
1974年，中华民国在南非设立商务专员处。
1976年4月26日，两国关系提升至大使级。于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设立中华民国驻南非共和国大使馆；于首都台北设立南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并互派大使[6][8]。而双方当时处于类似的处境，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杨西昆说：“南非与我国（中华民国）皆共同参与反共阵线，我们支持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以及自由主义”[7]。
1980年10月13日，南非总理波塔伉俪抵台访问，由行政院长孙运璿接机；10月15日与总统蒋经国会晤，蒋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颁赠特种大绶卿云勋章予波塔[7]。两人并共同校阅中华民国海军。同年行政院院长孙运璿亦访问南非[9]。
1987年11月28日，南非航空295号班机自台湾中正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南非约翰内斯堡途中，于毛里求斯东南250公里的印度洋上空起火并坠毁，机上159人全数罹难。起火原因至今不明，由于当时的南非和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政治上往来密切，因此一度传出机上挟带了核子物质或军火而导致空难的说法。但皆未能证实。事后，航空公司应罹难者家属的要求，在中正机场附近的竹围海水浴场兴建了纪念碑。
1993年7月，甫获释的南非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抵台访问，与总统李登辉会晤。李登辉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颁赠特等大授景星勋章予曼德拉。
1994年5月10日，总统李登辉访问南非，参加曼德拉的总统就职典礼并与其会晤，李登辉承诺全力支持南非新政府推动“重建暨发展计划”；曼德拉则保证，除非中华民国做出对不起南非之事，否则南非将不会与中华民国断交[10]。
1996年6月30日，南非外交部长恩佐率领“事实考察团”抵台访问，重申与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的坚定立场，但亦表示希望维持并加强与两岸的友好关系；中华民国则重申全力支持“重建暨发展计划”，对南非希望与中共发展关系的立场亦表示了解，但强调南非加强两岸关系的立场不应以牺牲两国外交关系为条件。11月27日，受到南非共产党等国内亲共派压力的南非政府表示将与中华民国断交，且将于1998年1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0][11][12]。
对于南非断交的决定，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章孝严于1996年12月3日前往南非进行严正交涉，但南非方面仅称将与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以外之最高层级关系”（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representation short of full diplomatic recognition），并未提出具体办法。中华民国政府于是采取3项因应措施：召回驻南非大使、中止两国间大部分合作及援助计划、两国间的有效条约及协定，多数予以中止。此后，两国又举行第2、3次高层会谈，以及外交部官员的12次工作阶层会谈，在谈判过程中，两国对于“外交关系以外之最高层级关系”的看法，在认知上有相当大差距。最后，为继续维持两国间的实质关系与共同利益，于1997年底就新关系达成协议，并自1998年1月1日起，于对方首都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代表机构[10]。
1997年11月18日，在南非与中华民国断交前夕，白晓燕命案的主嫌陈进兴闯入南非驻华武官卓懋祺上校家中，并要求接受外国记者访问，使整件事情升高成为国际事件。
1997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常务次长郑文华召见南非驻华大使史寇兹（Cornelius Van Niekerk Scholtz），对于南非即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提出最强烈抗议，宣布终止与南非的外交关系。史寇兹则说明与其建交是基于国际政治考量，南非是主权独立国家，未来双边关系不会被其左右[13]。
1998年1月1日，南非总统曼德拉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华民国与南非断交[6]，而曼德拉亦颁赠南非最高荣誉勋章予受到断交影响离任的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陆以正并亲自送机[12]。断交后，中华民国终止了对南非的经济、建设援助[11]。
2020年7月30日，前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逝世，前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表示哀悼。[14]
人员互访（1980年至今）： 编辑
仅列举部分名单
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10]、前副总统吕秀莲[15]、行政院长孙运璿[9]、司法院长翁岳生[16]、行政院副院长林洋港[17]、徐立德[18]、政务委员黄昆辉[19]、外交部长钱复[20]、章孝严[21][10]、国防部长蒋仲苓[18]、经济部长林义夫[16]、法务部长施启扬[22]、外交部政务次长房金炎[23]、李大维[24]、高英茂[25]、柯森耀[26][6]、经济部政务次长卓士昭[27]、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林奏延[26]、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焦仁和[28]、张富美[25][16]、吴英毅[26]、环境保护署长郝龙斌[25]、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保基[26]、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裕璋[29]、体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全寿[30]、台北市议会议长吴碧珠[30]。
南非：总统／前总统德克勒克（旧译狄克勒）[31][30][32][33][29][34]、总理波塔[7]、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总统咨议院主席郝里夫（J. W. Greff）[35]、国民议会议长勒赫朗西[36]、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苏特纳[37]、外交部长鲍达[38][39][31]、恩佐[18]、外交部次长巴哈得[10]、农业部长狄维里[40]、卫生部长范德[41]、查芭拉-姆西曼[42]、狱政部长史考撤那（Ben Skosana）[24]、全国教育部长狄克勒[31]、矿业暨能源部长狄克勒[31]、艺术文化暨科技部长姆查理（Linoel Mtshali）[10]、空军总司令克里尔[43]、西开普省长莫克（G. N. Morkel）[28][44]、比勒陀利亚市长史瓦那波（Karel Swanepoel）[10]、开普敦市长索罗梦（Theresa Solomon）[10]、茨瓦内市长席曼格[15]、大主教图图[32]、非洲民族议会副主席席苏鲁[45]。
代表机构 编辑
1998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设立具大使馆功能的驻南非共和国台北联络代表处。另于第1、第2、第3大城分别设立具领事馆功能的驻约翰内斯堡台北联络办事处（2009年10月31日关闭）、驻开普敦台北联络办事处、驻德班台北联络办事处（1998年7月6日关闭）；南非亦同时在台北设立具大使馆功能的南非联络办事处[6][8][4][5]。
经济 编辑
贸易 编辑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外贸协会）于南非第1大城约翰内斯堡设立台湾贸易中心[46]。经济部国际贸易署也在约翰内斯堡设立驻南非代表处经济组[47]。
两国贸易具有互补性质，南非是中华民国的煤、铀、铁等矿产重要供应国，亦是在非洲地区的首要市场与贸易据点[32]。
1970年，两国的总贸易额达到70万美元。
1972年，两国的总贸易额达到570万美元，如此快速增长的主因是南非出口玉米至中华民国。
1975年，中华民国与南非签订贸易协定。
1980年代，双方的贸易关系快速成长，例如1986年贸易额为5亿4,600万美元，隔年1987年贸易额为9亿1,100万美元，总共成长约67%。
1985年，南非出口至中华民国的货品为金属矿物，占其出口的69%；而由中华民国出口至南非的货品为纺织品与机械设备为主，分别占了27%与22%。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新加坡、与韩国开始大量投资南非。
1989年，双方对于对方公民所发出的商务签证达到2,000张／年，是所有国家中最多者。
2012年6月16日，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委托外贸协会与54家台湾业者执行“游龙专案”，筹组“2012年非洲南撒哈拉拓销团”。共前往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安哥拉，是台湾历来拓销非洲最大团[48]。
| 年分 | 贸易总额 | 年增减 | 排名 | 出口至南非 | 年增减 | 排名 | 自南非进口 | 年增减 | 排名 |
|---|---|---|---|---|---|---|---|---|---|
| 2018 | 1,732,246,854 | ▲10.010% | 32 | 694,297,290 | ▲10.892% | 33 | 1,037,949,564 | ▲9.428% | 32 |
| 2019 | 1,147,095,846 | ▼33.780% | 41 | 580,245,769 | ▼16.427% | 35 | 566,850,077 | ▼45.388% | 40 |
| 2020 | 955,810,567 | ▼16.676% | 39 | 460,834,566 | ▼20.579% | 36 | 494,976,001 | ▼12.680% | 41 |
| 2021 | 1,582,083,705 | ▲65.523% | 39 | 567,689,074 | ▲23.187% | 39 | 1,014,394,631 | ▲104.938% | 34 |
| 2022 | 2,303,513,770 | ▲45.600% | 33 | 753,130,239 | ▲32.666% | 36 | 1,550,383,531 | ▲52.838% | 31 |
| 2023 | 1,806,558,489 | ▼21.574% | 35 | 552,660,339 | ▼26.618% | 39 | 1,253,898,150 | ▼19.123% | 32 |
2020年的两国贸易主要项目如下：
出口至南非的主要项目为：车辆之零件与附件、冷冻鱼；电话机与其他传输或接收声音、图像或其他资料之器具；热轧之铁或非合金钢扁轧制品、苯乙烯之聚合物、铸模；记忆、录音或录影装置；钢铁制螺钉、螺栓、螺帽、铆钉或垫圈；针织或钩针织品、不锈钢扁轧制品；自动资料处理机、磁性或光学阅读机；特定用途机器之零件与附件、钢铁制之其他管与空心型；聚缩醛、环氧树脂、醇酸树脂、聚碳酸酯、聚丙烯酯与其他聚酯、聚醚；车用之电气照明或信号设备、非动力之两轮与其他脚踏车、合成纤维丝纱梭织物、橡胶或塑料加工机、出口未超过5万新台币之小额报单与其他零星物品、特定用途器具之零件；机器脚踏车与脚踏车装有辅助动力者、边车；塑料制自粘性板、片、条或膜；蓄电池；计算器、收银机、会计机、邮资机、售票机与类似机器；有机表面活性剂、洗涤与清洁制剂；合成橡胶之板、片、条与从油类获得之硫化油膏；饱和非环一元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与过氧酸，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利用印刷版、滚筒与其他印刷组件之印刷机以及打印机、复印机与传真机等。[50]
自南非进口的主要项目为：煤、煤砖、煤球与煤制类似固体燃料；玉蜀黍、小客车与其他主要设计供载客之机动车辆、铁合金、铂族金属；含金属、砷或其化合物之熔渣；载货用机动车辆、贵金属矿石、未初梳或精梳之棉花、固体甘蔗糖或甜菜糖与化学级纯蔗糖；鲜苹果、梨与榅桲；丙烯或其他烯烃之聚合物、铁或非合金钢之半制品；离心分离机、液体或气体过滤与净化机具；鲜或干之柑橘类果实、软件类动物、生铁与镜铁、未经塑性加工镍、初梳或精梳之羊毛与动物粗细毛、铜矿石；非环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苏打或硫酸盐化学木浆；铜条、杆与型材；薪材、木片或粒片、锯屑、废材；铌、鈤、钒或锆矿石；鲜或干坚果；铸模用粘合剂、化学制品；鲜或干葡萄、酚或酚醇、高温蒸馏煤焦油所得之油类等。[51]
南非对中华民国的聚氯乙烯产品课征反倾销税，税率22.6%，自2018年12月14日公告续课5年，至2023年12月13日。[52]
投资 编辑
1987年，中华民国在南非投资金额达到1亿美元。
大部分台商于1994年南非新政府成立之前即前往投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1998年两国断交后，台商在南非的新投资案极少。1990年代在南非的台商达到2,000家，但由于南非劳工薪资不断提高、罢工事件频传、电价大幅上扬、政府效率不彰、治安不佳等因素导致台商的投资风险提升，以致于不断从南非迁厂或撤资，至2020年仅存约450家，总投资金额约20亿美元。台商大部分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德班、布隆方丹、大新堡、东伦敦、开普敦等地区。[53]
投资产业多数为汽车组装、纺织成衣、塑料制品、制鞋、电子与电器等制造业为主。其余为零售、珠宝、房地产、餐饮、个人融资、旅行社、小型超市等商业与服务业。另有从事兰花、果园、蔬菜种植、水产养殖等农业。在制造业中，以从事纺织成衣的家数较多、具重要地位，目前在南非经营纺织成衣的台商约有60家，主要分布于大新堡、德班、雷地史密斯、东伦敦等地，雇用超过5,000人，其中德隆纤维与台元纺织较具规模，各雇用员工约1,200人与800人。据估计台商在南非雇用员工总人数约4万人。[53]而鸿友科技与South Ocean Holdings Ltd.是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台湾银行在南非设有分行，长荣海运亦设有据点。[54]最新的投资案是中兴电工在Dube经济特区设厂生产氢燃料电池，供应南非与非洲市场。[52]
根据中华民国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统计，截至2020年，南非前往台湾的总投资金额约3,240万美元，计有145件。主要为批发、土石采取、金融保险等，占总外来投资的0.01%。[54]
会展 编辑
两国自1999年起举行“台斐经贸咨商会议”，至2018年已举行第13届，预计2021年举行第14届；自1999年起举行“台斐双边论坛会议”，至2020年已举行11届；自2011年起举行“台斐民间经济联席会议”，至2020年已举行第3届。[54]
组织 编辑
目前已成立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约堡台湾商会、豪登省台湾商会、大新堡台湾商会、自由省台湾商会、那他省台湾商会、北开普省台湾商会、东开普省台湾商会、开普敦台湾商会、青商会等。[54]
交流 编辑
军事 编辑
中华民国与南非的军事合作关系在当时相当紧密。1980年，中华民国与南非达成协定：在六年之内运送4,000吨的铀至南非，进行中华民国、南非及以色列的三方核能技术交流[7]。
侨民 编辑
华裔南非人散居于南非各处，他们的祖先移民至南非可追溯到荷兰建立开普殖民地时期，然而有些台商则是在种族隔离政策时代由台湾移居至南非[55]。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南非治安逐渐败坏，目前在南非的华侨已大减。2000年，华侨人数约2万8,000人，台湾侨民约1,2000人[56]。至2017年，台湾侨民约8,000人，传统侨社侨民约2,000人[15]。
南非裔入籍台湾者 编辑
台湾媳妇露易莎（原籍南非）[57]、南非职业歌手罗茨（Mari Lotz）等人。
援助 编辑
南非依据两国间的合作专案，曾多年派员参加台湾各有关机关协办的多项经贸训练班、海外职训师训练班、土地改革训练班、国际租税班等。1994年，在南非新政府成立后，中华民国即协助设立职训中心、蔬菜训练中心、中小企业信贷保证基金；以及推动小农计划、社区森林计划、退除役官兵辅导计划、培训创业青年计划、边远地区开凿水井计划、土地改革训练与技术及教育改革计划等。但在南非总统曼德拉宣布1998年1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即于1996年12月5日起中止大部分的合作计划及援助案[10]。
2020年5月，对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全球扩散，中华民国捐赠南非5万片医疗用口罩，协助第一线医护人员对抗疫情[58]。
学术 编辑
中华民国外交部提供“台湾奖学金”、教育部则提供“华语文奖学金”，以及各类讲习班名额给与南非官员与学生赴台进修，促进双边文教、技训交流[15]。
协定 编辑
| 日期 | 签署 | 备注 |
|---|---|---|
| 1975年2月26日 | 《中华民国政府与南非共和国政府间贸易协定》 | 以下简称中斐 |
| 1975年10月7日 | 《中斐玉米贸易协定》 | |
| 1977年1月11日 | 《中华民国邮政局与南非共和国邮政局互换邮政包里协定》 | |
| 1978年1月26日 | 《中斐相互渔业关系之协定》 | |
| 1979年10月29日 | 《中华民国经济部中央标准局与南非共和国标准局技术合作协定》 | |
| 1980年3月11日 | 《中斐双边空中运输业务协定》 《中斐航海互惠协定》 《中斐互免海空运输事业所得税协定》 |
[注 2] |
| 1980年3月12日 | 《中斐科学暨技术合作协定换文》 | |
| 1980年3月18日 | 《中华民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与南非共和国科学暨工业研究委员会科技合作交换合约》 | |
| 1982年2月5日 | 《中斐农业科学暨技术合作协定换文》 | |
| 1983年2月4日 | 《中斐气象合作协定换文》 | |
| 1983年3月28日 | 《中斐医药研究合作交换协定》 | |
| 1983年5月19日 | 《中斐共同遵守一九六九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 | |
| 1983年9月26日 | 《中斐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合作交换协定》 | |
| 1985年4月22日 | 《中斐矿业与能源合作协定》 | |
| 1987年10月30日 | 《中斐引渡条约》 | [注 3] |
| 1988年1月12日 | 《中斐为提供医护人员进行训练之医疗合作协议》 | |
| 1988年4月25日 | 《中斐农业科技人员交换访间办法（依据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日签订之农业科学暨技术合作协定）》 | |
| 1989年6月15日 | 《中斐人口发展合作协定》 | |
| 1989年6月19日 | 《中斐文化协定》 | |
| 1990年1月29日 | 《中华民国农业委员会与南非共和国农业发展部间植物品种交换办法》 《（中华民国）农业委员会与（南非共和国）农业发展部间农业科技人员暨机构合作联系办法》 |
|
| 1991年2月4日 | 《中华民国工业技术研究院与南非共和国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间国家量测标准相互认可协定》 | |
| 1991年7月11日 | 《中华民国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委员会与南非共和国研究发展基金会间双边科学合作协定》 | |
| 1991年7月31日 |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与南非商会间实施中斐货品暂准通关证制度议定书》 | [注 4] |
| 1991年11月15日 | 《中斐促进投资合作协定》 | |
| 1993年11月6日 | 《中华民国实验室认证体系与南非共和国校正体系间校正服务相互认可技术谅解》 | [注 5] |
| 1994年2月14日 | 《中斐避免所得税双重课税及防杜逃税协定》 | |
| 1994年9月29日 | 《中华民国原子能委员会与南非原子能公司关于原子能和平使用合作协定》 | |
| 1995年12月7日 | 《中斐设立职业训练中心技术协助协定》 | |
| 1996年8月29日 | 《中斐关于设置南非社区森林计划协定》 《中斐教育援助了解备忘录》 |
|
| 1996年9月2日 | 《中斐保育濒临绝种物种技术合作协定》 | |
| 2003年2月21日 | 《驻南非共和国台北联络代表处与驻台北南非联络办事处间警政合作了解备忘录》 | 以下简称台斐 |
| 2006年9月15日 | 《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南非共和国金融服务署关于资讯交换合作及咨询了解备忘录》 | |
| 2009年10月23日 | 《中华民国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与南非贸易工业部中小企业发展局协议备忘录》 | |
| 2010年12月 | 《台斐民间经济合作备忘录》 | [61] |
| 2013年4月14日 | 《台斐农林渔业合作协议》 | |
| 2013年7月24日 | 《台斐艺术及文化合作协议》 《台斐刑事司法互助协议》 |
|
| 2015年8月1日 | 《台斐司法合作协议》 |
签证 编辑
两国国民皆须申请签证方可入境对方国家。持中华民国护照与邀请函的中华民国国民须先行致电在台北的南非联络办事处预约办理时段，并亲自前往办理签证。18岁以下未成年人入出境南非海关时，须出示完整出生证明[62]。
持南非护照的南非国民抵台参加国际会议、运动赛事、商展活动，则可以电子签证入境中华民国，停留最多30天并不得延期[63][64]。
交通 编辑
航空 编辑
客运 编辑
两国无直航班机，可经由（不计航点远近，截至2023年6月30日）：
- 台北→北京-首都、深圳、香港（*2023年8月1日复航南非）、新加坡、迪拜、伊斯坦布尔、悉尼、伦敦、巴黎、慕尼黑（季节性飞南非）、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再转机前往南非的国际机场。
- 台中→深圳[注 6]、香港*→南非。
- 台南→香港*→南非。
- 高雄→北京-首都、深圳、香港*、新加坡→南非。
驾车 编辑
持有中华民国国际驾驶执照、中华民国汽车驾驶执照（外交部领事事务局英文译本）可在南非驾车；若无两者，则必须具有南非永久居留权，并经笔试及路试后取得南非驾驶执照[65]。
注释 编辑
- ^ 2012年9月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为统一驻外人员内部职称，明定大使馆、代表处设大使、公使，代表处对外仍称代表、副代表；办事处设总领事、副总领事，对外仍称处长、副处长。[1][2]
代表处馆长为特任或简任第十三职等至第十四职等者任大使衔代表、简任第十二职等至第十三职等者任公使衔代表；办事处长为简任第十二职等者任总领事衔处长、副处长为简任第十职等至第十一职等者任副总领事衔副处长。[3]
注：部分驻外机构名称虽使用“办事处”，但层级等同“代表处”，馆长为代表。 - ^ 1991年11月15日续签空运协定
- ^ 由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丁懋时与南非驻华大使濮麟士（Christoffel Caesar Prins）在台北共同签署[60]。1988年5月24日，由中华民国法务部长施启扬与南非司法部长柯特在开普敦互换条约批准书并生效[22]。
- ^ 1991年8月9日签署协定
- ^ 1999年5月7日签署协议
- ^ 斜体 表示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而暂停台湾航点。
参考文献 编辑
- ^ 外交部針對本（8）月31日媒體報導我駐無邦交國家代表對內改稱「大使」事，特澄清說明. 公众外交协调会 (新闻稿). 中华民国外交部. 2012-08-31 [2022-12-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09）.
- ^ 陈培煌. 統一名稱 代表對內稱大使. 中央通讯社. 2012-08-31 [2022-12-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09）.
- ^ 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中华民国法务部全国法规数据库. 2018-06-13 [2022-12-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09）.
- ^ 4.0 4.1 駐外館處. 中华民国外交部. [2023-08-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8-31）.
- ^ 5.0 5.1 駐臺外國機構. 中华民国外交部. [2023-08-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8-31）.
- ^ 6.0 6.1 6.2 6.3 6.4 《中華民國103年外交年鑑》〈第二章 對外關係〉 (PDF). 中华民国外交部. [2017-02-2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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