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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葵·利維特
Jacques Rivette
Jacques Rivette looking at the camera
2006年的利維特
出生Jacques Pierre Louis Rivette
(1928-03-01)1928年3月1日
 法國魯昂
逝世2016年1月29日(2016歲—01—29)（87歲）
 法國巴黎
職業電影導演、影評人、戲劇導演
活躍時期1948年–2009年
知名於《瘋狂的愛情（英語：L'amour fou (1969 film)）》
《出局（英語：Out 1）》
《塞琳和朱莉出航記（英語：Celine and Julie Go Boating）》
《北方的橋（英語：Le Pont du Nord）》
《不羈的美女（英語：La Belle Noiseuse）》
運動法國新浪潮
配偶瑪麗盧·帕羅利尼（英語：Marilù Parolini）（離婚）
韋羅妮克·馬尼耶-利維特（至死）
獎項

積葵·利維特（法語：Jacques Rivette，法語發音：[ʒak ʁivɛt]；1928年3月1日—2016年1月29日），法國電影導演和影評人，其職業生涯與法國新浪潮運動和《電影筆記》雜誌緊密相連。他一生共執導了二十九部電影，包括《瘋狂的愛情（英語：L'Amour fou (film)）》（1969年）、《出局（英語：Out 1）》（1971年）、《塞琳和朱莉出航記（英語：Celine and Julie Go Boating）》（1974年）、《不羈的美女（英語：La Belle Noiseuse）》（1991年）等。他的作品多為長片，以即興創作和鬆散的敘事結構著稱。

受讓·谷克多的啟發，利維特決心成為一名電影人，並在二十歲時拍攝了他的第一部短片。他於1949年搬到巴黎追求自己的事業，並頻繁出入亨利·朗格盧瓦（英語：Henri Langlois）的法國電影園和其他電影俱樂部（英語：Film society）。在那裏，他結識了法蘭索瓦·杜魯福、尚盧·高達、伊力·盧馬、哥羅迪·查布洛等未來的法國新浪潮成員。1953年在安德烈·巴贊的邀請下，利維特加入了《電影筆記》雜誌。在其撰寫的影評中，他推崇美國類型片，特別是尊·福、亞弗列·希治閣和尼古拉斯·雷等導演的作品。同時，他對主流法國電影持嚴厲的批評態度。利維特的文章備受同行讚賞，被認為是雜誌中最出色、最犀利的，尤其是他1961年發表的《論厭棄》一文，以及他與杜魯福合著的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導演訪談。在他拍攝的短片中，《棋局》常被視為法國新浪潮電影的開山之作。杜魯福後來將這一運動的興起歸功於利維特。

雖然利維特是第一位開始製作劇情長片的新浪潮導演，但他的《巴黎屬於我們（英語：Paris Belongs to Us）》直到1961年才上映。那時，夏布洛爾、杜魯福和高達已經發行了自己的處女作，並使新浪潮運動在全世界流行起來。利維特在60年代初成為《電影筆記》的主編，並公開與法國審查制度對抗，為他的第二部長片《女教徒（英語：The Nun (1966 film)）》（1966年）爭取發行權。之後，他重新評估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在《瘋狂的愛情》中發展出獨特的電影風格。受1968年五月風暴、即興戲劇，以及採訪電影導演尚‧雷諾亞的影響，利維特開始與大批群演員合作進行角色塑造，並讓事件在鏡頭前自然展開。這種技巧促成了長達十三小時的《出局》，儘管很少放映，但被視為電影愛好者（英語：Cinephilia）的聖杯。他70年代的作品，如《塞琳和朱莉出航記》，常融入幻想元素，且評價更高。然而，在嘗試連續拍攝四部電影後，利維特經歷了一次精神崩潰，之後他的事業停滯了幾年。

80年代初，他與監製馬蒂娜·馬里尼亞克（法語：Martine Marignac）建立了業務合作關係，後者製作了他此後的所有電影。從那時起，利維特的作品產量增加，他的電影《不羈的美女》獲得了國際讚譽。在完成《36個視角看聖盧普山（法語：36 Vues du pic Saint-Loup）》（2009年）後，他退休了。三年後，人們得知他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利維特非常注重個人生活的私隱，60年代初他曾與攝影師兼編劇瑪麗盧·帕羅利尼（英語：Marilù Parolini）短暫結婚，後來又與韋羅妮克·馬尼耶結婚。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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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950年：早年生活和移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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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葵·皮埃爾·路易·利維特於1928 年出生於法國塞納-馬里蒂姆省的魯昂市，父親是安德烈·利維特，母親是安德烈·阿米亞德。他來自一個藥劑師世家。[1]根據童年好友安德烈·呂埃朗（英語：André Ruellan）的說法，利維特的父親是一位技藝高超的畫家，熱愛歌劇。[2]他的妹妹回憶說，他們在魯昂的家就在一家電影院旁邊，她曾和利維特以及祖父母一起在那裏觀看百代電影公司出品的9.5毫米底片（英語：9.5 mm film）菲力貓卡通片。[3]利維特少年時在皮埃爾·科內耶預科高中（英語：Lycée Pierre-Corneille）接受教育[4]，而後在上大學期間他曾短暫學習文學來豐富自己的業餘時間。[5]受讓·谷克多關於拍攝《美女與野獸（英語：Beauty and the Beast (1946 film)）》（1946年）的書籍啟發，利維特決定投身電影事業，並時常出入電影俱樂部（英語：Film society）。[6]1948年，他在魯昂的聖卡特琳丘坡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周遭》（法語：Aux quatre coins）。[7][2]次年，他和朋友弗朗西斯·布歇一起搬到了巴黎[8]，因為「如果你想拍電影，這是唯一的出路」。[5]在抵達巴黎的當天，他就遇到了日後的合作夥伴讓·格呂奧（英語：Jean Gruault），後者邀請他去拉丁區電影俱樂部觀看《布洛涅森林的女人們（英語：Les Dames du Bois de Boulogne）》（1945年）。利維特很欣賞的影評人伊力·盧馬在放映後發表了演講。[9]

儘管利維特向高級電影研究學院提交了自己的作品，但他並沒有被學校錄取。[10]隨後他進入索邦大學就讀，不過很快便開始曠課，與布歇一起頻繁光顧亨利·朗格盧瓦（英語：Henri Langlois）的法國電影園。[11]在電影園裏，利維特、哥羅迪·查布洛、尚盧·高達、法蘭索瓦·杜魯福、蘇珊·希夫曼（英語：Suzanne Schiffman）、格呂奧和布歇沉浸在他們之前不熟悉的無聲電影和早期有聲電影中。[12]這群年輕的電影愛好者（英語：Cinephilia）因常常坐在電影園的前排而結緣。[13]利維特和杜魯福在觀看同一場《遊戲規則》（1939年）時相識[5]，他還連續好幾個月與高達同座，但兩人始終未曾交談，直到後者主動自我介紹。[14]利維特積極參與放映後的討論，侯麥說，在帕納斯影院的電影知識競賽中，他是「無人能敵的」。[15]在巴黎貧困的生活條件下，正是朗格盧瓦的展映和講座讓利維特堅持了下來。他曾對朗格盧瓦說：「您的一句話拯救了我，為我打開了聖殿之門。」[16]與他的同齡人不同，利維特直到70年代還在參加電影園的放映活動。[17]

他和朋友們還參加了拉丁區電影俱樂部的放映活動，該俱樂部由侯麥經營。雖然利維特從1950年開始為《電影公報》撰寫影評影評（英語：Bibliography of Jacques Rivette）——這份雜誌由侯麥創辦，布歇擔任助手——但該雜誌在出版五期後就停刊了。利維特說，成為一名影評人從來不是他的目標，但他稱之為「一次很好的鍛煉」。[18]同年，他拍攝了自己的第二部短片《四對舞》（法語：Le quadrille），由高達製作並主演。高達通過偷走並出售他祖父珍藏的保羅·瓦勒里初版書籍籌集到了資金。[19]利維特形容《四對舞》是一部「無事發生的電影。就是四個人坐在桌子周圍，互相看着對方。」[20]電影評論家湯姆·米爾恩（英語：Tom Milne）說，這部片子「有一種催眠般的、令人着迷的品質，因為它試圖用40分鐘的時間展示當什麼都沒發生時會發生什麼」。[19]利維特回憶說，當這部短片在拉丁區電影俱樂部放映時，「十分鐘後，人們開始離場，到最後，只有讓-呂克和一個女孩留了下來。」[20]後來他稱這部作品為文字主義（英語：Lettrism）風格，並表示文字主義創始人伊西多爾·伊蘇（英語：Isidore Isou）認為該片「很有創意」。[21]

1950年–1956年：影評和《棋差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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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在比亞里茨舉辦的「『被詛咒電影』獨立電影節」上，利維特和他的電影愛好者朋友們由之前的泛泛之交和偶爾合作，變成了親密的好友。這個電影節由影評人積葵·多尼奧爾-瓦爾克羅茲（英語：Jacques Doniol-Valcroze）、安德烈·巴贊和「目標49」（法語：Objectif 49，一個前衛藝術家團體）的成員策劃。[22]利維特、高達、杜魯福和即將成為攝影師的夏爾·比奇穿着休閒裝來到這個盛大的活動，卻被門衛拒之門外，直到讓·科克托允許他們進入。[23]他們公開與「目標49」的成員對抗，大聲批評這個電影節。這為他們贏得了波西米亞式「土耳其青年」和麻煩製造者的名聲，也鞏固了這群人的友誼。[23]夏布洛爾、格呂奧、侯麥和讓·杜謝也參加了電影節，他們一起住在比亞里茨高中的宿舍里。[24]利維特在《電影公報（法語：La Gazette du cinéma）》的11月期刊上批評了這個電影節，稱「目標49」傲慢自大，並宣稱他們取得了勝利。[25]他很快被視為這個小團體的領袖，巴贊稱他們為「希治閣-霍克斯派」。[26]利維特和他的新朋友們通過全天重複觀看同一部電影，然後一起步行回家討論所見所聞來加深彼此的感情。[27]

1951年，巴贊創辦了《電影筆記》雜誌，並聘請了大部分「希治閣-霍克斯派」的成員；利維特從1953年2月開始為該雜誌撰稿。[28]利維特推崇荷里活導演如霍華·霍克斯和費立茲·朗，以及國際導演如羅伯托·羅西里尼和溝口健二。[29]他對那些已確立地位的「法國品質傳統派」導演們進行了嚴厲批評，指出他們畏懼冒險，被金錢所腐蝕。[30]據《電影筆記》作者費雷敦·胡韋達（英語：Fereydoon Hoveyda）說，雜誌的早期撰稿人除了皮埃爾·卡斯特（英語：Pierre Kast）和利維特外，都是政治右翼。[31]1954年初，利維特和杜魯福（暱稱「里沃和特呂費特」）開始對他們敬仰的電影導演進行一系列採訪。這些採訪對電影評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使用一台重達4.1公斤的根德便攜式錄音機，這種錄音機從未被其他記者使用過。在大多數娛樂媒體熱衷於報導演員的簡短言論或軼事的大背景下，利維特和杜魯福與他們採訪過的導演建立了深厚的關係，並將他們的深度訪談逐字刊登。[32]從1954年到1957年，《電影筆記》發表了一系列對知名電影導演的採訪，包括積奎·貝克、阿貝爾·岡斯、霍克斯、亞弗列·希治閣、費立茲·朗、尚‧雷諾亞、羅伯托·羅塞利尼和奧遜·威爾斯。[33]

在撰寫影評的同時，利維特繼續他的電影製作生涯；1952年夏天，他拍攝了自己的第三部短片《娛樂》。夏爾·比奇稱之為「一部介於年輕男女之間的侯麥式馬里沃風格作品」。[34]利維特曾是積奎·貝克和尚‧雷諾亞的助手，他還擔任了杜魯福的短片《訪客（英語：Une Visite）》（1954年）和侯麥的短片《貝蕾妮絲（法語：Bérénice (film, 1954)）》（1954年）的攝影師。[35]渴望拍攝長片的他，談論過改編安德烈·紀德、雷蒙·拉迪蓋（英語：Raymond Radiguet）和恩斯特·榮格作品的宏大計劃。[36]在夏布洛爾和監製皮埃爾·布朗貝熱（英語：Pierre Braunberger）的資金支持下，利維特使用35毫米菲林拍攝了短片《棋差一招（法語：Le Coup du berger）》（1956年）。這部短片由利維特、夏布洛爾和比奇編劇，講述了一個年輕女孩從情人那裏收到貂皮大衣，並必須將其隱藏起來不被丈夫發現的故事；片中由利維特配音的旁白將劇情描繪得如同棋局中的步法。[1]積葵·多尼奧爾-瓦爾克羅茲和讓-克蘿兒·布里亞利出演了這部影片，高達、杜魯福、比奇和羅貝爾·拉謝奈（英語：Robert Lachenay）則擔任群眾演員。[37]影片在夏布洛爾的公寓裏拍攝了兩周，全部預算都用於購買電影菲林。[38]布朗伯格於1957年發行了這部電影。[1]杜魯福稱《棋差一招》激發了他、夏布洛爾、阿倫·雷奈和喬治·弗朗瑞（英語：Georges Franju）拍攝他們的首部電影：「它開始了。而這一切都是因為積葵·利維特。在我們所有人中，他是最堅定地要向前邁進的人。」[39]侯麥讚揚了這部電影的場面調度，並寫道它「比過去一年裏所有其他法國電影都更優秀且更具真實性。」[40]

1957年–1961年：《巴黎屬於我們》和法國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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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索瓦·杜魯福站在一家正在放映哥羅迪·查布洛的《漂亮的塞爾日（英語：Le Beau Serge）》（1958年）的電影院外。《漂亮的塞爾日》被認為是法國新浪潮公映的第一部電影。杜魯福是利維特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和夏布洛爾都曾為《巴黎屬於我們（英語：Paris Belongs to Us）》提供資金支持

1957年，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導演羅伯托·羅塞利尼宣佈他想製作一系列關於法國生活的電影。法國新浪潮的幾位成員先後提交了日後成為他們處女作的劇本，包括夏布洛爾的《漂亮的塞爾日》（1958年）、侯麥的《獅子星座（英語：Le signe du lion）》（1959年）和杜魯福的《四百擊》（1959年）。利維特也渴望在羅塞利尼的幫助下拍攝電影，他和合作編劇格呂奧一起約見了羅塞利尼，討論將巴黎大學城作為「文化和思想的熔爐」。羅塞利尼建議他們對這個項目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不久後，他們收到了10萬法郎的劇本資助，並給劇本起名為《大學城》，但羅塞利尼還是放棄了這個項目，前往印度拍攝自己的電影。[41]

利維特和格呂奧根據羅塞利尼的批評意見修改了他們的劇本，寫成了《巴黎屬於我們（英語：Paris Belongs to Us）》。這個標題是對夏爾·貝璣名言「巴黎不屬於任何人」的戲仿。[42]1958年夏天，他們用借來的設備、來自《電影筆記》的8萬法郎貸款，以及夏布洛爾提供的短端菲林（英語：Short end）拍攝了這部影片的無聲版本，次年才完成配音。[43]利維特的拍攝地點包括莎拉·伯恩哈特劇院的屋頂、卡內特街（法語：Rue des Canettes）、索邦廣場和藝術橋。[44]在艱難地完成了這部電影後，利維特開始為尋找發行商而奔走。[1]

在《巴黎屬於我們》中，年輕的巴黎學生安妮（貝蒂·施耐德飾）正在排練莎士比亞的《佩利克爾斯》。她必須應對該劇作曲家的突然離世、一卷配樂錄音帶的遺失的、一個企圖統治世界的秘密組織、一位古怪多疑的美國記者、該劇製作人的自殺，以及她哥哥的離奇死亡等一系列事件。夏布洛爾、高達、積葵·丹美和利維特在片中客串了小角色。[1]

藉助《漂亮的塞爾日》和《四百擊》取得的成功，在1959年康城影展上，夏布洛爾和杜魯福利用自己的名氣為《巴黎屬於我們》做宣傳，幫助利維特完成這部電影。[45]據杜魯福說（他為電影的完工籌集了資金），「《巴黎屬於我們》的發行對《電影筆記》團隊的每個成員來說都是一次勝利」。在好友的幫助下，影片於1961年12月16日在烏爾蘇琳影院（英語：Studio des Ursulines）首映，隨後又繼續在巴黎的農民影院（法語：Les Agriculteurs）放映。[46]儘管影評褒貶不一，但《快報》讚揚了該片。[47]《戰鬥報》的皮埃爾·馬卡布魯說：「影像和聲音的聯繫從未如此引人注目、富有啟發性且不可或缺」，《解放報》的讓德稱讚了這部電影對「這些年輕人在道德和智識上的困惑」的描繪，指出「他們受到時代的壓抑比他們的長輩更為嚴重」。[48]利維特後來說：「這是一部講16歲孩子的電影，但也許它的天真正是它的力量所在」[49]。1962年，該作獲得了英國電影協會頒發的用於表彰最佳處女作的薩瑟蘭獎（英語：Sutherland Trophy）。[50]

儘管利維特是其所在小圈子裏第一個開始製作長片的人，但夏布洛爾、杜魯福和高達的處女作卻先於他的作品發行，法國媒體稱這些電影為新浪潮電影。[1]利維特後來將法國新浪潮比作印象派繪畫：正如顏料管的出現使藝術家能夠在戶外作畫一樣，技術的進步也使電影製作者能夠在街頭拍攝。在他完成《巴黎屬於我們》之後，更高速的菲林和便攜式納格拉錄音機等技術創新才開始普及。[5]

1962年–1967年：《電影筆記》主編和《女教徒》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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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特選用了尚盧·高達的妻子安娜·卡蓮娜出演《女教徒（英語：The Nun (1966 film)）》（1966年）的主角。此外他還導演了一個由卡里娜主演的舞台版本。

在《巴黎屬於我們》票房失利後，利維特嘗試向監製喬治·德·博勒加爾（英語：Georges de Beauregard）提議將德尼·狄德羅的小說《女教徒（英語：La Religieuse (novel)）》改編成電影，但未獲成功。[51]利維特與合作編劇格呂奧並不氣餒，開始着手撰寫劇本。1962年，利維特提出高達的妻子安娜·卡蓮娜非常適合擔任主角。高達同意了，但博勒加爾和另一位監製埃里克·舒爾姆貝格在法國審查委員會表示可能會禁映後拒絕了這個想法。[52]

高達和卡里娜在戲劇製作人安托萬·布爾塞耶（英語：Antoine Bourseiller）的資金支持下，編排了《女教徒》的舞台版。[51]由利維特執導，高達製作的這部三小時話劇，於1963年2月6日在香榭麗舍劇院首演，至3月5日閉幕。[53]儘管在經濟上並不成功，但作品獲得了廣泛好評，卡里娜憑藉出色的表演贏得了多個獎項。洛特·H·艾斯納（英語：Lotte H. Eisner）稱之為「自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以來我所見過的最美的戲劇」。[54]利維特在舞台調度上刻意保持簡潔，採用了瑪里沃的古典風格。[55]此後，他和格呂奧繼續修改電影劇本，最終通過了審查，但由於布爾賽耶無力製作電影版，項目被擱置。[56]

1958年安德烈·巴贊去世後，侯麥成為《電影筆記》的主編。到了1962年，侯麥因不推廣新浪潮導演而經常與員工意見相左。[57]在幾部電影票房不佳的情況下，這些導演希望《電影筆記》能成為法國新浪潮的「戰鬥武器」，更好地宣傳他們的作品。於是，侯麥在1962年12月刊上介紹了新浪潮電影人，之後於1963年6月辭職，利維特接任主編。[58]侯麥後來表示，當初被迫離開《電影筆記》是他作為電影導演所經歷的最幸運的事。[59]

在利維特的領導下，《電影筆記》從非政治性的電影雜誌轉變為探討政治與現代文化關係的馬克思主義期刊。[60]與侯麥不同，利維特允許米歇爾·德拉艾（法語：Michel Delahaye）和讓-路易·科莫利（英語：Jean-Louis Comolli）等作者發表偏向政治和哲學、不一定與電影直接相關的文章，其中包括關於馬丁·海德格爾和路易·阿爾都塞的文章，和對諸如羅蘭·巴特和作曲家皮埃爾·布列茲等非電影人的採訪。[61]利維特和德拉艾1963年對巴特的採訪被視為《電影筆記》從符號學角度分析電影的轉捩點。[62]作為主編，利維特雄心勃勃，但在財務上並不負責；在出版了一期昂貴的、250頁的美國電影專刊後不久，《電影筆記》就不得不尋求經濟援助。它被青少年雜誌所有者丹尼爾·菲利帕基（英語：Daniel Filipacchi）收購，風格變得更加「華麗」和面向年輕人。[63]利維特一直擔任主編到1965年4月，之後該職務由讓-路易·科莫利和讓·納爾博尼（法語：Jean Narboni）接任，[64]而他則繼續為雜誌撰稿直到1969年。[65]

利維特剛從《電影筆記》離職，博勒加爾就已準備好製作《女教徒（英語：The Nun (1966 film)）》（1966年），於是利維特和格呂奧再次修改了劇本。[66]利維特稱這個劇本是「舞台劇記實」，具有「頗高的文學質感」。[17]1965年8月31日，審查員告訴博勒加爾這部電影「有可能被全部或部分刪剪」。博勒加爾無視了這則警告，利維特於10月開始拍攝。影片尚未完成就引發了爭議，法國天主教會成員們撰寫了聯名請願書，向巴黎警察局長莫里斯·帕蓬（英語：Maurice Papon）和信息部（英語：Minister of Information (France)）長阿蘭·佩雷菲特施壓。兩人都表示會禁映這部電影。[66]

利維特於1966年初完成了《女教徒》。儘管該片在3月兩次獲得審查委員會的批准，新任信息部長伊馮·布爾熱斯仍然在4月推翻了這些批准，禁映了這部電影。[67]對此，博勒加爾發起了一場公開辯護運動，包括高達和夏布洛爾在內的眾多記者撰寫社論，聲援電影上映。同時，一份名為「1789人宣言」的聯名信得到了積葵·普維、雷蒙·格諾、瑪格麗特·杜拉斯以及多家主要法國出版社的簽名支持，許多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譴責了禁令對言論自由的侵犯。[68]利維特在接受《費加羅（英語：Le Figaro Magazine）》雜誌採訪時表示：「這就像他們用斷頭台處決了我們」。[67]此外，在魯昂，他的父親安德烈也強烈反對該市的禁映舉措。[2]

高達撰寫了一篇長篇社論，批評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羅。[68]不久之後，馬爾羅公開為《女教徒》辯護，並允許其在1966年康城影展首映——因為該電影節不受法國國內審查制度的管轄。在康城，這部電影獲得了評論界的讚譽，博勒加爾後來還成功起訴了審查委員會。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稱這場爭議是「愚蠢」的，並命令新任命的信息部長喬治·戈爾斯解除禁令。《女教徒》終於在1967年7月26日正式在法國上映[69]，這場爭議帶來的宣傳效應使其成為利維特當時唯一的賣座電影。[1]儘管它獲得了許多好評，但《人民報》的蓋伊·多索瓦表示該片「表現出一種罕見的圖式化和過度簡化的特點，完全缺乏人性深度」。[67]

《女教徒》由卡里娜飾演蘇珊娜·西蒙寧，她是一位被家人強行送入修道院的年輕女子，在那裏遭受了身心折磨。蘇珊娜試圖逃脫，同時不得不面對她令人厭惡的母親、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修道院院長、一位冷漠的律師、一位女同性戀修女以及一位富有同情心但好色的僧侶。[1]利維特說：「《女教徒》的拍攝十分艱難……我感到困擾，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把它作為一個舞台劇演出過，有情感投入和排練等等，當我拍攝電影時，我意識到由於人們在說同樣的台詞、同樣的話，我的思緒開始游離，不想再傾聽這些話語。」[70]卡里娜形容利維特的導演風格非常活躍，他不斷地「在各個角落進進出出……總是關心每一處細節。」[71]

在「《女教徒》事件」之後，利維特為法國電視系列節目《我們時代的電影人（法語：Cinéastes de notre temps）》製作了一系列關於導演尚‧雷諾亞的紀錄片，於1966年以《尚‧雷諾亞，主事人》為標題播出。大約在同一時期，利維特和格呂奧合作編寫了《路易十四的崛起（英語：The Taking of Power by Louis XIV）》的劇本，但利維特決定暫時不再導演另一部古裝片，最終由羅塞利尼於1966年執導了這部電影。[72]

1968年–1972年：政治活動與電影風格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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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亨利·朗格盧瓦被馬爾羅和文化事務部長皮埃爾·穆瓦諾（英語：Pierre Moinot）從法國電影園趕出；一個由政府任命的董事會接管了控制權，利維特和他的老朋友們重新團結起來，為朗格盧瓦的復職而戰。以《電影筆記》辦公室為總部，包括利維特、杜魯福、高達、侯麥和夏布洛爾在內的現任和前任員工開始了大規模的信件寫作和電話運動，以招募支持。[73]幾天之內，世界各地的電影人宣佈，除非朗格盧瓦復職，否則他們將停止放映自己的電影。《世界報》和《戰鬥報》的記者表示支持，2月12日，數百名電影業人士在電影園外抗議。[74]兩天後，超過3000人的抗議活動遭遇了手持警棍的警察。利維特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並帶頭衝過警察設置的一道路障，與安妮·維亞澤姆斯基（英語：Anne Wiazemsky）短暫進入了電影園。[75]1968年3月，利維特被任命為顧問委員會成員[76]，次月朗格盧瓦在電影園復職。[77]

這些抗議活動導致了法國電影全國代表大會（法語：Etats généraux du cinéma Francais）的成立，這是一個由電影業工作者組成的委員會，他們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來製作電影，減少國家電影中心的控制。在5月的一次利維特參加的會議上，委員會呼籲電影業工作者罷工，並停辦第21屆康城影展以示聲援。利維特打電話將消息告訴了正在康城的杜魯福，杜魯福、高達和其他導演隨即停止了電影節。[78]在巴黎，法國電影全國代表大會組織了大規模街頭抗議，成為五月風暴運動的一部分。[79]

利維特的下一部電影是《瘋狂的愛情（英語：L'Amour fou (film)）》（1969年）。對常規的電影製作方式感到沮喪的他想要創造一種即興的氛圍。利維特摒棄了劇本、拍攝清單和具體指導，嘗試不同的場景和演員組合。[1]在有限的預算下，他用五周時間拍攝了這部電影。[80]在看過導演馬克·歐（英語：Marc'O）的實驗即興劇場演出後，利維特選擇了該劇團的演員讓-皮埃爾·卡爾豐（英語：Jean-Pierre Kalfon）和比勒·奧吉耶（英語：Bulle Ogier）擔任主角；其他馬克·歐劇團的演員則擔任配角。[81]據導演說，他選擇卡爾豐是因為他與利維特本人不同，這讓利維特對角色的自傳性特徵感到不那麼自覺。[82]

這部電影有幾個層次，包括一個劇團排練讓·拉辛的《安德洛瑪刻》；一個電視紀錄片攝製組用16毫米菲林拍攝話劇的製作過程；以及一個關於舞台導演（卡爾豐）和他的妻子兼主演（奧吉耶）關係的幕後故事。電影以卡爾豐和奧吉耶長達一小時的爭吵結束，期間他們摧毀了他們的公寓和裏面的物品。[1]在拍攝過程中，卡爾豐被允許導演舞台劇。[83]利維特選擇安德烈·S·拉巴爾特（英語：André S. Labarthe）擔任電視攝製組的導演，此前他們在《我們時代的電影人》上合作過，讓拉巴爾特負責指導16毫米鏡頭的拍攝。然後，利維特和攝影師阿蘭·勒旺（英語：Alain Levent）用35毫米菲林從遠處拍攝舞台演員和電視攝製組，不進行干預。[84]整部電影完全是即興創作，包括卡爾豐和奧吉耶摧毀公寓的場景（由於預算原因，這場戲必須一次拍攝完成）。[85]這部252分鐘的電影於1969年發行，獲得了積極的評價。[1]《瘋狂的愛情》為利維特贏得了他的第二個英國電影學院薩瑟蘭獎。[86]

在製作這部電影的過程中，導演找到了自己的電影風格。利維特說：「通過即興創作，你會自動傾聽」，而一個作者是「分析者，一個必須傾聽人們所說的話的人——所有的話都很重要。你必須傾聽所有的話，作為導演不能有任何預設的想法」。[70]這種新的電影製作技巧讓他精力充沛，他邀請了40多位演員（包括尚·比埃-里奧、朱麗葉·貝爾托（英語：Juliet Berto）、米高·朗斯代爾和比勒·奧吉耶）各自發展一個沒有劇情和相互互動的角色。然後，他為後來成為《出局》（1971）的電影開發了基本結構。從1970年4月到6月，利維特拍攝了超過30小時的16毫米鏡頭，他的演員們即興創作了一個涉及陰謀理論和戲劇排練的故事。[87]

《出局》由讓-皮埃爾·利奧飾演科林，一個巴黎騙子，他假裝自己是聾啞人，開始收到匿名信息，涉及路易斯·卡羅的《獵鯊記》和奧諾雷·德·巴爾扎克的《十三人的故事》。科林對這些信息着迷，開始相信一個像巴爾扎克短篇小說中那樣的烏托邦秘密社團在聯繫他。他被帶到一個精品店，遇到了年輕的小偷弗雷德里克（朱麗葉·貝爾托飾）。科林和弗雷德里克利用偷來的信件追蹤他們認為是秘密組織「十三人」的線索，來到一所房子，那裏有兩組演員正在排練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和《七將攻忒拜》。[1]

《出局》只在其760分鐘的原始版本中放映過一次，地點是勒哈弗爾的文化之家，時間是1971年9月9日至10日。超過300人參加了這個持續整個周末的首映禮，《世界報》的馬丁·埃文稱之為「超越電影的旅程」，因為大多數觀眾都是從巴黎趕來觀看的。[88]這部電影原本計劃作為12集電視節目播出，但法國廣播電視局拒絕購買。[89]在蘇珊·希夫曼的幫助下，利維特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剪接出一個260分鐘的版本，名為《出局：幽靈》，於1974年發行。《出局》獲得了高度讚譽，成為一部邪典電影。[1]由於它出了名的難以完整觀看，影評人喬納森·羅森鮑姆（英語：Jonathan Rosenbaum）和丹尼斯·林將這部電影稱為電影愛好者的「聖杯」。[90][91]原始版本的首次重映是在1989年2月的鹿特丹影展上。它最終於90年代初在法國電視上播出，並於2006年12月在美國電影博物館（英語：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首次放映，場場爆滿。[88]

1973年–1982年：奇幻電影與精神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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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麗葉·貝爾托（英語：Juliet Berto）（左）和比勒·奧吉耶（英語：Bulle Ogier）（中）在《塞琳和朱莉出航記（英語：Celine and Julie Go Boating）》（1974年）中共同主演；右邊是瑪麗·迪布瓦（英語：Marie Dubois）。奧吉耶出演了利維特的七部電影

1973年夏天，利維特嘗試拍攝《鳳凰》（法語：Phénix），一部關於20世紀初巴黎戲劇界的電影，本應由珍·摩露主演。由於預算限制，他被迫放棄了這個項目。[89]隨後，利維特拍攝了他最受好評的電影《塞琳和朱莉出航記（英語：Celine and Julie Go Boating）》（1974年）。「出航」（法語：aller en bateau）在法語中是「沉浸於虛構」或「被愚弄」的俚語。利維特與朋友、演員朱麗葉·貝爾托和多米尼克·拉布里埃（英語：Dominique Labourier）會面，開發了兩個角色，並與合作者愛德華多·德·格雷戈里奧（英語：Eduardo de Gregorio）創作了劇情和劇本。[1]他後來說，在這個前期製作階段，他「從未如此開心。我不相信我曾笑得那麼多」。[92]與之前的兩部電影不同，利維特在拍攝過程中沒有使用即興創作，他說劇情是事先精心構建的。[1]

《塞琳和朱莉出航記》充滿了對《愛麗絲夢遊仙境》、讓·科克托和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引用，故事開始於朱莉（拉布里埃飾）和塞琳（貝爾托飾）偶然相遇並成為朋友。她們開始訪問一個神秘的「小說之屋」，在那裏，同一個情節劇（基於亨利·占士的兩個短篇小說）每天都在上演，以神秘的索菲（瑪麗-弗朗斯·皮西耶飾）謀殺一個小女孩而結束。[1]這部電影於1973年夏天在五周內拍攝完成，在1974年盧卡諾影展上獲得了評委會特別獎。它由巴爾貝·施羅德（英語：Barbet Schroeder）製作，由菱形電影公司（英語：Les Films du losange）發行。[1]喬納森·羅森鮑姆讚揚道：「我認識很多女性，她們認為《塞琳和朱莉出航記》是她們最喜歡的關於女性友誼的電影（英語：Female buddy film）」。[91]

隨後，利維特構思並獲得了資金拍攝一個四部曲系列《平行生活場景》（法語：Scènes de la vie parallèle）。每部電影都將圍繞兩位女主角展開。第一部將是一個愛的故事，第二部是一個幻想故事，第三部是一個冒險故事，第四部是一個音樂喜劇。據利維特說，他對這個電影系列的意圖是「發明一種新的電影表演方法，在這種方法中，對話被精簡到最基本的短語和精確的表達，起到詩意標點的作用。既不是回歸無聲電影，也不是啞劇或舞蹈：而是另一種東西，身體的動作、它們的對位法以及在銀幕空間中的銘刻將成為導演手法的基礎。」[1]這個四部曲反映了法國的政治局勢，包括五月風暴後的保守派反彈和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的當選，將通過即興音樂得分串聯在一起。[93]利維特與德·格雷戈里奧和帕羅利尼合作完成了劇本。[94]

在《決鬥（英語：Duelle）》（1976年）[a]中，夜之女王（朱麗葉·貝爾托飾）與太陽女王（比勒·奧吉耶飾）為爭奪一顆魔法鑽石而戰，贏家可以留在現代巴黎。在《西北風（英語：Noroît (film)）》（1976年）[b]中，海盜莫拉格（傑拉爾丁·沙普蘭（英語：Geraldine Chaplin）飾）尋求對殺害她兄弟的海盜朱莉婭（貝爾納黛特·拉豐（英語：Bernadette Lafont）飾）的復仇。[1]《決鬥》於1975年3月和4月拍攝，《西北風》於5月在布列塔尼半島拍攝。[96][97]德·格雷戈里奧看到了西里爾·特納（英語：Cyril Tourneur）的《復仇者的悲劇（英語：The Revenger's Tragedy）》，並向利維特推薦了這部作品。用15世紀英語寫成的劇本給女演員們帶來了一些困難。[97]

1975年8月，利維特開始拍攝系列的第一部：《瑪麗和朱利安》，這是一個由亞伯特·芬尼和李絲梨·嘉儂主演的愛的故事。[96]拍攝三天後，利維特因精神衰竭而崩潰，整個系列的製作被迫中止。[98][99]利維特後來說：「我身體崩潰了……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100]儘管瑪格麗特·杜拉斯提出完成這部電影，但演員們拒絕在沒有利維特的情況下繼續。[101]2003年，他說《瑪麗和朱利安》是基於一個女人自殺的真實故事。[102]利維特的音樂喜劇第四部電影本應由安娜·卡蓮娜和讓·馬萊主演。[103][104]《西北風》在倫敦首映，並在1976年康城影展上放映[105]，但從未發行。它和《決鬥》獲得了平庸的評價，給利維特和系列監製帶來了麻煩。[1]導演說，蘇珊·桑塔格很喜歡《西北風》，尚·胡許在其情節中認出了古老的非洲神話，而利維特在其中加入了凱爾特神話。[106]

據導演說，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從崩潰中恢復過來。[105]監製斯特凡納·查爾加傑夫（英語：Stéphane Tchalgadjieff）重新談判了《平行生活場景》系列的合同，要求只再拍攝一部電影，即原定的第一部或第四部。利維特決定他要麼拍攝兩部，要麼一部都不拍，於是他製作了一部無關的電影《旋轉木馬（英語：Merry-Go-Round (1981 film)）》（1981年）。查爾加傑夫告訴他，瑪麗亞·施奈德（英語：Maria Schneider (actress)）想和他以及演員喬·達歷山德羅（英語：Joe Dallesandro）一起拍電影，利維特同意了。[99][100]這部電影於1978年拍攝，但直到1981年才完成，是一個關於失蹤姐妹和遺產的偵探故事。[1]利維特在製作過程中依賴即興創作，他在幾天後描述這部電影「進展得很糟糕」。[100]儘管施奈德也在從一場疾病中康復，她和利維特都想放棄這個項目，但他們被演員和劇組說服繼續下去。利維特說：「拍攝期間有兩個人身體狀況不佳，而且根本沒有錢。」在拍攝完成一年多後，他添加了電影配樂人巴雷·菲利普斯和約翰·薩曼表演的鏡頭，儘管這與情節或角色沒有任何關係。[107]《旋轉木馬》於1981年在影院上映，獲得了平庸的評價。[108]

1980年，利維特決定重拍《出局》。奧吉耶是唯一能參與這個項目的原班人馬，她和女兒帕斯卡·奧吉耶與利維特一起塑造角色，就像導演十年前所做的那樣。與聯合編劇蘇珊·希夫曼一起，他們拍攝了30分鐘的短片《巴黎不見了（法語：Paris s'en va）》（1980年），作為最終長片《北方的橋（英語：Le Pont du Nord）》（1982年）的草圖，該片於1982年發行。《北方的橋》由比勒和帕斯卡爾·奧吉耶主演，飾演兩個相遇並調查一張奇怪的巴黎蛇梯棋地圖和一個神秘的名叫馬克斯的男人的女性。利維特在尋找資金時遇到了困難，法國國家電影中心三次拒絕為這部電影提供資金。[109]導演通過讓比勒·奧吉耶的角色患上幽閉恐懼症來適應緊張的預算，因為他負擔不起許多室內場景。[110]據利維特的傳記作者瑪麗·懷爾斯說，正如《巴黎屬於我們》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出局》反映了60年代，《北方的橋》完成了這個三部曲，反映了70年代法國的社會和政治氛圍。[109]

1983年–1991年：與馬里尼亞克的合作與日益增長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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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末為電影籌集資金的困難促使利維特與皮埃爾·格里塞製作公司和監製馬蒂娜·馬里尼亞克（法語：Martine Marignac）[111]建立了商業合作關係。[112]該公司成為他此後所有電影的主要發行商和融資方。他們的第一部合作電影是《真幻之愛（英語：Love on the Ground）》（1984年），再次涉及一個戲劇團體以及虛構與現實的模糊界限。傑拉爾丁·沙普蘭和珍·柏金飾演一個戲劇團體的成員，他們被邀請出演一部新戲，這部戲類似於其導演（卡爾豐飾）的真實生活和他妻子的神秘失蹤。[1]

 
艾曼紐·琵雅和米歇爾·皮科利（英語：Michel Piccoli）在1991年康城影展上，他們主演的《不羈的美女（英語：La Belle Noiseuse）》（1991年）在此獲得了兩項大獎

利維特隨後改編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咆哮山莊》，這是他暫時擺脫了實驗性和複雜風格的一次嘗試。這部名為《呼嘯》的電影改編自小說的第一部分，背景設在20世紀30年代的法國南部，由三位不知名的演員主演：法比耶娜·巴貝（法語：Fabienne Babe）飾演嘉芙蓮，盧卡·貝爾沃（英語：Lucas Belvaux）飾演羅克（希斯克利夫），奧利維耶·克呂韋耶（法語：Olivier Cruveiller）飾演嘉芙蓮的哥哥威廉。這是利維特多年來第一部沒有使用他慣常的演員和技術人員團隊的電影，靈感來源於巴爾蒂斯的印度墨水（英語：India ink）插圖，於1985年發行。[113]

利維特的1988年電影《四個女人的故事（英語：Gang of Four (film)）》獲得了廣泛好評，講述了四個戲劇學生的生活，他們的生活在戲劇、現實和假裝之間輕鬆切換。[114]據導演說，他想拍攝一部關於年輕人排練戲劇的電影，「過程總是比結果更有趣」。[114]這部電影在第39屆柏林國際影展（英語：39th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獲得了榮譽提名。[115]

利維特非常享受與《四個女人的故事》中四位年輕女演員合作的過程，以至於他重返劇場。這些女演員在《四個女人的故事》中表演了皮埃爾·高乃依的《蘇雷納（法語：Suréna (Corneille)）》中的一個場景，於是利維特、這些女演員和其他表演者排練了高乃依的《提圖斯與貝勒尼基（英語：Tite et Bérénice）》、讓·拉辛的《巴耶濟德（英語：Bajazet (play)）》和皮埃爾·德·馬里沃的一部戲（最後因「太難」而被放棄）。經過幾周的排練，女演員們準備好了演出這兩部戲，從1989年4月18日到5月20日在聖但尼的熱拉爾-菲利普劇院（法語：Théâtre Gérard-Philipe (Saint-Denis)）上演。據利維特說，高乃依的戲對女演員們來說更有意思；他「非常深刻。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密集的作者，充滿了歷史和思想」。[116]

索爾·奧斯特利茨稱《四個女人的故事》的成功是「利維特作為電影人的第二春」；[60]這部電影引領了他後期事業中最受好評的電影《不羈的美女（英語：La Belle Noiseuse）》（1991年）的誕生。這部電影鬆散地改編自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不為人知的傑作（英語：Le Chef-d'œuvre inconnu）》，描繪了隱居的、失去靈感的畫家弗倫霍費爾（米歇爾·皮科利（英語：Michel Piccoli）飾）、他的妻子兼前模特利茲（柏金飾）以及他的新模特瑪麗安娜（艾曼紐·琵雅飾）之間的關係。瑪麗安娜激發了弗倫霍費爾完成他長期擱置的代表作（拉丁語：magnum opus）《不羈的美女》（法語：La Belle Noiseuse）的靈感，與此同時，利茲和瑪麗安娜的男朋友變得越來越嫉妒。這部四小時的電影實時展示了繪畫的進展，一筆一畫，特寫鏡頭由法國抽象畫家貝爾納·迪富爾（英語：Bernard Dufour）完成。[60]據利維特說，「我們真的試圖製作一部不談論繪畫，而是接近繪畫的電影」。[117]這部電影為他贏得了1991年康城影展的大獎和法國影評人聯合會（英語：French Syndicate of Cinema Critics）的梅里愛獎。[118][119]它獲得了五項凱撒獎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這是利維特在該類別中唯一的提名）。[120]在康城獲得成功後不久，一個兩小時版本的《不羈的美女：嬉戲曲》在影院上映。[121]

1992年–2009年：後期電影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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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特隨後拍攝了一部關於貞德生平的兩部曲電影，名為《聖女貞德（英語：Joan the Maid）：戰爭篇》和《聖女貞德：監獄篇》（1994年）。利維特的電影與卡爾·特奧多爾·德賴爾和羅拔·布烈遜（英語：The Trial of Joan of Arc）的著名詮釋不同，着重關注貞德在法國的聲望，而不是她的苦難和殉道。這部電影鬆散地基於利維特對夏爾·佩吉關於貞德的書籍的記憶，部分在他的家鄉魯昂拍攝。由桑德琳·波奈兒主演的《聖女貞德》於1994年上映。[122]

由於預算龐大，這部電影在商業上並不成功。因此，馬蒂娜·馬里尼亞克想要快速製作一部低成本電影；缺乏靈感的利維特開始組建演員陣容。他聯繫了納塔莉·里夏爾（英語：Nathalie Richard）、瑪麗安娜·德尼古（英語：Marianne Denicourt）、洛朗斯·科特（法語：Laurence Côte），後者給了他一個關於1920年代紐約市出租舞廳（英語：Taxi dance hall）的電影創意；這導致了《高、低與脆弱之間（法語：Up, Down, Fragile）》（1995年）的誕生。[123]里夏爾、德尼古和科特飾演三個努力克服個人障礙的女性，一個神秘夜總會的音樂表演對她們的生活進行評論。[124]在這部向1920年代和30年代荷里活後台音樂劇（英語：Backstage musical）致敬的電影中，安娜·卡蓮娜飾演一位夜總會歌手，她的歌曲引用了她之前與高達合作的電影。[125]《高、低與脆弱之間》在第19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英語：19th Moscow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放映。[126]

利維特的警匪片《國防機密（英語：Secret Defense (1998 film)）》（1998年）由波奈兒飾演一位年輕科學家，她的兄弟（格雷瓜爾·科林（英語：Grégoire Colin）飾）說服她，他們的父親是被瓦爾瑟（耶日·拉齊維沃維奇（英語：Jerzy Radziwiłowicz）飾）殺害的，並尋求復仇。[127]利維特說，這部鬆散基於厄勒克特拉神話的電影，受到讓·季洛杜鮮為人知的戲劇（英語：Electra (Giraudoux play)）的影響，比受到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古典版本影響更大。[111]《國防機密》向《雙重賠償》（1944年）致敬，傳記作家瑪麗·懷爾斯看到了希治閣的《火車怪客》（1951年）和《迷魂記》（1958年）的影響。[128]懷爾斯稱利維特與波奈兒合作的三部電影具有女性主義色彩，她寫道這些電影「揭示了與利維特深刻的個人聯繫」。[129]

 
簡·柏金在2009年第66屆威尼斯國際影展上，出席《聖盧普峰的36個視角》的首映禮。柏金曾在利維特的三部電影中出演

《去了解（英語：Va savoir）》（2001年）由讓娜·巴利巴爾（英語：Jeanne Balibar）和塞爾焦·卡斯泰利托（英語：Sergio Castellitto）主演，他們飾演一對陷入浪漫鬧劇的情侶，試圖上演路伊吉·皮蘭德婁的《你想要我怎樣（意大利語：Come tu mi vuoi）》，並尋找一份失蹤的手稿。[130]利維特向霍華德·霍克斯的脫線喜劇致敬，並引用了《一夜風流》（1934年）。[131]電影中的劇場導演角色烏戈故意模仿了《巴黎屬於我們》中的熱拉爾。[132]次年，一個更長的版本《去了解+》發行。[133]索爾·奧斯特利茨評論道，「這是一部令人驚嘆的電影，是積葵·利維特傑出職業生涯中的又一個巔峰。」[60]

2002年，利維特出版了一本包含三部未拍攝電影劇本的書，其中包括《瑪麗和朱利安》。[96]《瑪麗和朱利安》的劇本從未完成，三天拍攝的影像也已遺失；利維特根據他的助手克麗雅·丹妮斯做的「神秘筆記」工作，這些筆記由攝影師威廉·盧布欽斯基保存了幾十年。為出版而整理可讀劇本的工作使他重新激活了這個項目。[134]利維特、帕斯卡爾·博尼策（英語：Pascal Bonitzer）和克里斯蒂娜·洛朗（法語：Christine Laurent (actrice)）在修訂版《幻愛鍾情（英語：The Story of Marie and Julien）》（2003年）的製作過程中與演員合作完成了劇本。[104]利維特選擇琵雅和拉齊維沃維奇擔任主角，他說與之前合作過的演員一起工作「更有趣、更令人興奮」[134]，原始筆記中的一些對話保持不變。[135]儘管這部電影缺少連接前兩部電影的即興音樂配樂，但X夫人的角色類似月亮女神，而瑪麗則類似太陽女神。[136]該片於2003年多倫多國際影展（英語：2003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首映。[137]

2007年，利維特拍攝了《別碰斧子（法語：Ne touchez pas la hache）》，這是對巴爾扎克小說（英語：La Duchesse de Langeais）的忠實改編，也是巴爾扎克「十三人的故事」三部曲的第二部，其介紹啟發了《出局》。[138]讓娜·巴利巴爾和紀堯姆·德帕爾迪厄（英語：Guillaume Depardieu）飾演1823年初馬略卡島上陷入痛苦、令人沮喪關係的戀人。[139]這部電影在2007年多倫多國際影展（英語：2007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首映。[140]2009年，利維特拍攝了《聖盧普峰的36個視角（法語：36 Vues du pic Saint-Loup）》；簡·柏金飾演一個在父親去世後回到童年馬戲團的女人，並與一個富有的意大利流浪者（塞爾焦·卡斯泰利托飾）開始了一段戀情。[141]這部電影在第66屆威尼斯國際影展首映[142]，是導演的最後一部作品。[143]

個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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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特在2006年拍攝《別碰斧子（法語：Ne touchez pas la hache）》時

利維特早年在巴黎生活貧困，以最少的資源過着禁慾的生活；夏布洛爾說他非常瘦，幾乎不吃東西，將他的笑容比作柴郡貓。[144]格呂奧描述利維特為「瘦小、黑髮，在蠟黃的面容上有一雙非常活躍的黑眼睛……再加上一個勉強的、緊張的微笑，像是一個必須不斷努力才能被他似乎認為無可救藥地敵視的社會接受的人。」[145]他的觀點在同輩中備受重視，杜謝說：「利維特是個偉大的談話者。他是這個團體的秘密靈魂，隱蔽的思想家，有點像審查者。」[144]高達說：「我可能非常喜歡一部電影，但如果利維特說『這不好』，那我就會同意他……就好像他對電影真理有特殊的洞察力。」[146]杜魯福認為利維特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們經常一起看電影。[147]杜魯福說，在50年代，利維特是這個群體中唯一已經能夠執導長片的人。[36]

利維特與侯麥的友誼因利維特直接參與將侯麥從《電影筆記》解僱而變得複雜。利維特和侯麥互相尊重，但在《電影筆記》的政治和美學立場以及財務問題上發生爭執。[148]當侯麥對利維特的即興電影產生興趣後，他們再次成為親密的朋友，侯麥讚揚了《瘋狂的愛情》並在《出局》中出演。侯麥後來稱《出局》為「現代電影史上的一座重要豐碑，電影遺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49]利維特也欣賞侯麥的電影，稱《人約巴黎（法語：Les Rendez-vous de Paris）》（1995年）為「一部絕對優雅的電影。」[150]侯麥時期的幾位《電影筆記》作者不喜歡他，如杜謝、讓·多馬爾希（法語：Jean Domarchi）、費雷敦·胡韋達、菲利普·德蒙薩布隆（法語：Philippe Demonsablon）、克蘿兒·貝利（法語：Claude Beylie）和菲利普·迪格（法語：Philippe d'Hugues），後者說利維特「有聖茹斯特的一面，他是一個不妥協的雅各賓派，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觀點，他會認為你是個白痴。他決定什麼是道德和正確的，就像一個監督員。」安托萬·德·貝克寫道，這些作家尊重利維特，但認為他「粗魯、傲慢和教條主義」，他「毫不猶豫地開除對手或平庸之輩。」[151]然而，《電影筆記》的作家安德烈·拉巴爾特和米歇爾·德拉艾讚揚了他；德拉艾說他「是最聰明的，有無與倫比的魅力。」[152]

據大衛·湯姆森說，利維特「以幾乎沒有家庭生活而聞名，當然也沒有與他的工作重疊的私人生活。獨自一人時，他寧願坐在黑暗中看另一部電影」；1956年，有人形容他「太冷漠，令人生畏地理性」。[153]比勒·奧吉耶描述利維特對自己的生活非常保密：「我不知道他做什麼。我只在拍攝時見到他」，或者在公共場合偶遇他，儘管她感覺與他很親近。據奧吉耶說，他有神經症和焦慮症，經常阻止他接聽電話，談論他的個人生活會是不得體的，也是一種背叛。[5]洛朗斯·科特說，加入利維特的親密朋友圈很困難，需要「克服一些障礙並尊重規則。」馬蒂娜·馬里尼亞克說，利維特非常謙遜和害羞，他的親密朋友圈已經習慣了長時間聽不到他的消息。馬里尼亞克還說：「他的生活就是看電影，還有閱讀、聽音樂。很明顯，現實世界讓他感到不安。」[154]喬納森·羅姆尼報道說，在70年代「利維特有時會從自己的拍攝現場消失，但總能在左岸的某個藝術電影院裏看到他在觀看一些罕見的電影。」[155]讓-皮埃爾·萊奧，他稱利維特為親密朋友，說他「是唯一能在電影中看到一切的人。他把他看到的一切都傳達給我們，啟發了我們自己的美學思想」。[156]1990年，克麗雅·丹妮和塞爾日·達內（英語：Serge Daney）執導了一部關於利維特的紀錄片《積葵·利維特，守夜人（英語：Jacques Rivette, le veilleur）》。[5]特拉維斯·麥肯齊·胡佛寫道，這部紀錄片描繪了利維特「獨來獨往的傾向」，將他描繪成「一種無家可歸、無國可歸的流浪者，在公共空間遊蕩或徘徊，而不是佔據某個個人領地」。[157]

1960年，他與女友瑪麗盧·帕羅利尼（英語：Marilù Parolini）在尚·胡許和埃德加·莫林的紀實電影《夏日紀事》中短暫出現。[158]帕羅利尼是《電影筆記》的秘書，後來成為利維特和其他新浪潮電影人的片場攝影師。他們結婚了，但在《女教徒》的舞台版結束後不久就分手了，最終離婚。他們繼續保持職業關係；帕羅利尼在《瘋狂的愛情》、《決鬥》、《西北風》和《真幻之愛》中作為合作編劇與利維特合作，她還在《女教徒》和《塞琳和朱莉出航記》的片場拍攝照片。[94]帕羅利尼於2012年4月21日在意大利去世。[94]

2012年4月20日，電影評論家大衛·埃倫斯坦（英語：David Ehrenstein）在網上發佈消息稱利維特患有阿爾茨海默病。[159]博尼策和馬里尼亞克後來說，他在拍攝《聖盧普峰的36個視角》的負面經歷中開始感受到這種疾病的影響。拍攝日平均只有四個小時，利維特經常忘記已經拍攝了什麼，這導致電影的運行時間比他之前的作品短。[160]2000年代中期，利維特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韋羅妮克·馬尼耶。在他被診斷出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後不久，他們結婚了。馬里尼亞克說：「多虧了她，他避免了住院，能夠待在家裏。」[161]利維特和他的妻子住在巴黎的卡塞特街區，在生命的最後八年裏，有照護人員和醫生照顧他。[3]

自巴門尼德以來，他那
存在與非存在的決鬥，
最偉大的頭腦們
喋喋不休地爭論這
兄弟鬩牆的戰鬥，折磨
蘇格拉底的字母
直到谷歌時代，全然徒勞：
權力與榮耀，
自由與博愛，
和平與戰爭，
無限與整體，
貧困與民主，
恐怖與美德，
詩歌與真理，
等等等等，
我自己也一度想要將
自然與隱喻
加入這大胡鬧之中，
妄想掌握現實，如同
業內專業人士
和業餘愛好者所說的那樣，
混合正鏡頭與反鏡頭，
但正是在最後一次
那個來自魯昂的小男孩，
逃離了所有那些虛榮，
終於奪回了他
電影人生的主導權，
作為一個簡單又複雜的人，
他與自己結盟，
恰如其分地宣告：
秘密與法則，因為銀幕除此之外
別無他物可藏。
——尚盧·高達，《電影筆記》2016年3月刊，題為《秘密與法則》的採訪[162]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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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特之墓

利維特於2016年1月29日因阿爾茨海默病併發症在巴黎家中去世，享年87歲。法國總統法蘭索瓦·奧朗德稱讚他為「最偉大的電影製作人之一」，文化部長弗勒爾·佩爾蘭也給予了高度評價。法國電影界人士紛紛發表悼詞[163][164]；塞爾日·圖比亞納（法語：Serge Toubiana）說：「利維特無疑是新浪潮中最具反思性、最有思想、最具知識分子氣質的人物。」比勒·奧吉耶寫道，利維特的「作品富有創意、研究深入且結構嚴謹。除了製作電影，沒有什麼能引起他的興趣。」[165]伊莎貝爾·雷尼耶（法語：Isabelle Regnier）評論了利維特的神秘性，指出關於他生活的神秘感「延續到了他的墳墓里」。[166]法國電影園館長弗雷德里克·博諾（英語：Frédéric Bonnaud）稱利維特具有影響力，並說他總是試圖在每部電影中發明一種新的電影類型。[167]長期合作者帕斯卡爾·博尼策說：「他在新浪潮中有點像局外人，但同時他又是其靈魂，是最激進的人之一，也是最隱秘的。」[168]讓-米歇爾·弗羅東（英語：Jean-Michel Frodon）說他體現了「新浪潮的精神」。[169]埃萊娜·弗拉帕（英語：Hélène Frappat）讚揚了他在刻畫女性方面的場面調度運用。[170]馬田·史高西斯稱他是一位迷人的藝術家，「是法國新浪潮導演中最具實驗性的」。[171]

理查德·布羅迪（英語：Richard Brody）稱利維特是「法國電影人中最開放也最沉默寡言的」，他認為利維特的所有電影「都代表了一種努力，試圖捕捉內心世界的全部，一生的痴迷和神秘。」與其他主要關注他電影製作生涯的訃告不同，布羅迪讚揚了利維特對電影評論的影響，特別提到了他1961年的文章《論厭棄》，這是對吉洛·蓬泰科爾沃（英語：Gillo Pontecorvo）的納粹大屠殺電影《零點地帶（英語：Kapo (1960 film)）》的評論。布羅迪稱這篇文章是「討論任何涉及暴行的電影的試金石」。[172]在法國，讓-瑪麗·鮑狄埃也讚揚《論厭棄》是「法國電影愛好者歷史上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其他曾讚揚這篇文章的電影評論家包括塞爾日·達內和安托萬·德·巴克（法語：Antoine de Baecque），高達著名的「跟拍鏡頭是一個道德問題」的說法也受到了這篇文章的影響。[173]盧卡諾影展藝術總監卡洛·沙特里安（英語：Carlo Chatrian）寫道，利維特「第一個也是最好地嘗試將安德烈·巴贊的思想轉化為批評性寫作」，並讚揚了諸如《霍華德·霍克斯的天才》和《致羅塞利尼的信》等文章。[174]

利維特於2016年2月5日被安葬在巴黎蒙馬特公墓，離法蘭索瓦·杜魯福的墓不遠。博尼策、馬里尼亞克和納爾博尼都在葬禮上發言。利維特的姐妹和侄子們也出席了葬禮。韋羅妮克·馬尼耶-利維特告訴葬禮參加者，正如人們說天使在每個小時二十分的寂靜時刻歌唱，利維特是在12:20去世的。[3]2016年3月的《電影筆記》雜誌專門紀念了他。[162]2016年5月，法國電影園宣佈，利維特的前三部短片被他的遺孀重新發現，正在進行修復，並於當年6月在科特短片電影節上放映。[175]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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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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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法語標題——「決鬥」這個名詞（法語：duel）的陰性形式——和導演選擇的英文標題 Twhylight——"twilight"（暮光）和"why"（為什麼）的縮合詞——都是新造詞。[95]
  2. ^ 原法語標題（法語：Noroît）是北（法語：nord）和西（法語：ouest）的縮略詞。[9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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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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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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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職務
前任：
伊力·盧馬 		《電影筆記》主編
1963年–1965年 		繼任：
讓·納爾博尼（法語：Jean Narb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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