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Jiewei Xiong/沙盒
| 雅克·里韦特 Jacques Rivet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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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Jacques Pierre Louis Rivette 1928年3月1日  法国鲁昂 |
| 逝世 | 2016年1月29日（87岁） 法国巴黎 |
| 职业 | 电影导演、影评人、戏剧导演 |
| 活跃时期 | 1948年–2009年 |
| 知名于 | 《疯狂的爱情》 《出局》 《塞琳和朱莉出航记》 《北方的桥》 《不羁的美女》 |
| 运动 | 法国新浪潮 |
| 配偶 | 玛丽卢·帕罗利尼（离婚） 韦罗妮克·马尼耶-里韦特（至死） |
| 奖项 | |
雅克·里韦特（法语：Jacques Rivette，法语发音：[ʒak ʁivɛt]；1928年3月1日—2016年1月29日），法国电影导演和影评人，其职业生涯与法国新浪潮运动和《电影笔记》杂志紧密相连。他一生共执导了二十九部电影，包括《疯狂的爱情》（1969年）、《出局》（1971年）、《塞琳和朱莉出航记》（1974年）、《不羁的美女》（1991年）等。他的作品多为长片，以即兴创作和松散的叙事结构著称。
受让·谷克多的启发，里韦特决心成为一名电影人，并在二十岁时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短片。他于1949年搬到巴黎追求自己的事业，并频繁出入亨利·朗格卢瓦的法国电影园和其他电影俱乐部。在那里，他结识了法兰索瓦·杜鲁福、尚卢·高达、伊力·卢马、克劳德·夏布洛等未来的法国新浪潮成员。1953年在安德烈·巴赞的邀请下，里韦特加入了《电影笔记》杂志。在其撰写的影评中，他推崇美国类型片，特别是约翰·福特、亚弗列·希治阁和尼古拉斯·雷等导演的作品。同时，他对主流法国电影持严厉的批评态度。里韦特的文章备受同行赞赏，被认为是杂志中最出色、最犀利的，尤其是他1961年发表的《论厌弃》一文，以及他与杜鲁福合著的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导演访谈。在他拍摄的短片中，《棋局》常被视为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开山之作。杜鲁福后来将这一运动的兴起归功于里韦特。
虽然里韦特是第一位开始制作剧情长片的新浪潮导演，但他的《巴黎属于我们》直到1961年才上映。那时，夏布洛尔、杜鲁福和高达已经发行了自己的处女作，并使新浪潮运动在全世界流行起来。里韦特在60年代初成为《电影笔记》的主编，并公开与法国审查制度对抗，为他的第二部长片《女教徒》（1966年）争取发行权。之后，他重新评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疯狂的爱情》中发展出独特的电影风格。受1968年五月风暴、即兴戏剧，以及采访电影导演尚‧雷诺亚的影响，里韦特开始与大批群演员合作进行角色塑造，并让事件在镜头前自然展开。这种技巧促成了长达十三小时的《出局》，尽管很少放映，但被视为电影爱好者的圣杯。他70年代的作品，如《塞琳和朱莉出航记》，常融入幻想元素，且评价更高。然而，在尝试连续拍摄四部电影后，里韦特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之后他的事业停滞了几年。
80年代初，他与制片人马蒂娜·马里尼亚克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后者制作了他此后的所有电影。从那时起，里韦特的作品产量增加，他的电影《不羁的美女》获得了国际赞誉。在完成《36个视角看圣卢普山》（2009年）后，他退休了。三年后，人们得知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里韦特非常注重个人生活的隐私，60年代初他曾与摄影师兼编剧玛丽卢·帕罗利尼短暂结婚，后来又与韦罗妮克·马尼耶结婚。
生平
编辑1928年–1950年：早年生活和移居巴黎
编辑雅克·皮埃尔·路易·里韦特于1928 年出生于法国塞纳-马里蒂姆省的鲁昂市，父亲是安德烈·里韦特，母亲是安德烈·阿米亚德。他来自一个药剂师世家。[1]根据童年好友安德烈·吕埃朗的说法，里韦特的父亲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热爱歌剧。[2]他的妹妹回忆说，他们在鲁昂的家就在一家电影院旁边，她曾和里韦特以及祖父母一起在那里观看百代电影公司出品的9.5毫米底片菲力猫卡通片。[3]里韦特少年时在皮埃尔·科内耶预科高中接受教育[4]，而后在上大学期间他曾短暂学习文学来丰富自己的业余时间。[5]受让·谷克多关于拍摄《美女与野兽》（1946年）的书籍启发，里韦特决定投身电影事业，并时常出入电影俱乐部。[6]1948年，他在鲁昂的圣卡特琳丘坡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周遭》（法语：Aux quatre coins）。[7][2]次年，他和朋友弗朗西斯·布歇一起搬到了巴黎[8]，因为“如果你想拍电影，这是唯一的出路”。[5]在抵达巴黎的当天，他就遇到了日后的合作伙伴让·格吕奥，后者邀请他去拉丁区电影俱乐部观看《布洛涅森林的女人们》（1945年）。里韦特很欣赏的影评人伊力·卢马在放映后发表了演讲。[9]
尽管里韦特向高级电影研究学院提交了自己的作品，但他并没有被学校录取。[10]随后他进入索邦大学就读，不过很快便开始旷课，与布歇一起频繁光顾亨利·朗格卢瓦的法国电影园。[11]在电影园里，里韦特、克劳德·夏布洛、尚卢·高达、法兰索瓦·杜鲁福、苏珊·希夫曼、格吕奥和布歇沉浸在他们之前不熟悉的无声电影和早期有声电影中。[12]这群年轻的电影爱好者因常常坐在电影园的前排而结缘。[13]里韦特和杜鲁福在观看同一场《游戏规则》（1939年）时相识[5]，他还连续好几个月与高达同座，但两人始终未曾交谈，直到后者主动自我介绍。[14]里韦特积极参与放映后的讨论，侯麦说，在帕纳斯影院的电影知识竞赛中，他是“无人能敌的”。[15]在巴黎贫困的生活条件下，正是朗格卢瓦的展映和讲座让里韦特坚持了下来。他曾对朗格卢瓦说：“您的一句话拯救了我，为我打开了圣殿之门。”[16]与他的同龄人不同，里韦特直到70年代还在参加电影园的放映活动。[17]
他和朋友们还参加了拉丁区电影俱乐部的放映活动，该俱乐部由侯麦经营。虽然里韦特从1950年开始为《电影公报》撰写影评影评——这份杂志由侯麦创办，布歇担任助手——但该杂志在出版五期后就停刊了。里韦特说，成为一名影评人从来不是他的目标，但他称之为“一次很好的锻炼”。[18]同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短片《四对舞》（法语：Le quadrille），由高达制作并主演。高达通过偷走并出售他祖父珍藏的保罗·瓦勒里初版书籍筹集到了资金。[19]里韦特形容《四对舞》是一部“无事发生的电影。就是四个人坐在桌子周围，互相看着对方。”[20]电影评论家汤姆·米尔恩说，这部片子“有一种催眠般的、令人着迷的品质，因为它试图用40分钟的时间展示当什么都没发生时会发生什么”。[19]里韦特回忆说，当这部短片在拉丁区电影俱乐部放映时，“十分钟后，人们开始离场，到最后，只有让-吕克和一个女孩留了下来。”[20]后来他称这部作品为文字主义风格，并表示文字主义创始人伊西多尔·伊苏认为该片“很有创意”。[21]
1950年–1956年：影评和《棋差一招》
编辑1950年9月，在比亚里茨举办的“‘被诅咒电影’独立电影节”上，里韦特和他的电影爱好者朋友们由之前的泛泛之交和偶尔合作，变成了亲密的好友。这个电影节由影评人雅克·多尼奥尔-瓦尔克罗兹、安德烈·巴赞和“目标49”（法语：Objectif 49，一个前卫艺术家团体）的成员策划。[22]里韦特、高达、杜鲁福和即将成为摄影师的夏尔·比奇穿着休闲装来到这个盛大的活动，却被门卫拒之门外，直到让·科克托允许他们进入。[23]他们公开与“目标49”的成员对抗，大声批评这个电影节。这为他们赢得了波西米亚式“土耳其青年”和麻烦制造者的名声，也巩固了这群人的友谊。[23]夏布洛尔、格吕奥、侯麦和让·杜谢也参加了电影节，他们一起住在比亚里茨高中的宿舍里。[24]里韦特在《电影公报》的11月期刊上批评了这个电影节，称“目标49”傲慢自大，并宣称他们取得了胜利。[25]他很快被视为这个小团体的领袖，巴赞称他们为“希治阁-霍克斯派”。[26]里韦特和他的新朋友们通过全天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然后一起步行回家讨论所见所闻来加深彼此的感情。[27]
1951年，巴赞创办了《电影笔记》杂志，并聘请了大部分“希治阁-霍克斯派”的成员；里韦特从1953年2月开始为该杂志撰稿。[28]里韦特推崇好莱坞导演如霍华·霍克斯和弗里茨·朗，以及国际导演如罗伯托·罗塞里尼和沟口健二。[29]他对那些已确立地位的“法国品质传统派”导演们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畏惧冒险，被金钱所腐蚀。[30]据《电影笔记》作者费雷敦·胡韦达说，杂志的早期撰稿人除了皮埃尔·卡斯特和里韦特外，都是政治右翼。[31]1954年初，里韦特和杜鲁福（昵称“里沃和特吕费特”）开始对他们敬仰的电影导演进行一系列采访。这些采访对电影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使用一台重达4.1公斤的根德便携式录音机，这种录音机从未被其他记者使用过。在大多数娱乐媒体热衷于报导演员的简短言论或轶事的大背景下，里韦特和杜鲁福与他们采访过的导演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并将他们的深度访谈逐字刊登。[32]从1954年到1957年，《电影笔记》发表了一系列对知名电影导演的采访，包括雅克·贝克、阿贝尔·冈斯、霍克斯、亚弗列·希治阁、弗里茨·朗、尚‧雷诺亚、罗伯托·罗塞利尼和奥逊·威尔斯。[33]
在撰写影评的同时，里韦特继续他的电影制作生涯；1952年夏天，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三部短片《娱乐》。夏尔·比奇称之为“一部介于年轻男女之间的侯麦式马里沃风格作品”。[34]里韦特曾是雅克·贝克和尚‧雷诺亚的助手，他还担任了杜鲁福的短片《访客》（1954年）和侯麦的短片《贝蕾妮丝》（1954年）的摄影师。[35]渴望拍摄长片的他，谈论过改编安德烈·纪德、雷蒙·拉迪盖和恩斯特·荣格作品的宏大计划。[36]在夏布洛尔和制片人皮埃尔·布朗贝热的资金支持下，里韦特使用35毫米菲林拍摄了短片《棋差一招》（1956年）。这部短片由里韦特、夏布洛尔和比奇编剧，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从情人那里收到貂皮大衣，并必须将其隐藏起来不被丈夫发现的故事；片中由里韦特配音的旁白将剧情描绘得如同棋局中的步法。[1]雅克·多尼奥尔-瓦尔克罗兹和让-克萝儿·布里亚利出演了这部影片，高达、杜鲁福、比奇和罗贝尔·拉谢奈则担任群众演员。[37]影片在夏布洛尔的公寓里拍摄了两周，全部预算都用于购买电影菲林。[38]布朗伯格于1957年发行了这部电影。[1]杜鲁福称《棋差一招》激发了他、夏布洛尔、阿伦·雷奈和乔治·弗朗瑞拍摄他们的首部电影：“它开始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雅克·里韦特。在我们所有人中，他是最坚定地要向前迈进的人。”[39]侯麦赞扬了这部电影的场面调度，并写道它“比过去一年里所有其他法国电影都更优秀且更具真实性。”[40]
1957年–1961年：《巴黎属于我们》和法国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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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罗伯托·罗塞利尼宣布他想制作一系列关于法国生活的电影。法国新浪潮的几位成员先后提交了日后成为他们处女作的剧本，包括夏布洛尔的《漂亮的塞尔日》（1958年）、侯麦的《狮子星座》（1959年）和杜鲁福的《四百击》（1959年）。里韦特也渴望在罗塞利尼的帮助下拍摄电影，他和合作编剧格吕奥一起约见了罗塞利尼，讨论将巴黎大学城作为“文化和思想的熔炉”。罗塞利尼建议他们对这个项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久后，他们收到了10万法郎的剧本资助，并给剧本起名为《大学城》，但罗塞利尼还是放弃了这个项目，前往印度拍摄自己的电影。[41]
里韦特和格吕奥根据罗塞利尼的批评意见修改了他们的剧本，写成了《巴黎属于我们》。这个标题是对夏尔·贝玑名言“巴黎不属于任何人”的戏仿。[42]1958年夏天，他们用借来的设备、来自《电影笔记》的8万法郎贷款，以及夏布洛尔提供的短端菲林拍摄了这部影片的无声版本，次年才完成配音。[43]里韦特的拍摄地点包括莎拉·伯恩哈特剧院的屋顶、卡内特街、索邦广场和艺术桥。[44]在艰难地完成了这部电影后，里韦特开始为寻找发行商而奔走。[1]
在《巴黎属于我们》中，年轻的巴黎学生安妮（贝蒂·施耐德饰）正在排练莎士比亚的《佩利克尔斯》。她必须应对该剧作曲家的突然离世、一卷配乐录音带的遗失的、一个企图统治世界的秘密组织、一位古怪多疑的美国记者、该剧制作人的自杀，以及她哥哥的离奇死亡等一系列事件。夏布洛尔、高达、积葵·丹美和里韦特在片中客串了小角色。[1]
借助《漂亮的塞尔日》和《四百击》取得的成功，在1959年康城影展上，夏布洛尔和杜鲁福利用自己的名气为《巴黎属于我们》做宣传，帮助里韦特完成这部电影。[45]据杜鲁福说（他为电影的完工筹集了资金），“《巴黎属于我们》的发行对《电影笔记》团队的每个成员来说都是一次胜利”。在好友的帮助下，影片于1961年12月16日在乌尔苏琳影院首映，随后又继续在巴黎的农民影院（法语：Les Agriculteurs）放映。[46]尽管影评褒贬不一，但《快报》赞扬了该片。[47]《战斗报》的皮埃尔·马卡布鲁说：“影像和声音的联系从未如此引人注目、富有启发性且不可或缺”，《解放报》的让德称赞了这部电影对“这些年轻人在道德和智识上的困惑”的描绘，指出“他们受到时代的压抑比他们的长辈更为严重”。[48]里韦特后来说：“这是一部讲16岁孩子的电影，但也许它的天真正是它的力量所在”[49]。1962年，该作获得了英国电影协会颁发的用于表彰最佳处女作的萨瑟兰奖。[50]
尽管里韦特是其所在小圈子里第一个开始制作长片的人，但夏布洛尔、杜鲁福和高达的处女作却先于他的作品发行，法国媒体称这些电影为新浪潮电影。[1]里韦特后来将法国新浪潮比作印象派绘画：正如颜料管的出现使艺术家能够在户外作画一样，技术的进步也使电影制作者能够在街头拍摄。在他完成《巴黎属于我们》之后，更高速的菲林和便携式纳格拉录音机等技术创新才开始普及。[5]
1962年–1967年：《电影笔记》主编和《女教徒》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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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属于我们》票房失利后，里韦特尝试向制片人乔治·德·博勒加尔提议将德尼·狄德罗的小说《女教徒》改编成电影，但未获成功。[51]里韦特与合作编剧格吕奥并不气馁，开始着手撰写剧本。1962年，里韦特提出高达的妻子安娜·卡里娜非常适合担任主角。高达同意了，但博勒加尔和另一位制片人埃里克·舒尔姆贝格在法国审查委员会表示可能会禁映后拒绝了这个想法。[52]
高达和卡里娜在戏剧制作人安托万·布尔塞耶的资金支持下，编排了《女教徒》的舞台版。[51]由里韦特执导，高达制作的这部三小时话剧，于1963年2月6日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至3月5日闭幕。[53]尽管在经济上并不成功，但作品获得了广泛好评，卡里娜凭借出色的表演赢得了多个奖项。洛特·H·艾斯纳称之为“自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以来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戏剧”。[54]里韦特在舞台调度上刻意保持简洁，采用了玛里沃的古典风格。[55]此后，他和格吕奥继续修改电影剧本，最终通过了审查，但由于布尔赛耶无力制作电影版，项目被搁置。[56]
1958年安德烈·巴赞去世后，侯麦成为《电影笔记》的主编。到了1962年，侯麦因不推广新浪潮导演而经常与员工意见相左。[57]在几部电影票房不佳的情况下，这些导演希望《电影笔记》能成为法国新浪潮的“战斗武器”，更好地宣传他们的作品。于是，侯麦在1962年12月刊上介绍了新浪潮电影人，之后于1963年6月辞职，里韦特接任主编。[58]侯麦后来表示，当初被迫离开《电影笔记》是他作为电影导演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59]
在里韦特的领导下，《电影笔记》从非政治性的电影杂志转变为探讨政治与现代文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期刊。[60]与侯麦不同，里韦特允许米歇尔·德拉艾和让-路易·科莫利等作者发表偏向政治和哲学、不一定与电影直接相关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马丁·海德格尔和路易·阿尔都塞的文章，和对诸如罗兰·巴特和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等非电影人的采访。[61]里韦特和德拉艾1963年对巴特的采访被视为《电影笔记》从符号学角度分析电影的转折点。[62]作为主编，里韦特雄心勃勃，但在财务上并不负责；在出版了一期昂贵的、250页的美国电影专刊后不久，《电影笔记》就不得不寻求经济援助。它被青少年杂志所有者丹尼尔·菲利帕基收购，风格变得更加“华丽”和面向年轻人。[63]里韦特一直担任主编到1965年4月，之后该职务由让-路易·科莫利和让·纳尔博尼接任，[64]而他则继续为杂志撰稿直到1969年。[65]
里韦特刚从《电影笔记》离职，博勒加尔就已准备好制作《女教徒》（1966年），于是里韦特和格吕奥再次修改了剧本。[66]里韦特称这个剧本是“舞台剧记实”，具有“颇高的文学质感”。[17]1965年8月31日，审查员告诉博勒加尔这部电影“有可能被全部或部分删剪”。博勒加尔无视了这则警告，里韦特于10月开始拍摄。影片尚未完成就引发了争议，法国天主教会成员们撰写了联名请愿书，向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和信息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施压。两人都表示会禁映这部电影。[66]
里韦特于1966年初完成了《女教徒》。尽管该片在3月两次获得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新任信息部长伊冯·布尔热斯仍然在4月推翻了这些批准，禁映了这部电影。[67]对此，博勒加尔发起了一场公开辩护运动，包括高达和夏布洛尔在内的众多记者撰写社论，声援电影上映。同时，一份名为“1789人宣言”的联名信得到了雅克·普维、雷蒙·格诺、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及多家主要法国出版社的签名支持，许多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谴责了禁令对言论自由的侵犯。[68]里韦特在接受《费加罗》杂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他们用断头台处决了我们”。[67]此外，在鲁昂，他的父亲安德烈也强烈反对该市的禁映举措。[2]
高达撰写了一篇长篇社论，批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68]不久之后，马尔罗公开为《女教徒》辩护，并允许其在1966年康城影展首映——因为该电影节不受法国国内审查制度的管辖。在康城，这部电影获得了评论界的赞誉，博勒加尔后来还成功起诉了审查委员会。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称这场争议是“愚蠢”的，并命令新任命的信息部长乔治·戈尔斯解除禁令。《女教徒》终于在1967年7月26日正式在法国上映[69]，这场争议带来的宣传效应使其成为里韦特当时唯一的卖座电影。[1]尽管它获得了许多好评，但《人民报》的盖伊·多索瓦表示该片“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图式化和过度简化的特点，完全缺乏人性深度”。[67]
《女教徒》由卡里娜饰演苏珊娜·西蒙宁，她是一位被家人强行送入修道院的年轻女子，在那里遭受了身心折磨。苏珊娜试图逃脱，同时不得不面对她令人厌恶的母亲、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修道院院长、一位冷漠的律师、一位女同性恋修女以及一位富有同情心但好色的僧侣。[1]里韦特说：“《女教徒》的拍摄十分艰难……我感到困扰，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舞台剧演出过，有情感投入和排练等等，当我拍摄电影时，我意识到由于人们在说同样的台词、同样的话，我的思绪开始游离，不想再倾听这些话语。”[70]卡里娜形容里韦特的导演风格非常活跃，他不断地“在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总是关心每一处细节。”[71]
在“《女教徒》事件”之后，里韦特为法国电视系列节目《我们时代的电影人》制作了一系列关于导演尚‧雷诺亚的纪录片，于1966年以《尚‧雷诺亚，主事人》为标题播出。大约在同一时期，里韦特和格吕奥合作编写了《路易十四的崛起》的剧本，但里韦特决定暂时不再导演另一部古装片，最终由罗塞利尼于1966年执导了这部电影。[72]
1968年–1972年：政治活动与电影风格的转变
编辑1968年2月，亨利·朗格卢瓦被马尔罗和文化事务部长皮埃尔·穆瓦诺从法国电影园赶出；一个由政府任命的董事会接管了控制权，里韦特和他的老朋友们重新团结起来，为朗格卢瓦的复职而战。以《电影笔记》办公室为总部，包括里韦特、杜鲁福、高达、侯麦和夏布洛尔在内的现任和前任员工开始了大规模的信件写作和电话运动，以招募支持。[73]几天之内，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宣布，除非朗格卢瓦复职，否则他们将停止放映自己的电影。《世界报》和《战斗报》的记者表示支持，2月12日，数百名电影业人士在电影园外抗议。[74]两天后，超过3000人的抗议活动遭遇了手持警棍的警察。里韦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并带头冲过警察设置的一道路障，与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短暂进入了电影园。[75]1968年3月，里韦特被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76]，次月朗格卢瓦在电影园复职。[77]
这些抗议活动导致了法国电影全国代表大会（法语：Etats généraux du cinéma Francais）的成立，这是一个由电影业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自由来制作电影，减少国家电影中心的控制。在5月的一次里韦特参加的会议上，委员会呼吁电影业工作者罢工，并停办第21届康城影展以示声援。里韦特打电话将消息告诉了正在康城的杜鲁福，杜鲁福、高达和其他导演随即停止了电影节。[78]在巴黎，法国电影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了大规模街头抗议，成为五月风暴运动的一部分。[79]
里韦特的下一部电影是《疯狂的爱情》（1969年）。对常规的电影制作方式感到沮丧的他想要创造一种即兴的氛围。里韦特摒弃了剧本、拍摄清单和具体指导，尝试不同的场景和演员组合。[1]在有限的预算下，他用五周时间拍摄了这部电影。[80]在看过导演马克·欧的实验即兴剧场演出后，里韦特选择了该剧团的演员让-皮埃尔·卡尔丰和比勒·奥吉耶担任主角；其他马克·欧剧团的演员则担任配角。[81]据导演说，他选择卡尔丰是因为他与里韦特本人不同，这让里韦特对角色的自传性特征感到不那么自觉。[82]
这部电影有几个层次，包括一个剧团排练让·拉辛的《安德洛玛刻》；一个电视纪录片摄制组用16毫米菲林拍摄话剧的制作过程；以及一个关于舞台导演（卡尔丰）和他的妻子兼主演（奥吉耶）关系的幕后故事。电影以卡尔丰和奥吉耶长达一小时的争吵结束，期间他们摧毁了他们的公寓和里面的物品。[1]在拍摄过程中，卡尔丰被允许导演舞台剧。[83]里韦特选择安德烈·S·拉巴尔特担任电视摄制组的导演，此前他们在《我们时代的电影人》上合作过，让拉巴尔特负责指导16毫米镜头的拍摄。然后，里韦特和摄影师阿兰·勒旺用35毫米菲林从远处拍摄舞台演员和电视摄制组，不进行干预。[84]整部电影完全是即兴创作，包括卡尔丰和奥吉耶摧毁公寓的场景（由于预算原因，这场戏必须一次拍摄完成）。[85]这部252分钟的电影于1969年发行，获得了积极的评价。[1]《疯狂的爱情》为里韦特赢得了他的第二个英国电影学院萨瑟兰奖。[86]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导演找到了自己的电影风格。里韦特说：“通过即兴创作，你会自动倾听”，而一个作者是“分析者，一个必须倾听人们所说的话的人——所有的话都很重要。你必须倾听所有的话，作为导演不能有任何预设的想法”。[70]这种新的电影制作技巧让他精力充沛，他邀请了40多位演员（包括尚·比埃-里奥、朱丽叶·贝尔托、麦可·朗斯代尔和比勒·奥吉耶）各自发展一个没有剧情和相互互动的角色。然后，他为后来成为《出局》（1971）的电影开发了基本结构。从1970年4月到6月，里韦特拍摄了超过30小时的16毫米镜头，他的演员们即兴创作了一个涉及阴谋理论和戏剧排练的故事。[87]
《出局》由让-皮埃尔·利奥饰演科林，一个巴黎骗子，他假装自己是聋哑人，开始收到匿名信息，涉及路易斯·卡罗的《猎鲨记》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十三人的故事》。科林对这些信息着迷，开始相信一个像巴尔扎克短篇小说中那样的乌托邦秘密社团在联系他。他被带到一个精品店，遇到了年轻的小偷弗雷德里克（朱丽叶·贝尔托饰）。科林和弗雷德里克利用偷来的信件追踪他们认为是秘密组织“十三人”的线索，来到一所房子，那里有两组演员正在排练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七将攻忒拜》。[1]
《出局》只在其760分钟的原始版本中放映过一次，地点是勒阿弗尔的文化之家，时间是1971年9月9日至10日。超过300人参加了这个持续整个周末的首映礼，《世界报》的马丁·埃文称之为“超越电影的旅程”，因为大多数观众都是从巴黎赶来观看的。[88]这部电影原本计划作为12集电视节目播出，但法国广播电视局拒绝购买。[89]在苏珊·希夫曼的帮助下，里韦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剪辑出一个260分钟的版本，名为《出局：幽灵》，于1974年发行。《出局》获得了高度赞誉，成为一部邪典电影。[1]由于它出了名的难以完整观看，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和丹尼斯·林将这部电影称为电影爱好者的“圣杯”。[90][91]原始版本的首次重映是在1989年2月的鹿特丹影展上。它最终于90年代初在法国电视上播出，并于2006年12月在美国电影博物馆首次放映，场场爆满。[88]
1973年–1982年：奇幻电影与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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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夏天，里韦特尝试拍摄《凤凰》（法语：Phénix），一部关于20世纪初巴黎戏剧界的电影，本应由珍妮·摩露主演。由于预算限制，他被迫放弃了这个项目。[89]随后，里韦特拍摄了他最受好评的电影《塞琳和朱莉出航记》（1974年）。“出航”（法语：aller en bateau）在法语中是“沉浸于虚构”或“被愚弄”的俚语。里韦特与朋友、演员朱丽叶·贝尔托和多米尼克·拉布里埃会面，开发了两个角色，并与合作者爱德华多·德·格雷戈里奥创作了剧情和剧本。[1]他后来说，在这个前期制作阶段，他“从未如此开心。我不相信我曾笑得那么多”。[92]与之前的两部电影不同，里韦特在拍摄过程中没有使用即兴创作，他说剧情是事先精心构建的。[1]
《塞琳和朱莉出航记》充满了对《爱丽丝梦游仙境》、让·科克托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引用，故事开始于朱莉（拉布里埃饰）和塞琳（贝尔托饰）偶然相遇并成为朋友。她们开始访问一个神秘的“小说之屋”，在那里，同一个情节剧（基于亨利·占士的两个短篇小说）每天都在上演，以神秘的索菲（玛丽-弗朗斯·皮西耶饰）谋杀一个小女孩而结束。[1]这部电影于1973年夏天在五周内拍摄完成，在1974年卢卡诺影展上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它由巴尔贝·施罗德制作，由菱形电影公司发行。[1]乔纳森·罗森鲍姆赞扬道：“我认识很多女性，她们认为《塞琳和朱莉出航记》是她们最喜欢的关于女性友谊的电影”。[91]
随后，里韦特构思并获得了资金拍摄一个四部曲系列《平行生活场景》（法语：Scènes de la vie parallèle）。每部电影都将围绕两位女主角展开。第一部将是一个爱情故事，第二部是一个幻想故事，第三部是一个冒险故事，第四部是一个音乐喜剧。据里韦特说，他对这个电影系列的意图是“发明一种新的电影表演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对话被精简到最基本的短语和精确的表达，起到诗意标点的作用。既不是回归无声电影，也不是哑剧或舞蹈：而是另一种东西，身体的动作、它们的对位法以及在银幕空间中的铭刻将成为导演手法的基础。”[1]这个四部曲反映了法国的政治局势，包括五月风暴后的保守派反弹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当选，将通过即兴音乐得分串联在一起。[93]里韦特与德·格雷戈里奥和帕罗利尼合作完成了剧本。[94]
在《决斗》（1976年）[a]中，夜之女王（朱丽叶·贝尔托饰）与太阳女王（比勒·奥吉耶饰）为争夺一颗魔法钻石而战，赢家可以留在现代巴黎。在《西北风》（1976年）[b]中，海盗莫拉格（杰拉尔丁·沙普兰饰）寻求对杀害她兄弟的海盗朱莉娅（贝尔纳黛特·拉丰饰）的复仇。[1]《决斗》于1975年3月和4月拍摄，《西北风》于5月在布列塔尼半岛拍摄。[96][97]德·格雷戈里奥看到了西里尔·特纳的《复仇者的悲剧》，并向里韦特推荐了这部作品。用15世纪英语写成的剧本给女演员们带来了一些困难。[97]
1975年8月，里韦特开始拍摄系列的第一部：《玛丽和朱利安》，这是一个由亚伯特·芬尼和莱斯莉·卡伦主演的爱情故事。[96]拍摄三天后，里韦特因精神衰竭而崩溃，整个系列的制作被迫中止。[98][99]里韦特后来说：“我身体崩溃了……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100]尽管玛格丽特·杜拉斯提出完成这部电影，但演员们拒绝在没有里韦特的情况下继续。[101]2003年，他说《玛丽和朱利安》是基于一个女人自杀的真实故事。[102]里韦特的音乐喜剧第四部电影本应由安娜·卡里娜和让·马莱主演。[103][104]《西北风》在伦敦首映，并在1976年康城影展上放映[105]，但从未发行。它和《决斗》获得了平庸的评价，给里韦特和系列制片人带来了麻烦。[1]导演说，苏珊·桑塔格很喜欢《西北风》，让·鲁什在其情节中认出了古老的非洲神话，而里韦特在其中加入了凯尔特神话。[106]
据导演说，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从崩溃中恢复过来。[105]制片人斯特凡纳·查尔加杰夫重新谈判了《平行生活场景》系列的合同，要求只再拍摄一部电影，即原定的第一部或第四部。里韦特决定他要么拍摄两部，要么一部都不拍，于是他制作了一部无关的电影《旋转木马》（1981年）。查尔加杰夫告诉他，玛丽亚·施奈德想和他以及演员乔·达历山德罗一起拍电影，里韦特同意了。[99][100]这部电影于1978年拍摄，但直到1981年才完成，是一个关于失踪姐妹和遗产的侦探故事。[1]里韦特在制作过程中依赖即兴创作，他在几天后描述这部电影“进展得很糟糕”。[100]尽管施奈德也在从一场疾病中康复，她和里韦特都想放弃这个项目，但他们被演员和剧组说服继续下去。里韦特说：“拍摄期间有两个人身体状况不佳，而且根本没有钱。”在拍摄完成一年多后，他添加了电影配乐人巴雷·菲利普斯和约翰·萨曼表演的镜头，尽管这与情节或角色没有任何关系。[107]《旋转木马》于1981年在影院上映，获得了平庸的评价。[108]
1980年，里韦特决定重拍《出局》。奥吉耶是唯一能参与这个项目的原班人马，她和女儿帕斯卡·奥吉耶与里韦特一起塑造角色，就像导演十年前所做的那样。与联合编剧苏珊·希夫曼一起，他们拍摄了30分钟的短片《巴黎不见了》（1980年），作为最终长片《北方的桥》（1982年）的草图，该片于1982年发行。《北方的桥》由比勒和帕斯卡尔·奥吉耶主演，饰演两个相遇并调查一张奇怪的巴黎蛇梯棋地图和一个神秘的名叫马克斯的男人的女性。里韦特在寻找资金时遇到了困难，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三次拒绝为这部电影提供资金。[109]导演通过让比勒·奥吉耶的角色患上幽闭恐惧症来适应紧张的预算，因为他负担不起许多室内场景。[110]据里韦特的传记作者玛丽·怀尔斯说，正如《巴黎属于我们》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出局》反映了60年代，《北方的桥》完成了这个三部曲，反映了70年代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氛围。[109]
1983年–1991年：与马里尼亚克的合作与日益增长的认可
编辑在70年代末为电影筹集资金的困难促使里韦特与皮埃尔·格里塞制作公司和制片人马蒂娜·马里尼亚克[111]建立了商业合作关系。[112]该公司成为他此后所有电影的主要发行商和融资方。他们的第一部合作电影是《真幻之爱》（1984年），再次涉及一个戏剧团体以及虚构与现实的模糊界限。杰拉尔丁·沙普兰和珍·柏金饰演一个戏剧团体的成员，他们被邀请出演一部新戏，这部戏类似于其导演（卡尔丰饰）的真实生活和他妻子的神秘失踪。[1]
里韦特随后改编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这是他暂时摆脱了实验性和复杂风格的一次尝试。这部名为《呼啸》的电影改编自小说的第一部分，背景设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南部，由三位不知名的演员主演：法比耶娜·巴贝饰演凯瑟琳，卢卡·贝尔沃饰演罗克（希斯克利夫），奥利维耶·克吕韦耶饰演凯瑟琳的哥哥威廉。这是里韦特多年来第一部没有使用他惯常的演员和技术人员团队的电影，灵感来源于巴尔蒂斯的印度墨水插图，于1985年发行。[113]
里韦特的1988年电影《四个女人的故事》获得了广泛好评，讲述了四个戏剧学生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在戏剧、现实和假装之间轻松切换。[114]据导演说，他想拍摄一部关于年轻人排练戏剧的电影，“过程总是比结果更有趣”。[114]这部电影在第39届柏林国际影展上获得了荣誉提名。[115]
里韦特非常享受与《四个女人的故事》中四位年轻女演员合作的过程，以至于他重返剧场。这些女演员在《四个女人的故事》中表演了皮埃尔·高乃依的《苏雷纳》中的一个场景，于是里韦特、这些女演员和其他表演者排练了高乃依的《提图斯与贝勒尼基》、让·拉辛的《巴耶济德》和皮埃尔·德·马里沃的一部戏（最后因“太难”而被放弃）。经过几周的排练，女演员们准备好了演出这两部戏，从1989年4月18日到5月20日在圣但尼的热拉尔-菲利普剧院上演。据里韦特说，高乃依的戏对女演员们来说更有意思；他“非常深刻。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密集的作者，充满了历史和思想”。[116]
索尔·奥斯特利茨称《四个女人的故事》的成功是“里韦特作为电影人的第二春”；[60]这部电影引领了他后期事业中最受好评的电影《不羁的美女》（1991年）的诞生。这部电影松散地改编自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不为人知的杰作》，描绘了隐居的、失去灵感的画家弗伦霍费尔（米歇尔·皮科利饰）、他的妻子兼前模特利兹（柏金饰）以及他的新模特玛丽安娜（艾曼纽·贝阿饰）之间的关系。玛丽安娜激发了弗伦霍费尔完成他长期搁置的代表作（拉丁语：magnum opus）《不羁的美女》（法语：La Belle Noiseuse）的灵感，与此同时，利兹和玛丽安娜的男朋友变得越来越嫉妒。这部四小时的电影实时展示了绘画的进展，一笔一画，特写镜头由法国抽象画家贝尔纳·迪富尔完成。[60]据里韦特说，“我们真的试图制作一部不谈论绘画，而是接近绘画的电影”。[117]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1991年康城影展的大奖和法国影评人联合会的梅里爱奖。[118][119]它获得了五项凯撒奖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这是里韦特在该类别中唯一的提名）。[120]在康城获得成功后不久，一个两小时版本的《不羁的美女：嬉戏曲》在影院上映。[121]
1992年–2009年：后期电影和退休
编辑里韦特随后拍摄了一部关于贞德生平的两部曲电影，名为《圣女贞德：战争篇》和《圣女贞德：监狱篇》（1994年）。里韦特的电影与卡尔·特奥多尔·德赖尔和罗伯特·布列松的著名诠释不同，着重关注贞德在法国的声望，而不是她的苦难和殉道。这部电影松散地基于里韦特对夏尔·佩吉关于贞德的书籍的记忆，部分在他的家乡鲁昂拍摄。由桑德琳·波奈儿主演的《圣女贞德》于1994年上映。[122]
由于预算庞大，这部电影在商业上并不成功。因此，马蒂娜·马里尼亚克想要快速制作一部低成本电影；缺乏灵感的里韦特开始组建演员阵容。他联系了纳塔莉·里夏尔、玛丽安娜·德尼古、洛朗斯·科特，后者给了他一个关于1920年代纽约市出租舞厅的电影创意；这导致了《高、低与脆弱之间》（1995年）的诞生。[123]里夏尔、德尼古和科特饰演三个努力克服个人障碍的女性，一个神秘夜总会的音乐表演对她们的生活进行评论。[124]在这部向1920年代和30年代好莱坞后台音乐剧致敬的电影中，安娜·卡里娜饰演一位夜总会歌手，她的歌曲引用了她之前与高达合作的电影。[125]《高、低与脆弱之间》在第19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放映。[126]
里韦特的警匪片《国防机密》（1998年）由波奈儿饰演一位年轻科学家，她的兄弟（格雷瓜尔·科林饰）说服她，他们的父亲是被瓦尔瑟（耶日·拉齐维沃维奇饰）杀害的，并寻求复仇。[127]里韦特说，这部松散基于厄勒克特拉神话的电影，受到让·季洛杜鲜为人知的戏剧的影响，比受到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古典版本影响更大。[111]《国防机密》向《双重赔偿》（1944年）致敬，传记作家玛丽·怀尔斯看到了希治阁的《火车怪客》（1951年）和《迷魂记》（1958年）的影响。[128]怀尔斯称里韦特与波奈儿合作的三部电影具有女性主义色彩，她写道这些电影“揭示了与里韦特深刻的个人联系”。[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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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解》（2001年）由让娜·巴利巴尔和塞尔焦·卡斯泰利托主演，他们饰演一对陷入浪漫闹剧的情侣，试图上演路伊吉·皮兰德娄的《你想要我怎样》，并寻找一份失踪的手稿。[130]里韦特向霍华德·霍克斯的脱线喜剧致敬，并引用了《一夜风流》（1934年）。[131]电影中的剧场导演角色乌戈故意模仿了《巴黎属于我们》中的热拉尔。[132]次年，一个更长的版本《去了解+》发行。[133]索尔·奥斯特利茨评论道，“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电影，是雅克·里韦特杰出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巅峰。”[60]
2002年，里韦特出版了一本包含三部未拍摄电影剧本的书，其中包括《玛丽和朱利安》。[96]《玛丽和朱利安》的剧本从未完成，三天拍摄的影像也已遗失；里韦特根据他的助手克莱尔·德尼斯做的“神秘笔记”工作，这些笔记由摄影师威廉·卢布钦斯基保存了几十年。为出版而整理可读剧本的工作使他重新激活了这个项目。[134]里韦特、帕斯卡尔·博尼策和克里斯蒂娜·洛朗在修订版《幻爱钟情》（2003年）的制作过程中与演员合作完成了剧本。[104]里韦特选择贝阿和拉齐维沃维奇担任主角，他说与之前合作过的演员一起工作“更有趣、更令人兴奋”[134]，原始笔记中的一些对话保持不变。[135]尽管这部电影缺少连接前两部电影的即兴音乐配乐，但X夫人的角色类似月亮女神，而玛丽则类似太阳女神。[136]该片于2003年多伦多国际影展首映。[137]
2007年，里韦特拍摄了《别碰斧子》，这是对巴尔扎克小说的忠实改编，也是巴尔扎克“十三人的故事”三部曲的第二部，其介绍启发了《出局》。[138]让娜·巴利巴尔和纪尧姆·德帕尔迪厄饰演1823年初马略卡岛上陷入痛苦、令人沮丧关系的恋人。[139]这部电影在2007年多伦多国际影展首映。[140]2009年，里韦特拍摄了《圣卢普峰的36个视角》；简·柏金饰演一个在父亲去世后回到童年马戏团的女人，并与一个富有的意大利流浪者（塞尔焦·卡斯泰利托饰）开始了一段恋情。[141]这部电影在第66届威尼斯国际影展首映[142]，是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143]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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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韦特早年在巴黎生活贫困，以最少的资源过着禁欲的生活；夏布洛尔说他非常瘦，几乎不吃东西，将他的笑容比作柴郡猫。[144]格吕奥描述里韦特为“瘦小、黑发，在蜡黄的面容上有一双非常活跃的黑眼睛……再加上一个勉强的、紧张的微笑，像是一个必须不断努力才能被他似乎认为无可救药地敌视的社会接受的人。”[145]他的观点在同辈中备受重视，杜谢说：“里韦特是个伟大的谈话者。他是这个团体的秘密灵魂，隐蔽的思想家，有点像审查者。”[144]高达说：“我可能非常喜欢一部电影，但如果里韦特说‘这不好’，那我就会同意他……就好像他对电影真理有特殊的洞察力。”[146]杜鲁福认为里韦特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看电影。[147]杜鲁福说，在50年代，里韦特是这个群体中唯一已经能够执导长片的人。[36]
里韦特与侯麦的友谊因里韦特直接参与将侯麦从《电影笔记》解雇而变得复杂。里韦特和侯麦互相尊重，但在《电影笔记》的政治和美学立场以及财务问题上发生争执。[148]当侯麦对里韦特的即兴电影产生兴趣后，他们再次成为亲密的朋友，侯麦赞扬了《疯狂的爱情》并在《出局》中出演。侯麦后来称《出局》为“现代电影史上的一座重要丰碑，电影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49]里韦特也欣赏侯麦的电影，称《人约巴黎》（1995年）为“一部绝对优雅的电影。”[150]侯麦时期的几位《电影笔记》作者不喜欢他，如杜谢、让·多马尔希、费雷敦·胡韦达、菲利普·德蒙萨布隆、克萝儿·贝利和菲利普·迪格，后者说里韦特“有圣茹斯特的一面，他是一个不妥协的雅各宾派，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会认为你是个白痴。他决定什么是道德和正确的，就像一个监督员。”安托万·德·贝克写道，这些作家尊重里韦特，但认为他“粗鲁、傲慢和教条主义”，他“毫不犹豫地开除对手或平庸之辈。”[151]然而，《电影笔记》的作家安德烈·拉巴尔特和米歇尔·德拉艾赞扬了他；德拉艾说他“是最聪明的，有无与伦比的魅力。”[152]
据大卫·汤姆森说，里韦特“以几乎没有家庭生活而闻名，当然也没有与他的工作重叠的私人生活。独自一人时，他宁愿坐在黑暗中看另一部电影”；1956年，有人形容他“太冷漠，令人生畏地理性”。[153]比勒·奥吉耶描述里韦特对自己的生活非常保密：“我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只在拍摄时见到他”，或者在公共场合偶遇他，尽管她感觉与他很亲近。据奥吉耶说，他有神经症和焦虑症，经常阻止他接听电话，谈论他的个人生活会是不得体的，也是一种背叛。[5]洛朗斯·科特说，加入里韦特的亲密朋友圈很困难，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并尊重规则。”马蒂娜·马里尼亚克说，里韦特非常谦逊和害羞，他的亲密朋友圈已经习惯了长时间听不到他的消息。马里尼亚克还说：“他的生活就是看电影，还有阅读、听音乐。很明显，现实世界让他感到不安。”[154]乔纳森·罗姆尼报道说，在70年代“里韦特有时会从自己的拍摄现场消失，但总能在左岸的某个艺术电影院里看到他在观看一些罕见的电影。”[155]让-皮埃尔·莱奥，他称里韦特为亲密朋友，说他“是唯一能在电影中看到一切的人。他把他看到的一切都传达给我们，启发了我们自己的美学思想”。[156]1990年，克莱尔·德尼和塞尔日·达内执导了一部关于里韦特的纪录片《雅克·里韦特，守夜人》。[5]特拉维斯·麦肯齐·胡佛写道，这部纪录片描绘了里韦特“独来独往的倾向”，将他描绘成“一种无家可归、无国可归的流浪者，在公共空间游荡或徘徊，而不是占据某个个人领地”。[157]
1960年，他与女友玛丽卢·帕罗利尼在让·鲁什和埃德加·莫林的纪实电影《夏日纪事》中短暂出现。[158]帕罗利尼是《电影笔记》的秘书，后来成为里韦特和其他新浪潮电影人的片场摄影师。他们结婚了，但在《女教徒》的舞台版结束后不久就分手了，最终离婚。他们继续保持职业关系；帕罗利尼在《疯狂的爱情》、《决斗》、《西北风》和《真幻之爱》中作为合作编剧与里韦特合作，她还在《女教徒》和《塞琳和朱莉出航记》的片场拍摄照片。[94]帕罗利尼于2012年4月21日在意大利去世。[94]
2012年4月20日，电影评论家大卫·埃伦斯坦在网上发布消息称里韦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159]博尼策和马里尼亚克后来说，他在拍摄《圣卢普峰的36个视角》的负面经历中开始感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拍摄日平均只有四个小时，里韦特经常忘记已经拍摄了什么，这导致电影的运行时间比他之前的作品短。[160]2000年代中期，里韦特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韦罗妮克·马尼耶。在他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后不久，他们结婚了。马里尼亚克说：“多亏了她，他避免了住院，能够待在家里。”[161]里韦特和他的妻子住在巴黎的卡塞特街区，在生命的最后八年里，有照护人员和医生照顾他。[3]
存在与非存在的决斗，
最伟大的头脑们
喋喋不休地争论这
兄弟阋墙的战斗，折磨
苏格拉底的字母
直到谷歌时代，全然徒劳：
权力与荣耀，
自由与博爱，
和平与战争，
无限与整体，
贫困与民主，
恐怖与美德，
诗歌与真理，
等等等等，
我自己也一度想要将
自然与隐喻
加入这大胡闹之中，
妄想掌握现实，如同
业内专业人士
和业余爱好者所说的那样，
混合正镜头与反镜头，
但正是在最后一次
那个来自鲁昂的小男孩，
逃离了所有那些虚荣，
终于夺回了他
电影人生的主导权，
作为一个简单又复杂的人，
他与自己结盟，
恰如其分地宣告：
秘密与法则，因为银幕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可藏。
死亡
编辑
里韦特于2016年1月29日因阿尔茨海默病并发症在巴黎家中去世，享年87岁。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称赞他为“最伟大的电影制作人之一”，文化部长弗勒尔·佩尔兰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法国电影界人士纷纷发表悼词[163][164]；塞尔日·图比亚纳说：“里韦特无疑是新浪潮中最具反思性、最有思想、最具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物。”比勒·奥吉耶写道，里韦特的“作品富有创意、研究深入且结构严谨。除了制作电影，没有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165]伊莎贝尔·雷尼耶评论了里韦特的神秘性，指出关于他生活的神秘感“延续到了他的坟墓里”。[166]法国电影园馆长弗雷德里克·博诺称里韦特具有影响力，并说他总是试图在每部电影中发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167]长期合作者帕斯卡尔·博尼策说：“他在新浪潮中有点像局外人，但同时他又是其灵魂，是最激进的人之一，也是最隐秘的。”[168]让-米歇尔·弗罗东说他体现了“新浪潮的精神”。[169]埃莱娜·弗拉帕赞扬了他在刻画女性方面的场面调度运用。[170]马田·史高西斯称他是一位迷人的艺术家，“是法国新浪潮导演中最具实验性的”。[171]
理查德·布罗迪称里韦特是“法国电影人中最开放也最沉默寡言的”，他认为里韦特的所有电影“都代表了一种努力，试图捕捉内心世界的全部，一生的痴迷和神秘。”与其他主要关注他电影制作生涯的讣告不同，布罗迪赞扬了里韦特对电影评论的影响，特别提到了他1961年的文章《论厌弃》，这是对吉洛·蓬泰科尔沃的纳粹大屠杀电影《零点地带》的评论。布罗迪称这篇文章是“讨论任何涉及暴行的电影的试金石”。[172]在法国，让-玛丽·鲍狄埃也赞扬《论厌弃》是“法国电影爱好者历史上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其他曾赞扬这篇文章的电影评论家包括塞尔日·达内和安托万·德·巴克，高达著名的“跟拍镜头是一个道德问题”的说法也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影响。[173]卢卡诺影展艺术总监卡洛·沙特里安写道，里韦特“第一个也是最好地尝试将安德烈·巴赞的思想转化为批评性写作”，并赞扬了诸如《霍华德·霍克斯的天才》和《致罗塞利尼的信》等文章。[174]
里韦特于2016年2月5日被安葬在巴黎蒙马特公墓，离法兰索瓦·杜鲁福的墓不远。博尼策、马里尼亚克和纳尔博尼都在葬礼上发言。里韦特的姐妹和侄子们也出席了葬礼。韦罗妮克·马尼耶-里韦特告诉葬礼参加者，正如人们说天使在每个小时二十分的寂静时刻歌唱，里韦特是在12:20去世的。[3]2016年3月的《电影笔记》杂志专门纪念了他。[162]2016年5月，法国电影园宣布，里韦特的前三部短片被他的遗孀重新发现，正在进行修复，并于当年6月在科特短片电影节上放映。[175]
作品
编辑注释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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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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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llMovie上Jiewei Xiong/沙盒的页面（英文）
- 法国AlloCiné影剧数据库上Jiewei Xiong/沙盒的演艺人员资料（法文）
- jacques-rivette.com- a website devoted to Rivette's film and journalism careers
- Biography on newwavefilm.com
- sensesofcinema.com Great Directors article
- Jonathan Rosenbaum: Jacques Rivette [chapter from Film: The Front Line 1983]
- Edition de « De l'abjection » (1961) par Jacques Rivette, sur le site d'analyse L'oBservatoire (simple appareil). （法语）
- Craig Keller obituary
| 媒体职务 | ||
|---|---|---|
| 前任： 伊力·卢马 |
《电影笔记》主编 1963年–1965年 |
继任： 让·纳尔博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