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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香港学科
（重定向自德育及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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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简称“国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曾经于2012年建议，现时为非强制性开展的小学一年级至中学六年级的新独立学科。

香港政府声称透过持续学习，使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的发展引以自豪感[1]及建立国民身份认同，并以价值观和态度为导向，帮助他们养成良好品德和“国民[注 1]素质”，从而丰富生命内涵，确立个人于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范畴的身份认同[2]。

2012年9月8日前，教育局曾经计划将此学科列为必修科于2012年9月新学年开展课程，称为三年开展期，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学校可以决定于同年、下年（2013年）或者后年（2014年）推行，此举被反对人士指责为“先推行后检讨”。同年9月8日，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的规定，改变为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其教学方式，而开展科目的53万元津贴维持不变[3]。

此学科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质疑，支持的亲建制派称此举为“国际惯例”，香港人作为中国人，有必要加强对中国的认识；而反对的泛民主派则指《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义香港人而非“国民”，批评《课程指引》内容偏颇、注重“情感”触动[4]、剥夺学校自主强制推行，为“洗脑”教育；因而发起了多次的活动，例如街站、联署、游行、集会及绝食等，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对于教材及课程开展，行政长官梁振英曾经重申：教材由学校订制，无强制官方教材。梁指香港市民有点担心的是当代国情课程，大概占整个课程的1/20，香港现有的小学课程也包括世界、香港社会，如果略掉国家部分似乎会造成断裂[5][6]。教育局于2012年9月10日抽起当代国情部分，并称会尽速检讨论课程指引中引起争议的“情感层面”评估等[7]。2012年10月8日，政府宣布搁置课程指引，但学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可开展国民教育科。[8]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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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早于1952年开始在中学初中课程推行公民科（Civics）。到了1975年亦开始推行社会教育科（英语：Social Studies）[9]，主要是借鉴美加和英国透过综合课程发展社会科，但结果不太理想，更被视为次等科目[10]。学者曾荣光认为殖民地香港的公民教育是一种“无政治”和“无民族”的殖民地精英教育[11]；学者黎国雄认为港人只有“子民”的地位而没有所谓“公民”的身份[11]。

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政府于1985年推行《公民教育指引》，强调以渗透形式推行公民教育[11]。殖民地政府于1995年成立公民教育工作小组，属下的课程发展议会并于翌年发表新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除加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与法治等政治元素外，更强调以批判思考及解决问题的技能来认识社会、民族、国家和世界，祈能作出合理的判断[12]。

2007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香港并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在之后的3年内，时任特首曾荫权都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国民教育。2010年，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亦告成立，主席为李焯芬[13]。

原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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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有校内评核，以及公布全香港平均分供学校检讨成效[14]，并且以“国民教育内地学习及交流活动数据库”记录学生于小至中学阶段内的活动，教育局可能会将上述资料转送给学生将来升学或转读的学校[15][16]。

撰写课程指引的李焯芬教授指出：“如果三年之后有学校不跟随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来开办课程，教育局会通过视学制度来处理，视学小组会指出其不足之处，要求纠正”，“目前需要接受‘校本化’的现实，是比较可行的第一步。至于十年后有了更多经验，也许会有更好的平台做中央式的设计”[17]。教育局长吴克俭在亚视国际台《时事纵横》节目称，全香港学生加上家长数目过百万，仅有10万人上街表达对此科之不满，可见香港有数百万“沉默大多数”支持国民教育推行[18]；若个别学校表达不推行，教育局会派员协助，就开展国教科作讨论[19]。

课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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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教育局出版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20]：

课程宗旨

本科旨在透过提供持续及有系统的学习经历，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帮助他们养成良好品德和国民素质，从而丰富生命内涵，确立个人于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范畴的身份认同。本科培育学生品德及国民素质，当中包括：

  • 培育品德：承传中华美德，包括仁、义、礼、智；培育普世价值，包括：和平、仁爱、公义、自由、民主、人权、责任感、尊重他人等。
  • 正面积极：依循“认识自我、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方向，实践优良品格，乐于关顾家人、服务社会，愿意为国家及世界人民谋福祉，建立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
  • 自我认识：加深自我认识，了解个人在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的角色和责任，以及权利与义务。
  • 情理兼备：发展独立、多角度及审辩式思维能力，能以客观和理性态度，辨识相关生活事件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并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
  • 认同身份：建立于不同生活范畴的身份认同，主动关心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成为有识见和负责任的家庭成员、社会公民、国民及世界公民。
  • 行动实践：养成良好习惯，于不同生活范畴，能以积极的态度，作出理性而负责任的决定，并勇于行动实践。
    ——— 《课程指引》第2页

[21]。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自主能力，使到他们明辨是非，能够作出情理兼备的价值判断，并且建立个人抱负及理想，对家庭、社群、国家与世界作出承担及贡献。课程不设立公开试，但是设有校内评核，以及公布全香港平均分供学校检讨成效，并且以“国民教育内地学习及交流活动数据库”记录学生于小至中学阶段内的活动，教育局可能会将上述资料转送给学生将来升学或转读的学校[15]。

课程架构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架构建基于五个生活范畴的相关知识，提供生活化的学习内容，并紧扣学生于各学习领域/科目及相关学习经历/活动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培育学生的品德及国民素质。

  • 个人范畴：帮助学生发展独立自主的人格，具备自爱、自律、自信等个人素质，拥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当面对逆境、疑惑和挑战之际，能够明辨是非，作出情理兼备的判断，并勇于付诸实践。
  • 家庭范畴：提高学生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同，理解个人在家庭的角色，并以关爱、诚恳、互相尊重等价值观和态度，与家人维系良好关系，共同面对家庭的转变和挑战，促进和谐的家庭生活。
  • 社群范畴：帮助学生于不同处境，包括：与朋友、同学、社会上不同人士及职场上的同事相处时，理解个人在不同社群的角色、权利与义务，乐于与不同人士沟通，彼此融洽相处，并关心社会发展，积极参与，成为具有独立思考、有识见和愿意承担的社会公民。
  • 国家范畴：提升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理解国民的角色、权利与义务，孕育家国情怀，主动了解国情，探讨国家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例如：成果、困难、局限、改善方向等；协助学生培养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国民素质，与国家根脉相连，休戚与共，乐意为国家发展及国民福祉作出承担及贡献。

国家范畴主要学习目标
“从认识国家的山川地貌、天然资源、古迹文物等，提升对国家的归属感；体会国家当代发展，培养反思精神，建立国民身份认同；从追溯中国传统习俗和自己/同侪的祖籍及家乡，萌发对国家、家乡、居住地的归属感；向国家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借镜，学习他们的品格情操，体会延续与承传。”

——— 《课程指引》第26-27页

国家范畴延伸学习内容举隅
“自然国情(大地恩情)：从不同角度了解地域、山川地貌、省份、自治区和城市的发展。
当代国情(基础与展望)：认识现任的国家领导人，了解领导人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以及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人文国情(民族与风俗)：从不同层面了解节日习俗的内涵。
历史国情(延续与承传)：探讨历史名城的发展过程，例如：西安、南京、北京等，了解它们配合现代社会而不断发展，体现历史发展中延续与承传的特色”

——— 《课程指引》第28页
课程规划

“学校规划本科课程，可加入“校本”和“生本”的考虑，作出调适，惟须以达至本科的学习目标为规划原则。”

——— 《课程指引》第57页
  • 以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堂学习为主导，运用不同范畴的生活事件及议题作为学习情境，帮助学生提高本科的知识基础及培育价值观；
  • 各学习领域/科目与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相关的课堂学习，为学生提供有关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促进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学与教；
  • 配合相关学习经历/活动，例如：参观考察、交流体验、服务学习等，为学生提供真实和生活化的学习经历，深化学习成果。
学与教

认知、情感、行为的结合：“认知”的提升，增进学生知识，以及思维和判断能力，有助学生辨识生活事件及议题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态度，作出理性分析和判断；“情感”的培育，能触动学生情怀，提升他们择善固执的决心和勇气；“行为”的实践，让学生有决心、有勇气及自信，将信念和决定付诸实行。

  • 从认知方面加深学生对课题内容、相关价值观及身份认同(包括：个人、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的认识，提高他们的理解、思考、分析、判断、评鉴能力等。
  • 从情感方面引发学习动机，培养学生持守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建立于各生活范畴的身份认同，并孕育移情共感的态度，能“将心比己，设身处地”，主动反思及体察别人的处境。
  • 从行为方面鼓励学生于各生活范畴身体力行，实践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亦帮助他们了解不同行为背后所要承担的代价和后果。
    ——— 《课程指引》第70页
  • 教师可运用对谈形式，就学生所提出的论述，给予正面回馈，引导学生思考自己言行所牵涉的价值观，借此建构学习支架，检视和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信念，加深对自己价值观的认识。
  • 藉书写活动，让学生在不受环境及情绪的影响下，梳理自己的思维，并针对议题作出理性分析，进而引发学习动机。
  • 在澄清价值的讨论过程中，教师可担当学习促进者的角色，为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讨论平台，鼓励每位学生投入讨论，避免讨论被少数人垄断，促进更深入与广泛的思考。
  • 于争议性议题的学与教，重视学生的思考及判断过程，引领学生进行多元多角的分析，并作出情理兼备的判断。
  • 透过多元化学习模式，例如：辩论、角色扮演、小组讨论、专题研习等，并透过有效的提问，引领学生从思辨中澄清相关价值。
  • 指导学生以不同观点了解各生活范畴的事件和议题，包括选取“人物”、“场景”、“事件”和“时间”作为思考的切入点，而国家及世界范畴亦可从四个分析向度（包括“政治”、“社会”、“人文”和“科技”）进行探究，从而立体地了解不同生活范畴的事件和议题。
  • “言教”与“身教”的配合，“言教”包括教师的解说、分享、说故事的方式；或让当事人现身说法，提升学习效果。“身教”强调教师或楷模人物于日常生活的情境身体力行，将良好的品德行为向学生展现。

    • 有关学与教效能的反思问题。下列的反思问题，目的是为教师提供一个检视框架，以期进行本科的评估时，能有系统地了解学生于价值观建立的历程中，所达到的阶段和成就；为评估和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提供参考。教师亦可以因应“校本”和“生本”的考虑，选择不同模式，善加调节，优化本科的学习评估。

    • 价值觉醒
      • 能否促进学生意识日常生活言行、思想、习惯所蕴含的价值？(举例：教师协助学生意识守时的行为蕴含重视信诺、尊重规则等价值。)
      • 能否引发学生对于个人、社会及与普世价值的思考及重视？(举例：教师引发学生培养对于人道主义的重视，于个人层面尊重生命的可贵；于世界层面跨越地域、民族限制，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当有需要时向他人施以援手。)
    • 价值理解
      • 能否促进学生掌握课堂学习或活动所蕴含的价值，以及理解价值的内涵与延伸的意义？(举例：教师藉安排适切的课堂学习或活动，协助学生掌握当中蕴含的价值，如生活体验可以拓阔学生对于不同生活范畴的认识，表现包容、接纳的价值；参与升国旗仪式，有助提升对国家象征的重视及尊重。)
      • 能否协助学生理解价值的呈现方式，并使学生确立并认同作为相关群体的身份，进而建立自豪和归属感？(举例：教师协助学生建立对于不同身份的认同，并以成为相关团体成员而感到自豪，例如：学生以成为升旗队的队员、内地交流团代表而感到光荣。)
    • 价值冲突
      • 能否引领学生就不同价值进行辨识与比较？(举例：教师设计价值两难处境，协助学生了解价值冲突，如公义与人情、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厘清学生对不同价值的理解，权衡轻重，并思考如何梳理价值冲突。)
      • 能否鼓励学生就不同价值冲突情境，进行理性思考及多角度分析，并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举例：教师协助学生于价值两难冲突处境，作出多元多角的考虑，进行价值优次排列，从而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

    学与教基础：以“情”引发。

    • 国家范畴学习，首要确立对“国情”的认识。国情泛指国家发展的状况，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发展情况，有关内容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一个综合和动态的概念。国情内涵可以归类为四个学习主题，包括：自然国情、当代国情、人文国情和历史国情：
      • 自然国情：旨在了解国家的自然资源开发运用，了解国家的潜力及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 当代国情：包含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内容，探讨现有及展望未来。
      • 人文国情：旨在认识国家的文化成就，承传优良传统。
      • 历史国情：旨在探讨国家的历史重要时代、人物、事件和地域，以及重要发展脉络。

    国情范畴学习，重视“情怀”、注重“情感”、本于“真情”：

    • 重视“情怀”：情怀源自个人与国家的感情联系，教师应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建立国民身份认同，离不开对国家情感的孕育，不能只是记诵资料，必须要重视人情，才可以让国情学习富有生命力。教师应让学生明白自己与国家同根同源，在历史、民族和文化三方面，彼此关系密切。
    • 注重“情感”：教师应协助学生领略家国情怀，由接触国情资料开始，体会国情资料背后的丰富情感，因而产生触动。同时，了解国情学习重视与他人沟通，由接触到触动，产生互相感应通达的效果。要真正了解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光是依赖从书刊或传媒得来的资料，学生得结合课堂学习，亲自踏足祖国，透过实地参访交流，运用各种感官认识国家发展。
    • 本于“真情”：要推展国情学习，师生的投入不可或缺，还需要互相感动和激励。要成功推动国民教育，教师要有感动学生之心，才能对学生产生感染力。国民教育并非单求知识累积，而是需要以互动方式，彼此激励，孕育真情，成为推动国民教育的原动力。
      ——— 《课程指引》第120页 附录六
    评估
    • 建议学校灵活运用各种评估模式，包括“进展性评估”及“总结性评估”，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进行持续及多元化的评估，有系统记录学生转变，为学生提供具方向性的指导。
    • 本科为学生提供“正能量”，以培养品德及国民素质为目的。教师应以欣赏、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就学生于本科学习表现，作出肯定，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及自我形象，促进学生能持续进步。
    • 认知层面：就了解学生于“认知层面”的转变，教师除了留意学生对道德概念及价值观(例如：公义、责任感、公德心等)的认识，亦包括学生对理性思考、道德判断及相关生活技能的掌握，例如：表达能力、分析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决策能力等。
    • 情感层面：就了解学生于品德及国民素质的转变和发展，教师可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从中了解学生由情感触动以至态度上的转变。这个态度转化的历程，可以由疏离、漠不关心，到愿意关注、接纳、认同、表达意见及乐意参与，并表现于具体的行为。这份情感的表达并非刹那间、片段式的意念，而是延续及持久的态度转变和发展。
    • 行为层面：教师可在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记录他们出席的频率及行为表现，并观察他们的学习态度，例如：交流或专题研习的学习历程中，能主动帮助同侪及承担工作，从而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转变。除了记录学生于学习过程的表现，教师也可观察学生日常表现，沿用一贯学校记录学生行为的方法，并适当邀请不同持分者担当观察工作，有系统地了解及彰显学生于“行为层面”的成就和转变。
      ——— 《课程指引》第86页

    “从‘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选取部分问卷题目，让学生填写，并比较学期开始和结束的变化，整体了解全校学生就个别成长及价值观范畴于该学年的转变”—— 《课程指引》第102页 “学生的学习成果，可于成绩报告表中呈现。”—— 《课程指引》第92页

    • 评估目的，是透过回馈，帮助他们思考改善方向，并为持续优化本科教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受关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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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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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教育争议未扩大之时，教育局资助出版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出现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中学校长刘修妍指，自从《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曝光，“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在不少市民眼中已俨如“洗脑科”[22]。人民力量议员陈伟业指出，其实“国民教育”一词惹人好感，若非《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曝光，可能还掩盖着服侍政权的意图[23]。而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亦承认本书内容有所偏颇，指出此只是参考书，不会使用其作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教材[24]。教联会会长、国民教育服务中心主席杨耀忠认为教学手册内容客观，教师不采用是“浪费”、“自己封闭自己”，他又指局长不是“官说了算数”[25]。

    推行学校使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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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浸信会吕明才小学小二一课采用教育局制作教案“我学会了唱国歌”，将唱国歌列为学生责任，教师需引导学生思考，唱国歌时会否如得奖运动员一样“以身为中国人为荣，有感动流泪的感觉”。[26]
    • “中华好儿女第一步”工作纸[27]要求学生[28]，

    “‘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高兴’，若你认同这句话，请大声说出‘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高兴’”

    教材内容公开后，引起家长关注，网民纷纷网络热议[29]。

    • 教育局官方编制教材指，香港“需靠广东省输送东江水供港”，由此“体现对国家的归属感”[30]。

    政府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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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财政年度，教育局的国民教育支出为5.95亿[31]。按2011年9月共有658,020名中小学生[32]计算，相当于平均每名学生开支904港元。

    推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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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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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教联会）未经招标，便获教育统筹局批出资助，成立大埔“国民教育中心”[33]。

    2007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在出席特区政府欢迎晚宴上讲话，提及国民教育时说：“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34]

    2007年-2011年10月，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连续五年在《施政报告》中提及国民教育，2007年国民教育部分（第116-120段）指，继续透过现行中小学课程及新高中课程架构，加强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学习元素，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国家的认识以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35]2008年123-127段，主要建议增加资助香港学生与内地的交流名额，由5,000扩大37,000。关于在学校推行国民教育详情没有提及。[36]2009年只有三段(第116-118段)提及国民教育，只说“薪火相传国民教育平台”已在2009年初成立，资助37,000名学生参与各项内地交流计划及协调45项由非政府机构组织的交流活动[37]。2010年158-162段提及关于国民教育的改革，主要建议在中小学以价值观和态度为导向，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正式决定将国民教育独立成科[38]。

    2011年5月5日，政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建议将此科列为必修科。5月5日至5月23日期间，政府举行8场课程咨询会并邀请中小学校参与[39][40]。至今教育局仍未按《公开资料守则》公开咨询期收集的1,000份公众意见书内容[41]。

    2011年10月，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只有两段（186-187段）提及国民教育，就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进行了公众咨询[42]。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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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月

    2012年4月30日，教育局局长孙明扬接纳课程发展议会及其辖下“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所修订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该专责委员会主席为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院长李焯芬教授。他表示有关修订乃经过委员会于2011年5月至8月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咨询，从不同途径收集社会各界对于“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的约1000份意见，经研究和商议后作出。[43]

    2012年5月25日，撰写课程指引的李焯芬教授指出：“如果三年之后有学校不跟随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来开办课程，教育局会通过视学制度来处理”，“目前需要接受‘校本化’的现实，是比较可行的第一步。至于十年后有了更多经验，也许会有更好的平台做中央式的设计”[17]。

    7月

    2012年7月17日，香港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到北京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谈及国民教育，事前事后没有通知传媒，香港驻京办也一度称不知情；被民主党张文光指违反《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赋予的本地教育自治。[44]

    2012年7月28日，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与教育局长吴克俭等官员会面，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代表表示吴克俭在会面中表现冷漠，感觉是对牛弹琴而提早十五分钟离场，又引述吴克俭指看不到有特别理由要撤回国民教育科，并呼吁全港市民参与7-29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游行。吴克俭于会面后表示与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会面时只听到撤回国民教育的声音。[45]

    2012年7月30日，梁振英表示，为了释除社会部分人士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会否出现洗脑的疑虑，决定督促教育局把有关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里面当代国情部分的参考教材上载到教育局网页，接受大家的监督，希望家长和教育界在看到教材后，能够明白政府绝对没有所谓洗脑的意图。[46]

    8月

    2012年8月3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宣布教育局将成立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邀请各界代表加入，共同监察“国民教育”的推行。8月22日，政府公布成员名单，主席由行政会议成员胡红玉出任，副主席是课程发展议会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主席李焯芬。[47][48]

    2012年8月13日，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被误解是“洗脑”科目，是令他上任以来最感头痛的事。他澄清整个国民教育科目分为五大范畴，分别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而在国家范畴内又分为几个部分，中国国情课程亦即市民最感担忧的部分，仅占整个课程的二十分之一。梁振英重申，政府并非要强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相信向公众清楚解释后，便可释除市民疑虑。“我们不是强推，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怎样去‘洗脑’，因为教材是学校订的，特区政府准备做一个参考性的教材，但不是强迫学校用的。”他称参考教材将于月内上网，供大众参考，届时大家便会发现“没什么‘洗脑’内容，毋须担心”。[49]

    2012年8月27日，吴克俭表示，若个别学校表达不推行，教育局会派员协助，就开展国教科作讨论[50]。

    2012年8月底，《明报》报导，教育局向全港65间官校发出“限阅文件”，命令校长记录官校教师对国教科的取态和表现，向局方汇报后记录在案。文中提到有接触过文件的人士讲述文件中有写“倘有教师罢教”、“拒绝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工作”等情况，教育局将“视乎个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如何处理”，但未有引用文件内声称命令记录取态和表现的文字和句子。教育局相信协会所指的“限阅文件”是教育局向官校提供的指引，为官校推行科目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协助，包括为一旦发生教师罢教的情况，未雨绸缪。[51][52]

    9月

    2012年9月5日，为响应社会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担心，及全面了解社会不同声音，梁振英昨日呼吁反对者及各界人士，一起加入讨论，实事求是，详谈他们对该科的意见及顾虑。对反对者提出要撤回该科，他强调，在撤回与不撤回之间，有很大讨论空间。重申政府并无任何官方教材，该科完全以学校为本，由学校制定及选择自己教材，而政府出版的参考教材会通过开展委员会审议，但学校不一定要选用。他亦强调以行政长官的身份给警方以明确的指示：对反国民教育的集会绝无清场的计划。[53]

    2012年9月7日，梁振英取消出席俄罗斯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系列会议[54]，梁振英表示：“我们做事是有机制有程序的，但我们政府做事不能因为大家表达这个决心，我们就立即叫停撤科然后才对话。所以我很希望有关的朋友能够与委员会甚至和我本人就大家的看法进行沟通，有一些团体提出一些中间的方案，这个我们都很愿意研究。”他预期，自己会在这一两天陆续约见或接受邀约与团体见面，研究解决国民教育争议的相关方案。[55]

    2012年9月8日傍晚，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改由办学团体及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开办方式。[56]梁振英强调国民教育科不是现届政府教育政策的主力。

    2012年9月9日凌晨，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宣布结束在政府总部的集会，不少人认为大联盟结束集会的决定仓卒，学民思潮指占领政总行动虽结束，但仍会继续抗争，要求政府撤回国教科。[57]

    2012年9月10日，政府宣布抽起国民教育课程指引中“当代国情”的部分。教育局局长要求课程发展议会尽速讨论及检视课程指引中引起争议的部分，包括社会上对“情感层面”评估方向的关注，课程规划方向的意见，以及如果学校决定不独立成科，是否可将内容加入中国历史等科目互相配合等[7]。

    2012年9月11日，学联发起罢课行动。同日，梁振英向媒体表示：如果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那等于是政府禁止学校开设它可能想开设的科目，这个做法有违香港自由和多元社会的特质。现在的情况是，国教科开展与否、何时开展、以及开展时所用教材与内容等问题，全部都由学校自己决定。他呼吁社会应该对办学团体的专业判断有信心。[58]

    2012年9月20日，出版《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因不获教育局续约而会关闭，须于本月30日前迁出青衣的所在地。香港《苹果日报》形容此地为“洗脑基地”。其“姊妹机构”国民教育中心亦同被终止合约，但会再招标。两中心过去八年共获公帑拨款5,000万元。[59]

    搁置课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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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0月8日上午，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进行会议，委员会主席胡红玉宣布由于现存国教科课程指引令人不安，委员会建议政府搁置课程指引。下午5时特首梁振英于政府总部，宣布接纳委员会建议，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教育局不再以此作视学依据[60]。

    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就政府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的决定，有以下回应：第一、大联盟认为政府已经达到大联盟部分要求；第二、大联盟取消原定10月17日包围政府总部行动，改为举行集思会；第三、大联盟将改变策略，专注留意各学校教材及活动是否包括“洗脑式内容”。[61][62]

    另一方面，部分建制派如田北辰、梁纪昌认为政府搁置的行动较为软弱，令政府失去威信[63]。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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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是否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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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国际公民及素养调查研究

    香港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争议上，香港电台的老师专栏作家洪昭隆援引ICCS 2009的研究结果：“86.6%认同自己是中国人，83.3%认同自己是中国香港人，91.1%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86.1%认同自己是世界公民。”，主张“香港学生的国民意识不足”是经个伪议题，并援引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对研究结果的评论为“在国民身份认同上，香港学生普遍认同自己拥有多重的身份，而且热爱香港和祖国，同时拥有全球视野。”[64]

    政治评论员王岸然指：

    • 香港的现实是一个多元文化和种族的社会，有相当重要的少数族群不是中国人，只是香港居民。香港有好多“外国人”，绝不单是白人等非华裔，而且还包括不少星、马、泰、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华人，以及华人在港出生的下一代。周恩来早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已对出生及长居于海外的华侨，以及华侨所居住的国家表明，他们已经不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他们的子女也不是。
    • 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港人只有“居民”的观念，这观念与“中国公民”并存，但没有“国民”的写法；没有国民，请问为何要搞国民教育？这就已经违反了《基本法》只想谈“居民”、不想谈“国民”的精神了。[65]

    香港文化评论学者陈云指：

    • 依照《基本法》，香港人无国民义务，毋须接受国民教育。
    • 陈云亦认为中共并未建国，中共是党国，香港的国民教育无效忠的国家对象，因此无必要搞国民教育。[66]

    香港人权监察以及少数族裔团体融乐会指：

    中联办宣文部部长郝铁川在与香港主要电视媒体的记者茶叙时表示：

    • 香港回归祖国后，承认自己是香港人无碍于同时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承认自己是香港人，理所当然就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请问是哪国人？”[69]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

    （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
    （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四）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
    （六）第（一）至（五）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二十四条

    是否“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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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示威者
     
    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标语
     
    在金钟政总反国教集会上，市民所写下的心声

    有评论人士认为，由于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评核准则，显示此科着重民族主义情感灌输[70]，要求培育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豪感”，加上政府面对反对仍然坚持开展[71]，部分香港市民、家长、教师、演艺、文化人和泛民主派议员认为国民教育是一件政治洗脑工具[72]。

    • 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在微博表示，“有人导说是‘洗脑’，只要看看美、法等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制度，就会看到这种必要的‘洗脑’是一种国际惯例；有人说要培养中小学生的批判意识，但国际社会通常做法是在大学培养批判思维意识，而不是中小学；有人说德育及国民教育不要听中央政府的，但那还叫国民教育吗？”“中小学的德育及国民教育根本不是‘洗脑’，而是‘健脑’。”[73]但部分香港人视其言论表明德育及国民教育在中国政府方面有‘洗脑’的立场[74][75]
    • 调查显示，对于舆论指“德育及国民教育”是“洗脑教育”，受访家长的意见较为分歧，36.6%表示反对，亦有28.4%受访者表示认同。同时，37.6%受访家长不相信政府在推行课程时，能做到客观持平，有信心的仅是17.8%。[76]
    • 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君枢机，形容现时做法是反民主及霸王，不应赶在2012年9月开展，因为目前也有公民教育科。陈表示，欧洲的纳粹及法西斯、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都与错误的国民教育有关，令人恐惧。[77]
    • 加拿大资深中学教师Jan Haskings-Winner阅读过《课程指引》后，直指课程危险：“这份文件令我想起希特勒，纳粹推行的就是这种国民教育，强调盲目向政权效忠，不鼓励人民思考。”她指加拿大的教育鼓励学生看到社会不公义要发声，而不是培育乖巧愚忠的顺民，加拿大的教科书敢于“扬善更扬恶”，大篇幅记录政府百年来犯过的历史错误，例如剥削黑人投票权、掠夺原居民土地、欺压女性权益、愧对亚裔移民等，希望孩子能从历史的错误中学习[7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姜瑜在被香港记者问到国民教育是不是“洗脑教育”时表示：“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人口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外国人都在关注中国、了解中国。我觉得香港青年多了解国家、了解世界，是一件好事。”[46]

    是否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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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浸会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黄国钜指，国民（national）一词，在西方政治是只有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极右排外、近乎新纳粹的政党，如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才会用的名词。而且，欧洲经历过二战的洗礼，受过民族主义的教训，对“民族自豪”这类说法十分敏感，如果德国中小学要教导小孩“对德国人身份感到光荣自豪”，实在匪夷所思[70]。
    • 有学者指出：全球主要国家只有新加坡推行国民教育科，其他国家一般推行公民教育[79]。
    • 香港教育学院学者、教育政策论坛成员梁亦华指出部分人错误引用学者Ramirez的观点，梁亦华认为过去一世纪成为国际惯例的，是国民义务教育（state's responsibilities with respect to education），以及了解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而非情感式民族认同的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而“国际惯例”亦非强制推行国民教育的充份理由[80]。
    • 2006年，日本参众两院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此法案鼓励教师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尊重日本传统文化，要将“热爱国家”（love of country）作为教育的目标。[81][82][83]
    • 2007年，英国新修订的课程教育规定，11至14岁的中小学生要学习“英国价值观”（British values）以及“属于英国的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UK）。伦敦大学教育系的学者将爱国主义定义为：“热爱、忠诚并且依附于某人的祖国。”新内容引起争议58%老师反对“官立学校推广国家忠诚是正当的”，18%赞成。[84]
    • 2011年，英格兰检讨国家课程，研究将公民教育不再列为必修科[85]。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起人陈惜姿表示，英格兰做法证实“全世界都有国民教育”的论述是错误，任何人都不应再混淆视听。[86]
    • 《公民与社会》是美国公民教育系列教材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在美国47个州通行使用。公民教育（citizen-education）是每个出生在这个国度里的人都必须接受的教育。透过《公民与社会》[谁？]可以看到，美国的公民教育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公民的道德教育，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其根本任务就是为了培育美国政治制度下的合格公民。[87]
    • 1942年，美国西维珍尼亚教育局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升旗礼，向美国国旗敬礼及朗诵效忠誓约（Pledge of Allegiance），否则会被逐出校。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项规定违宪；法官解释，任何人包括政治多数（political majorities）不能通过投票剥削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的表达自由），公民亦不能被迫对某事物表达认同。[88]

    是否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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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港大约一百所小学，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及非宗教学校，都在教育局出版的选校天书《小学概览2012》的学校特色栏中，列明会推动“国民教育”或“国情”，提升学生“国民身份”或“国民意识”为关键项目发展。一些学校举行升国旗仪式、安排学校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等活动，提升国民意识。例如天主教的慈幼叶汉千禧小学设“龙的成长──我是中国人”校本课程。元朗区的金巴仑长老会耀道小学，每月会举办升旗礼及国民教育日营。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及湾仔区宝血小学，举办“赤子情中国心资助计划”，以提升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89]

    是否有必要独立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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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国际公民及素养调查研究

    香港电台的老师专栏作家洪昭隆进一步主张，有鉴于国际公民及素养调查研究之中，世界前两名的芬兰和丹麦均将未将公民教育独立成科，而采类似香港现行的跨课程的整合模式，来主张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不需要独立分科[64]。

    学民思潮黄之锋认为国民教育浪费上课时间、浪费公帑[90]：“国民教育科有什么内容，是通识科和常识科教不到？他们答不到我。”[91]

    此外，关于质疑国民教育科是否有独立成科的必要的观点还有：

    • 有通识科教师指出现时部分科目已含有认识中国的元素，毋须另设德育及国民教育科。[92]

    而教育工作者梁亦华指新高中的通识科含有“现代中国”、“今日香港”及“全球化”单元，已经代表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三角平衡，已经能容让学生从“国家身份”与“国际身份”之间的种种冲突发展审辩式思维能力，加上“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单元中，也有讨论“身份认同”的课题。[93]而现有中国历史科远比国民教育更能为学生提供整全的国民意识，皆因历史课程源自严谨的质性研究与论证，以尽量还原历史真象，避免误解历史，随意附加主观判断为原则[94]。他又指国民教育科的推行者较倾向国民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化功能（education for socialization），多于促进民主的功能（education for democracy），课程大纲中过于强调体制所期待的价值观、规范或信念，而且较为忽略审辩式思维的训练[95]。而社会化功能亦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如18世纪欧洲的战争需要、18世纪工业化的阶级复制需要、以及20世纪以民主促进政权稳定之需要[96]。

    • 亦有教师举例初中要读10科，难以分配时间予国民教育，在短时间内把书本的知识填鸭式地塞进学生的脑袋里，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掌握资讯，那么就像被洗脑一样。教学工作方面，他们指出本来手头上就有很多的工作，譬如行政和他们本身任教的专科，如果要他们在培育、训练不够的情况下去接手新课程，那么学生就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整个事情可能会弄巧成拙。[97]

    国教与德育并成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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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理工大学通识讲师温带维指，课程指引不合理地把国民教育以及德育合并成一科，有根本的原则性问题。若果同样为了“培养良好国民素质”，便要合成一科，那么也都合成一科叫“体育社会政治历史思方语文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了。德育科培养品德，一般人自然会认为科目内培养的都是品德。把德育及国民教育合并，大多数人就会把国民身份认同看成是一种品德的培养。国民身份认同既非品德，误视之为品德，便会让学生、老师、以至整个社会陷入扭曲人性的伪道德环境中。这不只是教育的灾难，而是整体社会的道德灾难[98]。

    互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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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学教师庄先生担心学生互评制度，可能造成文化大革命式互打小报告的恐怖气氛，“我踢爆你睇升旗嗰阵偷笑，你又告发我听国情讲座瞓觉”，会令学生为免被批评养成“造假”的习惯，对学生成长影响深远。[99]

    各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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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大学于2012年8月14日至15日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57%受访者赞成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16%支持如期推行[100]。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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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以万计的市民示威，反对国民教育
    参见：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月29日，万人大游行和埋单计数，撤回课程，占领政总

    2012年5月13日，学民思潮组织“513 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大游行”。[101]

    2012年7月29日，学民思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及教协等团体发动“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29万人大游行”，以迫使香港政府撤回国民教育。主办者称共有逾9万人参与游行，警方则估计高峰期有3.2万人[102][103]。

    2012年7月30日，教协以及学民思潮要求政府在9月3日前撤回国民教育，并积极组织罢课，与各相关人士（教师、家长、学生）商议及合作，寻求办学团体等社会各方的支持。[104]

    2012年8月1日，香港多个办学团体，包括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道教联合会、香港佛教联合会和仁济医院反对教协早前提倡的罢课或罢教行动；而全港17区的家教会主席均以个人身份反对教协早前提倡的罢课或罢教行动[105]。

    2012年8月30日，约50名学民思潮成员及学生，在政府总部集会并架起帐幕，展开为期3日的“占领政府总部行动”，其中3名学民思潮成员会绝食，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106]

    2012年9月1日，约40,000人（警方数据为高峰时8,100人）挤满政府总部参加反对国民教育科嘉年华及音乐会，乐队Rubber Band、歌手黄家强及黄耀明等轮流上台表演，向国民教育科说不[107]。第一波绝食后，10名家长，退休教师宣布接力绝食。

    2012年9月3日，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正式宣布无限期占领政府总部[108]。

    2012年9月6日，学联发起于9月11日各大专院校罢课4小时，反对国民教育科。参与绝食的人数增多，其中不少人年过60岁，当中包括电影人岑建勋与9名人士，组成“七零社运老兵团”[109]。

    2012年9月7日晚，大批市民穿黑衣到政府总部集会，反对国民教育科。艺人森美、小仪及朱薰等上台演说，支持反国教人士。大会称有超过12万人参加集会，而警方估计最高峰时有36,000多人。其中63岁退休教师韩连山绝食超过140小时[110]。

    2012年9月8日，英国伦敦有数百人身穿黑衣到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高举标语及叫口号，声援香港学生，要求政府撤回“洗脑式”国民教育[111]。

     
    2012年9月11日8,000大专学生罢课，要求当局撤回国民教育科

    2012年9月9日，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学民思潮宣布，结束占领政总行动，但仍会继续抗争，要求政府真正撤回国教科。[112]。

    2012年9月10日，有旧生到行政长官梁振英母校英皇书院抗议[7]。

    2012年9月11日下午，学联罢课，批评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委员会仍然存在，反映政府无改变政策，只是混淆市民。他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举办活动，部分参与罢课的学生，教师及学者到场发言[7]。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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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8日，香港豪华饮食集团执行董事陈嘉华，以个人名义，中午起在中环遮打花园绝食，支持国民教育，他计划绝食36小时，直至明日午夜12时。有市民向他送上花蓝及水，以示支持。陈嘉华说绝食是要表达支持政府及国民教育，他看完课程指引后认为并无洗脑成分，希望反对人士，加入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理性沟通，不要一口反对。对于有网民声言，会罢食豪华饮食旗下食肆，他说感到担心，但属预料之内[113]。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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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民思潮与高登网友联手刊登三份报章全版广告
    参见：学民思潮

    2011年5月29日，反对国民教育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成立，召集人是为中学生黄之锋。黄之锋批评国民教育科与现有常识科及新学制通识教育科内容重叠，浪费上课时间及人力资源，设立此科引致原有科目教授时数不足，增加学生暑假回校补课的时间，严重加重工作量。国民教育科亦管制学生的思想空间，倘答案不符官方的立场，就是不合标准[114]。以及当局从来未有咨询学生的意见，担心会成为洗脑科目，令学生失去审辩式思维[115]。学民思潮曾与高登讨论区网友联手在三家报刊以“官员子女赴洋升学　市民子女留港洗脑”为口号，要求永久撤回国民教育。顺德联谊总会梁𨱇琚中学五优生梁倬睿批评国民教育是多余，于2011年参加七一游行反对国民教育。[116]

    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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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学院文理学院与其他机构2011年6月的共同调查显示，43%家长支持政府在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约三成人则表示不支持，赞成者主要认为香港学生需认识国情，并认同学校须培养学生的品德及正确价值观，反对者大部分认为现有科目，已涵盖国民教育，近半是因为不认同中国政府。近4成家长反对该科是“洗脑教育”的说法，7成人赞成应包括六四事件及人权议题[76][117]。而香港家庭教育学院于2011年7月初就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进行访问，在受访的522名中小学生家长中，近8成认为科目内容范畴太大，超过一半指子女会对增设此科目感到不满，有72%家长认为此科是单纯或包含政治任务[118]。

    有家长团体对科目表示赞同。家校会主席徐联安会后指，家校会代表一致同意推行国民教育，认为3年开展期是比较宽松的时间，并信任教师的专业，不担心该科会成为“洗脑科”。”[119]香港家长联会外务副会长梁乐球指，国民教育是教育必需要的一部分，对年轻人有益无害，认为社会部分激烈意见，是将教育政治的国民教育政治化。油尖旺区家长教与师会联会会长李偲嫣亦指，对于多人反对科目感惊讶，她指教育局会为教材质素把关，家长亦会监察，不担心出现所谓的“洗脑”[120]。香港国民教育促进会主席姜玉堆回应国民教育是洗脑教育时称，脑有问题就应洗，正如衣服肮脏要洗，肾病病人要洗肾一样。并表示市民普遍支持国民教育而批评者要“洗洗脑”[121]。

     
    729反洗脑万人大游行，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是最主要代表家长反对国民教育科的团体。2012年7月23日，逾1100名家长捐款12万元，于3份报章登报联署，要求先撤回国民教育课程。[122]有家长认为，此课程有洗脑效果，只是宣传国家好的一面，不够客观。亦有家长说，若然一定要推行，亦应该包括六四事件及艾未未等事件及人物，由学生自行分辨是非对错。[123]2012年9月7日，部分吕明才小学家长不放心，陪同小朋友回到学校，缺席第一课德育及国民教育[124]。

    对于七二九抗洗脑大游行，有学者认为国民教育化解了回归以来家长及教师的对立状态，并让家长觉醒，在教育议题论述方面主动向公众及官方表达诉求，将有利于香港未来的教育发展。[125]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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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7月7日，教联会协办的关于国民教育科老师信心调查结果公布，调查显示：在评估信心方面，有3%的小学及26%的中学教师有信心，48%的小学及51%的中学教师的信心则为一般，26%的小学和35%的中学教师则表示没有信心；在任教信心方面，调查可选择有信心/一般/无信心，调查结果的比例分别是43%/44%（前者为小学教师，后者为中学教师，下同），45%/44%，12%/12%[126]。

    2012年8月9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是否同意将国民教育设为必修科方面，有70%的反对，18%同意，12%则无意见，同时亦有74%的教师赞成“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国民教育，但不加设必修科”；在加设必修科是否会对学校造成冲击方面，85%教师担心加设必修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会造成对学校行政的负担，87%担心会造成对时间表编排的负担；在是否担心国民教育科会成为一种“洗脑教育”方面，有67%教师表示“担心”或“非常担心”；在国民教育的宗旨和原则方面，93%的教师认为应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89%的教师认为应培养国民身份认同，88%的教师认为教师应拥有足够自主；在培养国民身份认同宗旨方面，95%的教师认为应让学生全面了解国家发展，94%的教师认为应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77%的教师不同意应集中介绍国家的正面成就。[127]

    2012年9月6日，香港教育评议会公布“对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的意见问卷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多达83%（平均值）的校长及教师赞成学校推国民教育，亦有逾八成学校目前已透过课外活动、渗透各科或周会等形式开展国教。”逾70%受访者同意设立一年“冷静期”，让社会有更大空间再进行探讨。至于部分激进反对人士扬言“不撤回即罢课”，调查中近70%老师反对罢课，支持者仅7.3%。[128]

    香港政府教育人员职工会于2012年9月12日发出新闻稿，对于政府以“办学团体及学校自行以专业判断决定”模式推行，职工会认为不能排除出现类似日本教育部将“侵华”表述为“进入”之类的荒谬演绎，认为“各自表述”仍需符合“普世价值”。[129]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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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校长会会长朱景玄校长认为国民教育应着重灌输正面思想，培养爱国情操，如教导孩子反抗、凡事质疑，便永远只会活在猜疑、不安、不满和封闭的空间，失去友爱、体谅和祥和的宽大胸襟。[130]他希望各界人士不要再把“德育及国民教育”政治化，窒碍下一代真正认识国家、认识历史、在前人的经验中获得进步的机会。[131]

    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时任校长余润辉指，没收到教育局的课程问卷，“我返工返到8月几，肯定冇收到。咨询绝不理想。”[132]

    有小学校长认为，学界有责任让下一代认识国家，不应退缩和回避，但目前反国教人士将爱国同认识祖国标签为“洗脑”，更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独立成科的学校纳入“国教版图”，犹如对学校实行政治审查，令部分学校及教师倍感压力[89]。

    有校长赞赏政府取消3年国教科死线，并指出香港有学校一直有自主开设德育科、公民教育科。现在港府让学校自决自主，这是对学校、学生及家长最好的决定[133]。

    办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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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在2012年8月底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关注组接触到的354所小学（全港共约有500所小学）中，8所表明将在2012年9月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77所坚持未来三年不会开展，137所首年（即2012年）不推行，40所持观望态度，未确定推行与否，另有92所不作回复或拒绝回复。[134]

    2012年9月3日，包括圆玄小学、鲜鱼行学校在内的六间小学率先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135]。

    宗教办学团体抵制国民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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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20日，香港最大的办学团体天主教香港教区正式向辖下全港110间小学及87间中学发信，表明“不赞成以独立成科模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以及命令所有属校回复公民教育科，占全香港学校数目两成，共有逾15万名中小学生就读。若个别教师坚持响应罢课及罢教，学校应予尊重[136]。

    政府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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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政府不是要强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是在接下来的3年，由学校根据本身情况，决定今年、明年或后年推行。他表示国民教育科不强制指定教材，教师可以自由发挥，如果对有些内容存在争议，完全可以提出来商讨修改。而市民最感担忧的部分中国国情课程，仅占整个课程的二十分之一。此外国民教育科在撤回和不撤回之间，空间很大，根本不需将争议激化。[53][137][138][139]
      他又强调，政府的参考教材会上载互联网让公众审视，有信心届时大家会明白当中绝无“洗脑”成分，政府也没有任何“洗脑”的意图[140]。梁振英曾经拒绝回应，如果学校三年后不推行国民教育科，会否有任何后果[141]。梁振英表示在他的政纲中，主力非国民教育科。现届政府施政重点是房屋、老人和贫穷等民生问题。[142]梁振英于2012年9月11日向媒体表示：有些人就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表达的意见，是基于过时的教学指引。他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时，能够参考政府现在的文件，而不是过去的文件。梁振英强调，政府至今并无发过任何教材，在坊间的所有教材（包括由政府资助的）都与政府无关[143]。如果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那等于是政府禁止学校开设它可能想开设的科目，这个做法有违香港自由和多元社会的特质。现在的情况是，国教科开展与否、何时开展、以及开展时所用教材与内容等问题，全部都由学校自己决定。他呼吁社会应该对办学团体的专业判断有信心。[58]
    •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2012年7月26日表示，社会普遍认同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如果不推行会令很多人失望[144]。
    • 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表示，由教育局资助出版的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不及格”，但市民可以监察政府采用恰当国民教育科教材，国教科争论已变成港人价值观之战，“现时不少民间团体、家长、教师，在怀疑政府是否讲一套、做一套？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亦重申，香港特区政府全权管理教育事务范畴，“中央完全无空间去插手”。[145]
    • 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认为，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有很大融合，青年要到内地发展，便要全面认识中国，因此不应终止国民教育科。她相信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不存在“洗脑”。[146]
    • 教育局长吴克俭在亚视国际台《时事纵横》节目称，全香港学生加上家长数目过百万，仅有10万人上街表达对此科之不满，可见香港有数百万“沉默大多数”支持国民教育推行[18]。
    • 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认为，如果因为有人反对就搁置国民教育科，社会难以向前进步。此外，他亦指出不能将不同意见视作“洗脑”。[147]他撰文指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人士，只拿民间组织“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部分内容来否定整个科目的设计，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人士可能根本没有看过“指引”，不少家长更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当作官方的指定的教材。引起广泛争议的写有“‘民主集中制’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并非国民教育科的指定教材。[148]
    • 行政会议成员张震远表示，社会主流意见都支持国民教育，关键是要确保国民教育科教材不偏颇，培养独立思考，又指政府已提出了3年“开展期”，如学校未准备好，就毋须一定要于今年9月开展科目，而在开展期间当局可在听取意见后修订指引，是一项好安排。[149]
    • 曾任香港教育学院院长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认为，国民教育让学生从现实角度了解国家的发展，不应视为学生“洗脑”科。他亦认为任教该科的老师未被洗脑，更不会洗学生的脑。[150]
    •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谢凌洁贞在一个中学毕业礼上演讲，指如果担心国民教育科“洗脑”是对香港、对自己没信心；又暗示六四、艾未未等事件是“历史长河的沙沙石石”[151]。
    • 2023年8月2日，保安局长邓炳强于社交网站上载短片，指当时政府“见年轻人思想被激化”而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他指有外部势力经代理人抹黑政策，并发动市民包围政府总部。[152]

    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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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在2008年竞选立法会议席时，在政纲中就明确提到“重视学生德育和国民教育”，并强调“加强国民教育，学生应修读中国历史，让学生认识国家”，但并非独立成科。[153]
    • 泛民主派议员指，立法会每年就平反六四议案举行辩论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国民教育机会。但是课程指引咨询文件没有提到教师是否可以讲授六四事件和一党专政等重大话题。[72]
    • 许多反对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的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因为2012年立法会选举临近，以此作为政纲，如民主党的何俊仁和涂谨申报名竞逐立法会“超级议席”，声称要市民用选票向国民教育说不。新界西立法会候选人的公民党余若薇的宣传单张亦以反国民教育为主题。[154]
    • 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在2011年6月议案辩论发言：“香港人从来没有国家认同的危机，只有对政权认同的危机！我们需要的是加强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教育。国民身份认同是通过对文化和历史的自觉、生活方式、典章制度建立而成的。国民教育的目的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成就国民的人格。”认为香港不必推行国民教育。[155]

    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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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派议员均对政府推行国民教育课程表示支持，认为反对派制造恐慌，令市民对国民教育产生误解，以为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等于进行“洗脑”教育[156]。

    • 香港国民教育促进会主席姜玉堆指出，香港市民普遍支持推行国民教育科。对于有意见指该科含有“洗脑”的成分，他指脑有问题便需要洗，如衣服肮脏便要清洗及肾病病人需要洗肾一样，而批评该科有“洗脑”成分的人需要“洗洗脑”。他又说过去有学生在活动后，以普通话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获得全场掌声鼓励。[121]
    • 民建联于2012年7月表示，期望政府尽快成立该委员会，就推展国民教育商讨落实细节，以期在九月开学时学校顺利落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157]
    •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说：“政府不是急于要推行国民教育，也说了要咨询社会的意见，而且咨询范围很宽，包括是否要撤回（国民教育科）。是否大家可以理性一点去讨论。我们讲民主是将包容、理性，不是一定我对你错，大家有什么问题坐下来谈，有秩序。每每要用绝食、霸占、强占这样去解决问题，香港会变为无政府状态。[53]
    •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在《基本法与香港回归十五周年》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但六四、李旺阳等敏感话题并不需要列入课题。[158]
    •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迺强表示，国民教育追求坦然、友善和亲和，鼓励包容和信任的态度。刘表示，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时的教学时间和人员都出现瓶颈，挤不出多教一科的时间和教这一科的教师。[159]
    • 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在报章专栏表示，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有需要认识祖国，并不能因为教学手册中包含有争议性的说法，便“因噎废食”，借此否定国民教育科。刘表示，国民教育是一种国家民族集体认同(mass identification)的过程。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由此产生的香港与祖国母体隔离的观念意识，阻碍香港的人心回归，影响深远。回归以来的15年，港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国家日益强盛以及香港社会意识到香港的发展跟国家的发展紧扣在一起，是香港国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础。[160]

    宗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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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君枢机质疑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将危害世界。他又忧虑教区学校成立法团校董会后，办学团体不能主导校政，担心法团校董会与学校无视教区就国教科发出的指引。[161]

    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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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众多艺人在不同场合中均表示支持学生活动，但他们以不同的说法及行动支持是次活动。有部分艺人表示关注学生的绝食活动及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这些艺人包括古巨基、泳儿、罗力威及锺舒漫等；有不少艺人在不同场合中希望香港政府能聆听市民的声音及尊重民意，例如刘德华、郑秀文等；[162]亦有不少艺人在微博等网上渠道或访问期间，透过穿黑衣或发表言论等方式表达支持，如容祖儿、张敬轩、黄秋生、黄伟文、卢凯彤、李克勤、佘诗曼、何韵诗、王菀之、邓紫棋及高海宁等。[162]部分艺人及DJ亲身出席由学民思潮举办的《埋单计数，撤回课程，占领政总》行动，包括上台发言、唱歌表示、或到场于台下支持等，当中包括周润发、Rubber Band、黄家强、黄耀明、林夕、森美及龙小菌等。[163][164][165][166]

    支持

    部分艺人则表示支持国教科，包括：谭咏麟、陈芷菁、胡杏儿、关宝慧。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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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700名医生（包括精神科）于2012年9月7日联署公开信，认为把情感强行灌输给心智尚未成熟的学童，实有扭曲儿童心理发展之虞，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及解散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167][168]。

    空中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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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于2012年9月11日发声明，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国民教育科。[169][170]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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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联办副主任王志民认为，国民教育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年轻人有需要接受国民教育。[17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回应目前香港在国民教育上的争议时表示，作为公民，需要接受国民教育。袁贵仁说：“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国民教育。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要受国民教育。至于国民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各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根据国情、省情、地情来制定，这是我的态度。”[172]
    • 学者张雪忠反对国民教育科，认为政府容易腐败，不应过量染指教育[173]。

    传媒报导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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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政府报章《文汇报》指：“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五年了，香港市民对于自己国家要认识要了解，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学校开设的课程，学生都要学习，包括国情教育亦是顺理成章的事。”[174]“世界各国都普遍推行国民教育，不论历史悠久还是短暂，政治制度和国体如何，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教育，都把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培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175]
    • 中国内地的财讯网评论：香港“反国民教育大联盟”连为何要撤回国教科的理由都不提出，就以绝食罢课等激进方法抗议，甚至将抗争行动升级，如发起不合作运动、号召罢课，立场更为寸步不让。更有部分反对者对开展国教科的学校穷追猛打，不理会校方落实细节，听到“国民教育”四个字便反射性地强烈反对。事实上，不少反对者未必细读过国教科的相关文件、未对国教科有鲜明立场，仅仅是对港府面对学生的处理手法不满，才加入反对行列的。[176]
    • 亚洲电视个人意见节目《ATV焦点》将学民思潮称为“破坏派”。
      更多信息：ATV焦点批评学民思潮争议
    • 反对国民教育科的运动受到多间外国媒体报导。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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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1999年调查资料根据[177][178]国际教育研究组织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的公民教育诸多面向的跨国调查研究，其1999年做的公民教育研究发现，各国教师同意学生们在学校内可以且学到了了解他人、和他人合作、环境保护、关心社会及投票的重要性等面向的公民教育价值目标；调查结果中的老师们认为学不到的例外项目是发展爱国并忠于国家的情操，西欧国家及香港绝大多数的老师认为公民教育的教导，在发展爱国主义情操和国家忠诚方面, 很少有效果[179]。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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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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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文无“国民”二字。（《香港基本法》把香港人定义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即永久拥有香港居留权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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