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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交恶

历史事件

中苏交恶（wù）（俄语：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又称中苏决裂、中苏矛盾，是指冷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的外交、军事关系上的疏远甚至对峙冲突，一度到达核战争边缘[2][3][4][5]，中苏关系至冷战末期才逐渐正常化。

中苏交恶
冷战和中苏关系的一部分
1958年，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不久后两国进入对峙
日期1956年－1989年[1]
起因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核心利益上的冲突：
方法代理人战争、政治宣传、中苏边界冲突
结果社会主义阵营加剧分化，中国结束一边倒政策转而同时反美反苏，其后又转为亲美反苏，并于70年代末与美国建交继而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两国关系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才得以再度正常化。
交恶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分裂选边，红色为苏联阵营，黄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阵营，黑色代表中立，其中柬埔寨虽为中方阵营，不过后来因为被越南占领而瓦解。

中苏分歧同时覆盖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层面。有鉴于两者的军事地理及历史关系复杂，双方的矛盾基本不可避免。冲突开始时间尚无定论，但大致缘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的中苏论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对时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做法感到不满[6][7]。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关系恶化的事件，其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但遭到毛泽东等人的抵制，双方会谈没有结果[8][9]。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1390名在华专家、终止600份合同，中苏关系走向破裂[10][11]。1961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与苏联方面激烈辩论不欢而散，并拒绝参加此后的苏共二十三大[10]。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号召“反苏修”[12]，中共称苏联为“苏修叛徒集团”[13]，苏联则出版了大量宣传资料批判文革和毛泽东[14][15]，中苏两国关系彻底冻结。

此后，中苏冲突上升到军事层面，中苏边界冲突加剧，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双方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在边界部署了重兵提防对方，苏联一度准备对中国大陆的北京、长春、鞍山、酒泉、西昌、罗布泊等地实行核打击，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行了干预[2][3][4][16][17][18]。面对苏联的核威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层开始谋求与美国和西方阵营发展关系，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中国同英、日、德、澳相继建交[17][19][20]。1973-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欧结成准联盟，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17][21]。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苏两国已相互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之一[14][18][22][23]。1979年中美建交，后因亲苏的越南推翻了亲中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重新掌权的邓小平发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对越战争[24][25]。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方强烈谴责并援助[26]，并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上的一边倒政策也正式终结。1980年，中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续约[22]。此后中苏关系一直很紧张，至1989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邓小平等人会面，中苏关系才得以正常化[27]。1991年苏联解体，中俄关系基本继承了中苏关系。

中苏矛盾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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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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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国情（因国民政府重军驻守城市地区，中共在城市发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全被国民政府镇压），而决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始终不认为毛泽东的方法适合中国革命，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领导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遵义会议及延安整风后毛泽东掌握党内实权，并在中共七大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而代表苏联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逐渐退出权力中心。自此毛泽东全面执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1938年，斯大林仍然不愿意承认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而他的成功并不是靠斯大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奋斗，更明言“我们努力解放中国肯定不是为了把本国交给莫斯科”。赫鲁晓夫回忆称，斯大林曾认为毛泽东是个“仿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限，缺乏国际眼光，局限于自己的革命经验[28]。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军队向日本宣战，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期间苏联把20亿美元的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掠走，并没收了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满币。苏军把部分日军武器交予中共军队，却不让他们控制东北。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希望中共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合作。1945年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令毛泽东很不高兴。国共内战期间，苏联虽然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却未有全力支持中共。毛泽东事后认为，是因为没有听斯大林要他和蒋介石合作，革命才胜利。

 
1955年到1957年间苏联援助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靠拢，歌曲《莫斯科—北京》还成为建国初期家喻户晓流行歌。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如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等多项建筑计划，以及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输出各种技术与人才，“莫斯科—北京轴心”因此形成。毛泽东还于1952年赞扬这个轴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29]。

尽管如此，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却有很大的分歧。中国认为“毛泽东道路”，即像中国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及“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这理论“不仅对中国和亚洲具有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普遍意义”，更认为中国革命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经典”。苏联却不认同毛泽东的言论，认为应遵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引的道路，亚洲人民以中国革命看作样板非常危险[30]。苏联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革命无直接关系，斯大林更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沈志华认为真理报上刊登刘少奇关于武装革命的讲话，只不过是要巩固当时关系微妙的中苏同盟，并使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作出让步。[31]

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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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苏联将中国长春铁路转交给中国政府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32]

1953年斯大林死后，1954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并在1955年把军港旅顺归还中国。斯大林的去世使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32]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演说[6][7]，提出“三和路线”[注 1]。之后苏联和从前斯大林批判的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搬走了压在中共头顶上的石头，但其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让毛泽东很不高兴[6][7]。一般认为，赫鲁晓夫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修改[注 2]，让中共不悦。但沈志华认为，事实上，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时，中共还强令北越代表接受与南越划北纬17度线而治的提案。因而苏共二十大时，中苏还未因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妥协而产生分歧[33]。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中共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34]。”赫则无法理解毛的激烈反应，特别是苏联刚答应提供给中国潜艇技术的前提下，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35]。”

沈志华认为，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对联合舰队之事大发雷霆，是为了把赫鲁晓夫骗到北京。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8月3日的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而就在联合公报发表后的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和中华民国方面自然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好的军事行动。然而，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向赫鲁晓夫透露过炮击金门之事，在炮击金门之前赫鲁晓夫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泽东其实是狐假虎威，赫鲁晓夫被毛泽东利用了。这件事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36]。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37]。

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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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工程地下防核爆避难区，1968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中国政府准备应战，毛泽东下令汪东兴在鄂南地区为他修建战时住房：防核战争地下指挥部。

大跃进早期，苏联是一直支持的。但在1958年，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则较为谨慎。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开始由西方媒体曝出。1958年12月17日，《华盛顿邮报》刊载文章披露了美国议员休伯特·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与赫鲁晓夫的谈话，汉弗莱就中国公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称，公社制度对苏联不合时宜。赫鲁晓夫还表示，公社和生产队这两个词也用错了，“公社”一词缘起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一种城市形态而非农村形态。他接着说，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曾尝试过公社，但行不通。随后《纽约时报》在阿那斯塔斯·米高扬访美期间发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特稿《米高扬说，公社在苏联的实验中失败了》，其中称苏联放弃了最近在共产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

苏联报刊从1959年开始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称，公社在苏联建立过于草率，“尽可能干，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38]。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此段话，而真理报则全文发表，党史研究者林蕴晖认为，这明显是讲给中国“兄弟”听的[39]。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但苏联觉得如果赞成人民公社，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因此1959年7月《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隐晦的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但此举却激怒了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40]，最后没能阻止大跃进的发生。

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斗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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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的实质：中苏争夺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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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注 3]。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注 4]。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注 5]。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学术界关于导致中苏分裂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40]。 李朝军、沈志华等研究者认为，延续近十年的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李朝军指出，论战发展演变的过程极其复杂，所及十分广泛。但是，对马列“正统”地位的争夺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是中苏双方的主要和最终旨趣。因此，中苏双方都不遗余力的投入精力，都毫不含糊的视对方为“异端”[41]。沈志华、李丹慧通过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提出“结构失衡论”。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这种结构性缺陷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40]。

苏共有两块正统的“金字招牌”：一个是列宁主义的党；一个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给中共扣上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国方面则认为，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右”的修正，只有自己的理论才代表并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从中国方面的正统观点来衡量，给苏共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帽子，并且认为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41]。

台海危机及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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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赫鲁晓夫、毛泽东、胡志明、宋庆龄出席宴会。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事先未通报苏联。9月24日，解放军意外获得了中华民国空军发射的响尾蛇导弹，但一度拒绝移交给苏联，引起苏方不满[42]。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拒绝支持中国。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共发动“大跃进”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争论。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10]。

U2事件及终止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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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发生了U-2击坠事件，美苏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借机重申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国际工会大会理事会上中共积极的组织活动批判苏共立场，随后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至9月1日将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1390人，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其中343项技术援助合同被取消、257项科技合作项目被中止[10][11][40]。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归咎于此[43]。但事实上，中国继续大跃进“炼争气钢”、坚持大跃进的错误做法是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之一[44]。早在1958-1959年，中国已普遍出现了轻视、不尊重苏联专家，认为其思想保守的情况[45]。

路线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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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叶剑英、彭德怀、布尔加宁、赫鲁晓夫（摄于1958年）

苏联共产党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灭亡，使共产主义的胜利变成毫无意义之事，故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46]。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47]。中共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48]。

有学者指出，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曾说道：“我们中国有六亿人口，原子弹杀死掉一半，还有三亿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复过来了。”[49]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毛泽东说道：“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50][51][52][53]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的发言使得会场上出现坟墓般沉默，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此后对毛的言论提出了不满和批评[51][53]；沈志华认为，毛泽东的言论惊吓了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导致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他们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但苏联在之后的中苏论战中也有意歪曲中方观点[50][51]。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提到：“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54][55] 中共及中国政府官方则认为“死3亿人”是苏联在污蔑中方[56]，中国官方于1963年引用毛泽东的说法是[52][56]：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1949年12月，毛泽东（左前）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右前）的71岁生日宴会。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三七开”、捍卫斯大林，与苏共产生分歧[57][58]。

另一方面，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81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以及1961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注 6]，还公开批判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10][59]。其中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10]。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60] 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赫鲁晓夫回忆他之所以从苏共二十二大起逐渐开始批驳毛泽东的做法，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还因为中方在边界谈判中漫天要价[61]。中苏双方开始出现明显的路线分歧。

1962年，毛泽东批判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退缩，认为赫鲁晓夫“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苏联、捷克共产党人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62]。同年4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位开国少将祖农·太也夫、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超6万边民从新疆边境叛逃苏联，史称“伊塔事件”[10][63]。事件导致中国加速遣返苏侨的行动，以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影响，1962年下半年，中国撤销了苏联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领事馆，并撤销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10]。此后，在1962年10月爆发的中印边境战争中，苏联与美国一同支持印度[64]。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注 7]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65]，而后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66]。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与苏共的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等展开了激烈争论[67]。在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67][68]。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双方从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论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瓦解，有研究人员甚至认为，中共的《九评》是国际共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67][68]。

领土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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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苏边境纷争期间中国拍摄的反苏政治宣传纪录片

中国于1858年的《瑷珲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两条不平等条约中被帝俄夺取大量领土。后来苏联煽动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外蒙古成为苏联一个卫星国。毛泽东认为中国还未向苏联清算中国向俄国的失土，却惹来苏联谴责毛泽东像希特勒般寻求“生存空间”。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69]。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东交民巷40号进行了边界谈判，但谈判无果而终[70]。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帕维尔·泽里亚诺夫、副团长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5月初，泽里亚诺夫乘飞机回到苏联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国。7月初，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苏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但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日语：細迫兼光）会面[71]，一日本代表就要求归还被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征询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讲：“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此事。[72][73]

7月30日，苏方要求将会议地点设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涌泉提出，若苏方不让步，中方有权采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方将此解读为“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配有评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 8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曾6月达成的协议和毛泽东7月10日谈话是“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 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代表团会面时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毛泽东于是表示要准备防止苏联入侵的战争，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做战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苏联入侵东北时的进攻路线。[72][73]

赫鲁晓夫下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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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赫鲁晓夫访问挪威[74]，不久后便下台[75][76]。

反修论战白热化后，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但未料到《九评》发出后，1964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突然下台[75][76]，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时中共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清楚，毛遂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机，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途径[77][78]。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传递重修于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联名给苏共新领导人，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烈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发去贺电，电文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停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等人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7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与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康生、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等一行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79]。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开始紧张的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系的信息。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提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并与贺龙发生争吵[77]。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议[80]。勃列日涅夫则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来则认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未立即回应。周恩来随即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苏中关系因此继续恶化[81]。周恩来一行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访问越南时取道中国北京，协调双方援越抗美的立场、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但与毛泽东发生争论[77][82][83]。

军事对峙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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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后期：冲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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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政苏联期间，中苏军事对峙和冲突达到顶峰。

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达成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军帮助蒙古的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达兰扎尔嘎朗、宗巴音）[84][85]。1966年5月，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号召“反苏修”[12]，红卫兵多次前往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抗议示威，甚至发生暴力事件[86][87][88][89]。苏联方面也出版了大量宣传资料批判文革和毛泽东，当时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些刊物上，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同当年希特勒向数十万支持者发表演讲相提并论[14][15][90]。

虽然中苏没有断交，但除了中国允许苏联经中国给越南战争中的北越运输物资之外，两国关系彻底冻结[91][92]。1967年，中国成功试爆氢弹，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氢弹实验是针对华约集团的核威胁的一次重大反击。1967年1月，发生莫斯科红场中国留欧学生被殴打事件，导致中苏关系进一步的恶化[93]。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加剧，1967年冬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发生“七里沁岛事件”：1967年11月底，中苏军人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发生争斗，中方伤100多人、苏军伤10人左右，至1968年1月5日，苏军又出动装甲车轧死、撞死中国渔民数人[94][95]。据中国官方统计，从1960年至1969年，由苏方挑起的各种边境事件达五千多起[95]，其中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84][85]。

1968年，苏联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而此前在1961年时，苏联在那里有12个不满员的师和两百架飞机，在1968年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200枚导弹。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84][85]、“苏修叛徒集团”[13][96]。1968年10月，与苏联克格勃有关的《伦敦晚报（英语：The Evening News (London newspaper)）》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到台湾秘密访问十天，路易斯见到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蒋经国，提出苏联想与台湾联合进攻中国大陆的想法[97]。

1960年代末：核战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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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珍宝岛事件”图解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史称“珍宝岛事件”[17][18]。虽然最后中国获胜，并开始大规模修建人防工事，但苏联考虑对中国进行报复[2][17][18]。珍宝岛事件后，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曾尝试与毛泽东电话沟通，但被中方接线员辱骂为“苏修”后挂断[89][98]。中共方面则号召广泛开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国性战备运动[99]，同时秘密筹备九大、于1969年4月召开，备战成为重要议题[100][101]。8月13日，中苏双方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铁列克提事件”，中方的主阵地人员几乎全部阵亡，共28人、包括3名记者[102]。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两国开战在所难免，苏联一度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打击[2][3][4][23][103]。

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军方强硬派主张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在亚洲地区的35个导弹基地的核弹头已瞄准中国的导弹基地和重要的城市目标[99][101][104][105]。苏联向远东地区的中苏、中蒙边界大量增兵，“陈兵百万”，同时告知东欧盟友可能对中国大陆进行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军事行动，并向美国、意大利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3][4][5][23][106]。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1969年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曾在华盛顿的一场午餐会上，试探性地提出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攻击的想法[4][107]；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奉命在美国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要求美方保持中立，但不被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等人所采纳[2][3][5][16][108]。为阻止核战，白宫将消息泄露给《华盛顿邮报》（一说《华盛顿明星报》），后者于8月28日刊登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2][3][99][101][108]、文中提到[2][3][99][101]：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文章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则对苏联的军事行动表示出了深切的担忧，面临自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危机[2][3][101]。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举行秘密会晤，双方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2][77][109]。

 
林彪（左）与毛泽东（右）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

1969年9月16日，英国伦敦《星期六邮报》（一说《伦敦晚间新闻》）登载了苏联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2][5][16][77][99]。9月23日，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6天之后又爆炸了一枚当量达300万吨级的氢弹，不久中国将以苏联境内各战略要点为目标的配备氢弹头的地对地导弹增加至50枚[5][101][110]。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要求10月20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返回北京）[5][109][111]；毛泽东本人前往武汉（直至1970年4月）、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前往苏州，周恩来留京主持全面工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核心机构迁往北京西山地下防核地堡，维持日常运转[3][5][77][101]。10月17日，林彪下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8日《第一号号令》发布，命令部队94万余人、4000余架飞机、600余艘舰艇从基地疏散，并将大量档案从北京秘密转移至西南存放，全国上下都处于临战状态[3][5][101][109][111]。美国方面，据中美解密官方档案，基辛格告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美国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密令，当苏联向中国发射第一个导弹的同时，美国将对苏联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实施核打击[2][3][5][16]。华盛顿命令亚太地区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还秘密地准备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置于核戒备状态[5][16]。最终，苏联叫停军事行动，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但极度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3][16][109][112]。此后中苏双方展开了多年的谈判，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70][103]。

与此同时，1969年4、5月间，苏联方面的维克多·路易斯紧急要求中华民国台湾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单。1969年6月，路易斯急邀台湾指派人员赴欧洲与苏联联络，并称一旦战事开始，不便联络。希望台湾在下次会见时开出所需军备清单。路易斯声称武器不必直运台湾……而可在台湾反攻时运达登陆地点。苏联需台湾反攻详细计画。例如如何利用苏联军事基地的具体方式、在何种区域所需何种和数量的武器等。台湾登陆期间苏军会制造与中共的边境冲突事件[113]。出于对苏联与路易斯的提防，蒋介石拒绝与路易斯进行有关武器援助种类的谈判[97]。

1970年代：军事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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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苏两国已成为互相最危险的敌人之一[14][18][22][23]。1970年代初，中国继续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陈兵达到了1969年时的两倍，两国关系紧张达到顶峰，1973年苏联还调整了中苏边境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作战能力，确保中苏边境上的部队与苏联驻欧洲部队处于相同的作战水平[23][104]。为形成针对中国的包围圈，苏联还增加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海军力量，并首次装备了核潜艇，使其有能力从日本海直逼中国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104]。

 
1970年代初，毛泽东（右）、周恩来（中）与基辛格（左）会面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

中国则迅速与美国关系破冰，同时与西方阵营国家出现建交潮：1971年4月中美进行“乒乓外交”、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阵营国家相继建交[20]。苏联闻讯之后也和尼克松展开峰会，1972年5月，尼克松成为第一位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总统，并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14]。面对苏联的扩张和核威胁，毛泽东在1973年2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1974年1月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欧结成准联盟，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17][21][115]。其中1973年在与基辛格的会晤中，毛泽东说到[21][116]：

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

在1975年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停止之后，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站在苏联一边，1978年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而中国则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23][25][104][117]。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中苏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23]。1978年12月，在苏联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亲中的红色高棉政权迅速垮台，为此邓小平于1979年1月在中美建交后立即访美、于2月发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对越战争[23][24][25][118]。苏联及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甚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表示谴责，但苏联并未诉诸武力，亚洲大部分国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国也均要求中国撤军，仅朝鲜和新加坡支持中国[118][119]。

1979年9月至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的谈判，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但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03]。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方强烈谴责，并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23][26][103]。与苏联交好的国家也一并受到中国的排斥，譬如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曾被指为“背叛了革命”、“实行法西斯统治”[120]。

1980年1月，中方宣布，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新的障碍的情况下，进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显然是不适宜的，此后两国边界谈判中断9年[103]。1980年，中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续约[22]。中国还和一些西方国家抵制了在莫斯科举办的198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3]。

中苏关系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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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到1982年，中苏之间人员的来往全部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只限于少许贸易以及每周各自开一班飞机和一趟列车[91]。198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发表演说“塔什干讲话[注 8]”，对中国语气较之前友好，被认为是中苏解冻的早期讯号[91]。在勃列日涅夫及其两位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上，邓小平发动了“葬礼外交”，中国分别派出黄华、万里、李鹏率领的官方代表团与苏方接触[91]。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21][122]。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要他向新近掌权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传话[121]；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再次表明这一态度[122]。

随着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扎大幅减少和从阿富汗撤军，中苏关系得以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和上海，两国关系正常化[27]。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苏联方面不同人士反应不一[123]。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回访莫斯科[124]。

苏联解体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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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俄关系

1980年代末东欧剧变，1991年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互动浪潮，因为苏联解体而结束了，此后分裂成多个新建立的国家[125]。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先后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中间因为有当年历史因素存在，中国与前述的各个加盟国之间，还尚待解决并取得共识。

1993年，中俄双方基本解决边境问题；1996年，中国、俄罗斯及四个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元首开会，形成上海合作组织的雏形；在叶利钦和普京两位总统先后访华之后，中俄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中俄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5年，中俄举行第一次合作军事演习。2008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半个黑瞎子岛归还中国，官方宣布两国边境问题“彻底解决”。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东欧各前苏联卫星国与中国，中俄两国关系，加盟国之间关系，均日益密切。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中印边境问题上，而俄罗斯则重点关注北约东扩和境内恐怖组织及分离主义势力。然而在2013年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后，俄罗斯与北约、欧盟和美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同时2016年唐纳·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同时扩展到科技战、外交战等，加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中国外交官发起“战狼外交”[126]，造成中美关系也迅速恶化。因此有部分人形容目前的局势为第二次冷战前的世界局势。然而也因为该局势，中俄关系得到了自中苏交恶以后飞跃般地发展，并为未来可能的第二次冷战结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2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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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三和路线：即两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最终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没有暴力革命的和平过渡。
  2. ^ 列宁认为“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仍然存在着产生侵略和战争的土壤。”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说：“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3. ^ “吓倒蓬间雀”：攻击苏共的“三和路线”。
  4. ^ 1963年7月至8月，苏联与美、英两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
  5. ^ 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的时候，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可以经常吃匈牙利名菜古拉什。后来，因为翻译的原因，被中国人误传为：赫鲁晓夫说能吃上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参见：古拉什共产主义条目及“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由来
  6. ^ 两全路线：即全民党、全民国家。
  7. ^ 三无路线：即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
  8. ^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主要内容：苏中有争议，但苏方不打算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准备武力威胁中国；怀念友谊，愿意同中方达成协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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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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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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