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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孔子庙

大龍峒孔廟

25°04′23″N 121°31′00″E / 25.072920°N 121.516611°E / 25.072920; 121.516611

台北孔子庙
大成殿
基本信息
位置 台湾台北市大同区保安里大龙街275号
主神大成至圣先师[a]
例祭农历二月上丁日、国历9月28日
建立时间1927年
地图
地图

台北孔子庙，又称大龙峒孔庙，是位于台湾台北市大同区保安里、邻近大龙峒保安宫的孔庙，由鹿港辜家、陈悦记家族献地，自台湾日治时期的1925年开始规划，以替代台北府文庙，建物占地约四千多坪，1927年动工，1939年竣工。建筑为泉州风格，总工程师王益顺，1990年代被列为直辖市定古迹。国历9月28日教师节的秋祭释奠礼时，政府官员会派代表祭祀，并有仿效明朝制度的佾舞。

台北城地图，绿色标记为台北府文庙。

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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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孔子庙
 
1930年代的大成殿。
位置  台湾台北市大同区保安里大龙街275号
中华民国文化资产
官方名称台北孔子庙
类型登录等级：直辖市定古迹
登录种类：寺庙
评定时间1992年1月10日
详细登录资料

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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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因建立台北州立第一高女，拆除台北府文庙（孔庙）。1925年，台北地方士绅群集永乐町（今迪化街）汉医医师叶炼金家宅，共议再建孔庙。陈悦记家族的诗人陈培根表示若如建于大龙峒（今大同区[b]），就愿捐献私地，后来他捐地两千余坪，辜显荣亦购田献地一千余坪。[3]

辜显荣、陈培根、洪以南、黄纯青、陈天来、黄赞钧、吴昌才、谢汝铨、李声元等九位士绅号召倡捐[4]。林右藻之子林凌霜之子[c]也发起募建，并写了《素王本纪》、筹设孔道宣讲团，亲自巡回台湾全岛讲学[7]。

庙身为1925年由溪底派大木作匠师王益顺规划设计[8]，建于大龙峒保安宫东侧[9]，由辜显荣请来在北门郑家任教的郑家珍作堪舆[10]，1927年动土兴工[8]。部分材料由集大成木材行供应，也获得建筑商林秀、建筑师周财出力，日本政府亦赠2万日圆作建庙补助[11]。大成殿建造由溪底派王锦木负责施工[12]，至1929年竣工[3]。雕刻师们在大成殿内制作一百八十六座神主，其中李松林[d]负责孔子神主，在樟木上刻出九只五爪蟠龙，再敷以金箔片[13]。至1930年8月，崇圣祠、仪门、东西庑（含东西厢）等均先后落成，然后择吉恭奉先师、四配、十二哲暨后殿圣祖、两庑先贤、先儒等神牌陞座[3]。1939年棂星门、礼门、义路、万仞宫墙等完工后，整体建筑群大功告成[9][14]。耗资26万日圆[4]。

台湾战后时期的地址曾为兰州街261号[15]，今址为大龙街[e]275号[17][18][19]，位于保安里[20][21]。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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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总面积4164.94坪[17]。庙身在主轴线上，自前而后，为万仞宫墙、泮池、与主轴垂直的礼门与义路、棂星门、仪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两翼为东、西两庑；而在大成殿与崇圣祠之间为东、西廊[22][23][24]。明伦堂则在主轴的左侧，另成院落[23][24]。原先的各种平面图、立面详细图及大样图均已遗失[25]。

原先规划左畔空地前为明伦堂，后为朱子祠，楼上奉祀朱子及文昌帝君，楼下辟为图书馆。右畔空地计划兴建武庙，后面建造奉祀魁星的奎楼。但当时因经费不济，左右畔四座建筑物均未兴建。[24]

庙前则有六艺广场，为2005年9月5日计划宣告定案[f][26]。

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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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仞宫墙
 
黉门

该庙正南边、酒泉街一侧有一座高大的照墙，“万仞宫墙”书于外侧，内侧绘麒麟[22]。庙无正门，以此墙阻挡，入庙须从黉门（西边门）或泮宫（东边门）进入[13]。一说万仞宫墙是代表孔子学问道德高深[27][28]、求学绝无捷径[27]；另说台北州没有出过状元，依旧俗，孔庙需有状元及第者才能建造正门──状元门，并开正门迎接状元入庙祭孔[13]。黉门是此孔庙最重要出入口[29]，门口不置石狮[30]。东边的泮宫的出入则受贴近门墙的住户影响[31]。

1991年，台电在万仞宫墙与黉门设立两座高约5米的输配电铁塔，被批评影响景观[29]。市政府曾计划拆除东侧住户，建立碑林广场，但被反对，因此2004年放弃[31]。2005年台北市政府决定东侧的民房建物高度限制为4层楼高，以保护孔庙视野延伸线，避免造成视觉上突兀[32]。

马英九担任市长时，由都市发展局、民政局、文化局与大同区公所共同负责的大龙峒文化园区，原计划计划拆除东院侧的七十二户民宅，被质疑难行[21]。大龙峒文化园区曾计划将宫墙高度由2.35降为1.2米，佐以多层次植栽，使外人进入孔庙时感受开阔尺度，受学者塑造庄严氛围为由一致反对降低提案，遂2006年11月8日退回其案[33]。

棂星门和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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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池
 
棂星门

从黉门走进，再穿过礼门便能见到分列孔庙中轴左右的棂星门和泮池[22]。

泮池位于棂星门之前，万仞宫墙之后，为半月形的水池，具防灾、调节暑热和风水之象征意义[22]。植有桂花，意寓“折桂集大成”，比喻科举及第[34]。在泮池中有座三孔的石拱桥，桥面弯曲虹，两侧围以石雕竹节形栏杆，称为「泮桥」[22]。泮池与棂星门间的路称为“青云路”，有两棵1962年植树节由时任正副总统蒋中正与陈诚手植的龙柏，2011年园区整修时铺设水泥铺面[34]。

棂星门有如牌坊，面宽七开间，用歇山重檐式屋顶，入口中央有泉州石材的蟠龙石，门板上的108枚凸出的门钉乃遵循古制的门扇作法[22]。棂星门墀头装饰著姚自来、林再兴的交趾陶作品[35]。墙上也具各种花鸟图案的石雕，多采简洁的花鸟题材[22]。

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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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
 
大成殿内-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大成殿、仪门及东西两庑所共同组成的合院，乃孔庙核心[22][28]。

经过棂星门后第二座是仪门，又称「大成门」，为大成殿主门，门内放置祭孔用的镛钟和晋鼓，屋顶为露明造，梁架左右细部雕琢不同，面宽五开间，左右的金声门与玉振门作为平时出入之用[22]。仪门东侧在2006年后设有弘道祠[36]。

经过仪门就是立在花冈石庭院中央的大成殿[22]，共用四十二根泉州白石石柱[24]。面宽五开间，进深六开间[8][22][24]。台基阶级共五级，以代表尊贵的大殿才可用[28]。殿四周设走马廊，可沿屋檐回廊绕行一周[22]。殿前凸出的台座叫「月台」，也唤作「丹墀」，乃祭孔时安置乐器、供佾生佾舞之场所[22]。月台前方嵌有御路，又称“石陛”，不得践踏[28]。这些石雕出自泉州惠安一带的匠师，风格苍劲古拙[24]。

此庙与台南孔庙与彰化孔庙大成殿丹墀皆受空间限制，祭孔时只能排定诸侯的六佾舞（佾生三十六人）[37]。1965年9月24日时，立委谷正鼎就有提议[g]要另建规模宏大的孔庙，让八佾舞应求合式[38]。在1990年报导，民政局已研究在祭孔中再加上武舞，以补文舞之不足[39]。该年原本有意扩大以八佾舞取代六佾舞[40][41]，但因预算遭市议会删除而作罢[40]。直到2001年首度举行八佾舞[42][43]。第二次则是2008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马英九亲临秋祭时[43]。

梁柱上所使用斗栱，支撑中央的藻井及四周的天花板，其构造都以木榫结合，不用铁钉，为典型的泉州风格[28]。屋顶采闽南式歇山重檐，结合闽南庙宇及台湾在地庙宇装饰，以黄瓦覆顶[8]。上有丰富的龙、马、象、花、草、鸟、人物等剪黏及泥塑[9]。规带上又有数十只泥塑枭鸟[22]，以身为恶鸟的枭鸟会听孔子讲道来代表有教无类[30]。水车堵有洪坤福的文王聘子牙、尧聘舜、商汤聘伊尹、刘备聘孔明这些交趾陶系列作，合称“四聘”[35]。屋顶上左右各有一根通天柱，传说是代表儒教能通乎天意，或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的儒生在自宅屋顶上建造烟囱状来藏匿经书[13]。1977年9月30日，林洋港面对台北市议员黄联富市议会总质询时说，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执行秘书王国璠解释时任福建漳州知府的朱熹于重修漳州府文庙时，在大成殿的屋顶上竖两根通天柱，代表孔子人格道德与天相通，被台湾各地孔庙模仿[44]。屋脊中央还有一座七级的小塔[h][22]。孔庙指导委员蒋复璁依据《旧都文物略》及《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极力主张拆此佛教色彩的塔[46]。1987年8月18日庙方开会时，学者曾讨论是否趁整修时，拆除有道教色彩的通天柱与佛教色彩的宝塔，结果无共识[45]。

殿内殿内上方装置八角藻井，共有二十四支斗栱向中央集中，斗栱上升四层之后，再减为十六支斗栱收至顶心，藻井四角落藏有四只蝙蝠雕饰，取其谐音为“赐福”[8]。

殿正中除神龛供奉孔子神位外，左右墙供奉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和亚圣孟子与十二哲等神位[22]。悬挂于殿内的“有教无类”匾额，为1950年8月蒋中正所赠[27]。当年8月27日孔子诞辰日，他率领官员在此祭孔[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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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殿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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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边四配十二哲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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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殿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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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圆柱

东西两庑，供奉孔子弟子及历代弘扬儒学有贡献先贤[22][28]。有如古时住宅的护室或厢房，屋顶较低[22]。

庙宇完工不久，当时的礼生组组长杨文彬[i]独排众议，坚持在孔庙完婚，之后战后时期庙方就不曾办过婚礼，直到2011年12月24日大成殿重现传统儒家婚礼，新郎为担任过礼生的日本人水口拓寿[49]。

崇圣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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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圣祠内-肇圣王木金父公、裕圣王祁父公、诒圣王防叔公、昌圣王伯夏公与启圣王叔梁纥公神位。

崇圣祠原先只有曲阜孔庙有家祭性质，直到中华民国政府迁来台湾后，此祠成为孔子世家的家祭处[50]。祠里供奉的是孔子上五代祖先与兄长孟皮，以及儒家代表性人物如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和蔡沉等人的父亲：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激、周辅成、张迪、程珦、朱松以及蔡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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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圣祠中央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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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圣祠龙边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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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圣祠虎边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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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奠礼展间

明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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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伦堂

1954年，考试院、教育厅、台北市政府以及台湾文化教育界人士，决定在大龙峒孔庙兴建明伦堂，并成立台北市孔庙明伦堂寿建委员会，以考试院长贾景德任主任委员，吴三连市长为副主任委员，台北市议会议长黄启瑞为总干事、邓传楷、吴石山、许丙、陈清汾等任筹备委员，部分以北平故宫为蓝图，除由省府，台北市府拨助大部分外，其余各界劝募[51]。1955年，时任正副总统蒋中正与陈诚在堂前手植龙柏[34]。1956年9月28日宣告落成[52]，建筑外型仿金钟与玉磐[53]。

建物盖在大成殿西侧，日后引发市议员张玲等人质疑，经官员王月镜解释因东侧土地不足，并援用福建的莆田、龙溪孔庙也盖在大成殿西侧之例后，才平息此一风波[54]。以160万元建成后，移交给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但长久未使用[55]。社会局原计划将明伦堂启用作为儿童中心，将包括儿童图书馆、儿童研究院及康乐活动场所，并可供放映电影之用[56]。后来作为自由太平洋协会中国分会的办公室[57]，不久就因积欠电费被断电[58]，因无活动被地方人士与议员提议改为为图书馆[59]，之后作为台北市社教馆到1983年计划迁到新大楼才收回到社会局[60]。1991年中整修完成[54]。

明伦堂后改造成4D剧院，于2012年3月22日开放试营运，耗资2100万余元[19]。龙柏则在2011年配合明伦堂整修移植约1米[34]。

弘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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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祠内-乡贤陈维英神位

1990年10月13日，管委会计划在孔庙东边广场一千五百坪的空地上，仿台南孔庙筹建乡贤祠及藏经阁，用以收藏展示历代各种版本四书五经，遂邀集政府官员、学者林衡道、周何、周宗贤、庄本立等人商讨意见。周宗贤指出乡贤阁并非供作藏书、研读之处，恐与传统相违背；台湾省住都局建筑处处长薛琴认为，现代资讯发达，台北市藏有四书五经的图书馆也很多，因此用作藏书之用意义不大；林衡道则说且孔庙东边广场绿树成荫，砍除后颇为可惜。[61]

2006年，台北市政府在仪门东侧设置弘道祠，表彰对大台北地区教育、文化有具体卓越贡献、德术兼备且逝世半世纪年以上者，于每年5月31日前受理各界推荐[36]。原先入祀人选范围广阔，包括刘铭传、蒋渭水、连横，但该年5月2日市府决议局限在教育、文化、孔子及儒学的范围[62]。该年9月23日，大龙峒士绅陈维英首先入祠，由时任市长的马英九担任主祭官，教育局长吴清基、文化局副局长李斌担任陪祭官，锺则良担任奉神官，陈维英后代陈文德、陈泽南、陈锡说、陈俊良等担任与祭官[63]。2011年，黄宗羲及王少涛皆被推荐，皆未通过初审，因前者为全国性，后者是考量贡献及影响层面后也未通过[36]。台北市政府也曾经考虑将郑用锡列为台北先贤入祠，审查委员认为郑用锡应该是新竹人，和台北市的关系并不密切，而未入祠[64]。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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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与维护碑记等石碑

管理委员吴开关回忆日治时每年祭孔时，台湾总督、州知事、市长会分别赠送30元、20元、10元，以作为维护[11]。战后的市府每年仅曾发给少许保养费，仅敷油漆之用，致其外貌破旧不堪[65]。1964年9月24日，日本大阪商人村冈满义，藉归国途中来此参观，捐赠新台币1万元作修缮保养之用[66]。1967年4月27日，市府经公共工程处勘估，编列129余万元用来整修庙身[65]。

1970年4月1日，市府将此庙自民政局移交教育局社会教育馆管理，因市府认为民政局疏于管理，不像社教馆会将明伦堂整顿清洁[67]。过去发生过住附近的作家黄守诚抱怨管理告示写错字[68]、议员郑瑞斋在1964年9月21日向教育局长林清辉质疑布告错字与管理人员在庙前洗澡等管理不善[69]。

1971年，台北孔子庙管理委员会成立[70]。其组织规程设经行政院核定，主任委员一人，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长兼任，副主任委员一人，委员九至十五人，由市长就有关机关人员、专家学者及热心社会人士聘任，另设执行秘书一人，干事三至五人，书记一至三人，办理有关之业务[71]。

翌年8月末，辜振甫、陈锡庆两家族决定将孔庙捐献给政府[72]。但鹿港辜家所持分的五分之一土地产权未于地主捐献之初即完成登记，造成辜显荣之子辜宽敏日后需为孔庙缴遗产税累积高达新台币9000余万[17]。1976年1月7日，严家淦副总统表扬辜振甫兄弟四人、陈锡庆兄弟三人以及陈宽记祭祀公业，以奖励将私有之大龙峒孔庙土地捐献[73]。首任孔庙管理委员会主委为当时的台北市长高玉树兼任，及至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后，主委一职改由民政局长兼任[14]。

早在1984年，市政府开始筹划孔庙全面整修工程[74]。由于庙产曾属于中央，却由市政府维护管理，管理权与所有权不一引起争纷，导致市议员决定在1986年删除孔庙预算[75][76]。后市府以垫款方式，向台北市审计处商借经费，还曾计划在士林区河川地上另建新孔庙[76]。同年12月，中央政府将孔庙转赠给市政府，但这时才发现孔庙有面积总计1.0377公顷的三笔土地，分别为辜显荣、辜宽敏所持有，市府于只好在民国七十八年（1989年）度预算及追加预算中编列1亿1776万3千8百01元，代替辜家抵缴遗产税[17]。

因台北市议会屡次删孔庙整建预算，如1990年预算被打七五折只剩2000多万元，加上传统建筑的老师傅日益凋零，修缮工作在该年第9度流标[77]。当时孔庙管理委员会执行秘书詹溪华抱怨仅建筑物本身问题百出，演奏乐器也破旧不堪，像晋鼓、应鼓已使用廿年，鼓皮均已破裂[74]。次年末，内政部将中山堂、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此庙列为三级古迹[78]。不过被列为古迹时，并未载明本体与范围，导致日为围墙是否拆除的争议[33]。

庙完工约六十年以来，并未做过大规模整修，直到1992年完成大成殿、东庑、西庑的修缮工作[79]。九二一大地震时又受损[80]。后斥资约5000万元发包，2008年8月完成修复[9]。

释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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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奠典礼

在台北府文庙不存与此庙建立前的过渡期，神位委身于台湾总督府台北师范学校旁的小庙，逢祭孔大典请到宽敞的地点，如今日的蓬莱国小、太平国小的大礼堂、艋舺龙山寺都轮流接办过[11]。

1968年，奉总统命令，内政部、教育部研究改进祭孔礼乐衣冠，与台湾省政府民政厅、教育厅、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教育局、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及专家学者组成名为“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的组织，推请蒋复璁担任主任委员，就祭孔雅乐、礼仪、乐器、祭器、舞蹈、服装等项目，研究改进[81]。

1970年9月制定的《祭孔礼乐之改进》方案中规定，定春祭为民间祭祀、秋祭则以孔子诞辰释奠典礼为政府主办。服装上秋祭为政府官员主祭，因此正、分献官必须著国定的冠服；春祭为民间团体主持，须著唐朝民间服饰。[82]

基隆慈云寺在2004年开始改以传统儒家正统典礼祭孔时，特别请台北孔庙来指导[83]。

祭前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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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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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事人员包含礼、乐、佾、歌、馔生[84]。

此庙宇兴建时，即开始训练佾、礼、乐诸生[3]。按古礼，担任佾生、礼生及乐生等职务者须为男性[37]。1990年首度有女乐生[40]；1993年起首度有女佾生[j][37][86]；2012年春祭首度开放女礼生[k][87][88]。

礼生分有通赞、引赞、痉毛血、读祝、香案前、至圣神位前、东配神位前、西配神位前、东序神位前、西序神位前、酒坛所、东庑先贤神位前、东庑先儒神位前、西庭先贤神位前、西庑先儒神位前、东庑盥洗所、西庑盥洗所、迎送神、仪门启阖扉、捧帛、捧祝、进撤馔、棂星门启阖扉等职[6]。秋祭礼生人数约七十人，负责协助三十几道仪程进行，包含瘗毛血、鸣鼓、迎神、上香、恭读祝文等，并引导正献官等人执礼，有时需边念台词边行走，但禁带小抄，声音要有起伏，适度换气并调整音量，讲究动作和声音稳定[89]。他们需读礼仪规范的专集教材训练[81]。其评选并无特定评选方式，以往由孔庙当地仕绅、望族、文人后代、宫庙人员协助祭孔大典执礼，代代传承[89][90]。1974年，不同过去一般由五旬以上者担任，改由年轻的国中、小教师[91]。1988年时礼生为国立师范大学学生担任[81][92][93][90]，为首次改为大学生当礼生[92]，自1996年起重新召募在地仕绅担纲[90]。明伦高中也多年来支援孔庙让学生担任礼生[88]。

乐生过去惯例为成渊国中学生担任[81]，自2013年开始乐生由重庆国中学生担纲[94]。何名忠会制造古乐器并指导乐生演奏[95]。所演奏的乐曲采用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所颁订五声音阶的《孔庙大成乐》，每曲一百廿八拍，四拍为一小节[81]。

歌生也是成渊国中担任[96]。他们会用小楷写唱词的笏板，以便在祭典中看着唱[97]。祭祀歌词据宋徽宗时大晟府所撰再作修改，原有十四首，庙方选用〈迎神〉、〈奠帛〉、〈初献〉、〈亚献[l]〉、〈终献〉、〈撤馔〉及〈送神〉[81]。

自1931年开始，由地缘之利的大龙国小学童[m]担任佾生[42]。每年教师节过后校方就会征选佾生，以四年级为主[42]。学习释奠佾舞频率以上学期一周三次，到下学期每天早晚各一次，寒暑假皆须演练，7月时每日都要练习，直到佾生升上五年级后方能上场[42]。别于台南孔庙佾舞的服饰以及舞蹈皆沿于清朝礼制，大龙国小佾生服饰及佾舞沿自于明朝[n]礼制[98]。舞蹈参考王圻辑《三才图会》的〈大成殿雅乐舞生图〉及〈大成殿雅乐奏曲〉之谱，前者将佾舞的每步骤一一绘出，方位、手势一目了然，后者则将歌词与工尺谱并列[81]。多年来由大龙国小教师卢川教授佾舞，教导近四十年后，改由陈政冠接任[86]。学校许多佾生代代相传，如第一代佾生陈锡说，是陈悦记家族第七世子孙，其子陈蜀熙、其孙陈奕宏都当过佾生[42]。1991年一贯道主持春祭时，礼生由一贯道所属崇德文教基金会成员担任，乐生也由玉山宝光圣堂负责，但佾生依然用大龙国小学生担任[99]。2010年春祭时，首次由北市博嘉国小学童担任佾生[98]。

馔生惯例由大同大学学生担任，当典礼仪程进行至进馔时，手捧装有馔品之笾、豆，随着节奏进入大成殿上呈供品[84]。开平餐饮学校学生也担任馔生[100]。

摆设太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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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庑内

庙方要准备祭品，大成殿供奉牛、羊、猪各一只（太牢），崇圣祠为羊、猪各一只（少牢），东、西庑则各合供猪一只（馈食），还需近两百种祭馔[99]。三牲的血作为瘗毛血的迎神之物[3]。宰杀的规定严格，譬如必须在凌晨四点正宰杀，以便礼生在孔庙门外西边埋葬[37]。

三牲中，以牛最考究，须骨肉均匀，牛角由外向上卷曲呈名为“龙须角”的形状为佳，并以未经交配者为上选[3]。人们在祭孔会强拔称为“智慧毛”的牛毛，装在小塑料袋内珍藏、供在家中供桌、夹在书里、甚至放在汤里来全家一起喝，希望增长智慧[101]。但这拔毛行为被认为野蛮、混乱，引起黄碧端[102]、《黑白集》批评[103]，还有人开玩笑说用刺猬来当祭品以教化世人[104]。1994年首度为牛身先盖上外衣，以防民众撤馔时强制拔毛[105]。

太牢三牲的摆放是牛在中，左羊右猪[106]。原先祭完后，肉被分赠给主祭执事等人，但因所费昂贵改以向屠宰商租来[3]。1959年秋祭时，就因当年水灾节约关系，向屠宰场借用，为祭孔有史以来的第一次[107]。在1979年记者敖智宁报导时，租用一头大黄牛祭孔约要新台币8000余元，羊与猪每头则在2000元左右[3]。1984年该年，三牲的预算被市议员删除，后有民间团体愿意无条件支应这笔经费[108]。1990年举行时正好逢市场休市禁屠日，让祭孔大典第一次出现冷冻牲品[40]。

1988年，民间社团主持春祭时，全部均由素食面制品代替[109]。次年春祭，又恢复肉品祭祀[96]。1991年，一贯道总会举办春祭时，再改用素食[99]。1997年秋祭的三牲也改用糯米制[110][111]，提议的孔庙执行秘书白淑玲因此升任大同区公所主任秘书[111]。

秋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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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6日，行政院会议通过，将孔子诞辰从国历8月27日改为9月28日[112]。该年秋祭，先师孔子圣诞释奠典礼台北市筹备委员会，决定扩大庆祝孔子诞辰，9月25日到30日在广播电台举行广播周，邀请台北市长吴三连、教育部长程天放、考试院长贾景德、孔德成、教育厅长陈雪屏、台大校长钱思亮轮流播讲[113]。同月28日，在此庙举行释奠[114]。过去中央政府多派省主席代表参加，精省后多由内政部长代表参加[70]。1976年起，祭孔大典不再设置座位，所有人士一律排队站立参加祭祀，以表示尊崇之意[115]。

除佾生、礼生及乐生外，担任各项执事者、正献官、陪祭官、纠仪官[o]等职务者早先规定也须为男性[37]。1959年秋祭时，省议员陈茂榜、李丙心、陈大拔、郭国基四人被邀请陪祭，但女议员胡克柔被黄启瑞市长以中国历史上并无邀请女性为大成殿陪祭之例，排除在外[117]。1976年，台北市孔庙管理委员会报请内政部同意后，邀请女性担任陪祭官等职务[37]。该年有三位女陪祭官，她们服装也发生争议[p]，有穿旗袍、有穿风衣[118]。1986年民政局长王月镜担任纠仪监礼官[119]，首开女性担任此职先例[116][118]。1996年孔子诞辰由单小琳担代表市长陈水扁任首次的女正献官[120]。

大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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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流程为启扉、瘗毛血、迎神、乐作、鞠躬、进馔、上香、行初献礼、行初分献礼、乐止、恭读祝文、鞠躬、行亚献礼、行亚分献礼、行终献礼、行终分献礼、上香、饮福受胙、撤馔、乐作、送神、捧祝帛诣燎所、望燎、复位、阖扉、撤班、礼成等仪式[107][108][109]。

释奠礼之日夜半[q]，先在崇圣祠（圣祖殿）举行内祭[107][117]。基于“子不先食于父”的观念，各地孔庙在祭孔大典前，都会先在崇圣祠祭祀[50]。

晨六时[r]鼓初严，遍燃庭燎香烛，随即进行鼓再严、鼓三严[108]。执事者各司其职，纠仪官升阶监礼，陪祭官和分献官就位，然后两位引赞高声唱吟领引主祭官盥洗就位[106]。主祭、陪祭、总统代表及奉祀官均须著蓝袍黑褂的国定礼服[1]。依惯例由台北市市长担任正献官，分献官则会有八位[121]。礼、乐、佾生按建鼓五步一顿节奏，移步就位[121]。琴瑟弦乐位置在大殿之内；笙、管、笛、萧、埙、箎等管乐在殿外阶上[106]。

乐长高唱〈咸和之曲〉下，进行迎神、进馔的仪节[108]。开启仪门后，主祭高擎铜盘，盘上瓦钵中盛有三牲祭礼毛血，步出大门予以瘗埋，大殿打扫整洁之后，全体肃立，由分持炉、灯、斧、钺、伞、扇的礼生导引主祭官出门迎神，再迎进大殿进馔上香[106]。送迎神队伍会分东西两行相对，鱼贯出仪门及棂星门侧门，在门外会合由中门转入迎神进大成殿[122]。进馔后乐奏〈宁和之曲〉，正、分献官分别到香案上香，接着麾生举麾、节生举节、乐舞并起[108]。佾生身着黑金边黄绸袍[s]，腰束绿色绸带，头戴黑色皂巾，右手秉翟，左手持籥[121]。他们先双手合于胸前相交，舞时以身体为中心点，表现出谦逊恭敬、庄严内敛之内涵，每舞蹈动作各代表一字，歌声唱完一句，乐曲奏完一节，佾生正好完成一组动作[98]。每一个献礼有三十二个舞姿，配合咏唱三章四言八句诗歌[121]。佾舞共九十六个动作，一上场就是一个多小时[42]。

在乐舞时，行初献礼、初分献礼、读祝文，全体行三鞠躬礼后，乐奏〈安和之曲〉，行亚献礼、亚分献礼、再乐奏〈景和之曲〉、行终献礼、终分献礼，随后正献官随引赞到香案全饮福受胙[108]。

之后，在乐奏〈咸和之曲〉下，撤馔、送神[108]。撤馔时，肉商要立即运走三牲[t][37]。但民众拔牛毛并不是仪节的正式程序，因此1995年秋祭时改发谐音为“智慧高”的糕点[101]。直到1997年秋祭时，孔庙执行秘书白淑玲将太牢改为素食，才终止拔毛习俗[111]。

最后，司帛者接帛到燎所。钟鼓齐鸣下，正献官随引赞到燎所望燎后，棂星门及仪门一一关闭，撤班而礼成[108]。

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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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庑内

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蒋复璁曾在1970年9月23日记者会上宣示，为宏扬固有文化，自明年起除原有官员主祭的秋祭外，会恢复古制的春季祭典，由民间祭祀[1]。定为仲春二月上丁日的春祭久无举行，直到1980年台北延平扶轮社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口号，首先发起协同中国礼乐协会、台北市祭孔礼乐工作会成立春祭释奠委员会，才在此庙举行[82]。因经费困难而未能持续，1987年8月18日，庙方向市政府民政局建议春祭改为官办[45]。

自1980年后，1988年由国际狮子会三○○A一区第二专区复办，并由台北市补习教育协会、台北市台中县同乡会、台北市联合报产业工会及郭元益食品共同协办，同样遵照祀孔古礼进行[109]。但该年因文化局提供的春祭礼服过于破旧，只能穿秋祭的礼服长袍、黑挂和黑布鞋权充使用[123]。

2008年3月5日首度举行官方春祭时，市府民政局局长黄吕锦茹说，以往台北孔庙只办秋祭，场面太过严肃，春祭后则可办得活泼一点，使民众对孔子思想能更接近[124]。台北市政府精简奉祀官及总统上香流程、祭孔音乐重新编曲，并加入多国语言朗诵《礼运·大同篇》[125]。

在2009年春祭，一位女分献官拿相机[u]拍照，引起台下观众大声抗议不符礼制[125]。2011年，邀请台湾艺术大学师生改编新式佾舞，由36位该校舞蹈系女学生担纲佾生，和过去男女混搭情形相当不一样，舞蹈三度转身背对孔子像，面对观礼者表演，并打破队伍双边对称传统，首度出现交错、蹲站变化[12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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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970年，改进的礼仪规定至圣先师牌位上，需冠以“大成”二字[1]。
  2. ^ 大同区名称由来即因辖区内有此孔庙和大同路，为纪念大同的精神和大同路所具的代表性[2]。
  3. ^ 他曾在报纸发表〈孔子圣诞考证〉，主张孔子诞辰应定西历10月27日，但被程发轫说对周正建子理解尚欠贯通[5]。在1952年秋祭时，他还与林述三一同担任至圣神位前礼生[6]。
  4. ^ 1977年，住鹿港的李松林受台中新建孔庙之请，雕刻孔子神主。他表示最叫他难过的是，台中孔庙的孔子神主只派小货车从他家载送，比多年前台北孔子庙孔子神主时的隆重，相差太远。[13]
  5. ^ 1975年政府辟建大龙街[16]。
  6. ^ 当时学者辛晚教以日治时期的兰州派出所是破坏大龙峒风水、阻碍孔庙与大龙国小、大屯山的整体视景为由，力主拆此建物[26]。
  7. ^ 他还主张佾生应该剃光头，获得时任内政部长的连震东同意[38]。
  8. ^ 彰化孔庙亦有[45]。
  9. ^ 2005年9月4日，他见到佾生在丹墀上穿运动服和七分牛仔裤，搭配RAP舞曲及阿美族乐曲表演新式佾舞，让他在记者会上警告民政局不要在祭孔时这样作[48]。
  10. ^ 2005年报导时，大龙国小教导佾舞的老师庄汶浈说，现在女佾生还比男佾生多，因男生觉得佾舞是舞蹈，为女生才会去做的事[42]。台中孔子庙是2015年才开放[85]。
  11. ^ 高中活动组长黄郁雯透露，2012年首度开放女学生担任礼生，使男礼生练习时变得更专心[87]。
  12. ^ 1970年，总统蒋中正将改〈亚献〉、〈终献〉章中的“百王宗师”此词改为“万世宗师”[1]。
  13. ^ 古来祭孔表演佾舞者，应为十三岁的男童，但国小学童是在十二岁以下[37]。
  14. ^ 负责音乐舞蹈及乐舞生服装部分的文化大学教授庄本立，发现以乐舞仪式祭孔的典礼至宋代才有，若要参考古制行仪则最远当溯及宋朝，不过宋之后，明朝亦沿此制[81]。
  15. ^ 全称为“纠仪监礼官”，由地方民政局局长担任，为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就祭孔礼仪、服装、祭器、乐舞四项，参考古籍并斟酌时宜后，将纠仪官及监礼官合并[116]。
  16. ^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祭孔大典的女子服制：需齐领、前襟右掩，长到膝与踝的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的中点，质料用丝、麻或棉毛织品，蓝色，六颗钮扣；鞋子规定黑色，以丝、棉、毛织或皮革制造。[118]
  17. ^ 依台北市文献会说，祭孔时间所以很早，是根据“质明行事”的精神而来，也就是在天色爽明之际[3]。
  18. ^ 1959该年提早到四点开始。台北市长黄启瑞说比往年提早两小时的原因，是台湾省主席周至柔担任主祭，为配合周主席上午还要参加台北市中山堂、和中兴新村的教师节纪念大会。[117]
  19. ^ 过去是穿白长袍与黑短挂[97]。
  20. ^ 这时，放在供台上的肉类已有失重情况，平均一头四百多斤的黄牛，会失重三、四十公斤，庙方视实情酌予贴补肉贩[3]。
  21. ^ 过去报导观礼人士多数都携照相机，抢拍典礼镜头[122]。后来有规定参礼者勿携带相机，并且有摄影者才能进入大成殿及丹墀礼场[126]。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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