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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1912年—1951年)

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及其1912年至1951年期间的历史

西藏在中国内地发生1911年武昌起义、1912年清帝逊位后驱逐清朝官吏及驻藏清军，成为由噶厦政府主政的独立国家。辛亥革命爆发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不再隶属于中国。西藏代表还和博克多蒙古[注 4]签署了一项蒙藏条约，宣告脱离满族王朝并和中国分离，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立国地位[9]。西藏在1930年代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机构[注 5]。西藏虽宣布独立，但包括西方国家及中国的国际社会并不承认其独立地位[10]。

西藏
བོད་
1912年—1951年
国歌：西藏国歌
རྒྱལ་གླུ་
西藏甘丹颇章政府在1942年的疆域
西藏甘丹颇章政府在1942年的疆域
西藏领土与影响范围   西藏主要领土范畴   大西藏地区的范围   西藏宣称的领土范围
西藏领土与影响范围
  西藏主要领土范畴
  大西藏地区的范围
  西藏宣称的领土范围
首都拉萨市
29°38′45″N 91°08′27″E / 29.64583°N 91.14083°E / 29.64583; 91.14083
官方语言藏语（拉萨藏语）
宗教藏传佛教（官方宗教）
政府政教合一制（英语：Tibetan dual system of government）[注 1][1]
君主专制[2]
神权君主（达赖喇嘛） 
• 1912年–1933年
(首任)
图登嘉措
• 1937年–1951年 (末任)
丹增嘉措
摄政 
• 1934年–1941年 (首任)
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
• 1941年–1950年 (末任)
第三世达扎活佛
总理（嘉伦赤巴（英语：Sikyong#Kalön Tripa）） 
• 1912年–1920年 (首任)
锵清·阿旺钦若班桑
• 1950年–1951年 (末任)
洛桑扎西
历史时期19世纪末 - 20世纪中叶
一战、战间期、二战、中国内战、冷战
• 《中藏协议》[3]
1912年7月
• 达赖喇嘛返藏
1913年1月
• 西藏设办事处于南京[4]
1928年
1949年12月7日
1950年10月
• 《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23日
面积
• 总计
1,221,600平方公里
人口
• 1945年
略多于一百万人[5]
货币藏币
时区UTC+05:30（印度标准时间[注 2]）
• 历法
藏历[注 3]
前身		 继承
清代西藏
甘丹颇章
西藏地方
西藏流亡政府
今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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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剥夺达赖喇嘛封号的公告被藏民扯破，摄于1904年

达赖喇嘛在英国的协助下推行现代化，建立英式训练与装备的藏军，送贵族子弟到英国留学，发行纸钞与邮票，设立邮政，将印度到江孜的电报线延长到拉萨，成为拉萨与中国之间最快的通讯方式。但是他于1933年底逝世后，现代化遭到阻力而逐渐停顿。1936年8月，英国成立驻拉萨使团。达扎摄政时期，派出“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以祝贺同盟国二战胜利名义赴英、中、美三国进行活动。1947年3月，西藏派代表团参加亚洲关系会议。同年底，西藏派出以夏格巴为团长的“商务代表团”出访印度和欧美各国。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军西藏，结束了西藏的独立状态。

历史 编辑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掌政权 编辑

 
1936年印度测绘局（英语：Survey of India）出版的西藏高地地图，将西藏视为独立政体

1720年清朝军队驱逐准噶尔军队后，清朝势力进入西藏。到了19世纪下半叶，清朝对西藏只剩下象征性的权威[11]。辛亥革命后，西藏民兵在第一次驱汉事件中攻击驻藏清军，清朝官员与军队依协议撤出西藏。1912年初，中华民国取代清朝，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继承清朝领土，其中包括了22个省份和西藏、青海[12]。民国政府要求末代垂帘听政的太后隆裕陪同只有六岁的宣统帝签署《清帝退位诏书》，诏书其中就提到了：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所使用的《民元约法》明确地列出了领土，其中包括了西藏和青海[16]。

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还曾致电达赖喇嘛，图恢复他的封号，但被达赖喇嘛拒绝，表示他不向中国政府要求任何封号官位，他将掌握西藏的政教大权[17]。1913年，逃往印度的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注 7][17]，并宣布过去的中藏关系为“檀越关系（英语：Patron and priest relationship）”，而不是从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达赖喇嘛并且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8]。

1913年1月，洛桑得智和其他三名西藏代表来到了蒙古国首都勿尔噶与蒙古国政府签署《蒙藏条约》，互相承认对方的独立[19]。

西姆拉条约（1914年） 编辑

主条目：西姆拉条约

1913-1914年，中、英、藏在西姆拉举行会议。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提出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有：（一）西藏独立。（二）划定中藏边界等。

西姆拉条约谈判破裂时，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麦克马洪爵士划出了麦克马洪线划定了西藏和印度的边界，英国在西藏南部吞并了大约9000平方公里的西藏领土，即达旺区域，对应现代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西北端[20]。同时英国也承认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不过中国不得把西藏纳入省级区域之一，所以西藏一直都被保留为西藏地方。直至今日，西藏都未有成为省，只是自治区[21]。

后来中国声称英国使用麦克马洪线转让了原属于中国（西藏）的大量领土给予英国（印度），这个争议区相当于今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则称其为“藏南地区”。不过，英国在1912年已与当地各部落达成协议，并设立了东北边境地区来管理该区。

《西姆拉公约》由三个代表团共同草签，但由于对外藏和内藏之间的边界划分方式不满，北京立即拒绝了。亨利·麦克马洪和西藏人随后签署了作为双边协议的文件，并附有一份说明，否认中国享有其中规定的任何权利，除非签署。英国管理的印度政府最初拒绝了麦克马洪的双边协议，因为它与1907年的英俄公约不符。[22][23]

麦克马洪线被英国和后来的独立印度政府视为边界。然而，此后中国的观点一直认为，由于声称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没有签署该条约，该条约毫无意义，印度对阿鲁纳恰尔邦部分地区的吞并和控制是非法的。这为1962年发生的中印战争以及今天持续存在的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伏笔。

1938年，英国最终公布了作为双边协议的西姆拉公约，并要求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寺停止向拉萨纳税。林孝庭声称从图书馆召回了一卷 CU Aitchison 的《条约集》，最初出版时附有说明未在西姆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说明，并替换为新卷，该卷的出版日期为1929年，其中指出西藏和英国，而不是中国，接受该协议具有约束力。根据阿拉斯泰尔·兰姆（英语：Alastair Lamb）的说法，中国政府拒绝签署西姆拉文件，是在逃避对麦克马洪线给予任何承认。[24]

热振、达扎摄政时期 编辑

 
幼时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1935年，丹增嘉措出生于安多地区，丹增嘉措被西藏政府宣布是图登嘉措的转世灵童。1940年1月26日，摄政五世热振活佛向中国政府要求取消使用金瓶掣签选择灵童，中国政府同意了。[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中国国民党政府“批准”了现任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国民政府代表吴忠信将军主持仪式，此次“1940年2月批准令和仪式的纪录片保存得仍完好无损[26]。坐床仪式除了国民政府代表，还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出席[27]。《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写道，根据藏族传统，没有主持活动这样的事情，并写道在通讯文件中很多地方都使用了“主持”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不同。他补充说，吴忠信在此次活动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主持或组织活动的效果非常明显。[28]

1942年，美国政府告诉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它从未对中国对西藏的主张提出异议。[29]1944年，美国战争部制作了一系列关于《我们为何而战》的七部纪录片；在第六个系列《中国之战》中，西藏被错误地称为中国的一个省（正式名称是西藏地方，它不是一个省，只是省级行政地方）。[30]二战期间的1944年，两位奥地利登山者海因里希·哈勒和彼得·奥夫施奈特来到拉萨，在那里，哈勒成为年轻达赖喇嘛的导师和朋友，让他对西方文化和现代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直到1949年哈勒选择离开。

西藏于1942年设立外交部，并于1946年分别向中国和印度派出祝贺团。访华使团收到一封致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信，信中说：“我们将继续维护西藏作为一个由历届达赖喇嘛通过真正的宗教政治统治的国家的独立性。”代表团同意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制宪会议（制宪国民大会）。 [31]

在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命令下，马步芳于1942年修复了玉树机场，以阻止西藏独立。蒋中正还命令马步芳在1942年让他的穆斯林士兵对西藏的入侵保持警惕。[32]马步芳应允，将数千名骑兵调往西藏边境。[33][34]蒋中正还威胁西藏人，如果他们不遵守边界，就对其轰炸。

1947年在西藏旅行数月的法国医生安德烈·米戈（André Migot）描述了西藏和中国之间复杂的边界安排，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展的：[35]

 
夏格巴的西藏护照，护照上有各国的签证

1947-49年，拉萨派出了一个由财政部长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领的贸易代表团前往印度、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被访问的国家小心翼翼地不表达支持西藏独立于中国的说法，也没有与代表团讨论政治问题。[22]这些贸易使团官员持新签发的西藏护照经香港进入中国，并在中国驻印度领事馆申请并在中国逗留了三个月。然而，其他国家确实允许代表团使用西藏政府签发的护照旅行。美国非正式地接待了贸易代表团。1948年，代表团在伦敦会见了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37]

1949年，噶厦准备在拉萨建水电站，与通用电气的J. E. Reid签约购买500千瓦水电站设备，达扎给予Reid授权书，允许巴拉特航空公司空运设备到拉萨，噶厦并与印度政府谈判两国之间的航权。[38][39]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 编辑

主条目：人民解放军进藏

二次国共内战之后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区域。噶厦政府不愿卷入国共内战，将中国所有驻藏官员驱逐出藏。1949年10月1日，11岁的十世班禅致电北京，表达对中国各地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祝贺，并对西藏不可避免的解放感到十分兴奋。[40]

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0月上台，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代替中华民国成为新中国。1950年6月，英国政府在下议院表示，它一直准备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前提是西藏自治[41]。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击溃守卫边境的藏军。隔年，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噶厦代表在达赖喇嘛授权下，来到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之后签署十七点协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数月后，该协议在拉萨得到通过，西藏结束其39年的独立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称这一连串进军西藏的事件为“西藏和平解放”[42][43]。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举行成立大会，正式成立。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担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担任秘书长。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区发生藏区骚乱。同年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拉萨战役的胜利，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亦逃往印度；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权职权。最终，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担任代理主任委员，并任命帕巴拉·格列朗杰和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

1965年7月24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23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8次会议，讨论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于1965年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相应的议案。同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议案，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决议；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

1965年9月9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卫藏政治 编辑

 
达赖喇嘛玺印。1909年由西藏僧俗捐资铸造，献给归来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44]使用此印是摆脱清朝皇帝名义统治情况的重要政治策略[45]
 
甘丹颇章组织图

政府组织 编辑

噶厦由四名三品官组成，三名俗人一名僧人，官职全称为噶贡伦，简称为噶伦，书面称谓顿那东，常亦称萨旺。[46]

行政区划 编辑

卫藏和部分康区实行的行政区划是基巧（相当于总管或总督）与宗谿（相当于县和庄园）两级，每个基巧管辖十几个宗谿。到20世纪初先后设立的基巧有﹕ [47]

  • 拉萨基巧，又称雪基巧或雪勒空，下辖29个县，治设拉萨。
  • 绛曲基巧，意为北方总管，统辖西藏北部牧区（现那曲等14个县），治设那曲。
  • 洛喀基巧，意为山南总管，负责山南地区30余个县，治设泽当。
  • 塔工基巧，辖拉萨东南部11个县，治设泽拉。
  • 阿日基巧，又称阿里噶本，辖西藏最西部的阿里11个县，治设噶尔县。
  • 卓木基巧，今亚东，下辖4个县，负责边界管理等，治设卓木（亚东）。
  • 日喀则基巧，又称基宗，辖25个县，包括班禅喇嘛所属4个县和萨迦法王所属地域，治设日喀则。
  • 朵麦基巧，即康区基巧，治设昌都，负责管理康区。

外交关系 编辑

更多信息：中华民国与西藏关系史、驻锡金政务官和英国驻拉萨使团
 
蒙古驻拉萨使团成员
 
尼泊尔驻西藏大使比斯塔（中）以及其属下
 
拉达克使团成员

民国军阀使中国分裂，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但他的统治标志着与汉族和穆斯林军阀的边界冲突，西藏人失去了大部分时间。当时，西藏政府控制了所有的卫藏和康区西部，大致与今天西藏自治区的边界重合。与长江相隔的康区东部，在中国军阀刘文辉的控制之下。安多地区（青海）局势更复杂，1928年后被称为穆斯林军阀的马家军，由西宁的回族军阀马步芳家族掌握，他一直力图把安多藏区控制在青海省之内。1915年至1927年间，康南连同云南其他地区属于滇系军阀，然后是军阀龙云，直到中国内战快结束时，杜聿明在蒋中正的命令下将他撤职。在中国控制的领土内，在国民党平定青海期间，正在对青海的西藏叛乱分子发动战争。

 
1950年2月西藏的领土范围和中国共产党的大致前进路线

1936年，盛世才将3万名哈萨克人从新疆驱逐到青海后，马步芳将军率领的回族屠杀了他们的穆斯林哈萨克同胞，直到剩下135人。 [48][49][50]

7000多名哈萨克人从北疆经甘肃逃往藏青高原地区，大肆破坏，马步芳将哈萨克人归入青海指定牧场解决了问题，但该地区的回族、藏族和哈萨克族继续发生冲突互相反对。[51]

哈萨克人经甘肃、青海进入西藏时，藏人与哈萨克人进行了进攻和战斗。

在西藏北部，哈萨克人与西藏士兵发生冲突，然后哈萨克人被送往拉达克。 [51]

当哈萨克人进入西藏时，西藏军队在拉萨以东400英里的昌都抢劫并杀害了哈萨克人。 [52][53]

1934年、1935年、1936年至1938年从库米尔·埃利克桑率领克雷哈萨克人迁移到甘肃，估计有1.8万人，先后进入甘肃和青海。[54]

1940年2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时，中国、英属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国都派了代表献礼。[55][56]

拉达克战争后，甘丹颇章与拉达克王国于1684年签订提默斯岗条约，规定拉达克每3年向达赖喇嘛朝贡一次。森巴战争后双方于1842年签订和约，同意拉达克继续向达赖喇嘛朝贡。朝贡同时是贸易代表团，可以免费使用乌拉差役，省下运输费用，因此获利颇丰。贸易代表团的往来持续到1942年，1951年印度才正式废除。[57][58]

1947年西藏派代表团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关系会议，在会上表示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在1947年至1954年承认其为独立国家。[59]这可能是西藏国旗首次出现在公共集会上。[60]

1949年底，噶厦致电英国与美国政府，希望两国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英国回信指出会员申请将遭安理会成员否决，不切实际。[61]

1950年4月29日，反共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道格拉斯·麦基尔南遭藏军误杀。

1951年，维吾尔族尧乐博士在逃离新疆前往加尔各答时遭到西藏军队的袭击。[来源请求]

财政 编辑

财政部长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领的贸易代表团1948年前往美国时，向国务院表示希望购买黄金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并希望美国贷款两百万美元以利马上交易，西藏政府在印度银行的卢比存款超过此数，可作为担保。国务院表示不反对财政部出售5万盎斯黄金给代表团，但没有经费贷款。[注 9][62][63][64]夏格巴向英国要求购买两百万美元的黄金时，英国表示本国的准备金不足，无法出售黄金。[65]1950年，西藏政府把夏格巴在美国购买的金块存放在甘托克的仓库里，由锡金却嘉保护，昌都战役后达赖喇嘛内库中的黄金也存放在那。[66][67]

军事 编辑

主条目：藏军
 
藏军在日喀则市进行阅兵仪式，摄于1938年

1910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控制西藏后，他开始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西藏军队，提供顾问和武器。这支军队应该足够庞大和现代化，不仅可以保卫西藏，而且还可以征服周边地区，如藏族人民居住的康区西藏军队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位期间不断扩大，[68]到1936年约有10,000名士兵。在当时，这些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步兵，尽管军队几乎完全缺乏机枪、大炮、飞机和坦克。 [68]除了正规军外，西藏还动用了大量装备简陋的乡村民兵。[68]1920年代和1930年代，考虑到藏军的火力通常被对手击败，西藏军队在对抗中国各军阀方面表现相对较好。[68]总体而言，藏军在军阀时代被证明是“无畏强悍的战士”。[68]

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期间，西藏建立了至少三个兵工厂，其中扎什兵工厂主要的成就是仿制了英国的李-恩菲尔德弹匣式短步枪，但由于自主生产的军火质与量都不足，藏军主要还是依赖进口军火。[69]

尽管如此，在1950年昌都战役期间，西藏军队完全不足以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因此瓦解和在没有太多抵抗的情况下投降。[70]

邮政服务 编辑

主条目：西藏邮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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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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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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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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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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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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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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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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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西藏于1912年设立了自己的邮政服务。西藏在拉萨印刷了第一张邮票，并于1912年发行。西藏于1950年发行了电报邮票。

木龙年战争时，英属印度邮局为英军架设了从锡金王国甘托克到江孜的电报线，1922年应噶厦政府要求将电报线延长到拉萨，发电报到印度当天就可以收到回电，成为拉萨与外界通讯最快的方式。

康区政治 编辑

1917年1月—1918年8月，藏军大规模地进攻川边特别区，驱逐了川军，拉萨重新控制昌都和康区西部，停战协议将边界设在长江，朵麦基巧移驻昌都。此时的西藏政府控制了长江以西的所有卫藏和康区，与今日西藏自治区的边界大致相同。康区东部由效忠不同领袖的当地藏族土司统治。青海由回族和亲国民党军阀马步芳控制。

1927年，朵麦基巧噶伦门堆巴指挥3,000人击败波密土王旺钦顿堆，设立三个宗管理波密。[71]

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夺回安多和康区领土，刘文辉、马步芳率领的川军和青海回族联军大败藏军。他们警告藏人不要再过金沙江。 [72]双方签署了休战协议，结束了战斗。 [73][74]达赖喇嘛在藏军失利后，曾向印度的英国人发出电报寻求帮助，并开始贬低他投降的将军们。 [75]

20世纪30年代，在康区发生了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即1932年的巴安事变、1935年的诺那事变和1939年的甘孜事变。[76][77]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12月圆寂后，土登贡培被噶厦政府逮捕，与土登贡培关系密切的邦达家族感到危险，邦达多吉、邦达饶嘎（英语：Pandatsang Rapga）于1934年在芒康发兵反抗噶厦政府，反叛很快失败，邦达多吉率军逃到金沙江以东的康区东部，得到国民政府的庇护。由于邦达仓家族的富有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噶厦政府担心丧失由“邦达仓商号”所掌握的政府资产，在拉萨经商的邦达养璧最后免受惩罚。[78][79]解放军1950年1月写信给邦达多吉、邦达饶嘎，表示愿意以武器弹药支持，换取邦达仓支持“解放西藏”。邦达仓决定不与中共合作，而委托乔治·派特森前往印度报讯并寻求国际援助，但没有结果。[80]6月，邦达饶嘎要求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承认康区独立，以换取康巴战士打游击，但阿沛拒绝了，邦达兄弟因此投向中共。[81]

经济 编辑

贸易 编辑

印藏的贸易路线，一条到大吉岭、噶伦堡和甘托克，从公路接西里古里，经铁路到加尔各答；另一条是通过尼泊尔的拉利特普尔和加德满都的古道，直到尼泊尔-印度边境才有铁路。前者交通比后者方便，吸引了多数贸易，中藏贸易也一部分从海路从印度入藏。从印度进口的货品包括棉布、煤油、五金制品、糖、肥皂、火柴，以及来自中国的砖茶、丝绸和瓷器。[82]中藏的贸易路线称为茶马古道，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青藏线从陕南，经甘肃南部和青海地区后进入西藏；川藏线从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从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83]茶马古道由驼兽运输，历时数月。[82]中藏贸易中占最大部分的是川茶。川茶在雅州(今四川雅安县)每包银3钱，运至拉萨即升值到藏银2两6钱(合汉银1两8钱余)。川茶贸易每年约值藏银400万两(合汉银260余万两)。英国早在大吉岭等地种印茶，以低价与川茶竞争，只是由于印茶味道较苦，仍然难在拉萨一带畅销。[84]

羊毛是当时主要出口货品，1946年时一年出口到噶伦堡874万磅羊毛，时值177万美金。羊毛出口由三大贸易商家族垄断，小贸易商处于竞争劣势。[85]三大家族指都来自康区的邦达仓、三都仓与热振家族，藏人称为“热振-邦达-三都”，在藏北高原都有贸易站。邦达仓在加尔各答、上海、北京、日本有分店，在噶伦堡有私人银行，有工厂将羊毛按品级与颜色分开。藏人有“地是邦达仓的地，天是邦达仓的天”的说法。[86][87]三都仓（Sandutsang）于1947年已经直接出口羊毛到美国与英国。[88][89]

货币 编辑

主条目：藏币
参见：西藏货币史、斯卡币（英语：Tibetan skar）、藏桑币（英语：Tibetan srang）和章噶币（英语：Tibetan tangka）
 
面值为100两的西藏纸币，印刷于1938年

1912年，西藏开始印行纸币，起初为木刻板单色印刷，后因容易伪造，改用铜板、木刻板套色印刷。[90]

1915年设立了隶属于藏军总司令噶伦擦绒·达桑占堆的“诺兑色章列空”（主管铸造钱币的机构）。从1911年到1922年，采用人力驱动机器的方式铸造了面值5钱的银币和面值20两银子的金币。留学英国的强俄巴·仁增多吉回到西藏后，在拉萨北郊的夺底建设了水电站，造币厂遂从雪城迁往夺底。1931年新建了扎什机械厂（扎什电机列空稀有无边智力金库房），用电力驱动机器铸造银币，印刷纸币，并制造枪炮零件[91][92]。

西藏“色章果木”（藏语金质圆钱之意），面值为二十两，1918-1921年仿照印度托拉金币重量铸造，最终因金价上扬停止铸造。此类金币亦因金价上扬多被印度商人兑去熔毁牟利，因此自15饶迥的火蛇年（1917年起）使用了四年时间就停止流通了[91]。

人口 编辑

人口统计 编辑

此时期西藏缺乏可靠的人口统计资料。[93]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西藏后，西藏地方总人口为114.09万人[94]，中国各地藏族总人口为277.6万人。[95]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区人口合计1,273,969人[96]。西藏噶厦官员、学者夏格巴·旺秋德丹估计照职业分，藏族人口48%从事牧业，32%从事农业与贸易，18%是男性僧人，2%是女性僧人。人口大城只有四个：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藏族人口中约3%住在大城。[97]

学者对此时期西藏人口的增长速度没有共识：民国时期学者与国外藏学家认为西藏人口逐渐下降，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部分藏学家认为西藏人口非常缓慢的增长。[93]

社会组织 编辑

参见：西藏农奴制度
更多信息：西藏的社会阶层（英语：Social class in Tibet）

传统的西藏社会由各种封建阶级组成，中共政府声称“吞并西藏”是依据此因[98]。

研究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唐纳德·S·洛佩兹（英语：Donald S. Lopez Jr.）在当时表示：

这些政治团体在1959年之前都还一直掌握着各地的权力[100]。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建国之初曾更改过西藏原有的农奴制度。所以直至50年代，传统的奴隶制可能在大部分的西藏区域已经不复存在，但仍然可以在某些边境地区见到[101]。例如，春丕河谷地区仍然存在一些传统奴隶制。英国藏学家查尔斯·贝尔曾提出了“温和地方”（英文：mild areas，即有文明的地方）和“乞丐地方”（藏语：རགྱབས；威利转写：ragyabas，即因为地区情况恶劣而保持奴隶制的地方）的地区概念。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更改社会制度之前，西藏的社会制度就更为复杂[102]。

西藏本地的庄园制度，始于吐蕃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全境之时，其之制度与欧洲多国之似，但相较复杂。其庄园主乃是国家授权并世袭而来，国家可以吊销庄主权，权力亦可自己撤销。这一制度包含两种形式，即“直辖地”与“公农地”。前者乃寺院或贵族拥有地，而后者为村庄公有地或个人私有地，皆由当地管理员管理。直辖地制度只有庄园制度中的75%左右，“公农地”则属庄园制，其主世袭，农人均来自徭役。除“直辖地”以外制度均视为奴农制。其之庄园，与佃农相当。

西藏社会在僧人之外分为三个阶层：贵族（藏语：སྒེར་པ，威利转写：sger pa）、平民（藏语：མི་སེར，威利转写：mi ser）、贱民。平民阶层是西藏社会最大的群体，也就是基层人民。农民必须为政府、寺院或庄园 [注 10] 提供劳役，才能使用土地与获得农作物。若是逃走，地主有权追回并给予处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以书面契约规定。农民不仅有应尽的义务，法律上也有受保障的权利。农民中有三个最主要的阶层:“差巴”（藏语：ཁྲལ་པ，威利转写：khral pa），意为“纳税人”；“堆穷”（藏语：དུད་ཆུང，威利转写：dud chung），意为“小户”；“米波”（mi bo），意为“失地农民”或“人租”。主要的社会阶层流动是在差巴与堆穷之间。差巴的地位比较高，其义务是对领主完成徭役、纳税的责任。差地不可分割，不可放弃，也不能被剥夺，但可以家庭的名义世代继承，因此一妻多夫制最常见于差巴家庭，差巴亦可将土地转租给其他人。堆穷既可依附于庄园，也可选择当佣工，自选雇主。米波是未能固定在庄园内服差的手工业者和其他流浪户，没有可以继承的土地权，需要缴纳人头税等差役代金。[103][页码请求]只要缴纳税金获得许可后，他们即可自由离开。一个家庭只要能完成对领主的义务，其他成员即可自由地迁移，远走他乡去朝圣或经商。[104][105]

教育 编辑

 
1922年拉萨的学校
 
第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藏族女孩仁钦卓玛

西藏的教育体系包括以寺院为主的寺院教育，以培养政府官员为主的官办学校，以及私塾。1951年时，西藏有100多所官办学校、家塾以及私塾，学生三千余人，人口识字率约10%。[106]学校的地点集中在拉萨、日喀则、江孜、泽当与噶大克。[107]寺院教育的内容以佛教经典为基处，也学习藏文书法、文学艺术、哲学、因明、天文历算、藏医藏药。官办学校分俗官学校（藏语称“仔康罗札”）和僧官学校（藏语称“孜罗札”），学生以贵族子弟为主。俗官学校又称“仲科”学校，是七世达赖喇嘛亲政时创办，校址在大昭寺东侧，由西藏政府的“仔康”（审计处）管理，有私塾基础识字者即可入学，教学内容依工作而定，主要包括礼仪、书法文法、公文和会计。僧官学校又称“孜仲”学校，在拉萨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各有一所，由政府的“译仓”（秘书处）管理。学生来自各寺院，多数是差巴的子弟，少数是平民子弟。教学内容以宗教仪轨、经咒、法器为主，也学藏文文法、修词、公文、算数等。从僧官学校毕业的学生称“孜仲”，各级僧官一般从孜仲中选任。[108][109]

藏医藏药教育除了师徒相传，就是透过拉萨的两所医学院，医学院学生都是平民。1696年，第巴桑结嘉错依照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愿望建立了药王山医学利众院。1916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藏医历算学院（门孜康）。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在1959年拉萨骚乱中被解放军摧毁。[110][111][112][113]

文化 编辑

罗伯特·韦伯斯特·福特描述当时的拉萨，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可以喝到鸡尾酒，跳桑巴舞，打网球与桥牌，读三周前出版的报纸。[114][115]

摄影 编辑

主条目：西藏摄影史

到了1910年代，摄影已经进入了藏人的生活。第九世班禅喇嘛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都会摄影。第十世德木活佛德木·丹增嘉措是最早广为人知的藏族摄影家。1920年代拉萨开始有专业摄影师，之后有摄影工作室从事人像摄影。

文学 编辑

此时期藏族文学还是深受印度檀丁的《诗镜（英语：Kavyadarsha）》影响，但是诗人如更敦群培、罗桑贝丹（德语：Yongdzin Lobsang Pelden）[注 11]、协嘎林巴[注 12]等人的诗，以文学表达时代的变迁，成为50年后新中国下年轻诗人的榜样。[116]

媒体 编辑

《西藏镜报》是一份早期藏文报纸，1925年10月10日创刊。在早期藏文报纸中，《西藏镜报》是唯一一份持续发行的，也是对藏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读者包括十三世和十四世达赖喇嘛。[117]

西藏政府于1948年雇用罗伯特·韦伯斯特·福特（他于1945年曾到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当无线电操作员），建立了西藏的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西藏广播电台，也称“拉萨电台”，后在昌都（朵麦基巧驻地）、那曲（绛曲基巧驻地）、阿里（堆噶本驻地）、亚东（卓木基巧驻地）建立分台。由于只有贵族与官员才有收音机，电台主要功能是对外广播。[118][119]1950年1月31日，该电台广播反驳北京“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表示从1912年驱逐清军之后，西藏就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39]

影像 编辑

以下为德国恩斯特‧薛费尔考察队（德语：Deutsche Tibet-Expedition 1938/39）考察西藏时所摄部分影像。

参见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①1642年前，西藏的政权掌握在教派僧侣、贵族、达赖喇嘛下的官员、大型教派集团等人手里。藏传佛教各派之统一始于1642年，当时五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固始汗军事结合，以巩固自己作为黄教的宗教领袖，亦得以合法统治西藏，此政府称“二元政府”。统一之后，达赖喇嘛统治国家，也是宗教领袖。
    ②在藏传佛教里，蒙古博克多汗国也是一个佛教政权。
  2. ^ 劳勃·韦伯斯特·福特在拉萨电台昌都分台时，说西藏时间22:00是UTC16:30，所以西藏时间是UTC+05:30，这与印度标准时间或昆仑时区相同。[6]当时中华民国将西藏划为昆仑时区和新藏时区两个时区，昌都与拉萨都被划入新藏时区。解放军入藏后，西藏曾改为新藏时区，但在1959年后改成北京时间。[7]
  3. ^ 藏历并不采用小时制。藏历中的计时单位有7个，息（呼吸顷），6息为一分（漏分），60分为一刻（漏刻），60刻为一日。[8]
  4. ^ 详见：外蒙古独立
  5. ^ 详见：中华民国与西藏关系史
  6. ^ 清帝退位时，外蒙古和西藏不受中国的控制，拉萨正处于藏军和川军交战的动乱中。
  7. ^ 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之因，请见：川军入藏
  8. ^ 英文维基百科原文：To offset the damage done to their interests by the 1906 treaty between England and Tibet, the Chinese set about extending westwards the sphere of their direct control and began to colonize the country round Batang. The Tibetans reacted vigorously. The Chinese governor was killed on his way to Chamdo and his army put to flight after an action near Batang; several missionaries were also murdered, and Chinese fortunes were at a low ebb when a special commissioner called Zhao Erfeng appeared on the scene. Acting with a savagery which earned him the sobriquet of "The Butcher of Monks," he swept down on Batang, sacked the lamasery, pushed on to Chamdo, and in a series of victorious campaigns which brought his army to the gates of Lhasa, re-established order and reasserted Chinese domination over Tibet. In 1909 he recommended that Sikang should be constituted a separate province comprising thirty-six subprefectures with Batang as the capital. This project was not carried out until later, and then in modified form,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brought Chao's career to an end and he was shortly afterwards assassinated by his compatriots. The troubled early year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saw the rebellion of most of the tributary chieftains, a number of pitched battle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s, and many strange happenings in which tragedy, comedy, and (of course) religion all had a part to play. In 1914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met at the conference table to try to restore peace, but this conclave broke up after failing to reach agreement o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 This, since about 1918,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practical purposes as following the course of the Upper Yangtze. In these years the Chinese had too many other preoccupations to bother about reconquering Tibet. However, things gradually quieted down, and in 1927 the province of Sikang was brought into being, but it consisted of only twenty-seven subprefectures instead of the thirty-six visualized by the man who conceived the idea. China had lost, in the course of a decade, all the territory which the Butcher had overrun. Since then Sikang has been relatively peaceful, but this short synopsis of the province's history makes it easy to understand how precarious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bound to be. Chinese control was little more than nominal; I was often to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its ineffectiveness. To govern a territory of this kind it is not enough to station, in isolated village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many days' journey, a few unimpressive officials and a handful of ragged soldiers. The Tibetans completely disregarded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and obeyed only their own chiefs. One very simple fact illustrates the true status of Sikang's Chinese rulers: nobody in the province would accept Chinese currency, and the officials, unable to buy anything with their money, were forced to subsist by a process of barter. Once you are outside the North Gate [of Dardo or Kangting, you say good-by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amenities and you begin to lead a different kind of life altogether. Although on paper the wide territories to the north of the city form part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 of Sikang and Tsinghai, the real frontier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runs through Kangting, or perhaps just outside it. The empirical line which Chinese cartographers, more concerned with prestige than with accuracy, draw on their maps bears no relation to accuracy.
  9. ^ 美国从1934年黄金储备法（英语：Gold Reserve Act）后将金价定为每金衡盎司35美元，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制度沿用此汇率，因此两百万美元约等于57,143盎斯黄金。5万金衡盎斯约为1.55公吨。
  10. ^ 中共单方面称为“三大领主”，据此“解放西藏”
  11. ^ 罗桑贝丹（1881年–1944年），藏语：ཡོངས་འཛིན་པཎཌི་ཏ་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威利转写：yongs 'dzin paNaDi ta blo bzang dpal ldan。罗桑贝丹的简介可见Drakpa, Jamyang. An Analysis Of The Poem "Young Dondrup The Courier".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Seminar of the IATS, 2003. Volume 6: Contemporary Tibetan Literary Studies. Brill. 2007年1月1日 [2022年10月18日]. ISBN 978-90-47-41158-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10月21日）. 
  12. ^ 协嘎林巴（1876年–1913年），藏语：ཤེལ་དཀར་གླིང་པ་མི་འགྱུར་ལྷུན་གྲུབ，威利转写：shel dkar gling pa mi 'gyur lhun grub。
  13. ^ 从左至右为：未知、未知（藏族）、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德语：Bruno Beger）、考察队队长兼动物学家恩斯特·薛费尔（德语：Ernst Schäfer）、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巴兹尔·古德、恩斯特·克劳思、未知（藏族）、卡尔·威尼特（Karl Wienert）、爱德蒙·吉尔（Edmund Geer）、未知、未知。

引用 编辑

  1. ^ 夏格巴（2010年），第763,1021页
  2. ^ Nakamura, Haije. Absolute Adherence to the Lamaist Social Order. 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India, China, Tibet, Japa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4: 327页. 
  3. ^ 中藏協議. [25 Novem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6月23日）. 
  4. ^ 貢卓忠義（Gongjo Zhongyi）與駐南京西藏辦事處. [25 Novem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8 March 2016）. 
  5. ^ Goldstein（1989年），第611页
  6. ^ Ford（1957年），第45页
  7. ^ Khétsun（2008年），第x页
  8. ^ 藏历的天文历法——计时单位. 藏地阳光新闻网. [2022-1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11）. 
  9. ^ Zhu (2020), p. 305: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haos in China, Mongolia and Tibet both declared their independence towards the end of 1911, expelled the Chinese ambans (residents) and garrisons, and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governments. Both Mongolia and Tibet justified their independence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territories’ attachment to China was a personal one between the Manchu emperors and the territory, and that the territories were not part of China proper."
  10. ^ Melvyn C. Goldstein; Cynthia M. Beall. Historical background. Nomads of Western Tibet —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50页 [2023-11-24]. ISBN 97805200721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11）. 
  11. ^ Lin（2011年），第7–8页，"From [1792] on, the Qing dynasty became increasingly preoccupied with problems in the interior, and court officials in Peking found it less and less easy to intervene in Tibetan affairs....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Qing ambans, who represented the Qing emperor and Qing authority, could do little more than exercise ritualistic and symbolic influence."
  12. ^ Tanner, Harold. China: A History. 2009: 419 [2023-03-06]. ISBN 978-087220915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06）. 
  13. ^ Esherick, Joseph; Kayali, Hasan; Van Young, Eric (2006). 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 245. ISBN 9780742578159.
  14. ^ 翟志勇 (2017年)，宪法何以中国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0-191页，ISBN 9789629373214.
  15. ^ 高全喜 (2016年)，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73页，ISBN 9789629372910
  16.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7. ^ 17.0 17.1 Goldstein（1997年），第31页
  18. ^ Tibet Justice Center – Legal Materials on Tibet – Tibet – Proclamation Issu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XIII (1913) [106]. [16 March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4 February 2019）. 
  19. ^ Udo B. Barkmann, Geschichte der Mongolei, Bonn 1999, p380ff
  20. ^ Article 2 of the Simla Convention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15 February 2011.
  21. ^ Appendix of the Simla Convention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15 February 2011.
  22. ^ 22.0 22.1 Goldstein（1989年）
  23. ^ Tibet Justice Center – Legal Materials on Tibet –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Relating to Tibet –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907)[391]. [16 March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5 February 2019）. 
  24. ^ Lamb（1966b年），第529页
  25. ^ 夏军. 吴忠信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019-03-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01）. 
  26. ^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2/11/2009，保存于网站时光机
  27. ^ Shakya（1999年），第6–7页
  28. ^ 王家伟; 尼玛坚赞. 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 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7: 133页. ISBN 978-7-80113-303-8. 
  29. ^ Testimony by Kent M. Wiedeman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efor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line version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13 January 2012.), 1995
  30. ^ Frank Capra, 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 Eric Spiegelman, [7 July 2020] 
  31. ^ Smith, Daniel, "Self-Determination in Tibet: The Politics of Remedies"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8 May 2011..
  32. ^ Hsiao-ting, Lin. War or Stratagem? Reassessing China's Military Advance towards Tibet, 1942–1943.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年6月8日, 186: 446–462页 [2022年9月8日]. doi:10.1017/S030574100600023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9月8日） –通过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3. ^ 林孝庭（2018年），第171页
  34. ^ Barrett, David P.; Shyu, Lawrence N.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Peter Lang. 2001: 98页. ISBN 0-8204-4556-8. 
  35. ^ Migot, André (1955).
  36. ^ Tibetan Marches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16 May 2021.. André Migot.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Peter Fleming, p. 101. (1955). E. P. Dutton & Co. Inc. New York.
  37. ^ Farrington, Anthony.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1904–1950.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原始内容存档于29 November 2018）. 
  38. ^ Goldstein（1989年），第621页
  39. ^ 39.0 39.1 Shakya（1999年），第12页
  40. ^ Melvyn C. Goldstein. 西藏现代史: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1951-1955. 由吴继业翻译. 香港大学出版社. July 2014: 274页. ISBN 9789888139699.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司令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欢腾，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叩。 
  41. ^ TIBET (AUTONOMY) (Hansard, 21 June 1950). [21 April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7 October 2020）. 
  42. ^ 纪念和平解放西藏三周年 达赖喇嘛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人民日报. 1954年5月23日: 第1版 [2023年3月5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年3月5日）. 
  43. ^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china.org.cn. （原始内容存档于16 June 2017）. 
  44. ^ 璽印之含義. 藏人行政中央. 
  45. ^ 夏格巴（2010年），第707页
  46. ^ 毕达克. 导言 第四节 西藏政府. 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 [西藏的贵族和政府, 1728-1959]. 由沈卫荣; 宋黎明翻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年3月27日: 第9, 236页. ISBN 9787800570292. 
  47. ^ 西藏的行政區劃. 藏人行政中央. 2017年9月27日 [2023年3月27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年3月25日）. 
  48. ^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277.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51: 152页 [28 June 2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15 July 2021）. 
  49. ^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s 276–278.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51: 152 [28 June 2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15 July 2021）. 
  50. ^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277.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51: 152 [29 September 2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8 May 2021）. A group of Kazakhs, originally numbering over 20000 people when expelled from Sinkiang by Sheng Shih-ts'ai in 1936, was reduced, after repeated massacres by their Chinese coreligionists under Ma Pu-fang, to a scattered 135 people. 
  51. ^ 51.0 51.1 Lin (2011).
  52. ^ Blackwood's Magazine. William Blackwood. 1948: 407 [6 October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15 July 2021）. 
  53. ^ Devlet, Nadir. STUDIES IN THE POLITIC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URKIC PEOPLES. [3 Decem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1 July 2021） （英语）. 
  54. ^ Benson, Linda. The Kazaks of China: Essays on an Ethnic Minority. Ubsaliensis S. Academiae. 1988: 195页. ISBN 978-91-554-2255-4. 
  55. ^ 朱少逸, 《拉薩見聞記》, 上海市: 商务印书馆: 第80页, 1947年 [民国36年6月] [2022-10-09], OCLC 2420713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09） –通过台湾华文电子书库 
  56. ^ Gould, B. J. Report on the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找、认定和坐床》] (PDF).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41年3月: 第92–96页 [2022-10-09]. OCLC 21506243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8-08-23） （英语）. 
  57. ^ BRAY, JOHN. The Lapchak Mission From Ladakh to Lhasa in British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Tibet Journal. 1990, 15 (4): 75–96页. JSTOR 43300375. 
  58. ^ 古老的阿里噶尔恰青. 西藏人文地理 . 2003年, (第四期) [2022-1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4） –通过中国西藏网. 
  59. ^ India Should Revisit its Tibet Policy.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 [5 January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1 April 2008）. 
  60. ^ CTA's Response to Chinese Government Allegations: Part Four. Website of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5 January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16 November 2008）. 
  61. ^ Shakya（1999年），第17–18页
  62. ^ The Tibetan Trade Commission (Shakabp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August 7, 1948 [2022-1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3） –通过Office of the Historian. 
  63. ^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Leader of the Tibetan Trade Mission (Shakabpa), in New York.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August 27, 1948 [2022-1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3） –通过Office of the Historian. 
  64.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ssistant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Freema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August 31, 1948 [2022-1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3） –通过Office of the Historian. 
  65. ^ SHAKYA, TSERING. W. 1948 Tibetan Trade Mission to United Kingdom. The Tibet Journal. 1990, 15 (4): 112页 [2022-12-26]. JSTOR 4330037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4）. 
  66. ^ Rgya-lo-don-grub, Lha-sras.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London: Rider: 214页. 2015年11月23日 –通过Internet Archive. 
  67. ^ Goldstein（2007年），第378页
  68. ^ 68.0 68.1 68.2 68.3 68.4 Jowett (2017).
  69. ^ Travers（2021年），第1010-1011页
  70. ^ van Schaik（2011年）
  71. ^ 杨一真. 波密史料札记. 西藏研究. 2004年, (第三期).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25） –通过中国西藏网. 
  72. ^ Liu, Xiaoyuan. 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9页. ISBN 0-8047-4960-4. 
  73. ^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The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olumes 31–34.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2000: 35, 37页. 
  74. ^ Michael Gervers, Wayne Schlepp,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Historical themes and current change in Central and Inner Asia: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eminar,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ril 25–26, 1997, Volume 1997.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1998: 73, 74, 76页. ISBN 1-895296-34-X. 
  75. ^ K. Dhondup. The water-bird and other years: a history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and after. Rangwang Publishers. 1986: 60页. 
  76. ^ 王娟.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 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PDF).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12期) [2023-03-0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3-08）. 
  77. ^ 廖建新. 康区藏族的历史源流回眸.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1月 [2023-03-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2-27）. 
  78. ^ 张晓红. 西藏革命党考实. 清史研究. 
  79. ^ Goldstein（1991年），第178-185页
  80. ^ Lezlee Brown Halper; Stefan A. Halper. Tibet: An Unfinished 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89页. ISBN 978-0-19-936836-5. （英文）
  81. ^ Avedon, John.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 Since the Chinese Conquest.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15年1月6日: 29页. 
  82. ^ 82.0 82.1 David L. Snellgrove; Hugh Richards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Orchid Press. 2003年: 235页 [1968年]. 
  83. ^ 西南茶马古道：汉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 光明日报. 2021-01-25 [2022-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29）. 
  84. ^ 朱丽双. 《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1912–1949)》.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6-06-01: 95页 [2023-11-07]. ISBN 978-962-996-7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07）. 
  85. ^ Harris（2013年），第11页
  86. ^ Harris（2013年），第37页
  87. ^ 卡洛尔·梅可葛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邦达昌家族历史叙事与拉萨的政治斗争. 民族学刊. 2011年, (第1期) [2022-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88. ^ Sadutshang, Rinchen. A Life Unforeseen: A Memoir of Service to Tibet. Simon and Schuster. 2016年3月15日: 95页 [2022年10月2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10月22日） –通过Google Books. 
  89. ^ Stéphane Gros (编). Frontier Tibet: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PDF).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322页 [2022-10-20]. ISBN 978-90-4854-490-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11-30）. 
  90. ^ 王海燕. 历史上的西藏钱币(五)线纸币. 西藏收藏. [永久失效链接]
  91. ^ 91.0 91.1 《藏区政治史》中译本第154页
  92. ^ 夏格巴（2010年），第804页
  93. ^ 93.0 93.1 王海港. 西康德格藏族人口增长研究 (PDF).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年, (3): 118–119页 [2022-10-12].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10-12）. 
  94. ^ 瞭望：数字显示西藏与内地一同进入黄金发展期. 《瞭望》新闻周刊. 2008年4月14日 [2022年10月12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10月22日）. 
  95. ^ Guo, D. Tibet's population and Tibetan population. China Population Today. 1997年8月12日, 14 (3-4): 3页 [2022年10月12日]. PMID 123215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10月13日） –通过PubMed. 
  96. ^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22-1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5）. 
  97. ^ Willis, Janice D. Tibetan Ani-s; The Nun's Life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1984, 9 (4): 17页 [2022-10-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20） –通过JSTOR. 
  98. ^ Powers, John.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年10月14日: 19–20页 [2023年10月22日]. ISBN 978019517426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年11月7日）. 
  99. ^ Lopez, Donald S.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年5月12日: 9页 [2022年10月12日]. ISBN 97802264931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10月12日） –通过Google Books. 
  100. ^ Pradyumna P.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The Impact of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on the Landscap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6, p.64.
  101. ^ Warren W. Smith, Jr.China's Tibet?: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14
  102. ^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Vol. 1, Routledge 2003 p.14-
  103. ^ 徐潜. 中国古代典章制度.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02. ISBN 9787547214985. 
  104. ^ 简金生. 近代漢人的西藏觀:1912-1949 (PDF) (博士论文).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180–181页. 2014年1月 [2023-11-0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11-08）. 
  105. ^ William Monroe Coleman. Chapter 3: The Discourse of Serfdom in Tibet (PDF). Writing Tibetan History: The Discourses of Feudalism and Serfdom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硕士论文). University of Hawaii: 2–3页. 1998 [2022-09-28]. ISBN 9780599011601. OCLC 4153398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2-01-29）. 简明摘要. 
  106. ^ 杨万里. 西藏课程教材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对策. 西藏研究. 1996年, (1期): 14页 [2022-09-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0） –通过中国基础教育期刊库. 
  107. ^ Naga, Sangye Tender. Secular Schools in Pre-1959 Central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2005, 30 (2): 26页 [2023-03-05]. JSTOR 43301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05）. 
  108. ^ 一、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教育的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0）. 
  109. ^ 一、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教育的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2022-10-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27）. 
  110. ^ Gyatso, Sangye Desi. The Mirror of Beryl: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Medicine. Simon and Schuster. 2016年5月17日: 19–21页 [2022年9月17日]. ISBN 978161429116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9月22日）. 
  111. ^ 新聞集錦 - 藏醫曆算學院將在2016年慶祝成立百年.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 [2022-09-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1）. 
  112. ^ 西藏文化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2022-09-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06）. 
  113. ^ About CTMI. [2022-09-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2）. 
  114. ^ van Schaik（2011年），第351-352页
  115. ^ Ford（1957年），第9页
  116. ^ Hartley, Lauran R.; Schiaffini-Vedani, Patricia. 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年7月16日: 3页 –通过Google Books. 
  117. ^ Yul phyogs so soʾi gsar ʾgyur me loṅ. Columbia University. [2022-09-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06）. 
  118. ^ Ford（1957年），第15页
  119. ^ 周德仓. 西藏近现代新闻传播事业考评. 西藏大学学报. 2003年, (第二期) [2022-09-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17） –通过中国西藏网.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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