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变法

熙丰变法，又作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由于变法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故称“熙丰变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动的、宋神宗支持并推行的，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但是在施行过程中对人民造成了很多额外负担，并遭到保守派旧党的激烈反对，造成新旧党争。新法一度被废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直至宋朝灭亡。当时，小冰期气候很可能显著的影响了社会的变化。

背景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增加：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之巨，冗官造成巨大的财政危机，也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导致北宋官僚机构持续膨胀，甚至于出现了“一官三人共之”的局面，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沉重，以至于“死者道路积，城市接田野”。人民受高利贷和大地主层层盘剥，最终导致“公私之债，交争互夺，帛未下机，谷未离场，已非己有”。人民生活困顿，而官府却“暴敛不暂息”。政府却仍不限制地主阶级实行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以至于富者有产而无税，贫者产去而税存。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最终激起了一系列民变：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后持续爆发小规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英宗治平二年，北宋的年财政收入为116,138,405，支出却达131,864,452之巨，很明显是入不敷出。外部方面，由于实行“兵无常将，将不专兵”的更戍法，导致北宋军队指挥系统极度混乱，战斗力低下，在和辽与西夏的战争中败多胜少，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为了应对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大规模战争，以及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北宋政府常在荒年招收流民入伍，以至于北宋兵力臃肿，到仁宗朝西夏事起，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之巨，形成所谓“冗兵”问题，巨大的军费支出更是令北宋政府捉襟见肘。

北宋岁入岁出表 （单位：匹贯石両）

年	岁入	岁出
1021（天禧五年）	150,850,100	126,775,200
1048（庆历八年）	103,596,400	89,383,700
1049（皇祐元年）	126,251,964	126,251,964
1065（治平二年）	116,138,405	131,864,452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神宗，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进行改革。一年又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但庆历新政却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相当的基础。

具体内容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

富国之法

制置三司条例司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类似现代的财政部，并将之地位提升）。

均输法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税捐）负担。

青苗法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青苗法针对“兼并之家”趁农民青黄不接时发放高利贷，从中盘剥的状况。由各县政府每年分夏秋两次贷款或粮食给农村主户(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高利贷抵制民间高利贷，但措施过于简单化--采用“散俵”“抑配”的办法，带有强制性，对不想借贷的农户来讲，无形是多了一种变相的税收，可谓利弊参半。

农田水利法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类似一种地方税，但专用于水利）

免役法

又称“募役法”，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先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宋代职役名目繁多，主要由主户中的上三等户承担，但实施中下等户的稍富裕者无不充役，往往被职役压得倾家荡产，于是形成应役人户千方百计逃避职役，“贫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现象。免役法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使民出钱雇役”的改革方案：

1. 凡当役人户按户等高低出钱雇役--谓之“免役钱”；
2. 凡有产业物力者而不承担职役的人户出钱助役--谓之“助役钱”
3. 州县政府所需役钱按雇役多少而定，在此数额以外多征两成(20%)--谓之“免役宽剩钱”

方田均税法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类似土地税)。

市易法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针对商业行为中存在的市无定价，富商大贾从中操纵获利的状况，在京师开封设立市易务，管理市场，物价贱时增价收购，物价贵时减价出售，并要商人以产业作抵押，向市易务贷款，年利二分(20%)。以后在几十个大城市均设立市易务，并将开封市易务升格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这一办法把商富大贾的商业利益加以分割，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强兵之法

保甲法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此制度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置将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各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类似现代士官制度)。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集中式生产的专业兵工厂)。

取士之法

太学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时考试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直接被推荐给中书省，由中书省任官。始入太学者为外舍，通过考试依次升降舍。考试中弥封、誊录如科举制。

编写新教材

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雱、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等所谓“三经新义”。为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王安石在《周官新义序》中说明，他训释《周礼》，意在“立政造事”。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校， 成为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统一经义，以“一道德”。为变法培育人才。

唯才用人

王安石等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任用，许多有志于改革的官员得到提拔，保守主义按资升迁的成规在变法中被打破了，成功为变法在舆论上宣传造势。

改革科举

王安石重视官员治国能力，为确保质素，科革不再考诗赋，而改考更实用的经义和时务策，改善政府治国能力，又设立大量新科目，如武学、医学、律学，培养大量专业人士，为国家贡献。

设立学校

王安石为了培育专门人才，在国内广设学校，并增加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

实行效果

王安石的变法对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急于求成，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韩琦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于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之后继续由神宗执行变法。

罢新法

主条目：元祐更化和新旧党争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变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但温公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死。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余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宣仁太后死后，哲宗亲政，随即废除旧法，恢复神宗的新法，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失败主因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守旧派反对，另一方面他的政策和做法也有改善空间。下列可就六方面论之：

• 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在于官僚集团的反对，改革不及于官僚体制。因此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不过元丰官制改革重点在解决兼职暂代导致的冗官问题，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 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无法达到惠民的目的。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或贫下之户所不能负担的。
• 托古改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此外因有皇帝的加持，王安石得以执行新法，便贬谪反对其新法的大臣。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 任用非人：王安石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一些投机分子如章惇、吕惠卿、李定，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变质。
• 背离儒家思想：当时社会奉行儒家思想，王安石变法却主要集中财（因天下之力以生之天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有违儒家思想，导致有些人反对。

历代评价

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

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 。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

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访问时，曾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表明他实行改革的决心。

年表

下表中碧绿色为新党（变法派）得势时期，红色为旧党（守旧派）主政时期：

神宗	1067年 （治平4年）	1月：英宗崩。神宗即位。 9月：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1069年 （熙宁2年）	2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着手进行改革。 7月：实行均输法。 9月：实行青苗法。 11月：实行农田水利法（实行淤田法）。
	1070年 （熙宁3年）	3月：改革贡举法。 5月：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12月：实行保甲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1071年 （熙宁4年）	10月：实行募役法，于太学实行三舍法
	1072年 （熙宁5年）	3月：实行市易法。 4月：司马光前往洛阳。 5月：实行保马法 8月：实行方田均税法。
	1074年 （熙宁7年）	4月：王安石辞宰相职。转知江宁府。
	1075年 （熙宁8年）	8月：王安石复任宰相。
	1076年 （熙宁9年）	10月：王安石转知江宁府。
	1080年 （元丰3年）	6月：元丰改制开始。
	1082年 （元丰5年）	5月：元丰改制完成。
哲宗	1085年 （元丰8年）	3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摄政。元祐更化开始。 5月：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 7月：废除保甲法。 8月：废除市易法。 10月：废除方田均税法。
	1086年 （元祐元年）	1月：废除募役法。 闰2月、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宰相）。 4月：王安石去世。 8月：废除青苗法。 9月：司马光去世。
	1093年（元祐8年）	9月：宣仁圣烈皇后去世，哲宗亲政。绍圣绍述开始。
	1094年 （绍圣元年）	2月：复行新法。
徽宗	1100年 （元符3年）	1月：哲宗崩，徽宗即位，钦圣献肃皇后听政。 7月：同时启用新旧两党人士试图重整融合朝中和谐。
	1101年 （建中靖国元年）	1月：钦圣献肃皇后去世，徽宗亲政。
	1102年 （崇宁元年）	5月：蔡京任宰相。 12月：崇宁兴学，三舍法推广至全国州县学。
	1105年 （崇宁4年）	9月：司马光等守旧党119人被刻为元祐党人碑之奸党，后牵连309人。
	1106年 （崇宁5年）	1月：摧毁元祐党人碑、暂缓批斗守旧党。 3月：蔡京辞宰相。
	1107年 （大观元年）	1月：蔡京重任宰相。
	1110年 （大观四年）	11月：张商英撰《皇宋政典》，总结新法政令。
	1110年 （政和 (年号)二年）	9月：寄禄官改革推广至武官及技术官
钦宗	1126年 （靖康元年）	闰11月：靖康之变，北宋亡。

参考文献

来源

书籍

• 樊树志. 《國史概要》.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6年. 
• ［元］脱脱. 《宋史》. 
• ［南宋］杨仲良.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 ［北宋］王安石. 《临川集》. 
•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第六十卷《与王介甫书》. 
• ［清末民初］梁启超. 《王荆公》. 上海: 广智书局. 1908年, 1909年. 
• 邓广铭. 《王安石》. 香港: 三联书店. 1953年. 
• 漆侠. 《王安石变法》（增订本）.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ISBN 7-202-02863-8. NLC 006148452. 
• 曹余章. 《上下五千年》. 
• ［北宋］苏轼. 《思治论》. 
• 佐伯富 (著); 邱添生 (译). 王安石的新法.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1976, (4): 179-196 [2022-06-18].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2-06-18）. 

参见

• 新旧党争
• 元祐更化
• 中国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