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北宋官員、文學家
(重定向自六一居士

欧阳脩(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22日[1]),名一作[注 1]永叔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籍贯吉州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是北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为“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曾积极参与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文学方面,欧阳修成就斐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及推动者,为古文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散文风格平易自然,韵味深美,诗歌风格平易清新,为宋诗奠下基础,其辞赋创立文赋的新体裁,使中国辞赋有柳暗花明的新发展,所著两部史书《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列入廿四部正史之中,所定家谱格式为后世历代沿用,经学上开创宋人直接解经、不依注疏的新风气,易学上打破易传的权威地位,在中国金石学诗话及花谱撰作三方面,都是开山始祖。政治上文化上,皆属当世最高领袖之一,在文学、史学、经学,俱有划时代的成就。

欧阳脩
欧阳修
清南薰殿藏本欧阳修画像
国家宋朝
欧阳
永叔
醉翁
六一居士
族裔汉族
籍贯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
出生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6日)
成都府路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
逝世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
(1072年9月22日)(65岁)
京西北路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
谥号文忠
亲属
父亲欧阳观
母亲郑氏
胥氏
杨氏
薛氏
妻之父胥偃
杨大雅
薛奎
欧阳发
欧阳奕
欧阳棐
欧阳辩
欧阳师
《居士集》
新唐书
新五代史
《六一诗话》
《欧阳文忠公集》
《醉翁亭记》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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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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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父亲欧阳观,担任判官、推官等小官,母亲郑氏,景德四年(1007年)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欧阳修4岁丧父,随母亲前往随州,投靠叔父欧阳晔,自此在随州成长[3]:131。因无钱买纸笔,母亲曾用芦苇杆在灰土上教他认字,因而有“画荻教子”的故事[4]:189

应试与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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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元年(1023年),欧阳修在随州参加解试(地方初试),因文章没有押韵而落第;天圣四年(1026年),终于在随州通过解试,有资格参加省试(京城考试)[5]:145-147。翌年,由随州荐往礼部参加省试,落第[3]:132[5]:132。欧阳修把作品送呈学者胥偃,大受赏识,进入胥偃门下,后来胥偃上京赴任,送欧阳修入京。天圣七年(1029年),胥偃让欧阳修以国子监推荐举人的身份,参加国子监解试,结果高中第一名;天圣八年(1030年),省试第一,同年参加殿试,名列甲科第14名[5]:49、51、46。高中后,胥偃把女儿嫁予欧阳修[3]:133。天圣八年(1030年)5月,欧阳修任命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开始政治生涯[5]:46,在钱惟演幕下,与尹洙石曼卿梅尧臣等名士交游,并与范仲淹通书信。明道二年(1033年),夫人胥氏去世[3]:133-135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获召试学士院,授官馆阁校勘,移居汴京;景祐三年(1036年),声援与宰相吕夷简冲突的范仲淹,被指为“朋党”,贬到夷陵。当时一同被贬的共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4人[3]:142-143、146。景祐四年(1037年),再娶薛氏。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与吕夷简和解,获重新起用,欧阳修也再任命为馆阁校勘,修订朝廷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事成后升任著作郎(主修国史之职)[3]:133、148-149

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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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因病告退,但仍干预国事,欧阳修当时出任谏官,加以激烈批评,并与蔡襄分别上疏,请起用韩琦范仲淹执政。两篇奏章非常有力,范仲淹获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富弼则做枢密副使[3]:162、165范仲淹出任副相后,即奏上“十事疏”,推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内容包括改革科举和扩充学校[3]:88、171。欧阳修与富弼、余靖、蔡襄等人参与庆历新政,并撰写“十事疏”中“精贡举”一项。欧阳修批评当时科举考试执著于平仄声调,考生只知背诵,文章华而不实,主张应先考“策论”(政论),考核考生阐述见解的能力,然后才考诗赋[5]:114-117。以夏竦为首的政敌批评范仲淹等人交结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加以反击[5]:117宋仁宗不信其辩解,夏竦又乘机陷害富弼,于是范、富都出调,改革派被瓦解。庆历四年(1044年)年底,欧阳修奉使河东路,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革除地方积弊,罢免不称职官员[3]:175-180。庆历五年(1045年),庆历新政完全失败,各项政策包括科举改革都回复原貌,唯独扩充学校的政策推行下去[5]:117-119[3]:174、181

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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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被贬后,欧阳修及其朋友反而声名大增,更受尊重[6]:82。欧阳修平日多批评,得罪人,政敌“权知开封府事”杨日严夏竦力图铲除他,庆历五年(1045年)以“张甥案”告发欧阳修,使他下狱。欧阳修有一姓张的外甥女,与他没有血缘关系[注 2][3]:211,自幼投靠欧阳修,出嫁后被揭发通奸,拷问时供出未嫁时与欧阳修乱伦。此事一出,舆论大哗,欧阳修始终不承认,官员两度审理此案,都判定并无其事,了结此案。欧阳修死罪得以赦免[7]:31,另以挪用外甥女嫁妆罪名,贬官滁州[3]:210-213。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改任扬州知州皇祐元年(1049年)改颍州知州,翌年北移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祐四年(1052年)其母郑氏逝世,翌年归葬其父母于吉州[3]:214、55。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被召入京,一度被政敌诬陷,幸得其他官员申辩,得以留京,奉命编修《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年),升为翰林学士,上奏批评宰相陈执中杀婢,宋仁宗不接纳,改派欧阳修出使辽国;同年欧阳修知贡举,以古文取士,推动古文运动;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富弼上台,欧阳修则继包拯出任开封府知府[3]:66、214-216

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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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同僚书信真迹

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上呈《新唐书》,升为枢密副使[3]:216,自此直至治平三年(1066年),与韩琦富弼一同主政,这是欧阳修生平首次肩负执政重任,也是北宋中期政治最平静的时期。欧阳修作风以稳健为主[3]:129、224。嘉祐六年(1061年),出任参知政事(副相),掌政期间,整顿行政效率,整理当年吕夷简制定的行政则例[3]:65、227。后来富弼与韩琦、欧阳修二人,因作风不同而不和[3]:231-232。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遗命欧阳修与韩琦辅佐其过继的侄儿宋英宗[6]:82。欧阳修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赵允让,称之为“皇考”,引起“濮议”之争。大多数大臣如司马光吕公著等,认为英宗已过继给仁宗,应称生父为“皇伯”,批评欧阳修是罪魁祸首,欧阳修亦竭力辩护[3]:7、235-237,主张应考虑亲情[8]:63。欧阳修自知在朝中已孤立,请求外任,但不获准。当时从舅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治平四年(1067年),扬言欧阳修与媳妇吴氏有暧昧。因指控严重,欧阳修立即杜门不出,上奏章辩明真相,一时朝中竟无大臣为他辩解,欧阳修当日提拔的言官也倒戈相向。指控不大可能属实,因夫人薛氏治家甚严。宋神宗不信指控,断定本无其事。但欧阳修毕竟已声名受损,政治上已无领导力量,朝廷终于让他外放,任亳州知州。[3]:248-251

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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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欧阳修不予赞同,也不加实施,宋神宗和王安石亦听他、由他。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有意再起用欧阳修,但王安石反对,欧阳修自己亦坚决推辞,神宗让他改任蔡州知州[3]:252-254。欧阳修晚年多病,身患眼疾、齿疾,手足不便[5]:248,熙宁四年(1071年),获准告老,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隐居颍州,翌年去世,年六十五[6]:91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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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晩笑堂竹庄画传》中欧阳脩像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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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重视礼乐,认为礼乐荒废是五代速亡的原因[5]:178。政务方面,欧阳修本于儒家思想,治术以宽简为原则,减少扰民,政见由激烈转为温和,由改革而转为保守[3]:70-71、129,主张缓进而非激烈的改革,与王安石有异。欧阳修注重吏治,用人才必须改良考绩制度,主张设立按察使,纠察不称职官员[3]:63-65。历代王朝,欧阳修以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反对汉代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朝代循环说[9]:163-164。欧阳修同情贫困的百姓,怒斥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评当时冗兵过多,皆不劳而食,游手好闲;地主则兼并田地,使佃农难以维生,纷纷举债,以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官府力役征派过重,稍有一二顷田地的小农都要承担,延误农时,官吏更乘机勒索受贿,以农民弃田逃亡。欧阳修主张朝廷财政上必须量入为出,不可巧立名目征敛,并要为荒年留下储备[10]:446-449

立身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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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为人宽宏大量,有远见[3]:7,他主张人本主义的“不朽”论,源自《左传》立德、立言、立功的传统[3]:5、118。他最重视忠君之心,其次是父子之情[8]:63,宣扬士大夫气节,敬仰以身殉国、保存节义的志士,在《新五代史》开创〈死节传〉加以表扬[5]:177书法方面,则特别钦佩为唐朝殉国的颜真卿[7]:20。欧阳修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认为“理”只是社会和人事中的原则[11]:279,万物各有其理,而没有终极的“理”;性无善恶,谈论人性善恶并无意义[8]:45、53、56-57,“性非学者之所急”,并不关注“道德性命”之类的理学问题,拒绝开拓儒学“内圣”的领域[12]:72科学知识方面,欧阳修认为自然之理不重要,所以没有得到圣人的关心[8]:46-48,毋须探究,这方面不如稍后的沈括[3]:26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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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并没有显著的信仰,很可能是个不可知论者。欧阳修抱定理性主义,怀疑祈神之说,愿意顺应世俗看法而祭祀鬼神,故也曾写作祈雨、祈晴或者祭祀神灵的文章,几乎都是顺应民意而为罢了。欧阳修坚决排佛,认为佛教伤害民俗,为了振兴儒学,重修“礼义”,必须排斥佛教,应该以礼义超越佛法,谋求儒家的进步[3]:4、111[5]:237-239。欧阳修对于僧尼的看法是,许多僧尼只为不劳而食而出家,浪费民财[10]:446。但欧阳修也与有学问,能作诗文的僧人有来往,还希望他们还俗[3]:4-5、113-114。至于道教,欧阳修不信神仙之说,但认为道教为害不大[3]:110。就算是儒家学说,他连用儒家的《易经卜卦也觉得不太可信,对民间的看面相算命,则是将信将疑,但亦没有完全否定[3]:108-109、117。关于因果报应,欧阳修态度矛盾,有时相信阴德之说,相信祖先积德或行恶,将报应于子孙。有时又觉得因果报应说讲不通,人生祸福,世事变迁,只可归于天命[3]:5、116-118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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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仇英《醉翁亭》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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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文章学习自韩愈李翱,10岁时偶然觅得韩愈文集,读后大为叹服,苦心钻研[3]:85[6]:81,但他不主张模彷韩愈的怪异险僻,认为应自然地写作[11]:51。风格上,欧阳修散文议论清晰,通俗易懂,平易疏畅,委曲婉转,抑扬有致,情韵优美,纾余含蓄,得古文阴柔之美。行文则平易而自然流畅,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3]:83[5]:85、149。其书信如《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文辞恳切动人,令人信服,在宋代无出其右[11]:279。欧阳修散文善用助词连接词,如句首的“夫”、“惟”、“然”,句末的“也”、“矣”等,使句子脉络清晰,更有条理。《醉翁亭记》使用21个“也”字[5]:85-87,语言精练,结构严谨,平易简约[11]:48,自成一体,到处传写,“为之纸贵”[3]:94。其议论文如《朋党论》结构严谨,论证独特[11]:53;《新五代史》部分源自《旧五代史》,欧阳修把骈偶句子和四六句式,改为古文散句,使文风简洁,节奏起伏曲折,错落有致[5]:64。欧阳修片刻不忘写作,灵感常在“马上、枕上、厕上”出现,完成作品往往再三修改,写作态度甚为认真,精益求精[5]:82、94、106。欧阳修重古文而不废骈文,所写骈文甚获好评,为天子起草的诏令,都用骈文写成。欧阳修反对西昆体,但对擅长西昆体骈文的杨亿也很赞赏[5]:153、57、108、156-157

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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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诗歌今存古诗359首,近体诗470首,诗风平和宁静,平易流畅[6]:82、88-89,题材广泛,以文为诗,手法新颖,使诗风变为平易清新,为宋诗奠下基础,绝句《远山》可代表他的风格:[6]:83、92

欧阳修尝试“以文为诗”,在诗歌格律下像散文那样畅所欲言,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13]:24李、杜二大诗家,欧阳修较喜欢李白,并曾经消遣杜甫的诗俗气,像是乡村私塾老师写的[6]:91-92[14]。欧阳修称誉当世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二人因而著名。欧阳修不赞成西昆体诗歌,提倡古诗,其古诗大受苏轼、王安石赞誉,认为可与李白媲美[3]:4、79

欧阳修的成就不如古文、诗歌,毁誉参半[3]:78,只是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上承冯延巳的深挚,下启苏辙的疏俊、秦观的深婉,词风婉转而抑扬顿挫,风度雍容华贵,但个性不甚分明[4]:190-192,词风与冯延巳晏殊极相似[15]:69-70,不脱花间派的风格。有些词吸收民歌腔调与辞汇,也有新意[3]:4、78,如歌咏颖州西湖的联章组词〈采桑子〉,受“定格联章”的民间曲子影响[15]:66。部分欧词有豪宕深挚的一面,王国维称赞其〈玉楼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15]:72、65

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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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赵孟𫖯行书欧阳修《秋声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欧阳修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倡导和发展古文[3]:81,承前启后,一手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欧阳修跟韩愈一样,认为“道”重于“文”,影响宋代文学理论。他成功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内容空洞、风格浮艳艰涩的文风,改换风俗,确立重道重文的观念,使古文复兴,在改革文学方面,成就较韩愈、柳宗元时代更普遍和透彻[5]:143、113石介孙复等人在太学讲学,已经使治学者多作古文[5]:119-121。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主试进士,改变科举取士的标准,重视古文的体裁与议论的内容[3]:87-89[5]:111-112,取录曾巩苏轼苏辙兄弟。起初士人猛烈反对欧阳修所主张的文体,但欧阳修不顾批评,坚决倡导,又特别提拔苏洵王安石。士人见考试标准改变,欧阳修提拔的人都仕途得意,于是逐渐接受,群起仿效,从此文体开始大变,古文风行[3]:90、4、94。欧阳修身为文坛领袖,热心指正与提拔后学,他自己及所提拔的五人,即占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欧阳修同时批评矫枉过正的古文[3]:90、4,即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古文,使明快达意的古文成为主流的文体。他开创古文平易流畅的风格,后世不少古文家承继和发展这种风格,形成古文的阴柔派[5]:123-124

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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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撰《六一诗话》,记述诗坛轶事,首创“诗话”的著述形式[7]:45[5]:104,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写诗话的人,司马光刘攽等当世士大夫俱加仿效,司马光并明言其诗话是“续”欧阳修之作。《六一诗话》摆脱了严肃文论的束缚,扩阔了批评的领域,使诗话发展成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7]:46、65、1、45

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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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期以前的辞赋,只是应试的官样文章,以四六为句式,以繁缛工整为风格[16],可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欧阳修为辞赋开辟新道路[17],其作品着重气韵,吟咏性情,摆脱过往格律的羁绊,并不炫耀富丽寄巧的辞句[16];名作〈秋声赋〉文辞精炼,声调铿锵,布局紧凑,不拘格律,有声有色[18],与苏轼赤壁赋〉同样流传久远,家喻户晓[17],辞赋自此放宽排偶对仗的约束,夹用散文句式,形成文赋的新体裁[18]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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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编纂《新唐书》及《新五代史》,二书都列为正史,并创立新体例。嘉祐四年(1059年),他任史馆修撰,主张史馆应该独立,不受君主支配,毋须避讳。目录学方面,他参与编著《崇文总目[3]:49、3。此外,他和苏洵并以修家谱著名,一直到20世纪前期,中国人家谱格式所采范本,非欧即苏,别无他法。这是欧阳修对社会史的一大贡献[3]:4、54

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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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负责撰纪、志和表,列传部分则由宋祁完成[3]:3、50。《新唐书》文笔较《旧唐书》活泼,志、表亦较优胜,其中〈宰相世系表〉最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谱。但欧阳修认为以简洁为贵,所以《新唐书》删去唐代的骈体诏令[19]:152-154,也删去若干史料,材料实不及旧书丰富,失诸过简,并用春秋笔法加以褒贬,后来许多史家如章学诚,都不赞成这种写法[3]:51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唐代部分几乎全用《旧唐书》而不采《新唐书》[19]:152-153

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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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1036-1053年)这18年间,欧阳修私下编纂《五代史记》74卷,后世称为《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与尹洙同在洛阳,合作写作《十国志》,并商议写成五代史,但庆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结果由欧阳修独自完成。欧阳修采用春秋笔法,并效法《史记[5]:60-62,文中多寄寓褒贬,论赞(传末议论)以“呜呼”起辞,抒发感慨与评价[5]:172、68、94。《五代史记》与《旧五代史》不同,并非各朝的断代史,而是打通五代,同编入一部本纪,另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无的〈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儿传〉及〈宦者传〉[5]:63、88-89。部分篇目如“死节”、“死事”,为后来正史援例采取[3]:51。语言上,《五代史记》以古文撰写,化《旧五代史》的繁琐冗长为简洁,从此中国史书写法一变[5]:67-68、99。唐代以后,正史都是官修,唯有《新五代史》是例外[3]:51。欧阳修毕生没有公开《五代史记》,过世后一个月,《五代史记》方上呈宋神宗,地位自此凌驾《旧五代史》[5]:61、159。泰和七年(1207年),金国下令删去《旧五代史》,自此官方史书仅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因而散逸,清代学者则一般较重视《旧五代史》而轻视《新五代史》[5]:62、180。二书之优劣,学者意见不一,《新五代史》较能反映五代的时代特点,表现重要事件的因果关系;但却改写了原有史料,而且过于简略,分量不及《旧五代史》的一半,志、表也过于简单[19]:157-158

欧阳修给弟子徐无党讲解《五代史记》,其意见徐无党记录下来,写成《五代史记》的注释,共204条,主要阐述写作意图、体例,以及对原文的训诂[5]:167-170、173、180,但清代学者对此注评价不高。此外,清代彭元瑞刘凤诰都曾注解《五代史记》[5]:179、159

金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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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录跋〉,1064年。今收藏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

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山始祖,是中国历来广泛收集拓片的第一人。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调到北方真定府,开始有系统收集碑铭拓片[7]:6、9、4-5。欧阳修之前,没有人留意散落各地的碑铭,欧阳修首次有系统地加以搜集,共得拓片一千多件,其中六成出于唐代[7]:4、28。欧阳修欣赏碑铭的书法,于嘉祐七年(1062年)编纂《集古录》,成为考古学上的巨著[3]:251、3[7]:1,他为400多件拓片撰写跋尾,编成《集古录跋尾》10卷。他指出拓片的史学价值,举例说明碑文可以考正史事,校正史籍阙漏[7]:5、16-17。受欧阳修影响,中国士大夫开始留意碑铭及青铜器等古器物[7]:4、9

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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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上,欧阳修开创自由讨论的风气,解放思想。自汉至宋初,经学不许脱离注疏,宋初科举亦限定用官方注疏[3]:36、13、19。欧阳修经学无师自通,破除章句注疏的束缚,大胆主张自由讨论,从经文本身寻求经旨大义,据经义而不据注疏。自汉至宋初,经学未尝大变,至欧阳修始一大变[3]:22、3。他认为五经最有文采[5]:151,主张用春秋大义评论历史,尽信《春秋》经而不尽信三传,九经中唯独不尽信《周礼[3]:21、30-32。欧阳修认为《易经》“十翼”全都不是孔子所作,是中国经学史上提出十翼皆非孔子所作的第一人[5]:234。他反对以《易经》占筮,要破除迷信,又主张删去注疏中的谶纬部分[3]:29、21、27,其易学观点中不讨论鬼神,反而认为64卦都是说明人间的道理,反对天人感应的说法将易经神秘化,影响后世易学中义理学派的形成[7]:74-77、87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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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欧阳文忠公集》书影,日本国宝

欧阳修著作等身[来源请求],有《居士集》50卷、《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奏议集》18卷、《四六集》7卷、《集古录跋尾》10卷等[5]:205。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写成《洛阳牡丹记》,论述牡丹的品种与培植,与洛阳人赏花盛况,是现存最早专记花卉的花谱;影响所及,宋代其他士人亦争先撰写花谱[7]:1、81。《归田录》及《六一诗话》是欧阳修晚年最后的著作,都属笔记小说体裁,是他古文造诣登峰造极之作[7]:47[5]:100-101。《归田录》记载了许多知名士大夫的轶事传闻,以助谈资[11]:53;《六一诗话》内容则以诗人轶事及对诗歌的评论为主,只言片语,趣味盎然[20]:395、398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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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自己编纂文集《居士集》50卷,过世后,出现诸多版本的文集。南宋时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共153卷,把未曾编入《居士集》的作品,结集为《居士外集》25卷。此《欧阳文忠公集》成为中国日后各版本的祖本[5]:231、72、181、196。周必大儿子周纶得到欧阳家的传本,增补重刊《欧阳文忠公集》。诸本中此本最可信赖,独有欧阳修所撰的96封书信[5]:188、217[21],孤本今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日语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図書館,指定为日本国宝。至于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欧阳修全集》,文章编排违背了欧阳修编《居士集》的初衷本意,并非佳本[5]:182、216-217

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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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弟子有曾巩徐无党刘敞刘攽兄弟,其中曾巩最能承继欧阳修的才学[3]:91[5]:179。徐无党与欧阳修关系亲密,得授古文之道及详解《五代史记[5]:162-164

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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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上,欧阳修曾是风流名士,私生活较放纵[3]:135,年轻时在洛阳做官,出入青楼,与妓女来往密切,作艳词予妓女传唱,故他私生活上的弱点,被政敌猛烈攻击,指他言行不符。欧阳修虽在外冶游甚欢,夫人薛氏却治家甚严,家中不许有侍女[3]:34-35。至于“张甥案”,学者认为“不全出自无因”[22]:1308,审理此案的官员,多少顾忌欧阳修的声势,贬官滁州“算是从轻发落”[3]:212-213。欧阳修晚年以书、酒自娱,自号“六一居士”,六一指书一万卷、金石佚文一千卷、平日消遣有棋一局、琴一张、酒一壶,加上“吾一老翁”[4]:191[7]:45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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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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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欧阳修晚年是三朝元老、盖世名臣,政治领袖,誉满天下,后人传说他已升仙界[3]:252、8。他参加庆历新政,反击政敌,胆识才学,名震一时,颇能鼓励士气,许多士大夫随之而起,以他为榜样。他提拔许多后进人才,“名卿贤士,出修门下者甚众”,许多大臣名士如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都受他提拔[3]:6-7。过世时,宋朝士人不分政见,都叹息流泪,跟欧阳修有过来往和仰慕他的士大夫,更为难过,王安石说:“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3]:93

欧阳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士大夫活跃和开创的精神[3]:3,“特别具有代表性”,是各方面领袖的良师益友[7]:2,在诗歌、散文、史学、经学、考古各方面,“都留下了划时代的业绩”[6]:77,堪称全才[11]:279,“一代儒宗”(曾慥语)[15]:63,使宋代学风一变。他受苏洵父子推为孔、孟、荀子扬雄韩愈之后第一人,几乎尊为道统[3]:4。学术界一般认为,政治上文化上,欧阳修俱属当世最高领袖,钱锺书指出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13]:24;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他在学问文章方面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至于众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当代最高的领袖人物。”[6]:82德国汉学家陶德文德语Rolf Trauzettel指出欧阳修“以其多方面的才华鹤立于同时代的文人中,……其光华始终超越群星。”[11]:191欧阳修在明代获得从祀孔庙的地位,他在“濮议”中的言论合乎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立场,受到世宗赞许,自1530年起得以从祀孔庙[23]:307

欧阳修在生时,其散文已享有最高声誉[11]:53王安石赞扬欧阳修古文如江河、如日星,苏轼赞扬欧文简洁含蓄,世人欣然接受,“天下翕然师尊之”,群起加以尊崇。《新五代史》后人视为古文写作典范,如清初钱谦益即学于此书[11]:59、100;〈醉翁亭记〉人人皆知,是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11]:46。文学史家宇文所安认为,欧阳修的渊博和睿智,可与英语文学中的塞缪尔·约翰逊相提并论[20]:397理学家则不太佩服欧阳修,最不能赞同的是欧阳修不谈“(人)性”,又批评他的词和私生活,认为是“戏谑放浪”,应该贬斥;学术上又觉得他不够精当深入,不足以代表道统,只颂扬他的古文。元代所修《宋史》及清初的《宋元学案》,受理学的影响,把欧阳修的领导地位贬低许多[3]:33、35、9。由于欧阳修为宋诗奠基,后世独尊唐诗而看不起宋诗的人也特别贬抑欧阳修,如清初贺裳说欧阳修“有功于文,有罪于诗”[24]:22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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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日本汉学家崇尚欧阳修的文章,推崇为汉文文章模范[6]:81,如伊藤仁斋皆川淇园等。皆川淇园并校勘与刊印首部和刻本欧阳修文集,使欧阳修文章更为流行[5]:221-223、226-227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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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平山堂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知扬州时,在城外西北山上兴建平山堂,作为休憩与会友之所。后世士人仰慕欧阳修的大名,宋、明、清历朝都一再重建平山堂,成为扬州著名古迹,清代平山堂附有书院和欧阳修祠堂[25]:149-150、178-180。欧阳修赐葬于河南新郑,墓前建有陵园,碑石林立,肃穆庄重,是历代士人凭吊欧阳修的地方,文革时大遭破坏,21世纪初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1987年,欧阳修故乡永丰县建成古典园林“永叔公园”,内有欧阳修纪念馆[2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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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欧阳脩本人写作“欧阳脩”;对于“脩”、“修”可否通用,尚未有定论[2]
  2. ^ 张龟正娶欧阳修之妹为继室,张氏为其前妻之女,所以两人没有血缘关系。[3]:2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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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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