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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

香港居民身份认同最主要是以“中国人”和“香港人”这两个身份为主，不过这两个身份可以互不排斥地存在，故在研究中也会用到“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混合身份”来予以研究对象选择[1][2]:1。此外由于成为中国公民不是成为香港居民的必要条件，而香港亦有少数族裔在该处长居[3]；香港居民以往在感知上把中国文化、经济和政体分离[4]——部分学者会把其归类为“文化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5]，所以亦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1]。一般认为，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20世纪60-70年代间首现[6]:89[7]:3[8]:79，不过中上阶层的华人的香港认同则早在19世纪末便已出现[9]:213[10]:226。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特性会促使香港居民对香港人这一身份出现认同感，并视中国大陆为他者[11]。

示威者举著香港英治时期旗帜和“中国人滚回中国”标语

英方在管治初期尽量保留香港的本地文化，对其采取尽量不干预的态度[1]，比如对华人仍采用《大清律例》约束[8]:118-119、容许华人纳妾[1]；不过仍在19-20世纪期间对华人采取种族歧视政策，比如华人较难获得官职、华人公务员福利较少[8]:106-108[12]:12-13。但当时香港华人对这采取不反抗的态度[13]:123。此外在教育上尽量不触及政治、中国近代史以及香港史。中史教授上一般侧重文化层面，以“思想、精神、性格、价值观”方面的论述为主，不注重培育爱国意识，这样使得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超越当代中国政治”[1][8]:15-16[14][15]:66-68。而这些政策皆使得70年代以前大多数香港居民仍认同自己为中国人[8]:82，或以祖籍、出生地等地理背景为其身份认同[1]。六七暴动以后，香港大部分居民尽管仍对共产政权反感[16]，但当时香港的大专学生和知识分子仍投入了一系列带爱国反殖民色彩的运动，包括1968年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和1971年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该些运动强调“中国人”这一身份。此一情况直至四人帮倒台，大专学生失去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想像才结束，转向关心香港社会，塑造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1]。

港英在六七暴动过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以缓解民生、促进社会归属感。同时香港居民凭着本土优势发展经济初获成果，皆使得香港居民更认同“香港人”这一身份。战后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婴儿潮”出生者也于这个时段投身社会，他们自幼便与中国大陆这个“他者”疏离，亦使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进一步增加[11][17]。在回归的事实已确定后，对中国的文化认局和政局认同便开始出现排他性，不过相关情况直至2008年后才显现[18]。回归初期由于经济及政治等因素，使得香港居民渐渐出现中国人意识[19]，不过随后由于中港矛盾、政制改革以及修订逃犯条例所引来的争议，使得香港居民出现了本土意识，并对中国人身份感到抗拒[20][21][22]。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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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一：狭义身份认同
图表二：广义身份认同
  广义的香港人（香港人+中国的香港人）
  广义的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人）

资料来源：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及香港民意研究所[23]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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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15世纪至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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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新界原居民和香港早期农村社会

香港开埠前，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已有别于中国大陆主流的汉文化及大汉族意识形态，分为多个独立的民系，并且拥有独特的地域、血缘、文化及宗教传统。

当时香港原居民有四大民系，分别为广府围头人、客家人、水上蜑家人、福佬人[24]。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即围头话、客家话、蜑家话、鹤佬话）[25]，以村落聚居或在水上居住，村落之间都有“地界”以及属于本村的“土地公”（社稷神）[26]。

围头人由邓氏、彭氏、候氏、文氏、廖氏族群组成，合称为新界五大氏族。他们各自因同一宗族而聚居起来。这些围头人占据了新界中较理想的土地，在当时被称为“本地人”，在1898年统计中占据新界人口的大多数[27]:41。

客家人与“本地人”相对，是指清朝政府下令复界后，从梅县、五华等粤东地区招揽到香港开垦农田的人。岭南客家人大多成批迁入，因而保留原有的客家语言和风俗，自成村庄，形成独特的族群。围头人与客家人语言、风俗不同，为了争夺资源会发生族群之间的武装冲突，同时为了防范海盗侵犯[27]:43，围头人和客家人也在村落外围筑起围墙保护自己，形成围村。

蜑家人是百越族的后代，这些水上人被历代皇朝拒绝登记岸上户籍[28]，无权参加科举考试，居无定所而且没有乡土的观念，对历代皇朝也无归属感。他们与华北汉族有不同的文化，虔诚于天地及自然界崇拜，即“见山拜山，见石拜石”[29]:48[30]。他们以海为家，对海有很强烈的归属感，并没有房屋的概念及搬迁到陆上居住的想法[30]。福佬人来自福建闽越族，大部分从事捕鱼工作，亦有以农为业，拥有海丰及陆丰文化[31]。

乡村之间组成的联盟称为“乡约”，包括元朗八乡、打鼓岭六约、沙头角十约等[27]:43。乡约的组成亦促成了太平清醮、正月的元宵及太平洪朝（粤语：太平洪朝）等民俗及祭典仪式，这些大型节庆由众多村落合力筹办，整体社区也参与其中，可团结和凝聚区内居民及重新确认地域人群身份[32][26]。春秋二祭是围头人的传统风俗，是根据生者（子孙）和死者（祖先）的关系确立子孙在宗族集团（房、支）中的身份位置，同时接受祖先庇荫的节目[26]。他们使用围头话颁读祭文及祝文，这个习俗仍保留到今天[25]。作为建立认祖归宗、身份确认的机制，很多新界族群也有编写族谱的习俗，一方面强化族群的关系，另一方面防止族产、祖尝被掠夺[26]。船民及沿海聚居的农民则视海神天后为守护神，建造众多的天后庙，也会举行大型社区活动天后宝诞及洪圣爷诞[33]。

鸦片战争及香港开埠（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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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香港开埠初期历史

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身份认同，“爱国史观”[a]认为当时的香港居民被英国人的武力压迫，视英国管冶为耻辱，厌恶英国。但这些观点在近年由蔡荣芳及邝健铭等学者推翻。当时香港华人的社会意识并不重视“爱国主义”与“民族大义”，而水上人更因为出海需要面对种种风险，所以倾向重视功利和短期利益[2]:15-18[35]:117。

自从英国与广州有商业来往，蜑家人已协助他们走私商品。后来英军第一次占领香港时，香港居民并没有抵抗，蜑家人及福佬人也为英国带路及补给食粮[8]:152-153[36]。一名英军军医记录香港居民“似乎勤奋而温顺…对于改受英国统治，看不出他们有明显的赞同或厌恶”[9]:27-28。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及法国亦有在香港征募大量苦力（咕哩）组成“苦力团”协助陆军的后勤工作[36]。后来移居至香港的客家人也因为没有被战火波及，没有仇恨英国[2]:20[13]:76、122。及至九龙半岛割让予英国时，当地市民亦并没有强烈的反殖爱国行为[2]:36、52-53[8]:153。

 
1868年的文武庙——这个庙宇群不单是宗教场所，亦是由华人管理，用作处理公共事务，仲裁纠纷的社区中心及司法场所

1842年香港进入殖民地时代，华人仍旧保留了他们的文化。英方对华人保留执行《大清律例》[8]:118-119，容许华人纳妾[1]，也容许华人自由地进出香港与大陆。为确保欧洲商人有足够的土地营商，港英政府将华人及欧籍人士活动区域划分，因此华人圈子及洋人圈子壁垒分明。由于英国人及华人言语不通，对有名望的绅商及华人领袖赋予权力代为管理香港居民，包括在文武庙容许华人以其传统“斩鸡头，烧黄纸”方式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宣誓方式及仲裁纠纷、又成立团防局交由华商负责巡逻及维持冶安。华商为了以中医医治华人，同时处理公益活动及仲裁等问题，成立的华人医院东华医院，一度是香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在港的华人自觉自身利益会受到英方损害时，便会联合起来反抗，加上政策上及社会上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等因素，促使不同乡籍的香港华人在面对同样的困难下，自觉为命运共同体，视香港的英国殖民为“他者”，形成了“香港华人社会”的意识[2]:22-25[13]:123。

后来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土客冲突、广东洪兵起义等等的战乱，使得许多内地商人及一般市民为逃避战火来香港居住[2]:27[13]:123。随着香港与广州的商贸来往增加，广府话成为了主要语言[25]。港英政府亦开始推广广府话，包括在乡村学校中使用广府话教学，促使了香港不同族群的语言统一[25]。第8任香港总督轩尼诗大大提升华人在香港的地位，包括准许香港华人归化英籍[37]、容许华人在中环购买土地及建造楼宇[9]:68-69、委任伍廷芳出任定例局，打破了开埠以来华人不准参政的局面[9]:68-69。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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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市民参与了多场政治改革运动，中国民族主义在香港华人中兴起，“中国人”继而成为香港居民主要的身份认同，他们亦开始对身份认同更加关注。

英国接管新界时，新界居民因为沟通上的错误，误以为传统及习俗将要抹杀，引发了一场持续了六日的战争。战争虽以惨败结束，但新界居民在男丁继承土地权等习俗上得到保留。在随后的时间里，在乡绅及殖民地政府的共同认定下，“新界原居民”这个身份续渐形成，他们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时至今天依然是香港社会的特殊群体。新界居民自给自足，直到20世纪的60至70年代，新界随着新市镇的开拓，才逐渐融合为香港的一部分[9]:217-218。

经过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百日维新、戊戌政变等源自中国大陆的重要事件，香港商家及知识分子出现了复兴中国民族意识的思想[2]:60-61[38]:63、77。当时的香港华商既心系中国，亦不会排除英国。他们认为需要先与英国合力，促使清政府改革，才能救国。当年这些诉求虽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同情，但伦敦方面则要求殖民地政府不要插手[2]:70。一连串带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反过来使香港华商对殖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以至相关文化产生认同[9]:213[10]:226。台湾历史学家蔡荣芳将香港华人精英的港式爱国主义称之为“与外国强权协力的民族主义”（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这些精英既为着商业利益而与英人亲近，同时他们也受到约翰·洛克 、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和谢洛美·边沁等英国社会思潮影响，期望中国能吸纳民权思想、自由贸易及宪政主义等先进思想，籍此变得更强大[35]:117。

1905年、1908年的两场对美货及日货的杯葛运动、1911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及辛亥革命中，香港亦有多关注及参与其中，这些活动也强化了香港居民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意识。

港英政府在教育政策回避了政治及中国近代史等课题。中史教授上一般侧重文化层面，以“思想、精神、性格、价值观”方面的论述为主，不注重培育爱国意识[1][15]:66-68。这样使得香港居民的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内涵侧重面有别于中国大陆侧重于政治及政权的认同。香港学者王宏志形容这种身份认同是“超越当代中国政治”[8]:15-16[14]。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的影响下，大批知识分子和清朝遗老开始从事教育事业，促使了不少中文学校的出现。他们亦致力于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在后来更成功争取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这些事件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意识在香港的凝聚力。

1920至197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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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日军占领时大量民众返乡避难，战后1945年香港人口只剩下约50万。随后香港在短短8年人口增加200万至250万[19]，当中大部分是逃避国共内战的难民[17]。之后在60-70年代，又因为中国大陆的三年大饥荒及文化大革命事件，再次爆发逃港潮，大批以广东人为主的中国大陆居民在边界封闭后透过抵垒政策成为香港合法居民[39][40]。

这些抱着“难民心态”的逃亡者成为香港的主要人口，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香港暂居的过客，只为了寻找经济上的机遇，或视香港作资金避难港，或视逃避政治动乱的地方，期望等待至动乱完结后就能离开。内战时来港的逃亡者对中国国民党及共产党也反应冷淡[16]:203-205[17]；而经历了批斗和饥荒的逃亡者，则对共产党抱以厌恶心态[41]。另一方面，英方在1951年以前没刻意切断香港跟中国大陆的联系，故此他们始无法对香港产生本土的认同感[1][8]:21、80。当时他们的身份是双重的——殖民地下的“顺民”及炎黄子孙[19]。

随着国民政府战败，由中华民国国军及原国民政府官员组成的7,000多人滞留及聚集在调景岭，他们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特殊社群[42]。直至1995年被清拆之前，该区长时间挂满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每逢中华民国的节庆日如双十节或青年节等节日，调景岭更会张灯结彩，搭建牌楼及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及升旗礼[42]。这些调景岭居民的身份认同来自他们的政治取向及对政权的认同，与大多数对政治不关心的香港市民形成鲜明的对比[13]:123。

1967年香港左派团体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影响发起六七暴动，斗委会号召左派份子连日骚乱，又发起全港罢工罢市，但始终缺乏普罗大众响应，左派在7月起改为策动连串炸弹袭击[43]，“遍地菠萝”的炸弹浪潮造成无辜市民死伤[44]，左派不但未能争取到主流社会支持其斗争，且形象严重受损，还加强了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合法性和认受性[45]。及后港英政府推出新政改善民生问题。60年代之后，逃亡者们目睹中国内地经济及冶安的不稳定，逐渐放弃返回中国居住的念头[34]:167。无处可归的他们开始产生“香港是我家”意识。在这个时候，“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首次地萌芽[39]。

另一方面，1970年代的香港，大专院校的政治气氛非常热烈，这段时期又称为香港学运的“火红年代”[46]。大专学生和知识分子活跃地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包括1968年的“争取中文成为官方语言”运动和1971年的“保卫钓鱼台”运动。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亦踊跃地举办中国观光团，提供机会让同学亲身感受祖国的状况[46]。这些活动也是超越“殖民地居民”身份，突显了对地域及文化上“中国人”身份的认同[1]。

麦理浩时代（1971至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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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麦理浩

1970年代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转捩点，从民生得到改善、经济起飞以及至“港产”地道文化的兴起，也无一不使“香港人”身份认同获得显著的提升。战后成长的一代的对中国的理解是“既无所知，亦无所感”，与上一代人差异甚大，他们也较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国人”[19]。

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为了重拾香港市民自六七暴动以来的信心，甫上任便强调香港已储备足够的经济能力，现在是改善生活的时候[47]。透过大幅增加公共开支推动前所未有的新政，摆脱以往港英政府保守及官僚的作风。他的政策令港英政府在市民心目中重新塑造良好而正面的形象[48][49][50]。

在麦理浩前后10年半的港督生涯中，十年建屋计划、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和地下铁路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设，纷纷在他任内推出，香港在房屋、廉洁、教育、医疗、福利、基建、交通和社会各方面均有深刻的改善[51][52]。他的各项政策改变香港原有的面貌，促成香港的经济起飞，香港由一个相对传统的殖民地，蜕变成一个急速发展的大城市[53][54]。受惠于他的政策，市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各项大型基建也直接改变市民原有的生活方式[54]。这一系列的转变及改善也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是我家”的意识，令香港居民慢慢对“香港人”这一身份产生认同感[55]。

1976年中国共产党四人帮倒台后，香港大专学生和知识分子失去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想像，对“中国人”身份的重视受到影响。他们继而转向关心香港社会，塑造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1]。而在这种本土意识建立的初期，他们更认同自己为“不一样的中国人”，没有全面否定中国人这一身份[4]。

在70至80年代，土生土长[b]的香港居民已超过人口的一半[56]。港产片、粤语流行曲、香港漫画、武侠小说等本土文化盛行，使香港拥有华南传统文化以外的独特文化艺术。香港经济起飞以至赢得“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美誉，与当时受政治运动影响而经济萧条及生活水平低落的中国大陆形成强烈对比，“香港人”的优越感初步形成[56]。另一方面，1981年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国籍法令》使250万名香港居民失去英国居留权，显得“两头唔到岸”[c]。在这些种种因素影响，港人本土意识进一步萌芽[9]:216[17][18][57]:209-210。

后殖民地时代（1980至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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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香港回归 § 香港前途问题缘起

由于香港92%的土地经《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而来，以99年为限，期满后英国将丧失该92%土地的一切权利[58]。香港将无法单凭这8%剩下的土地而运作，英国须与中国商讨香港前途[59]。当时绝大多数的香港市民对于“回归”中国大陆感到恐惧及不安。香港革新会在1982年3月的民意调查显示，逾八成市民希望继续由英国管治，只有百分之四受访者表示愿意由中国大陆管治[60]。歌曲《狮子山下》将香港居民比喻为“同舟人”，既表现了他们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及情感认同，亦反映了受前途问题困扰的心情，成为热门歌曲[61]。前途问题被形容为“九七大限”，作为整个香港必须共同面对的危机，增进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他们的政治意识被唤醒，开始关心香港的政治前境和自身的政治权利[9]:231、234。

80年代，香港政府宣布取消抵垒政策，但偷渡潮仍未止息。在自我意识逐渐建立的香港居民眼中，大陆来客不再是难胞，而是非法移民及新移民。大陆新移民被称呼为“阿灿”，一个贬义及带歧视意味的名字[4]。一项的1985年调查则显示，6成香港华人视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9]:216。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前夕，香港有150万名市民参与游行，表达他们对中国示威学生的支持，成为当时香港历史上最多人参与的游行活动[62][63]。六四事件以武力清场结束后，香港居民在惊恐之中失去对中国的信心，并趋向认同“香港人”身份[64]。本土意识由一种以文化层面为主的情怀，演变为身份焦虑及对外来压迫抗拒的氛围，亦变得带有政治意味[65]。自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香港市民每一年也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悼念事件，每年参加人数为数万至十数万人不等，成为一种新兴的习俗。

1997年4月的民调显示，75%的香港居民对香港前景有信心。且之前浸会大学的民调则表示，大多香港市民愿意回归中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及两地经济愈来愈紧密[9]:264-265。

回归初期（1997至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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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权移交以无冲突的形式完成，象征“一国两制”成功落实。中国申办奥运成功、香港回归初期经济不景气、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篷勃等因素[19]，也加强了回归初期香港市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从1997年至2006年，身份认同调查中被访者回答“广义香港人”的比率呈缓慢下降趋势；“广义中国人”的比率就呈缓慢上升趋势。相关数值在初期亦出现认同“广义中国人”多于认同自己为“广义香港人”的情况[66]。

2003年，发生SARS事件，香港人再次发挥了同舟共济的精神，演艺界人仕也参与打气，使香港居民更团结。特区政府以强硬方式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引起了空前的不满，并成为了广泛市民团结起来反对的对象[d]。民意到达前所未有的分化，一方面促使了很多市民变得开始关注政治事件，另一方面首次地反映香港居民对于人权及自由等价值的共同认同。自政权移交后，市民对政府制度及施政的不满持续累积，在2003年的回归纪念日以主题为“反对廿三，还政于民”的大规模集体游行表现出来，参与人数超过50万[e]。特区政府与民众关系持续没有改善，每年的“七一游行”因而变相成为独特的习俗，参与人数由数万至数十万不等。沙士过后，中央政府为使经济复兴，而推出CEPA及自由行政策，令当时市民对中央政府观感良好，香港市民普遍欢迎，继增加对中国人的认同感[67][68]。

2004年10月1日开始，特区政府为宣扬爱国主义，在晚间新闻之前播放以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音乐的宣传短片《心系家国》[69]:136。

200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居民除了继续认同“文化中国”外，亦愈来愈认同“经济中国”，不过对政治中国仍感到抗拒，这令他们更认同混合身份（“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5][70]。

2008年为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认同达至高峰的时刻，当年为北京奥运及汶川地震的发生年份。前者使香港居民对中国变得更为关注，并为国家的发展感到自豪，令他们对中国人的认同上升[67][11]。汶川大地震则牵动了香港居民的情绪，积极捐钱捐物，在参与中形成“血浓于水”的情感，增加对中国人的认同[71]。

中港矛盾升温（2009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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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起，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性显著下降，根据2010年12月的调查结果，“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为21%，下跌了7%[72]，而香港人认同则升了11%，至36%，相信是受中国政府阻挠刘晓波领奖事件、打压其他维权人士及马尼拉人质事件的影响[73]。

近年来，香港政府尝试以各种方式增加香港人对中国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感[74]，包括2012年尝试在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2016年签订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透过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香港及中央政府合力消除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空间规划及社会政策上的区隔，将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进行“互联互通”来强化双方关系[74][75]。大律师李柱铭则认为，中央政府把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目的是要模糊香港人的身份定位[76]。以上一系列的尝试及政策都在香港民间受到强烈的抗议，使市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反而加速了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67]。

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论》成为畅销书[77]，其以香港人作本位表述社会现象，否定“香港要有民主，不能独善其身，一定要从中国民主开始”的既有观念，并探讨香港自身的族群意识[78]:21、49-50。

由2012年起，中国大陆与香港矛盾明显升温，并出现光复上水站、孔庆东辱骂港人事件、D&G禁止香港人摄影风波等大型风波。这些矛盾导致香港居民情绪化地敌视中国大陆居民，“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亦演变为严重对立。社会间甚至出现“被称呼是中国人是一种侮辱”等言论。

多年来中国内地出现水灾地震等灾情时，香港居民往往热心募捐救助，誉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精神[79]。但在2013年雅安地震以及2014年昭通地震发生后，受到中港冲突、内地官员中饱私囊的丑闻及郭美美炫富事件影响，香港弥漫一片拒绝捐款的气氛，可见往日“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怀已被削弱[80][81]。

这段时间上，中国内地与香港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强烈差距也逐渐显露出来。当时香港市民主流的观念是“爱国不必爱党”[82][83]，而中国内地多代人从小就接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教育，认为爱国自然应该爱党。在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提出特首候选人“爱国爱港”是“不言而喻”的时候，这说法不但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反而被理解为政治审查而引起社会的争议[84]。这些情况也显示出香港居民对中国并不抱有政治认同。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提出“831决定”，与泛民主派多年要求的真普选的原则互相违背，因而被视为对选举自由及民主的打压，此举加深了市民对中国政府的仇恨。继后产生的雨伞运动促使本土思潮的兴起以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提高[20]。对政府施政强烈不满的人们开始对政治不敏感的人称呼为“港猪”以表示对他们的不屑，这称呼后来将亲政府及亲内地的人也包含在内。

此时，香港居民对自身身份认同开始变得非常重视。2014年9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香港民族论》论证香港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出现抢购潮[85][86][87]。

2019－2021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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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涂鸦。

在2019年6月，香港居民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感是1997年以来最高峰。相反地，对于“中国人”身份认同感则录得1997年有纪录以来新低。随后记录于12月再度打破。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9年6月27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认同“香港人”比例为53%，认同“中国人”比例为11%，认同“香港的中国人”比例为12%，认同“中国的香港人”比例为23%。换言之，76%认为自己是“广义香港人”，23%则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21]。其中年龄为18-29岁组别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比例更高达75%[88]。

而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9年12月17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认同“香港人”比例为55%，认同“中国人”比例为11%，认同“香港的中国人”比例为10%，认同“中国的香港人”比例为22%。即78%认为自己是“广义香港人”，21%则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打破了6月时的记录[89][90]。

据香港01报道，2019年末，路透社曾对香港进行民意调查，调查内容为对香港独立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41%的受访者“强烈反对”港独，26%的受访者“有点反对”港独，而持“强烈支持”与“有点支持”港独的受访者分别占8%和9%。而表示“一半半/不清楚”的受访者占16%。[91]

2019年爆发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运动，其中在6月16日的游行，发起团体民间人权阵线表示共约200万人参加。由于运动的规模及造成影响巨大，让所有香港居民也无可避免地更关注社会。运动其间发起手牵手组成横跨香港各区的人链的和平行动“香港之路”、抗争者创作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并在多个地区的商场进行大合唱等种种行动，以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及“香港人加油”的主要口号，不但促使部分市民更偏向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也证明了部分市民对“香港人”身份十分重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称“一个新的香港人的身份很明显地建构中，（社会运动）当中的精神已经超越五个诉求”[92]。

对运动的支持者而言，长时间的抗争行动赋予及强化了他们一种作为“香港人”职责[f]。运动的“不割席”性质显示了支持者跨越了不同政治派别及行动方针地凝聚地来。运动期间，也增进了小数族群与香港华裔群体之间起了凝聚作用，一名尼泊尔裔受访者表示“如果我们（小数族群）与香港人团结起来，我们也就成为大多数了”[93]。在10月20日游行中，重庆大厦门外挂起“爱我们的小数族裔”（Love Our Minorities）横额，有南亚裔人士向游行人士派发水及食物，游行人士也对他们拍手及欢呼，与以往南亚裔人士往往被主流社会冷漠对待成对比[94]。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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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对中国国民身份认同调查结果（香港研究协会发布于2021年9月）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在2019－2021年期间的调查结果，自认为广义“香港人”的香港居民一直在约7成至约8成间徘徊，而自认为广义“中国人”之人士则在2至3成间徘徊[95]。而香港研究协会在2021年9月7日至24日的调查结果则显示，除了18－29岁的香港市民，其他组别总体上大多认同（一半以上）中国人身份，有关认同随年龄递增——除了60岁或以上的受访者[96]。

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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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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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法战争

1884年8月，法国为争夺越南而与大清帝国交战，法国远东舰队的突袭引发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灭[97]，法国海军将领孤拔估计中国伤亡人数在2,000至3,000之间[98]。战败的消息在中国掀起一股爱国热潮，中国民众攻击外国人及摧毁外国财物。

香港居民因在战争中受到法国军舰的直接威胁，也受到这场“共同抗敌，保卫家园”的爱国热潮影响[2]:53[13]:130。在1884年9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动员何亚美等东华精英以威迫利诱手法迫使香港工人拒绝为法国人工作[99][35]:117。红磡黄埔船坞的工人拒绝为在马江海战中遭到炮弹损坏的法国装甲巡洋舰拉加利桑尼亚号（英语：French ironclad La Galissonnière）及一艘随行的鱼雷艇进行维修。

拒绝维修的工人被警察拘捕，被法庭颁令罚款。判决的结果引来很多码头工人的愤慨，他们以集体罢工作为回应，使得“原本排外抗法的情绪，扩大为反英抗法的民族情绪”[2]:53[38]:37-38。艇户拒绝为所有外国船只卸货，船夫拒绝运载外国货物，令整个港口运输几乎瘫痪[100]，码头工人亦联合人力车夫和轿夫拒绝为洋人服务[101]。

港英政府出动警察及军队拘捕罢工者领袖，并判处徒刑。高压处理手法并没有解决问题，却使民众更加不满。10月3日，码头工人袭击洋人，向洋人躲避的酒店及中区警署投掷石头等破坏门窗，也有中国人被石头掷中头部死亡[101][102]:105。当时报章形容为一场“香港前所未有的，有预谋的严重暴动”[101]。

虽然张之洞策划的行动是事件的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只是基于大清帝国陷入一场与法国未宣战的战争，才推动针对法国的抵制行动[103]。码头工人的集体罢工是一场自发的爱国主义活动[103]。法国海军官员大卫·威尔姆斯赫斯特（David Wilmshurst）表示“该场罢工是中法战争中最印象深刻的中国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103]。第9任港督宝云爵士称，大部分的罢工者也认为那场对抗法国的战争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捩点[103]。

租借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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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新界六日战

1898年，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九龙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区及235个岛屿归入英属香港的范围，为其99年[13]:114。当时这片土地仍然是一些农村及围村，并且包含了香港几乎所有剩余的农田。纵使得到部分香港商家的支持[38]:70，但当地乡民因为前景不明的恐慌而组织反抗，新界六日战因而触发[8]:154-155。参战氏族与乡村为屏山乡、厦村乡、十八乡、锦田乡和大埔七约，乡勇共有大约2,600名男丁[104]。港英政府在接收新界其它地区时，并没有村民反抗[104]。战争在六日结束，港英政府最终顺利接掌新界[104]。

纵使乡民的反抗以惨败结束，但他们的诉求最终得到港英政府的尊重，并允许新界原居民保留继承土地、使用土地和婚姻（纳妾及休妻）的传统法律和习俗，与九龙及香港的法律有所区别，其中继承土地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时今日[104]。港英政府接收新界后，各大氏族即与小氏族平起平坐，不再有地主支配佃人的社会阶级。政府又如市区一样的透过士绅代为管理当地民众，所以新界居民亦很快便接受了港英政府的管治。

日后，东莞人策划再于香港起事，但最终得不到乡民支持，无疾而终。

尽管一些内地史学家会认为这是当地人民表现民族主义的抗英反殖行为[8]:155，但按照当年新界居民的抗英文书，土地拥有权问题、害怕地方习俗受到侵犯、谣传英国人会对他们不善才是抗争的主因[2]:66-67[105]:21-22。

杯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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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抵制美货运动和抵制日货

1904年底，被称为“不平等条约”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期满，中国人民要求废除条约，但受美国拒绝。事件引发上海绅商不满，于1905年发起杯葛美货的运动，抗议美国歧视华人[106]。后来清政府受到美国驻华公使及各地美领事施压，下诏谕命令停止抵制活动。抵制风潮却由上海移至广东各地[106]。

香港亦有很多知识分子及一部分华商参与这场带有中华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13]:130[2]:71-72[38]:77，其中办报者包括《华字日报》及《有所谓报》也以文字宣传响应运动，亦有码头工人拒绝为美国商船搬运货物[107]:182。广东人冯夏威在上海美领事馆前服药自杀，成为运动的烈士。香港亦有举行追悼大会[106]。香港华商公会计划召开大会，以响应抵制美货运动，但被第13任香港总督弥敦下令禁止，并说这是“侵犯一个友好国家的商业”[108] 。

这次事件亦是中国首次使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反抗西方的运动，亦被誉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109]。

1908年，日本货轮“二辰丸”因走私军火到广东被中国政府扣押，日本政府强迫中国谢罪道歉的举动引起中国民愤[110]。香港本地商人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声势甚至比广州更加浩大[9]:94。港人排日情绪在11月1日至3日达至高潮，连续三天的反日暴动，近千名香港居民抢掠及毁坏西营盘、荷李活道一带售卖日货的商店[110][34]。在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的运动中，香港民众的反抗情绪最为激烈。

这两场杯葛运动反映了当时香港华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9]:94。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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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不少在港华人对中国政治再度关切，激起民族主义意识，并认为下一步应驱除英国人，故此引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但很快就被平息[2]:85、90-91[9]:99-101。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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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之地位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之权利，但英、美、法等国反对并决定将德国在华特权由日本继承[111]:80。北京学生认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未能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群情激愤并引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知识分子主导的运动——五四运动[111]:80。运动在1919年5月4日爆发，口号包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北京学生们行动影响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111]:80。

港英政府在这一次运动采取了报刊管制及快速打压的措施，很有效地抑制了运动浪潮[34]。因此运动在香港只是零星地、松散地进行[112]。

在这次的运动港英政府的立场变得相当明显。原因之一是当时英国与日本结盟，同时在香港工作和居住的日本人约为一千五百人[113]。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吸取了1908年的经验，不希望另一场失控的暴动发生[34]，恐怕港人排外情绪波及英国，也恐怕无法保护居港日人。在1919年实行的报刊管制下，当时报道的“抵制日货”新闻，多以“某”字取代“日”字[34]。如《华字日报》报道拒卖日货公司新闻时即写作“闻某等公司亦止办某国货物”[34]。数名陶英学校学生手持写有“国货”二字的油纸伞上街，被警察拘捕，其所属学校校长亦被拘留，吿以“主使及辅助各学生九人手持雨伞，用白油大书特书‘国货’二字”[34]。他们以对日货有“提倡抵制之举动”为名被拘，但以“未会出未先向华民政务司署领取执照”的罪名被罚[34]。有当时大学学生回忆称，“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澎湃高涨，弥漫着整个中国的时候，香港也受到一些冲击，但只是冲击而已，但说不上震撼”[114]。

广义的五四运动（即五四文化运动），发起了“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及文学革新[115]。这场在中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香港出现截然不同的本地化发展。香港上层社会是一群大清国的遗民（前清遗老），他们对于追求白话文、新文学、冲击文言文的做法并不认同[116]，对于运动带来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及马克思思想也感到抗拒，并把中国这场反传统运动视为“亡国亡天下”思想文化危机[117]。因此他们反过来热心地在香港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如建立汉文中学、筹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及孔圣堂及印行大量古书经籍，目的就是要与内地的社会人心有所区隔[117]。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思想解放等思想启蒙并没有在香港得到回响，以致鲁迅1927年来港讲学时讥之为“英人的乐园”[117]。

五四运动对香港的后续影响在1949年后渐渐呈现出由远及近、由国家到本地化的发展趋势[117]。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在1975年提出的“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学生权益”口号（俗称“放认关争”）被视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34]。1970年代的香港大专学生，他们的父祖辈大多是内地移民或逃难者，而他们的师长辈也多为1949年前后南来香港的知谶份子[34]。这一代的大专学生一方面有中国/家乡的历史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各种解放运动、民主自由思想和“反殖”思想的冲击[34]。他们以“五四”为批判现实的概念工具，热切关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国民身份、港人身份认同问题[117]。

六七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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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动在中后期演变为炸弹浪潮，斗委会的炸弹袭击造成无辜市民死伤，尽管港英政府的形象也不算好，但绝大部分居民在殖民地政府和共产政权之间最终选择了前者，起码当前的生活方式得到保障。

六七暴动是1967年香港的左翼亲共份子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发动的一场斗争，其目标是仿照澳门一二·三事件压服港英政府，借此由中共完全支配香港政局，斗委会发动左派份子大量放置土制炸弹[118]，包括在铁路系统、渡轮码头及巴士站布置炸弹阵意图瘫痪全港交通，扰乱香港经济来迫使港英政府屈服，但主流社会不希望连当前有限的自由都失去，也抗拒文革风潮延烧到香港。由于当年大部分香港居民是为了逃避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政治动乱或其他战乱而来港避难的，故此左派的斗争行动不但没有得到居民支持，清华街惨案及林彬被杀更触发公愤[119]。虽然当年的殖民地政府在管治上也有不少问题，但左派发动暴乱后，香港市民被迫要在文化大革命狂热中的共产主义，与当时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间作出抉择，大部分人选择站在既熟悉又可厌的殖民地政府的一方，至少当前的生活方式及仅剩的自由不会被夺去[120]，六七暴动使得逃难到香港的居民视香港为一块值得落地生根的乐土[121]，并产生了一种隐约的本土意识[8]:82-83[17][122]。

六七暴动亦殖民管治的转捩点[39]。事件发生后，港府反思管治模式后察觉到在施政上的不足，并发现市民“对香港没有归属感”。在第24任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的带领下推行多项新政，当中包括修改劳工法例，进一步保障劳工权益、另外还加强官民沟通、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123][48]。然而，戴麟趾作为殖民地出身的官僚，往往施政上偏向保守，始终以维持殖民地的财政稳健为依归，大大限制了改革的力度[49]。

中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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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钓鱼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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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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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期间，香港居民透过不同方式支持这场运动，使他们在情感上跟中国大陆再度联系，而当运动以镇压形式结束后，香港居民便更趋向认同香港人这一身份——这场运动加强了香港居民对“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混合身份认同[9]:249[124]。

中国经济急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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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期，随着2001年中国便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及2003年与香港签订两地更紧密经贸合作协议[125]等事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急速地上升，使得两地的经济优势差异相对减少，香港并需在经济上更依赖内地。香港居民因此对中国人的认同增加，香港人认同则减少[57]:257。

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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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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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运动过后，本土思潮有更激烈的趋势，部分香港市民因应雨伞运动的诉求得不到正面回应，而转向认同本土理念，认为只有本土思潮的内容才能使香港实现“真普选”，他们因此较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转向认同自己为香港人[20][64] 。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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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所引发的示威使得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认同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21]，自称香港人的比率更加突破50%，是进行调查以来首次有一种身份认同单独过半。

影响或相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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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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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亦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战后青年投身社会的时机[17]。他们成长经历一般差不多，拥有共同的经历[1]，没有经历上一代人的难民心态[12]:53，同时没有上一代对中国的认知，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描述及亲身体验令他们对中国感到疏离以至抗拒。上述因素令他们发展对香港人这一身份的认同[1][9]:216。

而在回归至2016年间，非香港出生的青少年一直比在港出生的青少年更认同自己为中国人[18]。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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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中西合集，当中的电视、电视剧、流行曲、电影在70-80年代间红极一时，甚至影响了好莱坞电影的制作[9]:214[11]。而在价值观上又形成了中西混杂的情况，重视像家庭、教育般的中国传统价值之余，又重视法治、自由等现代西方价值，形成了一种独特文化[9]:215[126]。香港居民对于这种文化普遍感到自豪[9]:215，进一步加强对香港人的认同[18]。此外无线电视在1967年11月19日启播后，全港市民便出现了集体看电视的共同经历，这种共同经历同样有助于建构香港人认同[57]:196-197。部分流行文化亦包含了贬中拔港的元素在内，例如《网中人》中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程灿”，剧中刻意把其塑造成一位带土气的角色。“贬中拔港”亦是香港人认同的其中一个塑造因子[4]。

同时香港居民亦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抱有好感，例如对万里长城的自豪、重视像家庭、教育般的中国传统价值，此对于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一直有着重要作用[9]:215[70]。据一项发表在2007年的研究，香港居民对万里长城的自豪感跟对维港夜景的自豪感差不多[70]。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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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大量人口由中国大陆逃来香港，带来资金和人力、香港因国际环境被迫转型、港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工人的生活需求不大，使得香港的经济篷勃发展[8]:77[10]:356-357——与1968年相比，香港于1973年的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1.73倍[9]:214；香港的人均所得也在1950-1979年间增长了19倍以上[8]:78。市民的物质生活在期间从“温饱有余向富裕生活转变”[10]:424，并刺激了香港的文化发展[9]:214。中国大陆在实施改革开放后，到访中国大陆的香港居民增加，并亲身体会当时中国大陆的落后[12]:101，令当时的人感到自己是“特殊以至与众不同的华人”[9]:216。

香港回归初期经济不景气，同时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篷勃，并于2003年推出CEPA及自由行政策，以旅客惠待及互相合作的方式帮助复兴香港经济，亦使得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认同感变低，转向认同自己为中国人[67][68][19]。不过随后则因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对香港构成物价和租金上升、生活空间也变得需更迎合大陆人需要而被迫改变，符合市民需要的商店却因此撤出，而使得香港居民更具排斥大陆的意识[5][22]。

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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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理浩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加强了香港居民以香港为家的意识，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兴建新市镇、九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等[17][51][55]，而港英政府对中国大陆移民的管制加强及承认居满香港7年者为永久性居民，同使香港居民对之后的移民不再有较寛容的态度，而视之为侵害自身利益及抢夺资源的他者，诱使人更认同香港人这一身份[57]:208-210。回乡证制度同样加强了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认同，因内地在实施初期把使用回乡证的香港居民视为“外人”，对其实施严格管控，令香港居民因此对内地产生疏离感，挑战了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认同[57]:247-249。

中国中央政府于2003年推出CEPA及自由行政策，以旅客惠待及互相合作的方式帮助复兴香港经济，当时市民普遍欢迎，社会亦出现“中央政府比香港政府能干”的舆论，继增加对中国人的认同感[67][68]。

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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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英及尹宝珊于2007年指出，认同拥护个人自由人权比拥护中国国家利益重要者较偏向认同自己为香港人，反之认同后者较重要或两者同样重要者更偏向认同自己为中国人[18]。而在对香港政府的信任方面，回归初期两者相差不大，到了2014年时差距却扩大至49%[18]。Steinhardt等人于2017年的研究发现，愈信任中央政府的香港居民，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127]。

边境管理及物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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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深港边界“任两国人民往来”、“水面不拘归英归华”，双方仅在交通要道设立哨位进行观察和海关缉私活动[128][129]。基于香港与周边华南区域的人口流动性与经济商贸的紧密来往，内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透过人员的流动与报刊、电报的传播，很快地得以在港扩散[112] :247-249。

1949年6月解放军接近深港边界，港英政府开始在边界设防。中共建政后，于1951年2月15日正式实施边境管理，结束自由来往[128]，港英政府在5月15日亦实施《1951年边境封闭区域命令》设立香港边境禁区。

2003年香港政府实施的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访港内地旅客由2002年的638万大幅增加到2013年的4,075万。后来在2009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准许合资格深圳户籍居民申请一年多次访港“个人游”签注（一签多行）。

及后香港政府推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桥等建设，希望进一步以提供更多物理连接的方式促进两地的经济及文化互动以推动“香港与国家的整体联系”。

中国大陆与香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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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大陆与香港矛盾

香港社会在回归以后愈偏向认同后物质主义价值[130]，开始重视保育等非物质价值[131]，使得部分香港居民开始不再以经济发展为唯一和首要的目标，故“当政府的经济发展是以中港融合为前设时，随之而来的认同冲突也就火速扩散”[132]。

随着在2003年实施的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及2012年实施的港深两地融合等政策，加上2008年过后中国政府对港政策迈向强硬[11]，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矛盾越来越明显，甚至引起冲突。包含“双非”婴儿潮、水货客在内等涉及中港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的现象，使得中港矛盾升温，令香港居民出现反大陆的对抗意识，并衍生出本土意识，拥护“香港人”这一身份[133]，把中国大陆的政权和民众视作侵害自身利益的“他者”[5]。

中国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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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以及发生汶川地震，使香港居民对中国变得更为关注及参与，牵动了香港居民的情绪，形成“血浓于水”的情感，增加对中国人的认同[67][11][71]。

中国在安全及人权上等负面问题发生时，往往会使香港居民对中国感到抗拒。2008年时，四川地震后所揭发的一系列丑闻、毒奶粉事件、中国政府打压刘晓波，2010年揭露的地沟油问题以及中国政府试图减少广州广播电视台的粤语节目时数引发的2010年广州撑粤语行动，2011年艾未未失踪，2019年国际媒体所公布的新疆再教育营等事件亦令香港居民对中国的印象转差，随之带同对“中国人”身份认同下跌[134][7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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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或称“爱国主义的史学”（patriotic historical scholarship），以马克思及列宁主义的史观为基点，强调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对华人的剥削、港人的爱国心及对殖民主义抵抗[34]:4。
  2. ^ 俗语，指既在香港出生，亦在香港长大。
  3. ^ 粤语俗语，意思是中国及英国两边算不上是个归宿
  4. ^ 除部分亲北京人士和社团对立法表示支持，绝大部分香港市民对“二十三条”感到忧虑
  5. ^ 主办团体民间人权阵线估计的游行人数
  6. ^ 他们视抗争及促使政府改革为一种应尽的责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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