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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

1947年至1991年之間全球性的意識形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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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英語：Cold War，俄語：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傳統西方列強及其盟國（西方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及其盟國（東歐集團）間長達近半世紀的政治和區域軍事對抗。一般來說，冷戰開始於1947年「杜魯門主義」的提出，結束於1991年的蘇聯解體。在二戰結束後，原先對抗由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領導的軸心國的美國和蘇聯隨即成為兩個爭奪世界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體制霸權的超級大國。因美蘇所持的大量核武器可以為對方帶來相互保證毀滅的能力，雙方未正式開戰，因此這段歷史時期被稱為冷戰時期。

冷戰
英語：Cold War
俄語：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47年3月12日－1991年12月26日
（44年9個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影響的一部分
左側：1949年形成的環北大西洋冷戰格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
  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組織（華約）
右側：1975年的冷戰格局：
  第一世界（以美國及其盟友構成的西方集團）
  第二世界（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盟友構成的東方集團）
  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國家和中立國）


從左上角起依次橫向排列:
1952年常春藤麥克核試驗產生的蘑菇雲，是美國在1945年－1991年進行的幾千次實驗之一
1951年，韓國幸州山城（韓語：고양 행주산성），一個女孩背着弟弟，艱難的走在一輛熄火的美國陸軍M46巴頓坦克旁
1961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建築工人正在建造柏林圍牆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一架美國海軍飛機跟蹤一艘蘇聯貨船
1975年，美國太空人湯馬士·斯塔福德（右）和蘇聯太空人阿列克謝·列昂諾夫在太空握手
1988年，蘇聯黑海撞船事件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
1989年12月2日，馬來亞共產黨與馬泰兩國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從此結束了長達41年的武裝鬥爭
1991年，八一九事件（蘇聯政變）期間，莫斯科紅場的坦克

在此期間，美蘇關係的緊張程度和對抗的激烈程度也在不斷變化。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包括柏林封鎖（1948年—1949年）、韓戰（1950年—1953年）、第二次中東戰爭（1956年）、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越南戰爭（1955年—1975年）、蘇聯－阿富汗戰爭（1979年—1989年）、蘇聯擊落大韓航空007號班機（1983年）、北約優秀射手演習（1983年）等。雙方也透過軍事的結盟、戰略部隊的佈署、對第三國的支援、間諜和宣傳、科技競爭（如太空競賽）、核武器和傳統武器的軍備競賽來進行間接對抗。此外，美蘇也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了一系列政治和軍事的衝突，包括了拉丁美洲、非洲、中東、東南亞地帶。為了減緩核戰爭的風險，兩方曾在1970年代試圖以緩和政策減緩軍事對立。

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就在總統朗奴·列根政府的執政下，對蘇聯發起了一系列外交、軍事和經濟上的攻勢，再加上社會主義陣營本身內部矛盾（中蘇交惡），以及計劃經濟發展陷入了嚴重的停滯，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蘇聯在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卓夫的領導下，實施了經濟改革（1987年）、開放政策（1985年）。然而東歐國家從蘇聯獨立的傾向卻只增不減，尤其以波蘭團結工會最為突出。種種壓力累積之下，戈巴卓夫在1989年停止了對東德的支援，導致了蘇聯旗下的衛星國在數週內一一脫離，令蘇聯最後在1991年12月25日徹底解體，資本主義反共陣營取得勝利。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冷戰使當時無數國家命運和人民的生活都發生重大改變，留下影響更有不少存留至今。此外冷戰中核戰爭、間諜戰、高科技軍備等成分也成為了大眾文化常見題材。

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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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作家和小說家喬治·歐威爾在一篇於1945年10月19日Tribune報紙上發表的專欄文章裏，使用「冷戰」一詞來描繪活在核戰爭陰影下的世界，並且警告這樣的世界將會是「沒有和平的和平」[1]。奧威爾說，他所謂的冷戰，是指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2]。他在1946年3月10日的觀察家報上寫道：「在去年12月的莫斯科會議後，俄國已經開始準備向不列顛和大英帝國發起一場『冷戰』」[3]。

而最先使用這一個詞來形容二戰後，美國與蘇聯與其各自盟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的，則是美國的投資家兼政治顧問伯納德·巴魯克[4]，他在1947年4月16日南卡羅萊納州的一場演講裏提到：「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我們今天就活在一場冷戰之下」[5]。報紙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曾廣泛使用這一個詞，他自稱該詞的靈感是來自於1930年代法語的「la guerre froide」（冷戰）一詞[6]。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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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身為同盟國的美國以海報描繪一個友善的俄國士兵。海報標題意為：「此人是你的朋友，他為自由而戰。」

歷史學家對冷戰的根源和起始點持有不同看法。儘管俄羅斯帝國在19世紀時，便已經與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存在一些緊張的關係[7]，可是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冷戰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的，也有人則主張它是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17年俄國革命。

在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俄國從一戰退出後，蘇俄作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國際上發覺自身為國際間所孤立[7]，其領導人列寧說蘇聯被「敵對的資本主義者包圍」，並且認為外交是一種可以用來分化蘇聯敵人的武器，進而創建了共產國際，企圖以此出口共產革命到世界各地[8]。在其之後的史達林則視蘇聯為一個「社會主義島嶼」，認為蘇聯應該將當前「資本主義的包圍圈，轉換為社會主義的包圍圈」[9]。早在1925年，史達林便稱他對國際政治的認知是一個二元的世界，之中蘇聯扮演的角色是要吸引其他國家邁向社會主義，而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同時吸引他國邁向資本主義，這種過程中的世界就有如一個「短暫穩定的資本主義體制」邁向其最終毀滅[10]。

二戰前的許多事件就已經顯露出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間的彼此不信任和猜忌，以及布爾什維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11]。在俄國內戰中西方國家支援了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7]，而在1926年蘇聯所資助的一場英國罷工活動則導致英國與蘇聯宣佈斷交[12]。史達林在1927年聲稱會與資本主義和平共存的言論也沒有實現[13]，早在1928年史達林便在迫害政敵的作秀公審裏宣稱英國和法國企圖在蘇聯推動政變[14]，美國在1933年前也一直拒絕承認蘇聯[15]，同時大整肅裏的莫斯科審判則有大量史達林政敵被指稱與英國、法國、日本、或納粹德國勢力勾結或進行間諜活動[16]。儘管如此，蘇聯和美國在戰間期整體上是保持孤立主義的態度[17]。

蘇聯最初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但不久後的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而日本則在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於是蘇聯與盟國結成了權宜的同盟，英國與之簽下正式的外交協定，而美國則是非正式的約定。在二戰中，美國透過租借法案給英國和蘇聯提供了大量的戰略物資和軍工生產[18]，對蘇聯的最後獲勝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19]。然而史達林仍然對西方國家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並且一直認為西方盟國有意讓蘇聯與納粹德國自相殘殺，延後諾曼地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時間，藉此削弱戰後蘇聯的地位[18]，蘇聯對西方的態度也因此一直保持着強烈的猜忌和敵意[20]。事實上，相對於英法等，蘇維埃的勢力於二戰後顯得過於龐大，也將招致列強對國際關係再平衡的阻撓。

二戰結束（194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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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對於戰後歐洲的佈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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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德黑蘭會議和雅爾達會議
 
雅爾達會議中的「三巨頭」：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1945年

盟國之間對於戰後歐洲的去從、國界的變更等等抱持着不同看法[21]，雙方各自持有他們認為應該用來確保戰後權力分配的計劃[21]。西方盟國認為一個穩定的國際體制應該是由許多議會民主的國家所組成，透過國際組織來協調各國之間的紛爭[22]，而蘇聯則主張因為其在戰時受到龐大的死傷（估計為2700萬人）和經常受到侵略的可能性[23]，自認其有權支配鄰近的國家來確保自身安全[21][24]。在戰爭還在進行的同時，史達林便已經開始有系統的訓練各國的共產主義份子，希望在紅軍攻抵歐洲各國後可以馬上樹立一系列忠於莫斯科的共產政權。在紅軍抵達這些國家後，蘇聯的人員便立刻控制媒體，尤其是無線電台，並且迫害獨立的公民組織，從青年團體、學校、教堂、其他政黨等等都被禁止[25]，同時社會主義統一指揮的體制，對於戰後重建階段與新興獨立國家來說有很大幫助，政績亦使共產政權坐大。為了從二戰中復原，史達林計劃在戰後先與英國和美國保持和平，以求蘇聯國內的重建和經濟成長[26]。

西方盟國對於戰後的佈局也有不同意見，羅斯福的目標是在歐洲和亞洲取得軍事勝利、建立一個世界和平組織，而邱吉爾與蘇俄類似，注重於地緣關係、大英帝國的生存和對地中海地區的控制、以及確保東歐國家扮演英國與蘇聯之間的緩衝國，羅斯福的目標相較更為全球化[27]。

從當時美國決策者的觀點來看，蘇聯是一個可以結盟的對象，而英國的角度則將蘇聯視為是他們安全的重大威脅。隨着蘇聯佔領東歐各國，史達林在談判桌上要挾英美兩國的籌碼也越來越多。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的不同使他們各自與蘇聯進行了獨自的協定，在1944年10月邱吉爾到莫斯科協商，他答應將巴爾幹半島切為數個不同的勢力區塊，而羅斯福則在雅爾達會議上與史達林就亞洲的部分達成協定，但拒絕支援邱吉爾對於波蘭和歐洲劃分的看法[27]。

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對戰後在亞洲等地的權力佈置達成一定共識，但對歐洲的劃分仍然無法達成協議[28]。羅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後，接替他的哈瑞·杜魯門對史達林抱持懷疑態度，並開始倚重一群外交政策上的菁英作為顧問。蘇聯不顧邱吉爾和杜魯門兩人的反對，在波蘭扶植了共產黨的親蘇政權，這一舉動也導致反對蘇聯的波蘭流亡政府無法回國重組政府[29]。

 
二戰後盟軍佔領下的德國

隨着盟國在1945年5月成功擊敗德國，德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結束。蘇聯佔領了東歐等前納粹德國盟國如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28]，而美國和西方盟國則控制西歐。在盟軍佔領下的德國，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各自設置了佔領區塊，成為四國共治的局面[30]。

隨着聯合國憲章在1945年6月的簽訂，多國組成的聯合國由此誕生，然而其安全理事會的執行權力被其成員國所持有的否決權所限制[31]。聯合國之後也在實際上淪為一個各國用以發表各自言論的場合，而蘇聯則僅將其視為是一種宣傳的管道[32]。

波茨坦會議和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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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斯頓·邱吉爾、哈利·杜魯門以及斯大林在波茨坦會議，1945年
更多資訊：波茨坦會議和日本投降

在德國投降後不久的波茨坦會議上，盟國對於德國和東歐未來的佈局產生重大分歧[33]，參與討論的各國之間對彼此的不信任和爭論言語也證實了他們對彼此一直以來的猜忌[34]，在會議上杜魯門向史達林透漏美國已經擁有了一種強大的新武器[35]。

史達林早已得知美國在研發原子彈，並且早已在暗中推動蘇聯本身的原子彈發展，也因此對此訊息沒有很驚訝，他在會議中稱他很高興美國發展出了可以用來對抗日本的新武器[35]。一個星期之後，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在原爆之後，史達林向美國抗議杜魯門沒有提供蘇聯在佔領日本上的地位[36]。

東方集團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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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東方集團和西方盟國的背叛
 
戰後東歐的國界變更以及東方集團的形成，又被稱為鐵幕。

早在二戰開始的時候，蘇聯便在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吞併了許多國家為其加盟共和國，包括了波蘭東部[37]、拉脫維亞（拉脫維亞SSR）[38][39]、愛沙尼亞（愛沙尼亞SSR）[38][39]、立陶宛（立陶宛SSR）[38][39]、芬蘭的一部分（卡累利阿-芬蘭SSR）以及羅馬尼亞的東部（摩爾達維亞SSR）[40][41]。

而從納粹德國手中由蘇聯紅軍佔領的東歐國家被蘇聯一一變成東方集團的衛星國[42]，包括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43]、波蘭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44]、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45]、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46]。從波羅的海各國到中歐，西方盟國儘管對於蘇聯藉由豎立共產政權的擴張表示憂心和質疑，但卻沒有即時採取實際行動支援那些國家反共的人民和波蘭流亡政府等組織進行民族自決的權利，這在後來被波蘭和東中歐國家人民稱為是西方盟國的背叛。後來英美兩國向蘇聯讓步，承認了這些共產國家的合法性，使得雅爾達會議裏原先約定的戰後權力分配正式破產[47]。

蘇聯式的政權在東歐的擴散不但在那些國家施加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同時史達林也對他們進行了殘暴的統治，以蘇聯的祕密警察來打壓和迫害存在的和潛在的反對者[48]。隨着史達林統治而來的，是由拉夫連季·貝利亞率領的NKVD在東歐各國進行的共產權力鞏固，鎮壓各國反共的勢力[49]。只要被蘇聯扶植的傀儡政權有任何的反抗意識出現，史達林便重複其戰前的策略，將反抗者除權，並且進行作秀的審判，然後監禁或處決[50]。

在亞洲，紅軍於戰爭結束前的最後階段進攻並佔領了滿洲國，並且佔領了朝鮮半島38度線以北的大片土地[51]。隨着蘇聯的坐大，溫斯頓·邱吉爾便已開始憂心蘇聯對東歐的龐大控制，加上史達林的不可靠特質，會使得蘇聯成為西歐的最大威脅[52]。很快的，英法等國決定欲與美國交好以反制蘇俄，而美國的介入更加劇了歐洲的東西對立。

準備新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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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鐵幕

在1946年2月，喬治·凱南從莫斯科向美國發回了一則「長電報」，電報中闡述他對於蘇聯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的深入分析，認為美國與蘇聯的長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主張以圍堵政策對付蘇聯。這則電報對美國政府決策者的影響巨大，並且成為之後美國數十年用以對付蘇聯的策略基礎[53]。而同一時期蘇聯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也主筆了一篇傳回莫斯科的電報，主張美國是一個獨斷的資本主義勢力，並宣稱美國正在「準備贏得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有利條件」[54]。

在1946年9月6日，美國國務卿占士·伯恩斯在德國發表了一場演講，重申美國對於西德人民的重視，批評小亨利·摩根索所提出的要在戰後德國去除工業化的計劃，並且向蘇聯警告美國將會在歐洲維持無限期的軍事部署[55]。如同伯恩斯在一個月後所說的「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贏得德國人民的支援…這是一場我們與俄國之間贏得民心的鬥爭…」[56]

在「長電報」發表後不久，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西敏學院發表了鐵幕一演講[57]，呼籲英美聯盟對抗蘇聯，並指控蘇聯在「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得里亞海的第里雅斯特」之間建立起了「一道鐵幕」[42][58]。

冷戰的開始（1947-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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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情報局與蘇聯-鐵托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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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共產黨情報局

在1947年9月蘇聯創建了共產黨情報局，用以確保國際間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統性，以及藉此來保持蘇聯對其東歐衛星國和各地共產政黨的嚴密政治控制[59]，然而共產黨情報局在隔年便踢到鐵板，南斯拉夫的約瑟普·布羅茲·狄托決定與蘇聯分裂，也因此被逐出共產國際，並且一直保持不結盟的態勢[60]。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繼任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採取和解政策，蘇南兩國關係才正常化。

圍堵政策與杜魯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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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歐洲格局圖
主條目：圍堵政策和杜魯門主義

在1947年，美國總統哈瑞·杜魯門的顧問勸他採取行動以遏制蘇聯的擴張，指出史達林的許多趁着戰後混亂和權力重組而進行的權力擴張，已經導致另一場戰爭爆發的可能[61]。在1947年2月，英國政府宣佈他們無法繼續在希臘內戰中支援君主政權抵擋共產黨的游擊隊。

美國對於蘇聯的擴張採取了圍堵政策[62]，其目標為停止共產主義的繼續擴張。杜魯門在一則演講中主張分配4億美元資金以介入希臘的內戰，並且提出了杜魯門主義，將這場內戰定義為自由人民與極權主義政權之間的對抗[62]。儘管希臘共產游擊隊是由與蘇聯分裂的南斯拉夫的狄托提供主要支援[15]，美國仍指控蘇聯暗中企圖顛覆希臘的君主政權以圖擴展蘇聯的影響[63]。

杜魯門主義的出現也代表了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間持續了數十年的對於圍堵政策的支援共識形成，儘管這種共識在越戰後會開始弱化[64][65]。西歐各地的溫和派和保守派政黨乃至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對西方國家的結盟給予支援[66]，而由KGB資助扶植的美國和歐洲共產黨組織則一貫遵從莫斯科的指令和宣傳路線，並且暗中協助蘇聯的間諜情報活動[67]，雖然仍有少數異議份子存在。除此之外，在西方國家反對圍堵政策的還包括反越戰運動、核裁軍運動、以及其他主張美國單邊裁武的「和平主義」組織和行動份子，儘管這些團體大多都由蘇聯所暗中資助和控制[68][69]。

馬歇爾計劃與捷克斯洛伐克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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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歐洲各國獲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數量比較圖
 
柏林在戰後由英美法蘇四國託管的區域劃分
主條目：馬歇爾計劃和二月事件

在1947年初，英國、法國和美國與蘇聯進行有關德國未來的會談以失敗告終，此會談本來希望建立一個經濟上自給自足、由蘇聯移除主要工業產能和基礎設施的德國[70]。在1947年6月，依據杜魯門主義，美國開始實施馬歇爾計劃，承諾向所有歐洲國家提供經濟上的協助，包括蘇聯在內[70]。

馬歇爾計劃的目標是為了要重建歐洲的民主和經濟體制，以控制在歐洲開始出現的共產坐大和權力失衡，避免從戰爭重建中的各國被共產政黨奪取政權[71]，馬歇爾計劃同時主張歐洲的繁榮必須依靠德國經濟的復甦[72]。一個月之後杜魯門簽下了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宣佈建立統一的國防部、中情局（CIA）、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這幾個機構會成為未來美國用以進行冷戰政策執行的主要政府體系[73]。

史達林認為若是容許東方集團與西歐進行經濟上的整合，會導致他們脫離蘇聯控制，同時認為美國是試着要透過金錢收買歐洲[59]，也因此他拒絕讓蘇聯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支援，並且阻止旗下的鐵幕各國接受美國的資助[59]。同時蘇聯則提出莫洛托夫計劃作為與馬歇爾計劃抗衡的方案，在1949年1月由共產黨情報局體制化[15]。史達林同時恐懼一個重建的德國，他認為戰後的德國不該擁有任何重新武裝的能力，如此一來才不會對蘇聯造成未來的威脅[74]。

在1948年初，原先是東方集團國家裏唯一還保持着民主體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內部不遵從蘇聯領導的「反動勢力」開始增長[75][76]，蘇聯於是發動了二月政變，推翻了受民意支援的貝奈斯政府，改以忠於莫斯科的共產黨政權哥特瓦爾德政府替代。這場政變突出的殘暴性震驚了西方各國，最後使得美國國會裏原本對馬歇爾計劃還抱持反對態度的少數人也改變立場[77]。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雙管齊下替西歐、希臘、土耳其等國帶來數十億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在美國的支援下，希臘的政府最後戰勝了共產黨的游擊隊[73]。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黨則在1948年選舉中擊敗了有相當聲勢的共產黨和社會黨聯盟[78]。在此同時，鐵幕的迅速鞏固和控制加壓也引發了大量雙方互相進行的情報和間諜活動、外交上的斷絕、以及越來越多東方集團逃往西方的叛逃者[79]。

鑾披汶·頌堪再度上台後的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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鑾披汶·頌堪在1948年4月8日帶領政變集團發動政變，隨着國際環境的變化和鐵幕的拉開，還有一系列反殖民鬥爭的勝利，使得美國和英國樂意在四月份認可披汶政府。披汶和他第一次上台時所做的一樣，他發動了一次新的排華運動，採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華人的經濟主導地位以及促進泰人商業發展。對於南方的伊斯蘭叛亂，披汶上台後逮捕和囚禁了四個省的馬來領袖，宣佈伊斯蘭教和馬來組織非法。在這個時代，泰國的經濟發展很快，局勢很穩定，而且泰銖也很穩定，圍繞在20泰銖兌換1美元上。

美國在亞洲把泰國看作一個對抗共產主義的獨立國家和一個地區強國，其使命是遏制該地區的共產主義。泰國是第一個派遣軍隊參與聯合國韓戰作戰的亞洲國家，1954年泰國成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地區基石。與當時的鄰國相比，泰國是強大和穩定的，尤其在披汶執政之後。隨着一個接一個共產主義的挑戰，美國增加了對泰國的依靠和援助。1951-1957年間，泰國是1.49億美元經濟援助和2.22億美元軍事援助的受益者。經濟援助還包括擴展曼谷港口的工作以及改進高速公路和鐵路交通。

柏林封鎖和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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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封鎖中，載滿補給品的C-47運輸機在滕珀爾霍夫機場卸貨
主條目：柏林封鎖

美國與英國在1947年1月1日將他們各自控制的西德芝域合併為一區塊，接着法國也在1949年4月加入[80]。為了重建德國的經濟體，西歐各國和美國的代表在1948年初協商宣佈將建立一個統一的西德聯邦政府[81]。除此之外，隨着馬歇爾計劃的推行，他們決定將讓德國重新工業化並且重建經濟，包括了以德國馬克取代已被蘇聯所貶值的國家馬克[82]。

不久之後，史達林便展開了柏林封鎖（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2日），成為冷戰中第一個主要的危機。在封鎖期間，蘇聯以其控制的東德地區圍堵西柏林，阻止食物、物資、和其他補給品進入城市[83]。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新等國於是展開了龐大的「柏林空運」，透過貨機空運來提供西柏林居民食物和其他物資[84]。

蘇聯對西方國家的政策展開了一系列的輿論攻勢，來自東柏林的共產黨人再一次的企圖於當年的柏林地方選舉中操弄結果（如同他們在1946年選舉中的舉動一樣）[80]，然而西柏林民眾則以86.3%的投票率大幅支援了非共產黨的政黨[85]，300,000的柏林市民上街遊行，要求國際間的空運繼續進行[86]，同時盟國空軍對柏林的物資提供則越來越多，甚至開始空運給小孩子的糖果[87]。到了1949年5月史達林終於停止了封鎖[49][88]。史達林後來在1952年提出一個要統一東西德的計劃，前提是西方盟國要從德國先行撤軍，然而西方國家斷然拒絕了此一提案，許多人並且質疑史達林的真實動機[89]。

北約與自由歐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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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北約和自由歐洲電台
 
杜魯門總統在白宮簽下了北大西洋公約，1949年

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八個西歐國家在1949年4月簽訂北大西洋公約，創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49]。同年的八月蘇聯在哈薩克SSR的塞米伊引爆了第一枚蘇聯的原子彈[15]。隨着蘇聯再次於1948年拒絕參加德國重建的計劃[81][90]，美國、英國、和法國在1949年4月決定從他們控制的德國區塊中正式建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33][91]。蘇聯則在當年10月宣佈從其控制的德國區域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33]。

同一時期，蘇聯旗下的東方集團各國則透過由政府控制的媒體對其人民進行資訊的控制和宣傳，廣播、電視由政府所有，報紙則多為地方的共產黨所掌控[92]。在這樣的宣傳體制下，蘇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攻擊資本主義，宣稱對勞工的剝削和對外的好戰是其本質[93]。

而同時美國則在1949年創立自由歐洲電台，與BBC和美國之音一起[94]，構成了西方國家對東歐和蘇聯人民的宣傳管道，以推動共產主義的和平解體為其目標[95]。自由歐洲電台藉由對鐵幕內人民的廣播，提供除了共產官方宣傳以外的資訊途徑[95]。自由歐洲電台代表了美國在冷戰早期的戰略，在當時喬治·凱南等人還認為冷戰最終會是透過政治途徑而非軍事手段來決定勝負[96]。

美國的決策者，包括了凱南和約翰·霍士特·杜勒斯都承認冷戰在本質上是一場不同思想的戰爭[96]。美國的情報單位CIA則透過一系列的情報和間諜活動，企圖在歐洲和發展中國家阻擋共產主義的支援和崛起[97]。同時CIA也在國內發起了募款活動，藉由替自由歐洲電台募款來集結美國民眾對反共政策的支援[98]。

在1950年代初，美國開始讓西德重新軍事化，並且在1955年讓西德加入了北約[33]。在1953年5月拉夫連季·貝利亞曾經試着提議讓東西德統一成為中立國，試圖以此阻止西德加入北約，但並沒有成功[99]。

第二次國共內戰與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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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第二次國共內戰和東南亞條約組織
 
國、共兩黨領導人蔣中正（左）、毛澤東（右），於1945年重慶會談合影。之後中共在內戰中獲勝，國民黨則撤退台灣，形成兩岸分治至今

在1940年代末的國共內戰中，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敗了由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國軍，蘇聯迅速承認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與之結盟[100]，蔣中正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地區。第二次國共內戰的結果，加上美國在1949年失去了對原子彈的獨壟地位，迫使杜魯門重新思考其策略，並且加速圍堵政策的佈署[15]。在1950年的一份祕密檔案中[101]，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增強對西方盟國的支援，並且大幅增加國防預算[15]，亦導致亞洲多國陷入軍事分裂局面。

美國也因此開始擴展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圍堵政策，以防止由蘇聯支援的革命勢力再次令當地政府變為共產政權[102]。在1950年代初期，美國正式與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泰國、和菲律賓（尤其是1951年的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和1954年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簽訂安全保障協定，並且在那些國家建立起長期的美軍基地[33]。

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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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韓戰
 
聯合國軍的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正坐在軍艦上觀看對仁川的炮轟行動，1950年9月15日
 
 
 
蔣中正、李承晚與吳廷琰三人於冷戰初期分別領導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與越南共和國，在國共內戰、韓戰與越戰中，於竹幕最前線與共產主義直接對決。

韓戰的爆發成為了影響早期圍堵政策的重要事件，1950年6月，金日成的朝鮮人民軍入侵韓國[103]，在入侵前史達林還親自替他「計劃、準備、展開」了整場侵略[104]，提供朝鮮詳細的作戰計劃[105][106][107][108]。然而，出乎史達林意料的是，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防衛韓國，由於當時蘇聯正在「抵制」聯合國承認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常任理事國的位置，因而無權投票否決聯合國出兵[109]。組成聯合國軍的部隊除了韓國國軍、美軍、英聯邦軍（英語：British Commonwealth Forces Korea）（含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外，尚有土耳其、法國、菲律賓、荷蘭、比利時、泰國等國家的部隊[110]。

韓戰對冷戰的發展和參與各國都產生深遠的影響，促成了北約的軍事指揮結構產生[111]。許多國家的人民對參戰的看法不一，例如在英國，反對和支援參戰的民眾呈現兩極化。許多人恐懼這場戰爭會演變為與共產中國的大規模戰爭，甚至爆發核戰。這場戰爭對英美關係造成了相當的壓力，英國政府試圖提早結束這場戰爭，希望讓聯合國託管統一的韓半島，並且迅速撤離所有外國軍隊[112]。

1953年停戰後，由金日成統治的朝鮮成為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到處豎立起對其自身的個人崇拜[113][114]。而在韓國，美國支援的李承晚強人政府則僅依賴威權統治和貪污維持其政權[115]。李承晚於1960年被學生運動推翻後，韓國又再進入朴正熙、全斗煥等武將的軍事統治，多黨民主體制要到1987年冷戰接近尾聲時才重新出現。

危機和衝突升級（1953-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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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冷戰 (1953－1962年)
 
1959年時北約與華約國家的軍隊數量對比

赫魯曉夫、艾森豪威爾與去斯大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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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政治領導人的改變也轉換了冷戰的動向[116]，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於當年1月20日就職為美國總統。在那之前，於杜魯門任內最後18個月之間，美國的國防預算整整增加了四倍。艾森豪威爾上台後稍微減緩了三分之一的國防預算，希望以更有效的方式來準備冷戰[15]。

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後，其忠實追隨者貝利亞遭處決，尼基塔·赫魯曉夫成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排除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和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政敵。在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公然譴責史達林的罪行，震驚了整個東方集團[117]。他並且展開了一系列的去斯大林化政策，主張要改革去除斯大林政策的唯一方式是公開承認之前蘇共所犯下的錯誤[73]。

儘管如此，赫魯曉夫並沒有放棄對於共產主義理念形式上的支援。他在1956年11月18日與一群西方大使會面時，著名的說出了：「不管你喜不喜歡，歷史是在我們這一邊的。我們總有一天會把你們給埋葬。」震驚在場的人[118]。不過赫魯曉夫後來稱他指的並不是透過核戰贏得冷戰，而是主張歷史潮流必然會讓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119]。在1961年赫魯曉夫宣稱雖然當時蘇聯在經濟上落在西方之後，但在十年之內蘇聯便會解決國內的住房短缺，同時生活物品也會變得豐裕，並且稱在二十年內蘇聯便會完成「一個共產主義的主要建設」[120]。

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約翰·霍士特·杜勒斯則替圍堵政策提出了「新展望政策（英語：New Look (policy)）」，主張更大程度的倚賴核武器來對抗美國的敵人[73]。杜勒斯同時闡述了「大規模報復」的原則，警告將會以全面的報復來應對任何蘇聯的入侵。在冷戰的這個階段，美國仍然持有核武器上的數量和技術優勢，這也使得艾森豪威爾可以在1956年的蘇彝士運河危機中不顧蘇聯的反對介入[15]。

華沙條約與匈牙利十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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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華沙條約和匈牙利十月事件
 
華沙條約國家的地圖
 
匈牙利十月事件中，被民眾將中間共產黨標誌去除了的匈牙利國旗。中間有洞的國旗成了這次事件的象徵

史達林的去世和赫魯曉夫的上台在1950年代初期稍微緩和了冷戰的緊張局勢，然而歐洲仍然處在緊繃的軍事對峙中[121]。蘇聯在1949年便在東方集團建立了一個安全互助的防衛約定[122]，接着在1955年將旗下各國正式透過華沙條約組織結成軍事同盟[33]。

赫魯曉夫在1956年移除了匈牙利的斯大林主義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馬加什，不久之後便爆發了匈牙利十月事件[123]。在匈牙利人民的推動下，新的政府解散了祕密警察、宣佈將從華沙公約中脫離、並且承諾將舉辦自由的選舉。對此，蘇聯紅軍迅速的入侵[124]，數千名匈牙利人被逮捕、監禁、或流放到蘇聯境內[125]，同時大約200,000名匈牙利人在混亂中逃離匈牙利[126]。改革派的匈牙利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伊姆雷和其他人則在秘密審判後遭處決[127]。

從1957年到1961年間，赫魯曉夫多次的威脅西方將進行核武的毀滅戰爭，他宣稱蘇聯的導彈技術已經遠超過美國，還可以毀滅任何美國或歐洲的都市。不過，赫魯曉夫仍然拒絕相信史達林所稱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理論，並且主張它的目的是為了要與西方「和平共存」[128]。這個立場也改變了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態勢，拋棄了原先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階級鬥爭必將導致國際戰爭的衝突理論，改而認為和平的時期將可以促成資本主義的垮台[129]，並且在同時間讓蘇聯有時間準備自身的軍事實力[130]。這種想法要直到後來戈巴卓夫時代將和平視為是目的而非手段時才會改變[131]。

蘇聯對於匈牙利十月事件的武力鎮壓使得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政黨產生了內部衝突，尤其在西歐國家，許多西歐的共產主義政黨都因為見證了蘇聯對匈牙利的武力鎮壓而產生大量的退黨潮[132]。西方世界的共產主義政黨在接下來幾十年都因而一蹶不起，無法脫離匈牙利十月事件的陰影如同南斯拉夫政治家密洛凡·德熱拉斯在革命被鎮壓後不久所說的「匈牙利十月事件對共產主義帶來的創傷是永遠都不會復原的」[132]。

柏林最後通牒與歐洲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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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中蘇聯所達到最大勢力範圍時，也就是古巴革命之後、中蘇分裂之前的時期

在1958年11月，赫魯曉夫發給了西方一則「最後通牒」，要求美英法三國在六個月內將他們各自掌管的柏林區塊結合為一個獨立的、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否則他將會把控制進出柏林的權力轉移到東德的手上。赫魯曉夫稍早曾經跟毛澤東這樣說：「柏林市就猶如西方的睾丸一般，每次我想讓他們尖叫，我就捏柏林一下。」[133]然而北約在12月拒絕了赫魯曉夫的通牒，對此赫魯曉夫則做出了讓步，以換取透過日內瓦會談來決定柏林的問題[134]。

在同一時期，1950年代的重要事件之一便是歐盟的整合開始。歐盟的出現是冷戰的附帶產品之一，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都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支援歐洲的整合，儘管後來的幾任總統的政府也開始對歐盟的推動抱持保留態度，擔心獨立的歐洲將會與蘇聯另外進行威嚇對立，如此一來會分裂西方國家的統一性[135]。

第三世界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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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去殖民化和獨立戰爭
 
1961年蘇聯發行的支援非洲國家獨立的郵票

一些國家例如危地馬拉、印度支那、和印尼等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被認為是與共產主義有所連結[73]。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和蘇聯在1950年和1960年初不斷地在第三世界去殖民化過程中的許多國家進行散播影響力的競爭[136]，蘇聯並認為殖民勢力的退去象徵了他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最終勝利即將到來[137]。雙方都向他們各自支援的團體販售或提供武器[138]，這些國家亦在聯合國的投票上鼎力支援美蘇雙方。

美國利用中央情報局來影響對他們不友善的第三世界政府，並且支援親美的國家[73]。例如在1953年策劃了伊朗政變以推翻穆罕默德·摩薩台，摩薩台當時國有化了英國持有的英伊石油公司，同時邱吉爾還指稱他有邁向共產主義的傾向[139][140][141][142]。取而代之的則是親西方的沙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成為了獨裁的君主政權[143]，儘管巴勒維統治下的伊朗在冷戰中並不會扮演直接的角色。

中情局也主導了1954年的政變推翻危地馬拉的左派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144]，並且在那之後豎立反共的軍政府[145]。而選擇不結盟的印尼總統、民族主義領袖蘇卡諾則在1956年面臨印尼國內各方企圖脫離雅加達控制的反對勢力，其中一些反抗軍因為反共主義的言語而受到中情局的支援，但最後蘇卡諾仍在軍事上平息了這些叛亂[146]。

 
 
 
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日成與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是冷戰初期於東亞崛起的三個新興共產主義領袖。
 
越南分治後，大約100萬難民在自由之路行動期間逃離共產制度的北越

在法越戰爭中，法國在越盟共產主義游擊隊的不斷攻勢，加上奠邊府戰役的挫敗下，決定放棄他們在越南的殖民統治。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中法國簽下停戰條約，使得越南被劃分為支援蘇聯的北越以及支援西方的南越，沿着一七線劃分。在1954年至1961年之間，艾森豪威爾政府會持續地向南越提供經濟和軍事顧問上的支援，以抵抗共產北越的侵擾[15]。

許多其他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則拒絕在東西方的衝突之間選邊站。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數十個第三世界國家選擇不介入冷戰[147]。在萬隆會議達成的協議會成為後來1961年在貝爾格萊德結成的不結盟運動的根據[73]。而在同時，赫魯曉夫則宣佈將與印度和其他中立國家進行更深層次的外交交流。在第三世界的獨立運動使得戰後的非洲、中東、亞洲、拉丁美洲等地變成較為多元的國際秩序[15]。

中蘇交惡、太空競賽與洲際彈道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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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發行的紀念史普尼克1號的郵票
主條目：中蘇交惡和太空競賽

1956年後蘇聯經歷了一連串的挫敗，尤其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惡最為嚴重，令到蘇聯原先精心設計的共產盟國保護網出現大漏洞，此次外交挫敗亦改變歷史。儘管毛澤東在史達林死後仍然替他辯護，並且批評赫魯曉夫走的是修正主義路線而放棄了革命的理念[148]。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則認為毛澤東對於核子戰爭的後果並不了解，並且稱他是「坐在王位上的瘋子」[149]。

赫魯曉夫多次試着挽救中蘇間的聯盟，但毛澤東認為與蘇聯繼續交往是沒有意義的，也因此拒絕與蘇聯復合[148]。中蘇間的分裂還引發了兩個共產國家間的互相宣傳論戰[150]。由於兩國的分裂，在那之後蘇聯會和共產中國在國際上互相爭奪作為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哥角色[151]。雙方曾接近戰爭狀態，最終導致1970年代美國趁機提出善意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成爲盟友的事件。

 
在紅場展示的蘇聯的R-12中程彈道導彈，此種導彈在之後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成為衝突的焦點

在核武器上，美國和蘇聯各自擴增其戰略核武器庫存，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可以長距離攻擊對方的武器[33]。在1957年8月蘇聯成功試射了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ICBM）[152]，接着同年10月發射了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153]，史普尼克的發射成為了太空競賽的開端。這直接導致美國在同年十二月發射先鋒測試火箭3號（英語：Vanguard TV3），以及後來成功登月的阿波羅計劃，太空人弗蘭克·博爾曼還形容阿波羅「只是冷戰的一場戰役。」[154]

古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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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古巴革命和豬灣事件

在古巴，菲德爾·卡斯特羅藉由七二六運動在1959年1月成功奪取政權，推翻總統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及原古巴共和國，即使在革命之前，失盡民心的巴蒂斯塔政權便已經被艾森豪威爾政府拒絕軍援[155]。

新的古巴政權與美國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外交關係，然而，當菲德爾·卡斯特羅在4月前往華盛頓特區拜訪時，艾森豪威爾卻不願親自會見他，而是由副總統李察·尼克遜代替[156]。古巴在不久後的1960年3月開始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商討購買軍火事宜[157]。

在1961年1月，美國正式與古巴斷交。在1961年4月新任總統約翰·甘迺迪透過中情局在聖克拉拉省的豬玀灣發起了一次入侵，計劃由美國支援流亡美國的古巴人組成部隊攻回古巴，然而入侵卻因為種種因素而失敗，嚴重打擊了美國的形象[158]。卡斯特羅於是公開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蘇聯也承諾向古巴提供援助[158]。美古兩國直到2015年巴拉克·奧巴馬執政期間才再次建交。

柏林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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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和美國的坦克在查理檢查哨的緊張對峙，1961年10月27日
主條目：1961年柏林危機
主條目：柏林圍牆

1961年的柏林危機是冷戰裏最後一次關於柏林地位和戰後德國處置爭議的主要事件。在1950年代初，東方集團各國開始仿效蘇聯，限制其人民自由遷徙和移民的權利[159]。然而在那幾年間，每年都有數十萬的東德人民透過東西柏林之間的一個「漏洞」移民到西德，以逃離共產主義統治[160]。

往西德的移民導致東德產生了嚴重的人才外流，尤其是那些年輕而受過教育的人。到1961年為止已經有20%的東德人口移民到西德[161]。在那年的6月，蘇聯向西方盟國發佈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從西柏林撤出軍隊[162]。然而西方國家並沒有讓步，東德接着在8月13日開始在與西柏林的邊界設立鐵絲網障礙，最後會擴建成柏林圍牆，以此阻止東德人民逃到西柏林[163]。

古巴導彈危機與赫魯曉夫的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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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古巴導彈危機
 
古巴導彈危機中，美國海軍的P-2海王星巡邏機飛過了一艘載運了前往古巴的導彈的貨船

在豬灣事件之後，甘迺迪政府仍然繼續尋找推翻卡斯特羅的辦法，並且由中情局以「古巴計劃」為代號進行了一連串的計劃構思和準備。在1962年2月，赫魯曉夫得知了美國的「古巴計劃」的存在，並且據情報認為美國將會在當年10月採取動作推翻卡斯特羅，可能透過另一次軍事入侵、或是刺殺卡斯特羅[164]。赫魯曉夫因此決定在古巴建設蘇聯的核導彈基地[164]。

甘迺迪在得知此訊息後，評估他的各種應對方案，最後決定以海軍封鎖和對蘇聯發出最後通牒的方式來阻止古巴導彈基地的建成。最後的結果，赫魯曉夫在衝突中做出讓步，將導彈從古巴移除，而美國則承諾不會再入侵古巴[165]。卡斯特羅後來對此承認：「我當時已經準備好同意使用核武器…我們都認為核子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遲早都會被消滅的。」[166]

一般認為1962年10月-11月的這場古巴導彈危機，是世界上最接近核戰爭的時刻[167]。這場危機也展現了相互保證毀滅的概念，在衝突中持有大量核武器的雙方都不能先行使用這類武器，以避免造成衝突的升溫和大規模的毀滅[168]。古巴導彈危機使得雙方開始檢討核軍備競賽，並且試圖推動核裁軍來緩和兩方的關係[121]，雙方稍早前已經在南極條約體系中首次對核武控制做出了一定共識[169]。

在1964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克里姆林宮數名高層同僚一同奪取了他的權力，但仍允許他和平的「退休」[170]。赫魯曉夫被他的政敵指控他舉止粗魯和政策上的無能，同時也責怪他毀了蘇聯的農業發展，並且差點在古巴危機中導致核戰爭的爆發[170]。除此之外，赫魯曉夫允許東德建立柏林圍牆的決定也讓蘇聯和東方集團在世界輿論上顏面盡失[170]。後當時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接替赫魯雪夫成為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

緩和政策下的對抗（196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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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冷戰 (1962－1979年)
 
1973年時北約與華約國家的軍隊數量對比
 
美國在1969年的登月任務成功成為太空競賽中的一大里程碑
 
美國海軍的F-4幽靈II戰鬥機攔截一架蘇聯的Tu-95轟炸機，1970年代初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間，冷戰的各方都在不斷適應和調整以應付新的國際局勢和環境，因為國際關係已經有越來越多國家和動向不屬於美蘇兩大集團的對抗裏了[73]。從戰後開始，西歐各國和日本迅速的從二戰的廢墟中重建起來，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間呈現驚人的經濟成長率，到了1970年代他們的人均生產總額已經開始近逼美國，而同時東歐集團的計劃經濟則陷入停滯[73][171]。

由於1973年石油危機的出現，加上第三世界的組織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不結盟運動的影響力成長，許多之前並不強大的國家開始在國際舞台上擁有更多發揮影響力的空間，並且有能力抵擋來自美蘇兩邊的壓力[102]。而在此同時，莫斯科則被迫將注意力轉到自己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上[73]。在這個時期，蘇聯的領導人如蘇共中央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和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都接受了緩和政策的概念[73]。

法國脫離北約軍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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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的團結性在很早的時候便受到挑戰，尤其是從夏爾·戴高樂在1958年擔任法國總統開始。戴高樂反對美國在北約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時也對英美兩國的「特殊關係」表示不信任。他在1958年9月17日一篇寫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備忘錄中，宣稱希望英美兩國考慮讓法國加入成為主要決策的第三國，並且增加北約的涵蓋範圍到關及法國利益的地理區域，例如當時法國正在忙着打反游擊戰的阿爾及利亞[172]。

然而，戴高樂從英美兩國獲得的回應並沒有讓他感到滿意，他因此開始發展法國自身的核武嚇阻能力，並且在1966年從北約脫離，並且趕出了北約駐守在法國的軍隊[173]。也由於戴高樂對英國的不信任，法國政府在1963年和1967年戴高樂執政期間兩次否決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英國在戴高樂去世後的1973年才成功加入歐共體。而直到2009年法國才再次加入北約軍事架構。

六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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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六八運動、五月風暴和民權運動

六八運動是指在1960年代中後期，1968年達到高峰，在歐洲及美洲主要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一個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精英等抗議活動所使用的一個活動口號，在法國、意大利等地皆出現學生示威的情況。

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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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布拉格之春

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一段時期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運動，被稱為布拉格之春。在改革派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帶頭下，運動訴諸要求增加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等等，同時還重視計劃經濟造成的生活用品短缺，要求回歸多黨政府並限制秘密警察的力量[174][175]，並且考慮退出華沙公約[176]。

而蘇聯對布拉格之春的回應則是派遣紅軍連同其他華沙公約軍隊，在當年8-9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77]。在蘇聯入侵後，大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開始逃離國家，首先是70,000人，最後總數達到300,000人[178]。蘇聯的入侵引發了南斯拉夫、中國、以及西方國家的共產政黨的一片討伐[179]。

美國和北約則對這場入侵則採低調處理，儘管蘇聯曾擔心失去捷克斯洛伐克會使西方趁機弱化東方集團，然而當時的美國決策者卻完全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當時身陷越戰的林登·詹森無暇在歐洲開闢第二個可能的衝突點，同時他也不希望得罪莫斯科而影響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簽訂，也因此美國坐視了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沒有介入[180]。

布里茲尼夫主義、蘇聯經濟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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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與李察·尼克遜在1973年於華盛頓的會談，此時是兩國和緩政策的高峰點
主條目：布里茲尼夫主義

為了避免鐵幕下的國家再次試着脫離蘇聯的掌控，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不久的1968年9月一場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演講上，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尼夫提出了布里茲尼夫主義，主張蘇聯有權侵略任何試圖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演講中他說：「當與社會主義敵對的勢力試圖將某些發展社會主義中的國家轉向資本主義時，不但是對那個國家造成了問題，而且還是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造成了問題。」[176]

 
波蘭街上正在排隊買日用品的人們。因消費產品短缺而造成商店前的大排長龍，是當時鐵幕國家常見的場景

事實上，在布里茲尼夫主義出現的這個時期，鐵幕下的國家包括蘇聯在內都已經陷入嚴重的經濟停滯，如波蘭、匈牙利、東德等國家在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上都已經開始明顯落後於西德和其他西歐國家[181]。在這個階段開始明顯浮現的經濟停滯，也使得布里茲尼夫時代被稱為「停滯時代」。隨着經濟體的擴張和變動，莫斯科的經濟計劃官僚開始被排山倒海而來的經濟計算、決策問題所壓倒。共產國家的官僚體制使得進行決策必需的重要經濟資訊不能有效地傳遞，連帶使得企業層次的勞動力和資源分配、創新、消費者服務和供給無法有效進行[182]。

在鐵幕下生活的人民則經歷越來越嚴重的消費者用品短缺，一般人民平日花費大量時間在公營的福利社前排隊等待購買所需食品和產品，包括基本的生活用品例如衛生紙都會短缺[183]。身為石油和各種資源輸出國的蘇聯儘管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獲得大量硬通貨的收入，然而在危機之後蘇聯卻出現了比日本、西歐和美國更為明顯的經濟衰退。在實際上，導致蘇聯經濟停滯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內部體制的問題而非外部影響[184]。

第三世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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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越戰、贖罪日戰爭、1973年智利政變和南非邊境戰爭
 
阿列克謝·柯西金（左）與美國總統林登·詹森

儘管對鐵幕內的國家影響有限，美國繼續支援與其友好的第三世界政權作為防止蘇聯影響力擴張的途徑，並且對那些他們認為有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奪權的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干預。在1965年林登·詹森派遣22000人的軍隊佔領多米尼加共和國一年，以避免類似古巴的革命出現[15]，在之後1966年的選舉中，保守派的華金·巴拉格爾當選總統，杜絕了共產黨人上台的機會。而在印尼，蘇哈托藉由930事件從蘇卡諾手中奪權，過程中殺害了大約五十萬名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份子和其他親共人士。儘管美國在政變中拒絕支援蘇哈圖軍火[185]，在他執政後仍因為他的反共立場而對他表示支援，不過蘇哈托在正式上仍會一直維持蘇卡諾的不結盟運動立場。

 
越戰中一名剛派抵越南峴港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1965年8月3日

南越的吳廷琰政府與北越、越共游擊隊之間的衝突也越演越烈，最後成為了越戰的開端。詹森總統派遣美軍進駐南越、支援越南共和國軍（南越軍），最後達到了575,000人。越南人民軍（北越軍）從蘇聯和中國取得各種戰爭的物資和技術援助，蘇聯派遣15,000名軍事顧問前往北越，並且向其提供了價值4.5億美元的軍火，而中國則派遣了320,000人和價值1.8億美元的軍火[186]。

儘管美軍在軍事上持續對北越佔有壓倒性優勢，並且也不斷獲得戰術上的勝利，然而由於詹森的政策失誤和美國國內反戰情緒的增長，加上美軍受到不能對北越領土做直接進攻的限制而無法取得關鍵性勝利，使得美國民眾對於越戰的信心逐年遽減，最後導致美國決策者決定從南越撤兵[187]。美軍撤軍後不久，北越發動了1975年春季攻勢，全面攻下了南越，最後於4月30日佔領其首都西貢，也使得美國曾在此地投入的軍力和犧牲以失敗告終。越戰的失敗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最低點之一，蘇聯的KGB也運用世界各地的宣傳網絡和特務藉着越戰而生的反戰及和平運動對美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進行了全面的攻勢[68]。

在越戰中，北越軍入侵了柬埔寨以建立通往南越的兵力和物資運輸網（胡志明小徑），在其後的柬埔寨內戰中，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波布率領的赤柬共產黨推翻了龍諾，建立了紅色高棉。冷戰後解密的蘇聯檔案顯示，北越在1970年入侵柬埔寨的舉動，是為了響應赤柬的發起內戰的攻勢[188]。美軍和南越軍因此進行了對柬埔寨的轟炸和地面攻勢[189]，但並沒有成功阻止赤柬於1975年奪取政權。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民主柬埔寨造成了估計約1-3百萬的人民死於其暴政和大屠殺[190][191][192]，被稱為是冷戰時期最冷血的一場種族滅絕[193]。

在智利，社會主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贏得了1970年的總統選舉，成為美洲第一位透過民選而非革命當上總統的馬克思主義者[194]。在美國中情局的支援下，奧古斯圖·皮諾契特將軍在1973年9月11日發動了智利政變，取代阿連德並建立了軍政府，同時監禁、處決了支援阿連德的大量共產黨人。皮諾契特不但撤銷了阿連德的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同時採取了自由市場的路線，形成了後來被稱為智利奇蹟的經濟成長。

 
在尼克遜和福特任期擔任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的亨利·基辛格是冷戰中的重要人物（1969-1977）

中東也持續是冷戰雙方爭議的焦點之一。埃及從蘇聯那裏獲得了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兩方的合作關係卻相當的不平和，蘇聯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和埃以消耗戰爭中都以軍事顧問、飛機、飛行員支援埃及，以對抗美國支援的以色列[195]。儘管埃及的新總統穆罕默德·艾爾·沙達特在1972年開始由親蘇轉向親美[196]，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當美國得知蘇聯可能會介入以幫助埃及的傳聞時，便毫不猶豫的大規模投入支援以色列[197]。除了埃及以外，蘇聯也與共產主義的南也門保持密切關係，還有親蘇的阿爾及利亞和伊朗等國[196]。另外在數十年的以巴衝突中，蘇聯也不斷地透過間接管道向亞西爾·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提供金援[198]。

在非洲，索馬里軍官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在1969年發動了政變，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權，並且獲得蘇聯的支援。在四年之後，親美的伊索匹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也被親蘇聯的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等軍官推翻，並且建立與古巴和蘇聯的密切關係[199]。然而後來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兩國間在1977-1978年爆發歐加登戰爭，卡特政府則對此衝突持中立態度[200]。而經過了長期獨立戰爭脫離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安哥拉，則在1975年爆發安哥拉內戰，由蘇聯和古巴支援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安人運）對抗美國和南非支援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安盟）。由於古巴和蘇聯的軍事支援，安人運最後贏得了內戰[199]。

中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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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1972年尼克遜訪華

由於中蘇分裂的影響，中蘇邊界衝突在1969年達到最緊張的階段，美國總統李察·尼克遜決定利用此時機來改變冷戰中的平衡[201]，而中國也在同時希望從美國那裏得到制衡蘇聯的優勢。

在1972年2月，尼克遜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展開邦交[202]，並且前往北京拜訪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同一時間，蘇聯已經在核武器威嚇實力上追上了美國，而同時越戰的挫折則大幅打擊了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和在西歐的聲望[203]。儘管美蘇之間非直接的衝突在這段時期仍然存在，兩國間的直接衝突態勢已經開始有減緩跡象[121]。但由於尼克遜任內發生了水門事件導致了尼克遜下台，之後的福特總統一直在忙於處理內部事務，所以兩國遲遲未建交，直到占美·卡特當選總統後中美兩國才於1979年建交並且與中華民國斷交，終止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裁撤了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USTDC）及駐台美軍顧問團（MAAG），駐台美軍也隨之撤離台灣，美國中情局也在1972年停止援助四水六崗衛教軍，而中國方面也在1979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到期後未再續簽，並在1980年停止了對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援助。中美兩國關係緩和導致冷戰局勢開始發生變化，中蘇兩國關係全面凍結，而中美兩國關係則持續升溫，並且兩國在越南和阿富汗分別出手打擊親蘇勢力。

尼克遜、布里茲尼夫、緩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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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和占美·卡特一同簽訂第二輪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維也納，1979年6月18日
主條目：戰略武器限制談判、赫爾辛基協議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在尼克遜造訪中國以後，他也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布里茲尼夫在莫斯科會談[204]。兩人協議達成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包含了兩個主要的核武限制條約：第一個是限制兩國核武器數量的SALT I[205]、第二個是禁止兩方進一步發展可以攔截對方彈道導彈技術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談判的目的是為了要減少兩國在發展核武和反彈道導彈技術上所耗費的龐大成本[73]。

尼克遜和布里茲尼夫兩人宣佈兩國進入了一個「和平共處」的新時代，並且以「緩和政策」來描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緩和局勢。在當時，大量軍備開銷對於蘇聯經濟造成龐大的負擔，也成為蘇聯經濟停滯的原因之一[15]。在1972年至1974年之間，兩國決議增加互相的經濟往來和貿易量[15]。尼克遜認為緩和政策取代了之前冷戰中兩方的敵對態勢，讓兩國可以和平共處[204]。

而在同時，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則提出了東方政策[179]，希望以此平和與東德之間的關係。其他類似的和平條約也在這個時段簽訂，包括了赫爾辛基協議和1975年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206]。1975年7月，美國和蘇聯透過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將雙方的宇宙航天器在外太空對接，象徵着雙方結束太空競賽。

1970年代末的關係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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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代，由尤里·安德羅波夫領導的KGB持續的迫害知名的蘇聯政治異議人士，包括了當時大力批評蘇聯領導人的亞歷山大·索贊尼辛和安德烈·薩哈羅夫等[207]。非直接的衝突在這個時期繼續的在第三世界進行，尤其是在中東、智利、埃塞俄比亞、和安哥拉等地[208]。

占美·卡特試圖在1979年第二波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進一步的限制核武數量[209]，然而這次限武會因為當年的其他大事而遭到阻撓，包括了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KGB支援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在尼加拉瓜成功發動革命推翻了美國支援的政權。同時，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導致了美蘇關係的立即惡化，使得進一步的核武限制談判全部停滯[15]。

新冷戰（1979-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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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冷戰 (1979－1985年)

「新冷戰」一詞指的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開始冷戰的劇烈升溫，在這個時期，美蘇集團雙方的軍事對峙變得更加的明顯[11]。在這個時期，美國政府的冷戰政策由於列根的上台而大為轉變，從原本的圍堵、緩和轉變為明確的對抗[210]，列根的目標不只是要美國在冷戰中持平，而是要取得勝利。不過，此階段衝突的劇烈，在短短幾年內便造成了整個冷戰局勢的大幅轉變[211]。

蘇聯入侵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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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蘇聯入侵阿富汗
 
列根總統公開表示對於阿富汗反共聖戰者的支援，並且在白宮會見他們。1983年

在1978年4月，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發動政變奪取政權，在幾個月內，反對其統治的眾多勢力在阿富汗東邊區域發起了反抗活動，衝突很快便升級為內戰，由聖戰者形成的游擊隊對抗政府的軍隊。巴基斯坦政府私下提供游擊隊眾多的訓練場所，而蘇聯則派遣數千名軍事顧問支援人民民主黨政府[212]。到了1979年中，美國已經開始隱密的支援聖戰部隊[213]。

在1979年9月，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在黨內政變中遭到部長會議主席哈菲佐拉·阿明暗殺和奪權，然而蘇聯對阿明並不信任，於是在1979年12月以特種部隊暗殺了他。由蘇聯主導的巴布拉克·卡爾邁勒則在空檔時期擔任總書記，同時蘇聯軍隊開始大量湧入阿富汗以穩定局勢，儘管他們一開始沒有打算要進行長期的戰爭。然而阿富汗的內戰卻沒有因為蘇聯的介入而停止，聖戰者在接下來幾年內繼續與阿富汗政府軍和蘇聯進行游擊戰爭[214]。

卡特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回應則是立刻停止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並且對蘇聯施加穀物和科技產品的禁運，同時大幅增加美國的軍事支出，還聯合其他西方國家抵制了1980年的奧運。他宣稱蘇聯是「二戰以來對和平最嚴重的威脅」[215]。

列根、戴卓爾、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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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推回
 
美國陸軍遊騎兵在緊急狂暴行動中空降入侵格林納達，1983年10月25日。列根的外交政策強調以對蘇聯的強硬攻勢來尋求冷戰的勝利

早在他成為美國總統前四年的1977年1月，朗奴·列根便在一次私人對話中透漏他對冷戰的看法：「或許有人會說這過於簡化問題，但在我心目中美國對蘇聯的政策很簡單，那就是，我們要贏得勝利，讓他們失敗。你覺得這樣如何？」[216]。在198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列根擊敗了卡特，承諾將大筆增加軍事預算，並且以強硬態度在全世界對蘇聯發起攻勢[217]。列根和同時期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都高調批判蘇聯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列根還稱蘇聯為「邪惡帝國」，並且預言共產主義將會很快被「丟進歷史的塵埃之中」[218]。

當時西方對蘇聯的主流看法是，蘇聯新的一批世代即將來臨，而西方世界必然要跟他們合作。但列根則主張蘇聯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他打算藉由切斷蘇聯與西方的貿易和科技交流來使這種危機加大。到了1985年，列根的反共主義態勢形成了所謂的「列根主義」，不同於之前的圍堵政策只注重於防堵其他國家轉變為共產主義，列根的策略是要積極的推翻現有的共產主義政府[219]。除了延續卡特執政最後一兩年的政策，繼續支援反蘇聯的阿富汗聖戰士以外，列根政府也透過中情局，在蘇聯控制下中亞地區的穆斯林多數國家支援反蘇聯的伊斯蘭政治團體[220]，除此之外，中情局還支援反共的巴基斯坦情報單位訓練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對蘇聯發動一場聖戰[220]。

 
列根和戴卓爾夫人於大衛營商討事務。兩人的上台代表了英美兩國對蘇聯強硬派的登場

列根主義的積極反共也將冷戰中很早便被提出但卻沒有任何前任總統徹底實行的「推回」戰略重新擺上枱面，推回指的是透過強硬的態勢和政策達成政權更替。推回戰略在韓戰和1961年的古巴入侵中被局部的嘗試但以失敗告終，在列根之前，1953年的東德起義和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曾經使美國政府考慮推回，但最後都因為擔心引發核戰而作罷[221]。1983年美國入侵格林納達將馬克思主義政變形成的政權推翻，成為推回戰略最著名的例子[222]，同時也讓莫斯科擔憂美國下一步會針對哪個國家進行推回[223]。

波蘭團結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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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團結工會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79年首次造訪鐵幕下的波蘭，受到數十萬天主教徒的歡迎，並且鼓舞了之後的反共運動

若望·保祿二世成為了反共主義的象徵人物，他在1979年拜訪了他的老家波蘭，引發了波蘭人民在宗教上和民族主義上的覺醒浪潮，他對波蘭的影響很可能是後來1981年他遭到刺殺未遂的原因之一[224]。

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統治下，計劃經濟造成的經濟匱乏、以及長期以來蘇聯式的高壓統治，種種背景造就了團結工會運動在1980年8月31日的誕生。由萊赫·華里沙領導的工人自行組成了第一個華沙公約國家中非共產黨控制的工會組織，將國內的各種反共勢力聯合起來，以抗議統一工人黨的專政[225]。在過程中，美國也透過私下管道提供了相當數量的金錢和其他援助給團結工會[226]。

團結工會對於波蘭統一工人黨和蘇聯影響下的共產專政形成空前挑戰，到1981年9月已經有了一千萬會員，等同波蘭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一[227]。對此沃依施治·雅魯澤爾斯基在12月13日宣佈全國戒嚴，並大幅逮捕團結工會的支援者和領導人。在鐵幕以外的國際社會則譴責波蘭政府的行徑並聲援團結工會，列根並且對波蘭實施了經濟禁運[228]。在此同時，克里姆林宮的理論家米哈伊爾·安德列耶維奇·蘇斯洛夫則建議蘇聯領導人若是波蘭落入團結工會手中也不要進行干預，他擔心當時已經病入膏肓的蘇聯經濟會經不起美國報復性的經濟制裁[228]。

新一波的軍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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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戰略防禦計劃
 
美國和蘇聯的核武庫存量對比，1945-2024

在冷戰的這個階段，莫斯科已經花費25%的蘇聯全國生產總額在軍事用途上，而其消費者產品和民間的產業則停滯不前[229]。蘇聯花在軍備競賽和其他冷戰的活動如太空競賽上的開支對於已經問題重重的蘇聯經濟體製造成嚴重的負擔[230]，在布里茲尼夫統治的最後十年蘇聯經濟都處於停滯的狀態。

蘇聯在國防上的大量開支並不是全部花在軍事上的用途，很大一部分的資金其實是花在雇養蘇聯體制內龐大的名錄職官官僚，這些蘇共官僚在其各自的領域享受龐大的權力和特權生活[231]。蘇聯武裝力量在持有武器數量和種類上都成為世界第一，無論現役還是後備軍人的數量也都是世界第一，而其背後則有更為龐大的軍事工業複合體支援整支武裝力量[232]。

到了1980年代初，蘇聯已經建立了一個在數量上大幅超過美國的常備軍。然而，蘇聯和華沙軍隊在數量上的優勢卻無法呈現其質量上遠遠落後於西方的問題[233]。相較之下，越戰後的美國則吸收了之前的教訓，對美軍進行了各種大幅度的改革，到了1980年代已經轉變為全志願役的專業軍隊，同時額外注重部隊的訓練和科技水準，這些改變帶來的驚人成效在後來波斯灣戰爭裏對抗華沙裝備和戰術思想的伊拉克軍隊中完全展現出來[234]。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卡特會開始大幅增加美國的軍事預算，而後繼的列根更是將擴軍作為主要的政策目標之一，將國防預算從1981年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3%增加到1986年的6.5%[235]，成為美國歷史上和平時代國防預算最高的時刻。

 
列根總統在白宮宣佈戰略防禦計劃的開始，1983年3月23日

雙方的軍備競賽在1980年代初期迅速的白熱化，列根重新啟動了之前被卡特取消的B-1槍騎兵戰略轟炸機計劃，同時開始生產LGM-118A和平守護者導彈以抗衡蘇聯生產的SS-18等擁有大量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的洲際彈道導彈[236]。同時美國也在歐洲開始部屬巡航導彈，並且開始了被媒體稱為「星際大戰」的戰略防禦計劃，宣稱將研發可以從太空擊落對方彈道導彈的技術[237]。隨着美蘇兩方的緊張局勢升溫，以及蘇聯在東歐部屬瞄準西歐的RSD-10中程彈道導彈，北約決定開始在西德等地部屬MGM-31潘興導彈[238]。潘興導彈的部屬，使得北約擁有可以在10分鐘就將核彈頭投射到莫斯科的能力[239]。

然而儘管列根的軍備擴張，蘇聯並沒有因此而進一步擴軍[240]，由於其本身已經龐大無比的軍事開銷，加上因為中央計劃而效率低落的製造產業和農業，蘇聯本身的經濟情況早已自岌岌可危[241]。而在此同時，沙地阿拉伯決定增加石油生產[242]，而其他非OPEC成員國也增加了石油產量[243]，這些因素導致了石油價格在1980年代跌落谷底，以石油輸出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蘇聯也因此大受影響[229][241]。計劃經濟的失敗[244]、石油價格跌落、龐大的軍事開銷種種因素加起來，使得蘇聯經濟在1980年代形成了嚴重的停滯[241]

 
1980年代FEMA推估美蘇全面爆發核戰後美國的受創程度，深紅色代表的是最致命的輻射落塵區域，黃色則是較安全區域

在1983年9月1日，蘇聯空軍擊落了在庫頁島西海岸的大韓航空007號班機，導致機上269人全部罹難，乘客還包括美國眾議員拉里·麥唐諾，蘇聯因此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譴責，並且列根稱此事件為一場「大屠殺」。列根也因此大幅度增加軍事佈署，直到後來他與戈巴卓夫達成和解共識為止[245]。北約在1983年11月為了模擬核武器釋放的1983年優秀射手演習則引發了蘇聯的空前反應，使得華約國家部隊的警戒程度大幅提升，蘇聯領導人還認為這可能是美國要發起第一擊核戰的前兆[246]。

在越戰之後，美國民眾對於軍事介入他國紛爭的策略有相當顧忌[247]，列根政府也因此強調以快速、低成本的反叛亂戰術來介入他國的衝突[247]。在1983年美國介入了黎巴嫩內戰、入侵格林納達、轟炸利比亞、支援尼加拉瓜的反共游擊隊[102]。雖然列根入侵格林納達和轟炸利比亞的舉動受到美國輿論支援，不過列根政府對於尼加拉瓜游擊隊的資金援助後來爆發成為了伊朗門事件[248]。

在此同時蘇聯則忙於應付自身的軍事行動，儘管布里茲尼夫入侵阿富汗時以為衝突會很快結束，然而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支援下阿富汗聖戰者猛烈的抵抗蘇聯的佔領[249]。蘇聯總共會投入將近100,000人的軍隊以防衛阿富汗的傀儡政權，使得許多觀察者稱阿富汗戰爭為「蘇聯的越戰」[249]，然而，阿富汗戰爭對蘇聯造成的打擊之大卻遠不是越戰可以比較的，因為當時整個蘇聯內部早已陷入經濟停滯和體制的衰敗問題。

列根是第一位曾公開主張共產主義將會垮台的美國總統，而早在1980年便有一名資深的美國國務院官員預言蘇聯體制的崩解，他認為蘇聯的對外侵略只不過是「反映出蘇聯體制的種種國內危機…就有如熵的減滅原理一般…蘇聯體制只不過是在燃燒自身而非維持其平衡。我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在其內部敗壞的同時對外部進行的動作。」[250][251]

尾聲（1985-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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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卓夫和列根一同簽訂中程導彈條約，1987年

在多年的經濟停滯後，蘇聯黨內新一代的領導人開始浮現，這些年輕的黨員在相對開放的赫魯曉夫時期長大，許多人心中對於體制的改革都暗中抱着期望[252]。儘管歷史學家對其決定性仍抱持着不同的意見，一般都認為列根在1980年代初採取的強硬派策略和對蘇聯的各種攻勢大幅加快了蘇聯體制的崩壞，並且迫使蘇聯共產黨高層在經歷尤里·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短暫任期後，選擇年輕的改革派來領導蘇聯，而非延續布里茲尼夫的路線[253]。

戈巴卓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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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戈巴卓夫、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

在1985年，於蘇聯共產黨內相對年輕的戈巴卓夫成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218]，蘇聯的經濟已經陷入停滯，同時因為石油價格的跌落而導致貨幣收入的大減[254]，這些因素逼使戈巴卓夫尋求改革的方式來挽救蘇聯[254]。

改革剛開始階段的毫無成效使得戈巴卓夫決定擴大體制性的變動，他在1987年6月宣佈開始進行經濟改革[255]，放鬆對於生產配額的限制，並且允許私人擁有商業，同時開始開放外國的投資。戈巴卓夫希望以這些改革來將國內的資源從原本花在冷戰上的軍事開支轉移到民間產業上[255]。

儘管西方對他改革的誠意一剛開始抱持懷疑態度，戈巴卓夫不久便證明他是真心要改變蘇聯的路線以拯救惡化的經濟條件，而非要繼續與西方的軍備競賽[121][256]。戈巴卓夫同時實行了開放政策，允許部分新聞自由、減少對異議人士的迫害、同時增加政府機構的透明性[257]。開放政策的目標是為了改善共產黨高層的腐敗現象、同時減少中央委員會濫用權力[258]。開放政策同時也增加了蘇聯人民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接觸，加速了兩國之間的緩和政策[259]。

關係解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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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中程導彈條約、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和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
 
1987年6月12日，列根訪問西柏林時在勃蘭登堡門前發表演說：「戈巴卓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列根對戈巴卓夫釋放出的軍事和經濟讓步也以善意回應，答應將重新啟動經濟上的合作討論，並且減少軍備競賽的規模[260]。兩人首先在1985年11月於瑞士日內瓦見面[260]，在僅有一名口譯員參與的私人會談中，兩人一致同意將兩國的核武庫存遽減50%[261]。兩人第二次的會談在冰島的雷克雅未克舉行，會中兩人在大多數議題上都達成共識，直到戈巴卓夫談到希望美國終止戰略防禦計劃時，列根對此拒絕[262]。接着在1987年的第三次會談中，兩人達成協議，簽下了中程導彈條約，將所有帶有核武彈頭、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間的中程地基彈道導彈都給淘汰[263]。

東西方的衝突在1985年之後迅速的降溫，並且在1989年莫斯科的一場會議中，由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卓夫和美國總統喬治·夏拔·沃克·布殊簽下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64]。到了1990年，蘇聯發現自身對於其他東方集團國家在石油和天然氣的補給加上駐軍的耗費形成了龐大的經濟負擔[265]，除此之外，由於與西方世界的關係改善，也不需要再以這些國家作為緩衝區，也因此蘇聯宣佈了辛納屈主義，承諾他們將不會再以武力干預東歐各盟國的內政[266]。

在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全面撤軍[267]。而在見識到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後果後[268]，戈巴卓夫於1990年同意了讓德國統一[265]。在1989年12月3日，由於冷戰的緩和，喬治·夏拔·沃克·布殊在馬耳他的一場會談上宣稱冷戰已經結束了[269]，在隔年蘇聯還在波斯灣戰爭中小規模協助美國對抗伊拉克[270]。

東歐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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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東歐劇變和波羅的海之路
 
柏林圍牆的倒塌，1989年

到了1989年，蘇聯的聯盟體系已經到達崩潰的邊緣，由於蘇聯本身改革，而又撤去了原本對其衛星國的軍事支援，華沙公約的共產黨領導人開始面臨政治正當性的危機[267]，團結工會等反抗運動迅速的在東歐國家中獲得廣泛人民支援而形成大趨勢。在1989年，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政府首先被迫開放民主的選舉。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歐，大型的示威抗議則淹沒了共產黨領導人的鎮壓部隊。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權也相繼垮台，其中羅馬尼亞革命則是除南斯拉夫以外唯一以流血形式完成的政權更替[271]。東歐的改變是如此的劇烈，美國政府甚至開始擔心區域的穩定性，例如國務卿占士·貝克便說美國政府不會阻擋蘇聯在幫助民主派的前提下介入羅馬尼亞以減少流血[272]。1989年11月柏林圍牆的倒塌成了東歐民主浪潮的最高點，象徵了共產主義在整個歐洲大陸的全面瓦解，同時也結束了鐵幕對歐洲的分化。1989年的民主浪潮席捲整個歐洲大陸，推翻了所有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政府，（包括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273]。1990年兩德統一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陷入癱瘓，一年後華約組織宣告解散，而以蘇聯為首的經互會也在1991年6月宣告解散。

而在蘇聯內部，改革開放則弱化了蘇聯本身與其邦聯國的連結[266]，在1990年2月，隨着蘇聯本身的解體，蘇聯共產黨被迫交出獨佔了73年的國家權力[274]。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加上原本就已經醞釀多年的民族自決意識，也使得蘇聯其下的眾多加盟國一一脫離莫斯科而去，波羅的海三國則完全脫離了蘇聯，最終蘇聯政府於1991年9月6日正式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275]。

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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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八月政變和蘇聯解體

剛開始戈巴卓夫對待東歐的鬆軟態度並沒有延伸到蘇聯本身，同時蘇聯駐軍也在追求革命的波羅的海三國產生了零星的暴力衝突事件[276]。然而，政治局勢的變動之快，使得蘇聯共產黨和軍隊內部的保守派對戈巴卓夫的不滿不斷增加，最後在1991年8月發動了八月政變，企圖推翻戈巴卓夫並重新建立威權的中央政府[277]。

八月政變並沒有達成政變者預期的目標，反而引起莫斯科人民的集體反抗，並且在鮑里斯·葉利欽領導下迅速的被擊敗[278]。政變的結果也畫下了蘇聯的終止符，連俄羅斯都威脅要從已經是空架子的蘇聯邦聯裏脫離。1991年11月6日，葉利欽簽署總統令，停止蘇聯共產黨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標誌着蘇共失去執政黨地位。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以及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羅斯境內的比亞沃維耶扎原始森林內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佈三國退出蘇聯，並成立一個類似英聯邦的組織取代蘇聯。最後在1991年12月21日，剩下的邦聯國一起成立了獨立國家聯合體，與蘇聯不同的是，俄羅斯領導人稱新的國協的目的只是為了要讓蘇聯加盟共和國可以進行一次「文明的離婚」，同時新的架構也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成員國擁有各自的主權[279]。1991年12月25日，戈巴卓夫宣佈辭去蘇聯總統一職，蘇聯最高蘇維埃亦在第二天宣佈蘇聯停止存在，世界自此進入後冷戰時代。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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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國界的變化。德國統一後，1991年隨着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先後出現了23個新獨立的主權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也分為兩個主權國家，捷克和斯洛伐克

軍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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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後，俄羅斯大幅度的減少了其軍事開支，同時前蘇聯下的眾多國家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也造成了不少挫折和數百萬人的失業[280]，資本主義改革過程中引發的經濟衰退甚至還比美國在經濟大恐慌中的衰退還要嚴重[281]。俄羅斯經濟在1990年代經歷了一波衰退，直接導致俄羅斯政府於1998年宣佈無法按時償還國債外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引發了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而俄羅斯經濟直到2000年後國際油價上漲才得以恢復增長，但俄羅斯政府一直到2017年才償還了所有蘇聯時期的遺留外債。由於俄羅斯軍隊在1994年第一次車臣戰爭中糟糕的表現以及橫跨整個1990年代的經濟衰退，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葉利欽在1999年底辭職時僅剩2%的支援率。冷戰後由於西方各國未有在政治及經濟協助蘇聯的繼承國俄羅斯轉型，北約在這段時間裏大力東擴，將眾多前東方集團國家收納進北約，導致美俄關係及俄歐關係無法改善，且北約意圖納入獨聯體國家，間接導致了2008年的俄格戰爭、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以及2022年的俄烏戰爭。

冷戰所留下的影響在現代國際局勢上持續存在[11]。蘇聯解體後，世界成為由美國擔任超級大國領導者的一元世界[282][283][284]。冷戰也定義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政治角色，到1989年時美國已經與50個國家結盟，並且在世界各地有526,000人規模的海外駐兵[285]，其中326,000人在歐洲[286]，而130,000人在亞洲（大多為駐日美軍和駐韓美軍）[285]。

冷戰同時也是和平時期軍事工業複合體發展的高峰期，同時冷戰中的軍事預算也有大規模的投注在科學的發展上[287]。這種軍工複合體雖然早在19世紀時便已經存在，但在冷戰時成長得最為明顯，並且在20世紀對參與各國的社會、政策、和外交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288]。

美國在冷戰年代總共花費了約8兆美元的資金在軍事開支上，總共有將近100,000美國人在韓戰和越戰中喪失生命[289]。而在冷戰中喪失生命的蘇聯人總數較難估計，在開支上蘇聯的國防預算對比其國民生產總值則比美國要高出很多[290]。除了兩方在戰場上的軍事傷亡外，在冷戰過程中數百萬人在世界各地「代理國」的戰爭中陸續喪失性命，尤其是在東南亞[291]。

歐洲大部分國家在冷戰結束後陸續廢除徵兵制，改為募兵制。曾經僅有芬蘭、瑞士、塞浦路斯等少數歐洲國家還在沿用徵兵制，但是在俄羅斯於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立陶宛和瑞典先後恢復徵兵制[292]。

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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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後續的影響至今仍沒有辦法輕易消除，在第三世界，許多在冷戰中被激起的經濟和社會上的爭議至今仍沒有平息[11]。而在共產黨政府垮台後，有些地區則因為中央權威消失而出現了新的種族和政治衝突，尤其是前南斯拉夫[11]。在東歐，冷戰的結束使得大量國家開始了一段長時間的繁榮經濟成長，尤其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羅的海國家，在十幾年內便從前鐵幕經濟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蘇聯解體造就了大量新的自由民主制國家，使得數千萬的人民重享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另一方面，索馬里、阿富汗等國家則在脫離強權獨立之後成為了失敗國家[11]。冷戰在東亞造成的台海問題和朝鮮半島分裂問題至今仍然存在，且後者2003年北韓核試驗後不斷在升溫，蘇聯解體後的美俄關係也因美國容許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和北約成為西方陣營一員，被認為不斷對俄羅斯的打壓而無法改善。加入了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國家裏僅有少數位於東歐和高加索地區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而大多數前蘇聯國家如白俄羅斯、哈薩克、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阿塞拜疆等國至今依舊處於威權甚至是極權統治之下。不過這些國家採取平衡的獨立外交，一方面希望擺脫俄羅斯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上維持美中俄的勢力平衡。

另外，冷戰後期的緩和也影響部份採取高壓統治和以軍人主政的美國盟友，使這些國家或地區也開始先後出現民主化的現象，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中華民國、大韓民國、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國。但相關國家在美國容許的高壓統治下，陸續出現轉型正義的訴求，而民主化的政府一方面與美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亦開始轉為更獨立的外交政策。

國家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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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冷戰結束，數個單一國家因為冷戰期間的東西方意識形態衝突而發生分裂，其中大部分國家在冷戰中或結束後實現統一，但仍有少部分國家處於分裂狀態。

分裂前統一政權 分裂後採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權 分裂後採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權 分裂原因 分裂期間所爆發的衝突 現今狀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意圖和平解決兩黨在第一次國共內戰與抗日戰爭期間所產生的實質分裂狀態，進行政治協商會議並簽訂雙十協定，然最終談判破裂，雙方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最終以中國共產黨實際控制中國大陸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階段性告終，中國國民黨及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遷至台灣地區。 第二次國共內戰
台灣海峽危機 		尚未統一
（詳見海峽兩岸關係、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問題）
  朝鮮人民共和國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名義上）
  
盟軍託管北韓半島
（實際上） 		  北韓   南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與美國以北緯38°線為界分別佔領日佔朝鮮半島。美佔區在聯合國韓國問題臨時委員會的監督下選舉出了第一屆韓國政府，蘇占區隨後也成立政府；南北雙方均自認為是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時對整個朝鮮半島聲稱擁有主權，拒絕承認以北緯38度線劃分的蘇美對日受降分界線為兩國邊界；在1949年，蘇、美佔領軍先後撤軍，分別將各自佔領區移交給北、南政府。 韓戰 韓國方面觀點：
尚未統一
北韓方面觀點（2024年）：
南北不同屬一國，即不屬於分裂關係，並視韓國為「永久敵對」國家
（詳見朝韓關係）
  盟軍佔領下的德國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與西方三國佔領區合併的  西柏林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向盟軍宣告無條件投降後，被盟軍分別軍事佔領的德國。盟軍將德國分為四個佔領區，分別歸美、蘇、英、法四國管制，並實施民主化、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最初盟軍曾計劃透過盟國管制理事會統一對德國進行管理，但1946到1947年間美英法和蘇聯關係發生了破裂。1949年5月23日由美、英、法佔領區合併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同年10月7日蘇聯佔領區則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至此，盟軍對德國的軍事佔領宣告結束，而德國則分裂成兩個國家， 柏林危機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德國
（詳見兩德統一）
  法屬印度支那
（  越南國） 		  越南民主共和國   越南共和國 因法屬印度支那解體，日內瓦會議決定以一七線劃分南北越南。 法越戰爭
越南戰爭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越南
（詳見越南戰爭）
  法屬印度支那
（  老撾王國） 		  巴特寮   老撾王國 法越戰爭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老撾
（詳見老撾內戰）
  柬埔寨王國   紅色高棉   高棉共和國 柬埔寨內戰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柬埔寨
（詳見柬埔寨內戰）
  南阿拉伯聯邦
  南阿拉伯保護國 		  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   阿拉伯也門共和國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也門
（詳見也門統一）

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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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一詞因蘇聯和美國的戰後對立出現之後，對冷戰的研究包括了其根源、發展、和衝突細節等等，都成為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及記者之間爭論的主題[293]。歷史學家對於是哪方應該對戰後的美蘇關係惡化負起責任仍然有主要爭議，同時兩大強權的衝突是否可以在某年或某處避免也是討論的焦點[11]。

儘管在學界對於冷戰起源地討論相當複雜而多元，主要的歷史觀可以被分為三個主要的學派，這三個用以研究冷戰的歷史學觀點分別為：正統理論（orthodox）、修正主義理論（revisionism）、以及後修正主義（post-revisionism）[287]。

正統理論將發動冷戰的責任歸咎於蘇聯，認為蘇聯在二戰結束時於東歐的擴張是導致冷戰的主因[287]。修正主義則強調美國也應該對戰後衝突的爆發負起責任，認為美國在二戰結束前便已開始主動的孤立和對立蘇聯[287]。後修正主義則認為冷戰的起因更為複雜，並且強調以更平衡的角度分析冷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287]。大多數與冷戰有關的歷史學著作都是以三個學派中的其中兩個或全部三個學派作為解釋的框架[33]，儘管純粹修正主義的解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拋棄[294]。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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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製作的「臥倒並掩護」宣導電影

冷戰對期間數十年的大眾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核子戰爭和間諜戰等題材，都一直在音樂、電影、小說、電視劇和其他媒體中出現。由於蘇聯體制在文化上的審查，官方的宣傳和文化機構往往以誇大現況的穩定與和平作為一貫題材[295]，也因此蘇聯文化對冷戰的描寫並沒有如美國一般注重核戰的危險和兩大勢力的對立。而另一方面，美國大眾文化則對於冷戰中的眾多事件，包括紅色恐慌、美蘇的間諜活動、越戰、和核戰爭等題材上產生大量的文化產品。許多作品是以冷戰直接作為背景，其他人則以冷戰中的人事物作為架空的靈感來源。

除此之外，冷戰中的雙方也利用各種媒體作為宣傳媒介。1951年美國政府製作的知名影片《臥倒並掩護》便企圖宣導民防的概念，教導民眾如何應對原子彈的攻擊。美國國務院還試着以自由奔放而隨興的爵士樂作為展現美國民主文化的方式，在1956年開始定期到蘇聯巡迴表演直到1970年代[296]。除此之外，搖滾樂也對成為美國對蘇聯心戰的途徑之一，從自由歐洲電台、美國之音等電台向東歐播放的搖滾樂成為鐵幕下年輕世代嚮往西方文化和自由的抒發媒介[297]。

芭蕾舞也成為美蘇兩國在藝術舞台上競爭的主要場合之一，兩方都對彼此的國家芭蕾舞團提供了大量的資源，企圖以芭蕾舞來「贏得民心」。除了芭蕾以外，兩國還在各種棋藝、數學比賽以及逐屆的奧運上不斷較量[298]，也加深了國際上兩國競爭的表象。此外，冷戰也被用來比喻人與人之間緊張與對峙的關係。[299]

《使命召喚：黑色行動》是2010年由Treyarch製作並由美國動視發售的一款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300]。劇情設定為冷戰時期，拍攝地點有越南、香港、古巴、蘇聯、美國和烏拉山脈。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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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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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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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Kort, Michael.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2. ^ Geiger, Till. Britain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Cold War.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7. 
  3. ^ Orwell, George, The Observer, 1946-03-10 , https://theguardian.newspapers.com/image/257765290/?terms=George%20Orwell&match=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4. ^ Gaddis 2005，第54頁
  5. ^ 'Bernard Baruch coins the term "Cold Wa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history.com, 1947-04-16. Retrieved on 2008-07-02.
  6. ^ Strobe Talbott: The Great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Ancient Empires, Modern States, and the Quest for a Global Nation (2009) p.441 n.3.
  7. ^ 7.0 7.1 7.2 Gaddis 1990，第57頁
  8. ^ Palmieri 1989，第62頁
  9. ^ Tucker 1992，第46頁
  10. ^ Tucker 1992，第47–8頁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Halliday 2001，第2e頁
  12. ^ Tucker 1992，第74頁
  13. ^ Tucker 1992，第75頁
  14. ^ Tucker 1992，第98頁
  15. ^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5.11 15.12 15.13 LaFeber 1991，第194–197頁
  16. ^ Tim Tzouliadis. The Forsaken. The Penguin Press. 2008. ISBN 978-1-59420-168-4. 
  17. ^ Heller, 2006, p. 19.
  18. ^ 18.0 18.1 George C. Herring Jr., Aid to Russia, 1941–1946: Strategy,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 ^ Weeks 2004, p. 107.
  20. ^ Gaddis 1990，第151–153頁
  21. ^ 21.0 21.1 21.2 Gaddis 2005，第13–23頁
  22. ^ Gaddis 1990，第156頁
  23. ^ Gaddis 2005，第7頁
  24. ^ Gaddis 1990，第176頁
  25. ^ Max Frankel, "Stalin's Shadow," New York Times 2012-11-2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reviewing Anne Applebaum,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 (2012), p. 7-9.
  26. ^ Heller, 2006, p. 27.
  27. ^ 27.0 27.1 Plokhy 2010
  28. ^ 28.0 28.1 Gaddis 2005，第21頁
  29. ^ Zubok 1996，第94頁
  30. ^ Gaddis 2005，第22頁
  31. ^ Bourantonis 1996，第130頁
  32. ^ Garthoff 1994，第401頁
  33. ^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Byrd, Peter. Cold War (entire chapter). McLean, Iain; McMillan, Alistair (編).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08-06-16]. ISBN 0-19-280276-3. 
  34. ^ Alan Wood, p. 62
  35. ^ 35.0 35.1 Gaddis 2005，第25–26頁
  36. ^ LaFeber 2002，第28頁
  37. ^ Roberts 2006，第43頁
  38. ^ 38.0 38.1 38.2 Wettig 2008，第21頁
  39. ^ 39.0 39.1 39.2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 revolution from above,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7 ISBN 978-90-420-2225-6
  40. ^ Roberts 2006，第55頁
  41. ^ Shirer 1990，第794頁
  42. ^ 42.0 42.1 Schmitz, David F. Cold War (1945–91): Causes [entire chapter]. Whiteclay Chambers, John (編).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8-06-16]. ISBN 0-19-507198-0. [失效連結]
  43. ^ Wettig 2008，第96–100頁
  44. ^ van Dijk, Ruud,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Volume 1, p. 200. Taylor & Francis, 2008. ISBN 978-0-415-97515-5
  45. ^ Grenville 2005，第370–71頁
  46. ^ Cook 2001，第17頁
  47. ^ Black et al. 2000，第63頁
  48. ^ Roht-Arriaza 1995，第83頁
  49. ^ 49.0 49.1 49.2 Gaddis 2005，第34頁
  50. ^ Gaddis 2005，第100頁
  51. ^ Gaddis 2005，第40頁
  52. ^ Fenton, Ben. "The secret strategy to launch attack on Red Army", telegraph.co.uk, 1998-10-01. Retrieved 2008-07-23.
  53. ^ Schecter 2003，第152–154頁
  54. ^ Kydd 2005，第107頁
  55. ^ Gaddis 2005，第30頁
  56. ^ Morgan, Curtis F. Southern Partnership: James F. Byrnes, Lucius D. Clay and Germany, 1945–1947. James F. Byrnes Institute. [2008-06-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7-05）. 
  57. ^ Gaddis 2005，第94頁
  58. ^ Harriman, Pamela C. Churchill and ... Politic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Iron Curtain Speech. Winston Churchill Centre. Winter 1987–1988 [2008-06-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10-15）. 
  59. ^ 59.0 59.1 59.2 Gaddis 2005，第32頁
  60. ^ Carabott & Sfikas 2004，第66頁
  61. ^ Gaddis 2005，第27頁
  62. ^ 62.0 62.1 Gaddis 2005，第28–29頁
  63. ^ Gaddis 2005，第38頁
  64. ^ Hahn 1993，第6頁
  65. ^ Higgs 2006，第137頁
  66. ^ Moschonas & Elliott 2002，第21頁
  67. ^ Andrew, Christopher; Mitrokhin, Vasili.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 Basic Books. 2000: 276. 
  68. ^ 68.0 68.1 Richard Felix Staar,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Press, 1991, ISBN 978-0-8179-9102-9, pp.79-88. [2013-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8）. 
  69. ^ Crocker, Hampson & Aall 2007，第55頁
  70. ^ 70.0 70.1 Miller 2000，第16頁
  71. ^ Gaddis 1990，第186頁
  72. ^ Pas de Pagaille!. Time. 1947-07-28 [2008-05-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8-28）. 
  73. ^ 73.00 73.01 73.02 73.03 73.04 73.05 73.06 73.07 73.08 73.09 73.10 73.11 Karabell 1999，第916頁
  74. ^ Gaddis 2005，第105–106頁
  75. ^ Wettig 2008，第86頁
  76. ^ Patterson 1997，第132頁
  77. ^ Miller 2000，第19頁
  78. ^ Gaddis 2005，第162頁
  79. ^ Cowley 1996，第157頁
  80. ^ 80.0 80.1 Miller 2000，第13頁
  81. ^ 81.0 81.1 Miller 2000，第18頁
  82. ^ Miller 2000，第31頁
  83. ^ Gaddis 2005，第33頁
  84. ^ Miller 2000，第65–70頁
  85. ^ Turner, Henry Ashby, The Two Germanies Since 1945: East and 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ISBN 978-0-300-03865-1, page 29
  86. ^ Fritsch-Bournazel, Renata, Confronting the German Question: Germans on the East-West Divide, Berg Publishers, 1990, ISBN 978-0-85496-684-4, page 143
  87. ^ Miller 2000，第26頁
  88. ^ Miller 2000，第180–81頁
  89. ^ Van Dijk, Rudd. The 1952 Stalin Note Debate: Myth or Missed Opportunity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4, May 1996.
  90. ^ Turner 1987，第23頁
  91. ^ Trizoni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11 [2011-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3-09）. 
  92. ^ O'Neil, Patrick. Post-communism and the Media in 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1997: 15–25. ISBN 0-7146-4765-9. 
  93. ^ James Wood, p. 111
  94. ^ Puddington 2003，第131頁
  95. ^ 95.0 95.1 Puddington 2003，第9頁
  96. ^ 96.0 96.1 Puddington 2003，第7頁
  97. ^ Puddington 2003，第10頁
  98. ^ Cummings, Richard H. Radio free Europe's "Crusade for freedom" : rallying Americans behind Cold War broadcasting, 1950–1960.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2010 [2013-05-26]. ISBN 978-0-7864-44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99. ^ Gaddis 2005，第105頁
  100. ^ （長春圍困造成大饑荒，其愈西柏林同時封鎖）Gaddis 2005，第39頁
  101. ^ Gaddis 2005，第164頁
  102. ^ 102.0 102.1 102.2 Gaddis 2005，第212頁
  103. ^ Stokesbury, James L. A Short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14. ISBN 0-688-09513-5. 
  104. ^ David Dall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 (J. B. Lippincott, 1961), p60.
  105. ^ Douglas J. Macdonald, "Communist Bloc Expans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5-6, p180.
  106. ^ John Lewis Gaddis, We Know 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1.
  107. ^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13
  108. ^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9.
  109. ^ Malkasian 2001，第16頁
  110. ^ Fehrenbach, T. R., This Kind of War: The Classic Korean War History, Brasseys, 2001, ISBN 978-1-57488-334-3, page 305
  111. ^ Isby & Kamps 1985，第13–14頁
  112. ^ Cotton, James.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89: 100. ISBN 0-7190-2984-8. 
  113. ^ Oberdorfer, Don,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Basic Books, 2001, ISBN 978-0-465-05162-5, page 10–11
  114. ^ No, Kum-Sok and J. Roger Osterholm, A MiG-15 to Freedom: Memoir of the Wartime North Korean Defector who First Delivered the Secret Fighter Jet to the Americans in 1953, McFarland, 1996, ISBN 978-0-7864-0210-6
  115. ^ Hastings, Max.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89–90 [2013-05-26]. ISBN 0-671-66834-X.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5）. 
  116. ^ Karabell, p. 916
  117. ^ Gaddis 2005，第107頁
  118. ^ "We Will Bury You!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ime magazine, 1956-11-26. Retrieved 2008-06-26.
  119. ^ Gaddis 2005，第84頁
  120. ^ Tompson 1997，第237–239頁
  121. ^ 121.0 121.1 121.2 121.3 Palmowski
  122. ^ Feldbrugge, p. 818
  123. ^ Soviet troops overrun Hungary. BBC News. 1956-11-04 [2008-06-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4-07）. 
  124. ^ UN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blem of Hungary (1957) Chapter IV. E (Logistical deployment of new Soviet troops), para 181 (p. 56)PDF (1.47 MB)
  125. ^ Report by Soviet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M. N. Holodkov to Interior Minister N. P. Dudorov (15 November 1956) (PD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002-11-04 [2006-09-0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06-09-08）. 
  126. ^ Cseresnyés, Ferenc. The '56 Exodus to Austria. The Hungarian Quarterly (Society of the Hungarian Quarterly). Summer 1999, XL (154): 86–101. 
  127. ^ "On This Day 1989-06-16: Hungary reburies fallen hero Imre Nag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reports on Nagy reburial with full honors. Retrieved 2006-10-13.
  128. ^ Gaddis 2005，第70頁
  129. ^ Perlmutter 1997，第145頁
  130. ^ Njolstad 2004，第136頁
  131. ^ Breslauer, p. 72
  132. ^ 132.0 132.1 Lendvai, Paul. One day that shook the Communist world: the 1956 Hungarian uprising and its leg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6. ISBN 0-691-13282-8. 
  133. ^ Gaddis 2005，第71頁
  134. ^ Glees, pp. 126–27
  135. ^ Cameron‏, p. 156
  136. ^ Gaddis 2005，第121–124頁
  137. ^ Edelheit, p. 382
  138. ^ Towle, Philip. Cold War. Charles Townshend (編).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New York,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0 [2011-08-12]. ISBN 0-19-285373-2. 
  139. ^ 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 Mohammad Mosaddegh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4. ISBN 978-0-8156-3018-0, p. 125.
  140. ^ James S. Lay, Jr.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Iran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52-11-20 [2007-11-0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4-06-17）.  Statement of policy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41. ^ Walter B. Smith, Undersecretary. First Progress Report on Paragraph 5-1 of NSC 136/1, "U.S. Policy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Iran"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53-03-20 [2007-11-0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5-01-16）. 
  142. ^ Measures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ight Take in Support of a Successor Government to Mosaddegh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rch 1953 [2007-11-0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4-06-17）. 
  143. ^ Watson, Cynthia A. U.S. National Security: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L-CLIO. 2002: 118 [2013-05-26]. ISBN 978-1-57607-598-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144. ^ Stone, The Atlantic and Its Enemies (2010) pp 199, 256
  145. ^ Bulmer-Thomas, 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America since 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2 [2013-05-26]. ISBN 978-0-521-34284-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11）. 
  146. ^ Roadnight, Andrew.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in the Truman and Eisenhower Yea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ISBN 0-333-79315-3. 
  147. ^ Gaddis 2005，第126頁
  148. ^ 148.0 148.1 Gaddis 2005，第142頁
  149. ^ Kempe, Frederick. Berlin 1961. Penguin Group (USA). 2011: 42. ISBN 0-399-15729-8. 
  150. ^ Lüthi, pp. 273–276
  151. ^ Gaddis 2005，第140–142頁
  152. ^ Lackey, p. 49
  153. ^ Sputnik satellite blasts into space. BBC News. 1957-10-04 [2008-06-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09）. 
  154. ^ Klesius, Michael. To Boldly Go. Air & Space. 2008-12-19 [2009-01-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6-12）. 
  155. ^ Blumberg, Arnold. Great Leaders, Great Tyrants?: Contemporary Views of World Rulers Who Made History.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5: 23–24 [2013-05-26]. ISBN 978-0-313-287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156. ^ Lechuga Hevia, Carlos.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Melbourne, Australia: Ocean Press. 2001: 142 [2013-05-26]. ISBN 978-1-876175-34-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11）. 
  157. ^ Dominguez 1989，第22頁
  158. ^ 158.0 158.1 Smith, Joseph. The Cold War 1945–1991. Oxford: Blackwell. 1998: 95 [2013-05-26]. ISBN 978-0-631-19138-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5）. 
  159. ^ Dowty 1989，第114頁
  160. ^ Harrison 2003，第99頁
  161. ^ Dowty 1989，第122頁
  162. ^ Gaddis 2005，第114頁
  163. ^ Pearson 1998，第75頁
  164. ^ 164.0 164.1 Zubok, Vladislav M. (1994). "Unwrapping the Enigma: What Was Behind the Soviet Challenge in the 1960s?". In Diane B. Kunz (Ed.), The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158–159. ISBN 978-0-231-08177-1.
  165. ^ Jones, Howard. Crucible of Power: 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122 [2013-05-26]. ISBN 978-0-7425-6454-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5）. 
  166. ^ James G. Blight (2002),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Rowman & Littlefield, p. 252.
  167. ^ Gaddis 2005，第82頁
  168. ^ Gaddis 2005，第80頁
  169.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ntarctic Policy and Science, p. 33
  170. ^ 170.0 170.1 170.2 Gaddis 2005，第119–120頁
  171. ^ Hardt & Kaufman 1995，第16頁
  172. ^ Menon‏, Anand. France, NATO, and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1981–97: the politics of ambival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11. ISBN 0-312-22931-3. 
  173. ^ Crawley p.431
  174. ^ Ello (ed.), Paul (April 1968). Contro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Action Pl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Prague, April 1968)" in Dubcek's Blueprint for Freedom: His original documents leading to the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William Kimber & Co. 1968, pp 32, 54
  175. ^ Von Geldern, James; Siegelbaum, Lewis. The Soviet-led Intervention in Czechoslovakia. Soviethistory.org. [2008-03-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8-17）. 
  176. ^ 176.0 176.1 Gaddis 2005，第150頁
  177. ^ Russia brings winter to Prague Spring. BBC News. 1968-08-21 [2008-0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7-21）. 
  178. ^ Čulík, Jan. Den, kdy tanky zlikvidovaly české sny Pražského jara. Britské Listy. [2008-01-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9-28）. 
  179. ^ 179.0 179.1 Gaddis 2005，第154頁
  180. ^ Karen Dawisha,「The 1968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in Soviet-East European Dilemmas: Coercion, Competition, and Consent ed. Karen Dawisha and Philip Hanson (New York, NY: Homs and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1), p 10.
  181. ^ Gaddis 2005，第153頁
  182. ^ Sandle, Mark; Bacon, Edwin. Brezhnev Reconsidered.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45. ISBN 0-333-79463-X. 
  183. ^ Kozinski, A. (1991). The Dark Lessons of Utopi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75-594.
  184. ^ Kotz, David Michael; Weir, Fred.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Routledge. 1997: 48 [2013-05-26]. ISBN 978-0-415-14317-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7-29）. 
  185. ^ H. W. Brands, "The Limits of Manipulati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Topple Sukarno,"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December 1989, p. 803.
  186. ^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135; Gen. Oleg Sarin and Col. Lev Dvoretsky, Alien Wars: The Soviet Union's Aggressions Against the World, 1919 to 1989 (Presidio Press, 1996), pp 93–4.
  187. ^ Demma, 28, The U.S. Army in Vietnam, iBiblio, [2013-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7-04） 
  188. ^ Dmitry Mosyakov, "The Khmer Rouge and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A Hi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as Told in the Soviet Archives," in Susan E. Cook, ed., Genocide in Cambodia and Rwanda (Yale Genocide Studies Program Monograph Series No. 1, 2004), p 54.
  189. ^ Chandler, David 2000,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Revised Edition,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pp. 96–7.
  190. ^ Heuveline, Patrick (2001). "The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Mortality in Cambodia." In Forced Migration and Mortality, eds. Holly E. Reed and Charles B. Keel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1. ^ Marek Sliwinski, Le Génocide Khmer Rouge: Une Analyse Démographique (L'Harmattan, 1995).
  192. ^ Banister, Judith, and Paige Johnson (1993). "After the Nightmare: The Population of Cambodia." In Genocide and Democracy in Cambodia: The Khmer Roug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d. Ben Kierna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3. ^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Globality 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by Martin Sh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1, ISBN 978-0-521-59730-2
  194. ^ Profile of Salvador Allende. BBC. BBC. 2003-09-08 [2011-01-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7-09）. 
  195. ^ Stone, p. 230
  196. ^ 196.0 196.1 Grenville, J.A.S. & Bernard Wasserstein (1987). Trea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Volume 2.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ISBN 978-0-416-38080-4.
  197. ^ Kumaraswamy, p. 127
  198. ^ Friedman, p. 330
  199. ^ 199.0 199.1 Erlich, Reese. Dateline Havana: The Real Story of U.S.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Cuba. Sausalito, California: PoliPoint Press. 2008: 84–86 [2013-05-26]. ISBN 978-0-9815769-7-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200. ^ Ioannis Mantzikos, "U. S. foreign policymaking toward Ethiopia and Somalia (1974–1980)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6), June 2010.
  201. ^ Dallek, Robert (2007), p. 144.
  202. ^ Gaddis 2005，第149–152頁
  203. ^ Buchanan, pp. 168–169
  204. ^ 204.0 204.1 President Nixon arrives in Moscow. BBC News. 1972-05-22 [2008-0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3）. 
  205. ^ Th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2009-03-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8-27）. 
  206. ^ Gaddis 2005，第188頁
  207. ^ Gaddis 2005，第186頁
  208. ^ Gaddis 2005，第178頁
  209. ^ Leaders agree arms reduction treaty. BBC News. 2008-06-18 [2008-0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4-27）. 
  210. ^ John P. Diggins. Ronald Reagan: Fate, Freedom,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W. W. Norton. 2007: 210 [2013-05-26]. ISBN 978-0-393-0602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5）. 
  211. ^ Michael Cox. Beyond the Cold War: Superpowers at the Crossroad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18 [2013-05-26]. ISBN 978-0-8191-7865-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212. ^ Hussain 2005，第108–109頁
  213. ^ Meher 2004，第68–69, 94頁
  214. ^ Kalinovsky 2011，第25–28頁
  215. ^ Gaddis 2005，第211頁
  216. ^ Allen, Richard V. The Man Who Won the Cold War. Hoover.org. [2011-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5-01）. 
  217. ^ Gaddis 2005，第189頁
  218. ^ 218.0 218.1 Gaddis 2005，第197頁
  219. ^ Graebner Norman A., Richard Dean Burns & Joseph M. Siracusa (2008). Reagan, Bush, Gorbachev: Revisi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 76. ISBN 978-0-313-35241-6.
  220. ^ 220.0 220.1 Singh, Bilveer (1995). "Jemaah Islamiyah". In Wilson John & Swati Parashar (Eds.)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South As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Singapore and Delhi: ORF-Pearson-Longman. p. 130. ISBN 978-81-297-0998-1.
  221. ^ Stöver, Bernd. "Rollback: an offensive strategy for the Cold War," in Detlef Junker, ed.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 to 1990, A handbook: volume 1: 1945--1968 (2004) pp. 97–102.
  222. ^ Thomas Caroth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Reagan Years. U.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13–15 [2013-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6-10）. 
  223. ^ Vladislav Martinovich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2007) p. 275.
  224. ^ Henze‏, p. 171
  225. ^ Aleksander Smolar,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Poland 1970-89', in 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 (eds.),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0-19-955201-6, pp. 127-43.
  226. ^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The Penguin Press. 2005: 589. 
  227. ^ 30 lat po Sierpniu'80: "Solidarność zakładnikiem własnej historii"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Retrieved on 7 June 2011
  228. ^ 228.0 228.1 Gaddis 2005，第219–222頁
  229. ^ 229.0 229.1 LaFeber 2002，第332頁
  230. ^ Towle, Philip.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 159. 
  231. ^ LaFeber 2002，第335頁
  232. ^ Odom 2000，第1頁
  233. ^ LaFeber 2002，第340頁
  234. ^ King, D. C., & Karabell, Z. (2003). The generation of trust: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US military since Vietnam. Aei Press.
  235. ^ Carliner‏, Geoffrey; Alberto Alesina‏.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eighties: edited by Alberto Alesina and Geoffrey Carlin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ISBN 0-226-01281-6. 
  236. ^ LGM-118A Peacekeeper.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00-08-15 [2007-04-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4-15）. 
  237. ^ Lakoff, p. 263
  238. ^ Gaddis 2005，第202頁
  239. ^ Garthoff, p. 88
  240. ^ Lebow, Richard Ned and Janice Gross Stein. Reagan and the Russians. The Atlantic. February 1994 [2010-05-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4-18）. 
  241. ^ 241.0 241.1 241.2 Gaidar 2007 pp. 190–205
  242. ^ Gaidar, Yegor. Public Expectations and Trust towards the Government: Post-Revolution Stab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08-03-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0-01）. 
  243. ^ "Official Energy Statistics of the US Governmen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Data and Analysis. Retrieved on 2008-07-04.
  244. ^ Hardt & Kaufman 1995，第1頁
  245. ^ Talbott, Strobe; Hannifin, Jerry; Magnuson, Ed; Doerner, William R.; Kane, Joseph J. Atrocity in the skies. Time. 1983-09-12 [2008-06-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6-12）. 
  246. ^ Gaddis 2005，第228頁
  247. ^ 247.0 247.1 LaFeber 2002，第323頁
  248. ^ Reagan, Ronald. Foner, Eric; Garraty, John Arthur , 編.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Americ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Books. 1991 [2008-06-16]. ISBN 0-395-51372-3. 
  249. ^ 249.0 249.1 LaFeber 2002，第314頁
  250. ^ Dobrynin 2001，第438–439頁
  251. ^ Maynes 1980，第1–2頁
  252. ^ Skinner, K. K. (2008). Turning points in ending the Cold War (Vol. 538).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53. ^ Pipes, Richard. (1995). Misinterpreting the Cold War: The Hard-Liners Had it Right. Foreign Affairs, 154-160.
  254. ^ 254.0 254.1 LaFeber 2002，第331–333頁
  255. ^ 255.0 255.1 Gaddis 2005，第231–233頁
  256. ^ LaFeber 2002，第300–340頁
  257. ^ Gibbs 1999，第7頁
  258. ^ Gibbs 1999，第33頁
  259. ^ Gibbs 1999，第61頁
  260. ^ 260.0 260.1 Gaddis 2005，第229–230頁
  261. ^ 1985: "Superpowers aim for 'safer worl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BC News, 1985-11-21. Retrieved on 2008-07-04.
  262. ^ Toward the Summit; Previous Reagan-Gorbachev Summits. The New York Times. 1988-05-29 [2008-06-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10-12）. 
  263. ^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08-06-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7-24）. 
  264. ^ Gaddis 2005，第255頁
  265. ^ 265.0 265.1 Shearman 1995，第76頁
  266. ^ 266.0 266.1 Gaddis 2005，第248頁
  267. ^ 267.0 267.1 Gaddis 2005，第235–236頁
  268. ^ Shearman 1995，第74頁
  269. ^ Malta summit ends Cold Wa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BC News, 1989-12-03. Retrieved 2008-06-11.
  270. ^ Goodby, p. 26
  271. ^ Gaddis 2005，第247頁
  272. ^ Garthoof, Raymond L.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273. ^ Lefeber, Fitzmaurice & Vierdag 1991，第221頁
  274. ^ Sakwa 1999，第460頁
  275. ^ Gaddis 2005，第253頁
  276. ^ Goldgeier, p. 27
  277. ^ Kendall, Bridget. BBC News - New light shed on 1991 anti-Gorbachev coup. Bbc.co.uk. 2011-08-17 [2013-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3-09）. 
  278. ^ O'Clery, Conor. (2011) Moscow 1991-12-25: The Last Day of the Soviet Union. Transworld Ireland. ISBN 978-1-84827-112-8, p 14.
  279. ^ Soviet Leaders Recall 'Inevitable' Breakup Of Soviet Un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006-12-08. Retrieved 2008-05-20.
  280. ^ Åslund, p. 49
  281. ^ Nolan, pp. 17–18
  282. ^ Country profil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BC News. Retrieved 2007-03-11
  283. ^ Nye, p. 157
  284. ^ Blum 2006，第87頁
  285. ^ 285.0 285.1 U.S. Military Deployment 1969 to the present. http://www.pbs.org. 2004-10-26 [2010-1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5-15）.  外部連結存在於|publisher= (幫助)
  286. ^ Duke, Simó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orces and installations i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5. ISBN 0-19-829132-9. 
  287. ^ 287.0 287.1 287.2 287.3 287.4 Calhoun, Craig. Cold War (entire chapter).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08-06-16]. ISBN 0-19-512371-9. [失效連結]
  288. ^ Pavelec, Sterling Michael.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 American Society. ABC-CLIO. 2009: xv–xvi. ISBN 1-59884-187-4. 
  289. ^ LaFeber 2002，第1頁
  290. ^ Gaddis 2005，第213頁
  291. ^ Gaddis 2005，第266頁
  292. ^ 大敵當前 立陶宛、瑞典恢復徵兵.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8-01-28 [2018-04-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4-29）. 
  293. ^ Nashel, Jonathan. Cold War (1945–91):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entire chapter). Whiteclay Chambers, John (編).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8-06-16]. ISBN 0-19-507198-0. [失效連結]
  294. ^ Hogan, Michael J. The Search for a Synthesis: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7, 15 (3): 493–498. JSTOR 2702050. 
  295. ^ Brooks, Jeffrey. (2000).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Book Company Publishers. p, 246.
  296. ^ How Jazz Warmed Cold-War Hearts —The Picture Show Blog : NPR.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9-10）. 
  297. ^ Troiëtìskiæi, A. (1988). Back in the USSR: the true story of rock in Russia. Faber and Faber (Boston), p 54.
  298. ^ Caute,David. 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g.611-613
  299. ^ 冷戰. 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2019-12-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28） （中文（臺灣））. 
  300. ^ New Treyarch Developed Call of Duty Hits may 24 With Likely Modern Setting. Kotaku. 2010-04-30 [2010-04-28] （英語）.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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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和回憶錄
第一手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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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導遊上的相關旅行指南：冷戰
檔案庫
新聞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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