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 中国历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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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 丁丑牛年)、中华民国26年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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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同胞、同志书称,经过西安事变,“实足以证明吾国家之统一基础,确已稳固;全民族之集体力量,确已形成;吾全国同胞对于国事之关怀及对于本党领袖之拥护,亦已为世界所共认”;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指示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及地方部队应停止向中央军马鸿逵军之进攻,并请国军亦勿再有攻击行动;毛泽东、周恩来电潘汉年称,速与陈立夫接洽,中共愿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并告知红军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统区之企图[1]:5327
  • 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张学良被扣留后之形势,决定主要方针是力求和平;毛泽东称,现在“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张闻天阐明中共在目前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1]:5328
  • 1月4日——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1]:5329
  • 1月5日——国民政府: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应即一并撤职,仍留原任;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着即裁撤;特派顾祝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令免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本职;令驻甘绥靖公署着即裁撤;特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令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5329
  • 1月6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电周恩来、秦邦宪称,“(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顾祝同)迎张(张学良)。(乙)顾来则张、杨(杨虎城)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1]:5331
  • 1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提存法》;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等率红军2万余人抵达三原、泾阳、富平一带[1]:5332
  • 1月8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诉愿法》及《行政诉愿法》;行政院电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速就职,主持陕西省政[1]:5333
  • 1月9日——蒋介石电复杨虎城,并抄致顾祝同、刘峙二人,强调和平解决军事、政治善后;蒋由杭州至上海[1]:5334-5335
  • 1月11日——宋美龄电杨虎城称,“中央非由一人负责”,要杨虎城接受蒋要求,使蒋有说话余地,才能“徐图补救,一切主张方能实现,汉卿前途更不成问题”[1]:5336。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召开重要会议,决定加强华北特务机关[1]:5337
  • 1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回国,抵香港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善后,杨虎城自应听命中央。”[1]:5338
  • 1月13日——张学良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称“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1]:5338。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保安动身迁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机关自保安(今志丹县)迁延安[1]:5339
  • 1月14日——汪精卫乘德轮抵上海[1]:5339
  • 1月15日——冀察绥靖公署重新配置河北省防务,平汉铁路及其沿线由第五十三军担任;平汉铁路以东由第二十九军担任[1]:5340
  • 1月16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法》[1]:5341
  • 1月18日——德穆楚克栋鲁普自称“蒙古政治委员会主席”,令各旗限期壮丁入伍[1]:5342
  • 1月19日——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教育部任命皮宗石为校长[1]:5343
  • 1月2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与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刘任承任副校长[1]:5345
  • 1月22日——蒋介石电杨虎城,要其直接与顾祝同商量善后问题[1]:5345
  • 1月24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溪口商谈外交与内政方针,议定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如期举行[1]:5347
  • 1月27日——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第十四军军长陈嘉祐在香港逝世[1]:5350
  • 1月28日——菲律宾总统奎松抵达上海,次日离去[1]:5352
  • 1月29日——杨虎城所部开始向渭北三原一带转移[1]:5352
  • 全国对外贸易是月份入超30余万,美国居首,次为日本[1]:5375
  • 2月1日——张学良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1]:5355
  • 2月2日——蒋介石等由溪口至杭州[1]:5356
  • 2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蒋介石续假两星期[1]:5356
  • 2月4日——中央军入驻渭南,推进至临潼,张、杨部队陆续后撤[1]:5357
  • 2月5日——东北军撤出西安[1]:5358
  • 2月6日——周恩来等中共人员退出张学良公馆,搬进七贤庄红军招待所,留机要科长童小鹏主持红军联络处[1]:5359
  • 2月7日——邓宝珊自西安飞抵南京,报告陕西、甘肃状况与善后办法,陕局得以圆满解决[1]:5359
  • 2月8日——国民政府令:撤销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河务局,另设黄河水利委员会驻各省黄河修防处[1]:5360
  • 2月9日——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1]:5360
  • 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五届三中全会本月15日举行[1]:5361。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2]:253
  • 2月11日——蒋介石在上海会见杜月笙张啸林[1]:5363
  • 2月13日——宋希濂就任西安警备司令[1]:5363
  • 2月14日——蒋介石由上海返抵南京,出席五届三中全会[1]:5364
  • 2月15日——西安行营令于学忠代理甘肃绥靖主任[1]:5366
  • 2月17日——国民政府令准蒋介石所请,张学良着予恢复公权[1]:5367
  • 2月18日——蒋介石呈请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辞去本兼各职;全会决议:一、陕变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二、恳切慰留蒋介石[1]:5368
  • 2月19日——何柱国飞返西安,向东北军传达张学良意见[1]:5369
  • 2月27日——李济深决定出洋考察,李宗仁电中国国民党中央请发给护照[1]:5374
  • 3月1日——日华贸易协会日本理事会在东京集会,出席会议者有会长儿玉谦次等人[1]:5377
  • 3月2日——孙蔚如等回西安[1]:5377
  • 3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张群辞去外交部长,王宠惠任外交部长;张群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仲鸣任副秘书长[1]:5377
  • 3月4日——蒋介石以禁烟总会总监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切实推行禁政,务期如限肃清烟毒[1]:5378
  • 3月5日——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面促铁道部长张嘉璈从速进行铁路五年计划[1]:5378
  • 3月8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到部视事,演说称:“国家之领土与主权必须保其完整,国际关系必须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原则下”,对日“循和平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1]:5380。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一致,由周恩来写成提案,送蒋最后决定,主要为: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之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狱中之中共党员,容许中国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制度,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及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由民选产生,经国民政府任命,经费由行政院与陕西省政府拨款;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委员长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中央军同等待遇,各级官员自行推选呈报军事委员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派员联络,红军中之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计6个旅12个团,另有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3个国防师上设置某路军总指挥部,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学期后结束;此外,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在河西走廊对红军西路军进攻[1]:5380-5381
  • 3月11日——蒋介石电令孙蔚如、顾祝同等妥筹陕西灾情急赈办法[1]:5383
  • 3月14日——蒋介石返抵南京[1]:5385
  • 3月19日——中央军开入兰州[1]:5387
  • 3月2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病逝,3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4月12日追赠为陆军上将[1]:5388
  • 3月21日——禁烟总监蒋介石委派14省、市禁烟特派员[1]:5388
  • 3月23日——蒋介石至杭州[1]:5389
  • 3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蒋介石辞国民政府委员职,以章嘉呼图克图为国民政府委员[1]:5390
  • 3月26日——德王在嘉卜寺(化德)成立“察哈尔锡林郭勒盟军政委员会”,自兼委员长[1]:5392
  • 3月29日——杨虎城、于学忠至杭州谒见蒋介石请示军政要务;次日蒋介石单独召见杨虎城,劝其往欧美参观[1]:5393
  • 3月30日——行政院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冯治安邓哲熙章士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准冀察政务委员李廷玉王克敏冷家骥辞职[1]:5393
  • 3月31日——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向欧美等国商洽借款及购买军火,以备抗日之用;孔祥熙赴欧之行,即负有此项任务[1]:5393-5394
  • 东北抗日联军李延禄、周保中部联合作战,进攻林佳线和林密线总车站林口,焚毁该地;有三条路线交通历时半月不得通车[1]:5415
  • 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蒋介石续假两月,由外交部长王宠惠代理行政院长[1]:5394
  • 4月2日——杨虎城自上海返抵西安[1]:5396
  • 4月6日——中央陆军军官教育长张治中辞职照准,校长蒋介石派陈继承接任[1]:5399
  • 4月8日——德政府以红十字“明星”勋章授予何应钦,称其对促进德中邦交有重要贡献[1]:5400
  • 4月9日——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为出席国际联盟特别大会代表[1]:5400
  • 4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胡士泽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二十二届禁烟会议代表[1]:5400。“蒙古军政会议”在嘉卜寺举行,日本军官、顾问、指导等多人及将领等出席,会议决议决不放弃察北六县,并拟切断山西、绥远之联系[1]:5401
  • 4月12日——第一军胡宗南部由陕西调往徐州,负责徐州、蚌埠一带治安[1]:5402
  • 4月15日——财政部中央造币厂厂长陈行辞职,席德炳继任[1]:5404
  • 4月16日——察北军向绥东推进,德王部抵尚义,穆克登宝部抵商都,包悦卿部抵张北[1]:5404
  • 4月20日——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就医、疗养[1]:5407
  • 4月21日——中国农民银行总行由汉口迁至上海[1]:5408
  • 4月27日——蒋介石在上海接见绥境蒙政委员会委员长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等一行[1]:5412
  • 4月30日——蒋介石由上海抵杭州;并电参谋总长程潜,设计青岛及济南国防工事[1]:5414
  • 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重行分配:本年春,日本在上海之兵力3,500余人;5月初,调往华北、华南两地约800人;至6月初,只有2,600-2,700人;6月15日以后陆续增加;至7月15日,在上海之日军陆战队兵力约3,100-3,200人[1]:5458
  • 6月1日——国民政府授予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蓝色大绶采玉勋章[1]:5436
  • 6月2日——贵州省政府代主席薛岳宣誓就职;王树常任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1]:5437
  • 6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以中国国民党党歌为中华民国国歌[1]:5438
  • 6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报告中国形势时称:“蒋介石领导之新生活运动,已转变为国家军事总动员运动。”[1]:5442
  • 6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陕西临潼骊山蒋介石躱藏处建“蒙难亭”[1]:5442
  • 6月11日——陈诚赴庐山谒见蒋介石[1]:5444
  • 6月14日——孔祥熙离开欧洲美国[1]:5445
  • 6月16日——军事委员会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1]:5447
  • 6月17日——蒋介石邀请全国各大学著名教授及各界社会名流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互相交换政治、经济、教育及地方情形之意见[1]:5447
  • 6月20日——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至庐山,任庐山训练团总队长[1]:5449
  • 6月21日——孔祥熙由欧洲抵美国访问,是日抵美国纽约[1]:5450
  • 6月22日——蒋介石兼任庐山暑期训练团团长,陈诚为教育长[1]:5450
  • 6月25日——孔祥煕与纽约银行讨论中国金融问题,成立初步协定;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孔祥熙法学博士学位[1]:5453
  • 6月28日——行政院长蒋介石电国民政府财政部国民政府实业部,要求民生有关日用品制定最高与最低标准价格,以防止投机操纵,破坏市场[1]:5455
  • 6月29日——甘肃绥靖公署裁撤[1]:5457
  •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1]:5464
  • 7月10日——蒋介石密电各行营、绥靖公署及各省、市称,中、日双方据报已撤兵,“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1]:5471
  • 7月16日——蒋在庐山对学术界领袖明白宣示全民抗战之决心[3]:111
  • 7月20日——蒋介石自庐山返抵南京[1]:5506
  • 7月26日——日军3,000余人自唐山、榆关等地开赴天津,当晚在天津日租界演习巷战,全市异常紧张[1]:5521
  • 7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蔑国军对日军攻击廊坊和广安门之自卫,并声称要消除华军反抗之根源[1]:5524
  • 7月28日——日军发动总攻击,国军处处被动,牺牲惨重,同日攻陷南苑,国军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力战殉职[3]:111
  • 7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政府应变方针,并宣布庐山谈话会提出解决芦沟桥事变四点立场“绝无可变更”,表示将“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1]:5527
  • 7月30日——蒋介石电令驻守平地泉第三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及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迅速向张家口挺进,置有力部队于平绥铁路,以威胁日军侧背[1]:5529。国军撤守天津[3]:111
  • 7月31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上海组成银行联合办事处,蒋介石兼理事会主席,宋子文为副主席[1]:5531
  • 蒋介石鉴于敌军装备优良,国军不利阵地作战,乃拟定一长期作战方略,利用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上持久之胜利,不重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积小胜成全大局,同时发展敌后武力,使敌军活动仅限于点线,首尾不能兼顾[3]:112
  • 8月1日——蒋介石令傅作义、汤恩伯、刘汝明部署平绥线防务:绥远省政府主席传作义兼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前敌总指挥,率部自绥远、山西增援察哈尔,固守南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守备察哈尔[1]:5532
  • 8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午后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对日绝交问题,对时局作出重要决定[1]:5535
  • 8月4日——国军放弃北平[3]:111
  • 8月6日——军事委员会令: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汉铁路北段作战;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淞沪战场作战;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途返攻天津;蒋介石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5540
  • 8月7日——汤恩伯第十三军于是晨全部到达南口地区,并进入阵地[1]:5543
  • 8月9日——下午5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士兵斋藤要藏驾驶军,肆意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为中国守卫机场之保安队开枪击毙,是为“虹桥机场事件”;晚上10时,上海市长俞鸿钧至日本总领事馆交涉,表示对事件殊深遗憾,盼日方力持镇静,尽力勿使扩大,循外交途径以谋圆满解决,日方同意交由外交途径解决[1]:5545。南口方面战事渐趋激烈,日军炮兵轰击,第十三军抵抗[1]:5546。中国共产党同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其军队被改编为“第八路军”,成为全中国军队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蒋的统一指挥[4]:30
  • 8月10日——日军5,000余人在飞机、重炮和坦克掩护下,强攻南口阵地,占领南口车站,国军第八十九师退守南口镇[1]:5547
  • 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议决,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下令分配上海国军战斗序列,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防卫上海西部右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防卫上海东部左翼[1]:5551。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3]:111
  •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晚,军事委员会决定向上海日军发动总攻击,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明拂晓攻击”,“令空军明日出动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日军突破南口,国军退守居庸关两侧高地[1]:5553-5554
  •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书》,宣布“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维护其领土主领土主权及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张治中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并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事至今日,和平确己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达保我完整领土主权之目的,抗战誓不休止”;国防最高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对日抗战不采宣战绝交方式,政府仍在首都南京,不迁都,指派张群为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1]:5555-5556。中华民国空军出动轰黄埔江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及其军事据点[3]:112
  • 8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介石为陆、海、空三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空三军对日作战,蒋介石以中日尚未宣战,不宜组织大本营,只扩充军事委员会编制,设第一至第六6个部及国家总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另有管理部;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宣布:“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1]:5559
  • 8月17日——晨,国军第九集团军在上海发动总攻[1]:5560;立法院通过《总动员法》[1]:5561
  • 8月18日——蒋介石接见是日由庐山至南京之陈诚并嘱以三事:一、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决心与应战的准备”;二、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速厘定战斗序列[1]:5562
  • 8月19日——军事委员会派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嘱咐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介绍沈德燮与苏联政府洽购飞机[1]:5563
  • 8月20日——蒋介石颁发大本营第一号训令《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军战斗序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程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濬,海军总司令陈绍宽[1]:5564-5565
  • 8月22日——军事委员会颁发委任状,委任朱德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辖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3个师[1]:5567。另以林祖涵张国焘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3]:121
  • 8月23日——淞沪战场国军改取守势,中央作战军总指挥张治中,左翼(江防)作战军总指挥陈诚,右翼(浦东)作战军总指挥张发奎,同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1]:5568
  •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救国十大纲领”[3]:121
  • 8月26日——国军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于凌晨1时30分下令南口守军各部突围,向桑干河南岸撤退,南口战役结束[1]:5572
  • 邓小平奉周恩来派遣,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名义赴五台山动员蒲路东,正太铁路北各县民众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5]:22
  • 9月2日——国民政府任黄绍竑黄旭初陈仪熊式辉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1]:5582
  • 9月4日——国防会议开会,蒋方震详细谈德国与苏联情况[1]:5584
  • 9月5日——蒋介石派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赴美国,派军事学家蒋方震赴德国、意大利,表达中国抗日决心[1]:5585八路军总部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举行,邓小平主持大会[2]:264-265
  • 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军事委员会设置军法执行总监部,命令各军恪守军律,“自兹通令以后,无论文、武各级官佐,倘有未奉命令放弃土地,擅离职守,或奉令出发,托故延迟者,概以军律处以死刑,不稍宽假”;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中共陕甘宁根据地之苏维埃政府更名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23县,边区政府设延安,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1]:5587
  • 9月8日——台湾革命党宣告与中国一起努力抗战[1]:5590
  • 9月9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政府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议决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防参议会,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张群任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呈请辞职,魏道明继任行政院秘书长[1]:5590-5591
  • 9月11日——军事委员会按各战区战斗序列,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由叶剑英负责在南京组织办事处;军事委员会以第一战区所辖津浦铁路平汉铁路部队过于庞杂,指挥困难,特划津浦铁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任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鹿锺麟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一集团军、骑兵第三军及第六十七军等部队[1]:5594-5595
  • 9月12日——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成立,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副总监谷正伦王懋功[1]:5596
  • 9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通令各战区全体将士,沉着应战,抗战到底,摧毁日本侵华野心,以壮烈牺牲达成复兴民族之使命[1]:5596
  • 9月14日——陈诚以杨行于本月11日失守,向蒋介石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但蒋介石下令“死守刘行”,为要取得国际认识中国抗战与同情;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报告已向苏联购买飞机225架,坦克车82辆及其他武器[1]:5598-5599
  • 9月15日——国军失守上海罗店,军事委员会调黄杰第八军所属税警总团,自海州径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1]:5599
  • 9月18日——陆军中将刘文辉杨森特加陆军上将衔[1]:5602
  • 9月20日——蒋介石电嘱杨杰等再向苏联增购驱逐机150架、重轰炸机30架,杨杰覆电16架驱逐机已运送回国[1]:5604
  • 9月21日——蒋介石电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陈诚、张发奎等,调整第三战区军队部署:“(一)司令长官由本委员长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二)左翼军司令陈诚,右翼军司令张发奎。(三)左翼军以第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组成之。(四)右翼军以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组成之。(五)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副总司令黄琪翔。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吴奇伟。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兼,副总司令罗卓英。(六)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1]:5605邓小平等到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太原成成中学[2]:268
  • 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7月提交中国国民党方面之《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宣告:(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取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国民政府命令: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改隶行政院,仍由蒋介石任禁烟总监[1]:5606-5607
  • 9月23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率领八路军总指挥部驻进五台县南茹村[5]:22
  • 邓小平、傅锺韦国清率八路军总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义县,开辟晋西地方工作;邓召开会议布置扩军、筹粮筹款和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等,同时派干部帮助县牺盟会训练抗日自卫队、建立抗日游击队,组建“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不久从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改名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5]:22-23
  • 10月1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设立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外称兴运公司,主办国际运输,11月12日改称西南运输公司,曾养甫兼任处长[1]:5619
  • 10月3日——忻口战役开始[1]:5622
  • 10月4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严令前线官兵禁饮生凉之水,以防霍乱与疾病;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连仲代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5623-5624
  • 10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并改隶于第一战区[1]:5630
  • 10月12日——军事委员会收编江南成立新四军,人数约1万人余,以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规定在皖南地区作战[3]:121
  • 10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令:陆军中将杨杰特加上将衔[1]:5637-5638
  • 10月16日——日军攻陷包头[3]:113
  • 10月19日——蒋介石命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决定,第六战区归并于第一战区,仍以程潜代战区司令长官,鹿锺麟为副司令长官,冯玉祥回南京[1]:5642-5643
  • 10月22日——陆军中将刘兴特加陆军上将衔[1]:5646
  • 10月26日——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第五二四团谢晋元中校团附与该团第一营营长杨瑞符,率兵一营800人守大陆盐业中南金城四行仓库[1]:5651。日军攻陷金门[3]:115
  • 10月28日——日军大举向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孤守之四行仓库进攻,国军八百壮士毙日军80余名;下午6时30分,第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宣布:“誓与敌拼死一周,永无遗憾。”;上海各界市民慰问并输送食品,女童子军杨惠敏受“八百壮士”精神感召,冒险送国旗于四行仓库,国军高悬四行仓库楼顶,中外人士沿苏州河围观,目睹此莫不感奋[1]:5652-5653
  • 10月29日——第八十八师长孙元良致书闸北四行仓库守军称:“余奉命经营闸北国防轴心,保我疆土,诸同志奋勇却敌,固守二月有半,倭敌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所以保国,幸不后人。近以一发之动,全线西移,本军亦奉命转移阵地,而以最后守卫闸北之责,付托我忠勇之诸将士。诸同志能服从命令,死守据点,誓与闸北共存亡。此种坚毅不拔、临危受命精神,余与全军将士同致无上之敬意……(诸同志)不吝牺牲,早抱成仁之决心。上役杀敌致困,实开震天动地之史页。诸同志固守闸北已三日矣,敌之畏葸与我之勇敢,己为举世所共见,沪上中外人士交口钦佩,民众奔走援助,咸负如可赎也,人百其身之愿。此诚我中华民族之光荣,我中华民国之光荣,亦我国民革命军之光荣。”[1]:5654
  • 10月3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发奎代朱绍良为淞沪战场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刘建绪继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国军在新泾镇以南阻击日军,四行仓库守军已成孤军,退入公共租界,全部苏州河北岸阵地弃守,日军续向苏州河南岸攻击[1]:5655
  • 10月31日——蒋介石采纳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及军事委员会作战组长刘斐之建议,下令淞沪前线国军各部队向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钖至江阴)既设阵;蒋介石嘉奖坚守闸北之第五二四团官兵,通令将该团官兵晋升一级,并呈请政府给与荣誉奖章,命令其放弃闸北最后阵地,撤离四行仓库,进入公共租界[1]:5656
  • 11月3日——太原会战开始[1]:5659
  • 11月5日——日军攻陷阳曲,逼攻太原[1]:5662
  • 11月8日——淞沪战场国军腹背受离,放弃上海阵地,向苏州转进;太原巷战激烈[1]:5665。毛泽东电告八路军各将领,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特区的选举与财政,毛泽东不主张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1]:5665
  • 11月9日——日军攻陷太原,太原会战结束;松江失陷,国军淞沪阵地侧面受重大威胁,实行全线撤退[1]:5666
  • 11月11日——蒋介石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决定迁都重庆[1]:5668
  •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1]:5669
  • 11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任第三军团长兼第四十八军军长庞炳勋为徐海警备司令,第一六七师师薛蔚英为副司令[1]:5670
  • 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晚乘舰西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议决: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职权[1]:5672-5673
  • 11月17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另有任用,免去本职;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特派陈仪兼驻闽绥靖主任;谢晋元、杨瑞符各给予青天白日勋章[1]:5673
  •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称,暴日举兵西进,逼我首都,挟其暴力,邀我为城下之盟,并郑重宣告:“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国民政府令: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何成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蒋作宾为安徽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另有任用,免去本职;实业部长吴鼎昌特任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实业部次长程天固兼代实业部长;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调任内政部长,特任张治中为湖南省政府主席[1]:5675-5676
  • 11月24日——国民政府特派唐生智兼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指挥守备南京之责[1]:5679
  • 11月26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江苏、浙江两省政府,免去陈果夫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任命顾祝同为江苏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免去朱家骅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任命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1]:5682
  • 11月27日——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韩德勤代理江苏省政府主席,江苏省政府移驻扬州[1]:5683
  • 11月30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四周防御工事[1]:5685
  • 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办公,行政院电告各省、市政府,已移重庆办公[1]:5686
  • 12月2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南京,下午5时见陶德曼[6]:260
  • 12月3日——蒋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11月之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6]:261
  • 12月4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周围阵地,部署首都保卫战[1]:5689
  • 12月6日——国民政府令:任命顾祝同兼江苏全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浙江全省保安司令、蒋作宾兼安徽全省保安司令、何成濬兼湖北全省保安司令、张治中兼湖南全省保安司令、吴鼎昌兼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原兼江苏省保安司令陈果夫、兼浙江省保安司令朱家骅、兼安徽省保安司令刘尚清,兼湖北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湖南省保安司令何键,兼贵州省保安司令顾祝同均免兼职;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殉国之第九军军长郝梦龄追赠陆军上将,第五四五师师长刘家麒、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追赠陆军中将[1]:5692-5693
  • 12月7日——蒋介石于凌晨飞离南京,移驻庐山[1]:5693
  • 12月13日——日军伤亡达6千人,国军除少数官兵突围外,余皆殉职[3]:113。日军攻陷南京,日军各师团开始南京大屠杀,进行集体屠杀,是日枪杀数万人[1]:5700。日军于南京城陷后,纵兵大掠,中国军民死难者在30万以上[3]:113
  • 12月14日——首都警卫军副司令少将,12月12日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之命,兼任首都警察厅长暨南京市长,率宪兵两团掩护国军大部队由城内撤出,萧山令部在南京城内与日军返复冲杀,兵败殉职,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设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汤尔和为“立法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齐燮元朱琛王揖唐董康江朝宗高凌霨为“行政委员会委员”,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五色旗为“国旗”[1]:5701
  • 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中国徒手车民万余人,其中押往海军鱼雷营用机枪集体扫射9,000余,在挹江门外姜家园南首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居民300余人,在司法院难民所内外军民2,000余人,被日军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射,并对已死或受伤者复用木柴、汽油焚烧[1]:5702
  • 12月16日——日军从南京安全区搜捕数万人绑赴煤炭港枪杀,将尸体抛入江中,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有难民5,000余人被押往下关中山码头枪杀;高凌霨任“天津市长”,江朝宗任“北平市长”[1]:5702-5703
  • 12月17日——国民政府令: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现已到任,兼代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免代;铨叙部长石瑛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钮永建为铨叙部长;至是日,南京安全区1,000名左右妇女遭日军强奸[1]:5703-5704
  • 12月18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军事会报会,决定封锁马当要塞;日军将南京城郊难民及俘虏5.7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又在下关南通路以北将军人难民约300余人集合用机枪扫射,城内大方巷难民区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扫射,无人生还[1]:5704-5705
  • 12月20日——上午日军在南京下关江桥口将中国军民500余人绑扎后以机枪射杀,是日起在南京城内有计划纵火,所有消防设备遭劫掠[1]:5707
  • 12月21日——军事委员会组设工厂迁移委员会,协助上海、武汉等地工厂迁往四川省[1]:5708
  • 12月23日——日军攻陷杭州,国军退守钱塘江南岸[3]:113
  • 12月2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会上有人主张接受日本苛刻条件,与日本和谈,蒋介石当即表明,“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1]:5714
  • 12月30日——各战区设党政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团区司令长官兼任,副主席由省政府主席兼任,下设秘书长一人,分党务、𢽴府及国民军训三处[1]:57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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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045 1.046 1.047 1.048 1.049 1.050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0 1.071 1.072 1.073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1.088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1.097 1.098 1.099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1.129 1.130 1.131 1.132 1.133 1.134 1.135 1.136 1.137 1.138 1.139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1.145 1.146 1.147 1.148 1.149 1.150 1.151 1.152 1.153 1.154 1.155 1.156 1.157 1.158 1.159 1.160 1.161 1.162 1.163 1.164 1.165 1.166 1.167 1.168 1.169 1.170 1.171 1.172 1.173 1.174 1.175 1.176 1.177 1.178 1.179 1.180 1.181 1.182 1.183 1.184 1.185 1.186 1.187 1.188 1.189 1.190 1.191 1.192 1.193 1.194 1.195 韩信夫、刘明逵、郭永才、王明湘、齐福霖、范明礼、张允侯、张友坤、章伯锋、胡柏立、耿来金、刘寿林、锺碧容、锺卓安、陈崧、王好立、朱信泉、任泽全、蔡静仪、丁启予、陈永福、严如平、柏宏文、吴以群、罗文起、查建瑜、娄献阁、白吉庵、李静之、张小曼、石芳勤、徐玉珍、江绍贞、熊尚厚、吴以群、刘一凡、郭光、郭大钧、王文端、李起民、李隆基、常丕军、刘敬坤、陈道真、李振民、张振德、梁星亮、陈仁庚、董国芳、张守宪、王荣斌、陈敏、章笑明、汪朝光、卞修跃、贾维、陈民、朱宗震编著.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 编.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2. ^ 2.0 2.1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胜群主编,刘金田副主编 (编). 《鄧小平傳(1904-1974)》上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4. ISBN 978-988-8284-56-6.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李守孔. 《中國現代史》. 台北: 三民书局.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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