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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

現代中國史
（重定向自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关于同名书籍，请见“中国共产党历史 (书籍)”。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接受苏联共产党主谋的第三国际指挥和援助。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决裂。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掌握的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政府开展长达10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以苏联为代表的外国势力影响，改由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掌权。

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的对日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打击了中华民国国军，使其退守台湾。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政府形成两岸分治的局面延续至今。

自1980年代开始排除意识形态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与数个非共产主义的政党执行剿灭行动，其中包含许多采取民主制度的一党制国家执政党，以及在其他国家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团体全部被迫流亡。而在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瓦解东欧剧变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共产党于1991年时开始强调和其他国家实施唯有中国共产党独大的交流[需要更深入解释]，并且继续维持和世界各地非执政党的共产党联系。

成立前奏（191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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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时，李大钊与吴廷康会面进行讨论。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势力陆续侵入中国，使得社会结构发生改变，陆续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与此同时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出现工人并且不断成长，到了1919年时人数已经达到200万人左右。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苏俄成立，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致全世界无产者宣言》，鼓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

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最早起源自新文化运动，当时许多改进中国社会的主张引起许多讨论，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也被中国知识分子引入，并且和工人运动开始结合[2]。不过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有关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成为热门。其中许多主张共产主义可以改善中国社会的学者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于中国各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研究小组[3]。与此同时，李大钊则成为首位公开支持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4]。1919年3月俄国第三国际宣告成立，鼓励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5]。到了隔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第三国际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1919年，俄共（布）决定在东亚发动民众斗争。[6]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开始就建立共产党展开讨论。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库兹涅佐娃、杨明斋（翻译）五人作为代表前往观察中国状况，计划在上海建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并且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吴廷康随后在翻译杨明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与李大钊会面，之后则到访上海和陈独秀共同商讨建党问题。同年5月开始，陈独秀邀请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共产主义支持者共同商讨建党事宜。7月，在华俄共党员开会，认为应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7]同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后来这在上海组建的首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中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发起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由李大钊担任负责人。而在早期组织建立后，包括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先后加入。[8]

尽管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否要在中华民国政坛从事政治改革之论点有所差异[9]，然而两人都把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开创性的行动，认为它预示著许多被压迫的国家即将进入新的时代[9]。1920年秋季，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施存统为负责人。同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市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则在济南市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决裂后，1921年春季陈独秀联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先后由陈独秀和谭平山担任书记。同一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早期组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并未统一名称，其名称包括有“共产党”、“共产党支部”或者是“共产党小组”，后来则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参考了列宁所提出的先锋主义运作[10]，并且被蔡和森等学术界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11]。

这些共产主义工作小组成员有组织且有计划地扩大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且批判各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还在各个地方还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并且领导工人成立工会以发动工人运动，这些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自身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发行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积极创办了以工人为主要读者的通俗刊物，借此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这包括有上海市发行的《劳动界》，北京市发行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市发行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市发行的《劳动者》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以此为基础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进而举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同时还在各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国际时代（192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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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共产国际、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新生时期（19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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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民国九年（1920年）俄共（布）为了领导远东地区党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12][13]。时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的共产党，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以苏俄《生活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与上海的陈独秀、戴传贤（戴季陶）、张东荪建立了联系。[14]

4月底，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向他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并向上海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资助。8月上旬，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称“中共上海支部（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所以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当代中国学界的正统观点，亦将它的成立视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次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是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5]。

陈独秀还在另外几个城市（北京、汉口、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及巴黎）中发展了组织，并组织捣毁焚烧了与其观点相左的北京晨报馆。[16]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该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中国科的工作任务是:进行党的建设、工会建设,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出版工作等。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间，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17]

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俄国，随后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书记，负责与中国、蒙古、日本、朝鲜等国的革命者联系，指导开展革命运动。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上海。[18]

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为了方便在中国南方变现，很多情况下不是卢布纸币现钞，而是珠宝、钻石甚至是鸦片[19]），而被指责为“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 陈独秀个人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20]，称将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但由于现实原因，最终妥协，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经费仍是由总部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提供。

共产国际驻中国支部代表
代表 任期
马林 1921年－1924年
维经斯基 1924年5月－1927年4月

民国十年（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共有57名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于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这也是中共通常认可的成立日期。7月，在上海公开成立工人维权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陆续成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分部，发动工人维权罢工活动。[21]

民国11年（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指导。[22]为了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自民国12年至16年（1923年~1927年）大革命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122次讨论中国革命的会议，作出了738个决议。[23]

中共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惨重的一幕。

民国十年（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得到中国大总统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之后马林提议中共应该与国民党合作。[24]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马林推行“党内合作”[25][26]。

1922年1月，莫斯科召开劳动者大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否定了中共的思路，要求与资产阶级合作反日。[27]陈独秀最初对马林的提议不屑一顾，依旧投身工人运动，到6月建立了13个工会。[28]中共在广州举行劳动大会，吸引了一些海员领袖入党。彭湃到海陆丰组织农会。7月，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支部，在其命令下与国民党合作。[29]8月，吴佩孚派中共筹建工会，宣传劳工权益，驱逐铁路系统的奉系势力。[30]中共将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积极支持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9月，李立三发动安源煤矿罢工，成功追讨欠薪，同期罗章龙发动的罢工则被取缔。11月，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开始支持党内合作、外蒙独立。[31]这年中共推动罢工超100次。[32]

民国11年（1922年）9月，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33][34][35]。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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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民党一大、国共合作和联俄容共

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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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2年（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或称孙越宣言，开始联俄容共的策略。之后2月派廖仲恺继续与苏联谈判，8月又派蒋介石到苏联考察军事。10月，聘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为顾问，负责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类似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通过了党的“三大”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的决议案》。[36]。中共三大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37][38]。

中共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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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北伐

民国13年（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阐明了三民主义[需要第三方来源][39]。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40]。国民党的“一全”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在苏联的援助下，民国13年（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黄埔军校与以往军校的不同，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依照苏联红军的样式。黄埔军校的成立为国民革命军奠定基础，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林彪、徐向前等解放军名将皆出自黄埔军校。

民国15年（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进行土地改革[41]。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42]。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43]。

参见：中共四大、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京政变 (1925年)和三一八惨案

1925年5月30日，中国共产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在国民党、青帮和商会的协助下，中共派刘少奇和李立三成立上海总工会，又在广州成立全国总工会。[44]6月，国共发动广州、香港罢工，到10月，中共党员增至2428人，到罢工结束时增至1.85万人，工人占60%。[45]秋，段祺瑞（奉系）查封工会，苏联大力援助冯玉祥，国共也在北京发动示威倒段，最终归于失败。11月，邹鲁、林森等国民党元老出面表达不满，维经斯基要求中共收敛，缓和与“中派”戴季陶等的矛盾。

合作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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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西山会议、中山舰事件、清党、四一二事件、中共五大、国民党左派和武汉分共

孙中山去世导致的国民党权力真空和权力斗争，国民党派系丛生。中共在权力斗争中也加紧行动，控制党政要害部门，联合国民党左派，分化国民党；其领导的农民运动亦使军方利益受到了冲击。最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权斗中败北。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主导的北洋政府派军警突击搜查苏联大使馆，搜查出多份苏联和中共分裂中国罪证，并逮捕李大钊等中共人员，并以叛国罪起诉处死。

蒋介石识破斯大林令中共通过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阴谋，奋起反苏清共，汪精卫和平分共。 民国16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起清党，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及亲共国民党员。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批评。[46]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实行土地革命，[47]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7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要求中共退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48]。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成立临时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当日，鲍罗廷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陈独秀动身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49]。同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决定在张发奎（北伐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尽快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确定党的新方针，由李维汉、张太雷、瞿秋白筹备。重视武装斗争，抓枪杆子，针锋相对地反击蒋、汪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成为临时中央明确的指导思想。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准备发动军事暴动和秋收暴动[50]。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武装割据时期（192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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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一次国共内战

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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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弋横暴动、广州起义 (1927年)和百色起义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贺龙（其时并非中共党员）等指挥发动南昌暴动，建立了军队。8月4日，中共部队放弃南昌，南下广东，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装部队、也是国共双方首次武力冲突。

武装割据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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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十月革命节，江西瑞金叶坪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典礼
参见：第一次剿共战争、第二次剿共战争和第三次剿共战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发动秋收暴动。12月11日，共产党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发动广州暴动，次日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但随即被广东军将领张发奎镇压。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战败后化装逃到香港[51]。1928年2月，共产国际终于承认现在不是总暴动的时机，让中共争取工人和农民支持。[52]1928年4月28日，朱德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并于1928年5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随着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井冈山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共产党控制区（苏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趁着蒋介石对付张作霖、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北方敌人，中共依靠南方山区打游击战，逐步扩展势力。中共吸纳了很多农民入党，1928年6月党员有13万人。[53]年底，井冈山根据地陷入重围。毛泽东撤到江西，使用诱敌深入、乘胜追击的战术，击败江西省军。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国民政府三次对中国共产党位于江西、湖南的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第二波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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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八七会议、十次路线斗争、AB团和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向布哈林和斯大林表示中国革命还处于高潮，应该考虑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案。[54]但共产国际执著于工人革命，因此他们选择工人向忠发为中共领导，[55]向忠发倚重李立三工作。[56]1929年12月起，共产国际认为革命形势高涨，先后指示组建苏维埃政权，[57]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成立中国苏维埃临时政府，并至少应夺取一个中心城市。[58]李立三下令所有苏区扩军，全力进攻附近城市，尤想夺取武汉，但并未成功。7月，红军攻占了长沙。中共认为全面夺权时机已经来临，要求苏联支援中共和准备世界革命。[59]共产国际被中共的要求激怒，[60]同时红军的军事行动迅速被何键率领的湖南省军击败。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安插王明、博古、沈泽民、康生、王稼祥等留学生任职。[61]这年江西苏区开展反AB团运动，整个运动7.6万人被杀。其中，红二十军和红四军冲突，导致红二十军副排级以上军官全部被杀，史称富田事变。[62] [63]

1928年苏联对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美元）[64]
共产党（每月） 共青团（上半年）
中国共产党 12820 7692
日本共产党 1025 512
朝鲜共产党 256 460
失败责任的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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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八七会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民国16年（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该党文献称：该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总方针，并视之为根本任务；此会议改变了陈独秀过去对全党的领导路线；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确定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是探索如何完成根本任务的时期。该会议中，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此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65]。八七会议把中共三大、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中共中央的决定所导致的后果责任推给了陈独秀，而共产国际通过该会议解除知识派中的泰斗，削弱了知识派在中共内部的影响力。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代表 任期
向忠发 1927年7月－1928年7月
瞿秋白 1928年7月－1930年9月
王明 1930年11月－1937年12月
王稼祥 1937年12月－1938年3月
任弼时 1938年3月－1940年3月
对中国本土派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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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三人团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处于俄国1905年革命后的阶段，若无意外因素则无苏维埃革命条件；国民党政府趋于稳定，中共应致力于促进民主选举，但是共产国际认为绝对不应该妥协。[66]1929年7月，陈独秀开始赞同托洛斯基主张。同月，中国和苏联因中东路事件正在中国东北开战，共产国际组织部分中共在苏人员参战，[67]要求中共举行示威，“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68]“不要让资产阶级用叛国罪把自己吓住”。[69]陈独秀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70]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44号通告，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派斗争后，中国托派被作为“反革命”、“出卖阶级的叛徒”，从中国共产党内被清除。[71]10月俄共（布）远东局在作出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认为：“陈独秀同志表达了最右倾机会主义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观点。”决议再次提到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态度，认为反对“保卫苏联”的口号是“机会主义的左翼国民党观点”。[72]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要求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73]不久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被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74][75]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确立了其在红四军中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

国际派的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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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76]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试图进一步提拔王明等人，遭到工会领袖何孟雄等人的抵制。中共从中央到区县（城市）都发生了分裂。1月，罗章龙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日后式微。4月起，政治局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投降，致中共城市工作停转。[77]

顾顺章叛变及灭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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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向国民党方提供了大量情报，导致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在转移时铲除了九名知情的顾家家人。不久周恩来等人被通缉。从此中共中央将工作中心由城市迁往农村，改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78]

分离主义时期（1931-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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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政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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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个中国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元货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援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江西省瑞金。该政权颁布了宪法（宪法内主张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应有民族自决的独立建国权），发行了货币、设计了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 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表明在一个中国疆域内有两国：“从现在起，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个中国，一个是中华民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剥削与压迫下广大工农兵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79]。

分离主义的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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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长征和遵义会议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共产国际认为这是推翻中国政府的好时机。[80]中共认为国民党绝不抗日[81]，要求士兵暴动，成立苏维埃。[82]淞沪抗战期间，中共组织红军全力进攻中华民国。[83]先攻赣州，未攻下。4月，红军攻克龙岩、漳州。[84]江西、闽西苏区扩展到25个县。[85]5月，中国与日本停战，蒋中正实施第四次“围剿”，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被攻陷。湘鄂西苏区肃反四次，杀两万多人[86]；鄂豫皖苏区将二百多知识分子肃成五、六人。[87]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

1933年，博古、李德要求重新查田，暗批毛泽东走“富农路线”，[88]同时强调国土寸不容失，保障税收制度，批判其友罗明。红军大胜于黄陂后，博古强化整肃，[89][90]3月，根据地陷入粮荒。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恢复集市和工商业。[91]共产国际批评北方局与冯玉祥结盟。[92]6月，共产国际不许与十九路军谈判，[93]要求中共东征。[94]7月，苏维埃政府发行公债，弥补财政缺口。[95]中共大力倡导行业合作社。

民国23年（1934年），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在德国顾问建议下步步为营，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式进攻工农红军，而中共方面，毛泽东失去军事领导权，博古、李德等执行王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政策，导致失败。1934年初，红军攻沙县。陈诚按兵不动，缓近广昌，吸引红军回援。第三路军击败红一军团，也向广昌进军。4月，红军力不能支，广昌易手。[9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迫于国民政府方面的军事压力于1934年10月18日撤离江西瑞金苏区，开始长征。同时，在南方还留下了一部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史称“南方游击战争”。红军在突围过程与国民政府军多次交火，损失惨重。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张闻天替代博古出任“总负责”，周恩来在军事上最高负责，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组成的新领导集体，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及时调整军事方针，最终成功摆脱国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10月顺利到达陕西延安，与陕北红军会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长征结束。

分离主义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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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西路军
 
1944年12月1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会

中共中央通过长征从江西瑞金迁到陕北延安后，虽然摆脱了中央军，但依然危机四伏，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部和北部有阎锡山的晋绥军，西有马家军。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宣布开始东征抗日，击溃阎锡山七个师。5月中共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97]，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98]，以实现两党合作抗日[99]。中共于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组建西路军，发动西征，意图打通经新疆与苏联的联系通道，但遭遇马家军的粉碎性打击而失败。

分离主义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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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西安事变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并杀害保安人员、中央机关人员。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释。国民政府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停止与红军作战，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史称西安事变。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延安改制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政府。

抗日统一战线时期（1937-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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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抗日战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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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终于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会议中毛泽东指出，关于军事问题，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毛泽东还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与扩大红军，以及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100]。”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00]。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01]。

1937年9月6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其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延安整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陕北地区的红军（约4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依抗战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与此同时，另有约8,000名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集中组成了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对日作战。

中共的抗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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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名义上保持着共同对日的势态，实际上在后方积极拉拢农民成为共产党的一分子。期间中国军队与日本发生22次大型会战和上万次中小战斗。1937年9月八路军前线指挥官林彪配合阎锡山领导的太原会战，抓住有利战机，打了自称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102]平型关战役[103]。 1940年8月彭德怀在未收到医院养病的毛泽东批复的情况下,发动了百团大战[104][105][106]。 1944年3月粟裕、叶飞发动了车桥战役，开启了新四军的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

国共摩擦与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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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摩擦

国共双方之间也曾经爆发过多次流血冲突，其中有晋西事变、“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等。国民政府不再对共产党及其军队发放军饷补给，中共及其军队已不再听从国民政府号令，开始大力发展国民政府体制外的以抗日、民主为名的事实割据政权，国共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到了130余万人，民兵也发展到260余万人，控制约一亿人口[107]。

毛泽东时代（1942-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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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1942-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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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陕甘宁边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接受共产国际指挥。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经营中共事务。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中共文献则称该运动是为了：提高党内成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战斗力，以便战胜困难，夺取胜利。据此决定在中共党内开展一场普遍的整顿作风的运动。

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同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号召其党成员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该党文献，此次会议检讨了其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错误，肯定了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更进一步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高级干部整风会议，整风学习从此开始。[108]这是中共延安整风的预备阶段。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此次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中共党内军内的整风逐步展开。根据该党文献称此次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延安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经过普遍的学习和整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达到统一思想，端正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

中国共产党于1943年开始重新积极扩大自身的根据地[查无此文]。而自19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到若要取得政权，唯一的机会是要将自身定位为真正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中国的政治势力[109]。因此自1941年开始以延安市为据点的中国共产党展开整风运动，排除以王明为首的第三国际代表在党内的影响，并且将毛泽东的理论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指导思想；之后随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地位获得确立。而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在1945年逐渐接近结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间的政治问题开始被提及[110]。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代表于重庆市展开谈判，并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隔年双方则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5个决议案，表示同意共同实现民主宪政。之后双方分别在1946年2月底达成整军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达成《东北停战协定》。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111]

延安整风的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在此阶段，该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中共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据该党文献该报告：阐明了研究历史经验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态度，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其文献此会对于该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批评和结论。至此，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各机关的成员组成学习小组，来学习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个人著作讲话，其中以毛泽东的著作占六篇最多，而虽然也有许多国外作者如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实行上被列为居次。延安整风彻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延安整风后，王明在党内失去势力。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日后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以及第二次国共内战的胜利建立政治基础。

国共内战时期（1946-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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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双十协定和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7年5月中旬，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军精锐整74师，师长张灵甫阵亡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方面的士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解放战争”，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称之为“戡乱”。

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此时中共有120万党员，132万正规军，260万民兵，[112]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9-11月，美国帮助国民党接收华北，苏联帮助中共接收东北。[113]国军抵定江南。苏联向中共转交5000挺机枪、15万支步枪及一批重武器。[114]1946年1月，国共两党并民盟、青年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决议案，同意共同实现民主宪政[115][116]。 1946年2月底，虽有反苏运动等因素，国共双方仍达成整军协定，统一将国共军队整编为国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底，国共达成迄今最后一个正式协议东北停战协定。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国共双方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双方在东北、中原、华北等处展开争夺。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此时，国民政府为迎接制宪国民大会，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的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共产党方面认为国民政府没有诚意，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117]，至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此时中共仍坚持在南京活动，不离开[118]。国府两度委婉逐客无效，故2月底，国民政府公开下达逐客令[119]，限令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留守处代表3月5日前撤离，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内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物资统计
时间 发货地点 机枪 步枪 子弹 其他物资
1945年11月2日前[120] 沈阳 4000 11~12万 各种炮一批
1945年11月2-6日[121] 沈阳、哈尔滨 1000 3.6万 800万 部分炮；手榴弹15万；运输机6架；火车2列；大衣2万；皮鞋3万；兵工厂1座
1945年12月初[122] 旅顺 100 近万 飞机40余架
1946年3月[123] 朝鲜 3万
1946年4月[124] 哈尔滨 1万 10万 1000门炮
1946年5月[125] 朝鲜 115 43万 炸药1万箱
1946年6月[126] 朝鲜 50 5000 300万 本月另有一批，不详
1946年7月15日-8月7日[127] 朝鲜 688 12145 1000万 167掷弹筒、7门炮、11164刺刀、43588发炮弹、22万斤炸药、火药500箱
1946年9月[128] 图们 100多节火车弹药
1946年9-10月[129] 安东 朝鲜北部日军储存之武器弹药，数十艘汽船每日往返运输
1946年12月到1月[130] 苏联 1.51亿卢布各式物资[131]（含300万匹布、560万吨米和棉纱、3300吨汽油、500辆卡车、700吨炸弹等）
1948年2月到12月[132] 苏联 3.35亿卢布各式物资[133]
1948年辽沈战役前 满洲里等地 仅我们（苏军）两个方面军转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稍后又转交给他们大批的苏制武器。[134]各种枪炮、坦克，以火车运输数日。[135]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捷克式和苏式。[136]
1949年7月到12月[137] 苏联 4.21亿卢布各式物资[138]


马歇尔调停失败后，内战全面爆发。之后，国军调整战略，重点进攻共产党山东和陕北两大共产党控制区。在陕北，国军一度占领延安，但此时共产党已经主动撤离延安，国军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山东方面，解放军采取运动战打击国军，避免与国军进行主力决战。之后陈毅、粟裕率领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重创国军，全歼国军王牌主力、五大主力之首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阵亡。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军开始攻势作战，在东北，将国军压缩至几个相互孤立的城市，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在陕北，彭德怀部队在1947年8月初围攻榆林，钟松整编36师北上救援。随后彭德怀围点打援，发动围攻钟松的沙家店战役。刘戡全力救援，钟松逃脱。10月，彭德怀再度围攻榆林，国军已经无兵可调，不得不由蒋中正致电宁夏主席马鸿逵求援，马鸿逵命整编18师支援榆林，彭德怀再度围点打援。宁夏军与彭德怀部队在元大滩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彭德怀撤退。2月，彭德怀部在宜川围点打援，歼灭刘戡29军主力，刘戡自杀。4月底彭部占领延安，后撤至黄龙地区休整。中原战场局势错杂，虽然国军寻机作战，但解放军运动灵活，故国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1948年3月，陈赓谢富治兵团乘中原国军兵力空虚，进攻洛阳，两进两出，歼灭国军守军。4月，刘邓部队进攻阜阳。经过近一年的战斗，中原地区的战事转向对中共有利的一方，国军日趋被动。5月，中共成立中原野战军，发动宛东战役，击溃国军18军。6-7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攻克开封，歼灭整编75师，确定了中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139] 11月，在山东、华北等战场，解放军也展开了攻势。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国军的主力精锐，国共内战大势底定。194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40]。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41]。命令内容为：

  •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 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入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四处迁徙。解放军则向全国进军，逐步攻占了除台湾和少数沿海岛屿外的全部国土。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2月7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被迫撤往台湾。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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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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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的筹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决定以北平为国都并改名北京、以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通过了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名单，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他6位为副主席、以及另外56位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2]。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迁往台北，并继续统治台湾本岛及福建离岛地区金门、马祖(通称为台澎金马地区)至今。至此，中国历史上海峡两岸分别统治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获得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席位。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虽有发展，但两岸在意识形态及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上立场歧异，继续处于分治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中国历经连年战争已近成废墟；按照中共论点，“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村“土改”，抑止了战时通货膨胀。”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力图普及国民教育与建立基层医疗保障体系。外交上奉行完全倾向社会主义阵营（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援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共产主义活动。军事上，1950年基本消灭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力量；同年，朝鲜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击败朝鲜人民军，并推进至中朝边境。期间，曾多次轰炸中国东北[143]。10月中共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起与联合国军作战，使战线重回三八线，于1953年签署停火协议。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中共的军事能力，但也为中共和美国的关系的发展蒙上阴影，深刻影响了两岸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续发展方向。

1949年后，中共在建国前三十年由毛泽东主导发起了很多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绝大部分是政治运动，或者是政治运动与经济政策的结合运动。大部分政治运动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甚至被迫害，后来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毛泽东做了评价和总结[144]。

政治领域的政权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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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镇压反革命

1950年5月1日至1950年底，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主要是在领导干部中克服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以及少数人的腐化堕落、违法乱纪。[145]

1951年2月至1953年进行整党。[145]

经济领域的政权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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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

中共称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中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政治运动的统称[146]。

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该党称此次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实际控制区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中共和其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中共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其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 [147]，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中国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中国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中国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该国官方文献称：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3月11日，中国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要求：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结束[148]。

文化领域的政权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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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双百运动和反右运动

双百运动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其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双百方针。1967年人民日报曾撰文称“双百方针”的目的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中共称反右运动是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中共认为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其党建的正常步骤。且称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的批评、建议；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反击右派的运动。中共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中共文献指出此次运动有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149]。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多达552877人。

社会主义建设、教育时期（1956-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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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由于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0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主张“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但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倒退和三年大饥荒的发生。其中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为彭德怀等人的异议而下令发动反右倾运动，进而造成社会经济陷入困顿，并且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后才得以制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为意识形态差异而宣告分裂[150]。

反右倾运动亦称“反右倾斗争”，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即展开的一场政治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有较大异议的中共党员被打倒，会后毛泽东发动“反右倾”斗争。大量中共党员遭到批判，部分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大跃进运动温度不降反升，造成更多的人饿死。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中共后来认为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运动是错误的。

四清运动，简称“四清”，是1962年底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毛主席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一场政治运动，意图“反修防修”，防止演变。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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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化大革命

1964年7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1966年2月3日小组发表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革除国家和党的职务，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文革小组碰头会成为文革期间最高会议。 1966年2月3日，中国共产党透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151]。在这之后引起长达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并且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古迹造成严重破坏。这时期也因为文化革命造成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最终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遭到瓦解而结束。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党章确立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翌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及林彪的其他党羽在会上，积极建议恢复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谋求林彪担任此职，遭到主张修宪“废除国家主席”的毛泽东驳斥，大会转而批判陈伯达。

1971年9月8日，副统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的支持者和接班人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突然乘飞机出逃，并在蒙古坠机失事[152]。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王洪文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展开。

1974年10月周恩来因病住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开始整顿生产秩序，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出修正。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76年2月，“四人帮”经毛泽东批准，掀起以批判邓小平为主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逝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政变的方法，在没有逮捕令甚至没有正式的会议决议前提下，在中南海怀仁堂秘密逮捕四人帮成员及清洗其支持者的活动，中共官方号称“粉碎四人帮”。至此，长达十年、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古迹造成严重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据各方估计，文革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153][154][155][156]，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157][158]。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159][160]。

“文革”结束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中共领导政策开始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华国锋时期（1976-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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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权力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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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怀仁堂事变和你办事，我放心

邓小平再次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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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77年8月19日，十一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预备。

改革开放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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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61]。会议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62][163]。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164][165]。

1979年9月25日－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66]。1980年2月，在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书记处负责人）， 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时代（197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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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八大元老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共十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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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6日，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不再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职务，同时确立以总书记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16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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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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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八六学潮、六四天安门事件和东欧剧变

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中国大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之后，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4月26日，中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部队被许多北京市民阻拦，未能入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措施，6月4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实行武力镇压，军方与群众、学生爆发冲突，造成平民及军人流血伤亡（流传的伤亡数字不一）。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总书记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等领导人逐渐退出前台，实际邓小平幕后问政直至九十年代中期[168]。

权力交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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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家将事件和邓小平南巡

六四事件不仅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紫阳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更导致邓小平威望受损。

邓小平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在保守派中有较高认可度的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不久邓小平又将改革派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小平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中共中央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就是否继续改革开放出现意见分歧，眼见改革开放即将搁浅，已身无所职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南巡，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视以及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并期许广东能按其“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在20年内追上亚洲四小龙。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江泽民时代（198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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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左）和李克强（右）

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中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务，进而确立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并且建立包括李鹏、朱镕基等人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169]。而尽管六四天安门事件一度让改革开放政策暂缓，1990年代初期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政策重新获得施行，这让邓小平的经济学观点重新获得重视[170]。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样列为指导思想[171]。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继承邓小平在1980年代“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并延续后者绝大部分政策[172]。随后江泽民则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要众多人民的基本利益；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三个代表思想获得批准并修订至《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并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173]。在三个代表思想中，透过制定理论的方式让民营企业家和入境资产阶级分子得以合法加入中国共产党[173]。

胡锦涛时代（200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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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和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召开，胡锦涛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接替江泽民最高领导人位置，并且和吴邦国、温家宝等人组建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174][175]。

不同于先前的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人的统治，胡锦涛把重点放在集体领导上，而反对单一个人在政治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175]。由于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注重经济增长，反而促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发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锦涛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两个主要思想[176]。其中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10月21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版中[177]，但一直到2012年11月14日的中共十八大上才视为指导方针[178]。

习近平时代（2012-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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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卸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且由新选出的习近平接替这两个职位[179]，之后与李克强等人组建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180]。习近平上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便展开数十年来最为积极的反腐败工作，但与此同时开始整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权力，这使得外国评论家认为其破坏集体领导制度、而朝向毛泽东的统治方式[181]。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后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讲话，2022年10月23日

2020年冠状病毒病疫情发生后，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一直强调自己亲自指挥防疫工作，并在2020年2月3日《求是》发表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表明：早在1月7日已经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防疫要求[182][183]。香港《明报》“京城密语”专栏指，中央领导人初期对疫情并不重视，甚至要求不要造成民众恐慌，影响即将到来的春节气氛[184]。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85]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在3月23日发布会上的介绍，庆祝活动主要包括：在2021年7月1日诞生纪念日举行庆祝大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和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办大型主题展览；举办文艺演出；召开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创作推出一批文艺作品和出版物；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186]。

2022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要求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厅局级次以上领导干部每年报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187]

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69岁的习近平当选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并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开始第三个任期[188]。改革开放确立“两届任期”以后[注 1]，他是中共历史上首位成功打破传统的主要领导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李强、蔡奇、丁薛祥等人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8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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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江泽民在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接替被撤职的赵紫阳，因此第一任期并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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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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