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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关系

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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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关系，简称中日关系（日语：日中関係〔日中關係〕／にっちゅうかんけい Nitchū kankei */?），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双边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在1952年与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恢复邦交，至1972年与中华民国断交，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两国关系称为“战略互惠关系”。

中国—日本关系
双方在世界的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
代表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日本驻华大使馆
代表
大使 吴江浩大使 金杉宪治[1]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于2022年泰国APEC峰会
位于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
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起伏不定。根据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90％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非常不好[2]，同时，由于日本排放核废水以及驻日美军的行动，网络对日本的仇恨情绪也日益增长，另外重新更改党史的因素也造成影响年轻中国人的态度。不过本质上这是太平洋体制竞争导致的原因，故关系低落仅止于特定时期需要使用到政治宣传方面。在社会合作按公开资料中日交易额则是大致维持上涨，这部分的关系仍十分热络融洽。[3][4]双方提供对方的产品也互为排前列的经贸伙伴，作为富裕的人口旅游渡假主要目的地，与重要的留学、移居来源地等[5][6][7]。

国情比较 编辑

全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国
简称   中国   日本
旗帜    
国徽    
领土面积[8] 9,597,000平方千米，包括临海水（海）域领土 377,962平方平方千米，包括临海水（海）域领土
人口 14.03亿[9] 1.27亿
人口密度 145/平方千米 336.22/平方千米
人口自然增长率 0.49% [9] -0.20% [9]
城市化率 59.58%[9] 91.8%
首都 北京市 东京都（事实上）[10]
面积最大的城市 那曲市（352,192km2）
人口最多的城市 重庆市（3,101万人） 东京都（1,406万人）
政体 单一制、一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单一制、一党优势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
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日本国政府
政权 习近平政权 自公连立政权
内阁 第十四届国务院 第2次岸田内阁
最高行政机构 国务院 内阁
最高立法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常务委员会） 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
最高司法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裁判所
建国领导人 毛泽东 神武天皇（传说人物）
现任最高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注 1] 内阁总理大臣：岸田文雄
现任国家元首 国家主席：习近平 天皇：德仁
现任政府首脑 国务院总理：李强 内阁总理大臣：岸田文雄
现任军事统帅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内阁总理大臣：岸田文雄
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   自由民主党
主要语言 汉语 日语
宗教 参见中国宗教 参见日本宗教
民族 参见中国民族列表 参见日本民族列表
GDP（国际汇率） $14.73万亿（2020） $5.378万亿（2020）
人均GDP（国际汇率） $10,580（2020） $42,928（2020）
GDP（购买力平价） $25.360万亿 $5.586万亿（2020）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 $18,200（2020） $44,585（2020）
GDP实际增长率 6.1%（2019） 1.5%（2019）
基尼系数（贫富差距） 0.467（高） 0.379（高）
人类发展指数 0.761（高） 0.915（极高）
货币 人民币（¥） 日圆（¥）
时区 UTC+08:00（北京时间） UTC+09:00（日本标准时间）
侨民 14万日裔中国人 92万日本华人
行驶方位 靠右行驶（左驾） 靠左行驶（右驾）
国防预算 $2610亿 $476亿
武装部队人数 205万 24万
劳动力 8.06亿 6501万
移动电话 12.28亿 1.21亿

历史 编辑

主条目：中日关系史

冷战前期（1949年－1972年） 编辑

1949年6月2日，中共中央为与日本进行直接贸易问题致电东北局，指出：“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11]:893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外交上陷入西方国家的孤立。1951年9月8日，美日为了从战略上封锁中国大陆，在对日和会上通过旧金山和约（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皆未被邀请参加），美国同时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结成军事同盟。10天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52年4月28日，日本又与中华民国签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恢复正式外交关系。7天后，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此合约[12]。

1956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除45人外，释放全部其余1017名日本战犯。然而，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注 2]在1957年6月2日访问台湾，表示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光复大陆。日本政府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京设立LT办事处，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两人之姓氏为名，负责商贸往来和民间交流；岸信介破天荒批准中国大陆乒乓球运动员入境参加世界乒乓球大赛[13]。1958年5月2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长崎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因此中断。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停止反华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不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引起日本右翼人士反弹，并在1960年选前大会上刺杀浅沼。

由于美国对日本压力，两国并未建交，并且因为未签订二战和平条约，中日在1972年前属于法律上的敌对状态。然后中日双方在冷战前期双方发展了活跃的民间贸易，并于1950年代先后4次签订民间贸易协定。1960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自1950年代中期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贸易大有增加，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已经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调整时期，日本更成为了中国发展学习的重要对象。

1962年11月9日，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开启双方“LT贸易”[12]。自中国共产党据守中国大陆以来，日本执政之自由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虽不作正式之承认，但双方自1962年后分别设立“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从事商品之交易[14]:210。日本左翼屡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亦经常派遣文化团体赴日本从事活动[14]:210。“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与日本贸易总额略有增加，因之日本政客积极从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活动[14]:210。由于中国政府与日本佐藤内阁之间相互敌视，“建交”谈判迟迟未获具体结果[14]:210。

1971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12]。中华民国政府则发表声明加以谴责，申明中华民国才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乒乓外交”改善了中美关系。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发展。日本也追随美国开始了中日关系“正常化”，最终放弃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之邦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72年7月，田中角荣继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乃利用时机主动发表双方尽速“建交”之声明[14]:210。9月25日，田中角荣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4]:210。9月27日，田中角荣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2]，彼此从事“外交”之承认[14]:210。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结束“敌对状态”，致力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与日本断交。

接触时期（1973年－1989年）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建交以来，以官方为主导积极发展两国关系，在经济、文化、科技等众多方面开展双边合作。天津市和神户市于1973年6月24日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之间建立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1974年9月29日，中日定期航线正式通航[15]。

1975年1月2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时，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否定或者减弱两国联合声明，或者降低调子，是不可能加深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的；或者是形式上承认联合声明的基础，而实际上还是想用各种变换的形式来搞‘一中一台’，那是不行的。我们中国的方针是中日两国老老实实地商谈问题。我们彼此都采取这个态度，这样，政治上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不困难的，经济交往也会是不困难的，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永远不称霸。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坦率地说，现在我们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称霸？问题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我们也成了一个发达国家，是不是也要称霸？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叫永远不称霸，不是讲现在，是讲将来永远不称霸。我们在联合国正式声明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打倒称霸的中国。我们是用这样的路线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的。中日联合声明之所以确立了我们两国间长期友好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16]:3-4

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2]。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日，23日，与日本交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12]。然而，就在邓小平访日前不久，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例行“秋祭”时，正式把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12]。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在以后的中日关系中时常可以看到，但在六四事件之前，中日关系还是快速的向好的方向发展。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12]。此后，日本共为中国大陆提供了4批数万亿日元政府贷款，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日本。两日后，中日两国的国有石油公司于东京签订协议，开发首个中外合营油田-埕北油田[17]。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修改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不满和抗议。9月26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将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加以解决。[12]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病逝。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杨尚昆特使身份出席裕仁天皇葬礼[12]。1989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日，日本明仁天皇在会见李鹏时谈到中日间不幸历史时，第一次以“表示遗憾”这种方式表达歉意[12]。

蜜月时期（1989年－1996年） 编辑

六四事件后，日本在内的西方七国集团对北京实施的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双方高层往来。直到1990年7月11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中国的政府贷款[12]。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访问北京，改善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12]。

 
明仁天皇

199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日，并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访问中国，这是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5年5月2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首次参观了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战后五十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愿正视历史，承认侵略，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这段话后来被称作“村山谈话”[12]。但从“村山谈话”之后，中日关系没有像村山讲话所期望的方向发展。1995年8月29日，日本政府抗议中国大陆进行核试验，宣布冻结对中国的政府贷款援助[12]。

1996年至今 编辑

 
位于中国成都的广岛・四川中日友好会馆

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引发中国内地、香港等地民间保钓运动[12]。1998年4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胡锦涛访日，强调发展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12]。这次访问并没有改变中日关系逐步恶化的局面。

江泽民时期 编辑

1998年1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也是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和最高领导人后第二次访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2]。访问期间日本并未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写进宣言并就对中国的侵略正式道歉，与1个月前日本向韩国的道歉形成鲜明对比。有评论认为，此次访问是中日关系由友好转为敌对的转折点；政治学博士卜睿哲曾在其书中提到，日本曾在当年会面时提出向江泽民道歉，但是条件是中国以后不能够再就此事向日本找麻烦，因此中国最后不肯接受日本道歉的原因是为了避免“不能再以‘日本没有反省历史’的理由批评日本和反对日本进联合国安理会”。[18]

2001年8月14日，中国人冯锦华在东京靖国神社门前的石犬底座上用油漆喷写了“该死”两字，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此前一天参拜靖国神社[19]。这并没有影响10月份小泉到北京进行访问，并参观了位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12]但小泉担任日本首相6年，参拜靖国神社6次，使中日关系陷入最低谷。

 
汉级核潜艇穿越事件（日语：漢級原子力潜水艦領海侵犯事件）中的解放军海军091型核潜艇，日本称其行经石垣岛附近海域

2002年5月8日，据日本方面称：5名北朝鲜人企图进入沈阳的日本领事馆，被中国武警强行带走，即“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闯馆事件”。日本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擅自进入属于日本国领土的使馆区抓人，侵犯了日本的治外法权（《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公约》确定的原则“使馆馆舍不可侵犯”，和领土延伸并无关系）。但中国则认为，事件始发地点并未进入领馆区域，因而与日本无直接关系，且此举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积极维护了日本领馆正常秩序。‘

胡锦涛时期 编辑

2003年9月1日，中国单方面允许日本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证入境中国大陆15天（该政策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之后暂停实施），目前中国大陆公民入境日本必须提前办理签证。但近年来日本逐渐放宽了中国大陆公民办理签证的要求。[20]。

2003年9月18日，由日本大阪建筑公司组成的旅游团，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中大肆“买春”，并公开称“就是来玩中国小姐的”。数百名中国妓女从珠海甚至深圳的夜总会赶过来，成为日本客的寻欢对象，被称为“日本旅游团珠海买春事件”。

2004年5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自杀，留下遗书称生前因与一位中国妓女私通被中国警方逮捕，于是遭中方国安人员威胁，要求提供日方在中国情报活动的信息。该事件引发中日双方外交冲突，日方认为中国违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方称日方人员自杀系工作压力大所致。11月，日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所属的一艘091型核潜艇从日本南部海域穿越、返回母港，即“汉级核潜艇穿越事件（日语：漢級原子力潜水艦領海侵犯事件）”。日本政府指责中国军方违反国际法，秘密闯入日本领海，并派海上自卫队前往驱逐。中国政府则称潜艇一直在公海水域行驶。

2005年4月9日，因日本谋求“入常”和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引起中国民众普遍愤慨和反日情绪，爆发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抵制抗议活动，活动从北京、上海等地迅速波及全国十数个大中城市。日方认为，自发反日示威若无政府默许绝无可能，所以示威必定为有北京当局做幕后推手。指责中国暗中策动。对此中方予以反驳，并认为这纯粹是日本政府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举动引发的结果，活动纯属民间自发行为。最后日本首相小泉公开致歉。[21]

2006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趁即将离任之际，在日本投降的纪念日又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再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不过自小泉下野后，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两国领导人积极改善两国关系。

 
胡锦涛与福田康夫于G-8会谈碰面

2007年12月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访问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领导人亲自会见。过了1个多月日本警方查出中国制冷冻手工水饺内含杀虫剂“甲胺磷”成分，有毒水饺由中国河北省的天洋食品制造，日本警方也以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22][23][24]2010年3月，经过两年侦查，中国公安机关逮捕一个投毒嫌疑犯吕月庭，该人犯案时在河北石家庄天洋食品厂当临时工，因为对工资待遇及个别职工不满在饺子中投毒。[25]

2008年4月26日“饺子投毒事件”还未平息，又发生了北京奥运火炬在日本长野传递时日本右翼分子试图破坏火炬传递、殴打中国留学生，侨民的事件[26]。虽然两国摩擦不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在2008年5月对日本进行了五天的访问，双方签订两国第四份重要条约《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与日本首相在此之前的访问分别被媒体称为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27]。

2008年10月25日，参加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回国前，接受了中国央视《高端访问》栏目的采访，表示愿意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并不认同中国威胁论的可能[28]。

在2009年后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菅直人政权，接近中国，融入亚洲的“新外交政策”，使得中日关系取得了进展。而然，民主党政权内政外交，尤其是关于迁走美军冲绳基地问题上的失误，使得民主党的新外交走向终结，民主党最后一任的野田政权，在外交政策上基本撤退到了自民党保守右翼的路线，并且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重新引起了中日之间的严重分歧。加之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中国在对日问题上不愿过多妥协。

2012年10月17日，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一度令中日关系恶化[29]。安倍晋三重新上台执政后，附和美国奥巴马政权，重返亚太，巩固军事同盟，遏制威慑中国的策略，其带领的自民党提出修宪，更改宪法解释，主张取消当中否定的集体自卫权以允许自卫队到海外部署[30][31]，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32]。这些亲美遏华的外交安全政策（称谓安倍的“安全三箭”）构成了对中国安全形势的挑战，两国关系再度恶化。

习近平时期 编辑

另外，在历史问题方面，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上任后首次参拜靖国神社，质疑日本二战“侵略”之性质，再次修改教科书，这些新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也促使中日关系的恶化[33]。

2015年，停止三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重新启动召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会议。

2018年5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邀请，正式访问日本，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等。[34]这是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访问日本，亦是自2011年5月时任总理温家宝访日后，再有中国总理到访日本。[35]

2018年10月，安倍晋三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于25日至2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36] 内地官方《环球时报》形容安倍访华是两国关系回到正轨的标志事件，更指出中日应确立“共存共荣”大原则。[37][38]不过《环球时报》的立场随即引起网民热论，直指《环球时报》精日、用词令人震惊，“质疑是否要共建‘大东亚共荣圈’”。[39][40][41]有舆论指出，中日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只是因为北京在中美贸易战中正处于下风，急需拉拢日本。[42][43]

201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4]

2019年8月8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官网发布公告称中日双方将于8月10日在日本举行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这是双方自2012年6月以来，时隔7年以来的首次战略对话。

2019年12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四川成都，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45][46][47][48] 12月25日，李克强与安倍晋三在青城山举行会谈，之后一同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49][50][51]

2020年11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赴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东京共同会见记者，并宣布两国在中日关系（增进互信，正向互动）、奥运人文交流（促进2020东京奥运会、2022北京冬奥会两个盛会的成功举办展开合作）、经济合作、东海海洋安全（将东海发展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争取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合作助力RCEP早日生效、疫情经济复苏（月内启动两国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等方面达成共识[52][53][54]，2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会见王毅再谈双方就改善、发展中日关系与奥运人文交流方面的共识[55][56]。

2022年2月1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注的决议，并敦促岸田文雄首相领导的政府采取相应措施。[57]

 
2017年11月，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会面。

2022年7月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中国网络涌现大量关注声音，网民反应不一，新闻相关的留言中有大量“庆祝”言论，也有网民表示“勿幸灾乐祸”[58][59][60]；据《纽约时报》报导，大部分舆论观点都没有被删除或屏蔽[61]。部分中国商家因安倍死亡推出了“庆祝活动”，如商品打折、买一送一等庆祝优惠[62][63][64]，举办安倍灵堂电音趴等活动[65][66][67]，还售卖枪击案中犯人山上彻也使用的自制双管手枪的枪支模型[68][69]、印有犯人图像的T恤和人偶[70]，在漫展上模仿山上彻也的型像，还自制一把玩具枪摆出被抓时的相同姿势，身上甚至贴著犯案时的照片，以及一句“日服第一男枪”示意[71]。一些新闻评论区的留言将安倍晋三遭枪击事件与发生于相近日期的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七七事变联系起来[72]。

2023年1月10日，有传闻指由于北京方面不满日本入境限制，故宣布暂停对日发放短期签证[73]，但中国外交部未予置评[74]。不过消息最终于当天20时54分被中国驻日大使馆证实[75]，同时中国驻日大使馆表示日本赴华普通签证也停止签发[76]。反制措施最终于1月29日撤销。[77]3月1日起，日本放宽自中国入境旅客检疫措施。[78]

2023年3月31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3品类加入到出口管制对象。这意味着这些商品对中国的出口变得困难。[79]中国方面表示严重关切，并指日方的有关措施本质上是在个别国家胁迫下对华实施的加害行为。[80]5月，日本正式推出针对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此举遭到中国方面反对[81]。措施于7月23日正式生效。这意味着23个品类半导体向中国等国出口时每次都需要获得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许可。[82][83]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日本执意出台和实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深感遗憾，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84]

2023年7月29日，日本政府通过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85]

2023年8月24日，日本方面决定将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大海[86],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87]，禁止水产品等，中日关系在这一时间再度陷入了紧张。同月，中国开放赴日观光团[88]。

2023年的11月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会见[89][90]。

经济 编辑

 
丰田Alphard II，上海展示中心

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往来早在“关系正常化”之前便已开始。1972年双方“恢复正式邦交”后，两国经贸关系也从以往的“半民半官”转变为“官民并举”。1972年中国大陆和日本的贸易额为11亿美元，但在建交后的1973年，贸易额上升至20.1亿美元。在1972年至1977年这6年间，贸易总额已达167.1亿美元，是1952年至1971年20年贸易总额的1.9倍。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期。1978年中国和日本的贸易额是50.8亿美元，1980年上升至84亿美元，1983年达到100亿美元，1987年贸易额迅速发展到156.5亿美元，在1978年至1987年的10年间贸易额增加3倍。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国和日本的贸易额达831.66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日本对中国贸易转为顺差。2003年前的11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这一地位已被欧盟和美国所取代。近年来在日本经济严重不振的情况下，许多大企业的利润主要是来源于对华投资或对华贸易。根据日本贸易统计，中国（包括香港及澳门）在2004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2005年中日贸易额达1893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存度下滑和日本经济关系已显现趋冷迹象，“政冷”正在导致“经冷”。从双边层面分析，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相对缓慢；日本对华经济援助急剧减少；双发经贸摩擦近年连续不断，合作进程明显滞后。从中国角度看日本作为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位次在下降，重要程度在降低，贸易热度在降温；从日方角度分析，双方贸易持续较快增长，日本对中国（包括香港及澳门）的贸易额已超过对美国的规模，表明目前双方贸易还在升温。未来可能“升温的少，降温的多”，总体发展趋势是降温。

2004年日本对中投资4900亿日元中国成为日本第三大对外投资目的地，和居第二位的美国仅相差100亿日元。在两国关系艰难的2005年，日本对中国投资达到新高，较2004年上涨了19.8%达到65.3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15%。日本对中国投资主要涉及电子、纤维、汽车制造及配套企业、食品加工和金融保险、物流、市场调查、咨询、广告流通、饮食、美容美发等服务业等领域。2005年下半年日资汽车在中国轿车市场份额已接近30%。 至2005年末，在中国日本企业达3.5万家。

2012年6月1日，人民币与日圆正式开始直接兑换，不再途经美元，为两国节省不少手续费。

2000年－2017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金额：

投资年度 投资额（亿美元）
2000 29.2
2001 43.5
2002 41.9
2003 50.5
2004 54.5
2005 65.3
2006 70.1
2007 71
2008 62.5
2009 61.1
2010 57.5
2011 108.3
2012 112.1
2013 70.64
2014 43.3
2015 32.1
2016 31.1
2017 32.7

2023年，美国超中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目的地，也是4年来美国首次超过中国。[91]

科技、文化 编辑

 
京都古城区
 
位于日本横滨的中华街
 
源氏物语絵巻五衣唐衣裳
 
1967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日本齿轮座剧团

在古代，日本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日本在第三次遣隋使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92]也间接反映了日本当时对地理环境的认识[93]。这使得中原文明成为日本文化输入的第一选择。在公元8世纪以前，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之前的日本历史除了考古发现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中国的史书得以保存和研究。早在中国的东汉就有了日本来中国朝贡的记载，中原文化最早是从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到了中国的唐朝，日本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全面学习了唐朝的典章制度、律法、建筑、宗教、医学、音乐、棋艺、书法、绘画、工艺、武术、服饰、饮食等等等等，相扑、和服、料理以及茶道无不脱胎于中国文化，京都甚至就是中国的两京长安与洛阳的一个缩影。也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才有了自己的历史记载。

公元894年，由于唐帝国的衰落，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此后，中国向日本的文化输入陷入低谷，日本也走上了一条文化本土化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与日本钜细无遗的了解中国不同[注 3]，中国直到清朝时对日本的印象还是《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寥寥几笔。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曾说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94]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对日本近现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强大起来，并强烈影响着东亚各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国也不例外。历史戏剧性的逆转，中国开始向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学习日本的经验。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94]然而，中国向日本的学习比之于日本就显得过于粗略和傲慢了。有证据表明，“中国留日学生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95]。

1949年以后，中国和日本开展了非常有限的民间交往。中国与日本民间科技交流始于1960年代初期，当时交流的主要形式是主办中日科技座谈，日本工业界技术人员来到中国，专题介绍日本新的技术，中日双方技术人员进行讨论。该项交流规模逐年扩大，成为当时中国技术人员了解世界科技发展情况的重要渠道之一，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中期。[12]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和日本的科技和文化交流发展很快。1978年日本政府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合作的执行机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开始同中国建立联系。1979年12月6日中国和日本政府签署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1980年5月20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目前，中日民间科技、文化交流亦发展到相当规模[12]。近年来，日本的流行文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日本的电影、动画片、漫画、电子游戏等对中国几代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96]。

2019年4月18日，腾讯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申请的《新 超级马力欧兄弟U 豪华版》过审，预示腾讯获得了中国大陆行货版任天堂Switch的代理销售权。[97]同日华尔街日报对任天堂进行的采访中确认了这一消息[98]。 同年4月26日，任天堂和腾讯分别正式公开了任天堂Switch由腾讯代理进入中国的消息[99][100]，这是任天堂继神游之后，暌违多年再度重回中国大陆的巨大市场，也是腾讯首次接触主机市场。同时是中日关系中，任天堂首次进入中国。

双方敏感问题 编辑

中日领土和战争争端 编辑

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 编辑

主条目：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

钓鱼台列屿是一片无人岛屿，在日本被称为“尖阁诸岛”，位于东海南部，距台湾基隆约100海里，距日本冲绳那霸约225海里。目前两国都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东海油气田问题 编辑

主条目：东海油气田问题

东海油气田问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关于东海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和油气资源开发的分歧和争论。

冲鸟礁问题 编辑

主条目：冲鸟礁

冲鸟礁，日本称为冲之鸟岛，是日本南部太平洋海域的一处日属礁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其是岩礁；日本则认为是岛屿。如果承认冲鸟礁是岛屿的话，日本将得到其周边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并获得区内的一切自然资源。

抗日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 编辑

参见：中国反日情绪和2005年中国反日游行

如何看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中日关系的焦点。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已明确表述，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12]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曾经历一段蜜月期，在中国官方宣传中，“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是基调。80年代末，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引发民间右翼排外思潮不断兴起，使得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反感甚至仇视不断加深，日本右翼势力借此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时有发生。而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大损，被日本民众普遍认为是没有言论自由、肃清异议人士、提倡仇日思想和民族主义狂热。同时，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也不断兴起，加之日本在各个敏感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使自发的反日和仇日宣传不断增多，网络上时常流传各种或真或假的“日本辱华事件”，每每激化中国民众对日本人的反感，出现了大量“抵制日货”的呼声。中国政府对于反日宣传，一般采取低调放任的态度。但对于民间反日组织的活动，亦采取高压控制方法。2005年4月，上海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普遍认为有政府背景。但事件发生之后，安全部门秘密拘捕了一批民间反日人士。[101]

台湾问题 编辑

主条目：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这里指日本如何看待台湾的政治地位的问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建交的前提和基础。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基本上追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历史教科书问题 编辑

主条目：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是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修订而衍生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国内怎样看待日本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历史的争议。

 
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问题 编辑

主条目：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由于靖国神社同时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被东亚各国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而备受争议。

南京大屠杀 编辑

主条目：南京大屠杀
 
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强硬将中国平民押进坑中准备集体活埋。

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虐殺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中国，自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以来，普遍认为约有30万人在大屠杀中遇难。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认“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对遇难人数则暧昧不清[102][103]。日本学界对遇难人数的估计有20万人、4万人、2万人等几种，也有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否认派”。“否认派”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势力的支持[104]，在中国引起强烈反感，这使得南京大屠杀成为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历史问题之一。

旅顺大屠杀 编辑

主条目：旅顺大屠杀
 
一份西方报纸登载日军在甲午战争中执行旅顺大屠杀残害中国人的素描。[105]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同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执行旅顺大屠杀，对城内进行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106][107]。

根据英国战地记者维利尔斯（英语：Frederic Villiers）的报导，短短四天市内就有两万人遇害，只有埋尸的36名华人幸免于难，而这36人的帽子上还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108]。

当时一些来自西方的目击者都记述了惨案的真相，一名英国水手在回忆录《旅顺落难》里写道：“……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一路上那枪声、哭喊声交杂着。满地血肉模糊，残肢断体，铺满道路。”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James Allan）在他的著作《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中写道：“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同该书也记录了旅顺城内日军俘虏被砍下人头刺在杆上或是割去生殖器杀死的状况。“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日军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艾伦又写道：“我站在一处高地，离我不远处有一个池塘，池塘边站着好多日本兵，拼命将一群难民往池塘赶，不一会池塘里便塞满了人。只见难民在水里乱成一片，池塘边的日本兵，有的拿枪射击，有的用枪上的刺刀刺。池塘里断头的，斩腰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水变成通红一片。日本兵在一旁欢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池塘里少数活人，在死尸上爬来爬去，满身血污。其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朝日本兵发出凄婉的哀求。岸边的日本兵竟拿刺刀来捅，当胸捅了个对穿。第二下又捅那个孩子，只见刺刀一捅，小孩子被捅到刺刀上，他高高的挑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那女人伏在地下，尚未捅死，用奄奄一息的力气，想要起来看看那个孩子，刚挣扎了一下，又趴下了。日本兵就照屠杀别人的方法，也将这个女人斩成几段。”

《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英语：James Creelman）写道：“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战争赔偿问题 编辑

参见：对日民间索赔、慰安妇和中国二战劳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所发起的各起战事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经济财产和生命损失。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并载入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了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12]但很多人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放弃了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但不包括民间赔偿问题，因而民间的受害者仍有权利向日本政府及有关企业提出民事赔偿的请求，如针对慰安妇和强制劳工的赔偿。在近代史上，日军是唯一有随军妓女的军队，有关针对慰安妇的赔偿问题近些年来也显得较为突出。

关于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 编辑

参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和2003年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毒剂泄漏事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中毒伤亡。日军战败时为掩盖罪行，毁灭证据，将大量化武就近掩埋、遗弃。到近年，已经有十多个中国的省市自治区，三十多处发现了日本遗弃化武。由于这些遗弃化武已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侵蚀，锈蚀严重，有的已发生泄漏，对各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等造成了严重危害。为解决此问题，自1989年至今，中日已举行了最少4次政府谈判及4次专家磋商。1997年，双方成立联合工作组，并举行了4次工作组会议。在中国推动下，日本对遗弃在华化武进行了15次现场调查。日本由最初不承认这些武器属日军留下，到最后承认武器属日军所留下。1999年7月30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本承诺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原则精神及《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尽快解决这一问题[12]。

其他战略分歧 编辑

日美安全合作问题 编辑

 
中日关系、美日关系、中美关系悉悉相关。图为特朗普、安倍晋三、习近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美就建立了军事同盟，并且以日美安保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近年不断增加军事预算，对此，中国认为日美的防卫对象是中国，并提出抗议；同时，也以不断加入军费投入予以回应。

日本修宪和争常问题 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但是由于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在政治上却受到了诸多限制。如日本的宪法规定，日本只能专守防卫（日语：専守防衛），不能拥有军队。于是在日本国内有了修改宪法的声音，并想借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提高国际影响力，成为“正常国家”。因为历史问题，日本修宪和争常均遭到中国、韩国及其他一些地区民众的强烈反对。

中日军备问题 编辑

关于中国国防开支连续18年以两位数增长一事，强调“继续注意中国国防费的增额和军事现代化仍有不透明的部分”，日本将“要求中国国防开支更加透明化”。中国则对日本自卫队不断谋求以“维和”等名义派兵海外予以批评。[109]

 
岐阜县中日友好庭园

自日本政府将钓鱼台“国有化”后，中日间在军事和准军事领域的摩擦就处于逐渐升温升级的状态。根据香港01引述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021年5月10日，中国海警船已经在钓鱼岛不间断连续巡航超过80天，东京当局对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21年5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自卫官小田真也表示，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面临来自中国海军的极大压力。在他负责的管区，中国海上和空中武装力量逼近日本海上防卫警戒区域的次数和频度都在升高，而目前海上自卫队从装备数量和人员配置上，对中国的应对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并称，虽然日本自卫队可以得到美军的技术装备，但目前由于技术上受制于美国，加上资金限制，日本自卫队近年来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和升级能力很慢、很弱。[110]

其他敏感问题 编辑

日本政府对华援助 编辑

参见：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和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华民国政府一样，免除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起战事的官方战争赔偿，对此日本政经界人士深表感激。而同时中国的发展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于是中日政府双方达成默契，以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经济损失。

对华援助是政府开发援助项目的一部分。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1979年。截至2006年6月，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约32078.54亿日元，用于242个项目的建设。截至2006年5月底，中国实际使用日元贷款约23864.13亿日元。[12]截至2005年，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376亿日元（约合12.5亿美元），用于136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12]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如北京国际机场之兴建便由日本政府提供三百亿日元的援助。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日本政府强烈怀疑中国政府将日本的援助使用于扩充军备等非和平用途，日本政府正逐年减少对华援助，转而援助印度。2006年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计划。

在日中国留学生问题 编辑

目前中国留学生占在日留学生总数八成以上。持有留学的居留资格在日本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是受到时间限制的。然而，为了维持在日开销及读书费用常有学生冒着被学校除名的风险超时打工。其中也有部分留学生假借读书为名，而以打工赚钱为本业。日本也确实存在一些专以协助留学生获得学生签证并谋取高额学费的“野鸡大学”。为此，有些受骗的中国学生与学校发生冲突和争执，学校或以不予协助绪期签证威胁，中国留学生则以不辞而别及不缴纳学费作为回应，并酿成了轰动日本的“酒田短期大学倒闭事件”。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加入日本的犯罪集团，或自组帮派，依地域称为福建帮、东北帮、上海帮、广东帮等，酿成“福冈中国留学生杀人事件”等犯罪事件。因此日本核发留学签证的条件就变得严苛，以期对此不良结果予以限制。在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引发的排外情绪及日本右翼团体兴起的影响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由中日建交时的睦邻亲善，转变成对中国人抱持观望或不欢迎态度。

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 编辑

主条目：福岛核废水排放

2021年4月13日，针对日本政府宣布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大海的决定，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核废水的排放计划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表现，并指出日本政府不顾国内与国外的声浪作出相关决定[111]。4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表示，“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112]，日方应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在同各利益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前，不得擅自启动排海[113]。2021年4月15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日方作出福岛核废水排海决定提出严正交涉，表示有关决定“涉嫌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是现代文明国家所为”[114]；同日，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保障中国消费者的安全[115]。2022年9月19日，有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东京电力公司一度表示，对净化后的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进行采样分析，发现锶-90的活度浓度约为日本国家标准值的3倍；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116]2023年2月27日，外交部部长秦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表示，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核污染水排海十年后，有关放射性核素将蔓延至全球海域，“这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各国应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国际社会合理关切，履行应尽国际义务，以公开、透明、科学、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117]。2023年3月6日，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代表李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三月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日本不得擅自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118]。就日本政府于8月24日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提出，海关总署决定自当日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交涉，要求立即撤销进口禁令[119][120][121]。

日本间谍问题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一党执政下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地位在国家主席之上，权力也高于国务院总理。但自江泽民开始，一般接任总书记职位的人，也会接下国家主席的职位。因此，习近平的头衔依官方次序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2. ^ 岸信介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担任工商大臣，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二战甲级战犯怀疑者，但是未予起诉。
  3. ^ 今日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讲到川西雪山，亦承认中国现在出版的地图与实际地形不相匹配，而日本人在1920年代画的地图竟画得丝毫不错。有关抗战的中方史料中也可见到中国军人的感慨：日军侵华期间的军用地图，往往比中国军队所用地图更加详准。”[94]

参见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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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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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

其他网站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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