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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非中国论

元、清為中國受外族統治時期，非中國朝代的論述

元清非中国论，或称满蒙非中国论，是一种有关中国朝代的历史观点，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中非起源于中原地区且不是由汉族统治的元朝和清朝不属于中国王朝，认为元清是中国的亡国时期，且当时中国是蒙元和满清的殖民地[1]，又认为元清扩张的疆域非中国领土[2][3]。

晚清时期，部分日本学者为了解释“中国”疆域而翻译源自西方的词语中国本部（英语：China Proper）[注 1]。有观点认为“满蒙不属于中国论”和“元清非中国论”，是在“中国本部”一词被翻译成中文后，影响了一些中国人对自身的认定而得出的结论，受影响者包括清末革命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观点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元清非中国论”在具有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特色的日本学术界中兴起，当时有日本学者通过“清非支那”、“支那非国”及“满蒙非支那”等理论，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实践作铺垫，并且为1930年代日本侵华提供伦理上的根据和政治理由[6][7][8][9]，又认为中国人认同元清为正统，故中国人一样会接受日本的统治[10]。同时亦有部分日本学者如史学家宫崎市定和内藤湖南并未对“元清”是中国做出具体的否认，但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则分别提出了“解毒论”和“输血论”，以正当化日军侵华的行为[注 2][11]。当时中国史学界为了维护传统史学体系及国家利益，对日方的相关理论作出驳斥[9][12][13]。

现代诸如西藏流亡政府、部分汉民族主义者及日本右翼史家等则采用该理论[14][2][3][15]；另一方面，被中国某些学者指责宣传清非中国论的美国新清史派学者则试图向其批评者澄清其学术理论并无支持元清非中国论，与二战前主张满蒙非中国论的具有政治阴谋的日本学者似有不同[16][17]。

中国一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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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博士黄兴涛及美国新清史学派学者、东亚史学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康雍乾之后的中国，是被清帝、满人、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并加以再造过的中国。
主条目：中国的称号
参见：尼布楚条约和中国国籍

至明朝末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约3000年的使用历史，该词最早是一种地域专属名称，专指中原地区。秦汉时将整个天子统治的疆域都称为“中国”[18][19]，后来随着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和巩固[注 3]，“中国”一词逐渐成为正统朝代的标志性称呼，例如宋金对峙时期，金朝为表示正统，往往自称“中国”。

清朝对“中国”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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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入主中原取代明朝以来，清政府以中华正朔自居，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区域[20]。

清顺治时期的政治文书中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满语：ᡩ᠋ᡠ᠋ᠯᡳᠮᠪᠠᡳ
ᡤᡠᡵᡠᠨ，转写：Dulimbai Gurun）的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的用法已相当普遍，此后清皇室及八旗贵族认同“中国”、自称“中国人”的情形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等往来和交际的过程中总是“中国”与“西洋”、“中国人”与“西洋人”对称，对此中国皇帝、满汉大臣、知识分子阶层乃至在华西方传教士均是如此[21]。

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国体意义上的“中国”首次正式出现在国际法条约文件上[22]。该条约是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也被指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帝国的国际法文件，另外，条约中的“中国”指蒙古和中国东北在内的整个清朝统治地区[23]。

《尼布楚条约》以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为正式文本，当中拉丁文是基准。满文本中没有使用大清国（满语：ᡩᠠᡳ᠌ᠴᡳᠩ
ᡤᡠᡵᡠᠨ，转写：Daicing gurun）一词，而是使用汉语“中央之国”的直译——Dulimbai gurun。拉丁文和满文本条约中规定要使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镌刻界碑。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则有满、汉、蒙三种文字。另外，清方所指的“中文”不是单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汉、满、蒙三语的“复数中文”（满语：Dulimbai gurun i bithe）[23][24][25]。

除了在近代条约上使用“中国”，明确以现代法律形式自称为“中国”，则是在1909年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中。该条例采用“血统主义”来确立国籍法的原则，条例中申明：[26]

凡左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

  1. 生而父中国人者；
  2. 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
  3. 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

条例中的“血脉”包括中国的满、汉、 回、蒙等民族，当中提及的“中国”一词在晚清与欧洲列强交涉过程中，拥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27]，且逐渐成为清朝身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内外的名称[28]。

清末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对中国的地理情势有如下描述：“亚洲之中，国以十数，惟我中国，版图寥阔，民庶殷繁，雄踞其东南部，盖世界著名之大国也”。而《初等小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同样将中国置于亚洲范围内加以考察：“亚细亚洲……中凡十数国，惟中国版图最广，气候适宜，民庶尤众，为四千年来文化发达、世界著名之大国。余国或为藩属，或与互市，皆环处东北西三部而分治焉”。同时期京师大学堂所编《本国中等教科地理志》则将中国与英、俄两国相比较，称中国的国土面积虽不如英、俄两国为大而位居第三，但有其独特的优越性。[29]

现代的“中国”概念，正是来自于清朝所塑造的中国观[23]。中华民国成立后，其国号简称为“中国”，从此“中国”成为广泛使用的具有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为“中国”[30]。

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在对“中国”这个涉及理论和历史领域的研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31] ：

  1. 历史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的分裂与统一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因此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
  2. 文化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是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至少在宋代起，中国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实际的而非“想像的”“共同体”。
  3. 政治意义上：“中国”常常不止是被等同于“王朝”，也不是在指某一家“政府”。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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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帝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属于“中国地方”，以及以什么为界线。

清代中叶开海禁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感觉自己对国家的认识不足，因此展开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有关边疆史地的著作，当中包括旗人松筠的《西招图略》、《西陲总统事略》、洪亮吉的《伊犁日记》、 祁韵士的《新疆识略》、《藩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以及龚自珍《蒙古图志》 等。那些学者形成了一个边疆史地的学术群体。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列强势力入侵和疆土被割占的形势下，中国士大夫阶层不减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写下大量研究边疆史地的著作，代表作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于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他建议新疆地区建省，实行与中国内地一样的政区管理，认为此举是为“天朝中外大疆开界处”，又在《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中建议在重修乾隆《大清一统志》时补充《西域图志》、《平定罗刹方略》等资料。这类边疆内地化的思想，表示了晚清士大夫阶级逐步吸收了对于国家疆土的近代观念[32]。

鸦片战争前夕，一些西方地理学书籍传入了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受到了一批意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的士大夫阶级的重视。在“道、咸年间存在吸收和研究西方地理学的成果来撰写世界地理著作的风气，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该学术圈子的相关著作包括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以及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整理、扩充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32]。

国际法与领土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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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协定或有关条款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只能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约之后，通过双方政府协商加以改变。不符合国际法一般原则且不现实的作为划定边界的根据有：

  1. 以历史上曾经到达过的疆域；
  2. 清算帝国主义侵占领土的旧账，作为目前划定边界的根据；
  3. 单纯从军事国防或民族关系考虑来重新划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五十年代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其中一项谈判的基本原则就是“谈判的法理依据是从清朝末年至国民政府时期签订的条约和其他谈判资料”[33]。

各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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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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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年，清朝灭亡南明后，日本人林鹅峰在《华夷变态》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此时日本已视中国为鞑虏。满清入主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人对东亚文化共同体之认同与忠诚。所以，他们一方面坚持明代衣冠、明代正朔、明代礼仪，一方面申斥清朝，李土甲在《燕行录选集》中道：“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17世纪中叶以后，东亚三国已分道扬镳[34][8]。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进入康乾盛世阶段，朝鲜和日本的观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北学派主张积极学习中国和西方先进技术、文化，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35]。在这种背景下，朝鲜知识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加入赴清使团中，掀起向清朝学习的运动[36]。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清朝康熙、乾隆两帝相当崇敬，对康熙帝尤甚，尊之为“上国圣人”。对雍正帝亦称为“希世仁君”[37]。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与他以后的几代幕府将军都十分尊重中国，称其为“上国”，对中国文化非常重视[38]。

1765年，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在出使清朝时体会到清朝国运的变化，他在《湛轩燕记》中写道：“清主中国，尽有明朝旧地，西北至甘肃，西南至缅甸，东有瓦喇。船厂又其发迹之地。而在明朝一统之外，则幅员之广甲于历朝。藩夷之服贡者，琉球间岁一至，安南六岁再至，暹罗三岁，苏禄五岁，南掌十岁一至。西洋、缅甸贡献无常期。蒙古三十八部不服者二，其三十六部选士入学，选兵入卫，通关市、婚姻，商胡贸迁无限域，驰马交于关东，则与一统无甚异也。”[39]

朝鲜使臣洪大容质疑“中国多灾异，民心多动”的传闻不实，故向中国友人钱塘、严诚和潘庭筠打听当时清朝社会的实状。潘庭筠回答：“并无此事。数年前回部抗逆，三年而灭。”严诚则说：“此时太平极盛之世。即有小丑，无聊窃发，皆即时剿灭。如有所谓马朝柱者，叛迹虽著，然大索天下，十年不获。今闻其人已毙伏天诛矣。至于民心，则普天之下，无不感戴，并无骚动之说，江浙尤甚。屡蒙蠲租赐复之恩故也。”洪大容感叹：“我东（朝鲜）亦被顾恤。贡献奏请，事事便宜”，“自康熙以来，待之迥异他藩，有请曲徇。前明时则太监用事，钦差一出，国内震挠。虽然，岂敢以此怨父母之国哉。”另一方面也体会到清朝对朝鲜的“厚往薄来”，他在与钱塘三士（潘庭筠、严诚、陆飞） 的交往中，感到中华文化并未因满族入侵而有太大的变化，他评价三名中国友人“虽断发胡服，与满洲无别，乃中华故家之裔也”，“非吾辈所及也”[39]。

1882年，清朝和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双方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宗旨：朝鲜系中国属国，自主而非独立。朝方对此深表赞同。通过该条约，清政府再次确认朝鲜为其属邦，并在朝鲜取得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权益，乃至朝鲜国王与北洋大臣被视为同级。不过章程的前言则说到：“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例”。[40][41]。

近代中日学者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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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时日本帝国大学东亚史教授矢野仁一出版了《近代支那论》一书，书中包括了〈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文。他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的民族国家，又宣称满、蒙、藏等地原本非中国领土，表示如果要维持大中国的同一性，那就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领属和历史上的叙述[8]。矢野仁一秉持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提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的理论，认为满洲、蒙古、西藏是中国的“边疆地方”，宣称“支那不等于清朝”、“支那等于支那本部”、“支那等于汉民族之领域”。将万里长城内的十八省界定为与“满蒙藏”分割的中国（支那）“本部”，又从日本的利益出发，将“满洲”定义为自古以来即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地域，不在中国政治体系管辖的范围之内”的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该观点经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进一步阐发，其主张“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其关系与日本更为密切”、“由日本综合世界所有文明，给予他们憧憬的绝对和平，是我大日本的天业”[42]:60，实质上成为了使日本军部借此理由对此区域展开军事侵略、扶植“满洲国”的成立的理论基础所在[9][43]。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日方持有相关观点的学者作出反击。1932年，为了对抗满洲国得以成立之核心论述也就是矢野仁一提出的“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中国历史学家、前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以支持“东北为中国所有，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诸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的观点，该书经过翻译后连同300多件关于1871年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调查，以及外交家顾维钧亲撰的总说帖送交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同年，调查团就日本侵占满洲发表“满洲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满洲与中国的关系是恒久的，本质的”的决议，并劝告日本将满洲归还中国，以解决满洲问题。1933年，矢野仁一出版《满洲国历史》一书，再度强调“满蒙藏非中国本来之领土”的主张，并且以“满蒙自古即非汉民族居住之所”、“清朝满洲是封禁地，20世纪开始才有汉人移入（然而1792年至1820年间清朝东北关外人口就从95万上升至247万，当中约100万来自关内移民[12]）”等理据反驳傅斯年和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再度否认“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9][44]。

1941年，受到日本学者如箭内亘和矢野仁一等人研究刺激、支持《钦定满洲源流考》（在乾隆时期编撰而成的关于满洲人历史的书籍）传统论述的旗人历史学家金毓黻编写出《东北通史》，以驳斥当时日本学者为主的体系研究和维护传统体系，并以史料的解释罗列，建立全面性的中国东北史，书中的引言提到：“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45]，当时亦有日本学者如地理学家柴三九男等对矢野的主张作出质疑[46]。

现代研究及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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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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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王朝是西方汉学家德裔美国人魏复古所提出的历史学名词，出自他所提出的“征服王朝学说”，首次出现于他与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47]。魏复古改采支配权力者的立场思考，并且提出“征服王朝”学说。他提出论点：唐朝之后的契丹、女真、蒙古与满洲等族，于唐末、五代、宋朝与明末时，占领中原一部分或全部领地，分别建立辽朝、金朝、元朝与清朝等朝代。这些民族一开始就选择性的摄取汉化，并且维护自身文化。认为征服中原的北方民族并非都是被汉文化单向同化，而是与汉族互相涵化，元朝鼓励汉人学习蒙古文化、元朝采取“草原本位政策”、清朝强迫汉人接受剃发易服等满洲文化[48]。部分的北方民族在人数与文化水平方面虽居劣势，但他们往往保全本身文化，选择性的摄取汉化，力图维护自身文化，并且强迫汉族遵从其本身文化[47]。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说，“天下”的内涵在元清两个征服王朝下发生了变化，元清两朝排斥以中原为尺度的夷夏之别，突出了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疆域大一统，消解了“天下”的文化性并强化其地理性。元清与汉唐等王朝的分别，在于前者不是以宗教、文化、政治一统天下，而是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双重体制的并存[49]。

针对网络上流行的“元朝到底能不能算中国”话题，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张帆认为“如果从元朝当时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绝大多数确实认为元朝能够代表中国，是把元朝当作中国历代王朝当中的一环”。他亦表示没有太多的资料显示元朝皇帝是否把自己看成前代中原王朝的继承人，但能说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双重角色：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早期元朝皇帝的双重角色比较明显，直到蒙古帝国瓦解、各汗国与元朝越来越疏离后，“大汗”的意识越来越淡化，后来的统治者如元文宗和元顺帝自身的中原皇帝角色比较明显，他们基本上是把自身视为中原王朝的皇帝，例如在元末元朝首都大都被占领后，元顺帝一直在漠南蒙古的草原边缘盘桓，直至去世也没有重回祖先的领土漠北蒙古。在元朝灭亡前夕，元顺帝曾经制定一个前往济州岛的避难计划，但由于朱元璋突然北伐切断了他的避难路线而导致计划落空，可见元顺帝已不太认同草原。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认为，元朝是统治民族自身特色比较明显的一个朝代，其统治集团的自我定位并不与中国历代王朝完全相符，尽管从总体上史学界认为元朝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环，但不能完全从中国王朝的角度来看元朝[50]。

留美小说家、中国异议人士余杰认为，元朝时期是蒙古殖民中国：“蒙古是殖民者，中国则是被殖民的对象……南宋的汉人被划分成最低等级，被迫接受严重的种族歧视的统治。波兰人不会把被德国占领的时期描述成‘波兰的日耳曼王朝’，以此类比，中国人以元朝定义元帝国堪称掩耳盗铃之举”[51]。

中国民族史学家白翠琴指出，“元朝的法律虽然为蒙古、色目人规定了许多特权，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处横行不法的只是蒙古、色目贵族，而广大蒙古、色目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过着受压迫剥削的生活。贫苦的蒙古人甚至有被贩卖到异乡和海外当奴隶的，这在《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也屡见不鲜……并且还发生过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子女为驱的现象。”[52]

日本史学家杉山正明亦说，并未看到“被认为是排挤到最下层的南人”遭受到特别残酷虐待的事实，而且有一般蒙古人穷途潦倒卖妻求生出卖劳动力的事例。在政治方面，他也指出现实中的元代中国就算没有科举，也有相当人数的汉人官僚，既有相当人数的高级官僚升至宰相以及大臣等级者也不在少数[53]。

研究蒙元历史的日本学者船田善之亦指出，元代许多高级官吏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这不是四等而是“根脚（社会出身）”的反映。史料记述元朝的长官应是由蒙古人担任，但都不能说明色目人的地位比汉人和南人高[54]。

当代日本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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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内田直文和王毓雯认为日本蒙元时代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55]：

  1. 视蒙元出自于辽、金系统，后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
  2. 视蒙元为统治中国的非汉族征服王朝。
  3. 如同宋元、元明并称一般，单纯以中华王朝的交替视点，视其为专制王朝。

西藏主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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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第一个将西藏纳入管辖的外来政权（由宣政院统辖），并由清朝（设立驻藏大臣）继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因此元朝和清朝的定位成为藏独支持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争论的焦点。传统西藏史料视元朝为蒙古而视清朝为中国，将清朝皇帝称为中国皇帝[56]（亦称文殊皇帝）。例如1856年廓藏战争后签订的《藏尼条约》的序言中即写明藏人和尼泊尔人“按历来所载，礼敬中国皇帝，如前无异” [57][58][59]。20世纪成立的藏人行政中央则认为中国没有元朝和清朝，主张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其统治者成吉思汗及继任者征服了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广袤的土地。1279年，蒙古在征服了以中国南方为基地的南宋以后，整个中国就被蒙古人完全征服。今天中国宣称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并据此宣称所有蒙古征服的土地、或至少蒙古帝国的东半部因此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藏人行政中央又指责中国共产党“公然企图篡改历史，从字面上掩盖真相，企图合法化他们持续占领的西藏”，声言“历史上并不是站在他们（中共）那一边”[2][60]。支持西藏独立的观点虽然承认元、清曾经拥有对西藏主权，但是不同意元清拥有主权等于中国拥有主权[3]。

西藏流亡政府及相关人士又声称清朝雍正帝、乾隆帝、慈禧太后等清朝统治者曾否定自己是中国人，以及声称他们分别说过以下言论[61][62][63]：

  • “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
  • “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
  • “保大清不保中华”；
  • “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

然而上述句子被证实是编造，如声称雍正“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 并不存在雍正的相关史料记载，这句话是参照《大义觉迷录》进行的篡改。原文为“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是引用反清复明人士的意见，而不是雍正本人的想法。雍正本人引述对反清人士的观点，持批判态度。指乾隆“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华之人”这句话并不存在于清朝乾隆的史料中;而“保大清不保中国”其实并非出自慈禧太后，而是满洲正黄旗大臣文悌上疏的内容。原话是“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64]，同样的“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而大清亡。”这句声称慈禧所说的对话也并未出现在清朝史料的记载中。

亦有支持新疆独立的维吾尔作家认为元清两朝是“中国成为了殖民地”，中国人在元清两朝是“亡国奴”[65]。

“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问题研究中心”于其编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一书中把元朝和清朝称为中国“彻底亡国”的时期、中国成为“亡国奴”，又批评“中共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偷梁换柱，歪曲历史，把西藏人和满清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什么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说什么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等谬论。”[66]

不过，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通览》一书的“中国的位置与称号”和“全国之面积及人口”节中明确表示“中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为世界一大帝国”[67]、“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68]，并将西藏视为中国域内的属部之一，称为“西藏属部”，与“蒙古属部”等并列[69]。晚清官员、学者屠寄所著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清朝学部审定发行的《中国地理教科书》的“中国总论”一节中将清朝中国总分为五大区：内地（京畿及十八省）、关东（三省）、西域（新疆省）、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西藏）[70]，同时表示当时整个亚洲的独立君主国只有中国、暹罗、波斯、日本等国（其它地区则为各列强的领地或保护国等）[71]，并称“夫以世界三分之一亚细亚大洲，其中能保独立之国体者，虽有中国日本暹罗波斯等，而实有独立精神者，日本之外惟一中国耳”[72]。

威斯康辛大学藏学博士Kohn Richard表示：“中国声称元朝征服西藏，而中国自然拥有西藏主权，这就好比德国曾征服了南斯拉夫及波兰，波兰却因此声称南斯拉夫为其所属领土一般荒谬[73]。”中国学者王力雄认为“中国”（仅指南宋）和西藏都是蒙古征服的对象，蒙古至今还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以此主张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是一种“阿Q”式的逻辑[74]。他将元朝和清朝分开看待，认为中国控制西藏的起始时间只能从18世纪的清朝算起，而不是13世纪的元朝时期[75]。

美国华人学者徐明旭对相关言论作出反驳，他表示蒙古民族（民族）与中国（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民族分居几国和一国内有许多民族是普遍现象。他认为蒙古民族固然不等于中国，但也不等于元朝，批评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观点“荒谬”。他亦表示元朝是蒙古人联合西藏人“压迫”汉人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没有藏人和汉人，然当今中国境内的蒙古人有五百多万，占当今蒙古民族的绝大半数。他又认为，近代独立的外蒙古不仅没有资格当元朝的继承国，也没有资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领土既然都在中国，只有中国才有资格充当元朝的继承国，对此中国古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也持有相似观点[76]。

除了元朝和明朝统治者外，元朝的统治及其合法性亦被当时的各族民众及元朝遗民所承认。蒙元史学家姚大力说：“正像元末明兴这样一个‘华夏重光’的历史时代，却没有结束‘异族统治’，歌颂‘民族大义’的颂歌，反而却有底层的汉人为蒙元‘异族’殉节，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今日人们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77][78]。晚清经官方审定发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元之兴亡”一节将元朝或蒙古帝国称为“中华帝国”，表示“按史称太祖深沉大略，用兵如神...世祖继之，混一区宇...建数千年未有之勋，开东半球最新之局...群焉仰吾黄色人种之贵，悚然慑吾中华帝国之威，吁其盛矣...”。[79]

徐明旭亦表示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观点不见于国际法上，指出“蒙古民族”与“中国”是两个概念，根据国际公法，民族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又引用比喻驳斥相关论调：“假如有人在美国声称：美国的爱尔兰、犹太人等都不是美国人，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裔才是美国人，他一定会遇到麻烦，甚至被斥为种族主义者。中国像美国一样，也是个多民族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为什么汉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国人呢？”[76]

新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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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学派学者、哈佛大学汉学家及亚洲历史教授欧立德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个成就是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80]，他亦指出正是清朝将“中国”的定义从“中原地区”转变成“国家主权”的概念，且表示自己认同历史学博士黄兴涛的观点：“康雍乾之后的中国，是被清帝、满人、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并加以再造过的中国”[81][82]。

欧立德说，清朝在疆域方面将地理上属于内陆亚洲的许多地区，都编入帝国的版图，而为1912年以后的中国政权所继承；满洲人更将汉人传统以长城划分的内、外统为一体，使“中国”的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在多民族性方面，满洲统治者标榜的“满汉一体”或“五族一体”说，也为后来的中国政权所采用；在清朝的统治下，促使由各个不同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可以与“曾经过去是清朝疆域内的人们”同义[83]。

有报章评论员认为，二战前日本兴起的“东洋学”提出元清非中国的理论，日本战败后，东洋学衰落。到了90年代，西方兴起新清史与内亚史，进一步挑战“元清是中国”的理论[84]。

一些中国学者如李治亭对新清史作出批评，他甚至称新清史为旨在分裂中国的“新帝国主义史学”；另一方面，相关新清史学者近年来多次前往中国进行交流演讲，或在网络或报刊杂志上撰文，说明新清史内部主张的差异，并澄清新清史实为学术理论并无政治阴谋，与二战前日本学者主张的满蒙非中国论不同，且并未主张清朝非中国王朝[85]。

欧立德也对李治亭的一篇点名针对他的文章作出回应，批评一些中国学者反应过度、将史学直接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以及断章取义[16]。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刘文鹏说：“（新清史派）将清代历史仅仅归于满族的历史，忽视汉族的思想、文化在整个中国中的主体作用，甚至走到清朝不等于中国的极端上去，显然也有违于历史的真实。”然而欧立德表示：“据我所知，无论是我，柯娇燕（英语：Pamela Kyle Crossley）（Pamela Kyle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Rawski）还是濮德培（Peter C. Perdue），没有人这么说，恐怕这是一种误解。”[17]

多民族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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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教授于逢春批评“中国乃汉族国家”的观点，反对一些西方学者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历史[86]。欧立德和中国史学家贾宁说，清朝在意识型态方面主张“内外一家”，认为在“外部的”蒙古人、藏人等以及在“内部的”汉人都是属于“一家”[87]。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指出，清朝官员在会见了土尔扈特蒙古领袖阿玉奇后记载土尔扈特蒙古人“不像俄国人”，认为他们像“中国（dulimba-i gurun）之人”，这里的中国之人亦包括满族[88]。

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白莲娜（英语：Elena Barabantseva）（Elena Barabantseva）亦指出，满族统治者不论种族地将在清朝统治下的属民称之为“中国之人”，并且使用“中国”一词作为整个大清帝国的代名词，视清朝为一个多民族帝国[89]。

日本史学家杉山正明指出中国的领土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变化且不断扩大，最终保有了现今的广大领域，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复合体，又以当今中国存在的50多个民族作证明。对于“元非中国”这一观念则认为是对错各半：蒙古政权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是进一步充实和扩大了中华本土，正因为如此，元代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保持了辽阔的版图；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其领土远超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在13、14世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侧面”[90]。他亦认为：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的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50]。

元清统治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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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在历代帝王庙中把本来没有涉及的朝代也选出皇帝入祀。

清朝统治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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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大义觉迷录
 
在清朝与英国签定的《南京条约》中，“大清”与“China（中国）”以及“中国人”与“Chinese”是对应词。

清朝雍正帝在其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后被乾隆下命全国销毁）中表示：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𤞤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书中为清朝的正统地位作出辩护，表示满洲如同籍贯，不能将之自外于中国，并且批驳华夷之辨思想，以元朝统一中国为例，提出客观评价非汉族君主应以中国君主评论而不以夷狄视之的观点[91][92][93][32][94][95]。他也指出中国历史上华夷的区别在于文化的区别，以及清朝的统治事实上给“中国”带来了莫大的利益：“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 4]⋯⋯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96]他强调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间的差别和歧视，又指清朝所承之统为“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97]：

“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

在论及国家的大一统时，雍正帝指出[32]：

“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中原）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统一者，亦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

康熙时期被现代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帝国的国际法文件，条约满文本中没有使用大清国（Daicing gurun）一词，而是使用汉语“中央之国”（Dulimbai gurun）的直译，且清方所指的“中文”（Dulimbai gurun-i bithe）不是单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汉语、满语、蒙古语三语的复数中文[23]。

1711年，康熙帝为了测绘中国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属于“中国地方”和以什么为界线，且明确地将满洲地区称之为“中国地方的东北一带”，当中的“中国”亦包含了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

康熙十三年，由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刊行全国、并在乾隆朝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世界地理书《坤舆图说》里也直接指大清国为“中国”。康熙朝晚年，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日深，康熙帝作出警告：“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21]。

上述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制度化，特别是在对外自称之时。 1767年，乾隆帝明令：

“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21]

1767年，传教士、宫廷画师蒋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绘了第二幅高水准的《坤舆全图》上同样直接将大清国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该图的“图说”部分经学者何国宗与钱大昕润色后于1799年公开出版[21]。

在康熙的遗诏中，康熙将自己接续于中国正统，并表明清朝是明朝的继承政权，诏中除述及黄帝、舜、禹、项羽、汉高祖、诸葛亮、梁武帝、侯景、隋文帝、 隋炀帝、 陈友谅、明太祖的故事外，还引用《易·遁卦》、《尚书·洪范》中国传统经典。在遗诏中，康熙的称谓为“皇帝”，满文本直接将之音译（满语：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转写：hūwangdi），而非内陆欧亚传统的“汗”（满语：ᡥᠠᠨ，转写：han）；又表示他统治的国家是“中国”（Dulimbai gurun），统治的人民是“中国之人”。康熙的中国皇帝身份同时受到国家边缘民族的认同，对他们而言，康熙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台湾历史学家、国立中正大学副教授甘德星说：“遗诏乃国家权力转移的重要文书，其所代表的意义，非一般的谕诰命令所能相比”[98]。

乾隆帝年轻时曾作《长城说》，认为长城作为人为界线的设计构思“颇为愚蠢”，认为长城作为一条自然地理的边界根本起不了实际作用。乾隆这种观点有意消解长城强制隔离南北文明的族群划分意义。在清朝应接续哪个朝代作为正统传承线索的讨论上，有大臣从族群继承的角度揣摩乾隆帝的心思，认为“清”本称“后金”，从族群血缘上应该接续的是“金”人的统治风格，或者从朝代上考虑应接续辽金的正统脉络，然而乾隆帝严厉申斥该提议，并选择了以汉唐宋元明一脉为“大清”应该接续的正统线索，又在《评鉴阐要》等钦定史书中反复申说其价值和意义。乾隆帝虽然拥有各种头衔，但他首先明确自己是生活在“中原—江南”纵向主轴之内人口密度极大的汉人群体的君主，其次才是东西横向侧轴内的满、蒙、回、藏等区域民众的君王[99]。

乾隆年间，俄罗斯属土尔扈特人请求派使到西藏朝圣，并且请求派幼童数十人到藏内居住学习经典。乾隆帝回应：“……但土尔扈特，系鄂罗斯所属，异国之人……则断不可行。”乾隆帝拒绝土尔扈特人入藏学经的要求，主要根据在于俄罗斯属土尔扈特人的俄罗斯人身份，而俄罗斯人为外国人，故不可以随便进入中国[100]。

晚清时期清廷与欧美等国所签的中外条约如《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同时交替使用，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盛”。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表明了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或“中华”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也受到国际社会承认。另外，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为“Emperor of China”，大清国为“Chinese Empire”。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大清”等同于“中国”[21]。

戊戌变法期间，监察御史文悌向光绪皇帝呈递一道折子，披露维新派康有为具有推翻清廷的企图，折子里说：“我曾极力劝说康有为，不要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我大清国于不顾（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国（爱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忠君）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传闻戊戌政变之后，朝廷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该言论几经流变，演变为慈禧太后亲口所言[101]。

曾为慈禧御前女官的德龄公主在《清宫禁二年记》中记载自己曾向慈禧解释在美国和欧洲的女士会通过绘画、教学或其他类似的方式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又说这是一种习惯而非耻辱。慈禧说：“此种文明，实为奇特。在我中国，父母既亡，为之子者，有抚养未嫁姊妹之天职……中国妇女，苟自出谋生，则人将传为谈助矣。”在提到康有为时，慈禧回应：“此人（康有为）实致中国纷乱之祸首，皇帝（光绪帝）未遇康氏前，于列祖列宗之遗训，遵守惟谨，莫敢或违。惟自引进以后，遂思变政，且欲汲引耶教（基督教）于中国。”德龄在书末写道：“余于改革一事，虽不能多所循诱太后，然仍望此生得见中国有日醒悟，以侪于世界列强之林也。”[102]

从晚清开始，中国与外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开始由条约关系逐渐取代，条约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约定，如何在条约中称呼自己则体现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在通常情况下，清朝以“中国”和“中华”代表国家，以“大清”代表政府[103]。

1910年经清朝学部审定发行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原名本朝史讲义）》一开篇即表示：“本朝史者，中国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中国之建邦，远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长之历史。又有其文化为古来东洋诸国之冠。其疆域奄有东方亚细亚之什九，其兴衰隆替足以牵动亚细亚列国之大势。故中国史之范围，实占东洋史全体之太半”。[104] [105]

1912年，清政府发布《退位诏书》，宣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全部领土、主权，以及自《尼布楚条约》以来，多个边界条约规定的国界[106]。

元朝统治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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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元典章

元朝皇帝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并自认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承者[107]，宣称大元为历代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政权[108]，元朝统治者在一些汉文资料中亦以历代中原王朝的继承者以及“中国”、“区夏”和“华夏”自居：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 华夏一统。”

“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

中国正统王朝的认同需要得到其他王朝或民族承认才能名副其实，分别记载宋、辽、金、元历史的《宋史》、《辽史》、《金史》（元修史书）、《元史》（明修史书）被纳入中国历史的“正史”系列，是这些王朝对“中国”认同得到承认的证据[109]。另外，元顺帝下令修成的《金史》将成吉思汗等皇帝视为中国皇帝，与汉高帝、唐太宗并列[110]。

不过与此同时，元朝的蒙古语国号除“大元国”（中古蒙古语：“ᠳᠠᠢ
ᠦᠨ
ᠤᠯᠤᠰ”）外，常常会将原本的“大蒙古国”（中古蒙古语：ᠶᠡᠬᠡ
ᠮᠣᠩᠭᠣᠯ
ᠦᠯᠦᠰ）之名与汉文国号“大元”的音译并称，形成“大元大蒙古国”（中古蒙古语：ᠳᠠᠢ
ᠦᠨ
ᠶᠡᠬᠡ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a]或“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中古蒙古语：ᠳᠠᠢ ᠦᠨ
ᠺᠡᠮᠡᠺᠦ
ᠶᠡᠬᠡ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的国号，或者如《兴元阁碑》等中那样直接称为“大蒙古国”。而且蒙古文中继续将元朝统治者称为蒙古大汗，视为原大蒙古国的延续，与汉文中的“皇帝”之称并存，对汉人称皇帝而对蒙古人称大汗[112][113]。与其后的清朝统治者在满、汉语言中均以“中国”（满语：ᡩ᠋ᡠ᠋ᠯᡳᠮᠪᠠᡳ
ᡤᡠᡵᡠᠨ，转写：Dulimbai Gurun）称其整个帝国不同，并没有资料显示元朝统治者在蒙古文以“中国”（蒙古语：ᠬᠢᠲᠠᠳ，鲍培转写：Kitad，当时还没有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即Dumdadu ulus一词）称其全部统治区域，而是将其仅指汉地中国[114][115]。

民族主义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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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满汉蒙三语教科书－－《满蒙汉合璧教科书》的〈中国〉部分：“我中国居亚洲之东，气候温和，土地广博，人民繁伙。五千年前，文化已开，地球上最有名之古国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吾身。吾既为中国之人，安可不爱中国也。”

近代中外学者研究指出，元明改朝换代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日本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指出，作为民族革命的象征，元明鼎革常被拿来与辛亥革命相比较，然而两者有很大区别，后者确实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则不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指出元末民变时士人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元末明初不论是伊始依附张士诚的、加入朱明政权的或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士人，他们的政治态度都有“在不同程度上怀念元朝”的共同点。从元末明初的士人诗作中亦可见他们皆视蒙元为正统王朝，在当时的诗赋中亦可看到士人对元朝的怀念。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就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又谓“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朱元璋称帝后也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并无复仇之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候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明初洪武二十二年重建的历代帝王庙，通过严格的入祀标准的秦汉以后的五名帝王中，其中一名为蒙元王朝的君主元世祖，《敕建历代帝王庙碑》记载：“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王、曰两汉、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可见明初君臣对于蒙元一朝似无恶感可言。早年提倡元明民族革命论的中国学者钱穆在晚年作出反思，他感慨道：“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遘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诸儒）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78]。

明正统十四年发生的土木之变引发社稷危机，明人的华夷正统观开始出现转变，主流思潮逐渐趋向强调“华夷之防”[116]。明嘉靖以后，经过长年的明蒙冲突，明人的蒙元史观出现转变，为了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甚至有声音主张“以明统继宋”。刘浦江指出，明代中后期士人有关元明革命的记忆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明中后期兴起私修“国史”的风气，出现“挪用、误解、转化和创造历史记忆”的行为，例如明末学者徐奋鹏说：“独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内风烟之中，迅扫胡腥，再开天地。故宋龙门（宋濂）其功高万古，得国之正，则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宋濂确曾歌颂朱元璋功劳盖世，然而原文为“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原文中实际上并无强调“迅扫胡腥”之意[78]。

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清末革命党人提出的反清口号以及革命纲领，即是直接受到朱元璋《谕中原檄》的启示。该篇檄文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被后人赋予了鲜明的民族革命寓意和象征意义。孙中山提出的各个版本口号宣称如“驱除鞑虏、恢复华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以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都是《谕中原檄》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翻版。革命党将朱元璋和洪秀全二人尊奉为历史上的民族革命英雄，认为前者因胜利达成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大革命目标”。孙中山说：“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对于以推翻满清政权为首要目标的革命派而言，朱元璋被塑造成他们的精神偶像和精神支柱[78]。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傅范维指出，《谕中原檄》中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号召，指的是在中国境内皆该驱逐的“效法胡虏之行”者，天下应该转交给秉承中华文化、维持纲常礼法、护佑民生的圣人统治。《谕中原檄》中的“华夷之别”概念，并不仅限于种族区分，亦有其文化意涵。檄文中表示，欲得天下者，自应拥护中华文化的传统，实践“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之事，而天命已失的蒙元政权与元末其他势力如张士诚、方国珍皆背离文化道统的准则，故皆不可为华夏之主。他亦提及檄文中并没有否定元朝之统[116]。中国社会政治研究学者萨孟武指出，《谕中原檄》虽提及“华夷之辨”，但明朝初期的官方文书却反映出朱元璋民族意识淡薄的一面。

剑桥大学博士卢克库珀（Luke Copper）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的理论，认为“中国”的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开始流行，是中华帝国遭遇西方帝国主义后，本土与外来概念结合的结果[117]。

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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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反满情绪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清末民初期间有中国人例如曾经东渡日本的孙中山和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一度宣称只有汉族所居的“十八行省”为“中国”，认为“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宣称“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118]”，甚至觉得“华夷变态[119]”、“日亲满疏”。当时有人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将满蒙之地送给日本或其他国家，当中包括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6]。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242年算自南明永历帝败亡，章太炎对日本警长说：“余等皆中国人，非清国人。”[120]。1913年5月，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桑顿·怀尔德向在北京的驻华代理公使报告孙中山的一次谈话：“当来访者说，万一发生内战，日本突然袭击满洲，孙中山答称‘满洲并非整个中国’。有人提出警告，俄罗斯届时将完成对于蒙古的接管，孙中山指‘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学家袁伟时评论：“孙文没有认识到，一个在野的政治领袖根本无权转让本国的领土；假如他认为那不是本国领土，那就更加无权说三道四了。”怀尔德评论：“这位受到哄骗的人已经把自己绝对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121]

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刘思复、熊成基、刘师培等皆几乎完全接受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支那本部即中国”概念（梁启超后来把“支那本部”改为“中国本部”），并以该概念为言行之准。一些学者如柯象峰把“中国本部”当作学术分析概念和分析单位进行构建。1934年，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发文说：“我们的东邻（日本）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大部分学者此后放弃使用这个概念[6][7]。

中国政经研究员杨芳洲认为当今中国大陆有一些汉民族主义者也在实行对内的民族主义，他们宣扬“满蒙非中国”和“元清非中国论”，煽动排斥满族和蒙古族[14]。

近年来元朝和清朝是不是中国王朝成为中国学术及媒体两界关注的一个议题，一些在网络流行的文章甚至认为“元朝与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谎言”[122]。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侯杨方表示：“很多争论是纠缠于‘中国’这一含义模糊的概念，各方采取不同变化的标准、各取所需的论据，在不同人的理解中，甚至同一人的同一文本中，‘中国’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如果将‘中国’理解为汉人政权，清朝当然不是‘中国’；如果将‘中国’严格定义为现代的国号，清朝当然是‘中国’王朝；更何况，虽然身份多重，入关后的清朝皇帝却始终以汉、唐、宋、明诸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那么这一问题还值得争论么？”[106] 最后应该指出“崖山以后无中华”[123]主要焦点应该是“文化正统”论，而非政治论。从语言变迁、文化多元、文化影响力高低的角度看，应该还可以激荡出对“中华文化正统”与汉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甚至有时也可以包括台湾/尤其台湾原住民与新移民族群、港澳、星马等地）更多文化共识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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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先前也有“中国十八省”等类似“中国本部”的说法[4][5][需要较佳来源]。
  2. ^ 宫崎市定在1940年出版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认为，每当中华文明陷入衰败时，周围的“野蛮民族”就会及时给中华文化注入朴素主义的新鲜血液，所以中华文明的高峰，几乎全出现在外族征服之后。内藤湖南则先于宫崎市定提了出“文明解毒论”，他认为当文明发展到高度烂熟的时候，就会产生“毒素”，需要外来文化的冲击来“解毒”。当汉朝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有五胡乱华，由此催生出了灿烂的隋唐文明。蒙元对于宋，满清对于明，也同样如此[11]。
  3. ^ “大一统”思想，在秦汉之际兴起，由董仲舒总结成论，主要思想是天下应该遵循同一个道统、同一个准则，“一统六合”是大势所趋，因而凡是志在完成“统一”的王朝便占有天命，凡是抗拒“统一”的王朝便是不合时宜。《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意为《春秋》一书，最为重视的莫过于“天下一统”，是天地之间亘古不变的伦常，是古往今来四海皆准的通理。
  4. ^ 《原道》里韩愈的原句是：“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仅出处于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里的上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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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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