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

南北朝的一个朝代
(重定向自南朝宋

(420年-479年)史称刘宋或称南朝宋,又称前宋,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政权而建立。国号宋,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因国君姓刘,为与后来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故又称为刘宋南朝宋[1]。以刘裕世居彭城为春秋时宋国故地,故以此为国号。[2]又以五德终始说,刘宋为水德,故别称水宋[1]。刘裕称帝后,大力推行改革,压制土地兼并,整顿官僚系统,任用寒门世族;发展经济,至宋文帝刘义隆时刘宋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期,史称“元嘉之治”。刘宋是南朝版图最大的朝代,当时所谓“七分天下,而有其四”[3]。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与刘宋形成南北对峙。刘宋强盛时,其统治地区北以秦岭黄河北魏相邻,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括云南,南至越南中部横山林邑一带。

420年—479年
北魏刘宋对峙
京城建康
国君姓氏
君主9
• 420-422
武帝刘裕(开国)
• 477-479
顺帝刘准(亡国)
兴衰
• 420年7月10日
刘裕篡晋,宋建立
• 479年5月31日
刘准被迫让位予萧道成,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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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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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年—280年

220年—266年
蜀汉
221年—263年

229年—280年

266年—420年
西晋 266年—316年
东晋
317年—420年
五胡十六国
304年—439年



420年

589年
420年—479年 北魏
386年—534年
479年—502年
502年—557年 西魏
535年—557年
东魏
534年—550年
557年—589年 北周
557年—581年
北齐
550年—577年
581年—619年
618年—907年
武周 690年—705年




907年

979年
后梁
907年—923年
十国
南唐
吴越
前蜀后蜀
荆南
南汉北汉
907年—979年

(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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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
923年—937年
后晋
936年—947年
后汉
947年—951年
后周
951年—960年

960年

1279年
北宋
960年—1127年
南宋
1127年—1279年
西夏
1038年—1227年

1115年—1234年
大蒙古国 1206年—1368年
1271年—1368年
北元 1368年—1388年
1368年—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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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编辑

刘裕建宋 编辑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于行伍,自幼家贫。时值东晋末期,民变此起彼伏,朝廷内部斗争也十分激烈。402年,东晋大将桓玄乘朝廷实力虚弱,起兵篡位,国号”。刘裕与刘毅等起兵勤王,并最终消灭了桓玄。此后,刘裕率军南征北伐,其势力不断得到稳固壮大,并先后攻灭刘毅司马休之等实力派,最终迫使晋恭帝将帝位禅让给他,420年刘裕建宋,年号永初刘裕即位后,因为他已在晋末实行各种改革如土断、压制豪强、澄清吏治、强化军队等等,所以在位的三年中,除了恢复汉代孝廉、策秀孝的制度并强化官僚法制之外,主要政策仍是在休养生息、恢复晋末北伐的国力损伤,并计划在422年出征北魏。结果422年五月刘裕得病驾崩,北伐取消。[4]

元嘉之治 编辑

422年刘裕死,太子刘义符即位,史称宋少帝。北魏趁机派十万大军南侵,占领洛阳等河南地区,逼退宋将檀道济。424年,徐羡之谢晦等托孤辅政大臣害怕失德无礼的少帝会败坏国政,遂以“废昏立明”为名号,废杀刘义符,改立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刘义隆为皇帝,是为宋文帝,年号元嘉宋文帝在426年除掉权臣徐羡之等人后亲政,他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提倡节俭并澄清吏治,国家经济因此大力提升,被称为元嘉之治,为六朝治世之典范(也是江东第一个治世)。经过文帝励精图治,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南京初宁陵上的东麒麟(遗址):初宁陵刘裕的陵墓,为刘宋国家精神的凝聚所在

430年起,宋文帝首次北伐,到彦之率领的五万宋军成功占领河南洛阳等地。但由于军力不足,加上文帝的过度指挥,以致北魏逼退宋军数万主力后,于431年重占河南。436年名将檀道济因军功被宋文帝猜忌而被铲除,又使刘宋失去能与北魏制衡的大将。445-446年当北魏发生盖吴起事时,刘宋未能即时北伐。到445年时,北魏趁劲敌柔然暂衰时开始发动多次小规模南征,双方于淮南来回拉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出兵六万北伐北魏河南之地(二次北伐),但却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率之六十万大军正面击败,六十万魏军遂引兵南下,威迫建康。魏军所过之处大肆抢掠烧杀,江淮地区损失惨重、“邑里萧条”,元嘉之治由此衰落。宋文帝在452年趁拓跋焘遇弑之机会,派军进行第三次北伐,但仍无功而返,此后刘宋无力再举,注定日后国防线逐渐南撤的命运[5]

453年,宋文帝长子刘劭发生巫蛊事件,弑父即位,其三弟刘骏起义兵攻刘劭,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于是斩刘劭于台城,刘骏自立为帝,是为宋孝武帝

孝武继立 编辑

宋孝武帝统治期间,虽有诸王刘义宣刘诞等相继叛乱,但大多很快平定,和北魏的战事也只限于山东半岛,虽小胜北魏但影响不大,因此总体来说,孝武帝统治的十一年算是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孝武帝的积极政策也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与货币经济的发展。[6][7]一直到463年底至464年,浙江等地发生大旱灾,造成严重的大饥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户口饿死逃散。[8]

宋孝武帝是一个颇有作为、积极改革制度的皇帝。他加强中央集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分割以削弱藩镇势力,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形成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9]

孝武帝另外也对门阀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顿,给予世族制度新的生机。除了拔用上述的沈、柳为三公之高门,更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的颜竣、寒素的颜师伯成为高官重臣;任用南北之望的名士琅邪王彧、会稽孔觊为散骑常侍,一度矫正过去散骑常侍受人轻视的不良习惯;甚至从461年开始,把与商人等通婚、私下经商的士族,开除士族资格并黜为将吏[10],是为检籍政策的先声。

明帝篡统 编辑

464年夏季,孝武帝死,其子刘子业继位,荒淫残暴,朝廷内外人情汹汹,心怀恐惧,刘子业不久被湘东王刘彧弑杀。宋明帝刘彧在建康自立为帝后,因为得位不正,面临孝武帝第三子刘子勋登基为帝、联合兄弟方镇围攻建康的艰钜情势。宋明帝政权虽然领土、人口都不到刘子勋政权的十分之一,但是以伐乱为名,凭借量少质精的中央军,采取各种积极手段:

  1. 采用才干名士蔡兴宗的意见,抚慰叛乱将士在京师的亲人,安定人心。
  2. 重用沈攸之张永萧道成等才干武将。
  3. 放权给诸弟刘休仁等人积极平乱。

于是上下一心、兵强将勇,因此打败刘子勋并平定江南与淮南各地区,最后全面诛杀孝武帝子孙。但是淮北方镇薛安都等人为了自保而向北魏求援,于是北魏大军在四年之内陆续攻下淮北、山东半岛地区,刘宋战乱不断,国力大衰,民生凋敝。又因为必须对有功的军人加官晋爵、大肆封赏,于是造成士族制度的严重破坏,清浊不分、官品淆乱。[11][12]

472年,宋明帝死,太子刘昱继立,宋明帝遗诏命蔡兴宗袁粲褚渊刘勔沈攸之五人托孤顾命大臣,分别掌控内外重区,另外命令萧道成为卫尉,参掌机要。[13]其中遗诏虽任命袁粲、褚渊在中央秉政,但实际上接受宋明帝秘密遗命,就近辅佐新帝刘昱,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人物,是宋明帝最亲信的侧近权幸——王道隆阮佃夫二人。[14]

后废帝政乱 编辑

宋明帝在死前,为了稳固儿子的皇位,大肆诛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功臣武将和高门士族,造成刘昱继位后中央和地方军镇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使得武将萧道成因此崛起,逐渐掌握中央军权。特别是474年,桂阳王刘休范以清君侧之名造反,杀死了权幸王道隆与顾命大将刘勔,几乎就要攻下建康城,但萧道成即时回军,平定乱事。事后萧道成接替刘勔的地位,上升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更受到权幸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交结地方军镇都督,权势日渐扩大。[13][15]476年,文帝在世长孙建平王刘景素在京口起兵,亦被萧道成等镇压。477年,年满15岁的刘昱在杀掉权臣阮佃夫后,与萧道成发生激烈冲突,但却意外被萧道成弑杀,萧道成趁机改立明帝第三子刘准为皇帝,即宋顺帝。萧道成独揽军政大权后,挟持软弱的褚渊,以武力平定忠宋大臣袁粲沈攸之的起义[16]。同年,以谋反为由杀南平王刘伯玉

479年,萧道成以谋反为由铲除鄱阳王刘士弘兄弟、原南平王刘宣曜兄弟、临川王刘绰,杀武陵王刘赞;邵陵王刘友、衡阳王刘伯道、始平王刘延之、巴陵王刘冲始、长沙王刘纂、南丰王刘颁也都在这一年“薨逝”,《南史》记载为“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

同年,年幼的宋顺帝刘准把帝位禅让给了萧道成,宋被南齐所取代。当时民间以一首歌谣传述萧道成杀袁粲篡宋的事业:“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

疆域与行政区划 编辑

疆域变动 编辑

刘宋一朝的疆域变动不小,但总体来说是国界不断向南退缩。

从宋武帝刘裕时代(420-422年)以黄河为界,与北魏对峙的局面,到刘裕死后的423年,北魏趁机攻下河南三镇(洛阳、虎牢、滑台),从项城济南大致形成一条国界线,分开北魏与刘宋,刘宋仍保有山东半岛与江苏省北部的淮北地区。但与北魏为界的大块面积,因为屡遭两方进攻掠夺,成为所谓“边荒”地区,仅剩居民聚集在榛木所围成的山寨堡垒,被称为“榛人”。项城到济南的“边荒”国界维持长达四十三年,四十三年中两国大军屡次越界征伐,但屡得屡失,两方都无法把占领的土地长久地稳固下来,因此维持四十多年势均力敌的局面。

一直到466年,刘宋山东、淮北的镇将薛安都崔道固等人,因为害怕篡位自立的宋明帝讨伐他们,而向北魏求援。北魏趁机派五万以上的大军,于打败宋明帝的北征军张永之后,陆续在四年内攻下山东、淮北的所有城镇,刘宋被迫以淮河与北魏为界。虽然宋明帝心有不甘,屡次派沈攸之等人北征,但从此(469年后)南朝与北魏的淮河国界就大致固定下来,一直到31年后(500年南齐末)才因为寿阳镇将裴叔业投降北魏,使国界进一步往南退。

行政区划与核心军镇 编辑

刘宋的行政区划袭承东晋,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州是第一级行政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刺史,刘宋一朝的州数大致在二十州上下,至宋末稳定为二十二州。其中不少州是侨寓州,为寄住在南方州郡上,不一定有实土。

尹、郡、王国、公国(部分)是第二级行政区。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太守,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内史,公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

县、公国(部分)、侯国、伯国、子国、男国是第三级行政区。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

刘宋前期继承“东晋门阀政治”的地理格局,以荆州(镇江陵)和南徐州(镇京口)为核心军镇,所以刘裕规定两州必由刘氏宗王担任刺史。其中荆州因为州大民多、“地广兵强”,又统摄雍、南梁、益等州,支撑刘宋西半的安危,故有“分陕”之称,[17]刘裕遗诏说荆州刺史需“诸子次第居之”,说明荆州的重要性略高于北府兵根本的南徐州。刘宋宗王担任荆州刺史的结果,是促使荆州士族与扬州士族的合流,大致结束东晋百年荆、扬对立的局面,代表人物即是江陵士族刘柳、刘湛父子,曾各自取得相当于副宰相的官位与权势。

中期因为454年荆州刺史刘义宣,趁着新帝刘骏即位的弱势格局,发动十万荆州镇军挑战建康,因此刘骏在同年平定刘义宣之乱后,即刻从荆州东部分出新的一州名郢州,并废除荆州重兵来源的南蛮校尉,其营户兵力迁至建康,有效地削弱荆州,瓦解其“分陕”地位。[18]之后刘骏又土断雍州,大幅强化雍州的实力,[19]不但让原来的大荆州地域,陷入荆、雍、郢三州相互牵制的局面,后来随着雍州军力的不断加强,至宋末沈攸之起义失败之后(478年),“江陵素畏襄阳人”的局面已大致形成。[20]

政治体制 编辑

刘宋选官制度仍以九品中正制为主,但宋初门阀制度的整体格局,却是从东晋末年义熙时代(405-419年)刘裕京口北府的军事集团崛起开始,延续继承下来的新格局。也就是说,大量京口将领混入世族门阀的结构中(多成为中下层世族),挤压了原来名门旧族的地位与空间,因此南朝士族从刘宋开始,常会刻意去排挤寒门、寒人,好显示自己的清高地位。于是高门就有许多“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言论出现,这实际上是名门旧族的一种防御性反应。[21]

虽然宋初就有武人将领合法地进入世族结构中,但刘宋前半的元嘉之治,士族制度却是极其完备的,一般也认为是文化士族的“全盛期”(同时也是“最后的荣光时期”)。[22]宋文帝治下,史称其“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当时的江南社会:“闾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这是因为宋文帝除了重用并放权给兼具才干与名望的风雅士族,如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范晔江湛王僧绰等,更重要的是,文帝也能够尊重王敬弘、王球这一类缺乏理政才干的高门清望,虽不给实权,但仍任命为副宰相与吏部尚书,[23]在用人上保持住门阀制度的清浊流品,因此能激清扬浊,使得“士敦操尚,乡耻轻薄”。

刘宋中期的门阀制度,虽然因为450年宋文帝大举北伐失败后的困局,使寒人得以窜改籍注或诈列士籍,混乱士族的流品[24],但在宋孝武帝的整顿革新之下,仍使门阀制度获得一定的生机。一直到465年宋明帝自立为帝后,才因为广募部曲、滥赏军功,造成士族制度严重破坏,成为刘宋灭亡的重要原因。[25]

外交关系 编辑

刘宋前期为对付北魏,积极联络柔然胡夏北燕高句丽吐谷浑,希望对北魏包夹围攻,但都被魏军以优势机动力各个击破,无法发挥包夹的效果。[26]其中刘宋与柔然的联盟关系最稳固也最持久(延续到南齐),对北魏的危害也最大,因此北魏常要先北向摧毁柔然的主力,然后才敢在隔年大举南伐刘宋。[27]

北魏 编辑

刘宋与北魏的对峙,除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以外,其实一半以上的时间,双方保持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虽然刘宋称北魏为“索虏”、北魏称南朝为“岛夷”,但他们仍不定时的互派使者“交聘”,维持南北的交涉往来。南北通使往来,在南北史书上的记载虽然各有偏颇扭曲,如魏书记载,421年刘裕派沈范、索季孙等到北魏“朝贡”(宋书记为“报使”),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对等关系。而且使者代表国家,南北的竞争不只是军事武力的竞争,文化与气度上也有互别高低的意味,从刘宋中期开始,南北双方开始精选使者的素养气质,如清代史家赵翼所称“必妙选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瞻者,以充聘使”。[28]如果出使有失国体,使者回国后则会被严加惩处,这多发生在北魏前期文化素养不高的条件下。刘宋中期时,南北曾有五年的互市贸易。453年宋孝武帝登基后,北魏派使者“求通户市”,宋孝武帝在与公卿大臣广泛议论后,决定答应互市。两国官方的贸易关系,大约持续到458年边境发生小规模战事而止。

东北亚 编辑

 
朝鲜半岛诸国图(375-426年),北方大国为高句丽、半岛西南是百济(Baekje)、半岛正南小区块为伽倻(Gaya,可能即是任那)、半岛东南为尚未文明化的新罗(Silla)

刘宋与东北亚的倭国百济则有密切的朝贡关系,倭国曾在晋末、刘宋对江东朝贡十多次,史书记载有五位倭王,是为倭五王百济在刘宋后期与江东的关系更形紧密,似乎结成军事同盟,共抗北魏。因为469年北魏完全夺取刘宋在山东半岛的城镇后,百济因为早前渡海在辽西山东半岛沿岸设有港岸据点,因此与南朝同样面临北魏的军事压力,479年宋齐易代之后,北魏还曾在488年派军进攻过百济的城镇,却被百济打败。[29]另外又因为百济与倭国对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伽倻任那)可能有争夺关系,因此两国在对刘宋的朝贡外交中常常是互相牵制的对立关系。也因为两国都想要讨好刘宋,所以频频向刘宋朝贡示好。譬如倭国在朝贡时,一直希望刘宋册封倭王为“都督”百济在内的大将军,让倭王有统治百济的名分,但要求总是被刘宋拒绝。[30]

高句丽因为是朝鲜半岛与东北亚中最强的国家(更是东亚世界中仅次于魏、宋的第三强国),[31]所以对刘宋的朝贡关系不太紧密,两国关系主要是针对北魏而结成的松散军事联盟。高句丽常会单方面中断对刘宋的朝贡,说明刘宋对高句丽只存在形式上且薄弱的君臣关系。不过在465年之前,因为刘宋强盛的水军能够在渤海沿岸执行任务,相对于远离海岸且毫无水军的北魏势力,高句丽在465年前一直选择刘宋作交往、朝贡的对象。刘宋曾在438年派将领王白驹,率水军七千人渡海到高句丽的辽东,想迎接两前年灭国的北燕冯弘来到南方,结果高句丽先把冯弘处死,并派兵把王白驹缴械,强制遣送王白驹等回刘宋,隔年再回送八百匹马给宋作赔礼;到了465年后,可能因为当年刘宋发生剧烈的内斗(见刘子勋条),高句丽从此改对北魏进行较为紧密的朝贡关系,并在469年后长期疏远南朝(北魏在469年攻下山东半岛),只和南朝保存微弱的外交联系。[32][33]475年高句丽更大破刘宋的盟友百济,破其国都、杀百济王,占领汉江流域,国力达到极盛。这次刘宋没有再派出水军到辽东、朝鲜,说明刘宋的无力干涉与衰落。

东南亚 编辑

 
林邑国之大略领地

刘宋交州(越南北部)的南边与林邑国(今越南之中南部)接邻。东晋末期,林邑有数年的内乱,刘宋建国元年420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421年,林邑王阳迈一世遣使到宋廷入贡,并获宋武帝册封。但到阳迈二世时,于427年入侵日南、九德等郡。431年,林邑入贡宋廷。432年,阳迈二世派水兵入侵九真,交州刺史阮弥之派军抵抗,驱逐至区粟而回。433年,阳迈二世遣使到宋廷,要求“领交州”,宋廷不许,阳迈二世因此大为愤恨,虽常遣使入贡,但亦常派兵入侵交州。

446年,宋文帝派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等征讨林邑。战前,文帝提示檀和之,倘若林邑国能够诚心求和,便可答允。檀和之派人向阳迈二世谕以恩信时,阳迈二世竟加以扣留,于是双方进行交战。林邑军先以大象军取得首胜,后来宗悫提议用狮子的外型去威吓大象,可以取胜。主帅檀和之采纳计策,果然大败林邑军。宗悫部队更一举攻克首都林邑(Campapura),掳获无数珍宝、黄金数十万斤,阳迈二世出逃。[34]此一征战令林邑元气大伤,“家国荒殄,时人靡存”[35]。此后,林邑国没有再起兵进犯交州,对刘宋甚为恭顺,多次遣使到建康访问进贡。[36]

民族政策 编辑

自晋室南迁之后,苟延残喘地偏安江南。原本居于华北的汉人氏族为了逃难而向南迁徙,大量来自中原的移民士族改变了江南地区的人文景观,甚至口头语言也逐渐与古河洛语言接轨。[来源请求]

南蛮政策 编辑

南朝宋时期,主要把土著蛮夷分成蛮人、俚人僚人三种类型,三者有时被通称为“南蛮”。蛮人在长江流域以板循蛮盘瓠蛮廪君蛮实力最大[37],板循蛮又称賨人,原居益州巴郡阆中一带,之后经渝水北迁汉中、关中。廪君蛮原在益州巴郡、荆州江陵一带,后来扩展到长江汉水与淮西一带。史书上提到的巴东蛮、宜都建平蛮都是指廪君蛮。盘瓠蛮又称“溪人”,发扬地在辰州[38],分布现在的湖南与江西一带。

南朝刘宋政府为了对付蛮人,在荆州南蛮校尉、在雍州宁蛮校尉,专责教化及讨伐南蛮。为了在荆雍的强大蛮族群体,南朝刘宋政府在440至470年代曾发动大规模地讨蛮运动,有两次的主将分别为雍府大将沈庆之、荆州刺史沈攸之,捕获数十万的蛮族人力。而在450年代,沈庆之王玄谟大致讨平淮水蛮,强化了刘宋在淮南地区的国防。

俚族的范围在南岭、今贵州南部到海南岛、越南北部一带。468年起李长仁李叔献兄弟据交州抵制刘宋朝廷,当时的宋明帝政权因为正与北魏全力争夺山东、淮北地区,无力征讨交州,只好承认李长仁的刺史名号,维持刘宋对交州名义上的统治,并于471年在交、广两州交界地新设越州,以防御李氏兄弟。李氏兄弟很可能具有交州俚僚族群的血统,他们在交州的割据一直维持到485年才被齐武帝讨平。

僚人主要分散在四川、汉中的山谷空地,与賨人的分布区颇有重叠。当时“僚人与夏人(汉人)参居者,颇输租赋”,说明其编户化与华化的趋势较重。[39]

军事制度 编辑

刘宋常态兵力大约二、三十万,极限动员时可能有四十万,[40],但刘宋在淮水以北征伐时,因为受限于后勤供应,只能发动五、六万兵力,使得北伐经常失败。刘宋前期北府兵独大,成为中央军与荆州、北徐州方镇的主力来源,故此时仍以世兵制为主;中期荆雍兵崛起,逐渐取得一定的优势,学者田馀庆认为:“北府兵力日衰,荆雍兵力日盛,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41]此时世兵制衰落,军队主力逐渐被募兵制征兵制取代,特别是将领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为宋末军队中的精锐核心。譬如469年后流亡南方的青齐豪族,就被萧道成收纳招募为将官、部曲,成为萧道成建齐易宋的主力。[42]学者有的称此武力集团为“淮阴集团”[43],有的称之为“青徐集团”[44]

人口 编辑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纪录,全国有901,769户,5,174,074人[45],但因为十多年前发生北魏破坏江北的烧杀屠掠,江北人口大减,以及463-464年浙江等地发生大饥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刘宋盛世年代(元嘉之治)的官方户口数字,应当超过一百万户、六百万口。[46][47]

经济 编辑

刘宋的江北地区主要是村坞型经济,常受战乱影响而发展有限;江南社会主要是庄园经济[48]世族寺院的庄园大部分都是多方经营,从自给自足的性质,朝向商品经济发展。农田有良好的水利系统供种植蔬菜等作物,还可以种植竹木果树、养鱼、畜牧等等。还有纺织、酿造、生产工具等手工业。世族的庄园生产主要交给佃客部曲奴隶,而寺院是一般僧侣与民户[49]。由地主集中开垦,这对于地区的开发起一定的作用[50]。由于世族享有特权,佛教较为盛行,致使地主庄园与寺院庄园膨胀,并且隐匿许多农户。

农业 编辑

农业是庄园经济的重心,深受朝廷与世族关切。开垦山林与土地兼并的情形在刘宋一直非常旺盛,朝廷虽有禁令,但难以禁止世族兼并土地或霸占山泽,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朝廷干脆承认占领山林川泽的法令以限制世族抢占范围[注 1]。法令颁布后果然刺激豪门权贵兼并山泽土地的活动,也因此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51]。刘宋相对北魏来说比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与末期仍然络绎不绝,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有荆、扬二州,而益州居次。扬州是刘宋最发达的地区[52],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最大。而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义兴)是中央财库、各种支出的主要来源。

手工业 编辑

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当时绢布的地位等同货币,这些都促进纺织业的生产[53]。刘宋的纺织业与养蚕业比较发达,产地以荆、扬二州为主。由于丝、绵、绢、布等是国家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织锦业则在益州为主,刘裕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开始在江南发展织锦业。当时富豪人家穿绣裙,著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朝廷设有专官管理矿冶,用水排鼓风冶铸。炼钢则使用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这种方法可以炼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54]。瓷器的烧制技术早在三国、晋朝时期成熟。刘宋时以青瓷为主,产地集中在会稽郡(浙江绍兴)。其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江南其余地区的制瓷技术各有自己的特点。刘宋的纸张洁白匀称,完全取代了简牍,藤纸与麻纸都很流行[55]。造船业也十分兴盛,如宋末沈攸之起义反萧道成时,荆州作部曾“装战舰数百千艘”,而且三吴运河网也持续修造,到南齐时已大致完成,畅通了三吴与建康的交通。

商业 编辑

刘宋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业日渐发达,江南社会稳定地朝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连江北的汉中地区,也在刘宋中期开始使用货币。但由于国家控制的铜矿不足,使得币制屡变,质量不精[7]。市场上有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与奢侈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而凡是大批运进的商品买卖,多是世族庄园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关税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商业重镇有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广陵等地。建康是三吴的经济中心。会稽吴郡余杭居次。广州是海上贸易重镇,贸易对象有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国。江陵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梁州的转运站。成都不仅商业繁盛,也是蜀锦的重要产地。

文化 编辑

文学 编辑

 
晋末宋初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忠于东晋而不满篡弑的刘宋王朝,以东晋遗民自居(此图出自1921年出版的《晩笑堂竹荘画传》)

刘宋诗风流行的是元嘉体。元嘉体是宋文帝元嘉年间的诗风,代表人物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他们的共同功绩是把古体诗推进到完全成熟阶段,并且注意声律和对偶的运用,并且逐渐发展出近体诗;[56]袁淑谢庄亦为有名诗人。民间诗人则以刘宋初期的陶渊明最具代表性,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刘宋一代文豪谢灵运,由18世纪的日本画家狩野常信绘制

小说受到名士清谈的影响,促成轶事小说的出现,最有名的是宗王刘义庆招集文人才士所编写的《世说新语》,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大量典故和成语,也是唐代晋书编撰的重要史料来源。

史学 编辑

刘宋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著作官,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宋代最著名的两本史籍,是范晔的《后汉书》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后汉书》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最被称道;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57]

刘宋时谱学(或叫谱牒学)在门阀社会影响下而开始盛行。各家士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58]

艺术 编辑

 
刘宋时的龙型腰带扣,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刘宋在东晋之后,延续晋代的文化发展。由于玄学流行,老庄的自然观和江南秀丽的山水结合,使得绘画脱离儒学的限制,朝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陆探微宋明帝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然而其作品均已失传。[59]由于山水诗的出现,使得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转变为山水景色[60],例如宗炳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其《画山水序》最为著名,精辟地理解“山水以形媚道”之外,在自然山水的观察,归纳出展现物体远近的绘画方法[61];另外山水画家王微,著有《叙画》一篇,强调观察自然和主观能动作用。

社会 编辑

江南社会的人口很复杂,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层:名门豪族的世族;自耕农、新民等从事农工商的编户齐民;属于部曲、佃客、衣食客、门生旧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杂户、百工户、兵户与营户也是依附人;最后是奴婢、生口、隶户,这些都属于奴隶。

虽然文化士族的实力大削,但刘宋仍维持世族社会的结构;而江北豪族的地位与权力虽逊于江南的侨吴士族,但在经济力与军事实力方面,却高出甚多。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与奴隶,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由于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渐受国家控制[62]。佃客的来源有政府依官品赐给与私自招诱。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或是流民,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奴隶可以经由“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方式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朝廷负担租调、杂税、徭役以及兵役,这些都使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沦为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刘宋实行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平时还需要交纳租调。由于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杂户或百工户的控制极严,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如果世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

江南社会约在晋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转化为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职业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63],互相漠视。这是因为宗族发展后各家庭亲疏贫富不同,若无共同外患就容易分离;朝廷课税方式对大家族制无益而导致的。

君主 编辑

君主列表 编辑

南北朝·南朝·君主年号  编辑
庙号 谥号 名讳 在世时间 在位时间 年号及使用时间 陵寝
孝皇帝
(武帝刘裕追谥)
刘翘
高祖 武皇帝 刘裕 363年422年 420年422年 永初 420年422年 初宁陵
刘义符
(废为营阳王,史称少帝)
406年424年 423年 景平 423年
中宗
刘劭尊)
景皇帝
刘劭谥)
刘义隆 407年453年 424年453年 元嘉 424年453年 长宁陵
太祖
(孝武帝刘骏改上庙号)
文皇帝
(孝武帝刘骏改谥)
刘劭 426年453年 453年 太初 453年
世祖 孝武皇帝 刘骏 430年464年 453年464年 孝建 453年456年 景宁陵
大明 457年464年
刘子业
(史称前废帝)
449年465年 465年 永光 465年
景和 465年
太宗 明皇帝 刘彧 439年472年 465年472年 泰始 465年471年 高宁陵
泰豫 472年
刘子勋 456年466年 466年 义嘉 466年
刘昱
(废为苍梧王,史称后废帝)
463年477年 473年476年 元徽 473年476年
顺皇帝
(南齐高帝萧道成谥)
刘准
(南齐高帝萧道成降封汝阴王)
469年479年 477年479年 昇明 477年479年 遂宁陵

君主世系图 编辑

宋武帝刘裕
363-420-422
宋少帝刘义符
406-423-424
宋文帝刘义隆
407-424-453
刘劭
426-453
宋孝武帝刘骏
430-453-464
宋明帝刘彧
439-465-472
宋前废帝刘子业
449-464-465
刘子勋
456-466
宋后废帝刘昱
463-472-477
宋顺帝刘准
469-477-479

参见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第一、二品官可占山泽三顷,三、四品官占二顷五十 亩,五、六品官占二顷,七、八品官占一顷五十亩,九品官及百姓(一般地主)占一顷。原已占据的不予追究,未占足的可依令补足。

参考文献 编辑

引用 编辑

  1. ^ 1.0 1.1 徐俊. 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湖北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11月: 142–144. ISBN 7-5622-2277-0. 
  2. ^ 《资治通鉴·宋纪一》胡三省注:“刘氏世居彭城,于春秋时宋土也,故帝始建国号曰宋。”
  3. ^ (梁)裴子野,《宋略‧总论》
  4. ^ (梁)裴子野,《宋略‧总论》:“永初末岁,天子负扆矜怀,以燕、代戎幄,岐、梁重梗,将誓六师,屠桑干而境北狄,三事大夫顾相谓曰:‘待夫振旅凯入,乘辕南返,请具银绳琼检,告报东岳。’既而洮弗不兴,即年厌世”
  5. ^ 邹纪万(1992年):《中国通史 魏晋南北朝史》第一章〈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变迁〉,第73页。
  6. ^ 严耀中,〈评宋孝武帝及其政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一期
  7. ^ 7.0 7.1 川胜义雄,〈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之乱〉,《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8. ^ 《资治通鉴‧卷129》:“东方诸郡连岁旱饥,米一升钱数百,建康亦至百余钱,饿死什六七”
  9. ^ 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论述》,页85-86。
  10. ^ 魏收,《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是岁,凡诸郡士族婚官点(玷)杂者,悉黜为将吏,而人情惊怨,并不服役,逃窜山湖,聚为寇盗。”
  11. ^ 魏收,《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刘彧)纲纪不立,风政颓弊,境内多难,民庶嗷然。遂广募义勇,置为部曲。于是官品沦褫,士人浑乱,民众颙颙,咸愿来奔矣”
  12. ^ (梁)沈约,《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台直阁高道庆家在江陵,(沈)攸之初至州,道庆时在家,牒其亲戚十余人,求州从事西曹,攸之为用三人。道庆大怒,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
  13. ^ 13.0 13.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
  14. ^ 《宋略‧总论》:“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载。太宗晏驾,亦托孤于王、阮,……”,南朝梁裴子野著。
  15. ^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七‧李安民传》:“(李安民)转征虏将军、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安民将东,太祖(萧道成)与别宴语,淹留日夜。安民密陈宋运将尽,历数有归。苍梧纵虐,太祖忧迫无计,安民白太祖欲于东奉江夏王跻起兵,太祖不许,乃止。”
  16.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
  17. ^ 盛弘之《荆州记》:“元嘉中,以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拟周之分陕;晋、宋以降,此为西陕”
  18. ^ 傅乐成,〈荆州与六朝政局〉,《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7)
  19. ^ 安田二郎著、夏日新译,〈刘宋大明年间的襄阳土断〉,日文原文收入在安田氏著《六朝政治史の研究》
  20. ^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21. ^ 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中国社会经济史参考文献》,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
  22. ^ 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第三篇第一章:刘宋政权的成立与寒门武人〉、〈第三篇第二章:《世说新语》的编纂-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川胜义雄用日本学界惯用的“贵族制”来称呼门阀体制,他所称“被排出在军权之外的贵族”(页238),其实指的是文化士族
  23.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刘义康)尝谓刘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属,竟何所堪!坐取富贵,复那可解!”〔胡三省注:王敬弘恬淡有重名,王球简贵虚静,皆以门望位八坐,不以文案关心,故义康云然。〕”
  24. ^ 唐长孺,〈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25. ^ 魏收,《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刘彧)纲纪不立,风政颓弊,境内多难,民庶嗷然。遂广募义勇,置为部曲。于是官品沦褫,士人浑乱,民众颙颙,咸愿来奔矣”,这也是为何萧道成登基为齐帝以后,首要大事就是诏“断众募”,作为重建士族制度的第一步。
  26.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魏主闻之,治兵将伐夏,群臣咸曰:“刘义隆兵犹在河中,〔言在黄河之中流。〕舍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义隆乘虚济河,则失山东矣。”〔此山东谓太行、恒山以东,即河北之地〕魏主以问崔浩,对曰:“义隆与赫连定遥相招引,以虚声唱和,共窥大国,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
  27. ^ 郑钦仁等,《魏晋南北朝史》,第九章〈从拓跋到北魏〉,此章由张继昊撰写
  28. ^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29.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488年条:“魏遣兵击百济,为百济所败。〔胡三省注:据李延寿《南史》,其先以百家济海,后浸强盛以立国,故曰百济。(东)晋世句丽略有辽东,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
  30. ^ 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与东亚世界的成立〉,收入在《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7年度》
  31. ^ 五世纪的高句丽人口大约在300万以上,次于刘宋的五、六百万人;七世纪高句丽在失去富庶的汉江流域以后,仍有69万户,人口至少350万
  32. ^ (韩)卢泰敦著、张成哲译,《高句丽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7)
  33. ^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九‧高句丽传》
  34. ^ 马司培罗《占婆史》第二章《起源》,台湾商务印书馆,31─34页。
  35. ^ 《水经注疏》卷三十六,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江苏古籍出版社,3014页。
  36. ^ 马司培罗《占婆史》第二章《起源》,台湾商务印书馆,34─38页。
  37. ^ 万绳楠(1994年):《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十四章〈南北其他民族问题〉,第372页。
  38. ^ 《后汉书 卷第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李贤注:今辰州卢溪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数万人。”
  39. ^ 朱大渭,〈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六朝史论》(北京:中华书局,1997)
  40. ^ 安田二郎,〈晋安王刘子勋の反乱と豪族・土豪层〉,《六朝政治史の研究》
  41. ^ 田馀庆,〈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
  42. ^ 万绳楠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第十一篇〈楚子集团与江左政权的转移〉
  43. ^ 安田二郎,〈南齐高帝の革命军团と淮北四州の豪族〉,《六朝政治史の研究》;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第五章第四节〈淮阴集团和萧道成之崛起〉
  44. ^ 韩树峰,〈青齐豪族在南北朝的变迁〉,《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
  45. ^ 此据(梁)沈约,《宋书‧州郡志》;另外(唐)杜佑之《通典‧食货》则纪录464年刘宋有906,874户、4,685,501人
  46. ^ 杜正胜考察秦汉到唐宋的家庭型态,认为曹操取消商鞅的“分家令”之后,六朝时代的一户大约六七口以上,最少也有六口。见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大陆杂志》第65卷第2、3期
  47. ^ 阎守诚,《中国人口史》,页120
  48. ^ 《中国文明史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 上册》第五章 曲折发展的经济,第298页。
  49. ^ 《中国文明史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 上册》第五章 曲折发展的经济,第304页。
  50. ^ 《中国文明史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 上册》第五章 曲折发展的经济,第240页。
  51. ^ 复旦大学(1982年):《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三章〈封建社会三国两晋南朝的经济〉,第73页。
  52. ^ 《宋书 卷第五十四 列传第十四》:“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53. ^ 《中国文明史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 上册》第五章 曲折发展的经济,第361页。
  54. ^ 《中国文明史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 上册》第五章 曲折发展的经济,第348页。
  55. ^ 《中国文明史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 上册》第五章 曲折发展的经济,第374页。
  56. ^ 《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骊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57. ^ 谢保成主编(2006年)《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三编第二章《断代史的延续》,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89至290页。
  58. ^ 潘德深(1994年)《中国史学史》第三篇《魏晋南北朝史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第100至101页。
  59. ^ 艺术与建筑索引典—刘宋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于2011年4月1日查阅
  60. ^ 邹纪万(1992年):《中国通史 魏晋南北朝史》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学术与信仰》,第199页。
  61. ^ 《画山水序》:“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暎,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
  62. ^ 万绳楠(1994年):《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十一章〈南朝时代历史的变化与发展〉,第251页。
  63. ^ 《宋书 卷八十二 列传第四十二 周朗》:“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其间不可称数。”

来源 编辑

书籍
中国朝代:中国南方地区政权
前朝
晋朝 · 东晋
南朝 ·
420年7月10日 — 479年5月31日
后朝
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