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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

大日本帝國扶植的一個傀儡政權
（重定向自大滿洲帝國）

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控制满洲地区后，拉拢部分前清宗室及汉人将领而建立的傀儡政权，（前身 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 ）为首都设于新京特别市（今长春市），领土包括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不含关东州）、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以及河北省北部的原热河省地区。南与日属朝鲜接壤，北与苏联接壤，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相邻。

满洲国
（1932年—1934年）
ᠮᠠᠨᠵᡠ
ᡤᡠᡵᡠᠨ
大满洲帝国
（1934年—1945年）
ᡩᠠᠮᠠᠨᠵᡠ
ᡤᡠᡵᡠᠨ
1932年—1945年
格言：“五族协和，王道乐土”
国歌：
《满洲国国歌》
（1932年—1942年）

《大满洲帝国国歌》
（1942年—1945年）
国玺

“满洲帝国之宝”
  满洲国的位置（1942年）   大东亚共荣圈
  满洲国的位置（1942年）
  大东亚共荣圈
地位大日本帝国傀儡政权
未受国际普遍承认国家
首都 新京特别市（今长春市）
（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9日）
通化市（今吉林省临江市境内）
（1945年8月9日—8月18日）
官方语言满洲语、日语、蒙古语
常用语言协和语、满语、朝鲜语、俄语
族群
宗教
佛教、道教、中国民间信仰、祖先崇拜、萨满教、神道教、基督宗教（东正教、天主教、新教）
政府共和制（1932年—1934年）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1934年—1945年）
军事独裁
国家元首 
• 1932—1934
（年号大同）
溥仪（执政）
• 1934—1945
（年号康德）
溥仪（皇帝）
国务总理大臣 
• 1932—1935
郑孝胥
• 1935—1945
张景惠
历史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
• 建国宣言
1932年3月1日
• 溥仪就任执政
1932年3月9日
1933年3月4日
• 溥仪称帝
1934年3月1日
1945年8月9日
• 溥仪宣读退位诏书
1945年8月18日
• 溥仪被苏军俘获
1945年8月19日
面积
1937年1,133,437平方公里
人口
• 1937年
36,933,206
货币满洲国圆
时区UTC+9²
前身		 继承
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
逊清皇室流亡小朝廷
苏占满洲
东北新省区方案
今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注1：1945年8月17日午夜溥仪退位仪式于通化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内举行。溥仪宣读《退位诏书》，从而宣告满洲国正式终结。仪式持续至8月18日凌晨零时30分结束，故满洲国终结日期有8月18日和8月17日两种说法[1][2]。
注2：1937年以后改用UTC+09:00。1936年以前采用UTC+08:00。
注3：满洲国的基本数据以1945年的数据为准。
满洲国
汉语名称
繁体字 滿洲國
简化字 满洲国
日语名称
汉字 満州国
旧字体滿洲國
其他名称
满洲帝国
繁体字 滿洲帝國
简化字 满洲帝国
大满洲帝国
繁体字 大滿洲帝國
简化字 大满洲帝国
日语别称㈠
汉字 満州帝国
日语别称㈡
汉字 大満州帝国

满洲国于1932年3月9日在长春成立，以清逊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3]:2557，成立为共和国，号称独立国家。同年9月和日本政府签订《日满议定书》，使该地区事实上成为日本之殖民地[3]:2557。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又称大满洲帝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4]，“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3]:2557。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溥仪被苏军俘获[3]:2559。中国抗日战争结束[3]:2557，满洲国随之终结。

承认满洲国的国家并不多，以日本盟友德国和意大利为首的欧洲轴心国成员为主，但身为同盟国成员的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实际控制外蒙古）、以及部分国家（如泰国采取摇摆政策）在事实上也承认满洲国。中华民国政府及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不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5][6]，视其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的傀儡政权[3]:2557，故以伪满洲国或伪满称之（“伪”在此作“伪冒”和“未获承认”之意[7]）。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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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满洲历史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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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俄战争
 
满洲国与周边地区形势图
 
满洲国及关东州地图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取得南满洲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并以护路为由组建关东军，驻扎在奉天、旅顺、长春等铁路沿线。

1906年，日本建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不仅参与铁道业务，而且其经营几乎涉足所有工业领域。

1908年，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位，年号宣统[3]:2559。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洲贵族为主的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法理上继承清朝的统治地位。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于1912年2月退位[3]:2559，不废帝号，仍居宫禁[3]:2559。1915年年底至1916年，因大总统袁世凯觊觎天子宝座，而发生的“洪宪帝制”事件，先是激起各地势力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最终袁世凯因帝制失败郁病交加而死。此后，北洋军阀及其他军阀势力崛起，北洋政府基本失去对地方的有效统治。张作霖势力最初只及奉天省（1928年改称辽宁）一地，后于1918年击败吉林督军孟恩远、赶走黑龙江省巡按使毕桂芳，控制吉黑二省，统一东三省。此后东北大部分地区一直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势力统治，其间行政、军事等均有较大独立性。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境内仍有各种支持清朝的复辟力量活动。在1917年5月，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6月，双方争相拉拢时任长江巡阅使张勋进京“调停”，张勋随即联合康有为等保皇党人于6月30日夜发动政变，次日迎溥仪复辟。复辟11天后即遭段祺瑞“讨逆军”讨伐并很快被推翻，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退位。此事件史称“张勋复辟”。[3]:2559。

在复辟失败后，原先认同清朝的部分人士，转向满蒙独立运动，希望在满洲建立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家。

1924年10月23日，西北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控制北京。11月4日，在冯支配下，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驱逐溥仪出宫的议案。11月5日，正式下令溥仪被废除帝号逐出宫[3]:2559。溥仪及其家族成为中华民国的普通公民。1925年溥仪移居天津租界[3]:2559。后为日本情报机构关注。

此后，日本开始策划控制中国东北。1925年5月，日本少壮派的“一夕会”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日本要设计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满洲的问题。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以制定“满蒙政策”为目的召开“东方会议”，最后以《对华政策纲领》作为结论。《对华政策纲领》提出将“满蒙”（即中国东三省及内蒙地区）与“中国本土”分离对待的政策，试图将内满洲主权“剥离”出来，并指出“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和权益有遭侵害之虞时，不管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要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之思想准备”。然而，日本军部强硬的少壮派军官却认为日本首相在“满蒙问题”上过于软弱，主张采取军事手段。

1928年，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在少壮派支持下在皇姑屯刺杀不与日军合作的张作霖，希望引起内满大乱以便关东军趁乱占领东北[来源可靠？]。然而张作霖长子张学良很快回到奉天接替其父执掌大位，控制住东北局势，使日本图谋失败。为此，河本被日本军部解职。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改用青天白日红旗，名义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达成中国统一。

1930年9月始陆续有13万东北军主力部队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张学良大部分时间驻守北平，导致关外守备空虚。

1930年末，日军参谋本部确定分三个阶段解决“满洲问题”，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日语：橋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见《中国抗日战争史》）[来源可靠？]。1931年6月，日军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采取军事行动。8月4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要求军人善尽“应变责任”。

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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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九一八事变和元清非中国论

1931年，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日语：花谷正）、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又称满洲事变）。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守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溃不成军；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年底前占领东三省[8]。两个月内，关东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行省，并在各省扶植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但其中马占山只是表面上同意服从，暗中策划武装反抗，不久就打响江桥抗战。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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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一直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亲日本的政权。起初，日本寄望于掌控东北军阀张作霖，发现张难以驯服之后将其暗杀（见皇姑屯事件）；后又试图控制接替其父掌握东北的张学良，又告失败（见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终于完全占领满洲。1931年底，因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1932年1月28日，返回日本的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名为《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满洲建立“新国家”。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可借由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得到足够的资源，亦可透过向满洲移民，解决日本地狭人稠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前清朝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之后，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以已经升任吉林省代理长官的熙洽为首的前满洲贵族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仪至满洲、建立君主制的国家。日本关东军方面也早已认定溥仪是合适的执政人选。战后，城野宏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为：

  1. 首先，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2. 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
  3. 第三，“一般的农民……对由满洲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满洲国执政就任式
 
满洲国皇帝溥仪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天津事件”，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监控，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1931年底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1932年3月为“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3]:2559。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召集张景惠、熙洽、马占山[8]，及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漢、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各人在这个政权中的职务[8]。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板垣在抚顺与溥仪会面，告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只能接受。据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所说，“他（板垣征四郎）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9]2月，日军“对热河开始进攻”[10]:26。“国联决议不承认伪满”[10]:26。

此后，大日本帝国在华北等地挑起长城抗战，将热河省并入满洲国，吞并了热河省。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策划下，满洲“建国”，发布《建国宣言》[11][12]，宣布满洲国成立，“首都”为长春（后改名新京），“领土”包范围包括现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全境（不含日据关东州，即今日大连），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承德[8]。

3月6日，溥仪从旅顺出发。3月9日，在长春的原吉长道尹公署旧址大堂举行仪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翌日（10日）任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13]。至此，满洲国正式建立。

国民政府对日本策动满洲独立并建立满洲国提出严重抗议。但此时，国民政府刚签署淞沪停战协定，避免对日冲突扩大，同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内战，无力处置东北事态。4月，日军“谋与伪满联合进攻多伦”[10]:27，察哈尔省危急。

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满洲国执政府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并在满洲国驻军担负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此外，还约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发布日人代拟之“满洲国组织法”[14]:101。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15]:297。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8]。之后，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

 
满洲国皇帝溥仪

在1934年之后，吉冈安直作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一直跟随溥仪，直到1945年8月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拘捕。

国民政府的外交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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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9日，国民政府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满洲事变，请国联主持公道；9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9月23日，国民政府政府就满洲事变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国际联盟调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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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李顿报告

1931年9月19日，满洲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传至国际联盟。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在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的建议和中国代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联盟理事会议在12月10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到满洲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1932年9月4日，李顿调查团在北平市签署调查报告书，将其送回日内瓦。9月18日，国联公布调查报告的内容。

李顿报告书详细地叙述1931年9月以前满洲的局势，描述中国行政当局抵制日本侵略的活动，例如抵制日货运动，描述日本在满洲的各项侵略要求和不满。报告书随后根据满洲事件日方主事者和目击者的证词，描述满洲事件的过程及随后事态在全满洲的发展。李顿报告书指出，日本陆军在满洲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做是正当防卫的措施。报告最后结论说，“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是不可能成立的，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出于真正的和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

国际联盟在1933年2月24日大会上以包括波兰的40票对1票（1票为日本，另有暹罗投弃权票、智利未参加投票）通过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该声明指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满洲事件中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满洲由国际共管。

为此，日本极为不满，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政权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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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苏日战争

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于夺回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于使日本放弃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并放弃清国割让之领土台湾、澎湖群岛等主权。日本亦将被驱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在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会谈中，确定将当时尚不在中华民国管辖下的大连港作为国际化自由港转交给苏联，并由苏联使用满洲铁路。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军攻入满洲，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8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软硬兼施威逼溥仪迁都通化。8月11日，溥仪及满洲国政府官员开始乘火车撤退。8月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今临江市）大栗子车站。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

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在临江县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今临江市大栗子镇溥仪宣诏退位纪念馆）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1][2]。“满洲国”灭亡[8]，满洲国政府解散。8月18日，山田乙三下令满洲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原属朝鲜军，1945年改隶关东军，38度线以南的朝鲜军改隶国内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军俘虏，满洲国政权彻底终结。

满洲国解体后的中国东北及满洲国要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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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0日，苏军占领新京、奉天、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22日，苏军占领旅大。31日，蒋中正在重庆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接收东北。

苏联拒绝中华民国政府使用旅顺港运送人员接收辽东半岛的要求，扶助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地区取得政治及军事优势，将缴获关东军及满洲国军的一些装备和人员转交给中国共产党。194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在山海关一线与准备出关接收东北的国军发生激战，八路军失利，国民政府接收满洲。

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参与策划成立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南次郎和小矶国昭被认定为战犯并被盟军逮捕。1946年8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溥仪作证叙述日本关东军在满洲所有的军事活动以及对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目的，并指控日本战犯应为所有战争责任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策划成立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死刑，判处同为策划者的南次郎和操纵满洲国的小矶国昭无期徒刑。1948年12月23日，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决。小矶国昭在1950年病死在狱中，南次郎在1954年假释出狱并在1955年病死。1950年8月，苏联将溥仪移交给中国，1959年被特赦释放；1961年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我的前半生》[3]:2559。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张景惠也在1950年被苏联移交给中国，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被关押期间的1959年因病去世。

1963年3月30日、1964年12月12日和1966年3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决定特赦全部满洲国在押战犯。

地理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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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关东州之主权由满洲国所有；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战争后期日本逐步放开关东州控制，故后期属满洲国行政区划，但是日本享受名义管制权。

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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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行政区划（1934—1939）
主条目：满洲国行政区划

满洲国行政区划曾多次调整。1934年划为14省、2特别市：

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

  •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
  • 新京特别市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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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满洲国建立时总人口有3千4百万人，当中汉人占百分之83，满人与蒙古人合计占百分之15，日本人和朝鲜人则合计占百分之二[16]:168。满洲国的居民除汉满蒙等主要民族之外，也含其他通古斯民族（如鄂伦春、赫哲等）、朝鲜族、俄罗斯族与和族。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满洲国已有150万日本人[16]:168。

下表罗列1940年满洲国人口普查有关结论。

行政区划 人口[17]
(1940年普查) 		面积
(km²) 		人口密度
(人/km²) 		省都
新京特别市 555,009 438 1,268 —
吉林省 5,608,922 83,207 67 吉林市
龙江省 2,093,500 68,028 31 齐齐哈尔市
北安省 2,318,957 76,183 30 北安县
黑河省 149,887 118,899 1 黑河
三江省 1,415,633 90,418 16 佳木斯市
东安省 512,240 41,397 12 密山县
牡丹江省 688,424 32,975 21 牡丹江市
滨江省 4,234,206 63,860 66 哈尔滨市
间岛省 848,197 30,134 28 延吉县
通化省 982,387 31,705 31 通化县
安东省 2,231,507 26,506 84 安东市
四平省 3,005,070 30,401 99 四平市
奉天省 7,565,599 49,632 152 奉天市
锦州省 4,317,822 40,162 108 锦州市
热河省 4,553,228 103,062 44 承德县
兴安西省 763,701 73,934 10 开鲁
兴安南省 1,026,635 76,866 13 王爷庙
兴安东省 199,530 109,107 2 扎兰屯
兴安北省 132,426 156,230 1 海拉尔市
满洲国 43,202,880 1,303,143 33 —
关东州 1,367,334 3,462 395 大连市
排序 城市 省 1940年普查[17]
1 奉天市 奉天省 1,133,710
— 大连市 关东州 661,354
2 哈尔滨市 滨江省 660,756
3 新京特别市 (吉林省) 555,009
4 安东市 安东省 315,032
5 抚顺市 奉天省 269,622
6 鞍山市 奉天省 213,740
7 营口市 奉天省 181,350
8 牡丹江市 牡丹江省 178,363
9 吉林市 吉林省 172,935
10 阜新市 锦州省 143,046
11 锦州市 锦州省 142,258
12 齐齐哈尔市 龙江省 133,138
13 佳木斯市 三江省 128,552
14 辽阳市 奉天省 100,032
15 本溪湖市 奉天省 99,875
民族国籍 1940年普查
人数[17] %
汉人 36,870,978 85.3
满洲旗人 2,677,288 6.2
朝鲜人 1,450,384 3.4
蒙古人 1,065,792 2.5
日本人 819,614 1.9
回民 194,473 0.5
其他满洲籍 49,942 0.1
其他日本籍 (台湾人等) 1,497
外国籍 3,732
无国籍 (白俄) 69,180 0.2
总计 43,202,880

日本国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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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

1910年代包含满铁职员1至2万人、关东都督府3,000至6,000人、领事馆数百人，在满日本人全部加总也不到3万人[16]:167。1915年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后，日本人得以自由移动，居住于南满洲[16]:167。1921年在满日本人有16万6千人，1926年增至19万人，其中满铁职员及其家人有6万8千人、关东厅2万2千人[16]:168。满洲国建国之后，日本人推行日本人移居满洲之国家政策，共移居130万人到满洲[16]:168。日本政府订立“满洲移民百万户计划”，并交由满拓（满洲拓殖公司，为满洲拓殖公社前身）全权负责，是日本开发业者，承包开拓业务、收购土地、召集拓垦人群[18]:229-230。为达到使满洲最终成为日本国土的侵略目标，日本“国策移民”活动计划20年内从日本向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移民会议，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截至1944年9月，居于满洲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共1,662,234人。在1945年后，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返，见葫芦岛日侨大遣返。但另有日本遗孤的问题。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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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满洲国政治和满洲国组织法

满洲国以“王道乐土，五族协和”为建国方针。满洲国建立之初采用执政政治（共和政体），1934年改为君主政体。国都为新京（长春）特别市。根据《国本奠定诏书》，满洲国官方供奉日本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国家设有“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满洲国帝宫内设有祭祀府，负责国家的祭祀事宜。日本神道教在满洲国具有国教的地位。

满洲国国旗是五色旗，据1933年2月24日公布的满洲国国务院布告中所示，五色旗中，青色代表东方，红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黄色代表中央，寓意以中央行政统御四方。后来也解释为“红、蓝、白、黑、满地黄”象征满、汉、和、朝、蒙五族协和。国歌为满洲国国歌。

皇帝和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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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满洲国皇帝为国家元首，仅溥仪一人。1937年，满洲国国务院通过《帝位继承法》，若溥仪无子而逝，其弟溥杰是帝位继承人。

政权机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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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内阁
 
满洲国皇帝旗
 
满洲国国务院
 
满洲国帝宫

满洲国中央统治机构进行过多次的改组。执政（1934年后为皇帝）行使国家统治权，其下设的国家机构有执政府（1934年后为宫内府）、尚书府、祭祀府、参议府、侍从武官处；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军事咨议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

满洲国的行政机关为国务院，其首长为国务总理（1934年后称国务总理大臣）。国务院下设总务厅、兴安局等机构，并辖有军政部（后为治安部、军事部）、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实业部（后为产业部、兴农部）、交通部（辖邮政总局）、财政部（后为经济部）、民政部（后为民生部、又拆分为厚生部和国民勤劳部）、新京特别市公署及首都警察厅、各省公署（各市．县，旗公署）。各部长官为总长（1934年后称大臣），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总务厅为国务院的政务中枢，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1937年后称总务长官）总揽满洲国的行政，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厅长（总务长官）召集国务院各部的日本裔次官于每周二，即火曜日举行会议，按关东军的意志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但从未进行过选举。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满洲国没有成文宪法，只有各项专门法律。行政监察机关称监察院（1937年撤废）。皇帝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满洲国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院院长是林棨。最高检察机关是最高检察厅，首任最高检察厅长为李槃。

满洲国宫内府、尚书府、军事咨议院、祭祀府和侍从武官处由皇帝直辖。宫内府在帝政实行之前称作执政府，负责掌管宫廷事务；尚书府负责保管玺印和宫廷文书；军事咨议院负责皇帝对重要军务的咨询；侍从武官处负责管理皇帝的随行侍从武官。

满洲国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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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生活在满洲国的日本人仍然保有日本国籍。

  • 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2年8月8日晋为陆军少将，并被任命为满洲国执政顾问。1933年2月，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参谋本部部附，在天津设特务机关，策划收买段祺瑞、吴佩孚等未果，同时策划日军侵占热河省。1934年8月1日，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2月10日复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1936年3月23日，升任关东军参谋长，4月28日，晋升为陆军中将。1948年12月23日，坂垣征四郎在东京都丰岛区池袋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
  • 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3年任沈阳特务机关长，1935年10月进入北京进行分裂中国的“华北自治运动”。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1948年12月23日，土肥原贤二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决。
  • 甘粕正彦，甘粕事件的主谋，满洲映画协会负责人，在满洲国灭亡时服下氰化钾自杀。
  • 南次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2年1月28日，南次郎以军事参议官身份，为天皇作了《满洲的近况》的专题报告，说服天皇默认了关东军建立满洲国的计划。1934年12月，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满洲国大使。1946年5月3日被定为甲级战犯并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获假释，次年在家中病死。
  • 川岛芳子，实为满人，其父是前清肃亲王善耆，1907年生于北京，后移居日本，长期为土肥原工作。1945年11月11日在北平家中被国民政府反间谍机关逮捕，1948年3月25日在北平被枪决；另一说为1978年在长春市逝世[19]。
  • 驹井德三，曾任关东军特务部长。首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任职7个月后被罢免。
  • 远藤柳作，历任日本朝鲜总督府事务官、东京府产业部长及青森县、三重县、神奈川县、爱知县的县知事。1933年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任职1年4个月。1963年去世。
  • 星野直树，曾在日本大藏省工作，任税务署长、税务监督局的部长，到满洲国后任财政部总务司长、财政部次长、国务院总务长官，1940年回日本，任无任所大臣兼内阁书记官长、企划院总裁等职。他策划成立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中央银行，控制满洲金融命脉，并鼓动日本国内财阀到东北投资。1937年，日本公司垄断和控制整个地区的工业。1945年被判无期徒刑，1958年获减刑被释。1978年去世。
  • 武部六藏，曾任日本的县知事、关东局总长、内阁企划院次长、企划院代理总裁，满洲国末任国务院总务长官。1950年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1年患脑溢血瘫痪，1956年遣返回国，1958年病死东京。
  • 古海忠之，满洲国首批日系官吏之一，曾在满洲国政府多个部门任职，1940年任经济部次长，后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在沈阳对其进行审判。他的最后陈述是：“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所犯下的重大罪行，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6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阳光下的审判》，郭晓晔，1995年）。1956年7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徒刑18年。1963年2月提前释放回国。1983年去世。
  • 吉冈安直，满洲国“帝室御用挂”，自1934年一直跟随溥仪，直到1945年8月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拘捕，后死在苏联。
  • 小泽征尔，世界著名交响乐指挥家，出生于满洲国。

与满洲国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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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面：分类:满洲诺贝尔奖获得者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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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民政部设警务司。1937年转为设于治安部警务司。

各省设警察厅。特别市设警察局，内设警务科、特务科、保安科、司法科、卫生科以及警备队（相当于武装警察，执行“讨伐”任务）等机构。各市设警务处，县旗设警务科。在基层设警察署，署下设“分所”（分驻所、派出所）。

警衔自下而上为：警士、警长、警尉补、警尉（1937年前称巡官）、警佐、警正。

警察大盖帽的帽墙上的警衔标志：帽带为黑色皮制。冬季黑色，夏季草黄色，中缀警务司帽章。帽墙上按简任、荐任、委任三级各附三条、二条、一条金线。

警察常装袖章：袖线冬季用蓝色，夏季用黑色。按简任、荐任、委任三级各附三条、二条、一条袖线，下附该员阶级所含的梅花徽。

警服肩章为横式，质地为呢料，底板为该季衣色，外缘裹以金丝，按警阶具体分为： 警士：一枚梅花星章 警长：二枚梅花星章 警尉补：肩章中央附金色纵线一条，上缀一枚梅花星章（注：1945年后改为事务警尉） 警尉：肩章中央附金色纵线一条，上缀二枚梅花星章（注：1945年后改为监督警尉） 警佐：肩章中央附金色纵线一条，上缀三枚梅花星章 警正：肩章为满地金，上缀一枚大型梅花星章[21]。

警察制服夏装为草黄色，冬装为黑色。戴大盖军帽，后改戴日本式战斗帽（前面齐眉，后面露出后脑勺最突出处）。上衣：冬季黑色，夏季草黄色。式样为立领对襟式，衣前上下各有贴袋两个，单排五粒金色金属扣。警裤：质地同上衣，警长以下配布制裹腿穿皮鞋，警尉补以上配皮制、呢子裹腿或大马靴。警察的帽徽样式为茶褐色桃形，金色高粱围绕着一个黄色盾牌，盾牌上有红蓝白黑四色的四角星，其颜色出自红蓝白黑满地黄国旗。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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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满洲国外交

关内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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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虽然被迫退出满洲地区（中方称东北），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但在1935年之后与其建立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国际承认／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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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于1932年成立后，日本和萨尔瓦多两国最先给予承认。1933年1月15日，美国通告世界各国不要承认满洲国。1934年3月13日，英国表示永不承认满洲国。1937年德日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后，德国和意大利承认，随后有更多欧洲轴心国成员及反共协定签署国承认满洲国。1939年2月24日，满洲国加入反共协定。1941年，泰国、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汪精卫政权）相继承认满洲国。苏联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承认满洲国直到1945年8月8日。至1943年，承认满洲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23个。国际联盟也认为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并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支持中国政府主张满洲国管辖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主张由国际共管。

根据1943年由满洲国政府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22]，当时世界上约有80个国家或政权，承认满洲国的共23个，包括：

 
承认满洲国的国家及政权（1943年）
    满洲国
    大日本帝国
  受日本控制的国家及傀儡政权（泰国为日本的盟友，是独立国家）
  承认满洲国的国家
  其他国家

与日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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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14日，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政权，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政权，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承认满洲国，日本代表、关东军司令陆军大将武藤信义，满洲国代表、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任命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关东军司令兼任驻满州国大使，有权否决溥仪皇帝的决定）。

1935年2月12日，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关税协定。

1935年4月6日，溥仪首次访问日本东京府，驻日大使谢介石陪同。

1935年5月2日，溥仪颁布《回銮训民诏书》，表示自己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形成“不可分”的关系。

1937年11月5日，日本与满洲国缔约，日本撤废在满洲国领土上的治外法权。所有以往根据日清政府条约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管辖权均转交于满洲国政府。

1940年6月26日，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东京，日本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溥仪。溥仪此次访问东京的主要目的是供请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带回满洲国供奉参拜。

1940年7月15日，溥仪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宣称满洲国的建立是和日本一样，都始于“天照大神”，并把“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参拜。

1942年3月1日，溥仪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自此，满洲国对日本的称谓，从之前的“友邦”，“盟邦”改称为“亲邦”，即以日本为父母之国。

1943年4月1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访问满洲国，溥仪亲自迎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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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1932年9月23日，苏联同意满洲国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天主教廷：尽管圣座从未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两国于1934年建立了外交关系，此观点部分是由于对贝纳多·贝托鲁奇1987年的电影“末代皇帝”的错误参考所造成，电影描述了圣座在外交关系上承认了满洲国，然而高德惠主教是被罗马教廷九圣部（英语：Congregation (Roman Curia)）中的传信部（一个负责宣教工作的纯宗教性质部门）委派为“天主教满洲宣教团与圣座驻满洲政府临时代表”，而不是被负责处理国家级外交关系的教廷国务院委派[28]。

有关教宗庇护十一世时期是否“承认满洲国问题”的历史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段琦引用了国内青年学者刘国鹏博士的观点，即“梵蒂冈事实上授意吉林代牧高德惠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上的名义，而非圣座的名义与伪满政府交涉”[29]此外，相关根据也可见于天主教会内外以及2006年发表在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的《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Santa Sede e Manciukuò (1932-1945)）一书中的大量一手历史档案文献中[30]。

萨尔瓦多：1934年5月24日，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萨尔瓦多政府改变了与轴心国结盟的立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1941年12月8日，萨尔瓦多中断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并对日本宣战。

意大利：1936年11月28日，意大利与日本签署协定，承认满洲国。

德国：1938年2月20日，德国承认满洲国。5月12日，德国与满洲国在柏林签订友好条约。1939年，满洲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波兰：1938年10月19日波兰承认满洲国并建交。中华民国政府与波兰为此断交。1942年2月24日，波兰流亡政府宣布取消承认满洲国。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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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军事力量由“满洲国家军队”、“后方警备”、“治安维持”三部分组成，由日本关东军控制，起初作战力量薄弱，主要军事任务由关东军实行。后来由于关东军主力南下，兵力不足，加之满洲地区抗日武装遭到镇压而削弱，“满洲国军事力量”才更多地独立承担军事任务，从兵源上而言其中有很多是日本从朝鲜半岛征召的朝鲜籍日本兵。满洲国军事权力为关东军所控制，其军队的调动、演习、装备更换、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

满洲国军衔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3年进少校。少校满3年进中校，中校满3年进上校。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最高军衔为上将，为终身职。1937年6月，上将之上又设立将军，仿照日本的元帅，为荣誉军衔。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于琛澂五人获得将军军衔。上将有：马占山（1932年3月授，8月褫夺）、张景惠（1932年3月授）、张海鹏（1932年3月授）、于芷山（1934年7月晋）、吉兴（满族，1934年7月晋）、于琛澂（1934年7月晋）、王静修（1934年7月晋）、邢士廉（满族，1935年7月晋）、王殿忠（1936年10月晋）、巴特玛拉布坦（蒙古族，1936年10月晋）、郭恩霖（1938年4月晋）、王之佑（1942年9月晋）、张文铸（1942年9月晋）。

军衔：

  •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 准尉官：准尉（分7等）
  • 军士：上士、中士、少士；
  • 兵：兵长、上兵、中兵、少兵。

少尉候补生相当于准尉，军官学校生徒，军士候补生相当于上兵

满洲国全境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区首长称司令。

  • 第1军管区：驻奉天。辖区奉天省。
  • 第2军管区：驻吉林市。司令官吉兴/王济众/吴元敏/关成山
  • 第3军管区：驻齐齐哈尔。司令官张文铸/李文炳/朱榕/王之佑/吕衡/赵秋航。
  • 第4军管区：驻哈尔滨。司令官于琛澄/郭恩霖/于琛澄/邢士廉/应振复/张文铸/李文龙。
  • 第5军管区：驻承德。司令官张海鹏/王静修/邢士廉/应振复/吕衡/吴元敏/赫慕侠
  • 第6军管区：1936年7月设立，司令部设于牡丹江，管辖间岛省与绥宁省（牡丹江省）。司令官王殿忠/王静修/张益三/美崎丈平/李文龙/贾华杰。
  • 第7军管区：驻佳木斯，管辖三江省。司令官张文铸/赫慕侠/吕衡
  • 第8军管区：驻通化，管辖安东省、通化省。司令官王之佑/吴元敏/王作震/周大鲁。
  • 第9军管区：驻通辽。负责兴安南省、兴安西省。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1940-1941.3）/郭文林(1941.3-1943.2)/甘珠尔扎布（1943.3.1-1945.8）
  • 第10军管区：驻海拉尔。负责兴安东省、兴安北省。司令官乌尔金（1940-1943.2）/郭文林（1943.2-1945.8）。
  • 第11军管区：1941年10月由第6军管区划出东安省设立。驻密山。司令官于治功/王济众/关成山/郭若霖

1937年（康德四年），“满洲国家军队飞行队”成立。太平洋战争后期，即1944年4月以后，隶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指挥，参与太平洋战争。装备机种有“九七式战机”、“一式战机”、“二式单战机”等。其兵力最多时有含运输机在内约110架飞机。

 
满洲国江上军

满洲国海军成立于1932年2月15日。起初拥有5艘舰艇。1933年4月1日日本成立“驻满海军部”，办公楼位于长春市西广场的西南角。满军海军从此逐渐发展。1938年日本“驻满海军部”废止，翌年11月海军被编入“满洲国陆军”，名称改为“江上军”，人数约为2000人。主要是协助关东军和满洲国陆军执行河川警备任务，在河川冻结期成为陆战队或国境警备队。在南满的渤海另有一支海上警备部队。

根据1932年签订的《日满议定书》，满洲国的对外国防由日本关东军负责。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续抽调关东军前往中国战场，满洲国国境防务日益空虚，于是在1938年颁布《国兵法》，规定全国20至23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主要是充当工兵，修筑军事堡垒，或者协助警察维持地方治安。不适合服兵役者要参加为时三年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土木工程徭役。到1945年夏天，关东军要对在25万在满洲日本人实施彻底动员计划，同年7月底关东军兵力提升至24个师团，兵员70万人，由于大部分都是新设立部队、装备也不齐全，其实质战力只相当于8个师团[18]:251-252。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仍持续战斗，直到8月19日日苏两国才在东部苏满国界附近兴凯湖停战谈判[18]:264。8月23日，斯大林下令移送日本军俘虏、强制劳动而开始“苏联滞留”[18]:266。日本俘虏受命撤除满洲产业设施各种工作机械，搬送至苏联，并在8月下旬开始，日俘也被移送至苏联领地内；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总共55万5千日本人遭移送，一说将近70万人，有6万人在恶劣饮食及重度劳动中死亡[18]:264-265。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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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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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满洲国经济
参见：国民经济核算和物质生产净值(苏联和东欧国家)（英语：Net material product）

满铁长期负责对满洲国的经济统计[31]。

满洲地区物产丰富，有广阔肥沃的可耕地，丰富的林业、渔业资源，煤矿、铁矿等多种原材料储量丰富。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控制这一地区之后，为满足其战争经济的需要，实行“日满一体”政策。满洲国成立后经济增长较快。1933年至1936年为满洲国发展第一期，日本对满洲投资总计11亿6千万日圆，当中有百分之80都是投资满铁[18]:226。1937年至1941年为第二期，进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本投资达到50亿日圆[18]:227。1941年满洲国强制推行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产业发展重点为钢铁、煤炭与农产品[18]:227。在1945年时，由于中国关内和日本都已基本被二战摧毁或干扰，偏安一方的满洲国的工业规模事实上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工业国[32]，直到苏联入侵及占领满洲为止。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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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满地区收获鸦片

根据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满洲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万顷（4亿亩），其中已耕地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700万顷。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农产品分配采用食品配给制辅以棉织品特别配给制[33]。

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分配方面，必须优先供应日军和满军的军事用粮、日本与朝鲜移民的口粮以及对日出口。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除去来年的种子之后，中国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允许运输、食用大米、白面，违者按照“经济犯”治罪。中国人主要配给杂粮，包括糜子、高粱、小米、莜面、荞面、玉米面等，有时还配给极少量的白面，分劳需、一般居民和农村人口三大类进行配给[34]。到了后期，则实际上只能食用由玉米、小米、甚至榆树籽和锯末混合磨成的“协和面”[35]。而日本开拓团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满洲国政府自1939年起实施“粮谷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强制性的全面管制和掠夺。1940年起在国内全面实施，并开始采用奖励金制度。在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日本粮食需求量急剧上升，满政府开始变本加厉地掠夺。首先合并中央采购公社，成立“满洲农产公社”以总管农产品；其次则废除奖励金制度，采用预购契约制度，将农产品的征收计划性提高。1943年则进一步，废除预购契约制度，在年初的省长会议上确定各县责任量[36]，并下达各项指标，使粮食掠夺面积和品种大幅增加，哈尔滨当年的出荷率竟高达89.9%[37]。1945年满洲国末期时，农民需要上交的“出荷粮”占全国总产量的51%[38]。

1953年，在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时，毛泽东发现当时管制粮食的政策仍然沿用日本统治时期的“征购、配售”，担心这会引发反感，遂要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和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将此政策的名字改掉，后来这一政策被二人更名为“统购统销”。[39][40]

鸦片在满洲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关东军将热河省（位于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并入满洲国的1933年，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本来就有种植鸦片的行为，并入满洲国后此一作物之种植得到扶植，约1936年左右，在满洲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鸦片的专卖垄断。1942年，日本“兴亚院”召开“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满洲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鸦片产业达到鼎盛[41]。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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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昭和制钢所

满洲国建立当时亚洲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铁道、航空、航海、钢铁、煤炭、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当时原日本商工省官员、时任满洲国国务院实业部总务司长岸信介向关东军说，“要是没有财阀、资本家，就无法进行初期建国工程”，而从日本引入财阀投资[18]:223。此后，日本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满洲国。例如，借此进入满洲之鲇川义介之日产财阀，旗下拥有日立制作所、日产汽车、日本矿业、日本化学工业等130家公司，是拥有15万名员工之大财阀[18]:223-224。满洲国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特殊会社”——即垄断性的公司。满铁之所以接受改组，时任满铁总裁之松冈洋右是岸信介叔叔之妻舅，和满业之鲇川义介为姻亲[18]:223-224。由于战争的进行导致物资奇缺，满洲国末期时国务院制定《金属类回收法》[42]。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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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湖、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今沈阳），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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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地区矿物资源丰富。据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煤炭储量约为30亿吨，铁储量约40亿吨。其他矿物有黄金、菱镁矿、铝矾土、油页岩、金刚石等。满洲国建成的丰满发电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1943年的发电能力为22亿度。

由于满洲国政府内次官级官员都是日本人在负责汇整会议，所以当日本要和满洲国政府合办产业时，无论重工业或轻工业，都能简单达成一致意见[18]:226。在日本推行的“日满一体”的政策下，满洲的工业生产完全从属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以钢铁为例，由满铁完全控股的昭和制钢所理事长小日山直登明白无误地指出“日满一体”政策下满洲钢铁生产的殖民地属性：

满洲大量的煤炭、木材等工业原料被输送到日本。大部分生铁被运往日本炼钢。在满洲炼制的钢材除了少量在本地使用，其他都以钢坯的形式运往日本轧制。昭和制钢所理事长久保田省三在《满洲国和铁》一文中明确表示，满洲国炼铁业有着丰富的原料和特殊的优越性，担负着“大东亚战争”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垄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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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连的满铁总部

满洲国原有的工业垄断企业为跨行业经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根据“一业一社”政策，满洲国还设有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电电”）、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高崎达之助总裁）、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满洲机械制造会社、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满炭）、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满洲人造石油株式会社、满洲纺织株式会社、满洲毛织株式会社(简称满毛)、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洲林业株式会社、满洲采金株式会社、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满洲水产株式会社、满洲烟草株式会社、满洲农产株式公社、满洲开拓公社、满洲棉花株式会社等四十多家特殊会社。特殊会社由日本投资者和满洲国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满洲国政府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另外还设立六十多家类似于特殊会社的准特殊会社。

1937年，日本投入税金26亿日圆，启动《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培育满洲国重工业[18]:225。经济统制政策从依靠以国家资本为主的满铁，转向技术与资本全面依靠垄断资本集团（即财阀）。通过“重要产业统制法”而开始社会主义式计划经济统制，大致区别出38家特殊公司、21家准特殊公司及其他自由企业，对于重要产业实施“一业一公司”制度[18]:225。11月20日，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日产）决定将总部迁入满洲国新京，12月27日改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3]:2558）。日本财阀出资2亿2千5百万日圆，满洲国则从满铁取得之工厂和矿山，以相同金额之实物出资，日满双方各出一半资金，其半官半民之型态和满铁相同；经此，满铁仅辖有铁路部门和抚顺煤矿，其调查部门则因此缩减[18]:224。

满业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掠夺中国东北工矿事业机构，名为日本与“满洲国”合办，实为日本产业股份公司（通称“日产”）所控制[3]:2558。1937年在长春成立，接管原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的重工业[3]:2558。满业从满铁手中收取重工业，向满洲国政府保证一年付予6分利息，而一跃成为满洲产业界中心[18]:225。经过重新组合，发展成为庞大的康采恩。满业并创设新工矿事业，拥有钢铁、煤矿、汽车、机器、飞机制造等众多子公司[3]:2558。满业的目标是实行从钢铁、煤炭等基础工业，到飞机、汽车（年产10万辆）以及其他制造工业的一条龙综合经营，但终未完全实现。当时，满业几近垄断满洲国境内所有的钢铁、轻金属、化工、电力及煤炭采掘业（抚顺煤矿除外），成为超越满铁地位的最大公司。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机构瓦解，所属厂矿大部被毁[3]:2558。自此，特殊会社制度从“一业一社”转向“一业多社”和“一业一社”同时并存。

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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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工业产值在1936年为8.07亿日元，1940年达到26.47亿日元；生产力指数上升幅度超过60%，形成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满洲国曾经是亚洲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制造业在二战末期一度超越日本。[43]

劳力及其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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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满洲国实施“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1939年5月又推出“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工程、建筑工程、军事工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然而自从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原来满洲地区的主要劳工来源之一的华北成为战场，由华北入满的劳工急剧减少。由于劳动力的匮乏，日满当局开始考虑“打破惯例，刻不容缓地从（满洲）国内招募男工、杂役”。

1941年9月10日，满洲国政府颁布《劳务新体制要纲》，10月22日又颁布修改的《劳动统制法》，将劳动力的征募和配置置于国家的直接统制之下。从此满洲国劳务政策由依赖华北劳动力的进口，向国内自给体制转变。进而强制人民服劳役，实现“全民皆劳”。

早在1938年，满洲国协和会就以“奉公”或“奉仕”为名强制人民徭役，以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1942年5月4日，满洲国政府设立的“勤劳奉公”制度审议委员会通过《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提出以“勤劳奉公队”实施“勤劳奉公制度”，强迫被征兵者以外剩余的青壮年劳力以“勤劳奉公”名义无偿为日满工矿、军事工程劳动。

强征的劳工按户籍摊派，不限于汉族平民，满洲人聚居地区也不能幸免。

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日本人分职员、雇员、佣员和准佣员四个级别，其中职员、雇员和佣员每年收入164元、109元和80.99元。而满洲本地人则分佣员、常雇方、常雇夫、承包工和临时工五个级别，最高的佣员年收入也仅仅15.73元，远低于日本人。（《满洲统计年报》，昭和6年度，第738—741页）

满洲国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满洲国时期。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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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号列车

满洲国境内铁路线稠密，铁道运输较发达。铁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1935年，东清铁路由满洲国向苏联收购，再由满铁继续铺设铁路[18]:228。满洲国以1.6亿日元的价格收购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新京（长春）至图们的京图线、四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到1939年，路线全长已超过一万公里，1945年达到11479公里，成为当时世界铁道运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相较之下，1949年时全中国铁路总里程仅22000公里。在大连与哈尔滨之间运营的“超特急”列车“亚细亚号”为当时满铁的象征。

1943年满洲国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1949年，中国（含东北）公路总里程仅有8.09万公里。

航运部分，主要港口有大连港（属关东州）和营口港；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流域。

空运部门则以满洲航空株式会社为主要经营者。1932年航空线总里程为1.5万公里，当时中国航空线总里程无数据可以参考，而1950年的中国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1.14万公里。

财政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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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中央银行

满洲国的财政收入，1933年为6亿满洲元，1944年为21.5亿满洲元。在1944年的财政收入中，鸦片税为4.3亿元，占第一位。烟草税占岁入第二位，其后依次是农业税、牲畜税、营业税、关税、户口税。

满洲国的中央银行为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国货币单位为圆。1圆分为10角，1角分为10分，1分分为10厘。满洲国货币本来采取银本位，1935年起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货币在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1945年8月发行额高达136亿元。

 
满洲国邮票：为1942年9月15日发行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纪念邮票的第二枚，图案是汉满日朝蒙五族少女携手行进图，上方有兰花御纹章和铭记

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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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邮政归属满洲国交通部邮政总局管理。

满洲国于1932年7月26日接管在东北的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系统（原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之东北邮政系统之延续），并于同日开始自主发行满洲国邮票。至1945年满洲国灭亡，共发行37次159枚邮票。根据与国民政府达成的《通邮办法的谅解事项》，自1935年1月10日起，关内的中华邮政与满洲国邮政互通邮件。从1935年至1937年间，满洲国邮政特别发行与关内通邮的满华通邮邮票。

满洲国邮票在设计风格上糅合满、日两国的因素，政治意味比较浓厚，见证满洲国政权的兴亡历史。邮票的图案及标语体现满洲独特的自然和文化、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也担负起宣扬政治理念及意识形态的作用。

文化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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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院

殖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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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建立了具有殖民色彩的普遍教育体制，施行义务教育。在各级学校中以“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为口号进行教育，大量将日本神道教的宗教仪式融入学校教育：中小学每天早上须向新京作“满洲帝宫遥拜”，再向日本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满洲国规定在学校每届春丁仪式和秋丁仪式举行祀孔，日本式的祀孔，是人数众多流程复杂的宗教仪式。多是在朝礼时由一位老师介绍孔子生平。学生同时须以日语背诵皇帝诏书《国民训》[44]。

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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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官方早期实行所谓孔教之王道教育，“行王道，乐天命”。全面恢复礼乐，大排祭孔典礼，并有“关岳祭”（祭祀关羽和岳飞）。但是郑孝胥曾指出，“关之配岳，自民国始，为古之无”[45]。

满洲国直接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是文教部礼教司宗教科。1937年7月，文教部撤销，这一职能转到民生部社会司礼教科；1943年3月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又恢复文教部，宗教事务再次被挪回其礼教司。间接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包括满洲国协和会、警务系统主要是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各省与直辖市警务厅特务科、各县旗警务科特务股派遣密侦监控佛道回等教，警务系统的外事科监控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中的外籍教士活动。例如，吉林省公署民生厅文教科礼教股，有工作人员专责给省内省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圣母会等六个宗教团体的宗教人员发放身份证，需要把起草的公文和所附拟发放身份证的宗教人员登记表送到吉林省警务厅的特务科和特高科分别审批、会签。

1932年12月24日，兴安总署对兴安四省颁发《关于禁止喇嘛干政之件》的训令，取缔喇嘛对蒙古各地的行政与司法权力。

1933年11月，成立满洲国理教总会，脱离原北平总会，管辖东北地区300多个在理教公所。

1934年3月2日，罗马宗座发布敕令，委任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法国人）为“驻满罗马教皇代表”，在长春东四道街天主教堂内设立圣座“驻满代表部”，管辖满洲国境内11个教区。

1936年，文教部确定设立满洲国佛教总会计划，1939年5月正式成立，与日方长期合作并鼓吹“日满亲善理想”的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如光被推选为会长。

1936年，指示万国道德会东北分会改名为“满洲帝国道德会”，满洲国司法部大臣冯涵清为董事长，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翻译桔光三任顾问。该会各市、县分会均由地方官员任会长。

1938年，一贯道开始传入东北，由点传师点道，传播速度惊人，传播范围广泛。

1939年农历九月初九正式成立满洲国道教总会。总会成立的第二天，便举办祈愿法会，内容是祈祷“国运昌隆”，并为死亡的日满军警举行慰灵祭等。

1940年12月5日，成立满洲帝国喇嘛教宗团，总负“兴法护国”之责。

1942年3月，满洲基督教会本部成立，日本人石川四郎任总务部长，颁布实行“五个统一”，即“组织统一”为单一的“满洲基督教会”，“指挥统一”于本部发号施令，“信仰统一”为日本长老宗，“思想统一”于日本天照大神，“行动统一”到响应当局一切号召。

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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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建立了庞大的基础教育体系。设立的大专院校有二十所，参与其事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满洲国境内共有一万两千所小学、两百所中学、一百四十所师道学校（院），以及五十所技术及专业学校（院）和一些军官学校[来源请求]。在满洲国教育系统中，共有六十万学生和两万五千名教师[来源请求]。另外，还有一千六百所私立学校（日本批准），一百五十所宗教学校以及哈尔滨地区的二十五所俄国学校[来源请求]。

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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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为市立或县立，分为初小（称“国民学校”）、高小（称“国民优级学校”）。完小即两级小学校（称为“国民、国民优级学校”）。学校的主事为日籍，掌握实权。开设“满洲国语”（简称“满语”，实为汉语东北官话）、算术、国民常识、手工、体育、音乐和图画课。还设立“协和少年团”。

中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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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仍沿袭初级中学（初中）三年、高级中学（高中）三年，以及招收高小毕业生的四年制实业学校。1938年1月实行彻底改革，普通中学教育基本上全部取消，设省立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实为职业学校。男校学制一律缩短为四年一贯制，分为商科、工科、农科、林科、医士等。取消初师与中师，设“师道学校”，学制四年。女高重点培养的是“贤妻良母的天性”，开设课程包括妇德教育、修养情操、家庭生活技能等，一般都是三年制，而四年制学校中增加的一年“师道科”，招收女高毕业生，目标是培养小学初等教师。

满洲还开设具有殖民色彩的“国民道德”课，推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日本友邦”、“日满提携”、“大东亚共荣圈”教育。“国史”课只有满洲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和渤海、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和元、满族和清的系统历史内容，没有中国历史朝代内容。设军事教练课，穿着军事化的国防色学生制服，戴日式“战斗帽”、打绑腿。建立“协和青年团”，戴红色袖标，图案是象征“八纮一宇”的黑色圆火轮，手持一根木棒叫做“建国杖”。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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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满洲国及关东州高等教育机关

高等教育学校初期共有14所，每年招生一千多名。国高毕业生须经过省公署民生厅文教科的“铨衡”（政审）才可以报考。

日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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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日语课，必修。设“日本语语学检定”（日语等级考试）制度，分为特等和一、二、三等四个等级。“国高”毕业生应达到日语三等的水准，大学生应达到二等水准。

教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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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专门培养政府中枢高层官僚的大同学院和建国大学，延长学制两倍为6年，招收学生以日本人为主，亦有少数中国人。除人文、科学的教育外，重视学生的品格与体魄的培养训练，乡村学校注重学生对农业知识与科学耕种的训练，女学生还有家政训练课程。借此意图培养轻人文，重技能的供驱使满洲国民。满洲国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44]。

解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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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洲国解体后，很多满洲国军人（包括部分日本人）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所歧视，认为他们曾接受“奴化教育”。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很早就重视在东三省展开“地下活动”，如1921年-1934年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管区，1935-1949年属于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管区，因此这些投降的军人和许多技术骨干人员投奔当时正在扩充力量的中共军队。其中的某些技术兵种人员日后成为中共军队相关兵种如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等的骨干力量之一[来源请求]。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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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在新京成立，简称“满映”。在满映存在的八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纪录片189部[来源请求]。著名演员有李香兰（山口淑子）、李明、孟虹、刘恩甲、浦克、张奕、于洋、凌元等等，导演内田吐梦、朱文顺，摄影师王启民，以及后来从影的方化等。著名影片有《碧血艳影》、《迎春花》、《蜜月快车》、《白兰之歌》等。

文学及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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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有梁山丁（山丁，1914年—1995年）、古丁、梅娘，和后来移居中国内地及其它地方的萧红、萧军等（萧红、萧军并不认同满洲国政权），以及一些倡导满洲本土文学，出生在满洲并认同满洲的多位日裔满洲作家。著名作品有山丁的《绿色的谷》等。满洲国文学虽受到政治牵制，但仍有多元性。出版物大多应用汉文、日文及俄文，亦有部分英文出版物。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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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满洲国体育协会”在1932年成立的基础上于1934年4月重新建立。1938年，满洲国开始实施新学制，规定体育课是各类学校的必修课。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由于对体育教育的重视，满洲地区成为亚洲体育发达地区。

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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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成立的满洲国协和会为协助满洲国政府的民间组织，在满洲社会生活中有重大的影响。

1934年，世界红卍字会满洲总会成立，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组织。

1938年，满洲国赤十字社建立。

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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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作为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傀儡政权，虽标榜“民族协和”、“东亚共荣”，但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均实行日本人优先、歧视和奴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政策。

满洲国演员李香兰（山口淑子）曾记载：“在满洲的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上，从未停止过对中国人差别待遇。就连同桌吃饭，吃相同的料理时，日本人吃白米饭，中国人吃的却是高粱饭。”

在满洲国军官学校也有以下情况：“军官学校的学生，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占一半，课程和教材虽然一样，但生活上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在服装上，日本人学生从上到下全部都是新品，中国人学生除了外出服之外全都都是旧的，寝具或其他生活用品也一样，中国人学生也是用旧的。”日本学生的主食是米饭，而中国人学生的餐食只有高粱，而且还是给牛马当饲料的红高粱。另外，日本人以外的民族吃了白米饭，会被当成经济犯受到处罚[46]:266-267。

以下为满洲国日本人经营企业不同民族男性的薪资差距：

工场的薪资差距
实收薪资（日圆） 与日本人的薪资比率
日本人 3.78 100%
朝鲜人 1.52 40.2%
中国人（包括汉人和满人） 1.09 28.8%
矿山的薪资差距
实收薪资（日圆） 与日本人的薪资比率
日本人 3.33 100%
朝鲜人 1.30 39.0%
中国人（包括汉人和满人） 0.98 29.4%

满洲国的电车座席也分等级，特等为日本人搭乘的车厢，而著等为中国人搭乘的车厢，而中国人不许进入特等车厢。

日本史学家山室信一说：“茶与饭是日常生活中的必备要素，而满洲国所谓的民族和谐，却连在最日常的地方都存在民族差异。……当时吃了粗劣餐食而背上胃痛或胃溃疡的学生，数十年后仍然受到这些胃疾所苦，如果这些不是民族压迫，那什么才是？”他指出，由日本人所倡导的民族协和，其实是‘协即协助’，‘和即大和’，‘协助大和民族侵略中国’的意思——这是中国东北地方的人对满洲国的揶揄[46]:267-268。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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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议会政治之父”之称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在满洲国建国后不久断言：“如果让住在满洲的三千万人举行自由投票，大概绝大多数都会反对成立满洲国吧。而且，如果缺乏日本的武力与财力援助，满洲国恐怕坚持不到数月便会倒溃……果真如此，满洲国便如世间认定一般，仅为日本的傀儡，绝非独立国家。”日本历史学家山室信一认同此番断言[46]:206。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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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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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9月6日，台湾已知的有：

  • 清大台文所学者柳书琴，从事二战之前满洲国、台湾、日本东京等地的左翼文学与殖民地文学研究：
    • 〈上海新感觉派文艺在满洲国的传播：兼论爵青〈哈尔滨〉的版本问题〉 [47]
    • 〈翻译‧尤物：上海新感觉派与满洲国艺文志派作家〉[48]
    • 〈殖民都市、文艺生产与地方反应：“总力战”前台北与哈尔滨的比较〉[49]
    • 〈“满洲他者”寓言网络中的新朝鲜人形象：以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为中心〉[50]
    • 〈满洲内在化与岛都书写：林煇焜《命运难违》的满洲匿影及其潜话语〉。[51]

满洲国视为建立民族国家的一个民族独立运动，在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中有进行讨论。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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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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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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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该论文发表在2014年1月13~14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的“翻译研究与跨文化理论工作坊””，全文电子档目前已经被作者放在清大台文所教师个人网页上，网址：[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49. ^ 该文刊载在中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社”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页39~66。全文电子档目前已经被作者放在清大台文所教师个人网页上，网址：[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50. ^ 该论文刊载在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发行的《韩中言语文化研究》(2009年10月出版，第21辑)，页187~216。全文电子档目前已经被作者放在清大台文所教师个人网页上，网址：[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51. ^ 该论文刊载在成大台文所发行的《台湾文学研究》第2期，全文电子档目前已经被作者放在清大台文所教师个人网页上，网址：[6]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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