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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话的名称

臺灣閩南話的各項名稱

此条目为起源于中国大陆闽南地区的“台湾话”的各项名称。

台语、台湾语、台湾话 编辑

关于“台语”一词的使用，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清咸丰三年（1853年）之间，担任台湾府儒学训导的福建省侯官县人刘家谋，曾经在其创作于咸丰二年（1852年）的《海音诗》中的“耗费饔飧百口粮，如山狼籍不堪偿；伤财翻被居财误，浪说红龟是吉祥”一诗的后面加注道：

吉凶事皆用“红龟粿”。台语“龟”若“居”，取居财之意也。每用常数百个，其弃之也如泥沙，暴殄甚矣。[1]

至于“台湾话”一词的使用，则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的信函中可以见到：

所有东洋兴兵打台湾生番地方之事，连日议论纷纷，顷由长崎信来，知日本派柄川宫（柄川名，宫即亲王也）总督其事，李仙德参议。李即去年随副岛来过，本美国人，曾任福建领事，会说台湾话。[2][3]

在台湾日治时期，若干著作使用“台语”或是“台湾语”的等名称。如《台语类编》（1903）[4]、《国语对译台语大成》（1916）[5]、《银行台语会话》（1926）[6]、《警察官对民众台语训话要范》（1935）[7]、《台语和译修养讲话》（1936）[8]等。台湾语方面，如《台湾语集》（1895）、《大日本新领地台湾语学案内》（1895）、《台湾语典》（1922）[9]、《教科摘要台湾语速修》（1925）[10]、《实业教科台湾语及书翰文》(1925)、《台湾语之研究》（1931）、《台湾语法全》（1934）、《新选台湾语教科书》（1935）、《台湾语教科书》(1944)等。

1929年，作家连横在《台湾民报》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尝试整理当时在台湾社会中所谓之“台语”的文章。在这之后，他便出版了《台湾语典》一书。连氏著述工作的内容，是从古汉语中整理出“台语”的字源，以期望能够建立一套有音有字且文言一致的台湾语文。[11]而作家黄石辉与郭秋生亦以“台湾话”一词来推动台湾话文运动。黄氏在发表于1930年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中主张：“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2]这些论点，得到赖和、蔡秋桐、庄垂胜、李献璋、郑坤五等人的支持。[13]

在台湾总督府的统治下，于1920年代以后，“台湾话”被禁止使用之事，是不时地出现。1927年3月20日，即有编者在《台湾民报》第149号上的短评“小言”中指出，日本统治台湾的文化政策有二，“其二是扑灭言语、严禁学童在学校内用台湾话”。[14]于1929年时，亦有台中第一中学的校长，为了推行同化政策，使得台湾人学生说日本语，而在每一学级中，实施了日本语值日生（国语当番）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若被值日生发现有学生讲“台湾话”，而此事被上报予教师知悉，则讲“台湾话”的学生，是会遭遇被处以停学的处分。[15]于1931年时，也发生了学生在谈话中使用“台湾话”，而被学校的教员“命令退学”之事。[16]于1928年时，在台中师范学校中，更发生了台湾人学生因为讲“台湾话”，而遭日本人教员殴打之事。[17]

在1945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限制台湾省境内的日本语的使用，而推行了学习中华民国国语的语言政策。由于该政府认为，在语言学中，与北京话同属于汉藏语系的闽南话与客家话，并不是其所推行的语言政策下的被限制对象。因此，包含闽南话与客家话在内的“台语”，即被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当作是一项在国语学习上的有用工具。该委员会即在《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的第1条中规定：“实行台语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18]1956年，中华民国政府即开始全面推行“国语运动”。该政府规定，在政府机关与学校中，一律使用国语而避免使用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直至1966年时，该政府正式施行国语的加强推行计划，而使得方言在台湾社会中的使用空间，受到压缩。[19]

1967年10月27日，中华民国政府指示行政院新闻局、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等单位，将当时一般人所习称之“台语”、“台湾话”字样，更改为“闽南语”、“闽南话”。按照报载内容，其更改原因是“本省除许多人说闽南语之外，也有不少人使用客家语，如以闽南语称为‘台湾话’，就抹杀了客家语”。政府当局表示，“一般人及各种传播工具都采用‘台湾话’‘台语’等字样，来代替‘闽南语’或‘客家语’，不但不符事实，且易滋不良后果”。[20]

2022年8月22日，中华民国行政院核定了由文化部所提出的“国家语言发展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关于台湾各语言名称的书面建议用语而供各机关参酌使用。它表示，应优先使用“台湾原住民族语、台湾客语、台湾台语、马祖语、台湾手语”等名称。[21][2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播媒体中，新华社曾经发布其在2016年7月所修订的《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在该文件的第84条中，新华社表示，不得将台湾民众的日常使用的汉语方言闽南话称呼为台语，而在各类出版物、各类场所中，亦不得使用或是出现“台语”字样。例如：对于台湾歌星不能简单称为“台语”歌星，可称为“台湾闽南语”歌星。[23]

争议 编辑

对部分闽南裔台湾人而言，自称“台湾人”，而称自己说的话是“台语”、“台湾语”、“台湾话”却时不时会被攻击是霸权、沙文主义，屡被改称闽南人、闽南语，[24][25][26][27][28]不过闽南当地也有世居客家人、畲族和新进移民，为多语言多族群地区，[29]“闽南人”和“闽南语”在辞汇和口语上一样都不概括当地全部。[30]台湾的教育部分别有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台湾客家语常用词典。[31]

讨论 编辑

关于“台湾话”是否只包含了闽南语而不包含了台湾其他族群语言的讨论，配合了台湾总督府土地调查政策施行的野田岳阳，早在出版于1900年12月20日的由位在台北抚台街一丁目的博文堂所发行的《台湾土语丛志》第6号上指出：

虽然提及台湾语世人皆以为其全然如漳州、泉州话的代名词一般，但是当我们单纯讨论“台湾语”这一概念的时候是不可不将客家话即“广东语”以及福州话等包含在内的。[32][33]

在出版于1907年的著作中，毕业于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博言学科的语言学家小川尚义指出，台湾岛内的语言，主要有：“漳州语”、“泉州语”、“客人语”、“番语”四种。而其中的“漳州语”、“泉州语”、“客人语”，均是属于“支那语族”。[34]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的吴守礼，曾经在出刊于1944年4月的由金关丈夫所主编的《民俗台湾》第34号上表示，所谓之“台湾话”，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台湾的福建话”、“台湾的广东话”、“台湾的高砂族话”、“台湾式国语”。他也表示，在语言学上的“台湾话”一词，是指“台湾的高砂族话”这一语言。而吴氏主张，其所提出的“台湾式国语”一词，是指在台湾总人口中，使用者占了多数的“台湾的福建话”。[35]1946年12月14日，王华林在《大公报》上指出，台湾省的“汉人的来源多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一般的台湾语因此也分闽南语和客语两种。同是一省的人民，因来源不同，民族性也有殊异。”[36]《东南日报》的记者，亦在刊于1948年2月1日的该报上的记录其前往台湾旅游数月的文章中表示：“内地人所谓台湾话，是笼统的，其实它包括客话（粤音）、及闽南话（闽音）两种，就是道地的台湾人会说客话，亦不会说闽南话的”。[37]1949年5月9日，商灵雨则是在《大公报》上表示：“现在我们所称的台湾人，其实都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台湾话跟闽南语是一样的，而闽南语则跟潮州话相差无几。”[38]

学术界 编辑

于1986年7月膺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6届人文及社会科学组院士的语言学家丁邦新，曾经在出版于1979年8月的研究台湾的汉藏语系语言和南岛语系语言的专门著作中指出：“就以台湾省来说，有属于汉语系的闽南语、客家语和一小部分别的语言；有属于南岛语族的高山族语，它们并存于台湾省境之内。现在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以‘台湾话’一词指称闽南语，其实那是不切实际的，说闽南语的人固然在台湾的人口中占了半数以上，但是台湾并不只有一种闽南语，同时闽南语分布的地区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前面提到的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岛以及海外各地，幅员广大。”[39]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的德国波昂大学哲学博士李明辉，曾经在举办于2003年9月12日的讨论龙应台文章与台湾文化的座谈会上，提及一段发生在2000年自己与一批台湾学者前往福建省泉州市参加学术会议时的小插曲。当他们在当地的街上闲逛时，有某位同行的台湾学者忽然很兴奋地说：“欸，他们都会讲台语耶！”对于此人的言论，李氏则是回应：“你小声点，不要被人家笑死！人家讲的是泉州话。”[40]同李氏所提及的例子相类似的描述，尚出现在从国立台湾大学森林学系毕业且以“阿修伯”为笔名的旅美评论家刘添财与1970年代至2000年代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日本东京大学法学博士许介鳞的著作中。刘氏在出版于2012年9月的著作中表示，某位台湾南部地区的乡镇民意代表到福建省的厦门市旅游时，曾经惊奇于“伊中国人拢会晓讲阮台湾话”（他中国人都懂得说我们台湾话）一事。刘氏亦表示，这其实应该是“阮台湾人拢会晓讲伊中国话”（我们台湾人都懂得说他中国话）才对。而其中的“中国话”一词，乃指起源于中国闽南地区的闽南语。[41]许氏在出版于2020年2月的研究台湾独立运动历史的专门著作中表示，在民主进步党成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以后，有某位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青年到福建省的泉州市旅游时，竟会疑惑泉州人怎么会讲“台湾话”？许氏指出，此人的言论，是反映了日本文学家尾崎秀树所说之“祖国丧失”与“白痴化”的现象。由于民主进步党在台湾推行的教育内容，使得他不知道“台湾话”原本是来自于闽南语的事实。[42]

除了丁邦新之外，尚有其他语言学家，表达了对于以“台湾话”一词来指称闽南语的看法。如：以研究声韵学、语音学、文字学闻名的从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退休的语言学家谢云飞，在出刊于2000年6月的论文中指出：“台湾本地的闽南人称‘闽南语’为‘台语’或‘台湾话’。这个名词本身是不通的，因为台湾地区没有一种单一可通全境的语言；虽然操闽南语的人数比较多，但也不能忽视其它族群的权利义务，况且客家人的数量也不算少。除此以外，更有原住民的九族九种语言，大陆来的各省方言，都是不可忽视的。”[43]谢氏表示，其有一位邻居，自新加坡旅行返家后讶异的向他表示：“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到新加坡街上买东西，到处都可以用‘台语’沟通，新加坡人怎么会说台语呢？”对此，谢氏则是回应：“那是因为你的见识不够，你所谓的‘台语’，根本不是台湾的语言，而是福建南部的方言。因为你的祖先是从福建南部来的，新加坡的许多华人也是从福建南部去的，所以你们所讲的话相同。语言学家称之为‘闽南语’，新加坡人称之为‘福建话’，你却称之为‘台语’，那是你的错，新加坡人会说闽南语并不稀奇。”经过谢氏的说明后，其邻居才恍然大悟。[44]2002年6月21日，在国立清华大学国际会议厅所召开的研讨会议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语言学家锺荣富在分析“台语”一词的语言意义时即曾经指出，将“台语”解释为“台湾闽南语”一词缩写的做法，会使同处在台湾生活的其他族群，如台湾客家人，产生认同的疑虑。他表示，这些人或许会顺势追问：“如果‘国语’只局限于北京话是一种鸭霸心态，[45]也是一种殖民心态。那么把‘台语’解为台湾闽南语的缩写，其心态、意识型态不是完全相同吗？”他并且表示，因为此问题的提出，而所获得的答案，可能“不外乎静默或者干笑以对”。[46]

2011年12月，在由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出版的《台湾全志》一书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语言学家罗肇锦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博士、语言学家陈秀琪曾经共同表示，“台语”（Tai language）一词，在学术界中原先是指现今的“傣语”。至于民间社会中的“ho lo hue”，在学术界中则是以“闽南方言”（Minan dialect）或“闽南语”来称之。不过他们表示：“后来在台湾的大众传播，慢慢把台湾的语言简称为‘台语’，而台语之中又以闽南语最流行，说这种话的人也最多，于是大家都不顾事实，把台语等同于闽南语，这与拿北京话等同于国语一样，是以偏盖全，混淆事实的。”[47]他们并且表示：“目前，有一种令人最难以接受的状况是，很多人不能接受国语就是北京话，却一再强调‘台语’就是闽南语，这是很矛盾的认知，我们认为既然北京话不能等同于国语，那么闽南语也不能等同于台语，免得被冠上‘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的难堪。”[48]罗氏与陈氏更表示：“纵使今天台湾，闽南语的势力几乎可以环盖全岛，也不能借着语言的实力，在意识上全面的自我膨胀，要使台湾变成以闽南语为主体的独立文化，而且无视其他族群的存在。近几年来，不管媒体也好，书面语和口头语也好，大家都说‘台语’‘台语’不称‘闽南语’或‘学佬话’，这是藉语言实力抬高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令人不敢苟同的另种大沙文主义。”[49]2018年3月，国立清华大学博士、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萧素英，则是在研究中国国家政策和语言教育的论文中表示，处于当前所有台湾的语言，皆属于台语的语言平等的趋势下，若干学者仍然以“台语”一词，来指称“闽南语”之举，乃会招致被其他学者评论为“福佬沙文主义”的情况。[50]

在前述的学者与评论家的看法之外，尚有其他学者表达过对于闽南语是否为“台湾话”，或是“台湾话”是否只包含了闽南语而不包含了台湾南岛语等台湾其他族群的语言的议题的看法。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副教授洪泉湖为首的学者群，曾经在出版于2005年3月的专门介绍台湾文化的《台湾的多元文化》一书中共同表示，在台湾社会民主化以后，“政坛开始流行的‘台湾话’，事实上只是闽南话。”[51]2005年11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陈毓钧在讨论当代台湾与中国的研究著作中，曾经点出有关于当时台湾语言的问题：“台湾有人以说国语为中国人，说台语为台湾人作为界限，又将闽南语作为台语代表。不过，以漳、泉话为主体的闽南人，四百多年前就和客家人一起来台湾，怎能说闽南话是台语而客家话不是呢？更何况闽客来台之前，就已有好几种的原住民话在台使用，原住民话怎能说不是台湾话？”同时他也表达其对于语言分类方面的疑惑：“目前在台使用的国语以及在大陆使用的普通话，已有一些差异，而国语在台湾使用已经五十多年，难道不是台语的一种吗？”因此他认为：“硬要以闽南语作为台语之代表，那是闽南沙文主义的霸道。”[52]对于陈毓钧所点出的语言问题，这亦是引起了推荐其著作的江丙坤在对于台湾语言与“爱台湾”方面的讨论。[53]于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教师一职的东吴大学文学博士鹿忆鹿，在出版于2011年3月的文集中表示，有一位移民至美国的朋友主张“爱台湾的方式是坚持讲台湾话”，其并且认为“不讲台湾话的人是不爱台湾”。鹿氏表示，所谓之“台湾话”，其实是闽南语，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讲闽南语的人，是比起在中华民国台湾省讲闽南语的人要来得多。[54]担任过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教授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博士汪明生（粤语：汪明生），在出版于2020年6月的介绍公共事务管理的著作中，曾经以摘录学人对于台湾地方社会的观点的方式表示，“语言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在高雄基层主要的通行语言为台语，台语在语文研究来讲为‘河洛语’，世界上并没有一种语言叫作台语，台语之于台湾，另方面也是多数暴力的结果。”汪氏亦表示，“客家人何辜也！外省第二代以及原住民朋友何辜也！”若在高雄不使用“台语”而使用中华民国国语来与他人沟通，会容易因为社会中所流行的“爱台湾”口号，而被他人当成是不爱台湾的人或是台湾外省人。[55]

对于以“台湾话”一词来指称闽南语的情况，任教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文传播学系的学者刘立行，则是在出版于2021年的研究中华民国的认同政治的专门著作中表示：“台湾内部现有原住民各语族、河洛语族、客语族、以东南亚移民为大宗的所谓新住民，以及操著过去中华民国威权时期称为‘国语’口音的外省族群。部分台湾人不称自己的母语为‘闽南语’而称台语，是因为前者名称‘以中国为主体’。”[56]刘添财在讨论《大学杂志》与台湾独立的文章中指出，台湾独立运动人士“特别喜欢强调‘和中国人语言不同’，以证‘台湾民族’的‘特殊意识’，来做‘独立’的一大理由和动力。”[57]

1992年8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李筱峰在祝贺外省人台湾独立协进会成立时曾经表示：“过去的台独运动，有着极强烈的鹤佬人（闽南后裔）的沙文主义倾向。他们往往以鹤佬话（在台湾的闽南语）作为‘台湾话’的专利，并以此作为‘台湾人’的符号。为了反抗国民党过去对母语的歧视，他们往往矫枉过正，独尊鹤佬话为台湾话的正统。”他也表示，在这些人之中，有的人甚至会说：“来台湾四十年了，不会听台湾话，活该！”对于此般言论，他则表示：“我真耽心有一天原住民会说：‘你们来台湾三、四百年，还不会听台湾原住民的话，活该！’”他亦表示，此种“鹤佬人沙文主义”的台湾独立概念，“只会让其他语族的同胞退避三舍”。[58]

1995年11月，国立台湾大学博士范振乾在指出台湾社会历来存在着多族群文化的特色时，曾经批评：“人口占多数的闽南族群中的大沙文主义者，以及许多欠缺尊重不同文化素养的媒体，却在解严后，在唯我族群基本教义派的主导下，以一种‘出头天’[59]、‘媳妇熬成婆’的心态，排他而狂妄地宣称自己的族群才是‘台湾人’，宣称自己的母语才是‘台语’。将‘台湾’这个具有‘土地’与‘文化’双重的意含完全排他地独占了，完全无视于过去不同族群共同为台湾这块土地奋斗牺牲、流血流汗的历史事实。”[60]

1999年12月，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博士戴正德在讨论台湾未来的国家语言教育时，曾表示：“有人认为台湾话指的就是鹤佬话。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在支持施行多语政策的立场上，他亦表示：“台湾话其实包括所有台湾之语言，有鹤佬、有客家、有原住民。为了更清楚的定义所谓的台湾话，我们必须开始以新的名称来叙述。也就是说台湾话包括有鹤佬台湾话、客家台湾话、原住民台湾话（或阿美族台湾话、曹族台湾话……等）。”易言之，他更表示：“‘台湾话’一词是广义的，它包括了至少三种语系。”[61]

2015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杜国清在其著作中曾经表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熔炉。一般所谓台湾人，指闽南人而言，而所谓台湾话，意指闽南语，事实上是不合理的。”他亦表示：“一个地区具有多民族而方言杂多的现象，并不是台湾所独有，在中国大陆更是普遍。”[62] 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则是在其出版于2021年7月的著作中，在讨论台湾文学与台语文学在未来发展的问题时，曾表示：“如果说，像林宗源讲的‘台湾文学’只能用‘母语’写作，而这个‘母语’又专指闽南话而不包括客家话、原住民语言，那与戒严时期国民党认为只有普通话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并无本质的不同。”他批评：“这种‘一语独大’的做法，缩小了台湾文学发展的空间，妨碍了本土文学多元化的发展。”[63]

文化界 编辑

在中华民国的文化界中，对于语言议题，若干作家与文学评论家亦有所表示。例如：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的文学评论家赵天仪，曾经在出刊于1987年的《台湾文艺》双月刊的卷头论坛中指出：“所谓台语文学创作，除了使用河洛话发展而来的台语创作之外，也涉及客家语、原住民的语言等文学创作的问题。”[64]杨青矗在探讨发生于1980年代末期的台湾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等运动的文章中表示：“台湾话包括客家话、福佬话及原住民话”。对于双语教育的政策，他主张：“务求各级学校的中文课程实施国台双语教读，使学生人人能说北京话也能说台湾话。”这并且是使得客家裔台湾人、闽南裔台湾人、台湾原住民，均能够使用各自的母语。[65][66]1988年2月，杨国鑫撰文表示，在当时的一般报章杂志中所经常提到的“台湾话”一词，其实历来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是将“台湾话”释为福佬话或鹤佬话；另一种则是将“台湾话”释为福佬话、客家语，以及台湾原住民语。后者的解释，有时也会将中华民国国语纳入“台湾话”的范围中。[67]1989年3月，作家林双不在台中市西屯区的教会中回答前来听其演讲的民众问题时，曾经指出，“台湾话包括一般所说的福佬话闽南语，也包括了客家同胞所说的客家话，也包括了所有台湾原住民所有的语言，这些语言统称为台湾话”。[68]

1990年代，在由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所举办的“台湾史料评析讲座”上，以台湾客家人的族群关系为讲题的美国布朗大学博士徐正光，曾经于回答听者所提出的问题时回忆，当年在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台湾研究室”的研讨会上，就有人提出该研究室应该要使用被称为“台语”的闽南语来发言的意见。对于此一意见，一同参加研讨会的作家李乔，则是以客家语立即表明：“客家话也是台湾话的一种。”[69]

1991年7月，在由磺溪文化学会、台湾笔会、台湾语文学会、台语研究会等多个团体召开，并且有许成章、林继雄、许极炖、罗文杰、郑良伟、庄柏林、陈千武、李笃恭、林央敏、林亨泰、洪惟仁、杨青矗等多位学者和作家参与的“台语文研究会议”上，主办和协办的团体曾经一致规定：“台语”一词，是指“台湾各族群的母语”，其包含有福佬语、客家语，以及原住民各族语言。对此，一同加入会议讨论的作家锺肇政曾经表示，他们的主张“无疑是一项值得重视、赞扬之识见”。他也表示：“否则原住民各族语言及客语均被摒除在‘台语’之外，这在大家锐意追求民主、多元的当前社会趋势下，殊属有违尊重少数、弱势之道。无他，尊重实乃民主的真谛之一也。”[70]作为锺氏朋友的卢孝治，亦在出刊于2004年1月的回忆性文章中表示：“有人习惯性地说台语是河洛语，讲河洛话的人是台湾人，而客家是客家，锺老经常会主动纠正这些，他大声说：‘客家话也是台语，客家人也是台湾人。’我见过锺老好几次义正词严，大都是为此事而发飙。”[71]

尽管于1991年7月的台语文研究会议上，已是有多个文学团体与作家，认同所谓之“台语”乃指“台湾各族群的母语”的看法。不过仍然有少数参加过该会议的人，在会议结束后，无视会议中所传达的族群平等的看法。东海大学哲学硕士杨长镇表示，以研究闽南语出名的许极炖，即在1992年的《自立晚报》副刊上抨击锺肇政、彭瑞金、罗肇锦等作家与学者的看法，而坚持“台语就是福佬语”与“福佬语就是台语”等说词。[72]林央敏亦在出版于1996年3月的著作中，站在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与在台湾人口中占有多数的闽南人的族群立场上径自宣称，在当时社会上，以“贺佬话为‘台语’的现象是合理合实且自然方便的”。他更宣称：“现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比贺佬话更能合乎事实与恰当的代表‘台语’，目前海内外都很自然且习惯的称贺佬话为‘台语’了，其他语族的台湾人实不必刻意否认或反对它”。[73]

于2000年代时，亦有作家表示其对于以台语进行创作的看法。例如：2004年5月，先后于1965年与1971年分别取得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医科医学士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人类营养学哲学博士，并且在台湾医学与文学，以及历史等领域出版过多本著作的旅美小儿科医师朱真一表示：“所谓台语创作，不应局限于福老台语，客家话亦是台语的一种。”[74]

政治界 编辑

在中华民国的政治界中，对于闽南语是否为“台湾话”，或是“台湾话”是否只包含了闽南语而不包含了台湾南岛语等台湾其他族群的语言的议题，民主进步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均有人表达过各自的看法。例如：于2000年5月至2008年5月间担任中华民国第10任与第11任副总统，并且于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间代理民主进步党主席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吕秀莲，早在出版于1979年的以台湾历史与政治为主题的专门著作中表示，根据其从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所搜集而来的资料来看，“台湾岛上的居民所使用的话，如果概称之为台湾话，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话语：闽南语、客家语与山地语。”吕氏表示，其中的“山地语”，是属于南岛语族的印度尼西亚支系。它包含了三个语群：排湾语群、泰雅语群、邹语群。而在汉藏语族中，闽南语与客家语的地位，是与上海话、四川话、北京话平等一致的。[75]于1990年6月至1993年2月间担任中华民国第13任行政院院长的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郝柏村，其依据语言学中的家族分类，在出版于2019年8月的回忆录的讲述中华民国与台湾人民的章节中表示：“政客指闽南语为台湾话，我从不承认闽南语是台湾话，难道漳州人、泉州人、厦门人说的是台湾话吗？香港被英国统治百年，除英语外，他们说的是广东话，从没有香港话这个词，故台湾话是不存在的，是冒用了。”[76]亦有从台湾的其他族群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语言议题者。例如：于1988年至1990年间担任台北市市长的吴伯雄，在1999年的访谈纪录中表示，自己有一次在与朋友吃饭时，因为同隔壁桌的客家朋友说客家话，而招致使他觉得奇怪的反应——“拜托您说台湾话好不好”。对于此事的看法，吴氏认为：“我们的祖先一样来台湾两百多年，为什么我们说的客家话不算台湾话，要闽南话才能算是台湾话，实在是毫无道理。”他亦表示：“从政这么多年的经历，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客家人在台湾是很弱势的族群，与我们人口数不成比例。”[77]


台湾闽南语、台湾闽南话 编辑

在张相时出版于1927年11月的关于华侨的著作中，即出现“闽南语”一词。摘录如下：

闽粤人畛域之见甚深。故其辨别力亦强。然外省人之未尝旅行于闽粤或南洋者。则难明其区别矣。大致闽人系指漳泉一带之闽南人而言。粤人系指以广府话或其近似之土语为方言者而言。即广肇惠等属之人也。潮州本属粤省。而其方言则近于闽南语。[78]

该词汇也出现在1928年5月4日发行于中华民国上海市的《时事新报》的一则有关举办于英属马来亚安顺的足球比赛报导中：

席间由主席梅柏君致词、表示欢迎之热忱、继由暨南球队代表传柏头君用闽南语答词、对于该队此行之目的及暨校与华侨之关系、详述无余、[79]

至于“闽南话”一词的使用，李元奇于1931年2月7日的《台湾新民报》上表示：

在四百余万人口的台湾社会里、至少有三百多万人是穿得中国的衣服、操得中国的口音（闽南话）住得中国式的屋子、行得中国式的习惯风俗、[80]

该词汇亦出现在1936年6月13日的发行于中华民国广西省境内的《南宁民国日报》的副刊——“铜鼓”上。时人是在介绍传教士所使用的白话字的文章中称：“在顺治末，康熙初，‘通海迁民’之禁令下，‘灵明我会’西班牙教士不得入内地传教，又不愿看闽南各处传教的成绩因，‘无驾御而沦没’，于是在台湾，澎湖等处，用拉丁字母拼写闽南话，写敎会中的诫条和敎理，印成书籍，偷偷地潜入内地，以供教徒的需要。”[81]“闽南语”一词亦为台湾战后多数用语，如蔡培火〈闽南语注音符号普及旨趣〉（1950）、〈闽南语注音符号普及建议〉（1951）、王采薇《闽南语教学教材》（1965）、国防部《实用闽南语会话》（1966），随着1967年新闻局等单位的“改正”，“闽南语”一词更逐渐取代“台语”、“台湾话”而成为台湾官方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及全国语文竞赛采用之，其他类似尚有台闽语、福台语等。

关于“台湾闽南语”一词的使用，早于1954年1月17日，董同龢、赵荣琅、蓝亚秀等人，即已在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会议室所举办的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使用该词汇的论文。[82]在台湾的语言学研究中，亦是使用之，如：曹逢甫、蔡美慧编《台湾闽南语论文集》（1995）、董忠司《台湾闽南语辞典》（2001）、教育部《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册》（2008）、《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2008）、吴昭新《新编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2013）等著作。

讨论 编辑

学者孙洵侯在出版于1964年5月的考证著作中即指出：“台湾话，就是闽南话。因为台省人，十九来自闽南，一小部分，来自广东的客语区，而闽粤人又迁自中原，仍旧保持着中原的古音古话。”[83]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许极炖，亦在出版于1990年1月的著作中表示：“可以说，台湾话乃是指通行于台湾境内的一种闽南话，它又叫作福佬话。这种语言是从闽南的漳泉地方传来的，是漳州语和泉州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不漳不泉的闽南话（福佬语）。”[84]于1980年获得中华民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的林庆勋，则是在出版于2001年10月的语言学著作中表示，以“台湾闽南语”一词定名，是既可区隔台湾现有的其他重要语言，如：阿美语、客家语、国语等语言；又能有别于厦门、泉州、漳州、汕头等原乡地区的闽南语。[85]不过，美国德州大学博士蒋为文，在发表于2013年11月的政论中表示了其反对使用“闽南语”或是“福佬语”等词汇来指称闽南语的态度。[86]蒋氏在2009年7月时，亦向中华民国教育部表示其反对使用闽南语一词的看法。[28]2023年1月，学者郑清鸿，则是对于客家委员会将其所参加的座谈会纪录中的“台语”一词，均替换成闽南语的方式，感到不满。[27]

福佬话、学佬话、鹤佬话、河佬话、河洛话 编辑

该词的汉字写法众多，有福佬话（福老话）、学佬话（学老话）、鹤佬话（鹤老话）、河佬话（河老话）、河洛话（河洛语）、[87]和乐话等。其多表音为“Hô-ló”，而来源有多种说法，亦可能原始即无相对应的汉字。

关于“河老”一词的使用，在明代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收录了一篇由郭造卿所撰写的〈防闽山寇议〉。郭氏表示：

猺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猺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槃、蓝、雷为姓。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短长为验。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山中自称狗王，后各画其像，犬首人身，岁时祝祭。族处喜雠杀，或侵负之，一人讼，则众人同；一山讼，则众山同。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灮将卒始也。[88][89]

在地方志中，亦出现关于“河老”的记述。例如：先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修纂、后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铅字重印的《云霄厅志》第三卷“民风”中，即有“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的描述。[90][91]而早在《平和县志》第十二卷“杂览志”中，也有相同的文句。[92]历史学家连横，是使用汉字“河洛”一词，来对应闽南语发音中的“ho11 lo5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的韦烟灶与李易修认为，以“河洛话”或是“河洛语”指称闽南语，似乎是起于1955年在《台北风物》的第4卷第3期上由吴槐所发表的〈河洛语（闽南语）中之唐宋故事〉一文。[93]

在成稿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的《凤山县采访册》的“癸部艺文二兵事下”中，凤山县岁贡郑兰在其所撰之〈剿平许逆纪事【并序】〉一文内表示：

福人【粤称闽人曰福老，谓福建人也】竞渡而逃西【下淡水在县境之东；逃西者，谓西渡淡水溪来归县治也】，客子循溪而逐北【客子指粤人，以其籍隶广东，与我闽有主客之分也】。[94]

关于“福老”或是“福佬”，以及“学老”或是“学佬”的使用，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以铜板梓行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汉英韵府（英语：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序言中，即以“hok-lò”一词记载了“福佬”与“学佬”两名称。[95]而来自于广东省的思想家欧榘甲，曾经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发行于美国旧金山的《大同日报》上，连续刊载了由其所撰写的〈新广东〉一文。在该文中，欧氏表示：

广东言语，约分三种：一客家，二福佬，三本地。本地之族，据省之中部，受珠江之流，水运四达，交通最便，扼中央之权，其语遂为粤语正宗。客家之族，则东据惠嘉而连江西，西据钦廉而连广西，大约背山岭而面海口，其错入广肇中部，与本地杂居者，亦多有焉。福佬之族，则据福建一省，而连潮州一府，其形势与客家相近，亦与客家杂居为多，本地则罕有之。[96]

此外，在耶稣会会士夏之时（Louis Richard）先以法文编撰、耶稣会会士甘沛树（Martin Kennelly）后以英文翻译的出版于1908年的《中国坤舆详志》（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Dependencies）一书中，则是记述了“学老”（Hoklos or Hsiolaos）一词。[97]文献学家温廷敬，在其于民国初年所编辑的《补读书楼文集》的〈潮州福老民族考〉一文中指出：

潮州民族分客家、福老二种，客家语音近于中原，且旧为汀、赣侨寓，见于《寰宇记》、林太仆达泉《客说》，及先师柳介先生之《嘉应州志》按语，言之详矣。至福老一族，则语音歧异，故人多有疑其旧为土族者。[98]

1924年8月15日，谢直君在《民国日报》的专栏“学汇”上指出，“福老话”的范围，是“闽省之漳泉厦门。粤省之潮州。（除操客语之大埔丰顺外）琼崖等地土话属之。”[99]在由台湾总督府出版于1932年3月的《台日大辞典（下卷）》一书中，亦是载有以日文假名拼读的“福佬”与“福佬人”两辞条。[100]

讨论 编辑

国立清华大学博士洪惟仁认为，由实际语音比较中认定，上述各种汉字表记最主流的实际音读当为“ho̍h-ló”，是对应古代百越（百越族）之貉、及蛮族之獠，本字当为“貉獠”，但汉字不雅，洪惟仁照广东人习用之“鹤佬”表示。根据洪惟仁的实际调查，“ho̍h-ló”一词原非闽南人自称，而是客家人对闽南人的称呼，尤其是对闽客交界地带的闽南人或闽南语，这个名称并未受到交界地带以外的闽南人的认可，泉州人的闽南人完全不知道、漳州人大部分不知道自己被称为“ho̍h-ló”，“ho̍h-ló”在台湾也以客家人较常使用，闽南人本身不太自称“ho̍h-ló”。[101]

其它名称 编辑

  • 福建语：由李献璋与王育德等人使用，如李献璋的《福建语读本》（1941）、《福建语法序说》（1950），以及王育德的《福建语研究卷》（2002）。
  • 咱人话：2011年9月，先后毕业于中华民国淡江大学与美国德州大学的蒋为文主张，可以使用“咱人话”（Lán-lâng-oē）一词，来指称在台湾的闽南语。[102]
  • 福尔摩沙汉语：在美国报告书《Civil Affairs Handbook Taiwan (Formosa)》中，以“福尔摩沙汉语”（Formosan Chinese）一词，来指称台湾话。[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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