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美国关系史

概述
(重定向自美台關係

台湾与美国关系史台美关系史)是指台湾信史以来,与美利坚合众国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关系。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播迁台湾,此后的台美关系实际上与中华民国—美国关系重叠。

绿色为台湾,橘色为美国

清治时期 编辑

开港通商前美国对台湾的调查与往来 编辑

1840年代,美西拓荒者已经来到太平洋东岸的加州,建设太平洋航线也成为美国的当前要务,太平洋海域辽阔,确立煤炭补给地则成为航线成行与否的关键。1847年,美国海军着手对台湾的煤矿资源进行调查。而美国半岛东洋汽船公司(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亦与台湾方面签订7000吨煤炭的买卖契约,然而碍于清廷的反复不一,最后仅获取300吨的煤炭交易。[1]:44该公司驻清外交委员亚历山大(Alexander Hill Everett,1792-1847)为抗议清廷作为,乃向美国政府寻求奥援,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报告,强调如能获取台湾优质煤矿,则应积极与清廷交涉以获取开采利权。[1]:44

1848年,美国商人托马斯·奈伊(或译“奈多马”,Thomas Nye)在搭船行经台湾时船难失踪,引起其堂弟基顿·奈伊(或译“奈吉登”,Gideon Nye Jr.,1812-1888)要求美国政府派兵船、人员到台湾营救。1850年代,奈吉登大力鼓吹美国并吞或租借台湾,在其奔走之下,美国曾先后派四艘军舰来台。

其中最有名者为马修·培理,1852年3月,培理就任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的司令官,被授予“日本开国”的指令(但是禁止开炮)。1852年11月,他带着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的亲笔信函从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港出航,横渡大西洋,绕过非洲南部好望角,终于在1853年7月8日于浦贺(今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入港。佩里经过与日本江户幕府的长时间折冲与等待,终于在1854年3月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和亲条约》。1854年6月,培理派阿波特上校(Captain Joel Abbot)率二舰访基隆[2]:6培理此行曾在台湾基隆停泊约十日间,登陆勘查基隆煤矿,测量基隆港的港湾地势。佩里归国途中在那霸停泊并与琉球缔结《琉美修好条约》。返国后,培理提出报告,力陈台湾适合作为美国的远东贸易中继站,台湾有如围绕佛罗里达半岛犹加敦半岛、制御墨西哥湾古巴,主张加以占领。

1853年,美国政府派遣5艘船舰组成“北太平洋调查与探险远征队”(the North Pacific Surveying and Exploring Expedition),跟着洋流漂往海外,探索地球上鲜为人知的地域与海岸。6月,在林哥德中校(Cadwalader Ringgold)率领下,5艘舰艇离开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诺佛克港,透过实地调查检视当时海图是否正确。其后,美国海军上尉哈伯善(Alexander Wylly Habersham,1826-1883)把这段巡航经验撰写成册,1878年出版了《我的最后巡航》(My Last Cruise),内容提到了途经福尔摩沙岛,并停泊鸡笼港的经验。[1]:45-46

1856年,出任首任美国驻日公使的汤森·哈里斯亦着手调查邻近的福尔摩沙岛。[1]:47他递交一分报告书给美国国务卿威廉·L·马西,强调台湾气候温暖,盛产砂糖硫磺煤炭,亦适合栽种咖啡与养殖牲畜;此外该岛临近大清、日本,无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或是着眼于物流中心、贸易交易,都具有相当经济价值,因此哈里斯认为美国应该领有该岛[1]:47。他主张美国应该向清廷购买台湾,来巩固在亚洲商业利益。

1854年到1857年间,美商贸易势力已在打狗(今高雄)猴山(今寿山)一带活动,樟脑、稻米、蔗糖以及豌豆皆为重要贸易品项。[1]:51

1855年(清咸丰五年),基顿·奈伊与兄弟合组的“奈氏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与另两家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Anthon & Co.)、鲁滨内洋行(W.M.Robinet & Co.)合作,以协防海贼维护治安为由,[1]:51与台湾兵备道裕铎签订密约,取得独占南台湾贸易及使用打狗港(今高雄港)的特权。相对的,美商必须提供炮船,对抗海盗的侵犯。自此美国国旗在打狗海边飘扬了年余,吓阻海盗。[2]:5-6

1857年(清咸丰七年),美国驻华外交全权公使伯驾派遣海军军官西蒙斯(或译“辛兹”,John Simmons)前往台湾调查失事船员,在凤山(一说打狗[2]:6)升起美国国旗。[1]:51一说达7月余。[2]:6

然而,美国国内黑奴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无力也无心于干预台湾事务,哈里斯的提案最终遭到否决。[3][4],美商陆续退出台湾市场,而在1858年起由英商接手。[2]:6

开港通商后美国在台湾的活动 编辑

1858年(清咸丰八年),清国在第一次英法联军战败后与英国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在6月18日对美《天津条约》第十四款中,开放台湾港(今安平港)。

台湾开港通商后,茶、樟脑的出口均大幅成长,其中茶在1881年以前均为乌龙茶,1881年以后出现包种茶。乌龙茶销往美国,包种茶销往南洋各地。[5]:123根据1882年-91年淡水海关报告书,台湾茶90%输往美国、7%输往英国、3%往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2]:10

 
1867年美国福尔摩沙远征。

1867年3月12日,美国商船罗发号在台湾西侧沿海触礁沉没,十三名船员上岸后被当地原住民排湾族视为侵略者而遭杀害,史称“罗发号事件”。事件中唯一幸存的广东籍水手逃至打狗(今高雄),向清廷官府报告。当时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闻讯后赶赴台湾,试图与原住民直接联系,结果被拒绝上岸。6月,美军前往报复排湾族,双方展开战斗,结果排湾族战胜、美军撤退,此次行动在美国史上称为“福尔摩沙远征”或“1867年台湾远征”。事后,美国政府态度转趋强硬。清廷恐得罪美方,派兵500员南下,但中途受阻而无法前进。10月10日,由于清廷方面亦无法解决,李仙得自行偕同通事六人,与排湾族头目卓杞笃直接交涉,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同意归还船长亨利夫妇的首级及所劫物品,并答应不再杀害船难者。[6]

1868年6月至1874年5月,李仙得曾委任知名茶商约翰·陶德担任代理领事[7]:34[8]:10

1869年2月,李仙得再度来台确认先前双方的口头协议是否仍然有效,2月28日与卓杞笃再度会面。根据李仙得向美国政府的报告 [9], 会议中卓杞笃弟弟要求,请李仙得将双方的协议以书面纪录下来,将来遇海难向斯卡罗求救时必须遵守这个书面程序,以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李仙得说因未有条约的书面,此会议记录显得不正式又缺少效益,他还是记录下来,希望将来各国船只借此了解并遵守此程序来寻求救助。

1871年八瑶湾事件发生后,李仙得在日军出兵台湾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李仙得向日本政府提出“台湾蕃地不属中国”,支持日本政府行动。美国留日记者爱德华‧豪士则曾于牡丹社事件中,随日军出兵台湾,著有《征台纪事》一书。

此时期美国人来台探险者有密歇根大学博物学教授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他于1873年10月至1874年3月来台调查半年之久,在英国驻打狗领事布洛克(TThomas Lowndes Bullock)、甘为霖牧师陪同下造访日月潭的水社(邵族)、埔里的乌牛栏社、苗栗的内社(巴宰族)、台南岗仔林及屏东万金庄的西拉雅平埔族。[2]:2-3[10]:178-189曾发现并采集了薮鸟广叶星蕨(学名:Microsorum steerei),其中新种广叶星蕨就是以他 命名。[10]:178-181史蒂瑞并到过淡水基隆澎湖群岛采集海贝、珊瑚、鱼类。[11]曾在岗仔林平埔族处取得29件《新港文书》。[2]:84-89

日治时期 编辑

由于清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大清帝国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澎湖之主权割让给了当时积极向外扩展势力的大日本帝国。而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福士达担任李鸿章李经方的法律顾问,负责协助执行割让台湾事宜。[12]

日清战争期间,美国记者达飞声来台湾采访。1895年,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台湾,先在台北城内申请采访许可,并获台湾巡抚唐景崧接见。不久,他成为少数目睹台湾民主国成立典礼的外国人士之一。随后,他先跟随台湾民主国军队前往前线,并因该军遭日军攻击陷入溃散暴乱,回到台北城。稍后,他目睹了台湾民主国首领的潜逃,与台北城内失望士兵破坏并搬空公家物资的行径。[13]当日军全面控制台湾后,达飞声即在淡水开始经商贸易。1897年,他被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任命为美国在台湾本岛的领事代理[14];任职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关于台湾事务的专题著作。有感英文文献中缺乏对台湾本岛历史的完整论述,他耗费多年进行调查,参阅来自许多语言的资料,并在1903年发表《台湾的过去与现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1903) 一书;该书在稍后成为研究台湾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日治时期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现为台北之家

日治时期,1913年鉴于台湾地位日渐重要,美国政府于台湾的办事处升格为“台湾领事馆”。除了将外交人员改为正领事外,也将领事馆改驻台北大稻埕千秋街(今贵德街)华利洋行(Filed Hastus & Co.)内。1916年11月17日,美国驻台湾领事馆改称“驻台北领事馆”,也将馆址迁移至台北市大正町二丁目(今台北长安东路)。

1925年,当时美国政府拟向台湾总督府申购台北市御成町敕使街道旁375坪土地以兴建驻台北领事馆,不过遭台湾总督府拒绝。于是美国政府改采租用方式,向该土地原所有人台湾土地建筑株式会社承租,并同年开工。1926年10月8日,日治时代的美国驻台北领事馆正式落成启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美国驻台北领事馆随即关闭。

日治时期开始出现台湾人前往欧美留学,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出现第一位留学美国者李延禧,就读纽约大学商科。之后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台湾人留美风潮曾沉寂了一阵子。[15]唯期间仍有1915年(大正四年)赴美留学的周再赐,赴美进修神学[16]进入欧柏林学院取得神学学位,后成为同志社大学助教授。[17]1929年(昭和四年),林茂生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台湾人在美获哲学博士第一人。据一项资料显示,日治时期台人留美者约60人,[18]:112而在1941年调查的《台湾欧美同学会名簿》及有关资料统计,台湾人赴美国留学者有31人,为留学欧美者数量最多的国家。[18]:112-113此时期台湾人留美者有陈棋煌陈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颜春安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硕士)[19]郭妈西(神学)、黄朝琴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硕士)、廖温魁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廖温义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博士)、刘振芳奥本神学院英语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20]蔡爱智(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杜聪明(1925年赴美进修)、刘清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医学博士)[19]刘青黎威斯康辛大学化学博士)[19]杨仲鲸(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矿冶)、李昆玉(屏东人,罗伦斯大学经济科、哥伦比亚大学银行科研究所硕士)等人。[18]:112-113此外台湾第一位女医师蔡阿信也在1938年曾赴美国哈佛医学院进修。

1932年洛杉矶奥运,台湾人张星贤成为第一位参加奥运的台湾人。[21]他在预赛第一组第4名,未能晋级;400米则于预赛落选,原订的1600米则未能上场。[22]

此时期亦有美国人前往台湾,著名的《被出卖的台湾》作者葛超智即在1937年至1940年住在台湾,还游全岛各地。[23]:43葛超智于台北高等学校担任英文教师,返国后以台湾专家身份进入美国政府,1943年出任海军少尉。据就读台北高校的川平朝清回忆,当时有传言柯尔是美国间谍,在战争期间美国军机到台湾空袭时,炸弹从未掉到台北高校,引起众人确信。1946年川平朝清与柯尔再会,柯尔让他坐上吉普车,一起拜访在台北高校教授德语的日籍教师石本岩根,柯尔与石本用日语亲切交谈,确认就读台北高校与台北帝大的优秀台籍学生消息,仿佛是把将来能支撑台湾当地青年做成名单。[24]:103-105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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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爱智(右下)与锺启明(左上)合照。

1941年(昭和十六年)12月,日本对美宣战并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轰炸美国控制的菲律宾之攻击机群即是从台中、台南和高雄的各个基地出发飞向吕宋。当战争在1941年12月8日爆发时[注 1],美国空军军官刘易斯·H·布里尔顿向其上司提出轰炸日本统治的台湾,由于这是日本的殖民地及可能之进攻出发地,但由于天气不佳以及兵力严重不足被拒绝。

随后日军发动南方作战,并进攻美国统治的菲律宾。菲律宾战役中,亦有被派往菲律宾的台籍日本兵

战争末期,日军节节败退,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也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作为攻击目标之一。台湾遭到澎湖空袭新竹空袭高雄大空袭台南大空袭台北大空袭

在美台湾人方面,亦有在美台人接受美国政府征调服役,与美国军队并肩作战。如蔡爱智锺启明[25]蔡爱智任职于美国海军部,二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局东洋研究室顾问。战后美国“接管”日本时期,蔡爱智被派往日本参加战势特别调查团,随之转来台湾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办事处特派员;[26]:239锺启明出身苗栗的基督教家庭。后迁居淡水,为锺谦顺堂大哥。1931年自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毕业,隔年赴美留学,在战时受到美军征召。[27]锺启明于美国海军服务,任中尉。日本投降后,调职至东京麦克阿瑟盟军司令部的情报部任主任。[28]:70展现其英、日双语之能力,获得美军的重用。退役后,锺启明在东京从商,直到1958年病逝。[27]

此外亦有西螺人王振明(Mr. James D. King,1925年16岁时到芝加哥读高中,用假名假身份来美,改名为“James D. King”。后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就读。1934年取得学位。)在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志愿从军,担任军医。在二战后期被派到印缅战区。[15][29]

战后时期 编辑

1945年到1950年 编辑

 
抗战期间印有蒋中正小罗斯福肖像的“中美联合膺惩暴日”宣传海报。在海报中,日本军被描绘为盘据着台湾岛的章鱼。

在二战期间,1943年11月,美国总统小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蒋中正委员长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后,于12月发表《开罗宣言》:“日本窃自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福尔摩沙和澎湖,都应交还给中华民国”。战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10月依据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接管台湾。依据国际法惯例,战胜国与日本签订正式和约之前,台湾在法律上仍可视为敌国领土的一部分,国民政府只是受盟国委托代为管理,对台湾并无“主权”。[30]:41

国府在台湾的统治一开始并不顺利,台湾人累积的不满到1947年爆发成二二八事件,国府军的残酷镇压,让台湾人对祖国的幻想破灭,许多人开始主张台湾应脱离中国独立。对国府的不满心态,也让美国有介入的可能性。[30]:41-42

1948年间国府军在国共内战中急速恶化,华府高层也开始进行对台政策的检讨。1948年11月初,国务院要求军方评估:万一台湾落入由苏联所掌握的中共手中,对美国安全战略会有什么影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一份评估报告,即编号NSC37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指出,如果“能借由运用适当的外交与经济措施,以确保台湾行政当局对美国友好,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家安全将最为有利。显示军方并不认为台湾战略价值那么高,值得美国复出尤其是动用武力去保住它。但各单位随即认知到,联席会提议的“外交与经济措施”恐怕难以达成保台目标;不过在1949年一整年内,国务院还是坚持只使用“外交与经济措施”协助保台的原则。[30]:42由于认知到外交与经济措施可能不足以阻止共产党控制台湾,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评估后一个月,军方又提议以“有限度的军事活动”来确保美国能继续控制台湾。海军建议在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国府不复存在后,应指示驻日的盟军最高统帅(即麦克阿瑟将军)以前日本属地行政长官的身份,填补台湾的政治真空。[30]:42-43联席会则建议派一些军舰进驻台湾的港口“展现实力”,加强先前已获核准的外交与经济措施的作用。但遭到国务卿艾奇逊的反对,认为必须小心遮掩分离台湾的意向,以免共产阵营大肆宣传美国反对民族统一的原则,破坏美国与中国新政权的关系。[30]:42-43艾奇逊的主张最后占了上风,1949年3月1日,杜鲁门总统批准国安会NSC37/5号文件,明言美国将排除军事手段,只以“外交与经济措施”防止台湾陷入共党手中。[30]:43政策的用意是希望透过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鼓舞当时控制台湾的陈诚切断与大陆的关系。[30]:43

1949年2月底,美国国务院派遣驻华大使馆参事莫成德英语Livingston T. Merchant南京前往台北,考察当时台湾何方势力处于领导地位,是否有效治台,[31]:118-119并试探台湾脱离中国的可能性。[30]:44莫成德奉命与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接洽,提出美国经济援台的先决条件,要求陈诚保证让台湾人民安居乐业、鼓励他们积极参政,并拦阻大陆难民涌入台湾。此外,莫成德还要与可能担起领导责任的台籍菁英接洽,因为在未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可能会合乎美国利益”。[30]:44

然而莫成德在实际接触后,对陈诚评价不高,认为他没有能力主持一个可以有效达成美方政策目标的政府,故建议国务院设法促成留美的孙立人将军接替陈诚的职位。[30]:44而莫成德和台湾独立运动领袖的接触,也一样令他失望,他在访台期间和“台湾再解放联盟”与其他台独组织接触后的感受和评估,浇熄了国务院利用台独运动的热情。他报告说:“我的印象是,台独团体目前并不团结,在政治上相当无知,组织也不完美,大体而言不太值得信赖。”在他看来,就算许多本省人对国府统治抱怨颇多,不满之处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能有效运作的台籍独立运动领导和组织,在当时并不存在。[30]:45

1949年,美国以外交与经济手段保卫台湾的结果均告失败,认为台湾终将落入中共之手,在国务院掌握决策优势下,美国为摆脱介入国共内战失败的责任,决定从中脱身。从8月开始,国务院顾问即已建议美国应早早从中国内战撤出,不要提供任何援助给在台湾的国府。中央情报局在10月作出评估,认为美国除非以军事占领并控制台湾,该岛可能在1950年底沦陷。当广州与重庆的国府守军快速投降,代总统李宗仁和蒋介石委员长相继逃出大陆,更增加中情局评估能量。[30]:578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主导撰写出版有关远东政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严词批判蒋中正,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11月,国民政府的局势每下愈况,广州已告失陷。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几乎划下休止符,两国外交关系陷入谷底。12月,中华民国政府因在中国大陆国共内战中失利,迁往台湾。

基于政治考量,杜鲁门在国安会做出决定之前一周,就否决军方提出的援台方案。尽管国防部长约翰逊强烈反对,艾奇逊仍说服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对台湾未来将“袖手旁观”的政策说明。[30]:62

朝鲜战争爆发到美援来台 编辑

美国对中华民国放弃后,一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兴趣,意图寄望毛泽东能“狄托化”,希望中共领导人会遵循南斯拉夫共党领袖狄托的中立战略,与苏联产生分裂,成为美国可拉拢来制衡苏联的筹码。[32]然而随着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倾苏政策、1950年2月和斯大林签署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重新审视与中华民国政府关系。

1950年初,中共接连进犯舟山群岛海南岛。似乎预告台湾情形更加危险。就连美国国务院的温和派,也认为该对中共采取更激进的政策。[30]:72-73

1950年6月25日,北韩军队大举侵入韩国,朝鲜战争爆发[33]:65[30]:84。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指出,北韩攻击显示,共党“将以武装侵略与战争的方式,来征服独立国家”,若共党在此情况下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与当地美军安全,因此“已下令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为配合此行动,我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确定此令的执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安全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联合国的考量”[33]:65[30]:84。原先发表《对华白皮书》、放弃中华民国政府的美国政府重新支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某要人私下语人,谓朝鲜战争是“国民党西安事变”,意思是“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朝鲜战争救了国民党”[34]:770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当选总统后前往韩国视察,认为只有强大压力才能逼共党退缩。1953年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解除台海中立化命令,虽然被指是要“放蒋出笼”,然而两个月内中共就表示愿意恢复停战谈判[30]:207-208

 
美援在台湾的通用标志之一

1950年12月20日,台湾省政府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签订“肥料供应合约”[35]

同时大量美援也运来台湾,据政府统计,1951年及1952年台湾分别获得0.977亿及0.810亿美元,几乎全属防卫支援物资。接着,美国基于全球战略考虑,继续给予台湾经济及军事支援。到1965年春宣布终止对台湾的援助,计划援款直到1968年始完全停止。总计自1951年至1968年间,实际援助及贷款物资为14.82亿美元。其中,1951年至1960年为10.28亿美元,平均每年获得一亿美元,约合每人每年10美元。美元占同一期间进口的47.9%,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毛额的5%-10%。另据加州大学教授贾柯贝(Nail H.Jacoby)之估计,十五年间,美援中之资本援助占台湾资本形成毛额之34%,且在外贸上,每年弥补财货与劳务入超额约91%。在台湾风雨飘摇之际,美援之到来堪称是及时雨甚或救命丹[5]:284-285。美援基金亦运用在台湾基本设施的投资及维修,如重建战争期间受损的基本设施,1960年代亦支持完成了集灌溉、发电、防洪、给水等多功能的石门水库计划。当时运用技术合作方案选派人员赴美进修达二千人次以上[5]:285

美国对台湾的支援也呈现在外销市场上。1950年代初期,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仍是日本,日本当时是台湾最主要农产品外销市场。在1952年时日本占台湾出口总额达52.6%。随着台湾工业发展,美国市场相对开放,对纺织、电子及类进口需求甚大。台湾对美出口乃急速增加。1967年美国超越日本成为台湾第一出口市场,该年台湾对美国出口占出口总值26.6%。其后,对美出口继续上升,1972年时已达41.9%。[5]:291

除美援外,美台关系的转变亦出现在驻台美军上。1951年2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于东京访台驻日代表团长何世礼,交换对日和约意见[33]:67。台美以换文方式成立“联防互助协定”[33]:67。4月,美国国防部宣布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台,蔡斯少将为团长[33]:67。5月1日,美军顾问团成立。1952年5月,蒋接见美国太平洋司令雷德福上将,雷氏首次访台,时美国已经将台湾、菲律宾之协防,划归其太平洋总部[33]:68。1953年6月,美援第一批喷射机抵达台湾[33]:74。1954年1月,蒋应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蒲赖德邀请,登“黄锋”号旗舰参观军事演集[33]:76

1952年,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招募台湾青年前往美国进修,最后有三十六名台湾青年获选取赴美。此期赴美的台湾青年回台后,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如报考农业经济部门的李登辉、工程部门录取的高玉树、水产部门的杨基铨、公共卫生部门录取的许子秋等人,[36]:21皆成为台湾史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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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53年朝鲜战争停火,中共得以从韩国战场脱身,在韩国受挫的中共,再度把目光放到台湾之上,当时美国正积极倡议东南亚公约组织,中共试图破坏阻挠,于1954年8月喊出“解放台湾”,金门战火再临,1954年9月3日,解放军突然大规模炮击金门,双方炮兵隔海互相激烈交火,使得9月8日东南亚公约组织条约排除了台湾,美国于1954年12月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作为补救。[32]1954年,美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2月3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正式签字[33]:79。出席签定者为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5年1月1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台北成立美军协防司令部,此时在台美军5千余人,随行眷属约4千人,皆享有外交豁免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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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文毅大统领发表声明5月24日的反美暴动为国府特务阴谋,与台湾人无关系。1957年6月28日,《台湾民报》。

1957年5月,爆发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维基数据所列Q115782902遭攻击的“五二四暴动事件”,起因于该年3月驻台美军上士雷诺枪杀中华民国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5月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众反美暴动事件[38]。对此在日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针对五二四事件表示此事系为国府特务的阴谋,与台湾人无关系。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也是至今唯一一位任内访台的现任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6月18日访问中华民国时与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搭敞篷车前往圆山行馆途中接受热情群众夹道欢迎。蒋总统夫妇亲至松山机场迎接,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于傍晚在总统府前广场对50万群众发表演说。两国总统发表联合公报,稳固邦谊,谴责中国人民解放军金门隔日炮击之恶行,也依《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共同抵御中共在本地区之挑衅”。艾森豪威尔与蒋中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分别担任欧洲战区与中国战区的盟军统帅。

1962年3月14日,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访台,劝阻蒋中正反攻大陆,3月15日离台[39]

美国与在台的蒋政权友好,也曾对台湾民主运动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如1954年第二届民选台北市长选举中,由曾经留美的无党籍高玉树对上国民党提名的王民宁。当时国民党特务针对高玉树放出谣言,说“高玉树是美国中情局间谍”,意图借由“忠党爱国”的选民对高玉树产生厌恶[40]:54-55。料此举反而对王民宁帮倒忙,由于受过国民党统治后,台湾人开始希望美国能压迫国民党政府从事政治改革。如今听说高玉树是中情局情报员,反而对高玉树存有希望与幻想,出现希望他能在美国“支持”下当选的心态[40]:55。然而开票当晚在高玉树领先下,广播电台甚至未明确宣布当选人,仅谓“高某得多票数,仍在统计中”[41]。直到美国国务院发电报祝贺高玉树当选下,最后蒋介石裁定选举有效,才确定高玉树的当选。据科宁祥的回忆,当时向美国国务院要求发电祝贺高玉树当选即为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日后蔡斯向科宁祥表示开票当晚,他一直在美国大使馆注意开票情况,当时离大使馆不远的高玉树竞选总部已聚集几千名支持者,然而票开到十点多票就不开了,“根据他们掌握的开票情况,高玉树应该已经当选,但显然有人不愿意看见他当选”,于是他派人到北门对面的邮政总局打电报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国务院发贺电,最后确立高氏的当选[42]:89。日后科宁祥为此曾向高玉树求证,获得高玉树证实,认为开票当晚因为有蔡斯的电报,才使蒋介石裁示“选举有效”,得以当选[42]:89。然而高玉树亦曾对陈益胜等党外人士说过:“你们不要太天真,不要以为国民党讨厌我们,美国人就会支持我们,美国人是要一个人(蒋介石)好好统治台湾,这个人每天打死一百人,美国人都不管你,连叫都不会叫一句。”这段话陈益胜说他特别记到日记上[42]:91

尼克松访华到中华民国与美断交 编辑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后,美国仍试图拉拢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8月美中在日内瓦进行首次大使及谈判,但是10月开始谈判台湾问题时,双方出现歧见,美国要求中共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中共却坚持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双方谈判触礁,美国再度转向较支持台湾,1957年3月宣布对中三原则,继续承认在台湾的蒋政权,不承认中共,4月宣布继续对中共禁运,9月在联合国反对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终于到12月,美国与中共中断谈判。[32]

随着中苏交恶、美国走向“联中制苏”政策,美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关系也出现变化。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外交开始孤立。

1970年4月18日,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问美国,4月24日在纽约遭台独人士狙击,即“四二四刺蒋案”。两名刺客分别是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的黄文雄以及其妹夫郑自才,询问之后,随即被法院以“谋杀未遂”(attempted murder)和“共谋”(conspiracy)罪嫌起诉。枪支则经联邦调查局根据号码得知是台独联盟“岛工干部”陈荣成提供。[43]:200“四二四刺蒋案”经传媒戏剧性地广泛报导,至少使台独议题被搬上台面,也形成国民党政府最不愿见到的情势。[43]:201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季辛吉在访问巴基斯坦的途中秘密访问了北京,为尼克松的访华做了铺垫。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双方发表《上海公报》。从此美国虽仍与在台的中华民国仍保有邦交,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逐渐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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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引起在台民众愤慨,示威抗议不断。美国前总统卡特成为愤怒焦点。

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1978年12月,美国宣布自1979年1月将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44]然而美国国会也在同时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要求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维持台海现状,维持美台商业及文化关系、保障人权与台湾安全。追溯至1979年1月1日生效。[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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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关系生变,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20多人团队抵台后,车队被激动的群众砸鸡蛋。

1979年1月16日,美国国务院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及哥伦比亚特区法律所设置的民间非官方组织美国在台协会,逐渐成为实质美国驻台机关。

在美台人的活动与台美关系 编辑

 
1961年8月3日陈诚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UFI发动抗议示威。要求福尔摩沙自决。左一为陈以德。左三刘宽平

1954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公布《国外留学规程》,规定留学及格者才可出国留学。1962年,放宽规定,增列通过资格审查者得免试出国留学。此外自1960年代起每年举办公费留学考试。1950年至1961年,每年平均约500人;1962年至1975年,每年平均2400人。当时留学生以前往美国者最多,约占90%。而1980年以前学成返国者只占十分之一,1980年代返国者才增至四分之一。到1990年代后返国者才迅速增加。[5]:285

随着二战后旅外台湾人由日本转为美国为大宗,海外台独运动组织也从日本转往美国。美国的台独运动发轫于1956年1月1日五名台湾留学生林荣勋、陈以德卢主义(笔名李天福)、杨东杰、林锡湖在费城秘密结社组成的“台湾人的自由台湾”(Formosans' Free Formosa,简称三F),[45]其目标宣称要建立独立、民主的台湾共和国,反对所有外来的独裁政权。[43]:178三F与日本台独组织亦有密切接触,三F负责人之一的卢主义主动于1956年致函于东京的廖文毅,表达愿协助“台湾民主独立党”向联合国的交涉事宜。[43]:178此外亦招募成员、编写与寄送台独宣传文章和募款工作,后来更进而展开拜会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45]然而由于195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不多,又分散全美各地,故实际上三F影响力相当有限。[43]:1781957年由于国民政府透过“中国游说团”,要求美国国务院调查3F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3F因与日本廖文毅“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连系,可能触犯美国的“外国政府代理人登记法案”之麻烦。[45]美国司法部要求三F须向司法部登记,引起没有居留权的三F成员面临身份曝光的危机,最后不得不于1957年底宣布解散以求自保。[43]:178-179三F解散后不久,于1958年改组为“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I),选出卢主义为主席。1961年2月28日,透过记者会方式,正式公开美国台独的活动。[43]:179

1965年廖文毅返台投降国民党政府后,日、美台独运动者于1965年10月在威斯康辛大学召开“麦迪逊结盟大会”,由UFI主席陈以德、日本台湾青年社金满里(金美龄之妹)、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的周明安,以及田弘茂等人出席,呼吁北美洲台湾人团结,力劝当时陷入分裂的日本台独组织携手合作,促成全球台独的大团结。[43]:180

1966年6月,UFI主办“费城会议”,希望能先整合全美的台独团体,邀请全美九个地区的台独代表,决议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AI),陈以德出任首任主席。[43]:180UFAI成立后,便利用流传海外的彭明敏之〈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作台独宣传,陈以德将其翻为英文透过募款把这篇文章刊登于1966年11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扩大台独的国际宣传。[43]:180-181此外,UFAI鉴于组织成员分网美国东西两岸的不便,积极鼓励盟员集中到纽约地区,已收集中台独力量之效。张灿鍙王秋森赖文雄蔡同荣等几个重要干部,都从1968年秋天起一年内相继搬到纽约市。UFAI高举“自由长征”(Freedom Trail)旗帜,对全美台湾人的城市和校区展开地毯式横扫,从而建立起UFAI盟员的基本联络网。张灿鍙、陈荣成负责西线,由洛杉矶向旧金山挺进;东线则以罗福全为主,从美国台独源头费城出发,纵走东岸各大城市。透过深入美国各地台湾人聚居的地方,直接面对面地接触与沟通,达成UFAI组织网的建立与台独人脉的扎根。[43]:181

1969年7月,蔡同荣出任UFAI第三任主席,另增两位副主席张灿鍙及陈隆志。蔡同荣早在出任UFAI海外联络工作负责人时,就致力于统合美国之外的台独力量。1969年9月,蔡同荣召集日本“台湾独立青年联盟”、欧洲台湾独立联盟、加拿大人权委员会干部至纽约开会,决议成立世界性的“台湾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各地原台独团体一律改称为台独联盟各地本部,且各部自行推选联盟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举联盟总本部负责人,正式达成海外台独之统合。[43]:181-1821970年1月1日,正式对外公布台独联盟的成立。[43]:1821970年代后,台独运动的革命路线、政治救援、人权号召,以及国会运作与国际外交等工作,皆逐渐从日本东京转往以美国纽约为主要的开展中心。

1970年9月,在国府阻挠下[注 2],逃离台湾的彭明敏来到美国。1971年彭明敏成立Formosan Studies(台湾问题研究会),并决定于9月18日在纽约举行“台湾民众大会”。当时国府外交部要求驻纽约总领事“密洽当地工作小组商讨对策发动爱国侨胞遏阻,并设法取得全部出席人员名单”,然而据统计出席大会者高达一千余人,名单的事只能不了了之。[46]:196

美国对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共建交后,台湾的美国移民配额,被包括在中国的配额内。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更刺激了旅美知识分子的良知,唤醒他们从是草根外交活动的必要性,在旅美台湾人的努力、经由众议员索拉兹、参议员泰德·肯尼迪等人相助下,美国国会在1982年10月通过二项与台湾有关法案:一为索拉兹提出447号修正案,规定销售军火武器必先查明该国确无在美从事非法特务监视活动,(防止类似陈文成事件发生);另一则为S1935决议案支持台湾移民额,规定每年分配给台湾两万移民配额。从1982年1月1日以后,台湾与中国各享两万移民配额。[47]:4总统里根在1981年圣诞节过后正式签署,完成该立案立法手续。

与台湾关系法时期 编辑

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由立场较反共、亲中华民国的共和党参选人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里根在选举时曾扬言与中华民国恢复邦交。[44]虽然里根任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八一七公报》,要求逐渐减少美国对台军售。然而里根也在1982年8月17日美国与中国发表“八一七公报”前,透过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洁明向时任总统蒋经国提出六项保证[44]李洁明曾回忆里根对于《八一七公报》做了一份声明作为解释,取代公报作为对台军售的原则,经由国务卿舒兹和国防部长温柏格签名后摆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险箱中。日后每当对台军售问题出来,这份备忘录就会由保险箱中取出,作为里根对签署《八一七公报》的真意[48]:229-230;根据2019年8月30日里根备忘录的解密显示,此备忘录乃依循着《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指出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全然以中国持续其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共分歧的承诺为先决条件,“众人应清楚理解,上述二者之关联性,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恒久的必须之要求”,并提到美国对台提供武器之性能与数量完全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之威胁而定,无论就数量和性能而言台湾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能力皆应得到维持。[49]

1982年2月13、14日,一群关心台湾前途的旅美台湾人社团代表在洛杉矶集会,决议在美国成立外交组织,在国际上主张台湾人有自决前途的权利,藉以对抗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2月14日,“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简称FAPA)成立,经协调后,全体一致推举蔡同荣出任创会会长。[47]:5

1987年6月初,三七事件曝光[50][51],同月17日,在FAPA及关心台湾民主的美国议员努力下,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民主决议案》(H.R.1777),呼吁国府终止戒严令、取消党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包含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为实现具代表性政府而应全面改选中央民意机关。1987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该决议案。[47]:47

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逐渐崛起。然而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在1990年代任内出售台湾150架F-16战机,至今仍是台湾空军主力战机。一般认为即便老布什决定售台战机也有争取国内选票的考量,[注 3]这仍是美国总统近数十年来,少见卖给台湾这么大笔军售。另外,中国当时因为人权问题国际形象差,经济实力也有限,对美国的压力较小,让老布什敢于做出这项决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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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决定不下飞机的李登辉,穿着一件休闲衬衫未打领带在飞机上接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作为抗议。

1994年,总统李登辉访问中南美洲及非洲,过境美国夏威夷,成为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后,首位访美的台湾总统。[53]然而李登辉遭到当时美方不允许在境内过夜,只安排到当地空军基地的小房间休息,由一个上尉阶级的军官接待。此举引起李登辉不满,决定不下飞机,穿着一件休闲衬衫未打领带在飞机上接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作为抗议。[54]:264在送白乐崎下飞机时,李登辉还讽刺的说,他不能送到机门了,免得不小心滑落,踩到美国土地。[52]:288此事件引起美国国会及舆论哗然,认为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竟然受迫于另一个国家的威胁,在台湾总统过境的问题上采取失礼的态度。国会开始对这个问题高度关注,并对行政部门痛加检讨,与台湾友好的议员开始展开联署,要求应该放宽对台湾领导人的限制。[54]:264-265在国会强大压力下,与李登辉母校康乃尔大学校长的热心,使克林顿政府作出决定。在1995年5月中使李登辉访问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的计划获得批准。[54]:264-265当时美国国务卿正好就是1978年来台协商断交事宜的沃伦·克里斯多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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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6月7日李登辉再飞美LA时,白乐崎夫妇在机场停机坪迎迓,李登辉语意双关对其寒喧“这次我下来了”

1995年6月,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在母校康乃尔大学发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英文标题由新闻局长、英国牛津大学博士胡志强撰写〈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54]:2666月10日,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绮色佳校园发表世纪性英文演说,[55]得到CNN报导现场盛况。[5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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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6月,总统李登辉过境美国赴母校康乃尔大学演讲。

民主时代 编辑

1996年3月台湾举行首度直选总统选举,中国对台进行实弹演习,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对此美国曾派遣尼米兹号独立号巡航台湾海峡。然而直到克林顿政府(1993-2001年)末期,美国行政官员仍绝少公开谈论与台湾的政治关系,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詹姆斯·斯坦伯格与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丁懋时的会谈只能在华府以外的地点(纽约)举行,而且相关消息完全封锁。[56]反映出克林顿政府的对台政策虽然曾有检讨修正,但幅度跟台湾的民主发展脚步以及台湾的期望相较显得迟滞。克林顿虽然曾公开称许台湾的民主,并说美国愿意帮助台湾在无法成为会员的国际组织中发声,但实际作为有限。美国在与中国积极交往的同时,台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个禁忌。[56]

1997年4月,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亲率两党代表团12名议员搭乘美国空军专机访问台湾约3个小时,拜会台湾首位民选总统李登辉,其团员包括日后2011年获选为众院议长的共和党籍约翰·博纳[57][58][59]

1998年美国能源部长比尔·理查德逊访台,李登辉总统与外交部长胡志强,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于总统府接见理查德逊部长。[60]

2000年,台湾举行第十任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投票前三天的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外记者会上发表“不管是谁,只要搞台湾独立,就没有好下场”、“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还有三天,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你们要警惕啊!”的谈话,[61]朱镕基的狰狞面目经电视画面播出,瞬间被传播到台湾内外。[62]此举除引起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委苏起表明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并批评中共没有权力对总统大选指指点点外,[63]同日美国国务卿阿布莱特在众议院答复问题时也表明无法接受中共对台声明,而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汉厚木基地接受访问时亦呼吁中共停止对台恫吓,并表明美国有义务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64]

2000年6月14日美国运输部长罗德尼·史雷德访台,会见时任总统陈水扁,并应邀出席美台工商联合年会。[65]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台美关系一度被视为40年来最好的时候。[44]小布什竞选时曾说,当选将加强对台军售,[44]上任初期曾宣示要“竭尽所能协防台湾”,2001年1月上台后批准包括潜舰在内的大批军售。小布什原本希望全面改善对台关系,但911恐怖攻击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向美国靠拢,使得台美关系进展仍一度受限。[56][44]

2003年,美英联军发起解放伊拉克战争,台湾曾开放领空予美国军机。

2003年8月,美国将台湾纳入事实上主要非北约盟友

2007年11月,众议员史考特·葛瑞特敦促美国应协助台湾返联。[66]

2014年美国部长级官员环保署长英语Administrator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吉娜·麦卡锡访台,时任总统马英九接见,并与台湾环保署长魏国彦合作成立国际环保伙伴计划。[67]

台美关系升温 编辑

 
蔡英文总统与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通话。

2016年12月,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进行通话

2018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3月16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生效[68];此法律促进台湾与美国间的高层级交流。同年年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将台湾纳入印太地区战略的一环。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大门上方的美国国务院院徽

2019年5月,美国在台协会移往内湖新馆。同时美国在台协会证实AIT现址从2005年起就有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内的现役军人驻守,新馆维安将比照现址。被视为表态对台湾的支持。[69]并且放上美国国徽,依《美国法典》第十八卷(第七一三节)规定,只有美国政府才能使用“国徽”。据前美国国务院涉台官员谭慎格回忆,他以前在AIT旧址从未看过这面“国徽”。谭慎格认为AIT完全符合美国政府海外大型机构的定位。表明华盛顿对于民主台湾的承诺愈来愈坦率和公开。[70]

2019年5月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法案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其中《台湾保证法》要求对台军售应常态化、重启台美贸易协定会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对此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感谢,并认为这在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此刻格外重要。[71][72]

 
蔡英文总统出席“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揭牌典礼

2019年5月25日,随着台美关系提升,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台湾相应美国在台协会的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CCNAA)将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TCUSA)。被视为台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与突破。[73][74][75]6月6日正式揭牌启用。

2019年12月24日,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夏波(Steve Chabot)与民主党籍众议员薛曼(Brad Sherman)提出法案,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须获参院同意,比照一般美国驻外大使提名程序。法案也要求,AIT处长应拥有无任所大使的位阶。[76][77]

2020年1月2日,时任中华民国参谋总长沈一鸣等人在搭乘UH-60M黑鹰直升机在新北市乌来山区失事,造成沈一鸣等8人将官殉职。对此美国在台协会在3日于内湖新馆降半旗,以示哀悼。美国国防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亦发函致哀,感念沈一鸣的无私奉献,并表示美方珍惜与台湾的友谊与坚定的国防关系。密利在信函中代表美军向沈一鸣与其他7名在这起直升机事故中不幸丧生的台湾军人表示哀悼。对此前外交官刘仕杰在脸书评论指出,AIT声明最重要的外交讯息。台湾参谋总长因公殉职,作为没有正式邦交但实质上最重要的盟邦( ally),AIT这句话意思是,“台湾的敌国( aka 中共人民解放军)在此时莫轻举妄动”。他说,这是外交讯息,也是美国战备讯息。“也就是说,这段声明前大半部分,写给台湾人看。但最后这一句,却是写给习近平看。”[78][79]

2020年1月11日总统选举蔡英文总统胜选连任后。获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表达祝贺,以为“蔡总统”(President Tsai)称呼。赞扬台湾再次展现民主力量。蓬佩奥表示,美国感谢蔡总统带领台美建立强健伙伴关系,并在压力下仍维持两岸稳定。[80][81]隔日上午,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郦英杰即前往总统府向蔡英文道贺。郦英杰赞扬台湾选民参与了这神圣的民主过程,为自己的选择发声。这次的选举提醒了双方,美国和台湾不只是合作伙伴,更是同一个民主社群的一分子,由共同价值观紧密联繋著。[82]

2020年2月2日,中华民国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前往美国,出席该年度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国家祈祷早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被视为是自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以来,台湾访华府的最高层级官员。[83][84][85]2月6日,赖清德在白宫国安会美国官员会晤,成为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后最高层级的拜会[86]2月7日,赖清德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人同场。[87]

2020年3月18日,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台湾与美国首度发出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将进一步强化合作咨商机制、联手对抗疫情,美国并为台湾保留30万件防护衣原料,而台湾方面在口罩产能稳定后,也计划每周供应美方10万枚口罩。[88]并公开于美国在台协会网站。[89]而台湾方签署者为外交部长吴钊燮,联合声明中看到名称以“台美”(Taiwan-U.S.)作为国名呈现,被视为台美关系得更进一步加深。[90]

2020年5月19日,在蔡英文总统就职前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前一天发表声明表达恭贺,并直接以“总统”来称呼。蓬佩奥表示,蔡总统以大幅度票数差距胜选连任,显示她已赢得台湾人民的尊敬、钦佩及信任,而她带领台湾民主的勇气与愿景,也鼓舞了区域及世界。蓬佩奥强调,近期武汉肺炎疫情让国际社会有机会看到为何台湾防疫模式值得效法。蓬佩奥表示:“当我们展望未来,我有信心在蔡总统带领下,我们与台湾伙伴关系会持续蓬勃发展,恭祝她第二任任期成功。”[91]成为断交后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祝贺台湾的总统就职首例。[92][93]除蓬佩奥外,美国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明与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公开致词祝贺总统蔡英文展开第二任期,成为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41年来首见。被视为代表台美关系处于极佳的状态,也反映出美国对台湾以及蔡总统个人的赞赏。[56]

 
2020年8月10日,蔡英文总统接见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团

2020年8月9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萨尔(或译艾萨)率团访问台湾,[94]搭乘美国空军C-40行政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后展开访台行程,[95]不仅成为六年来首位访台的美国内阁阁员,也是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96]台湾驻美代表处表示,阿扎尔此行将晋见总统蔡英文并与台湾公卫专家交流,并代表总统特朗普悼念前总统李登辉[97],及彰显台美紧密伙伴关系。[98]10日下午,在陈时中及阿萨尔的共同见证下,由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珍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代表双方于台北签署“医卫合作了解备忘录”[99][100]。中共方面随即以“个别大国在涉台问题上消极动向不断”为由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进行军事演习[101]

2020年8月23日,总统蔡英文前往金门主持八二三炮战62周年公祭暨追思活动,为当年殉国将士们上香献花。同时AIT处长郦英杰也前赴金门出席追思活动,成为首位出席八二三纪念活动的AIT处长。[102]郦英杰在追悼活动后也前往水头码头,在两位美国军官孟登道(Alfred Medendorp)中校和法兰克.林恩(Frank W. Lynn)中校的纪念碑前献花致意。AIT在脸书发出这项活动讯息,还特别写道:这两位军官于1954年金门九三炮战中与台湾同袍一同抵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猛烈炮火攻击中英勇殉职。并称台美合作是建立在“真朋友,真进展”的历史之上。[103][104]AIT被视为以实际行动释出正面讯息,强调台美关系紧密。[105]

2020年9月17日,美国国务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奇抵达台湾进行访问。这是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41年以来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106]。9月18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宴请克拉奇[107]

2021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108]

2021年3月18日, 美国国防部 《国防部新闻》文中指“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Taiwan was never part of China) [109] [110]

2021年3月28日,帕劳总统惠恕仁(Surangel Whipps Jr.)抵台访问,而其中随行有美国驻帕劳大使倪约翰(John Hennessey-Niland),成为台美断交43年以来,首位美国大使访问台湾。[111]

202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最新“对台交往准则”,允许美国官员能够常态性在联邦机构接待台湾官员,也能前往驻美代表处与台湾官员会晤,以及出席在双橡园举办的活动,但像是中华民国国庆等重要节庆活动则不得参加。[112]

2021年7月15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以26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与中国竞争的全面性法案《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案》(简称老鹰法案,EAGLE Act),法案呼吁强化台美外交、安全和经济关系,要求国务卿就台湾驻美机关“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简称驻美代表处)正名为“台湾驻美国代表处”(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S)为目标,展开协商。[113]

2021年11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克·高野(Mark Takano)率领的17人访问团抵达台湾,其中共和党籍众议员梅丝(Nancy Mace)在社群软件推特发文表示,访团刚降落在“台湾共和国”(Republic of Taiwan),并放上美国与中华民国国旗,在网络上引起不少讨论。[114]26日,总统蔡英文接见访问团时表示,这几年在退伍军人事务上,台美合作非常密切,明年一月开始,退辅会将派员常驻华府,增加包括就业辅导、医疗和长照的交流。台湾进一步开放美猪进口后,也睽违5年启动TIFA(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对话平台。[115]

 
出席卡蕬楚就职典礼的副总统赖清德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2022年1月28日,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卡蕬楚就职典礼的副总统赖清德,与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同坐第一排,两人简单寒暄致意,成为台美副总统第一次在国际场合自然互动。[116]白宫表示,卡玛拉·哈里斯与赖清德在会场上短暂交谈。[117]

2022年6月1日,台湾与美国宣布将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根据这项倡议,台湾与美国将启动贸易谈判,并就11项议题展开磋商,以达成高标准且具经济利益的贸易协议。[118]

2022年8月2日至8月3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率领众议院访团访问台湾,为其亚洲之行的一部分。佩洛西成为1979年美国中华民国断交以来,第二位任内访台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注 4],及美国联邦执政党首位访台的众议院议长[119]。担任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继任总统顺序仅次于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是《台湾旅行法》生效至今访台层级最高的民选政府成员。访问团于台北时间8月2日晚间抵达台北松山机场[120],次日造访立法院总统府景美人权园区等地,于傍晚离境。

相关议题 编辑

注解 编辑

  1. ^ 珍珠港事件发生在夏威夷群岛当地时间12月7日,当时是国际换日线另一边的菲律宾时间12月8日。
  2. ^ 1970年8月,国府驻美大使周书楷向外交部报告,他拜访助理国务卿帮办布朗(Winthrop G.Brown)的谈话。布朗谓倘美政府不准彭入境,美方舆论不仅批评美政府,且亦将攻讦贵国政府,周书楷竟然答说:“此事就美政府言,应从大处着眼,以两国邦交为重,至于美国内之批评瞬即消逝。就我政府言,欲攻击我者纵然毫无事故,亦可任意毁谤,故我宁可使彭不能来美而遭抨击。”[46]:124
  3. ^ 当时正值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加州已是克林顿稳得的铁票,德州成为老布什必争之地。北德州F-16战机出产地的共和党籍议员巴顿趁机向老布什游说:要赢取德州,必须帮助通用动力公司渡过难关,不能让他们关厂裁员,在人口密集的达拉斯沃兹堡地区造成严重失业。胜选的考虑及美国得知法国决定出售幻象战机售予台湾,使老布什作成出售F-16战机的决定。[52]:276-277
  4. ^ 第一位为纽特·金里奇,于1997年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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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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