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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西藏和平解放/patch/341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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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
布达拉宫
藏区 · “西藏”名称
远古时期
吐蕃时期 633–877
分裂时期 877–1264
各教派分治 1264–1720
清治时期 1720–1912
近代 1912–1951
现代 1951年至今
西藏问题
历史年表（吐蕃）

西藏和平解放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1年将西藏纳入统治的事件。达赖喇嘛称为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1][2]，西方世界、1979年后的苏联及东欧各国称为入侵西藏（Invasion of Tibet）[3]，中国入侵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4][5]。中华民国政府称之为西藏抗暴运动[6]。

中华人民共和国势力在进入西藏前，与西藏噶厦当局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和军事行动。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7]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昌都，解放军击毙5700余名西藏官兵[8][9]，俘虏了包括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军官和2600余名士兵，藏军于10月21日投降。

1951年2月，西藏当局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谈判。1951年5月23日，代表团在北京签订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共对外宣称“和平解放西藏”。[10]

西藏噶厦和西藏社会架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保持不变，直至1959年藏区骚乱，西藏噶厦被中央人民政府解散，十四世达赖喇嘛自西藏流亡印度为止。[11]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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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此为“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一些西方学者称此为“中国入侵西藏”或“入侵西藏”。[12][13][14][15][16][17]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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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西藏噶厦控制区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控制区。图中标示出了西藏噶厦控制的康区西部同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康区东部由金沙江分隔的状态。图中青海省部分有误，当时噶厦并未控制青海省，青海省仍属国民政府以及当地土司控制。同时该图使用了麦克马洪线作为界线，但当时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并未成为英属印度控制区。

大英帝国于1846年将廓尔喀变为自己的半独立保护国，1853年占领哲孟雄，1865年入侵不丹，1885年殖民缅甸 。当英国将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地区全部划进其势力范围后，西藏便成为其下一个目标[18]。英国于1903年入侵西藏，并于1904年与西藏签署条约 ，使西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9]在清朝于1912年灭亡和驻拉萨的川军被噶厦派出藏军击败而于1912年底退出西藏后，卫藏地区便仍旧由西藏噶厦实际管治[20][21]。而剩余的藏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安多、康区等地）则仍由中华民国或地方土司统治。[22][21]

1913年，召开了所谓中、英、藏三方西姆拉会议，英方企图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遭中方代表驳斥。1914年，英、藏代表签署《西姆拉条约》，将麦克马洪线作为英属印度（包括今印度、缅甸）和西藏的分界线。该条约未获中方承认和批准，西藏方面最终也未批准该条约。[23]

1914年，中华民国划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区在内）为川边特别区，受四川省节制。[21]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军先后数次向驻在康区的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占领了原由川军控制的大部分康区，甚至控制了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1931年，藏军又进攻青海玉树地区，遭中华民国青海军队击败，中华民国川军也趁机在康区发动反击，藏军不得不退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同意以金沙江为界停战，等候中央和西藏当局谈判解决。[23]此后，金沙江成为西藏噶厦实际控制区与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区的界线，但双方均未承认金沙江为法定边界，西藏噶厦希望控制全部康区，而中华民国政府则认为康区均不应属于西藏噶厦管辖。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表明不仅要解放中国，还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强调民族自治与自由联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国。随后，中国共产党多次的表达愿意协助西藏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并希望双方在分裂主义上做密切合，但遭到西藏人的回绝[24][25][26]。班禅额尔德尼一直是后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1923年，由于扎什伦布寺方面反对噶厦增派差税，噶厦同扎什伦布寺方面发生冲突，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被迫自西藏出逃，经青海和甘肃到达北京。后藏地区被噶厦接管。[23]

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次年该委员会迁至康定。当时，该委员会名义上管辖康定地区的20个县，以及已经被西藏噶厦占领的13个县。1938年3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并在9月1日将原属四川省的宁（今西昌地区）、雅（今雅安地区，除名山县以外）两属14县2设治局划归西康建省委员会管辖。随即将西康建省委员会撤销，改组为西康省政府，成立西康省，实行四川、西康分治。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康定，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西康省政府实际仅能管辖金沙江以东的康区。[21]西藏噶厦则向金沙江以西的康区派出昌都总管等官员管辖。[27]

1913年至1933年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在西藏进行军队扩张及现代化改革，但因西藏的贵族和僧侣反对而终告失败。[28][29] 西藏噶厦也很少涉足外交事务，除了同印度、英国、美国等国的联系之外。[29] [30]而西藏也给予英国对其税收、外交等事务的控制权。[31]

西藏噶厦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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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借口占领西藏，西藏噶厦驱逐了中华民国政府驻拉萨的代表处，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史称“驱汉事件”。[32]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西藏向美国、英国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信，表示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入行动作出毫无保留的抵抗。[33]

为了预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重开其军事现代化计划[34] [35][36]，但为时已晚，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便建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37] 虽然印度提供了少量军备及军事训练[38]，但成效仍然不大。相对藏军而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其训练素质、领导才能、装备、经验等都比藏军高。[39][40][41]

1950年昌都战役结束前， 时年15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实权为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拥有。[42] [43] [31]

班禅额尔德尼方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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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了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但因噶厦方面反对，直到1949年6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才“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举行了坐床典礼。但噶厦一直不承认其地位，声称其“是一个候补灵童”。噶厦方面自己认定了一位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令其住在拉萨，并宣布其经过了“西藏独立国”的批准，为合法的班禅额尔德尼。[4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青海省省会西宁后，正在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于8月26日派人赴西宁探听消息。9月10日，两名派赴西宁的喇嘛回到香日德，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及寺庙的政策，并且携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以及若干文件。9月11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宣布：“现在代表祖国的是共产党，我们应该投靠共产党。”9月12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派计晋美赴西宁表示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表达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希望返回西藏的愿望。随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率属下回到西宁，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的欢迎。这也是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首次同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44]

此后，署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日）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贺电于9月30日发出。班禅额尔德尼盼望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的复电，不只是礼节性的，而是包含着新中国人民政府承认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禅这样一层重大的政治意义。”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认为该复电“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我作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合法地位”，所以十分高兴。1950年1月，噶厦预备派出“亲善团”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寻求各国支持“西藏独立”，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乃于1月31日再次致电毛泽东、朱德，谴责噶厦这一行为“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并且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宣布“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44]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进攻昌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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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皆宣称西藏为其领土的一部分[41] ，但毛泽东于1931年主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表示：“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45]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让西藏继续其改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亦有意统一西藏[46][47]。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一次有关和平统一西藏、台湾、海南岛和澎湖的会议。[48][49] [50] 但基于西藏不愿意被统一，因此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西部康区（当时也是西康省，但该省实际只能控制金沙江以东区域，即康区东部）之间的金沙江东岸进行准备，随时进攻西藏噶厦实际控制下的西部康区。[50]

中国政府与西藏噶厦的谈判及昌都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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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传统地区划分，红色部分为西藏噶厦控制部分，绿色部分则为康区。
主条目：昌都战役

西藏噶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不同，西藏噶厦决意保持独立状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却希望统一西藏。因此，西藏噶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要求全部拒绝。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50年10月7日命令解放军进攻康区西部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当时属西康省，但实际处在西藏噶厦的控制下）的城关镇[51]，昌都战役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此次战役中歼灭了藏军的主力部队，迫使西藏噶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合作。[52]

战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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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左）与阿沛·阿旺晋美（右）在庆祝协议签订的宴会上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0年11月8日，昌都战役结束，藏军惨败。西藏噶厦内的改革派力量支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摄政达扎·阿旺松绕被迫辞职，后来于1951年逝世。[53]

解放军将昌都战役中投降的噶厦派出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释放回拉萨，以要求西藏噶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中央人民政府也答应会保持西藏现状。[54]

最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双方确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意“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西藏的涉外事宜，并恢复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固有地位，协议还同意中央对西藏的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均不变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实行改革，但中央不加强迫[55][56]。随后，达赖喇嘛决定暂不离开西藏，并于1951年10月正式同意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7] [58]

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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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26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
主条目：1959年藏区骚乱

中共统治西藏后，西藏噶厦在起初的几年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平共存，而且除了昌都城关镇一带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外，其余的土地仍在西藏噶厦管辖之下[59]。1950年昌都战役后，原西康省西部暨康区金沙江以西区域（原由西藏噶厦实际控制）作为昌都地区设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昌都地区从此被划在西康省之外。[27]此外，1952年4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来到拉萨，此后经西藏噶厦同班禅堪布会议厅谈判，双方就如何恢复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达成协议。此后，班禅额尔德尼于6月9日离开拉萨，6月23日回到了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60]。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给予西藏噶厦高度自治，并且能维持原本的社会体制，惟需不得违抗中共的命令[61]。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原西康省暨康区金沙江以东区域划归四川省。[62]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开始筹备设立，西藏噶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均改归其领导，此后西藏噶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仍然均在运转，昌都地区也改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控制，从而正式归属西藏。[27]

因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区（即安多、康区等地）既不是西藏噶厦的传统统治范围，同时也不包括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均未受到协议中西藏改革需噶厦自动进行这一条款的影响，由于中共当局推行的措施过于急进，造成这些地区的藏族民众同中共当局的严重对立，这些藏区发生了许多骚乱，并形成了大规模武装冲突。1955年12月，四川省凉山地区共党入乡即将展开时，当地爆发了部分彝族和藏族人抗拒的大规模武装骚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属于金沙江以东的东部康区）内大部分地区卷入骚乱，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激战。此后，四省藏区纷纷发生骚乱[63][64][65]。后来，当战火于1959年蔓延到西藏拉萨时，达赖喇嘛自西藏逃往印度。其后，噶厦方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均认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再有效，中央人民政府亦解散了西藏噶厦（西藏地方政府）[11]。事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管了西藏噶厦原来的政务，而噶厦大部分官员流亡印度，并在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也开始实行民主改革。[66]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1年7月18日奠基，是为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67]

批评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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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西藏喇嘛与台湾人在台北为争自由西藏而祈祷
 
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长拜访台湾立法院

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于2008年藏区冲突发生之际表示“西藏与中国虽然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协议随时可能变成废纸，”“仍无法避免1959年的血腥镇压，1989年也再度爆发血腥镇压，当时下令镇压的就是当时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胡锦涛，19年后，胡锦涛成为国家主席，仍再度发生这件令人遗憾的事件。”[68]

曾任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暨秘书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顾问、中华民国驻美国副代表、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驻俄罗斯代表等职的陈荣杰表示“1951年，西藏在炮火下，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其后，中共动辄镇压，所谓和平协议不如废纸一张。国共打打谈谈，和谈只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69]

台湾的民主进步党在质疑总统马英九所提依“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先经公民投票同意）、国会监督”等前提条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和平协议时举西藏与北京签署和平协议的历史案例表示，西藏与中国和谈失败的经验在国际上是研究中国外交谈判的重要案例，中国不是可以轻易信赖的谈判对象，和平协议若缺乏第三者的监督与保证，对台湾根本没有保障。台湾的图博之友会强调，当年西藏同北京签署协议时是用政府名义签的。台湾团结联盟党主席黄昆辉则警告：中国在签完此协议之后就大举进军（派共军占领）西藏，殷鉴不远。[70][71][7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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