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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林高志/沙盒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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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故宫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英语）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机构
基本信息
所属部门行政院[1]
员额510人（2019年）[2]
授权法源《行政院组织法》[1]
《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3]
主要官员
院长吴密察[5]
副院长黄永泰（政务）、(暂缺)（常务）[5]
主任秘书卓琇琴[6]
任命者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4]
任期特任、简任[a]
组织编制
内部单位7处[b]、5室[c]
成立沿革
成立日期1925年10月10日（京兆地方）[8]
1965年11月12日（台北开幕）[9]
林高志/沙盒21在台湾的位置
林高志/沙盒21
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建筑和位置图
地址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7]
坐标25°06′07″N 121°32′55″E / 25.10191°N 121.54872°E / 25.10191; 121.54872
规模698,649件册[10]
参观人数4,263,697人次（2018年）[d]
公共交通 淡水信义线士林站（1号出口）转红30、255、300、304、815、小18、小19、市民小巴1公车
 淡水信义线台北101/世贸站（4号出口）转KKday Express直达专车
文湖线剑南路站（1号出口）转棕20公车
文湖线大直站（3号出口）转棕13公车
台北市双层观光巴士（蓝线） [e][11]
林高志/沙盒21在台湾的位置
林高志/沙盒21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建筑和位置图
地址台湾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7]
坐标23°28′22″N 120°17′34″E / 23.472778°N 120.292778°E / 23.472778; 120.292778
公共交通高铁嘉义站（2号出口）转105、106、166、168、7235、黄9、33[f]、7211、7212公车[g]
台铁嘉义火车站（前站）转7303、7320、7326[h]、7226公车[i]
网站south.npm.gov.tw

国立故宫博物院，简称故宫（博物院），俗称台湾故宫（博物院）[j]或台北故宫（博物院）[k]，别名中山博物院[l]，为中华民国最具规模的博物馆以及台湾八景之一[16]，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机构。[15][17][18][19]馆舍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和台湾省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7]，一年可接待超过614万人次参访旅客，曾位列2015年全球参观人数第六多的艺术博物馆。[d]

国立故宫博物院是隶属于行政院的中央二级机关，故宫院长为特任官，视同部会首长。[1][4]它的前身是成立于京兆地方（今北京）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20]，1925年10月10日在紫禁城内廷另外组织了故宫博物院[8][21]，后来因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辗转迁移至南京和四川等地，古物陈列所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裁撤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m]。随后第二次国共内战冲突导致时局再陷动荡，包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内的6个机构于是在1948年11月10日决定迁往台湾，几经改组易名，最终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为国立故宫博物院，1965年11月12日在台北现址复院开幕。[22][23]此后，博物馆历经多次馆舍扩建和修缮，并致力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加值应用的虚拟博物馆，位于嘉义的南部院区也在2015年12月28日启用。[24]

国立故宫博物院物典藏近70万件册的艺术品和文物[10]，大部分是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另有部分是编列预算购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文物，以及透过各界捐赠和征集而来。藏品时间跨度涵盖新石器时代至今长达8,000年[25]，各类藏品分别交由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和南院处等4个策展部门管理，当中以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古代早期的名家书画、善本古籍和官窑瓷器等搜藏最具影响力。[18][26][27][28][29]展厅内是按照文物类别以编年方式系统性地陈设4,000余件展品，器物类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轮换一次，书画和图书文献类展件为每3个月定期更换[n]。[31][32]

历史 编辑

京兆成立 编辑

国民政府后来在10月5日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新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文献馆，故宫博物院改直隶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制改为院长制，理事会成为院内议会和监督机关；10月8日又任命37名理事，并推李煜瀛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易培基、张继和李宗侗为常务委员；此举形同间接否决了经亨颐的前两项议案。[33]

避战流离 编辑

南京筹备 编辑

 
崔白透过敏锐观察，捕捉到两只山喜鹊向闯入领域的野兔鸣叫示威和对峙瞬间的〈双喜图〉。[34]

之后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敌机对南京频繁轰炸，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程被迫在8月底停工。[20][35]

 
昔日唐玄宗为躲安史之乱，曾循栈道走避蜀地，一如〈明皇幸蜀图〉所描绘的情节。[36]
 
途经川陕公路须改换汽车运输；每辆车只能载20余箱文物。由于路基冲毁、桥梁折断，西迁北路尤为艰辛。[37]

西迁四川 编辑

淞沪会战爆发次日，迁运南京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先后分南、中、北3路西迁[o]。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为此也在9月25日成立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受委员会统筹相关事宜。[38][p]西迁文物则是在1946年1月陆续启运至重庆，隔年3月6日全数运达；1947年6月19日再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9日全部运抵。隔年3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古物陈列所的商周铜器、汉朝文物、历朝帝王像和边疆民族标本等在内的古物，随后邀请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历朝名画和名窑珍瓷共同于5月29日在甫落成的馆舍举行为期10天的两院联合展览会[q]。[41]

播迁台中 编辑

 
马远描绘文士带着携琴僮仆外出春游，衣袖无意间触动了野花并惊吓到柳枝上啼莺的〈山径春行图〉。[43]
 
 
 
由上而下依序为北沟文物陈列室外观；每次公开展示200余件文物的内部展厅；[42]联管处员工于陈列室附近的U字形防空坑道落成启用时合影。

淮海战役爆发后。[44]

[45]1956年5月，。之后受亨利·鲁斯邀请到华府、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5个城市举办“中国古艺术品展览”[r]，[42][47]间接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评价，接着在1963年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合作成立中国相片档案中心，为两院的书画和器物进行照片与幻灯片拍摄，作为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古代中国艺术史有系统研究的基础。[17][46]隔年又赴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48]

台北复院 编辑

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海外展览列表
 
沈周为祝贺老师陈宽70岁生日绘制献上的〈庐山高图〉。[49]

1959年12月7日常务理事会提议于台北兴建现代化博物馆，由两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王云五经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同意拨款新台币6,200万元兴建[s]，又选定于11月12日孙文百岁冥诞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流域现址开幕[l]，蒋中正总统为此题署了“中山博物院”门额，厅内并设置孙文铜像作为纪念。[9][22]，

将相关成果载于《故宫季刊》、《故宫文献季刊》和《故宫学术季刊》[t]等出版品内，树立往后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模式和策展型态；还引入亚洲基金会的财力，推动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所在1971年6月增设中国艺术史组（今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并挹注师资教授和允许研究人员对它的院藏进行提件研究与学术交流等[52]；后又成立科学保存技术室，让博物馆可以透过先进的仪器技术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维护古物或复原古代技艺，使古物的寿命延长[53]；对于冷战时期的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和整合的主导作用。[7][17][46][54]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期间也和国史馆共同就关外本《清史稿》进行审订编校，完成《清史稿校注》。[55]

杜正胜在2000年5月20日继秦孝仪接掌之后纳入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国际艺术及流行音乐中心政策一环[56]。苏贞昌内阁于2007年1月17日提出将《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1条的搜藏“中国古代”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遭到立法院否决[57][58]。2008年1月16日行政院发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增设南院处。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修正计划于2010年10月22日核定[59]于2015年12月28日试营运，

从2001年的数位先导计划开始，国立故宫博物院陆续参与了国家科学委员会（今中华民国科技部）多项专题研究计划以及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让教育资源可以透过多媒体数字艺术呈现和文化创意产业应用等方式，突破实体展览场域限制而更贴近大众。同时也将1975年起专门负责出版品发行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销售业务的故宫文物图录印制作业基金纳入文物搜购业务，并更名为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2004年起用“Old is New时尚故宫”概念行销典藏，推出《国宝总动员》、《经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和《透视内幕：国立故宫博物院》等多部3D动画片、电影和纪录片，教育推广之余也借此重塑新的形象。[60][61][62]继又参考美国博物馆协会和巴黎大皇宫博物馆联会等机构在各种类型授权业务的经营模式，于2006年援用文化资产保存法第69条制定收费标准[u]，[64]带动整体营收增长，包括权利金、衍生性商品贩售、餐饮业务和各界捐款等在内的2014年度岁入为新台币2,555,263,950元，门票收入约占21.57%；岁出为新台币3,730,637,647元，南部院区筹建款约占43.75%。[v]

国立故宫博物院从2007年7月起，搭配故宫周末夜表演活动于夜间开放参观，[25]后来整体开放时间随着参观人数逐年攀升而拉长，[68]2016年计有6,142,892人次造访为历年新高[d]。除了提供专人导览解说、弱势社群的视障和手语导览、针对儿童的标准汉语及英语语音导览，一般民众有标准汉语、闽南语、客语、日语、韩语、英语、粤语、西班牙语、法语等语言的语音导览、以及配合各项展览所建置的“带着故宫走”和“故宫常设展”等多款APP服务可供选择[81][68]。历来举办的“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明四大家特展——唐寅”和“藏锋——陈澄波百二诞辰东亚巡回大展”等多项专题特展均名列当年度全球最受欢迎艺术展览[71][72][73][82]。也于1970年代挑选文物赴日本和韩国参展[w]，华府国家艺廊率先在1991年以《豁免司法扣押法》[x]保证借展文物于当地展出期间不受司法扣押或追诉影响来提出邀约[y]，后续的美国[z]、法国[aa]、德国[ab]、奥地利[ac]、日本[ad]和澳大利亚[ae]等国家主要博物馆也在取得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保障后，进而展开双方的合作计划。[af][84][92][93]

建筑 编辑

国立故宫博物院依据2008年3月7日行政院核定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处务规程》，以“一个组织、一套制度、全宗典藏、分处管理、文物不分散”规章营运位阶平衡的北部院区和南部院区。[7]

北部院区 编辑

 
 
 
 
由上而下依序为正馆（第一展览区）1965年的样貌；天下为公牌楼；正馆；第一行政大楼和由孙超所铸的铜狮[94]。

国立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现址的北部院区，占地212,000余平方米。[95][96]正馆建筑设计起初由共同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两院迁建小组召集人王世杰[97]在1961年邀请王大闳、吴文喜、杨卓成等5名建筑师以不公开竞图方式产生，后来王大闳结合密斯·凡德罗简约风格理念与双曲面倒伞状结构屋顶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胜出；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对此结果不甚满意，评审之一的陈其宽转而委托黄宝瑜重新设计并执行此案。[15][98][99]1962年6月18日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黄色正脊和绿色琉璃瓦盝顶式明堂建筑，配上米黄色石英质无釉面砖外墙，主体在1965年8月落成，同年11月12日启用。[100]两翼建筑和护龙大致沿用相同立面形式，分别在1967年8月和1970年3月完工，使正馆整体格局呈中轴对称的凹字形配置，钢筋水泥壁的山洞库房为1974年所建。[32][53]接着在2007年2月8日完成参观动线改善和建物耐震补强工程[25][ag]，使正馆面积增为24,124平方米[ah]。

第一行政大楼面积12,496平方米，在1984年3月启用后，除了瓷器品项仍贮于山洞库房外，其余藏品陆续都移置行政大楼地下室自动化的库房内，[53][82]正馆展厅也全面建立起防火、防震、防盗和恒温、恒湿等管控措施。1996年4月启用开放的图书文献大楼面积13,814平方米，大宗善本古籍和档案文献改贮藏于此。其中一楼1,220平方米的场域规划为第二展览区[104]，用于举办各项特别展览；二楼至四楼的图书文献馆则采取开架陈列方式，供各界提阅古籍和文献的副本，以及阅览参考有关中国艺术文化、文物维护和博物馆学等类别的中、外文图书与学术期刊等。[105][106]

南部院区 编辑

 
 
远眺墨韵楼和飞白馆，以及至美桥。

2010年10月22日修正计划核定并结合民间企业资源，分期建设院区。[59]

首期约200,000平方米的博物馆区相关工程，[59]包括软件建置计划在内的整体工程预算约新台币79.33亿元，博物馆主体建筑核定兴建面积59,958平方米，首期开发面积为38,413.07平方米[107]。由姚仁喜领军设计监造的博物馆主体建筑工程和长度141.74米的至美桥先后在2013年2月和11月动工，2015年12月28日启用试营运[7][108]。他的设计理念是由象征水墨画浓墨和飞白笔法的博物馆主体建筑，以及衔接迎宾大道、至美桥延伸到中庭的流线形渲染笔法所构成。墨韵楼设有展厅和典藏库房；采用钢结构和混凝土建材，弧形外墙装饰著马赛克磁砖和35,861个5种尺寸的铸铝圆盘，罗列成似青铜器上的龙纹和云纹，赋与建筑如同青铜器般厚重沉稳意象。飞白馆设有售票、接待大厅、儿童创意中心、图书馆、礼品供应中心、餐饮部和多功能演讲厅等空间；通体采用钢结构和由玻璃帷幕曲墙包覆，别于墨韵楼仅用98个小圆窗引进自然光到参观走道，与墨韵楼一虚一实的交错，意谓著亚洲文明的交织融合。[7][108]

历任首长 编辑

名单来自国立故宫博物院网站[5]。

博物院首长 编辑

指导会首长 编辑

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 编辑

藏品 编辑

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和故宫三宝

皇家旧藏奠定国立故宫博物院搜藏的基础，包括庋藏于原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597,556件册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11,865件册文物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21,602件册文物，另有日本战后归还的1,275件文物和司法行政部（今中华民国法务部）移交的73件日伪司法机关印章，[26]以及按《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和《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规定，经由该院研究人员和外聘委员循预审、初审与复审三级审查制度接受捐赠及搜购的66,278件册文物等[10][29][109]。管理委员会自1989年起邀集45名学者和专家组成委员小组，对该院所藏文物做全面的详载登录尺寸、重量和状况，并附编号标签，拍照建档以利日后辨识，至1991年5月完成《民国79年度清点清册》。第三次全面盘点邀请72名学者和专家结合数字化建档于2012年4月27日完成[ai]。[26]各类藏品截至2019年4月30日为止，有书画13,684件册[aj]、铜器6,227件、陶瓷器25,560件、玉器13,478件、漆器768件、珐琅器2,520件、缂绣308件、织品1,571件、雕刻663件、文具2,379件、钱币6,953件、杂项12,480件、善本书籍216,507件册、清宫档案文献395,259件册和其他文献292件册等，总计698,649件册珍藏。[10]

绘画 编辑

 
 
 
由左而右依序为范宽〈谿山行旅图〉，约1000年；郭熙〈早春图〉，1072年；[30]李唐〈万壑松风图〉，1124年。[36]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9世纪中期以降持续至当代的绘画作品，形式上多为可悬于厅堂的水墨画挂轴。各种类型题材的水墨画作以画家模拟物象再现真理，走向内心自我投射的10世纪晚期至14世纪山水画对东方人文思想尤具启发，也是风景画发展过程中重要里程的见证。[36][110]像是范宽在中轴鼎立的山势下缀有商旅和建筑等点景，传达万物生息不灭，人如同浩瀚宇宙间短暂过客哲理的〈谿山行旅图〉；郭熙呈现冬、春交替之际，大地瑞雪消融和水汽烟岚的复苏景象，同时以稳定构图寓意君臣伦理尊卑秩序的〈早春图〉；[30]李唐融合主峰鼎立与近景松林溪涧，展现大自然顽强生命力和诗意追求的〈万壑松风图〉；[36]马远描绘文士带着携琴僮仆外出春游，衣袖无意间触动了野花并惊吓到柳枝上啼莺的〈山径春行图〉；[43]夏珪在熟纸长卷上用渴墨绘形廓和肌理，随即以湿笔擦染，表现江南景色淋漓壮阔的〈溪山清远图〉；武元直描写苏轼偕同两位友人及船夫于赤壁夹岸江面泛舟夜游，缅怀古代英雄和战争场景的〈赤壁图〉；赵孟𫖯为弥补好友周密未曾造访祖籍齐州的遗憾，创作并致赠的文人画样式青绿山水〈鹊华秋色图〉；黄公望用修道余暇随兴添墨、补笔，花了3年多描写富春江一带景致和生活写照，后来却历经火殉劫难归来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30]吴镇仰赖占卜命理维生，透过作画来暗喻自己无所营求和渔隐向往的〈渔父图〉；[111]倪瓒一河两岸式构图，以荒瘠土坡和疏落枝叶反映自身节操清高的〈容膝斋图〉；[112]沈周为祝贺老师陈宽70岁生日绘制献上的〈庐山高图〉，以及描述自身在深山寒夜醒来，挑灯夜读沉思的〈夜坐图〉；文徵明表达欣赏倪瓒高尚人格特质所作的〈江南春图〉，以及强化二度空间构图，让飞泉在满布松柏的画面中数折而下的〈古木寒泉图〉；[113]唐寅借由高士聆听松泉山籁，表明自己寄兴于山水、与世无争的〈山路松声图〉。[36]

文同运用飞白笔法和浓淡墨色描写悬崖边垂枝的文人墨竹画〈墨竹图〉；[36]宋徽宗赵佶以粗笔绘汀渚水鸟于粉笺纸上，粉笺经过长时间剥落后呈现出花鸟画朴拙趣味的〈池塘秋晚图〉；马远营造寒雪冷清意境，迫使白鹭鸶群蜷缩在岸滩和崖边的〈雪滩双鹭图〉；崔白透过敏锐观察，捕捉到两只山喜鹊向闯入领域的野兔鸣叫示威和对峙瞬间的〈双喜图〉；[34]刘贯道记录元世祖忽必烈偕同彻伯尔皇后和侍从一行人在沙漠中驰骋狩猎情景的〈元世祖出猎图〉；[36]影响室町时期禅宗画深远的梁楷，他用减笔写意绘成的〈泼墨仙人图〉；[43]赵干呈现冬雪初降之际，渔家不畏天寒在江上捕鱼作活，岸上行旅因禁不起冷冽疾风而露出行进困难样貌的〈江行初雪图〉；[36]集陈枚、孙祜、金昆、戴洪和程志道等人的各家专长，融合历朝版本并增添明清时期风俗题材及单点透视原理而成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114]；仇英描述百余名妃嫔、宫女和宦官们于春天清晨在宫苑活动情景，以及毛延寿为王昭君画肖像故事背景的仕女画〈汉宫春晓图〉；晚唐画家呈现当时宫廷女乐师们围坐在方桌前演奏乐器、饮酒品茗和休憩情形的〈宫乐图〉；[36]刘松年工笔重彩印度高僧倚着石榴树专注于思考，而一旁僧侣想用衣钵承接长臂猿所摘石榴一幕的〈罗汉〉；[34]张胜温笔下大理国宣宗段智兴率领文、武官员礼佛，以及绘有十六国王和数百名佛教人物的〈画梵像〉。[34][36]此外，由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历朝宫廷画家奉命绘制的159幅帝王和59幅皇后肖像画[ak]，以及202幅先圣名臣人物画像[al]，形象生动传神之外，也是研究《宋史》、《元史》和《明史》所载皇室衣冠妆饰和奉安祭祀礼制等方面的参考依据。[am]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1347年至1350年。[30]
 
赵孟𫖯〈鹊华秋色图〉，1295年。[30]
 
颜真卿〈祭侄文稿〉，758年。[116]

书法 编辑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7世纪以降持续至当代的书法、法帖和拓片，这之中的古代作品在汉字文化圈是书写记事和彰显书法家与知识分子学养品德的具体象征，其中有不少为书法学习者所取法，对于历来书风发展的轨迹和鉴别搜藏的品味都能有一个脉络可循。像是现代人便可透过唐朝人用双钩廓填法复制的〈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 、〈远宦帖〉和临摹的〈快雪时晴帖〉等信札，以及传为欧阳询据王羲之真迹临摹上石的原石北宋拓〈定武兰亭真本〉[117]，来探究王羲之于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可能风貌；孙过庭以章草骈文辞藻形式总结学习前人书法心得，并归纳分析学习书法理论和方法所作的〈书谱〉；朱巨川被朝廷授与担任大理评事兼豪州锺离县令官职的任职令〈朱巨川告身〉；怀素记述生平，以及摘录部分当时公众人物赠与诗文评价他狂草造诣的〈自叙帖〉；颜真卿在祭文草稿记录了侄儿颜季明奋勇抵抗安史之乱叛军却惨遭壮烈牺牲的行草书〈祭侄文稿〉，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书写时悲恸和愤慨的情绪起伏，[116][118]以及在得知朝廷平定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党羽并派刘清潭慰劳瀛州的消息后，用宽慰激动心情于蓝笺纸写下的行草书〈刘中使帖〉。[117]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的第三年，有感于仕途不得志和生活穷愁困顿而抒发的行书〈黄州寒食诗帖〉； 黄庭坚歌咏景物并怀念与苏轼等人深厚情谊而写下的行楷书〈松风阁诗帖〉，以及用行书抄录改写寒山数则关于人生无常哲理的偈语禅诗〈寒山子庞居士诗帖〉；米芾接受林希邀请到太湖附近的苕溪游览胜景，在蜀素绢上创作数首记游和送行诗作的行书〈蜀素帖〉；[116][118]蔡襄请托人按照本帖澄心堂纸或另附张样制作百幅类似品质纸张所写的〈澄心堂纸帖〉[119]；宋徽宗赵佶形容满园繁花美不胜收，让人愿意化身为舞蝶随晚风迷失在花径中的瘦金书〈诗帖〉；宋高宗赵构赋与岳飞边关军务全权而写下的〈赐岳飞手敕〉[120]；吴琚行书出自蔡襄〈访陈处士〉诗文中，描述他在春暖时节前去友人住处拜访，感受到鸟语花香居家环境的〈七言绝句〉立轴；[116]赵孟𫖯在趵突泉游历归来，特别致赠好友周密的楷书〈趵突泉诗〉，以及他将书法运笔时的提顿起伏变化融入绘画、册页起首绘有苏轼白描画的行书〈赤壁二赋〉[49]；鲜于枢为记录珍藏了一面稀有透光镜而以行楷书写下的〈透光古镜歌〉；[118]祝允明自认媲美张芝狂草境界的〈杂书诗帖〉[49]；文徵明追求王羲之如同冰一般清秀高洁笔法所写的小楷书〈醉翁亭记〉。[118]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1082年。[116]

铜器 编辑

 
 
 
由左而右依序为〈宗周钟〉，前9世纪中期；〈散氏盘〉，前9世纪中期；〈毛公鼎〉，前9世纪晚期。[27]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1,900余件在青铜时代被视为王权合法性依据和阶级身份象征的宗庙彝器，这些前16世纪至前3世纪中期的先秦铭文青铜器多半是已经过除锈上蜡处理的熟坑青铜器，为金石学家探究上古史的第一手资料和书法家研习大篆的文本。[27][29][121]像是〈宗周钟〉钟面所铸123字[an]大篆书法叙明周厉王因为亲征获使南方和东方26国臣服而下令铸造此甬钟，并以祭天追孝方式祈求福祐子孙，是件钟面饰有夔龙纹和36枚乳突，鼓部中央和侧边可以敲出两个不同频率音响的双音钟；〈散氏盘〉腹内357字[ao]约剂条文记载着夨国用赔偿田地来作为侵略散国的代价，以及转让田地时履勘的经过，是了解西周土地契约制度的实物文献，它横扁体势且奔放风格的大篆书法实际上已开启了草篆书风的先河；〈毛公鼎〉腹内的500字[ap]册命书即显示周宣王初即位时中兴的企图心，因此授与天子之下一人的管理职权和丰厚的赏赐给他的叔父毛公，还诰诫叔父和他的族人要忠心辅佐并肩负起保卫宗室的责任，散文内容无一不是传达出周天子对叔父的深切期许；〈颂壶〉在盖和器沿口有一组152字[aq]相同字样的大篆，记录颂接受册命的典礼流程，包括颂在周王即位后进入宗庙中庭并出示命书，接着史官宣读由颂掌管周室仓库和所受赏赐，颂在接过命书佩带出庙后，再返回献纳觐见用的玉璋等细节，文末不忘提及慎终追远的观念。[27]

商朝的青铜器在形制和纹饰变化上更具巧思，像是器身布满夔龙纹和鸟鱼纹，腹内有龙纹浮面居中的大型水器〈蟠龙纹盘〉；[122]该院所藏17件铸有亚丑族徽的青铜器，其中9件为方形器，特征在合范处都有突出的双钩棱脊装饰，且配合器形外观改以方形雷纹衬底，像是殷商晚期方形酒器〈亚丑方觚〉；器身各处饰有雷纹、夔纹、鸟纹和饕餮纹的〈亚丑方簋〉，双耳是以兽首衔鸟附垂珥做为装饰；大口折肩〈亚丑方尊〉，活动式的8个兽首是利用榫卯结构独立铸造；[123]腹底有“作宝簋”铭文的〈双龙纹簋〉，各异的双龙首盖、菱格纹器身和夔纹圈足，加上双半环耳附垂珥，罕见于商、周两朝簋器；[124]新莽刘歆在9年（始建国元年）派人遵循《周礼·考工记》所载制作的10进位制度量衡〈嘉量〉，216字铭文说明全器斛、斗、升、合、龠等5个量体的尺寸和容积计算方法，据此可以考订宫声的音律并得知所采用的圆周率为3.1566。此外，还有购藏和受赠自彭楷栋旧藏的438件亚洲各地金铜佛像[ar]，像是著袒右肩式僧衣结跏趺坐于仰覆莲瓣的须弥座上，左、右手分别握衣角和施无畏印，下层台座的前、后及两侧分别有2只回首立雕狮子、55字题记与供养人浮雕，另铸的背光正面内、外圈分别雕有7尊佛像及Ｕ形火焰纹，背面有佛诞生、初转法轮和《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等场景的477年（北魏太和元年）青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123]

陶瓷器 编辑

 
 
由左而右依序为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和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约1086年至约1106年。[126]

相较于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立枭罐〉和龙山文化的〈黑陶高足杯〉各自展现初民对窑烧技术的掌握和功能需求上的差异，[127]陪葬品形式存在于古代丧葬文化中的西汉〈黑陶茧式壶〉和唐朝〈灰陶加彩仕女俑〉等陶器，以及邢窑〈白釉玉璧足茶碗〉、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青瓷洗〉、翡色釉里带有透明质感的高丽〈青瓷花形钵〉和江户时期描绘仙人乘锦鲤在海上遨游的伊万里金襕手样式有田窑〈五彩琴高仙人碗〉[128]等瓷器典藏，宋朝五大名窑瓷器、明朝官窑瓷器、盛清画珐琅和洋彩瓷器等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供皇家御用的官窑瓷器是该院藏瓷特点。像是该院所藏21件以玛瑙入釉[18]、满釉支钉烧的北宋汝窑瓷器中，简约造型里带有如雨过天青般釉色的温酒具〈青瓷莲花式温碗〉，以及釉面没有开片纹路的〈青瓷无纹水仙盆〉；织锦缎背心有刻划缠枝牡丹纹饰和印花的〈白瓷婴儿枕〉等近800件定窑瓷器搜藏[129]；外形取自青铜器，颈腹饰有两道凸起弦纹和一对管状贯耳的南宋官窑〈青瓷贯耳壶〉；颈部饰有一对凤凰附耳的粉青釉龙泉窑〈青瓷凤耳瓶〉；全器施米色青釉的哥窑〈米色高足碗〉；葡萄紫泛蓝釉彩窑变的〈钧窑丁香紫尊〉等100余件钧窑瓷器藏品[130]；钴蓝釉面金银描绘痕迹显示受到伊斯兰艺术影响的元朝景德镇窑〈霁青单把杯〉和〈霁青盘〉成套酒器。[131][132][133]

壶身用钴料彩绘转枝莲花和海涛纹的明成祖永乐〈青花瓷花卉纹扁壶〉，以及瓶腹绘有回首三爪蟠龙，瓶颈和口沿有枝莲等花卉纹饰的〈青花龙纹天球瓶〉；因壶口似僧伽帽得名的明宣宗宣德〈宝石红釉瓷僧帽壶〉，以及调味用壶〈祭红刻花莲瓣卤壶〉和〈霁青刻花莲瓣卤壶〉等；藏有传世90%以上数量的明宪宗成化瓷器[134]，像是结合釉下青花和釉上黄、绿、红三色，呈现两组子母鸡觅食于野地享天伦乐的〈斗彩鸡缸杯〉10件[as]，以及绘有象鼻夔龙舌吐莲花和如意云的〈斗彩瓷天字夔龙纹盖罐〉；罐身绘满麋鹿、花卉、桃实和云朵的明神宗万历〈五彩瓷百鹿尊〉；20件烧造于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坊的清圣祖康熙〈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卉方壶〉和〈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卉盖碗〉；集文人诗、书、画、印于一器的〈瓷胎画珐琅山水碗〉和一对〈瓷胎画珐琅柳燕图碗〉等186件清世宗雍正珐琅彩瓷[135]；所藏500余件清高宗乾隆珐琅彩系列瓷器，其中洋彩瓷器是在珐琅彩瓷基础上融合西方绘画技法的又一创新，像是〈瓷胎洋彩霁青描金游鱼转心瓶〉、〈瓷胎洋彩红地团花山水汤碗〉和〈瓷胎洋彩瑞芝洋花蝉纹尊〉等“乾清宫头等瓷器”，反映出清朝皇帝想吸取西方文化经验并超越的企图心。[131][133][136][137]

玉器 编辑

 
由左而右依序为〈肉形石〉，17世纪；〈翠玉白菜〉，19世纪。

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新石器时代以降玉器，多为伦理上的敬天法祖和玉殓葬习俗所使用，原因在于东亚初民相信玉石蕴含通灵能量，所以巫师便透过玉石制作的祭器施法来沟通人神。像是兴隆洼文化的〈玉耳饰玦〉和〈玉弯条形器〉[138]；红山文化以玄鸟衔天命繁衍氏族意象的〈玉勾云形佩〉和卷曲浑圆的〈玉猪龙〉；[139][140]龙山－齐家系外径38.7厘米至39.4厘米宽的〈玉璧〉；有47.2厘米高、17节68个神只和祖灵小眼面纹，体现良渚文化天圆地方宇宙观和崇敬信仰的〈玉琮〉；龙山文化双翼牛角抽象面纹和狰狞具象面纹一体两面的〈玉人面纹圭〉等象征史前权力的礼器。伴随人文主义兴起，玉器自前20世纪开始淡化通灵色彩，逐步形成以圭璧组配为玉礼制的核心，[139]像是夏朝发兵或调遣军队信物的〈牙璋〉[141]；商朝祭典中用来招降、依附神灵的〈龙冠凤纹玉饰〉；[139]由163件玉石串成的西周〈带璜组玉佩〉和缝缀著26片玉饰的丧葬面罩〈覆面玉石饰件〉；受到黄老道家思想潮流影响，汉朝贵族用来承接露水调玉屑服食以达到成仙目的，有a字形单柄的〈玉高足杯〉[142]；融合西域元素的〈玉龙纹角杯〉和营造具有动态张力、意在能够羽化登仙的带翼神兽〈玉辟邪〉等象征阶级身份的墓葬品。[133][139][140]

唐玄宗和宋真宗在帝国承平时期先后于725年（开元13年）和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举行封禅典礼，在社首山筑坛祭祀地只仪式中各自所使用的祝祷文隶书〈禅地祇玉册〉，以及附有52件饰有龙凤纹和卷云纹玉匮嵌片的楷书〈禅地祇玉册〉，都是能够补足《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和《宋会要》等史籍阙漏并刊正传讹的实物文献。[139][143]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趋于写实、多元样貌的玉器是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玉大宗，[29]像是辽朝或北宋皇室所属，双面雕有三趾龙和镂空卷草纹饰的〈玉镂空龙纹盘〉[139]；南宋仿三代玉壁双螭纹和如意云纹形制的〈螭纹璧〉；大雁在春天荷塘花丛窜走的元朝〈玉大雁带饰〉；传达鲤鱼在跃过龙门，瞬间幻化成鳌这个过程的明朝〈玉鳌鱼花插〉；[144]外观似荷叶形体、叶上有一双璃、一只螃蟹和黄甲登科吉祥话语的〈玉荷叶洗〉[139]；将玉髓巧雕、石皮加以染色，呈现出东坡肉入微的毛细孔和肥瘦肉相间质感的〈肉形石〉；清高宗在迎接70岁和80岁生日前夕，为了期勉自身励精图治而下令制作的碧玉〈古稀天子之宝〉玺和〈八征耄念之宝〉玺；利用翡翠颜色分布巧雕，以绿叶白梗象征清白，叶上各有一只螽斯和蝗虫寓意子孙绵延的清德宗瑾妃嫁妆〈翠玉白菜〉。[133][139][140]300余件来自南亚、中亚和西亚至东欧的15世纪至19世纪早期伊斯兰玉器搜藏，像是莫卧儿帝国沙加罕时期融合瓠瓜和莲花外形、欧洲莨苕叶纹装饰柄端和器缘的碧玉〈瓜瓣杯〉；运用高纯金镶嵌技法制作出规律对称花叶纹的〈嵌红绿宝石白玉盘〉和〈碧玉金丝盘〉，以及三角形铁质剑身后端有镀金黄铜饰片和H形玉制剑柄上镶嵌有宝石与金箔包覆铁丝线装饰的〈卡达短剑〉[128]；将每瓣花叶纹浅浮雕成圆形或椭圆形凹窝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国〈雕花盖罐〉。[139][145][146]还有汪精卫1941年6月访问大日本帝国时，献给昭和天皇的〈碧玉屏风〉、香淳皇后的一对〈翡翠雕花鸟瓶〉和贞明皇太后的一对〈白玉花鸟瓶〉。[147]

注释 编辑

  1. ^ 依《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3、4条规定，特任院长1名，简任14职等副院长2名（常务和政务各1名）、简任12职等主任秘书1名。[3]
  2. ^ 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南院处、登录保存处、文创行销处和教育展资处等7个业务部门。[7]
  3. ^ 秘书室、人事室、主计室、安全管理室和政风室等5个行政部门。[7]
  4. ^ 4.0 4.1 4.2 历年访问量排序依次为：6,142,892人次（2016年）[69]、5,427,784人次（2017年）[70]、5,402,325人次（2014年）[71]、5,301,860人次（2015年）[7][72]、4,500,678人次（2013年）[28][73]、4,360,815人次（2012年）[74]、4,263,697人次（2018年）[75]、3,849,577人次（2011年）[76]、3,671,628人次（1995年）[77]、3,441,248人次（2010年）[28]、3,235,169人次（1998年）[78]、3,024,092人次（1993年）[79]、3,000,718人次（1992年）[80]。
  5. ^ 该路线行经：台北车站、捷运西门站（西门町）、国宾大饭店、大同公司、台北市立美术馆、圆山大饭店、铭传大学（士林夜市）、士林官邸、国立故宫博物院。[11]
  6. ^ 以上路线在故宫南院南站下车。[12]
  7. ^ 以上路线在县政府站下车，再沿太子大道步行北往。[12]
  8. ^ 以上路线在故宫南院北站下车。[12]
  9. ^ 该路线未经嘉义火车站，同样是在故宫南院北站下车。[12]
  10. ^ 请参阅指向“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重新导向页面。[13][14]
  11. ^ 以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的故宫博物院（俗称北京故宫）。[15]
  12. ^ 12.0 12.1 严家淦于开幕致辞表示：“此一博物院定名为‘中山’，并在国父诞辰之日落成，尤具意义。国父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的道统为己任；博物院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现在博物院以‘中山’为名，来纪念国父，就是要把国父的思想发扬光大，达到天下为公的地步。”[9]
  13. ^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1965年改组为国立故宫博物院。[22]
  14. ^ 鉴于书画作品有机材质脆弱，为延长保存寿命，国立故宫博物院特别从搜藏的13,684件册书画作品中，拣选1368年以前在艺术史上有代表性的57件绘画和13件册书法，严格限制每回展出时间不能超过42天，且相隔至少3年才能再度展出。[10][30]
  15. ^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分水陆两路在1937年11月18日启运西迁。[20]
  16. ^ 1950年1月起，日本归还的105箱古物先后六批改运往台湾，由联管处接收代管。其中51箱237件古物在1956年移交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今国立历史博物馆[39]）。[40]
  17. ^ 此时国立中央博物院仍于筹备中，仅有第一期主体建筑大致完工，尚有两期工程持续进行。[41]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展厅工程同样进行中。[23]
  18. ^ 1961年6月1日至1962年6月15日在华府国家艺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现代美术馆和旧金山笛洋美术馆巡回展出。[46]
  19. ^ 其中新台币3,200万元来自美援赠款。[50]
  20. ^ 《故宫季刊》自1966年7月至1983年发行；《故宫文献季刊》自1969年12月至1973年9月发行；《故宫学术季刊》自1983年7月发行至今。[51]
  21. ^ 原名《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贵动产衍生品管理及收费规定》，后修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贵动产衍生（文化创意）产品管理及收费规定》。[63]
  22. ^ 岁入折合约85,317,661美元；岁出折合约124,562,192美元。[28][65][66][67]
  23. ^ 1970年3月15日至9月13日在大阪参加“万国博览会”。1973年在首尔参加“中国展览会”。[25][83]
  24. ^ 原名全称"Exemption from Judicial Seizure of Cultural Objects Imported for Temporary Exhibition"。[84]
  25. ^ 1991年10月12日至1992年1月12日在华府国家艺廊参加“1492年之际：探险时代的艺术”展。[85]
  26. ^ 1996年3月12日至1997年4月5日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现代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华府国家艺廊举行“中华瑰宝”展。[86]2016年6月17日至2017年1月22日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休士顿美术馆举行“帝王品味”展。[7]
  27. ^ 1998年10月20日至1999年1月25日在巴黎大皇宫举行“帝国的回忆”展。[87]
  28. ^ 2003年7月18日至2004年2月15日在柏林旧博物馆和波昂联邦艺术展览馆举行“天子之宝”展。[88]
  29. ^ 2008年2月26日至5月13日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举行“物华天宝”展。[89]
  30. ^ 2014年6月24日至11月30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九州国立博物馆举行“神品至宝”展。[24]
  31. ^ 2019年2月2日至5月5日在悉尼新南威尔士美术馆举行“天地人”展。[90]
  32. ^ 先后在2017年7月3日和8月21日，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大阪市立东洋陶磁博物馆缔结为姊妹馆。[91]
  33. ^ 同年，士林地检署侦办故宫改善工程弊案，共15名前后任院长和官员遭起诉，[101]后因罪证不足，高等法院在2011年11月二审宣判无罪。[102]
  34. ^ 其中展厅9,613.91平方米；非展览用的公共空间10,656.98平方米；行政空间3,852.69平方米。[103]
  35. ^ 此次盘点结果发现〈铜镀金内填珐琅琵琶式怀表〉、〈青玉八卦水丞〉、〈青玉刻花炉〉、〈仿古玉圆璧〉和〈三镶玉如意〉等5件清朝文物的附件受损或遗失。[26]
  36. ^ 包括绘画6,688件册、成扇1,880件、法书3,723件册、法帖495件册和拓片898件册。[10]
  37. ^ 包括明朝〈出警图〉和〈入跸图〉2卷，但不含明太祖御笔2册。
  38. ^ 计入清朝紫光阁功臣像〈玛瑺斫阵图〉和〈阿玉锡持矛荡寇图〉2卷。
  39. ^ 南薰殿传世肖像画以〈宋太祖像〉年代最早，此前人物画像均为宋朝或其后朝代画院画家所绘制。[115]
  40. ^ 铭文全文为123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3字。[27]
  41. ^ 铭文全文为357字，其中重文7字。[27]
  42. ^ 铭文全文为500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9字。[27]
  43. ^ 铭文全文为152字，其中重文2字。[27]
  44. ^ 1996年购藏32件铜鎏金佛像；2004年受赠358件铜鎏金佛像（不包括寄存在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日本重要文化财北魏铜鎏金佛像1件）；2006年受赠48件铜鎏金佛像（不包括石雕四面佛像1件）。[125]
  45. ^ 编号：故瓷005189N－005196N、017835N、017836N各1件。[133]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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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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